2022年8月24日，哈萨克斯坦国际突厥研究所和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哈蒙联合考古队新发现的突厥陵园及石碑遗存。
该遗址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哈沙特苏木的Nomgon地区，发掘面积49x41.5米，遗址平面呈东西椭圆形，外围有壕沟，上部原有夯土建筑。在该遗址西部发现有一个外方内圆的石制祭台、一个石人、两个石狮、两只石羊。建筑大门朝东，门外侧由51个杀人石（balbal，代表杀死的敌人）组成的石列，在其中5个杀人石上发现刻有山羊图案，这一般被认为是阿史那部落的族徽。
遗址还发现有瓦当和铺地砖，从而确定这是一处突厥陵园（突厥语Baryk），在陵园前面发现了一块圆首石碑的上半部分以及一个石制龟趺。石碑的碑额上线刻有狼首龙身的蜷曲图案，正反两面刻有突厥如尼文12列，旁边一侧则刻有粟特文字。目前释读出了部分词语，如 "Tengri（天）"、"Turk（突厥）"、"Kutlug（骨笃禄）"、"Tumen（伊利可汗）"，和时代相关的文字有“丑年九月”。通过释读碑文信，发掘者得出了初步的结论，该陵园是毗伽可汗（Bilge Khagan）和 阙特勤（Kultegin ）兄弟二人为其父颉跌利施可汗（阿史那·骨笃禄）（Kutluk Elteris Khagan）所建，颉跌利施可汗是唐朝时期后突厥汗国（公元682～744年）的创立者（公元682～691年为汗）。该石碑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突厥文石碑，首次出现了“突厥”这一词。
发掘者认为，本次发现的突厥陵园，同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的陵园形制结构非常相似，石碑的样式和纹饰也同毗伽可汗碑和阙特勤碑较为一致，本次发现是突厥考古的重要收获。
自2014年起，蒙古国科学院与国际突厥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开始了对蒙古国境内突厥时期考古遗存开展联合考古工作。2019年，在Nomgon地区的考古发掘就已经展开，发现了一些突厥时期的遗存，因为疫情原因中断两年后，2022年联合考古发掘工作重新开始。
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是著名的突厥三大碑，这三大碑共同构成了近代欧亚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突厥学的基础。虽然漠北发现的突厥文古碑另外还有几个，但在文字丰富、保存完好、内容重要等方面比较，都远远不及这三大碑，所以谈到古突厥碑铭时，一般就以这三大碑为代表，有时甚至更简化为“鄂尔浑碑铭”。
文章来源：亚洲考古
#ལོ་རྒྱུས།#
该遗址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哈沙特苏木的Nomgon地区，发掘面积49x41.5米，遗址平面呈东西椭圆形，外围有壕沟，上部原有夯土建筑。在该遗址西部发现有一个外方内圆的石制祭台、一个石人、两个石狮、两只石羊。建筑大门朝东，门外侧由51个杀人石（balbal，代表杀死的敌人）组成的石列，在其中5个杀人石上发现刻有山羊图案，这一般被认为是阿史那部落的族徽。
遗址还发现有瓦当和铺地砖，从而确定这是一处突厥陵园（突厥语Baryk），在陵园前面发现了一块圆首石碑的上半部分以及一个石制龟趺。石碑的碑额上线刻有狼首龙身的蜷曲图案，正反两面刻有突厥如尼文12列，旁边一侧则刻有粟特文字。目前释读出了部分词语，如 "Tengri（天）"、"Turk（突厥）"、"Kutlug（骨笃禄）"、"Tumen（伊利可汗）"，和时代相关的文字有“丑年九月”。通过释读碑文信，发掘者得出了初步的结论，该陵园是毗伽可汗（Bilge Khagan）和 阙特勤（Kultegin ）兄弟二人为其父颉跌利施可汗（阿史那·骨笃禄）（Kutluk Elteris Khagan）所建，颉跌利施可汗是唐朝时期后突厥汗国（公元682～744年）的创立者（公元682～691年为汗）。该石碑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突厥文石碑，首次出现了“突厥”这一词。
发掘者认为，本次发现的突厥陵园，同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的陵园形制结构非常相似，石碑的样式和纹饰也同毗伽可汗碑和阙特勤碑较为一致，本次发现是突厥考古的重要收获。
自2014年起，蒙古国科学院与国际突厥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开始了对蒙古国境内突厥时期考古遗存开展联合考古工作。2019年，在Nomgon地区的考古发掘就已经展开，发现了一些突厥时期的遗存，因为疫情原因中断两年后，2022年联合考古发掘工作重新开始。
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是著名的突厥三大碑，这三大碑共同构成了近代欧亚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突厥学的基础。虽然漠北发现的突厥文古碑另外还有几个，但在文字丰富、保存完好、内容重要等方面比较，都远远不及这三大碑，所以谈到古突厥碑铭时，一般就以这三大碑为代表，有时甚至更简化为“鄂尔浑碑铭”。
文章来源：亚洲考古
#ལོ་རྒྱུས།#
【蒙古国：发现突厥可汗陵园】2022年8月24日，哈萨克斯坦国际突厥研究所和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哈蒙联合考古队新发现的突厥陵园及石碑遗存。
