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时评团# 昨天看见了图上关于创作自由的评论。这是个坑，我要一句话都不说，肯定没啥。说了，大概率要被骂。想了半天，我还是觉得有必要抛出来观点，不求认同，但是要抛出来。
1.这篇评论，里面所有的观点，都在清晰准确的表达一个概念：创作自由不应该被侵犯。对于这一点，我没有分歧。
2.但是，这篇评论里，把创作自由扩大了，近乎放到了一个无限大的范围，对于创作者的义务，却又缩小到了一个及其小的点。当然，最后有一段保底观点，我对于保底观点也没有不同看法。
只是，这篇评论事实上是在讲：创作者可以肆无忌惮的进行创作，唯一要承担的责任是作品质量，剩下的所有一切都无需承担，尤其不需要承担传播源头的责任。
这个观点，非常类似于封建时期在民间流传的、走样的、被扩大化的父权夫权君权的观点：父亲做什么都是对的，唯一要承担的是把孩子养活就行，事实上如果孩子真的死了，父亲是没有责任的；丈夫做什么都是对的，只要把家庭养活就行，事实上真的打了妻子也不必承担什么责任；君主做什么都是对的，臣子听着就行，真的要杀了臣子，那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不必承担什么责任。
为什么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非常类似？因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在无限扩大权利，而拒绝了义务，只是有选择性、象征性的点了一下义务。
当我们在向往或者表达一个权利无限大，而只需承担象征性义务的时候，我们实质在表达的内容只有两个字：特权。
为什么说是特权？因为权利与义务不对等了，权利无限大，义务近乎没有，这不是特权，是什么呢？特权之所以被称之为特权，就是因为其不受约束、没有对应义务、无需承担责任，同时比正常的权利要大。
那文章中表达的创作自由，扩权了吗？扩权了——创作无限自由+传播无限自由+无需承担源头责任和义务，标准的特权。
可能有朋友要说，人家说了，传播的责任由社会各个领域、不同平台和渠道、不同部门来承担，而不应该是由创作者来承担——对，没有错，但是：
如果没有创作者的创作，传播什么呢？这世上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本之木。创作者要承担的唯一责任和义务，恰恰就是源头和根本这个责任和义务。
3.我个人理解：当图上的这种观点被传播，并且被认同的时候，表达这一观点的创作者，并没有在向往创作自由，而是在向往在传播领域里的特权。
这种权力本身，与创作者们所反对的、公权和资本过度干涉创作自由的行为，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绝对的、任何个体都无法改变和抗拒的、被迫接受的权力。
有朋友可能要说，你觉得故事不好看，你不看就完事儿了，何必非得去看？剩下的人看了故事发生了什么，那是剩下的人的事情，和故事何干？哪有什么无法改变？谁强迫了？
这种观点，是偷换了一个概念：把写故事的无限自由，变成了传播扩散无限自由。
当传播无限自由的时候，“拒绝”却只能自主的时候，结果必然是“无法拒绝”。
就像是一个空桶里，你放一块石头，再倒入水，水的确不会直接改变石头，但是时间久了，石头必然会被水影响——这不是石头本身的选择，而是桶里都是水的原因。
可能又有朋友想说，桶里都是水说明桶需要水，而不是因为水本身的问题——这个观点的问题依旧是错误的：桶里有没有水，并不取决于桶，也确实不取决于水，但是取决于有没有人往桶里倒水，而创作者们，就是往桶里倒水的人——当石头被水影响到的时候，说倒水的人没有责任，真的合适么？
可能还有朋友要说，现实中并没有桶的时候，石头也不会被水改变。这依旧是错误的观点。因为脱离了实际。
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看似已经联系非常紧密了，但是这种联系并没有创造更大更多自由的空间，而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变成了一个整体——空间就那么大，桶已经必然存在了。人类所有的探索，都只是在把桶做大——人类社会从来都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没有桶的时候。以前是一个一个的小桶，现在是一个大桶，将来是更大的桶。
所以：当创作者们以图上所谓的“创作自由”来谋求绝对传播自由的空间时，事实上就是在企图拒绝往桶里倒水人的责任，变成特权的拥有者。
现实中往桶里倒水的人已经很多了，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做大桶，让这桶里的水不至于满的那么快，让这桶里多些自由的空气，每天都在努力砍断那些倒水的手，结果，原本靠着空气存活的一些创作者却认为自己成为倒水的人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持这种观点的人，与他们反对的人，又有什么区别？
4.那创作自由错了吗？并没有错。我这不是自相矛盾，而是真诚的认为没有错。
只是：在表达和践行创作自由的时候，理应表达和践行一下自己的义务，承担创作自由带来的源头责任。
当然，这个责任，如果放在创作阶段，那对人的限制就必然太大了。
所以，法律将这个责任和义务，放在传播阶段，而不是创作阶段。毕竟，每一个创作者都不是与世隔绝的绝对独立存在的自由人，创作者本身就是多种属性的人。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比例对等——不否定源头的责任，才是正常的。
