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资粮】生信(1) - 信自（黄念祖居士）
文字源自《净土资粮》 https://t.cn/A6Sz6Zsz
三、生信
信字非常重要。经云：“信为道元功德母。”开示我们，信乃是道之本元，一切功德之母。因为从信才出生一切功德。又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力能度。”这就是说，必须先具信心，才能深入佛法之海。若无信心，纵然广读佛书，对于佛法也是难于入门的。又说：“佛法如宝山，信为手。所以必须有信心，才能在宝山中取得宝物。我国净宗祖师善导大师曾把信与疑做个对比。大师指出，不信则疑，疑如污秽之物，不但自身污秽，并使所沾之物亦同污秽。例如粪便，本身很脏，清洁的食物如沾着粪便，则食物亦脏。故知不信则疑。疑心十分有害。
信有六信：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
（1）信自。
《要解》说：“信我现前一念之心，本非肉团，亦非缘影。竖无初后，横绝边涯。终日随缘，终日不变。十方虚空微尘国土，元我一念心中所现物。我虽昏迷倒惑，苟一念回心，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乐，更无疑虑，是名信自。”
或疑佛法主张无我，怎么说要信自呢？当知这个”自”字，不是那个有我相的自我，而是指离一切相的自性，也即是指本有的妙明真心。
所以《要解》开口便道此心本非肉团心，此心不是我们所说的心脏。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一个人心脏坏了，可移植另一人心脏来代替。如果我黄念祖的心脏已经切除了，换来一个张先生的肉心，那么是我自己仍然活着，还是张先生复活了？当然是我黄念祖仍然活着。（正在目前整理稿件之际，科学界又有所进展，可改装用塑料纤维同铝金制成的心脏，人依旧还活着。）可见肉团心不是自己的心。
《要解》又说，我的自心，也不是缘影心。缘影心即第六识能攀缘的心。此心只是缘色、声、香、味、触五尘所生之影像，故名缘影心。为说明自心不是缘影心，特引证《首楞严经》。此经乃经中之王。《首楞严经》明示此义。当年阿难多闻第一，能忆持十二部大经，但遇摩登伽之难，几将破戒。幸蒙佛遣文殊大士率领大众诵真言前去救度，才能免难。此时阿难十分震动，哀切请佛开示。佛问阿难：“以何为心？”阿难回答，佛方才问此心在内，在外，还是在中间等等，我用心来推寻。所以”即能推者，我将为心。”阿难认为自己这个能推想寻思的心，即是自心。佛当时何斥阿难说：“咄！阿难，此非汝心。”、”此是前尘虚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无始至于今生，认贼为子，失汝元常，故在受轮转。”佛直示阿难，你所谓的自心，那不是你的心，那只是外界五尘所引起的妄想。它迷惑你的真性，这是妄心。它不但不是你自己，而且是你自己的敌人，它迷惑了你的真性。那个是贼，可是你把害自己的贼人，认作自色的爱子，于是使你失掉本有的常住真心，而冤枉地经受轮回之苦。《楞严》这段开示十分切要。《楞严贯珠》说此经讲。”见道”“修道”与”证道”。由”见道”才能”修道”，由”修道”才能”证道”，可知，”见道”是关键性的第一步。”见道”的方便是显真心，而它的最初方便是破妄心。今《要解》亦复如是，向我们大喝一声，说：缘影心不是自心。我们应深切体会信受。这样的信心，是我们的根本。要认识当前这个能推能想、自以为是的心，是贼，是它害了自己。于是不再信任它，叫它靠边站，这才有希望恢复自己的真心。
下云”竖无初后”，竖字指时间，真心在时间上既没有开始，也没有末后。没有初后，即是没有过去未来与现在，真心常住，三际一如，本无生灭，何处有前后？在生灭心中则有念，有念就有生灭，一念生于前灭于后，便有前后；又现在科学界已经承认，过去是不可穷尽的。既不可穷尽，便找不到开头，所以说是无始。并且未来也是不可穷尽的，便找不到终点，所以说是无终。再用一个圆圈来作比方，从某一点开始前进，最后又终止在这个起点之上。起点便是终点，没有始终，也就没有先后。世间的圆形只是一个极粗的比方，佛教所说的圆，更加不可思议，所以说”竖无初后”。横指空间，我们的真心遍满－切处。”横绝边涯”，即是常说的横遍十方。经云：“十方虚空生我心中，如片云点太清里。”正显真心的广大无边。下下边说”终日随缘，终日不变”。不变者，本人的真如本性，亦即自性、真心、佛性等等。虽然终日随缘，轮回在六道之中，可是自己常住真心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不增不减，所以说不变，不变二字，十分重要。
以上所说的真心，凡夫在没有开悟之前，是无法真实理解的。在当前的情况下，只应仰信。想到这是大觉世尊金口所说的，所以我们只应尊仰敬信，不可怀疑。诸佛出兴于世，就是为了这样一件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人人本具妙明真心，是佛的知见。以下再从引证一些经论来增加大家的信心。