该遗址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哈沙特苏木的Nomgon地区，发掘面积49x41.5米，遗址平面呈东西椭圆形，外围有壕沟，上部原有夯土建筑。在该遗址西部发现有一个外方内圆的石制祭台、一个石人、两个石狮、两只石羊。建筑大门朝东，门外侧由51个杀人石（balbal，代表杀死的敌人）组成的石列，在其中5个杀人石上发现刻有山羊图案，这一般被认为是阿史那部落的族徽。
遗址还发现有瓦当和铺地砖，从而确定这是一处突厥陵园（突厥语Baryk），在陵园前面发现了一块圆首石碑的上半部分以及一个石制龟趺。石碑的碑额上线刻有狼首龙身的蜷曲图案，正反两面刻有突厥如尼文12列，旁边一侧则刻有粟特文字。目前释读出了部分词语，如 "Tengri（天）"、"Turk（突厥）"、"Kutlug（骨笃禄）"、"Tumen（伊利可汗）"，和时代相关的文字有“丑年九月”。通过释读碑文信，发掘者得出了初步的结论，该陵园是毗伽可汗（Bilge Khagan）和 阙特勤（Kultegin）兄弟二人为其父颉跌利施可汗（阿史那·骨笃禄）（Kutluk Elteris Khagan）所建，颉跌利施可汗是唐朝时期后突厥汗国（公元682～744年）的创立者（公元682～691年为汗）。该石碑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突厥文石碑，首次出现了“突厥”这一词。
发掘者认为，本次发现的突厥陵园，同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的陵园形制结构非常相似，石碑的样式和纹饰也同毗伽可汗碑和阙特勤碑较为一致，本次发现是突厥考古的重要收获。
自2014年起，蒙古国科学院与国际突厥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开始了对蒙古国境内突厥时期考古遗存开展联合考古工作。2019年，在Nomgon地区的考古发掘就已经展开，发现了一些突厥时期的遗存，因为疫情原因中断两年后，2022年联合考古发掘工作重新开始。
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是著名的突厥三大碑，这三大碑共同构成了近代欧亚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突厥学的基础。虽然漠北发现的突厥文古碑另外还有几个，但在文字丰富、保存完好、内容重要等方面比较，都远远不及这三大碑，所以谈到古突厥碑铭时，一般就以这三大碑为代表，有时甚至更简化为“鄂尔浑碑铭”。
该遗址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哈沙特苏木的Nomgon地区，发掘面积49x41.5米，遗址平面呈东西椭圆形，外围有壕沟，上部原有夯土建筑。在该遗址西部发现有一个外方内圆的石制祭台、一个石人、两个石狮、两只石羊。建筑大门朝东，门外侧由51个杀人石（balbal，代表杀死的敌人）组成的石列，在其中5个杀人石上发现刻有山羊图案，这一般被认为是阿史那部落的族徽。
遗址还发现有瓦当和铺地砖，从而确定这是一处突厥陵园（突厥语Baryk），在陵园前面发现了一块圆首石碑的上半部分以及一个石制龟趺。石碑的碑额上线刻有狼首龙身的蜷曲图案，正反两面刻有突厥如尼文12列，旁边一侧则刻有粟特文字。目前释读出了部分词语，如 "Tengri（天）"、"Turk（突厥）"、"Kutlug（骨笃禄）"、"Tumen（伊利可汗）"，和时代相关的文字有“丑年九月”。通过释读碑文信，发掘者得出了初步的结论，该陵园是毗伽可汗（Bilge Khagan）和 阙特勤（Kultegin）兄弟二人为其父颉跌利施可汗（阿史那·骨笃禄）（Kutluk Elteris Khagan）所建，颉跌利施可汗是唐朝时期后突厥汗国（公元682～744年）的创立者（公元682～691年为汗）。该石碑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突厥文石碑，首次出现了“突厥”这一词。
发掘者认为，本次发现的突厥陵园，同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的陵园形制结构非常相似，石碑的样式和纹饰也同毗伽可汗碑和阙特勤碑较为一致，本次发现是突厥考古的重要收获。
自2014年起，蒙古国科学院与国际突厥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开始了对蒙古国境内突厥时期考古遗存开展联合考古工作。2019年，在Nomgon地区的考古发掘就已经展开，发现了一些突厥时期的遗存，因为疫情原因中断两年后，2022年联合考古发掘工作重新开始。
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是著名的突厥三大碑，这三大碑共同构成了近代欧亚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突厥学的基础。虽然漠北发现的突厥文古碑另外还有几个，但在文字丰富、保存完好、内容重要等方面比较，都远远不及这三大碑，所以谈到古突厥碑铭时，一般就以这三大碑为代表，有时甚至更简化为“鄂尔浑碑铭”。
【蒙古国：发现突厥可汗陵园】
2022年8月24日，哈萨克斯坦国际突厥研究所和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哈蒙联合考古队新发现的突厥陵园及石碑遗存。
该遗址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哈沙特苏木的Nomgon地区，发掘面积49x41.5米，遗址平面呈东西椭圆形，外围有壕沟，上部原有夯土建筑。在该遗址西部发现有一个外方内圆的石制祭台、一个石人、两个石狮、两只石羊。建筑大门朝东，门外侧由51个杀人石（balbal，代表杀死的敌人）组成的石列，在其中5个杀人石上发现刻有山羊图案，这一般被认为是阿史那部落的族徽。