当你反对承担过多义务和责任的时候，不应也不该认为可以推脱所有的义务和责任。
我们在反对特权的时候，不应再创造出另外一种特权。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观点。
5.具体到这里面的所有问题，能不能进行创作自由？我的观点里：当然可以。
但是，是否可以不去承担源头责任？不可以。
我的观点里，传播必然有源头，与创作自由无关。你创作了，搁自己家里，自娱自乐，没有传播，或者只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传播，并没有引起什么后果，那自然不必承担责任——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创作自由，而不是特权。因为你的创作没有影响其他人，事实上这种创作自由，一直都存在，也没有人去剥夺。
你把你自由创作的内容进行无限传播了，那创作者本身承担创作源头责任，各个平台渠道承担平台渠道的责任，读者承担读者的责任，这才是合理的。
最后，再举个通俗的例子给懒得看长文的网友们总结：如果创作自由却不承担传播源头的责任，基本上就等同于提上裤子不认账，我反对这种提上裤子不认账的行为和观点。
我说完了。
就这样吧。
1.这篇评论，里面所有的观点，都在清晰准确的表达一个概念：创作自由不应该被侵犯。对于这一点，我没有分歧。
2.但是，这篇评论里，把创作自由扩大了，近乎放到了一个无限大的范围，对于创作者的义务，却又缩小到了一个及其小的点。当然，最后有一段保底观点，我对于保底观点也没有不同看法。
只是，这篇评论事实上是在讲：创作者可以肆无忌惮的进行创作，唯一要承担的责任是作品质量，剩下的所有一切都无需承担，尤其不需要承担传播源头的责任。
这个观点，非常类似于封建时期在民间流传的、走样的、被扩大化的父权夫权君权的观点：父亲做什么都是对的，唯一要承担的是把孩子养活就行，事实上如果孩子真的死了，父亲是没有责任的；丈夫做什么都是对的，只要把家庭养活就行，事实上真的打了妻子也不必承担什么责任；君主做什么都是对的，臣子听着就行，真的要杀了臣子，那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不必承担什么责任。
为什么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非常类似？因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在无限扩大权利，而拒绝了义务，只是有选择性、象征性的点了一下义务。
当我们在向往或者表达一个权利无限大，而只需承担象征性义务的时候，我们实质在表达的内容只有两个字：特权。
为什么说是特权？因为权利与义务不对等了，权利无限大，义务近乎没有，这不是特权，是什么呢？特权之所以被称之为特权，就是因为其不受约束、没有对应义务、无需承担责任，同时比正常的权利要大。
那文章中表达的创作自由，扩权了吗？扩权了——创作无限自由+传播无限自由+无需承担源头责任和义务，标准的特权。
可能有朋友要说，人家说了，传播的责任由社会各个领域、不同平台和渠道、不同部门来承担，而不应该是由创作者来承担——对，没有错，但是：
如果没有创作者的创作，传播什么呢？这世上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本之木。创作者要承担的唯一责任和义务，恰恰就是源头和根本这个责任和义务。
3.我个人理解：当图上的这种观点被传播，并且被认同的时候，表达这一观点的创作者，并没有在向往创作自由，而是在向往在传播领域里的特权。
这种权力本身，与创作者们所反对的、公权和资本过度干涉创作自由的行为，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绝对的、任何个体都无法改变和抗拒的、被迫接受的权力。
有朋友可能要说，你觉得故事不好看，你不看就完事儿了，何必非得去看？剩下的人看了故事发生了什么，那是剩下的人的事情，和故事何干？哪有什么无法改变？谁强迫了？
这种观点，是偷换了一个概念：把写故事的无限自由，变成了传播扩散无限自由。
当传播无限自由的时候，“拒绝”却只能自主的时候，结果必然是“无法拒绝”。
就像是一个空桶里，你放一块石头，再倒入水，水的确不会直接改变石头，但是时间久了，石头必然会被水影响——这不是石头本身的选择，而是桶里都是水的原因。
可能又有朋友想说，桶里都是水说明桶需要水，而不是因为水本身的问题——这个观点的问题依旧是错误的：桶里有没有水，并不取决于桶，也确实不取决于水，但是取决于有没有人往桶里倒水，而创作者们，就是往桶里倒水的人——当石头被水影响到的时候，说倒水的人没有责任，真的合适么？
可能还有朋友要说，现实中并没有桶的时候，石头也不会被水改变。这依旧是错误的观点。因为脱离了实际。
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看似已经联系非常紧密了，但是这种联系并没有创造更大更多自由的空间，而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变成了一个整体——空间就那么大，桶已经必然存在了。人类所有的探索，都只是在把桶做大——人类社会从来都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没有桶的时候。以前是一个一个的小桶，现在是一个大桶，将来是更大的桶。
所以：当创作者们以图上所谓的“创作自由”来谋求绝对传播自由的空间时，事实上就是在企图拒绝往桶里倒水人的责任，变成特权的拥有者。
