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实验室巡礼# 【“借”一双慧眼 “析”复杂世界——走进中国科学院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直到今天，回想起5年前的那场“逆行”，李海洋仍能深深地感受到“科研工作解国家燃眉之急”所带来的价值感和自豪感。
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一场始料未及的危险化学品仓库爆炸事故猝然发生，其中，爆炸仓库有大约700吨以氰化钠为主的剧毒危险化学品。事发后，空气、水、土壤质量等环境指标急需准确监测。
次日，大连消防队找到中国科学院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寻求支援。作为实验室快速分离和检测课题组组长，李海洋立刻组建小组，连夜改制自主研发的两台仪器（车载便携式飞行时间质谱仪和高灵敏离子迁移谱仪）并前往现场，分别在距爆炸点200米左右的环境以及爆炸中心区域进行了长达20天的持续监测。
结果不负众望。带去的仪器具有灵敏度高、测试结果准确可靠等优异的性能和稳定的工作状态，为前线指挥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做科学研究、研发国产仪器，能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冲到一线并解决问题，就是我们的初衷与最大的满足感。”李海洋说。
以扎实的基础研究为根，以满足国家需求为本，在12年的发展历程中，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面向基础核心的科学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努力做到领域中的“不可替代”。
创色谱，拓展新天地
在分离分析化学中，色谱是最强大的手段之一，它使复杂的研究对象“出得来、分得开”，犹如科学家的“慧眼”，帮他们剖开现象看到本质，解析复杂的大千世界。
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成立于2008年。不过，它的成长经历可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家石油化工和国防军工发展的迫切需要，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卢佩章院士为代表的色谱研究先驱者身负使命，勇担重任——发展气—固体积色谱法，实现了水煤气合成产品的气体组分分析；发展气液色谱法用于大庆石油炼制产品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研制出国内首台SP-02色谱仪并推广生产；研制了腐蚀性气体分析的方法和仪器，为“两弹一星”服务……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色谱学及其应用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延伸。在卢佩章的带领下，大连化物所在加强色谱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开展了智能色谱攻坚，研制出带有色谱专家系统的智能气相和液相色谱仪。
与此同时，在卢佩章的组织带领下，《色谱》杂志创办，为中国色谱学科发展服务，引导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分离分析研究队伍。
20世纪90年代，通过研制新型色谱分离材料，构建新型色谱分离模式，色谱在环境样品、天然产物等复杂样品的分离分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针对生命科学、环境资源、公共安全等国家重大领域的实际需求，瞄准分析化学的国际前沿，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在张玉奎院士的带领下，锐意进取，形成了高效分离、全景表征和功能解析三大研究方向，并在色谱理论、方法创建、仪器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由于上述研究对象具有组成复杂、理化性质迥异、浓度分布范围宽、时空动态变化等特点，对分析方法提出巨大挑战。分离分析方法的突破有助于促进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许国旺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发展高效、高分辨、高灵敏和高通量的色谱—质谱联用技术获取海量的组学数据并对其进行深入解析，解决国家重大领域需求，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分离测量化学研究中心，引领学科发展。
应需求，解国之疑难
许国旺表示，分离分析化学属于应用基础学科，这决定了他们的科研工作首要的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1987年，梁鑫淼进入大连化物所攻读色谱专业，师从卢佩章和张玉奎。在毕业时，他选择了中药的化学物质基础研究。
“中药创新发展和中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国家的战略需求。中药是一个典型的复杂体系，其最大的科学问题是中药的物质组成结构与功能，最核心的技术问题是中药制药技术，以及如何提高中药产品的质量和质量一致性等。解决这些问题，分离分析技术是关键。”梁鑫淼说。
经过30多年的艰辛探索，梁鑫淼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本草物质组”的理论与方法学，建立了系统的分离分析和纯化制备技术体系，在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中药标准化、中药先进制造和产业化升级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原创性成果。
今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通过临床筛选出了有效方剂“三药三方”，第一个“方”就是清肺排毒汤。梁鑫淼团队对其组分和有效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了对抗机体炎症及改善呼吸窘迫症状的中药靶向活性分子，为进一步发挥中药作用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
在梁鑫淼看来，当下中药发展仍面临巨大困境，主要在于基础研究水平和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足。比如，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缺乏合适的评价体系，中药制造工艺缺乏核心技术体系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今年3月，江西省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中药科学中心正式落成，梁鑫淼担任中心主任。
“我们将聚焦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安全性的关键科学问题，阐明中药科学内涵、引领新药创制、提升中药质量。”梁鑫淼说，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研究中药/传统药物的物质组成结构与功能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综合性核心技术体系，解决中医药的“卡脖子”问题。
