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听一段新闻，是BBC采访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话题自然是Covid-19。BBC的观点基本代表欧美的，就是指责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隐瞒数据，依据是华盛顿日报和李文亮的事情。
一个是新闻人、一个是大使，语言表达自然是厉害，短短的估计20分钟的时间，唇枪射炮，中间有两次是两个人同时说话，完全听不清各自在说什么。
任何事情我都认为是应该以事实为依据，而且是当时当刻的事实，但是，事实是发生了，可是彼此的叙述截然不同。这里因为自己没有调查，我不做评判，只是想说一下这个采访过程中你来我往的感受。
听这样的采访听多了，慢慢会发现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如果英美媒体采访他们自己的人，对方都会很干脆给出自己的“是/否”，然后给出解释，但是如果是采访我们国家，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先把问题厘清、释义，然后再给出立场。
起初我以为是因为中西思维不一样，他们开门见山，我们先引后说，由此导致他们时不时会打断我们，觉得我们在doge，但是逐渐发现不是这样。
如果你真对一个问题可以立马给出是或否，无论是或否，这个立马的时间段表明双方都是对一些概念、定义乃至立场都是相同的，他们无需再定义概念、解释问题。而英美媒体采访我们中国，双方对很多概念的理解不一样，双方援引的媒体报道的事实不一样，所以我们无法就对方一个问题给出立马的回答。
BBC主持人说疫情隐瞒的时间依据华盛顿日报，大使说的是依据WHO的时间，两人“鸡同鸭讲”、“自说自话”，采访结束后什么实在的信息都没有，空气中弥漫着各种不信任、情绪。
我们一直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可我们和对方一直都是互相指责撒谎，我们中方也一直强调要彼此信任，共同的敌人是病毒，我个人也相信对方也是想信任我们，但是为什么明明是共同的希望，却分道扬镳、大眼瞪小眼呢？
这中间固然有利益、权力以及我们这些commons不知道的斗争细节，但是不得不说这其中依旧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和人与生俱来的主观性。
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也能理解到这中间的误解是有意识形态，但是如果要把中国故事讲出去，真的需要注意方式，不然比如我们很多走出去的东西，比如孔子学院，总被认为是意识形态输入。方法还需要摸索。
这个方法摸索，我觉得其中一个就在于话语。比如，我们不能认为把汉语推广出去，他们就能更好地懂我们，试想英语推广到中国这么多年，误解不还是根深蒂固吗？我们知道话语是有权力的，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有更大的胜算。在采访里，主持人是更有权力，他frame了这个对话，比如问题设定、时间安排，光这两个就已经表明天平向着主持人方。刘为了让自己的表达更清楚，语速偏慢、字字吐得一清二楚，这自然是必须的，但是又在时间上更被动了。要讲好中国故事，如果用完全的一门对方的母语去讲，是不行的。
解决方案是什么？是彼此用第三种语言，这第三种语言是基于双方的母语来的。（我突然想到说以前中国古代为官的人因为方言没法交流，就制定了官话，这个官话是笔头交流，这种第三语言一定程度上negotiate the boundaries ）
前两天听广外一个语用学家的讲座，说现在不是crosscultural encounters，而是intercultural encounters，也即不再是两个文化背景的，而是多个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对话。多对多与一对一相比，误解的深度可能没那么强，因此要让这个世界的交流更加顺畅，减少因为需要霸权而带来的不平等和对误解的增加。我们不是需要英语，而是需要一门语言，它是集各种主流语言于一身的，大家平等参与其中，如果我没记错，有人还给这门语言起了个名字，叫globalish（最可能的就是基于英语发展出来的结合了各种包括汉语，且汉语需要占较大比例的世界语出来）。
最后的最后，我是真的希望世界所有的国家能够放下偏见、利益，一起攻克病毒，我是切身切身感受到了病毒带来的影响，也切身感受到没有一个国家是孤岛，如果国外不好，我们国内无法彻底放下心来。我以前总会没心没肺笑“May World Peace”是一个很大而空洞的希望，现在我不觉得，我们是命运共同体，是compatriots，是warriors，是in the same boat。
一个是新闻人、一个是大使，语言表达自然是厉害，短短的估计20分钟的时间，唇枪射炮，中间有两次是两个人同时说话，完全听不清各自在说什么。