现实中往桶里倒水的人已经很多了，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做大桶，让这桶里的水不至于满的那么快，让这桶里多些自由的空气，每天都在努力砍断那些倒水的手，结果，原本靠着空气存活的一些创作者却认为自己成为倒水的人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持这种观点的人，与他们反对的人，又有什么区别？
4.那创作自由错了吗？并没有错。我这不是自相矛盾，而是真诚的认为没有错。
只是：在表达和践行创作自由的时候，理应表达和践行一下自己的义务，承担创作自由带来的源头责任。
当然，这个责任，如果放在创作阶段，那对人的限制就必然太大了。
所以，法律将这个责任和义务，放在传播阶段，而不是创作阶段。毕竟，每一个创作者都不是与世隔绝的绝对独立存在的自由人，创作者本身就是多种属性的人。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比例对等——不否定源头的责任，才是正常的。
当你反对承担过多义务和责任的时候，不应也不该认为可以推脱所有的义务和责任。
我们在反对特权的时候，不应再创造出另外一种特权。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观点。
5.具体到这里面的所有问题，能不能进行创作自由？我的观点里：当然可以。
但是，是否可以不去承担源头责任？不可以。
我的观点里，传播必然有源头，与创作自由无关。你创作了，搁自己家里，自娱自乐，没有传播，或者只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传播，并没有引起什么后果，那自然不必承担责任——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创作自由，而不是特权。因为你的创作没有影响其他人，事实上这种创作自由，一直都存在，也没有人去剥夺。
你把你自由创作的内容进行无限传播了，那创作者本身承担创作源头责任，各个平台渠道承担平台渠道的责任，读者承担读者的责任，这才是合理的。
最后，再举个通俗的例子给懒得看长文的网友们总结：如果创作自由却不承担传播源头的责任，基本上就等同于提上裤子不认账，我反对这种提上裤子不认账的行为和观点。
我说完了。
就这样吧。
❤️❤️❤️❤️❤️❤️
精彩絕倫／智慧美文（書蟲僻好版，娛乐者勿入）
萨特（法國）
文学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
没有为自己写作这一回事：如果有人这样做，他必将遭到最惨的失败；人们在把自己的情感倾泻到纸上去的时候，充其量只不过使这些情感得到一种软弱无力的延伸而已。
创作行为只不过是（一部作品的生产过程中）一个不完备的、抽象的瞬间；如果世上只有作者一个人，他尽可以爱写多少就写多少，但是作品作为对象，永远不会问世，于是作者必定会搁笔或陷于绝望。
但是在写作行动里包含着阅读行动，后者与前者辩证地相互依存，这两个相关联的行为需要两个不同的施动者。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像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
阅读确实好像是知觉和创造的综合；阅读既确定主体的本质性，又确定对象的本质性；对象具有本质性，因为它不折不扣地具有超越性，因为它把它自身的结构强加于人，因为人们应该期待它、观察它；但是主体也是有本质性的，因为它不仅是为揭示对象所必需的，而且是为这一对象绝对地是它那个样子所必需的。
简单地说，读者意识到自己既在揭示又在创造，在创造过程中进行揭示，在揭示过程中进行创造。确实不应该认为阅读是一项机械性的行动，认为它像照相底版感光那样受符号的感应。如果读者分心、疲乏、愚笨、漫不经心，他就会漏掉书里的大部分关系，他就不能使对象“站”起来。
由于主动性是为了更好地创造对象而把自己变成被动的，相应地被动性就变成行动，读书的人就上升到最大的高度。所以人们会看到一些出名铁石心肠的人在读到臆想出来的不幸遭遇时会掉下眼泪；他们在这个瞬间已变成他们本来会成为的那种人——如果他们不是把毕生精力都用来对自己掩盖他们的自由的话。
因此，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但是他不能局限于此，他还要求读者们把他给与他们的信任再归还给他，要求他们承认他的创造自由，要求他们通过一项对称的、方向相反的回应来吁请他的自由。这里确实出现了阅读过程中的另一个辩证矛盾：我们越是感到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要求于我们越多，我们要求于他们的就越多。
当我欣赏一处风景的时候，我很明白不是我创造出这处风景来的，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没有我，树木、绿叶、土地、芳草之间在我眼前建立起来的关系就完全不能存在。对于我在色调的配合、在风中的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和谐之中发现的表面上的符合目的性，我很清楚我不能说明它的理由。然而这一表面上的符合目的性是存在的，而且归根结底，只有当存有已经在那儿的时候，我才能使它有；不过，即使我相信上帝，我也不能在神的普遍关注与我观瞻的特殊景色之间确立任何过渡关系，除非是一种纯粹字面上的过渡关系：