除了中医药现代化，实验室还针对生命科学、环境资源、公共安全等国家重点领域的需求，研发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分析仪器和装置并实现产业化；开发出具有潜在降血糖功能的鹿胶原肽制备技术，实现了东北鹿资源高值化综合利用，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做到“国家最需要，我们最适合”。
“下一步，我们的目标要更紧密地结合国家需求。”许国旺说。
重人才，激创新活力
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历经两代色谱人的艰辛探索，为推动中国走向色谱强国作了重要贡献。“根据统计，2010年以来，我国在分离分析领域SCI论文发表数和被引用数世界排名第一，H因子也与国际水平相当。”言语间，张玉奎流露出自豪之情。
同时他也深感，要继续攀登科学高峰，应大胆重用年轻人，“因为青年人才是驱动学科发展和取得创新突破的重要动力”。
2011年，刚刚博士毕业的王方军由于在蛋白质组学新方法研究领域表现出色，被大连化物所破格直接聘为副研究员。留所不久，时任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邹汉法给王方军“压”下一个“973”课题的重任，并希望他做最创新的研究，技术路线也“激进”一点，直接研究生命分析化学最重要的难题之一 ——整体蛋白质的直接质谱分析。
然而，该课题的难度超出了王方军的预想，“这是一个真正的硬骨头”，困扰他最大的问题是难以对大分子量蛋白质进行高效碎裂解离和精细结构表征。
2016年，王方军大胆提出搭建极紫外激光—高分辨质谱装置，采用波长50~150nm的极紫外光子对进入质谱离子阱中的整体蛋白质进行直接光解离，从而实现对蛋白质序列和精细结构的高效表征。重点实验室全力支持他的想法，积极协调与大连相干光源极紫外激光装置的合作事宜，并支持他建立了生物分子结构表征新方法创新特区组。
在近4年的时间中，王方军与合作者“从零开始”，解决了高能激光超高真空系统—质谱接口设计与制造、光束与离子束对准等关键技术难点，在今年4月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台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高分辨质谱装置。初步结果表明，与该领域最好的欧洲同步辐射中心相比，蛋白质光电离效率方面提高了100倍，可直接对分子量3万道尔顿的蛋白质进行全序列覆盖的解离测序。
“实验室特别支持年轻人发展，只要有好的想法，实验室在团队、经费、平台上就给予支持，让我们大胆地做真正创新的工作。”王方军说。
生物分离与界面分子机制创新特区组组长卿光焱也深有感触。
2018年初，卿光焱加入大连化物所。他敏感地意识到把智能材料与分离分析相融合，有可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他的想法得到了实验室的全力支持。这两年，他带领团队以肿瘤癌症标志物——唾液酸糖链检测为研究对象不断探索，于今年4月提出了基于动态共价化学精确捕获唾液酸糖链的新策略，为精确捕捉与癌症和免疫疾病发生密切相关的糖链信息提供了先进的捕获材料。
“与传统静态稳定的策略不同，我们的策略巧妙地利用了材料的动态和不稳定性。目前，方法和材料正在进行产业化应用，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和应用前景。”卿光焱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些都得益于实验室对人才成长开辟“特区”。“实验室的信任鼓励我们不断创新探索，挑战自己，挑战权威，抢占科技前沿。”
如今，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已经培养了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中青年科学家，形成了一支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团队。
善合作，促“全链条”发展
学科交叉，是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最大的特点之一。“开展‘全链条’研究，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技术开发和仪器研制，再到成果转移转化，这是在卢佩章时代就已形成的风格。”张玉奎告诉《中国科学报》。
2014年，在所里的大力支持下，许国旺牵头开展“糖尿病的系统生物学研究”项目，凝聚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微流控芯片、荧光探针和天然产物等分离分析平台以及转化医学优势科研力量，共同攻关2型糖尿病的精准分子分型和治疗机制。研究建立了2型糖尿病新分子分型框架体系，开展了二甲双胍刺激前后细胞的全蛋白质组、磷酸化蛋白质组和外泌体蛋白质组的分析，深入探讨了二甲双胍对2型糖尿病的调控机制及与AMPK的关系。此外，研究还促进了器官芯片、荧光染料、单细胞技术在2型糖尿病研究中的应用。
“合作和交流，促进我们取得更多创新成果。”许国旺说。
此外，团队针对糖尿病并发症——“视网膜病变”进行研究，从905个病人血样中发现和验证组合标记物12—HETE和2—哌啶酮，有望基于血液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行筛查。
“多学科交叉合作，充分展现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提升了我们重点实验室的整体水平。” 许国旺说。
除了所内课题组之间的合作，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还与医院建立联合实验室。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的帮助下，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与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立合作，促进了慢加急肝损伤治疗新方案的形成。这为分析化学家与医生沟通交流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加快了研究成果的转移转化。
浩瀚的生命宇宙，需要生命领域的“北斗卫星”去精确分析生物分子在生命网络中的活动轨迹。实验室研究员徐兆超团队就是这样一批“造星星的人”，“星星”就是他们创造的会发光、会闪烁的荧光分子。
徐兆超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们从事的是生物靶标的荧光分析，包括荧光分子的构效关系研究，开发高荧光强度和光稳定性荧光染料、生物分子标记技术、无背景免洗荧光探针和超分辨荧光成像技术等，最终完成在活细胞中对生物分子的动态超分辨荧光成像。
在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他的“星星”有了更多用武之地。他从组学研究中找到需求，“组学中要解析整个细胞中功能分子的网络，它具有动态、多组分和分子水平的特征，科研人员需要高选择性、高灵敏度和超高时空动态分辨的荧光染料”。
通过与其他学科科研人员的碰撞，他不断将高性能的荧光分子应用于新颖的生物靶标，并合作开展精准化学生物学跨尺度研究，这些研究被越来越多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
“合作让每一颗‘星星’都有价值，他们能照亮生命。”徐兆超笑着说。