遗址还发现有瓦当和铺地砖，从而确定这是一处突厥陵园（突厥语Baryk），在陵园前面发现了一块圆首石碑的上半部分以及一个石制龟趺。石碑的碑额上线刻有狼首龙身的蜷曲图案，正反两面刻有突厥如尼文12列，旁边一侧则刻有粟特文字。目前释读出了部分词语，如 "Tengri（天）"、"Turk（突厥）"、"Kutlug（骨笃禄）"、"Tumen（伊利可汗）"，和时代相关的文字有“丑年九月”。通过释读碑文信，发掘者得出了初步的结论，该陵园是毗伽可汗（Bilge Khagan）和 阙特勤（Kultegin ）兄弟二人为其父颉跌利施可汗（阿史那·骨笃禄）（Kutluk Elteris Khagan）所建，颉跌利施可汗是唐朝时期后突厥汗国（公元682～744年）的创立者（公元682～691年为汗）。该石碑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突厥文石碑，首次出现了“突厥”这一词。
发掘者认为，本次发现的突厥陵园，同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的陵园形制结构非常相似，石碑的样式和纹饰也同毗伽可汗碑和阙特勤碑较为一致，本次发现是突厥考古的重要收获。
自2014年起，蒙古国科学院与国际突厥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开始了对蒙古国境内突厥时期考古遗存开展联合考古工作。2019年，在Nomgon地区的考古发掘就已经展开，发现了一些突厥时期的遗存，因为疫情原因中断两年后，2022年联合考古发掘工作重新开始。
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是著名的突厥三大碑，这三大碑共同构成了近代欧亚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突厥学的基础。虽然漠北发现的突厥文古碑另外还有几个，但在文字丰富、保存完好、内容重要等方面比较，都远远不及这三大碑，所以谈到古突厥碑铭时，一般就以这三大碑为代表，有时甚至更简化为“鄂尔浑碑铭”。
（ 刘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萨仁毕力格，内蒙古博物院。转自“亚洲考古”公众号）
2022年8月24日，哈萨克斯坦国际突厥研究所和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哈蒙联合考古队新发现的突厥陵园及石碑遗存。
该遗址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哈沙特苏木的Nomgon地区，发掘面积49x41.5米，遗址平面呈东西椭圆形，外围有壕沟，上部原有夯土建筑。在该遗址西部发现有一个外方内圆的石制祭台、一个石人、两个石狮、两只石羊。建筑大门朝东，门外侧由51个杀人石（balbal，代表杀死的敌人）组成的石列，在其中5个杀人石上发现刻有山羊图案，这一般被认为是阿史那部落的族徽。
遗址还发现有瓦当和铺地砖，从而确定这是一处突厥陵园（突厥语Baryk），在陵园前面发现了一块圆首石碑的上半部分以及一个石制龟趺。石碑的碑额上线刻有狼首龙身的蜷曲图案，正反两面刻有突厥如尼文12列，旁边一侧则刻有粟特文字。目前释读出了部分词语，如 "Tengri（天）"、"Turk（突厥）"、"Kutlug（骨笃禄）"、"Tumen（伊利可汗）"，和时代相关的文字有“丑年九月”。通过释读碑文信，发掘者得出了初步的结论，该陵园是毗伽可汗（Bilge Khagan）和 阙特勤（Kultegin ）兄弟二人为其父颉跌利施可汗（阿史那·骨笃禄）（Kutluk Elteris Khagan）所建，颉跌利施可汗是唐朝时期后突厥汗国（公元682～744年）的创立者（公元682～691年为汗）。该石碑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突厥文石碑，首次出现了“突厥”这一词。
发掘者认为，本次发现的突厥陵园，同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的陵园形制结构非常相似，石碑的样式和纹饰也同毗伽可汗碑和阙特勤碑较为一致，本次发现是突厥考古的重要收获。
自2014年起，蒙古国科学院与国际突厥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开始了对蒙古国境内突厥时期考古遗存开展联合考古工作。2019年，在Nomgon地区的考古发掘就已经展开，发现了一些突厥时期的遗存，因为疫情原因中断两年后，2022年联合考古发掘工作重新开始。
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是著名的突厥三大碑，这三大碑共同构成了近代欧亚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突厥学的基础。虽然漠北发现的突厥文古碑另外还有几个，但在文字丰富、保存完好、内容重要等方面比较，都远远不及这三大碑，所以谈到古突厥碑铭时，一般就以这三大碑为代表，有时甚至更简化为“鄂尔浑碑铭”。
（ 刘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萨仁毕力格，内蒙古博物院。转自“亚洲考古”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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