如果有人说上帝为使我喜悦而创造风景，或者说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使得我能在风景中感到喜悦，那就是把问题当作答案了。这个蓝色和这个绿色的和谐配合是否有意安排的？我又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神明无所不在这一观念并不能保证在每件个别事情上都体现这个神明的意图；特别是在上面举的例子里，既然草的绿色可以用生理规律、特殊恒量和地缘决定论来苛刻的承认，而另一方面审美快感因其本身是以一种价值的形式被知觉的，它就包括对别人提出的一项绝对要求：要求任何人，就其是自由而言，在读同一部作品的时候产生同样的快感。
就这样，全人类带着它最高限度的自由都在场了，全人类支撑着一个世界的存有，这个世界既是它的世界又是“外部”世界。在审美喜悦里，位置意识是对于世界整体的意象意识，这个世界同时既作为存有又作为应当存有，既作为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又作为完全异己的，而且它越是异己就越属于我们。非位置意识确实包罗人们的自由的和谐整体，在这里这种和谐整体既是一种普遍信任又是一项普遍要求的对象。
因此，写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写作是求助于别人的意识以便使自己被承认为对于存有的总汇而言是本质性的东西；写作就是通过其他人为媒介而体验这一本质性，但是，由于另一方面现实世界只是显示在行动中，由于人们只能在为了改变它而超越它的时候才感到自己置身于世界之中，小说家的天地就会缺乏厚度，如果人们不是在一个超越它的行动中去发现它的话。
人们经常注意到这一点：一个故事中的一个物件的存在密度并非来自人们对它所做的描述的次数和长度，而是来自它与不同人物的联系的复杂性；物件越被人物摆弄，被拿起来又放下来，简括地说它越是被人物为达到他们自身的目的而超越，它就越显得真实。
小说世界，即物和人的存有的总汇，正是如此：为了使得这一世界具有最大密度，那就必须让读者藉以发现它的这个“揭示—创造”过程也是想象当中的投入行动过程；换句话说，人们越对改变它感到兴味，它就越显得生动。
现实主义的谬误在于它曾经相信，只要用心观察，现实就会展现出来，因此人们可以对现实做出公正的描绘。这又怎么可能呢，既然连知觉本身都是不公正的，既然只消人们叫出对象的名字，人们就改变了这个对象？再者，作家既然意欲自己对于世界而言具有本质性，他又怎么能意欲自己对于这个世界包藏的种种非正义行为而言也具有本质性呢？然而他却必定是这样的：只不过，如果说他同意做非正义行为的创造者，那只是在一个为消灭非正义行为而超越它们的过程中同意这么做罢了。
至于正在阅读的我，如果我创造一个非正义的世界并维持它的存在，我就不能不使自己对之负责。而作者的全部艺术迫使我创造他揭示的东西，也就是说把我牵连进去。现在是我们俩承担着整个世界的责任。正因为这个世界由我们俩的自由合力支撑，因为作者企图通过我的媒介把这个世界归入人间，那么这个世界就必须真正以它自己的本来面目，以它最深部的原型状态出现，它就必须受到一个自由的贯穿与支持，而这个自由要以人的自由为目的。
如果这个世界不真正是它应该成为的目的的归宿，至少它必须是通向这个目的的归宿的一个阶段，简单说，它必须是一个生成，人们必须始终把它不是当作压在我们身上的庞然大物来看待、介绍，而是从它是为通向这个目的的归宿而作的超越努力这个观点来看待、介绍它；不管作品描绘的人类有多恶毒，绝望，作品也必须有一种豪迈的神情。
当然不是说这一豪情应该由旨在感化人的说教或由敦品励行的人物来体现，它甚至不应该是蓄意安排的，而且千真万确人们带着善良的感情是写不出好书来的。但是这个豪情应该是书的经纬，应该是人与物从中受型的原材料：不管写什么题材，一种本质性的轻盈应该无所不在，提醒人们作品从来不是一个天生的已知数，而是一个要求，一个奉献。如果人们把这个世界连同它的非正义行为一起给了我，这不是为了让我冷漠地端详这些非正义行为，而是为了让我用自己的愤怒使它们活跃起来，让我去揭露它们，创造它们，让我连同它们作为非正义行为、即作为应被取缔的弊端的本性一块儿去揭露并创造它们。
因此，作家的世界只有当读者予以审查，对之表示赞赏、愤怒的时候才能显示它的全部深度；而豪迈的爱情便是宣誓要维持现状，豪迈的愤怒是宣誓要改变现状，赞赏则是宣誓要模仿现状；虽然文学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我们还是能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到道德命令。
因为，既然写作者由于他不辞劳苦去从事写作，他就承认了他的读者们的自由，既然新闻记者者光凭他打开书本这一件事，他就承认了作家的自由，所以不管人们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品，后者总是一个对于人们的自由表示信任的行为。既然读者们和作者一样之所以承认这个自由只是为了要求它显示自身，对作品就可以这样下定义：在世界要求人的自由的意义上，作品以想象方式介绍世界。
由此，首先可以推导：没有黑色文学，因为不管人们用多么阴暗的颜色去描绘世界，人们描绘世界是为了一些自由的人能在它面前感到自己的自由。因此只有好的或坏的小说。坏小说是这样一种小说，它旨在奉承阿谀，献媚取宠，而好小说是一项要求，一个表示信任的行为。
当作家在为实现个别的自由之间的协调而向它们介绍世界的时候，他只能从唯一的角度出发，即认为这是一个有待于人们愈益用自己的自由去浸透的世界。不能设想，为作家引起的这一连串豪情是被用来核准一个非正义行为的，也不能设想，如果一部作品赞同、接受人奴役人的现象，或者只是不去谴责这一现象，读者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还会享用自己的自由。