几度春秋，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承载着科研人的梦想，创先进技术，开辟领域；解国之所需，以产带学；善精诚合作，同心同德；承化物精神，树德树人。数载岁月，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怀壮志前行，严谨治学、协力攻坚、煦育菁华，盼科研硕果累累，望未来欣欣向荣！https://t.cn/A6bekl0C
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一场始料未及的危险化学品仓库爆炸事故猝然发生，其中，爆炸仓库有大约700吨以氰化钠为主的剧毒危险化学品。事发后，空气、水、土壤质量等环境指标急需准确监测。
次日，大连消防队找到中国科学院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寻求支援。作为实验室快速分离和检测课题组组长，李海洋立刻组建小组，连夜改制自主研发的两台仪器（车载便携式飞行时间质谱仪和高灵敏离子迁移谱仪）并前往现场，分别在距爆炸点200米左右的环境以及爆炸中心区域进行了长达20天的持续监测。
结果不负众望。带去的仪器具有灵敏度高、测试结果准确可靠等优异的性能和稳定的工作状态，为前线指挥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做科学研究、研发国产仪器，能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冲到一线并解决问题，就是我们的初衷与最大的满足感。”李海洋说。
以扎实的基础研究为根，以满足国家需求为本，在12年的发展历程中，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面向基础核心的科学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努力做到领域中的“不可替代”。
创色谱，拓展新天地
在分离分析化学中，色谱是最强大的手段之一，它使复杂的研究对象“出得来、分得开”，犹如科学家的“慧眼”，帮他们剖开现象看到本质，解析复杂的大千世界。
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成立于2008年。不过，它的成长经历可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家石油化工和国防军工发展的迫切需要，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卢佩章院士为代表的色谱研究先驱者身负使命，勇担重任——发展气—固体积色谱法，实现了水煤气合成产品的气体组分分析；发展气液色谱法用于大庆石油炼制产品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研制出国内首台SP-02色谱仪并推广生产；研制了腐蚀性气体分析的方法和仪器，为“两弹一星”服务……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色谱学及其应用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延伸。在卢佩章的带领下，大连化物所在加强色谱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开展了智能色谱攻坚，研制出带有色谱专家系统的智能气相和液相色谱仪。
与此同时，在卢佩章的组织带领下，《色谱》杂志创办，为中国色谱学科发展服务，引导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分离分析研究队伍。
20世纪90年代，通过研制新型色谱分离材料，构建新型色谱分离模式，色谱在环境样品、天然产物等复杂样品的分离分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针对生命科学、环境资源、公共安全等国家重大领域的实际需求，瞄准分析化学的国际前沿，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在张玉奎院士的带领下，锐意进取，形成了高效分离、全景表征和功能解析三大研究方向，并在色谱理论、方法创建、仪器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由于上述研究对象具有组成复杂、理化性质迥异、浓度分布范围宽、时空动态变化等特点，对分析方法提出巨大挑战。分离分析方法的突破有助于促进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许国旺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发展高效、高分辨、高灵敏和高通量的色谱—质谱联用技术获取海量的组学数据并对其进行深入解析，解决国家重大领域需求，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分离测量化学研究中心，引领学科发展。
应需求，解国之疑难
许国旺表示，分离分析化学属于应用基础学科，这决定了他们的科研工作首要的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1987年，梁鑫淼进入大连化物所攻读色谱专业，师从卢佩章和张玉奎。在毕业时，他选择了中药的化学物质基础研究。
“中药创新发展和中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国家的战略需求。中药是一个典型的复杂体系，其最大的科学问题是中药的物质组成结构与功能，最核心的技术问题是中药制药技术，以及如何提高中药产品的质量和质量一致性等。解决这些问题，分离分析技术是关键。”梁鑫淼说。
经过30多年的艰辛探索，梁鑫淼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本草物质组”的理论与方法学，建立了系统的分离分析和纯化制备技术体系，在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中药标准化、中药先进制造和产业化升级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原创性成果。
今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通过临床筛选出了有效方剂“三药三方”，第一个“方”就是清肺排毒汤。梁鑫淼团队对其组分和有效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了对抗机体炎症及改善呼吸窘迫症状的中药靶向活性分子，为进一步发挥中药作用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
在梁鑫淼看来，当下中药发展仍面临巨大困境，主要在于基础研究水平和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足。比如，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缺乏合适的评价体系，中药制造工艺缺乏核心技术体系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今年3月，江西省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中药科学中心正式落成，梁鑫淼担任中心主任。
“我们将聚焦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安全性的关键科学问题，阐明中药科学内涵、引领新药创制、提升中药质量。”梁鑫淼说，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研究中药/传统药物的物质组成结构与功能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综合性核心技术体系，解决中医药的“卡脖子”问题。