任何事情我都认为是应该以事实为依据，而且是当时当刻的事实，但是，事实是发生了，可是彼此的叙述截然不同。这里因为自己没有调查，我不做评判，只是想说一下这个采访过程中你来我往的感受。
听这样的采访听多了，慢慢会发现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如果英美媒体采访他们自己的人，对方都会很干脆给出自己的“是/否”，然后给出解释，但是如果是采访我们国家，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先把问题厘清、释义，然后再给出立场。
起初我以为是因为中西思维不一样，他们开门见山，我们先引后说，由此导致他们时不时会打断我们，觉得我们在doge，但是逐渐发现不是这样。
如果你真对一个问题可以立马给出是或否，无论是或否，这个立马的时间段表明双方都是对一些概念、定义乃至立场都是相同的，他们无需再定义概念、解释问题。而英美媒体采访我们中国，双方对很多概念的理解不一样，双方援引的媒体报道的事实不一样，所以我们无法就对方一个问题给出立马的回答。
BBC主持人说疫情隐瞒的时间依据华盛顿日报，大使说的是依据WHO的时间，两人“鸡同鸭讲”、“自说自话”，采访结束后什么实在的信息都没有，空气中弥漫着各种不信任、情绪。
我们一直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可我们和对方一直都是互相指责撒谎，我们中方也一直强调要彼此信任，共同的敌人是病毒，我个人也相信对方也是想信任我们，但是为什么明明是共同的希望，却分道扬镳、大眼瞪小眼呢？
这中间固然有利益、权力以及我们这些commons不知道的斗争细节，但是不得不说这其中依旧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和人与生俱来的主观性。
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也能理解到这中间的误解是有意识形态，但是如果要把中国故事讲出去，真的需要注意方式，不然比如我们很多走出去的东西，比如孔子学院，总被认为是意识形态输入。方法还需要摸索。
这个方法摸索，我觉得其中一个就在于话语。比如，我们不能认为把汉语推广出去，他们就能更好地懂我们，试想英语推广到中国这么多年，误解不还是根深蒂固吗？我们知道话语是有权力的，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有更大的胜算。在采访里，主持人是更有权力，他frame了这个对话，比如问题设定、时间安排，光这两个就已经表明天平向着主持人方。刘为了让自己的表达更清楚，语速偏慢、字字吐得一清二楚，这自然是必须的，但是又在时间上更被动了。要讲好中国故事，如果用完全的一门对方的母语去讲，是不行的。
解决方案是什么？是彼此用第三种语言，这第三种语言是基于双方的母语来的。（我突然想到说以前中国古代为官的人因为方言没法交流，就制定了官话，这个官话是笔头交流，这种第三语言一定程度上negotiate the boundaries ）
前两天听广外一个语用学家的讲座，说现在不是crosscultural encounters，而是intercultural encounters，也即不再是两个文化背景的，而是多个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对话。多对多与一对一相比，误解的深度可能没那么强，因此要让这个世界的交流更加顺畅，减少因为需要霸权而带来的不平等和对误解的增加。我们不是需要英语，而是需要一门语言，它是集各种主流语言于一身的，大家平等参与其中，如果我没记错，有人还给这门语言起了个名字，叫globalish（最可能的就是基于英语发展出来的结合了各种包括汉语，且汉语需要占较大比例的世界语出来）。
最后的最后，我是真的希望世界所有的国家能够放下偏见、利益，一起攻克病毒，我是切身切身感受到了病毒带来的影响，也切身感受到没有一个国家是孤岛，如果国外不好，我们国内无法彻底放下心来。我以前总会没心没肺笑“May World Peace”是一个很大而空洞的希望，现在我不觉得，我们是命运共同体，是compatriots，是warriors，是in the same boat。
每天最自由的时候就是泵完睡前奶，去侧卧卫生间门一关刷微博发微信的时间。接着再躺回床上敷个面膜，舒服～
其实我知道听起来蛮苦的，也明白特别放飞的二人世界不再。但我相信不容易的日子总会过去，孩子一天天总会长大，我也终有一天会怀念她还是几个月小娃娃的日子。虽然嘴上叫苦但看到她心理真的很富足。
其实我知道听起来蛮苦的，也明白特别放飞的二人世界不再。但我相信不容易的日子总会过去，孩子一天天总会长大，我也终有一天会怀念她还是几个月小娃娃的日子。虽然嘴上叫苦但看到她心理真的很富足。
#菜瓜妈妈独自走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某个时刻看到的某些花和树，或是读到某本书、听到某首歌，总会让我想起一些人。