人们可以想象，一个美国黑人会写出一部好小说，即使整本书都流露出对白人的仇恨。这是因为，通过这个仇恨，作者要求得到的只是他的种族的自由。由于他吁请我也采取豪迈的态度，当我作为纯粹自由感知自己的时候，我就不能容忍人家把我与一个压迫人的种族等同起来。因此我在反对白种人，并在我是白种人的一员这个意义上反对我自己的时候，我便向所有的自由发出号召，要求它们去争取有色人种的解放。然而任何时候也没有人会假设人们可以写出一部颂扬反犹太主义的好小说。因为当我感知自己的自由是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人们不能要求我使用这个自由去赞同对他们其中某些人的奴役。因此，不管作家写的是随笔、抨击文章、讽刺作品还是小说，不管他只谈论个人的情感还是攻击社会制度，作家作为自由人诉诸另一些自由人，他只有一个题材：自由。
因此，任何奴役他的读者们的企图都威胁着作家的艺术本身。对于一个铁匠来说，法西斯主义将要损害的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生活，但不一定损害他的职业；对于一个作家，他的生活和职业都将受到损害，而且后者受到的损害更甚于前者。我见过一些作者，他们在战前衷心祝愿法西斯主义来临，然而正当纳粹使他们备享尊荣的时候，他们却写不出作品来了。
我特别想到特里欧·拉罗舍尔：他弄错了，但他是诚恳的，他证明了这一点。他答应去领导一家有背景的杂志。头几个月他申斥、责备、教训他的同胞们。谁也不回答他：因为人们不再有回答的自由。他因此恼火，他不再感觉到自己的读者们了，他显得更加恳切、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信号证明他已被理解。既无仇恨、也无愤怒的信号：什么也没有。他不知所措，愈益不安，他辛酸地向德国人诉苦：他的文章曾经趾高气扬，现在变得满纸牢骚；最后他落到顿足捶胸的地步：仍旧没有回音，除非来自他蔑视的那帮卖身求荣的新闻记者那里。他提出辞呈，然后又收回去，继续发表议论，但是总像在沙漠里一样，没有人听他。最后他闭嘴了，是其他人的沉默堵住了他的嘴。他曾要求奴役其他人，但是在他疯狂的头脑里，他必定想像这一奴役是自愿接受的，仍是自由的；奴役果然来到了；他作为人对之满怀喜悦，但是作为作家他忍受不了。
正是这个时候，另一些人——幸亏他们是大多数——才懂得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能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当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也不能幸免。用笔杆子来保卫它们还不够，有朝一日笔杆子被迫搁置，那个时候作家就有必要拿起武器。因此，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
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精彩絕倫／智慧美文（書蟲僻好版，娛乐者勿入）
萨特（法國）
文学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
没有为自己写作这一回事：如果有人这样做，他必将遭到最惨的失败；人们在把自己的情感倾泻到纸上去的时候，充其量只不过使这些情感得到一种软弱无力的延伸而已。
创作行为只不过是（一部作品的生产过程中）一个不完备的、抽象的瞬间；如果世上只有作者一个人，他尽可以爱写多少就写多少，但是作品作为对象，永远不会问世，于是作者必定会搁笔或陷于绝望。
但是在写作行动里包含着阅读行动，后者与前者辩证地相互依存，这两个相关联的行为需要两个不同的施动者。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像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
阅读确实好像是知觉和创造的综合；阅读既确定主体的本质性，又确定对象的本质性；对象具有本质性，因为它不折不扣地具有超越性，因为它把它自身的结构强加于人，因为人们应该期待它、观察它；但是主体也是有本质性的，因为它不仅是为揭示对象所必需的，而且是为这一对象绝对地是它那个样子所必需的。
简单地说，读者意识到自己既在揭示又在创造，在创造过程中进行揭示，在揭示过程中进行创造。确实不应该认为阅读是一项机械性的行动，认为它像照相底版感光那样受符号的感应。如果读者分心、疲乏、愚笨、漫不经心，他就会漏掉书里的大部分关系，他就不能使对象“站”起来。
由于主动性是为了更好地创造对象而把自己变成被动的，相应地被动性就变成行动，读书的人就上升到最大的高度。所以人们会看到一些出名铁石心肠的人在读到臆想出来的不幸遭遇时会掉下眼泪；他们在这个瞬间已变成他们本来会成为的那种人——如果他们不是把毕生精力都用来对自己掩盖他们的自由的话。
因此，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但是他不能局限于此，他还要求读者们把他给与他们的信任再归还给他，要求他们承认他的创造自由，要求他们通过一项对称的、方向相反的回应来吁请他的自由。这里确实出现了阅读过程中的另一个辩证矛盾：我们越是感到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要求于我们越多，我们要求于他们的就越多。