除了中医药现代化，实验室还针对生命科学、环境资源、公共安全等国家重点领域的需求，研发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分析仪器和装置并实现产业化；开发出具有潜在降血糖功能的鹿胶原肽制备技术，实现了东北鹿资源高值化综合利用，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做到“国家最需要，我们最适合”。
“下一步，我们的目标要更紧密地结合国家需求。”许国旺说。
重人才，激创新活力
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历经两代色谱人的艰辛探索，为推动中国走向色谱强国作了重要贡献。“根据统计，2010年以来，我国在分离分析领域SCI论文发表数和被引用数世界排名第一，H因子也与国际水平相当。”言语间，张玉奎流露出自豪之情。
同时他也深感，要继续攀登科学高峰，应大胆重用年轻人，“因为青年人才是驱动学科发展和取得创新突破的重要动力”。
2011年，刚刚博士毕业的王方军由于在蛋白质组学新方法研究领域表现出色，被大连化物所破格直接聘为副研究员。留所不久，时任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邹汉法给王方军“压”下一个“973”课题的重任，并希望他做最创新的研究，技术路线也“激进”一点，直接研究生命分析化学最重要的难题之一 ——整体蛋白质的直接质谱分析。
然而，该课题的难度超出了王方军的预想，“这是一个真正的硬骨头”，困扰他最大的问题是难以对大分子量蛋白质进行高效碎裂解离和精细结构表征。
2016年，王方军大胆提出搭建极紫外激光—高分辨质谱装置，采用波长50~150nm的极紫外光子对进入质谱离子阱中的整体蛋白质进行直接光解离，从而实现对蛋白质序列和精细结构的高效表征。重点实验室全力支持他的想法，积极协调与大连相干光源极紫外激光装置的合作事宜，并支持他建立了生物分子结构表征新方法创新特区组。
在近4年的时间中，王方军与合作者“从零开始”，解决了高能激光超高真空系统—质谱接口设计与制造、光束与离子束对准等关键技术难点，在今年4月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台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高分辨质谱装置。初步结果表明，与该领域最好的欧洲同步辐射中心相比，蛋白质光电离效率方面提高了100倍，可直接对分子量3万道尔顿的蛋白质进行全序列覆盖的解离测序。
“实验室特别支持年轻人发展，只要有好的想法，实验室在团队、经费、平台上就给予支持，让我们大胆地做真正创新的工作。”王方军说。
生物分离与界面分子机制创新特区组组长卿光焱也深有感触。
2018年初，卿光焱加入大连化物所。他敏感地意识到把智能材料与分离分析相融合，有可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他的想法得到了实验室的全力支持。这两年，他带领团队以肿瘤癌症标志物——唾液酸糖链检测为研究对象不断探索，于今年4月提出了基于动态共价化学精确捕获唾液酸糖链的新策略，为精确捕捉与癌症和免疫疾病发生密切相关的糖链信息提供了先进的捕获材料。
“与传统静态稳定的策略不同，我们的策略巧妙地利用了材料的动态和不稳定性。目前，方法和材料正在进行产业化应用，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和应用前景。”卿光焱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些都得益于实验室对人才成长开辟“特区”。“实验室的信任鼓励我们不断创新探索，挑战自己，挑战权威，抢占科技前沿。”
如今，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已经培养了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中青年科学家，形成了一支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团队。
善合作，促“全链条”发展
学科交叉，是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最大的特点之一。“开展‘全链条’研究，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技术开发和仪器研制，再到成果转移转化，这是在卢佩章时代就已形成的风格。”张玉奎告诉《中国科学报》。
2014年，在所里的大力支持下，许国旺牵头开展“糖尿病的系统生物学研究”项目，凝聚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微流控芯片、荧光探针和天然产物等分离分析平台以及转化医学优势科研力量，共同攻关2型糖尿病的精准分子分型和治疗机制。研究建立了2型糖尿病新分子分型框架体系，开展了二甲双胍刺激前后细胞的全蛋白质组、磷酸化蛋白质组和外泌体蛋白质组的分析，深入探讨了二甲双胍对2型糖尿病的调控机制及与AMPK的关系。此外，研究还促进了器官芯片、荧光染料、单细胞技术在2型糖尿病研究中的应用。
“合作和交流，促进我们取得更多创新成果。”许国旺说。
此外，团队针对糖尿病并发症——“视网膜病变”进行研究，从905个病人血样中发现和验证组合标记物12—HETE和2—哌啶酮，有望基于血液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行筛查。
“多学科交叉合作，充分展现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提升了我们重点实验室的整体水平。” 许国旺说。
除了所内课题组之间的合作，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还与医院建立联合实验室。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的帮助下，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与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立合作，促进了慢加急肝损伤治疗新方案的形成。这为分析化学家与医生沟通交流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加快了研究成果的转移转化。
浩瀚的生命宇宙，需要生命领域的“北斗卫星”去精确分析生物分子在生命网络中的活动轨迹。实验室研究员徐兆超团队就是这样一批“造星星的人”，“星星”就是他们创造的会发光、会闪烁的荧光分子。
徐兆超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们从事的是生物靶标的荧光分析，包括荧光分子的构效关系研究，开发高荧光强度和光稳定性荧光染料、生物分子标记技术、无背景免洗荧光探针和超分辨荧光成像技术等，最终完成在活细胞中对生物分子的动态超分辨荧光成像。
在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他的“星星”有了更多用武之地。他从组学研究中找到需求，“组学中要解析整个细胞中功能分子的网络，它具有动态、多组分和分子水平的特征，科研人员需要高选择性、高灵敏度和超高时空动态分辨的荧光染料”。
通过与其他学科科研人员的碰撞，他不断将高性能的荧光分子应用于新颖的生物靶标，并合作开展精准化学生物学跨尺度研究，这些研究被越来越多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
“合作让每一颗‘星星’都有价值，他们能照亮生命。”徐兆超笑着说。