例如释尊腊八日看见明星大彻大悟时，开口第一句便是”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说我们的本心，都具足佛的智慧功德。又如：《观经》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就是说，当前这念一句阿弥陀佛之心，这心即是佛。这也是直指众生之心本来是佛。念佛之心，当下即佛。又如楞严会上文殊大士赞叹观音的耳根圆通，指出闻性的圆通常。我们透过文殊大士的宝贵开示，可以信知自性的圆通和真常。首先说通：例如我们现在坐在佛殿里，殿外的人物被墙隔断，我们看不见，但是外面现在锯木的声音，我们都听得见，这就表示耳根能闻的性能，不被墙隔断。能闻的本性，叫做闻性。闻性不被隔断，说明闻性是通。其次说圆：闻性是圆。我们说自心圆含十方，就可先从闻性的圆来理解。经中，文殊大士说：“十方俱击鼓，十处一时闻。”例如我们在嘈杂的剧场中，台上台下，前后左右，男女老少，种种音声，我们能同时听到，都能辨别，一一分明。不用回头转脑，不用拨动开关，调正方向，一时都闻、一切都闻。可见闻性圆含一切，于是可知自性亦然。再说常，我拍手一下，大家听到声音，再拍一下，又听到声音，拍时便有声，不拍便无声，声音有生有灭，可是人的闻性没有生灭。声音灭时，闻性不灭，所以随时拍手，随时能闻。从闻性是常，可知自性真常，不生不灭。从文殊大士指出的圆通常，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要解》所说，我们本心圆通常，不是肉团心，也非缘影心，那都是生灭心，即是妄心。真心常住，所以没有初后；真心圆含十方，所以没有边际。闻性，随声音之生，而听到声，即是随缘；声音灭而闻性不灭，即是不变。
由于自性圆含十方，所以十方国土皆是自心中所现之物。我们目前虽因妄想执着，妄心作主，真心未能显现，故”昏迷倒惑”。但我们若能”一念回心”，依佛教诲，背尘合觉，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乐”。人们往生并不须跑向远方，只是生在本人心中，所以决定能生。净业行人于此应生决定信心，不可疑惑。这就是信自。信自，也即是信自佛。
文字源自《净土资粮》 https://t.cn/A6Sz6Zsz
三、生信
信字非常重要。经云：“信为道元功德母。”开示我们，信乃是道之本元，一切功德之母。因为从信才出生一切功德。又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力能度。”这就是说，必须先具信心，才能深入佛法之海。若无信心，纵然广读佛书，对于佛法也是难于入门的。又说：“佛法如宝山，信为手。所以必须有信心，才能在宝山中取得宝物。我国净宗祖师善导大师曾把信与疑做个对比。大师指出，不信则疑，疑如污秽之物，不但自身污秽，并使所沾之物亦同污秽。例如粪便，本身很脏，清洁的食物如沾着粪便，则食物亦脏。故知不信则疑。疑心十分有害。
信有六信：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
（1）信自。
《要解》说：“信我现前一念之心，本非肉团，亦非缘影。竖无初后，横绝边涯。终日随缘，终日不变。十方虚空微尘国土，元我一念心中所现物。我虽昏迷倒惑，苟一念回心，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乐，更无疑虑，是名信自。”
或疑佛法主张无我，怎么说要信自呢？当知这个”自”字，不是那个有我相的自我，而是指离一切相的自性，也即是指本有的妙明真心。
所以《要解》开口便道此心本非肉团心，此心不是我们所说的心脏。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一个人心脏坏了，可移植另一人心脏来代替。如果我黄念祖的心脏已经切除了，换来一个张先生的肉心，那么是我自己仍然活着，还是张先生复活了？当然是我黄念祖仍然活着。（正在目前整理稿件之际，科学界又有所进展，可改装用塑料纤维同铝金制成的心脏，人依旧还活着。）可见肉团心不是自己的心。
《要解》又说，我的自心，也不是缘影心。缘影心即第六识能攀缘的心。此心只是缘色、声、香、味、触五尘所生之影像，故名缘影心。为说明自心不是缘影心，特引证《首楞严经》。此经乃经中之王。《首楞严经》明示此义。当年阿难多闻第一，能忆持十二部大经，但遇摩登伽之难，几将破戒。幸蒙佛遣文殊大士率领大众诵真言前去救度，才能免难。此时阿难十分震动，哀切请佛开示。佛问阿难：“以何为心？”阿难回答，佛方才问此心在内，在外，还是在中间等等，我用心来推寻。所以”即能推者，我将为心。”阿难认为自己这个能推想寻思的心，即是自心。佛当时何斥阿难说：“咄！阿难，此非汝心。”、”此是前尘虚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无始至于今生，认贼为子，失汝元常，故在受轮转。”佛直示阿难，你所谓的自心，那不是你的心，那只是外界五尘所引起的妄想。它迷惑你的真性，这是妄心。它不但不是你自己，而且是你自己的敌人，它迷惑了你的真性。那个是贼，可是你把害自己的贼人，认作自色的爱子，于是使你失掉本有的常住真心，而冤枉地经受轮回之苦。《楞严》这段开示十分切要。《楞严贯珠》说此经讲。”见道”“修道”与”证道”。由”见道”才能”修道”，由”修道”才能”证道”，可知，”见道”是关键性的第一步。”见道”的方便是显真心，而它的最初方便是破妄心。今《要解》亦复如是，向我们大喝一声，说：缘影心不是自心。我们应深切体会信受。这样的信心，是我们的根本。要认识当前这个能推能想、自以为是的心，是贼，是它害了自己。于是不再信任它，叫它靠边站，这才有希望恢复自己的真心。