当我欣赏一处风景的时候，我很明白不是我创造出这处风景来的，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没有我，树木、绿叶、土地、芳草之间在我眼前建立起来的关系就完全不能存在。对于我在色调的配合、在风中的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和谐之中发现的表面上的符合目的性，我很清楚我不能说明它的理由。然而这一表面上的符合目的性是存在的，而且归根结底，只有当存有已经在那儿的时候，我才能使它有；不过，即使我相信上帝，我也不能在神的普遍关注与我观瞻的特殊景色之间确立任何过渡关系，除非是一种纯粹字面上的过渡关系：
如果有人说上帝为使我喜悦而创造风景，或者说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使得我能在风景中感到喜悦，那就是把问题当作答案了。这个蓝色和这个绿色的和谐配合是否有意安排的？我又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神明无所不在这一观念并不能保证在每件个别事情上都体现这个神明的意图；特别是在上面举的例子里，既然草的绿色可以用生理规律、特殊恒量和地缘决定论来苛刻的承认，而另一方面审美快感因其本身是以一种价值的形式被知觉的，它就包括对别人提出的一项绝对要求：要求任何人，就其是自由而言，在读同一部作品的时候产生同样的快感。
就这样，全人类带着它最高限度的自由都在场了，全人类支撑着一个世界的存有，这个世界既是它的世界又是“外部”世界。在审美喜悦里，位置意识是对于世界整体的意象意识，这个世界同时既作为存有又作为应当存有，既作为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又作为完全异己的，而且它越是异己就越属于我们。非位置意识确实包罗人们的自由的和谐整体，在这里这种和谐整体既是一种普遍信任又是一项普遍要求的对象。
因此，写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写作是求助于别人的意识以便使自己被承认为对于存有的总汇而言是本质性的东西；写作就是通过其他人为媒介而体验这一本质性，但是，由于另一方面现实世界只是显示在行动中，由于人们只能在为了改变它而超越它的时候才感到自己置身于世界之中，小说家的天地就会缺乏厚度，如果人们不是在一个超越它的行动中去发现它的话。
人们经常注意到这一点：一个故事中的一个物件的存在密度并非来自人们对它所做的描述的次数和长度，而是来自它与不同人物的联系的复杂性；物件越被人物摆弄，被拿起来又放下来，简括地说它越是被人物为达到他们自身的目的而超越，它就越显得真实。
小说世界，即物和人的存有的总汇，正是如此：为了使得这一世界具有最大密度，那就必须让读者藉以发现它的这个“揭示—创造”过程也是想象当中的投入行动过程；换句话说，人们越对改变它感到兴味，它就越显得生动。
现实主义的谬误在于它曾经相信，只要用心观察，现实就会展现出来，因此人们可以对现实做出公正的描绘。这又怎么可能呢，既然连知觉本身都是不公正的，既然只消人们叫出对象的名字，人们就改变了这个对象？再者，作家既然意欲自己对于世界而言具有本质性，他又怎么能意欲自己对于这个世界包藏的种种非正义行为而言也具有本质性呢？然而他却必定是这样的：只不过，如果说他同意做非正义行为的创造者，那只是在一个为消灭非正义行为而超越它们的过程中同意这么做罢了。
至于正在阅读的我，如果我创造一个非正义的世界并维持它的存在，我就不能不使自己对之负责。而作者的全部艺术迫使我创造他揭示的东西，也就是说把我牵连进去。现在是我们俩承担着整个世界的责任。正因为这个世界由我们俩的自由合力支撑，因为作者企图通过我的媒介把这个世界归入人间，那么这个世界就必须真正以它自己的本来面目，以它最深部的原型状态出现，它就必须受到一个自由的贯穿与支持，而这个自由要以人的自由为目的。
如果这个世界不真正是它应该成为的目的的归宿，至少它必须是通向这个目的的归宿的一个阶段，简单说，它必须是一个生成，人们必须始终把它不是当作压在我们身上的庞然大物来看待、介绍，而是从它是为通向这个目的的归宿而作的超越努力这个观点来看待、介绍它；不管作品描绘的人类有多恶毒，绝望，作品也必须有一种豪迈的神情。
当然不是说这一豪情应该由旨在感化人的说教或由敦品励行的人物来体现，它甚至不应该是蓄意安排的，而且千真万确人们带着善良的感情是写不出好书来的。但是这个豪情应该是书的经纬，应该是人与物从中受型的原材料：不管写什么题材，一种本质性的轻盈应该无所不在，提醒人们作品从来不是一个天生的已知数，而是一个要求，一个奉献。如果人们把这个世界连同它的非正义行为一起给了我，这不是为了让我冷漠地端详这些非正义行为，而是为了让我用自己的愤怒使它们活跃起来，让我去揭露它们，创造它们，让我连同它们作为非正义行为、即作为应被取缔的弊端的本性一块儿去揭露并创造它们。
因此，作家的世界只有当读者予以审查，对之表示赞赏、愤怒的时候才能显示它的全部深度；而豪迈的爱情便是宣誓要维持现状，豪迈的愤怒是宣誓要改变现状，赞赏则是宣誓要模仿现状；虽然文学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我们还是能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到道德命令。
因为，既然写作者由于他不辞劳苦去从事写作，他就承认了他的读者们的自由，既然新闻记者者光凭他打开书本这一件事，他就承认了作家的自由，所以不管人们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品，后者总是一个对于人们的自由表示信任的行为。既然读者们和作者一样之所以承认这个自由只是为了要求它显示自身，对作品就可以这样下定义：在世界要求人的自由的意义上，作品以想象方式介绍世界。