几度春秋，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承载着科研人的梦想，创先进技术，开辟领域；解国之所需，以产带学；善精诚合作，同心同德；承化物精神，树德树人。数载岁月，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怀壮志前行，严谨治学、协力攻坚、煦育菁华，盼科研硕果累累，望未来欣欣向荣！https://t.cn/A6bekl0C
【突发解读】芯片博士基金经理遭同行diss，吃瓜基民该注意些什么？
近日，一位入行十几年、两度获得新财富最佳策略分析师的现任基金经理在其基金中报中说道，“最近听说一支硬核成长类产品，基金经理从业才三年，做投资仅一年，规模从去年的十几亿迅速膨胀到当前的近两百亿，且大部分规模是今年二季度流入的，该产品基本上全仓半导体。我不禁陷入深思，虽不免有葡萄好酸之嫌，但是这样真的好吗？”
根据该基金经理的描述，“硬核成长类产品”、“基金经理从业才三年，做投资仅一年”、“规模猛涨到近两百亿”、“基本上全仓半导体”等条件，行业人士把矛头指向“诺安成长混合基金”和它的基金经理蔡嵩松。
一名基金经理在官方公开发表的文件中质疑另一名风头正劲的同行，这在基金行业还属罕见，真是“葡萄好酸”吗？作为一介吃瓜基民，我们除了看个热闹，还可以看出点什么门道呢？
本期为您解读：
1、被diss的基金有多“剑走偏锋”?
2、主动基金重仓某一行业或主题，是“偏好”还是“擅长”？
3、经理回应，“高波动是我的风格”，他是你的菜吗？
解读1：被diss的基金有多“剑走偏锋”?
1、几乎全仓半导体行业个股
根据基金2020年中期报告，基金所持有的前十大股票中，有9只属于中证分类体系下的信息技术一级行业，其中7只属于中证分类体系下的半导体二级行业。整体来看，前十大重仓股票都属于通讯电子领域。如表1所示，前十大股票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高达81.43%，也就是说，该基金超过八成资产都属于半导体行业股票。由于基金法律文件没有明确规定基金投资于某个行业的占比范围，而该基金又不是半导体指数基金，如此极致的行业配置使该基金被戏称为“不是半导体基金的半导体基金”。
表1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大股票投资明细
数据来源：诺安成长混合基金2020年中报，BETA整理
2、业绩亮眼，波动也很大
蔡嵩松从2019年2月开始管理诺安成长混合基金，截至2020年9月13日，沪深300指数涨跌幅41.10%，东财国产芯片指数和中证股票基金指数涨跌幅分别为119.55%和63.55%。诺安成长混合基金同期涨跌幅135.67%，不仅跑赢沪深300指数94.57个百分点，更是跑赢东财国产芯片指数16.1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蔡嵩松具有较强的主动选股能力。
数据来源：BETA基金数据库
然而，“流水一般涌入的财富又像水一样流走了”，让蔡嵩松和诺安成长混合基金“出圈”的绝不只是以上样本区间内较高的收益率。伴随着高收益率的巨大阴影是其远远高于同类的波动率。以最近一周为例，诺安成长混合基金净值连跌四天，从9月7日至9月11日，单日涨跌幅分别为-6.01%、-1.81%、-4.55%、-0.51%和3.10%。贝塔数据显示，最近1年，诺安成长混合基金下行风险为23.11%，同类平均为10.51%；年化波动率为41.60%，同类平均为18.16%。
诺安成长混合以及同类基金的下行风险
数据来源：BETA基金数据库
3、规模迅速膨胀，主要都是个人投资者，机构占比较低
再细细翻一下诺安成长混合基金各个报告期的持有人结构，就会发现，该基金在2014-2018年间几乎都由个人投资者持有，直到蔡嵩松自2019年接手后其业绩受到市场关注，开始有机构投资者参与，但是相对于整个基金的规模，机构投资者占比仍然较低，并且今年2季度大量个人投资者涌入导致该基金规模激增，直接从去年年终的60亿左右冲到了150亿以上（如下图所示）。被散户撑大规模之后投资者构成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机构投资者相应占比下滑。
确实，与机构相比，散户似乎更“认可”该基金。不过我们更担心的是散户的认可是来自互联网平台的短期业绩指标，如：“周涨幅”、“月涨幅”和“今年以来的表现”等，一旦有风吹草动，撤的毫无逻辑。
诺安成长混合基金机构投资者占比
数据来源：BETA基金数据库
4、经理回应：“高波动是我的风格”
面对市场争议，蔡嵩松在媒体采访时多次回应：
“高波动是我投资风格的一部分，我希望我的投资人了解我的风格，然后和自己的需求、风险偏好去做匹配。”，“无论是激进派的集中持仓，还是看起来毫不控制回撤的大波大浪，那就是我的投资风格，我也会在一贯的风格中继续走下去。至于是否配置我的基金、何时配置、如何配置，那是投资者要自行研究、自行选择的事。”
确实，只要基金经理风格稳定和明确，剩下的事就是投资者怎么选了。
解读2：主动基金重仓某一行业或主题，是“偏好”还是“擅长”？
主动管理型的股票基金重仓某一行业或者主题，一般来说是基金经理比较偏好某个行业或者某个主题的上市公司，专注于该行业或该主题以挖掘值得投资的标的。基金经理需要具备该行业的丰富经验，或者干脆是该行业的权威专家。
本故事男主角蔡嵩松先生就是当之无愧的“技术派”。2001年，年仅15岁的蔡嵩松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就读计算机专业。硕博阶段，蔡嵩松就读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主攻芯片设计，2011年博士毕业后，蔡嵩松任职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计算机行业研究，2017年加入诺安基金，从事科技及相关产业研究。
毋庸置疑，蔡嵩松对半导体行业是极度偏好的。然而，“偏好”和“擅长”具有本质区别。“偏好”不一定代表“擅长”，有些基金经理偏好某种主题，而实际的投资结果却表现为业绩未能跑赢同行，或者没有达到同行平均水平。蔡嵩松目前来看业绩非常出色，但是他“太新了”，投资年限仅1.56年，时间尚短，既没有经历过一轮市场的牛熊，也没有经历过该行业的周期变化，所以要真正确定他是否擅长，仍待持续观察。
解读3：那么多基金经理，谁是你的菜？
选基金就是选基金经理，选基金经理怎么选呢？谁才是你的菜？
简单来说，就是风险匹配，风格认同。
像蔡嵩松这样投资风格鲜明、风险偏好公开的基金经理是最利于投资者做决策的。
如果你是一个风险承受能力较高、不计较短期回撤，并且看好半导体行业投资机会的投资者，那么你完全可以借助蔡嵩松的基金达成自己的投资需求。
如果你是一个不愿意承担高风险、但看好半导体行业乃至科技行业投资机会的投资者，那么蔡嵩松可能并不适合你。你需要在全市场遴选出偏好科技产业、擅长成长股风格，且波动率相对较低的基金经理。
数据显示，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基金经理，都有各自的风险收益特征。近两年市场较多谈论的老牌基金经理，诸如傅鹏博、萧楠、董承非等都能将年化波动控制在25%内，当然，相应的年化回报率也不会特别高
近日，一位入行十几年、两度获得新财富最佳策略分析师的现任基金经理在其基金中报中说道，“最近听说一支硬核成长类产品，基金经理从业才三年，做投资仅一年，规模从去年的十几亿迅速膨胀到当前的近两百亿，且大部分规模是今年二季度流入的，该产品基本上全仓半导体。我不禁陷入深思，虽不免有葡萄好酸之嫌，但是这样真的好吗？”
根据该基金经理的描述，“硬核成长类产品”、“基金经理从业才三年，做投资仅一年”、“规模猛涨到近两百亿”、“基本上全仓半导体”等条件，行业人士把矛头指向“诺安成长混合基金”和它的基金经理蔡嵩松。
一名基金经理在官方公开发表的文件中质疑另一名风头正劲的同行，这在基金行业还属罕见，真是“葡萄好酸”吗？作为一介吃瓜基民，我们除了看个热闹，还可以看出点什么门道呢？
本期为您解读：
