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者，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開則行倍。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為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眾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為國任地者，山陵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惡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為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陵藪澤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 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為鄰敵臣，故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故為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摶於敵，摶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 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民之生，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性之常，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而草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
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者，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談說，則身勞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上；事處上，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知可以勝之；世知，則力可以勝之。民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知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倣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惑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 民之性，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壹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軸，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壹；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
故聖人之為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託危於外。資於地則樸，託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戢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戢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託，狂夫之所不為也。故聖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刑人復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徼倖於民上。徼倖於民上以利求，顯榮之門不一，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姦；國多姦則富者不能守其財，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軸生，國貧則上匱賞。故聖人之為治也，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戮人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姦。故刑戮者，所以止姦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
故君子操權一政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之，論勞舉功以任之，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 https://t.cn/RweqDD2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而草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
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者，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談說，則身勞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上；事處上，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知可以勝之；世知，則力可以勝之。民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知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倣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惑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 民之性，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壹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軸，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壹；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
故聖人之為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託危於外。資於地則樸，託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戢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戢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託，狂夫之所不為也。故聖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刑人復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徼倖於民上。徼倖於民上以利求，顯榮之門不一，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姦；國多姦則富者不能守其財，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軸生，國貧則上匱賞。故聖人之為治也，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戮人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姦。故刑戮者，所以止姦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
故君子操權一政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之，論勞舉功以任之，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 https://t.cn/RweqDD2
庄子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万物都有其存在价值和存在根据，没有什么不可以存在，没有什么没有价值。
所以世间善恶美丑，从道的观点来看是可以相通为一而存在的。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角度不同，立场不同，人生的境界也不同。
不必随意就对别人的行为、言语看不惯。
看人不惯，是格局太小，境界太低。人生在世，难免有看不惯的人和事。