由此，首先可以推导：没有黑色文学，因为不管人们用多么阴暗的颜色去描绘世界，人们描绘世界是为了一些自由的人能在它面前感到自己的自由。因此只有好的或坏的小说。坏小说是这样一种小说，它旨在奉承阿谀，献媚取宠，而好小说是一项要求，一个表示信任的行为。
当作家在为实现个别的自由之间的协调而向它们介绍世界的时候，他只能从唯一的角度出发，即认为这是一个有待于人们愈益用自己的自由去浸透的世界。不能设想，为作家引起的这一连串豪情是被用来核准一个非正义行为的，也不能设想，如果一部作品赞同、接受人奴役人的现象，或者只是不去谴责这一现象，读者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还会享用自己的自由。
人们可以想象，一个美国黑人会写出一部好小说，即使整本书都流露出对白人的仇恨。这是因为，通过这个仇恨，作者要求得到的只是他的种族的自由。由于他吁请我也采取豪迈的态度，当我作为纯粹自由感知自己的时候，我就不能容忍人家把我与一个压迫人的种族等同起来。因此我在反对白种人，并在我是白种人的一员这个意义上反对我自己的时候，我便向所有的自由发出号召，要求它们去争取有色人种的解放。然而任何时候也没有人会假设人们可以写出一部颂扬反犹太主义的好小说。因为当我感知自己的自由是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人们不能要求我使用这个自由去赞同对他们其中某些人的奴役。因此，不管作家写的是随笔、抨击文章、讽刺作品还是小说，不管他只谈论个人的情感还是攻击社会制度，作家作为自由人诉诸另一些自由人，他只有一个题材：自由。
因此，任何奴役他的读者们的企图都威胁着作家的艺术本身。对于一个铁匠来说，法西斯主义将要损害的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生活，但不一定损害他的职业；对于一个作家，他的生活和职业都将受到损害，而且后者受到的损害更甚于前者。我见过一些作者，他们在战前衷心祝愿法西斯主义来临，然而正当纳粹使他们备享尊荣的时候，他们却写不出作品来了。
我特别想到特里欧·拉罗舍尔：他弄错了，但他是诚恳的，他证明了这一点。他答应去领导一家有背景的杂志。头几个月他申斥、责备、教训他的同胞们。谁也不回答他：因为人们不再有回答的自由。他因此恼火，他不再感觉到自己的读者们了，他显得更加恳切、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信号证明他已被理解。既无仇恨、也无愤怒的信号：什么也没有。他不知所措，愈益不安，他辛酸地向德国人诉苦：他的文章曾经趾高气扬，现在变得满纸牢骚；最后他落到顿足捶胸的地步：仍旧没有回音，除非来自他蔑视的那帮卖身求荣的新闻记者那里。他提出辞呈，然后又收回去，继续发表议论，但是总像在沙漠里一样，没有人听他。最后他闭嘴了，是其他人的沉默堵住了他的嘴。他曾要求奴役其他人，但是在他疯狂的头脑里，他必定想像这一奴役是自愿接受的，仍是自由的；奴役果然来到了；他作为人对之满怀喜悦，但是作为作家他忍受不了。
正是这个时候，另一些人——幸亏他们是大多数——才懂得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能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当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也不能幸免。用笔杆子来保卫它们还不够，有朝一日笔杆子被迫搁置，那个时候作家就有必要拿起武器。因此，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
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兔子行？那俺们也行！（转载）
原创 暗影小队 骊龙之师 今天
本文作者：初代兔子
嘛，话说呢，蓝星上有着这样的一个传说，那就是兔子是无所不能的…而在兔子无所不能的同时呢，也有着另外一个传说，便是兔子行，那俺们也行…前一个传说，是客观滴事实，而后一个传说…介个，话说真就是传说了…所以嘞，兔叔叔就给乃们扒一扒蓝星小伙伴们的这个蜜汁自信，如何被“兔子行，那俺们也行”给忽悠瘸的…
要说这个事儿啊，真要是往前推，那就推到很久很久以前啦，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五六十年代的内个时候。当时，兔子正在想办法造蘑菇蛋，这个消息虽说在兔家是严防死守的，可是对于鹰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几米，因为当初兔子起初是找毛熊学本事，结果毛熊愣是不接招，不仅不接招吧，还把兔子想造蘑菇蛋这个事当笑话给嚷嚷了出去。后来乃们也知道，毛熊撒手不搭理兔子，而兔子愣是靠着自己的本事鼓捣出了蘑菇蛋，这事儿一穿出去，立马震惊了蓝星，在鹰家愣神之际，许多心里有想法的动物也开始摩拳擦掌了…这个，具体是哪几位，兔叔叔不说乃们也知道，它们纷纷认为，这蘑菇蛋看起来也不是多难的事嘛？你看穷兔子都能倒腾出来，那我们家怎么说也比兔子有钱吧？打破鹰熊的蘑菇垄断，只争朝夕呀。于是，一群心比天高的小动物们一个个的跳了这个坑…恩，真的是坑啊，不过只是它们跳进去之后才知道，我勒个奶奶唉，怎么，跟想象中不是一回事呢？接着，鹰家和毛熊挨个发现了还有这么一群有小心思的家伙，于是在各种手段压力施加下，恩，主要是它们确实也没那个能力，所以陆续都放弃了…