1、被diss的基金有多“剑走偏锋”?
2、主动基金重仓某一行业或主题，是“偏好”还是“擅长”？
3、经理回应，“高波动是我的风格”，他是你的菜吗？
解读1：被diss的基金有多“剑走偏锋”?
1、几乎全仓半导体行业个股
根据基金2020年中期报告，基金所持有的前十大股票中，有9只属于中证分类体系下的信息技术一级行业，其中7只属于中证分类体系下的半导体二级行业。整体来看，前十大重仓股票都属于通讯电子领域。如表1所示，前十大股票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高达81.43%，也就是说，该基金超过八成资产都属于半导体行业股票。由于基金法律文件没有明确规定基金投资于某个行业的占比范围，而该基金又不是半导体指数基金，如此极致的行业配置使该基金被戏称为“不是半导体基金的半导体基金”。
表1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大股票投资明细
数据来源：诺安成长混合基金2020年中报，BETA整理
2、业绩亮眼，波动也很大
蔡嵩松从2019年2月开始管理诺安成长混合基金，截至2020年9月13日，沪深300指数涨跌幅41.10%，东财国产芯片指数和中证股票基金指数涨跌幅分别为119.55%和63.55%。诺安成长混合基金同期涨跌幅135.67%，不仅跑赢沪深300指数94.57个百分点，更是跑赢东财国产芯片指数16.1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蔡嵩松具有较强的主动选股能力。
数据来源：BETA基金数据库
然而，“流水一般涌入的财富又像水一样流走了”，让蔡嵩松和诺安成长混合基金“出圈”的绝不只是以上样本区间内较高的收益率。伴随着高收益率的巨大阴影是其远远高于同类的波动率。以最近一周为例，诺安成长混合基金净值连跌四天，从9月7日至9月11日，单日涨跌幅分别为-6.01%、-1.81%、-4.55%、-0.51%和3.10%。贝塔数据显示，最近1年，诺安成长混合基金下行风险为23.11%，同类平均为10.51%；年化波动率为41.60%，同类平均为18.16%。
诺安成长混合以及同类基金的下行风险
数据来源：BETA基金数据库
3、规模迅速膨胀，主要都是个人投资者，机构占比较低
再细细翻一下诺安成长混合基金各个报告期的持有人结构，就会发现，该基金在2014-2018年间几乎都由个人投资者持有，直到蔡嵩松自2019年接手后其业绩受到市场关注，开始有机构投资者参与，但是相对于整个基金的规模，机构投资者占比仍然较低，并且今年2季度大量个人投资者涌入导致该基金规模激增，直接从去年年终的60亿左右冲到了150亿以上（如下图所示）。被散户撑大规模之后投资者构成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机构投资者相应占比下滑。
确实，与机构相比，散户似乎更“认可”该基金。不过我们更担心的是散户的认可是来自互联网平台的短期业绩指标，如：“周涨幅”、“月涨幅”和“今年以来的表现”等，一旦有风吹草动，撤的毫无逻辑。
诺安成长混合基金机构投资者占比
数据来源：BETA基金数据库
4、经理回应：“高波动是我的风格”
面对市场争议，蔡嵩松在媒体采访时多次回应：
“高波动是我投资风格的一部分，我希望我的投资人了解我的风格，然后和自己的需求、风险偏好去做匹配。”，“无论是激进派的集中持仓，还是看起来毫不控制回撤的大波大浪，那就是我的投资风格，我也会在一贯的风格中继续走下去。至于是否配置我的基金、何时配置、如何配置，那是投资者要自行研究、自行选择的事。”
确实，只要基金经理风格稳定和明确，剩下的事就是投资者怎么选了。
解读2：主动基金重仓某一行业或主题，是“偏好”还是“擅长”？
主动管理型的股票基金重仓某一行业或者主题，一般来说是基金经理比较偏好某个行业或者某个主题的上市公司，专注于该行业或该主题以挖掘值得投资的标的。基金经理需要具备该行业的丰富经验，或者干脆是该行业的权威专家。
本故事男主角蔡嵩松先生就是当之无愧的“技术派”。2001年，年仅15岁的蔡嵩松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就读计算机专业。硕博阶段，蔡嵩松就读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主攻芯片设计，2011年博士毕业后，蔡嵩松任职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计算机行业研究，2017年加入诺安基金，从事科技及相关产业研究。
毋庸置疑，蔡嵩松对半导体行业是极度偏好的。然而，“偏好”和“擅长”具有本质区别。“偏好”不一定代表“擅长”，有些基金经理偏好某种主题，而实际的投资结果却表现为业绩未能跑赢同行，或者没有达到同行平均水平。蔡嵩松目前来看业绩非常出色，但是他“太新了”，投资年限仅1.56年，时间尚短，既没有经历过一轮市场的牛熊，也没有经历过该行业的周期变化，所以要真正确定他是否擅长，仍待持续观察。
解读3：那么多基金经理，谁是你的菜？
选基金就是选基金经理，选基金经理怎么选呢？谁才是你的菜？
简单来说，就是风险匹配，风格认同。
像蔡嵩松这样投资风格鲜明、风险偏好公开的基金经理是最利于投资者做决策的。
如果你是一个风险承受能力较高、不计较短期回撤，并且看好半导体行业投资机会的投资者，那么你完全可以借助蔡嵩松的基金达成自己的投资需求。
如果你是一个不愿意承担高风险、但看好半导体行业乃至科技行业投资机会的投资者，那么蔡嵩松可能并不适合你。你需要在全市场遴选出偏好科技产业、擅长成长股风格，且波动率相对较低的基金经理。
数据显示，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基金经理，都有各自的风险收益特征。近两年市场较多谈论的老牌基金经理，诸如傅鹏博、萧楠、董承非等都能将年化波动控制在25%内，当然，相应的年化回报率也不会特别高
【#北京##探秘亚洲最大侏罗纪公园#】尘封亿万年的恐龙化石被挖掘出来后，会经历什么？它们又该何处栖身？记者走进了离北京动物园不远、同样坐落在西直门外大街上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及研究所下辖的中国古动物馆探求答案。这座朴素的建筑里藏着太多的秘密。不对外开放的标本馆里收藏了24万件珍贵的“山海遗珍”，它也是亚洲最大的恐龙收藏中心。化石修复室里，“对话时空”的标本修复师用双手慢慢推开一扇扇史前“案发现场”的“大门”。古动物馆里，拼装骨架的工作人员用一双妙手复原着一个个亿万年前的“生活场景”。
课本里会飞的恐龙“现身”
研究所四楼，标本馆的观察室里，“恐龙大王”——古脊椎所副所长徐星“请”出了一件国宝级藏品——小盗龙化石。
“说到恐龙，人们往往想到凶猛的霸王龙或者笨重、迟钝的马门溪龙；谈起鸟类，我们头脑中自然会浮现轻灵的鸽子或者五彩斑斓的孔雀。二者似乎毫不相干，但近年来发现的大量化石显示：在中生代时期，恐龙的一支经过漫长的演化，最终变成了凌空翱翔的鸟儿。”
这段文字，来自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里的一篇课文——《飞向蓝天的恐龙》。它的作者正是世界上命名恐龙最多的科学家徐星，而曾为“鸟类起源于恐龙”提供了有力证据的正是眼前这只曾飞向蓝天的“顾氏小盗龙”。
“这件化石标本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仅保留了骨骼结构，而且还能看到清晰的片状羽毛印记。”从化石上可以看出，在这只四翼、长尾的优雅生物的前肢和后肢上，整齐排布着黑色的羽毛痕迹。徐星说，这就是科学家大胆猜想、并最终印证了它是一只“会飞的恐龙”的重要线索。
曾经，在不少科普读物上，小盗龙的形象都是身披彩羽、色彩斑斓的。科普插画作者们对于亿万年前的远古精灵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但真实的小盗龙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或者说，从仅存的“形销骨立”的标本上，我们能看清它当年活生生的样子吗？