下云”竖无初后”，竖字指时间，真心在时间上既没有开始，也没有末后。没有初后，即是没有过去未来与现在，真心常住，三际一如，本无生灭，何处有前后？在生灭心中则有念，有念就有生灭，一念生于前灭于后，便有前后；又现在科学界已经承认，过去是不可穷尽的。既不可穷尽，便找不到开头，所以说是无始。并且未来也是不可穷尽的，便找不到终点，所以说是无终。再用一个圆圈来作比方，从某一点开始前进，最后又终止在这个起点之上。起点便是终点，没有始终，也就没有先后。世间的圆形只是一个极粗的比方，佛教所说的圆，更加不可思议，所以说”竖无初后”。横指空间，我们的真心遍满－切处。”横绝边涯”，即是常说的横遍十方。经云：“十方虚空生我心中，如片云点太清里。”正显真心的广大无边。下下边说”终日随缘，终日不变”。不变者，本人的真如本性，亦即自性、真心、佛性等等。虽然终日随缘，轮回在六道之中，可是自己常住真心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不增不减，所以说不变，不变二字，十分重要。
以上所说的真心，凡夫在没有开悟之前，是无法真实理解的。在当前的情况下，只应仰信。想到这是大觉世尊金口所说的，所以我们只应尊仰敬信，不可怀疑。诸佛出兴于世，就是为了这样一件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人人本具妙明真心，是佛的知见。以下再从引证一些经论来增加大家的信心。
例如释尊腊八日看见明星大彻大悟时，开口第一句便是”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说我们的本心，都具足佛的智慧功德。又如：《观经》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就是说，当前这念一句阿弥陀佛之心，这心即是佛。这也是直指众生之心本来是佛。念佛之心，当下即佛。又如楞严会上文殊大士赞叹观音的耳根圆通，指出闻性的圆通常。我们透过文殊大士的宝贵开示，可以信知自性的圆通和真常。首先说通：例如我们现在坐在佛殿里，殿外的人物被墙隔断，我们看不见，但是外面现在锯木的声音，我们都听得见，这就表示耳根能闻的性能，不被墙隔断。能闻的本性，叫做闻性。闻性不被隔断，说明闻性是通。其次说圆：闻性是圆。我们说自心圆含十方，就可先从闻性的圆来理解。经中，文殊大士说：“十方俱击鼓，十处一时闻。”例如我们在嘈杂的剧场中，台上台下，前后左右，男女老少，种种音声，我们能同时听到，都能辨别，一一分明。不用回头转脑，不用拨动开关，调正方向，一时都闻、一切都闻。可见闻性圆含一切，于是可知自性亦然。再说常，我拍手一下，大家听到声音，再拍一下，又听到声音，拍时便有声，不拍便无声，声音有生有灭，可是人的闻性没有生灭。声音灭时，闻性不灭，所以随时拍手，随时能闻。从闻性是常，可知自性真常，不生不灭。从文殊大士指出的圆通常，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要解》所说，我们本心圆通常，不是肉团心，也非缘影心，那都是生灭心，即是妄心。真心常住，所以没有初后；真心圆含十方，所以没有边际。闻性，随声音之生，而听到声，即是随缘；声音灭而闻性不灭，即是不变。
由于自性圆含十方，所以十方国土皆是自心中所现之物。我们目前虽因妄想执着，妄心作主，真心未能显现，故”昏迷倒惑”。但我们若能”一念回心”，依佛教诲，背尘合觉，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乐”。人们往生并不须跑向远方，只是生在本人心中，所以决定能生。净业行人于此应生决定信心，不可疑惑。这就是信自。信自，也即是信自佛。
【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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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独行月球#幸得识卿桃花面从此阡陌多暖春。这句话可以很好总结这部电影。
是他的牺牲成全春的温暖；是她的理智换来地球的安全；是他们的努力奠基美好的未来。
永远对所有英雄的逆行满怀感恩，对人类的力量满怀希望，对宇宙的力量满怀敬畏。
独孤月虽身死，但是精神流芳百世。
电影层层反转，但是相信山有顶峰，湖有彼岸，一切皆有回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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