这是比较早期的一个事情了，而后来众所周知的，就是兔子的黑丝带亮相那个事。当时，除了鹰家的爱抚娘娘和肥电之外，大毛的五菱哥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呢，结果兔子的黑丝带一飞冲天，让一种动物又起了小心思。原本呢，鹰家正满蓝星的兜售肥电呢，可兔子的黑丝带出来后，鹰家感受到这气氛明显的不对劲儿了，怎么以前那么多的潜在客户现在都不说话了捏？于是，鹰家费心思一番调查，发现果然不出其所料，这帮家伙又有想法了啊，想着兔子都能捣鼓出五代机，那我们似乎也可以呀，还花大价钱买鹰家的肥电受制于人干什么？鹰家一看这个情况，心里也明白怎么回事了，不过蔫坏的鹰家不说，还大度的表示，买卖自愿嘛，乃们想自己造就自己造呗，不过…考虑到通胀的因素，以后再来买可未必是这个价儿了哦。而一众小伙伴呢，也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少些受制于人不是？就挨个砸钱开始研究自家的五代机…恩，七八年过去了，即便是短腿鸡的心神，也就飞了那么一下，还是个样子货，气的短腿鸡直接放弃了，而其它的那些小伙伴就更别说了，有的到现在还只是张图纸来着…
自己造结果造不出来，那家里又有需求，怎么办？还是得找鹰家去买呗。可是这个时候的鹰家就摆上谱了，啧啧啧，当初说好的大家一起研究肥电，让乃们多投点儿钱还能早些拿货，可是现在呢，价钱咱们得重新商量不说，那我这产量也得先紧着那些坚定的盟友们先供货不是？恩…就是这么回事了。不过这里呢，还是得提一提志气帝三哥，那是多年如一日，憋着劲要振兴三哥制造啊，只是…从水柜到舢板，从飞机到二梯脚，自主了这么多年，也没出什么好东西，一说起来喊的那是山响，可实际效果呢？唉，只能挽尊了…对了，说到这就不得不说三哥的自造航妈了，当初那话怎么说来着？三哥对着周边一种伙伴们豪气的说，亚那个洲这块儿地儿，新世纪的头艘自产航妈必须是我三哥出产的！结果呢…这都下水多少年了？连舾装都还没舾装，反观隔壁兔子那，后来居上的山东号都入列了…但是！咱们还是得夸三哥不是？这种坚持自主的精神可不能轻易放弃啊，三哥家那也是蓝星文明的开端之一，一定要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而兔子肯定是能您超越的，继续努力呀，希望就在前方！
如果说三哥的自信，仅仅是让自己相信，那么鹰家的自信，那就是真的很自信了。上回兔子整月饼，出了一个从未示人的东风17二踢脚，那岂止是奇幻，简直是奇幻，看的鹰家哈喇子流的满脸都是。看完之后，鹰家那啥之气一震，立马就发话，咱家可是蓝星之典范，银河之希望，别的那些小家伙们一个个的不自量力也就算了，就兔子那点水平，别人不知道咱还能不知道？不就是高超声速的玩具么？造它！然后鹰家以最快的速度调集了经费成立了团队，开始打算碾压兔子。对，你没有看错，鹰家一开始定的指标不是赶超兔子，而是碾压兔子，所以大鹰们果断给团队定下了双X的指标。具体是什么呢？一个是要从性能上全面碾压，另一个是要在种类上全面碾压。可是，拿到这份指标的科研鹰们，心中有一万句四川话要讲…它们是什么个心情呢？就是几十年前，一群科研鹰的前辈们，头一回见到从小胡子汉斯家里拉回来的初代二梯脚的感觉…除了知道那玩意儿是铁做的之外，别的真的是一无所知了。可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啊，而正道不行，不是还有歪道可走么…
于是呢，一群科研鹰在百般无奈之下，只能求助喜爱鹰们，看能不能从兔子家淘换点消息什么的，可当喜爱鹰费了老大的工夫弄来一堆看似有用实际上根本没啥卵用的消息后，鹰家的大统领知晓了这个事情…然后，鹰家的大统领很生气，严肃的告诫科研鹰们，乃们丢不丢鹰？不就是速度很快的玩具么？至于这么干？还是每年花那么多钱白供着你们了？行就上，不行就圆润的走！眼瞅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众科研鹰也没办法了，得了，死马且当活马医吧…结果呢，钱儿是花出去了不少，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拿的出手的成果。接着咱们就看到了这样神奇的一幕，鹰家一边到处嚷嚷说兔子的玩具多么多么的不堪，一边又到处喊着兔子玩具方面的发展这不透明那不透明…好吧，知道鹰家是馋了，可兔子呢？连正式测试的消息都不放出来一条，干气猴啊干气猴…至于说其它的那些小伙伴们，当然也有跟跟鹰家一样也想玩这个玩具的，但是玩不到一半也同样发现，这道题我不会做，太难了…所以，只能逐个放弃，然后蹲在那眼馋来着…
其实这些吧，仅仅是一小部分的例子而已，因为真要引申出来了，那方方面面的事情就太多了。自命不凡者，自怨自哀也。可这也怪不得别人不是？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经年如一日的经费投入和人才培养，没有一个又一个熬白了头接续相传的团队，哪里有这样遍地开花的成果呢？当然，即便是这样，咱们也要看到咱们自家的短处，在不少的方面，我们仍旧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啊。只是，如果真到了有一天，兔子的方方面面都走在了前面，那蓝星的这个形势和境况，也许就真是又换新天了吧…恩，文章呢，就唠到这吧，这都最美人间四月天了，兔叔叔还搁在热干面城呢，不过看这个情况，或许没多久，就能回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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