徐星说，小盗龙的羽毛其实是黑色的。原来，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下，我们能够看到小盗龙的羽毛中保存着一种“亚细胞”结构，被称为“黑素体”。“不同颜色的羽毛黑素体的类型、分布会有所不同，根据这些特征，科学家们复原出一只通体黑色的小盗龙。”
但这种“黑色”可不是一般的黑，徐星把它称为“彩虹色”，就像家燕背部和乌鸦的羽毛呈现出的彩虹般的金属光泽。
“小盗龙黑得五彩斑斓！”
“远古来客”集体安“新家”
在徐星的引领下，标本馆库房的“二道门”徐徐打开，一个神秘的世界豁然展现在眼前。
整齐密布的标本架上，栖身着24万件“远古来客”。它们不远万里山海，穿越亿年时光，在这里找到“新家”。
标本台上，精美完整的恐龙身披华羽，牙尖爪利的翼龙伸展双翼。有人将古脊椎所标本馆库房这条走廊戏称为“中国最贵的走廊”，徐星却正色解释，这些珍贵的脊椎动物化石都受国家保护，不可买卖。
在标本架的最下层，一个巨大的头颅让人惊叹。徐星介绍，这是一种在辽宁西部发现的庞然大物——锦州龙的头骨化石。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辽宁省是我国发现恐龙化石最少的省份之一。而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古生物研究者们在这片被称为‘热河生物群’的生活区域里频频探索、屡有收获，现在它已经成了全国恐龙物种发现数量排名第一的省份。”锦州龙长约7米，是热河生物群中发现的第一种大型恐龙，也是目前辽宁发现的最大的鸟脚类恐龙。
“你看，锦州龙的嘴巴像什么？”眼前的锦州龙，嘴部又宽又长，很像鸭嘴。“对了，这是因为锦州龙是一种鸭嘴龙超科恐龙”，徐星解释。
说到鸭嘴龙，恐龙爱好者们多会想起它那一嘴密密麻麻的牙齿，让人头皮发麻。一只成年的老鼠有16颗牙，一个成年人有32颗牙，而一只成年的鸭嘴龙有1000多颗牙。这数字可怖的牙齿是怎么排布在鸭嘴龙嘴里呢？徐星指着眼前的锦州龙头骨解释，“如果用CT扫描这件标本，你会发现，锦州龙每颗牙齿下面还有一两颗牙齿，牙齿叠着牙齿。”
但锦州龙属于鸭嘴龙类中比较原始的类型，它牙齿的“预备队”还不算多，一只真正的鸭嘴龙，一个长条形的“牙槽”里会备着七八颗牙齿，形成“齿列”结构。而这样的齿列有上百列。这种牙齿结构能帮助它们研磨坚韧的植物，并快速处理大量的食物，从而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
化石修复师破解史前“疑案”
地球有近40亿年的生命演化史，而非鸟恐龙只存在中生代的一段时间，距今2.3亿年到6600万年前。
当这些“远古来客”最初出现在科研工作者的视线中时，它们可并不是如今这样精致的模样。
走出古脊椎所标本馆库房，来到化石修理室，化石标本修复师向龙正对着显微镜，手拿气动笔和吹灰球，仔仔细细清理着一件化石。
“细细剥去围岩，看着亿万年前生物的骨骼一点一点暴露出来，这种感觉很奇妙。”
修复一件化石标本，少则两三个月，多则一两年。看起来“磨人”的工作，在向龙的眼中却充满乐趣。“化石是没有生命的，但在修复过程中，却能真真实实感受到生命曾经存在。”
中国古动物馆中展示的一件阿凡达伊卡兰翼龙正是向龙修复的。“当我拿到它时，它是一件正反面都分不出来的破碎标本。”为了把它恢复成原本的样子，修复师们只能竭力分辨生物结构，再慢慢将它粘合在一起，完全不能错位。这个过程中也经常需要与研究人员商讨。
在修复一只满洲鳄的过程中，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令向龙感到很纳闷儿。这只动物的下颌骨为什么在胸腹部呢？“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它吃掉了自己的同类。等修整完成，经研究人员们进一步研究才发现，原来‘她’怀孕了！肚子里有7个小宝宝！”
古动物馆的另一件展品——猎手鬼龙，呈现在观众面前时，也是清晰完好的“完美标本”形象。而向龙则说，它原始的状态是支离破碎、模糊不清的，中间有部分页岩丢失，需要使用石膏进行填充。
“丢了就是丢了，谁也不能假装它还完整、存在。”向龙介绍，根据研究需要，化石标本必须呈现最原始、最真实的一面，所以化石丢失部分不能使用另外的岩石来填充，也不能通过上色将它变得真假难分。
工作了近20年，向龙修复了上百件化石，其中近20件化石标本登上了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但他却说，自己在做一件“不起眼”的工作。
“我的名字时常会出现在前沿科技论文的‘致谢’里，但普通读者不知道我是谁。而这项工作最忌讳的，也是功利。效益带来浮躁，影响修复时沉静的心境，进而会影响对化石特征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古脊椎所的化石修复团队里，老中青数代，七八十位专业修复师，以“师带徒”的方式，代代相承着这项“淡泊”的事业。
向龙说，能够为科研事业提供助力，让亿万年前的化石完整呈现在公众的视线里，这对于化石标本修复师来说已是最大的成就。
“克隆”拼装让恐龙“重生”
当你伫立在博物馆，凝视眼前的恐龙骨架，它们栩栩如生的样子，甚至让你害怕这来自远古的霸主会像电影《侏罗纪公园》里一样，复活并奔跑起来。
一副拼装好的恐龙化石，会给观众带来这样的视觉震撼和艺术张力。因为它展示的，并不是近年来化石发掘的故事，而是亿万年前恐龙生活的故事。
“这也就是为什么，古生物学家们更倾向于向公众展示拼装好的骨架，而不是单一的化石。”中国古动物馆技术部副主任王晓龙解释，一副拼装完整的骨架更能让观众们了解恐龙的特征大小、运动姿态等多种信息。
科研人员们发掘出的恐龙化石经过运输、清理、修复、加固、测量、绘图、研究等过程之后，就可以准备展出了。然而，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能挖掘出一整副化石骨架。“缺胳膊少腿”怎么办？王晓龙告诉记者，事实上，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化石不一定全是真的。
王晓龙和他的团队手头上正在拼装的，是一位身长约15米的大家伙——盘足龙。“这家伙应该有200多块骨头，而我们现有的仅不到1/3。”这可怎么办呢？王晓龙解释，若要完整展示骨骼，就要对比同类或接近种类的恐龙骨架，将缺失的部分“克隆”出来。“过去常常使用石膏加钢筋的方式进行仿制，近来则一般都采用质量更轻、强度更高的玻璃纤维了。”
补配完毕后，科学家们还要以动物解剖学为依据，根据恐龙生活时期的典型特点，在纸上对展出形态进行设计，作为组装的依据。再定制出支撑骨架的恐龙支架，包括衬垫脊柱的钢梁、固定四肢的钢架以及承受重量的钢柱，最后将所有“部件”组装到支架上，一具恐龙化石骨架就完成了。
王晓龙说，手头上这条盘足龙，加班干也要拼装上5个月才能完成。
从被挖掘出来，到呈现在博物馆里展出，这个过程就像是恐龙的“二次出生”，其中饱含着不知多少位工作人员的热爱和心血。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孙乐琪https://t.cn/A64q07lA
课本里会飞的恐龙“现身”
研究所四楼，标本馆的观察室里，“恐龙大王”——古脊椎所副所长徐星“请”出了一件国宝级藏品——小盗龙化石。
“说到恐龙，人们往往想到凶猛的霸王龙或者笨重、迟钝的马门溪龙；谈起鸟类，我们头脑中自然会浮现轻灵的鸽子或者五彩斑斓的孔雀。二者似乎毫不相干，但近年来发现的大量化石显示：在中生代时期，恐龙的一支经过漫长的演化，最终变成了凌空翱翔的鸟儿。”
这段文字，来自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里的一篇课文——《飞向蓝天的恐龙》。它的作者正是世界上命名恐龙最多的科学家徐星，而曾为“鸟类起源于恐龙”提供了有力证据的正是眼前这只曾飞向蓝天的“顾氏小盗龙”。