我们学会要把人和事看惯了，自然格局也会大了，境界也慢慢提高了。
庄子说：“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告诉我们，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不为世俗所累。
看不惯的东西，看不惯的人和事越多，这个人的境界也就越低，格局也就越小。
从世俗的角度讲，“看不惯”不仅是境界小、情商低的表现，更会为自己树敌无数，招致怨恨。
痛苦太多，是欲望过盛，智慧不够。
做人欲望不要太多，要求不要太高，攀比心不要太重。
老子认为，痛苦源于欲望的放纵。“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痛苦和烦恼，来自不合理的欲望。欲望过盛，心头贪念越多，羁绊越重，痛苦和烦恼也就越多。
庄子的大智慧在于他能够将人内心最隐蔽的欲望消除一空。
当世人为了内心的欲望拼命往上挤时，庄子却从从容的放下一个又一个欲望的包袱，开始往下走，名、利、权、势都抛下，越走越轻，将生命重新归零。
真正的快乐是与自然相融合、与天地相感应的乐，真正的荣誉是没有赞扬、没有名辉的荣誉。
这种快乐，并非物质或地位等因素决定，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智慧和境界。
庄子在《至乐》中说：“天下有至乐无有哉？”天下有至乐吗？
如果有至乐，人们将要做些什么，依靠什么？躲避什么，留念什么？喜欢什么，憎恶什么？
他说，在这个社会：“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
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
富、贵、寿、善不是快乐的必要条件。
庄子说：“至乐无乐，至誉无誉。”达到极至的快乐是在内心深处，是没有表现的。
庄子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面不神亏。
一个人如果能保持平易恬淡的心态，“无为而治”，没有私欲那么邪气就不能侵入；
只有心地坦荡，气定神闲，以平常心态对待人生，知足常乐才能益寿延年
万物都有其存在价值和存在根据，没有什么不可以存在，没有什么没有价值。
所以世间善恶美丑，从道的观点来看是可以相通为一而存在的。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角度不同，立场不同，人生的境界也不同。
不必随意就对别人的行为、言语看不惯。
看人不惯，是格局太小，境界太低。人生在世，难免有看不惯的人和事。
我们学会要把人和事看惯了，自然格局也会大了，境界也慢慢提高了。
庄子说：“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告诉我们，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不为世俗所累。
看不惯的东西，看不惯的人和事越多，这个人的境界也就越低，格局也就越小。
从世俗的角度讲，“看不惯”不仅是境界小、情商低的表现，更会为自己树敌无数，招致怨恨。
痛苦太多，是欲望过盛，智慧不够。
做人欲望不要太多，要求不要太高，攀比心不要太重。
老子认为，痛苦源于欲望的放纵。“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痛苦和烦恼，来自不合理的欲望。欲望过盛，心头贪念越多，羁绊越重，痛苦和烦恼也就越多。
庄子的大智慧在于他能够将人内心最隐蔽的欲望消除一空。
当世人为了内心的欲望拼命往上挤时，庄子却从从容的放下一个又一个欲望的包袱，开始往下走，名、利、权、势都抛下，越走越轻，将生命重新归零。
真正的快乐是与自然相融合、与天地相感应的乐，真正的荣誉是没有赞扬、没有名辉的荣誉。
这种快乐，并非物质或地位等因素决定，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智慧和境界。
庄子在《至乐》中说：“天下有至乐无有哉？”天下有至乐吗？
如果有至乐，人们将要做些什么，依靠什么？躲避什么，留念什么？喜欢什么，憎恶什么？
他说，在这个社会：“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
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
富、贵、寿、善不是快乐的必要条件。
庄子说：“至乐无乐，至誉无誉。”达到极至的快乐是在内心深处，是没有表现的。
庄子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面不神亏。
一个人如果能保持平易恬淡的心态，“无为而治”，没有私欲那么邪气就不能侵入；
只有心地坦荡，气定神闲，以平常心态对待人生，知足常乐才能益寿延年
庄子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万物都有其存在价值和存在根据，没有什么不可以存在，没有什么没有价值。
所以世间善恶美丑，从道的观点来看是可以相通为一而存在的。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角度不同，立场不同，人生的境界也不同。
不必随意就对别人的行为、言语看不惯。
看人不惯，是格局太小，境界太低。人生在世，难免有看不惯的人和事。
我们学会要把人和事看惯了，自然格局也会大了，境界也慢慢提高了。
庄子说：“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告诉我们，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不为世俗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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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俗的角度讲，“看不惯”不仅是境界小、情商低的表现，更会为自己树敌无数，招致怨恨。
痛苦太多，是欲望过盛，智慧不够。
做人欲望不要太多，要求不要太高，攀比心不要太重。
老子认为，痛苦源于欲望的放纵。“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痛苦和烦恼，来自不合理的欲望。欲望过盛，心头贪念越多，羁绊越重，痛苦和烦恼也就越多。
庄子的大智慧在于他能够将人内心最隐蔽的欲望消除一空。
当世人为了内心的欲望拼命往上挤时，庄子却从从容的放下一个又一个欲望的包袱，开始往下走，名、利、权、势都抛下，越走越轻，将生命重新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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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快乐，并非物质或地位等因素决定，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智慧和境界。
庄子在《至乐》中说：“天下有至乐无有哉？”天下有至乐吗？
如果有至乐，人们将要做些什么，依靠什么？躲避什么，留念什么？喜欢什么，憎恶什么？
他说，在这个社会：“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
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
富、贵、寿、善不是快乐的必要条件。
庄子说：“至乐无乐，至誉无誉。”达到极至的快乐是在内心深处，是没有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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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说：“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告诉我们，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不为世俗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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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至乐》中说：“天下有至乐无有哉？”天下有至乐吗？
如果有至乐，人们将要做些什么，依靠什么？躲避什么，留念什么？喜欢什么，憎恶什么？
他说，在这个社会：“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
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
富、贵、寿、善不是快乐的必要条件。
庄子说：“至乐无乐，至誉无誉。”达到极至的快乐是在内心深处，是没有表现的。
庄子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面不神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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