“这件化石标本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仅保留了骨骼结构，而且还能看到清晰的片状羽毛印记。”从化石上可以看出，在这只四翼、长尾的优雅生物的前肢和后肢上，整齐排布着黑色的羽毛痕迹。徐星说，这就是科学家大胆猜想、并最终印证了它是一只“会飞的恐龙”的重要线索。
曾经，在不少科普读物上，小盗龙的形象都是身披彩羽、色彩斑斓的。科普插画作者们对于亿万年前的远古精灵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但真实的小盗龙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或者说，从仅存的“形销骨立”的标本上，我们能看清它当年活生生的样子吗？
徐星说，小盗龙的羽毛其实是黑色的。原来，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下，我们能够看到小盗龙的羽毛中保存着一种“亚细胞”结构，被称为“黑素体”。“不同颜色的羽毛黑素体的类型、分布会有所不同，根据这些特征，科学家们复原出一只通体黑色的小盗龙。”
但这种“黑色”可不是一般的黑，徐星把它称为“彩虹色”，就像家燕背部和乌鸦的羽毛呈现出的彩虹般的金属光泽。
“小盗龙黑得五彩斑斓！”
“远古来客”集体安“新家”
在徐星的引领下，标本馆库房的“二道门”徐徐打开，一个神秘的世界豁然展现在眼前。
整齐密布的标本架上，栖身着24万件“远古来客”。它们不远万里山海，穿越亿年时光，在这里找到“新家”。
标本台上，精美完整的恐龙身披华羽，牙尖爪利的翼龙伸展双翼。有人将古脊椎所标本馆库房这条走廊戏称为“中国最贵的走廊”，徐星却正色解释，这些珍贵的脊椎动物化石都受国家保护，不可买卖。
在标本架的最下层，一个巨大的头颅让人惊叹。徐星介绍，这是一种在辽宁西部发现的庞然大物——锦州龙的头骨化石。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辽宁省是我国发现恐龙化石最少的省份之一。而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古生物研究者们在这片被称为‘热河生物群’的生活区域里频频探索、屡有收获，现在它已经成了全国恐龙物种发现数量排名第一的省份。”锦州龙长约7米，是热河生物群中发现的第一种大型恐龙，也是目前辽宁发现的最大的鸟脚类恐龙。
“你看，锦州龙的嘴巴像什么？”眼前的锦州龙，嘴部又宽又长，很像鸭嘴。“对了，这是因为锦州龙是一种鸭嘴龙超科恐龙”，徐星解释。
说到鸭嘴龙，恐龙爱好者们多会想起它那一嘴密密麻麻的牙齿，让人头皮发麻。一只成年的老鼠有16颗牙，一个成年人有32颗牙，而一只成年的鸭嘴龙有1000多颗牙。这数字可怖的牙齿是怎么排布在鸭嘴龙嘴里呢？徐星指着眼前的锦州龙头骨解释，“如果用CT扫描这件标本，你会发现，锦州龙每颗牙齿下面还有一两颗牙齿，牙齿叠着牙齿。”
但锦州龙属于鸭嘴龙类中比较原始的类型，它牙齿的“预备队”还不算多，一只真正的鸭嘴龙，一个长条形的“牙槽”里会备着七八颗牙齿，形成“齿列”结构。而这样的齿列有上百列。这种牙齿结构能帮助它们研磨坚韧的植物，并快速处理大量的食物，从而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
化石修复师破解史前“疑案”
地球有近40亿年的生命演化史，而非鸟恐龙只存在中生代的一段时间，距今2.3亿年到6600万年前。
当这些“远古来客”最初出现在科研工作者的视线中时，它们可并不是如今这样精致的模样。
走出古脊椎所标本馆库房，来到化石修理室，化石标本修复师向龙正对着显微镜，手拿气动笔和吹灰球，仔仔细细清理着一件化石。
“细细剥去围岩，看着亿万年前生物的骨骼一点一点暴露出来，这种感觉很奇妙。”
修复一件化石标本，少则两三个月，多则一两年。看起来“磨人”的工作，在向龙的眼中却充满乐趣。“化石是没有生命的，但在修复过程中，却能真真实实感受到生命曾经存在。”
中国古动物馆中展示的一件阿凡达伊卡兰翼龙正是向龙修复的。“当我拿到它时，它是一件正反面都分不出来的破碎标本。”为了把它恢复成原本的样子，修复师们只能竭力分辨生物结构，再慢慢将它粘合在一起，完全不能错位。这个过程中也经常需要与研究人员商讨。
在修复一只满洲鳄的过程中，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令向龙感到很纳闷儿。这只动物的下颌骨为什么在胸腹部呢？“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它吃掉了自己的同类。等修整完成，经研究人员们进一步研究才发现，原来‘她’怀孕了！肚子里有7个小宝宝！”
古动物馆的另一件展品——猎手鬼龙，呈现在观众面前时，也是清晰完好的“完美标本”形象。而向龙则说，它原始的状态是支离破碎、模糊不清的，中间有部分页岩丢失，需要使用石膏进行填充。
“丢了就是丢了，谁也不能假装它还完整、存在。”向龙介绍，根据研究需要，化石标本必须呈现最原始、最真实的一面，所以化石丢失部分不能使用另外的岩石来填充，也不能通过上色将它变得真假难分。
工作了近20年，向龙修复了上百件化石，其中近20件化石标本登上了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但他却说，自己在做一件“不起眼”的工作。
“我的名字时常会出现在前沿科技论文的‘致谢’里，但普通读者不知道我是谁。而这项工作最忌讳的，也是功利。效益带来浮躁，影响修复时沉静的心境，进而会影响对化石特征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古脊椎所的化石修复团队里，老中青数代，七八十位专业修复师，以“师带徒”的方式，代代相承着这项“淡泊”的事业。
向龙说，能够为科研事业提供助力，让亿万年前的化石完整呈现在公众的视线里，这对于化石标本修复师来说已是最大的成就。
“克隆”拼装让恐龙“重生”
当你伫立在博物馆，凝视眼前的恐龙骨架，它们栩栩如生的样子，甚至让你害怕这来自远古的霸主会像电影《侏罗纪公园》里一样，复活并奔跑起来。
一副拼装好的恐龙化石，会给观众带来这样的视觉震撼和艺术张力。因为它展示的，并不是近年来化石发掘的故事，而是亿万年前恐龙生活的故事。
“这也就是为什么，古生物学家们更倾向于向公众展示拼装好的骨架，而不是单一的化石。”中国古动物馆技术部副主任王晓龙解释，一副拼装完整的骨架更能让观众们了解恐龙的特征大小、运动姿态等多种信息。
科研人员们发掘出的恐龙化石经过运输、清理、修复、加固、测量、绘图、研究等过程之后，就可以准备展出了。然而，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能挖掘出一整副化石骨架。“缺胳膊少腿”怎么办？王晓龙告诉记者，事实上，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化石不一定全是真的。
王晓龙和他的团队手头上正在拼装的，是一位身长约15米的大家伙——盘足龙。“这家伙应该有200多块骨头，而我们现有的仅不到1/3。”这可怎么办呢？王晓龙解释，若要完整展示骨骼，就要对比同类或接近种类的恐龙骨架，将缺失的部分“克隆”出来。“过去常常使用石膏加钢筋的方式进行仿制，近来则一般都采用质量更轻、强度更高的玻璃纤维了。”
补配完毕后，科学家们还要以动物解剖学为依据，根据恐龙生活时期的典型特点，在纸上对展出形态进行设计，作为组装的依据。再定制出支撑骨架的恐龙支架，包括衬垫脊柱的钢梁、固定四肢的钢架以及承受重量的钢柱，最后将所有“部件”组装到支架上，一具恐龙化石骨架就完成了。
王晓龙说，手头上这条盘足龙，加班干也要拼装上5个月才能完成。
从被挖掘出来，到呈现在博物馆里展出，这个过程就像是恐龙的“二次出生”，其中饱含着不知多少位工作人员的热爱和心血。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孙乐琪https://t.cn/A64q07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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