昨天傍晚，在八达岭长城上爬了几个小时，膝关节像发锈的零件，几乎就要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腿肚子上的肌肉都变成了一根又一根的坚硬钢筋，每走一步这些钢筋都戳着我。一路上还要鼓励、安慰、搀扶丫丫坚持下去，在她坚持不了的时候抱她走几步。
筋疲力尽中，我们就要到北四楼了。从高高的上方，我看见下方有几株海棠，粉红的花瓣一点也不苍白，开得极其明亮，简直照亮了傍晚的低地，让人一看就心生欢喜和鼓舞，感觉自己身上还有再走三小时的力气。它立刻就让我想起我的soul mate，她为我不见天日的密林里投进一缕又一缕的阳光。
许是因为太远，我的手机完全照不出海棠的一点风采来，它看不到我的眼睛和心看到的东西。在一位大学生眼里，我的好友也许是给他B的某课老师；在小学老师和邻居嘴里，她是某某妈妈；在家里，她是三足鼎不可或缺的一足。
于我，她却是在我人生第二段晦暗时光里照亮我生命的光。她的存在告诉我，我不是一个人走在路上。一如她送我的那首歌《我找你找了好久》（作词：姚若龙，作曲：品冠，演唱：无印良品）唱的那样——
“可以彼此分享得意骄傲
不担忧谁的心里不是味道
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
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
可以直来直往提醒劝告
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
可以和你商量秘密苦恼
不害怕全世界都会知道
……”
我们找彼此找了几十年，最终还是找到了对方。
而在北四楼和北五楼之间一株小小的桃树x，它站在一堆稚气未脱的柳树边上，仿佛鹤立鸡群。它每天眺望着不远处的小水塘，干净而自信地开着自个儿的花。它那股无忧又无惧的劲儿，让它小小的身体并不给人单薄之感。树上的叶子似乎被它的生气勃勃压倒了气势，才开始怯怯地生长。
一看到这株桃树，我就想起了微博上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她如君子坦荡荡，如朋友殷切切。她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自得其乐，她不是象征天地之神宙斯的橡树，她在我心中是长城边上悠然开着的桃花。
这棵小树让我想起这位朋友，它又和这位朋友一道，让我想起的不是《诗经》里的“灼灼其华”的桃树，而是宫泽贤治的《不畏风雨》（翻译：程璧）
“不畏雨
不畏风
也不畏冬雪
和酷暑
有一个结实的身体
无欲无求
绝不发怒
总是平静微笑
一日食玄米半升
以及味噌和少许蔬菜
对所有事情
不过分思虑
多听多看
洞察铭记
居住在原野松林荫下
小小的茅草屋
……”
其实，从昨天爬的最高楼北八楼一路下来，我第一次注意到的树是一棵高大的梨树。它一树洁白，“挺拔中有静美”。我一下子就知道它于我有特殊的意义，它太像我在京都遇到的Z姐姐了。
Z姐姐到京都访学时，我还有几个月就要回国了。我对她一见如故。她就是我想成为的女人的模样。她的灵魂在高处，而双脚却牢牢踏在大地上。在她之前，我从未遇见过这样的女子。我同她在竹林中散步，在山中穿行，和她一起看了梅花、兰花、樱花和其他数不清的花，我们去美术馆和博物馆，也去吃抹茶点心。
那时的我还志于做一名学者。归国前一个月，我疯狂地收集最后的资料，数次错过了来自Z姐姐和隔壁宿舍好友的邀请。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到那一年的三月，我只想每分每秒都和她俩一起度过。
回国后，我无意在一本文集中看到Z姐姐多年前的一篇散文，记念她因病英年早逝的丈夫。姐夫在最后的时光里竭尽全力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那是一篇研究德国某位哲学家时间概念的论文。姐夫和Z姐姐那么相爱，为什么不把那些珍贵的时刻用来为两个人留下更多的回忆？直到昨天晚上，我都不明白。
昨晚，我照旧狼吞虎咽地先完吃晚饭，从门口小书架上摸出一本新书，拆开塑封在餐桌旁顺便看起来，等家人吃完饭好收拾桌子。那是杨照的《史记的读法》。
我读到第5页，杨照讲司马迁把太史令的工作当成一份“近乎宗教式的”人生事业，把写史视为他的命运，为此甚至选择受辱也要活下来继续写。我知道有几位知识分子为了尊严选择了死，那早已令我动容动魄。读到太史公的选择，我瞬间懂得了姐夫为什么每时每刻忍着身体的剧痛仍要把宝贵的最后时光全用来完成博士论文，也懂得了Z姐姐对姐夫的懂得。当我忍不住告诉Z姐姐我那一瞬间的感受时，她回复我说：“大千世界能有发自内心相互理解的朋友是一种幸福。”
当我看见长城边上的那棵梨树，我冥冥中觉得那就是Z姐姐，感觉到姐夫正在某处凝视着她，“我竟然相信 刹那即永恒”（《觉（遥寄林觉民）》，作词：许常德+齐豫）。
孔子讲“四十而立”，而我在快四十的时候，前半生苦心修筑的大堤开始坍塌。它们是大堤，奈何材料只有干草与泥土的混合物，坍塌也是必然。它们一路坍塌，速度远超过了抢修速度。
就在这绝望的坍塌中，我渐渐看到了以前视为风马牛的人、事、物之间的联系。
面对这坍塌，一开始哭丧着脸的我，现在试着把它看作是老天给我的人生礼物之一，欢欢喜喜地接受它，尽力在其中找点趣味出来。
就算这“欢喜”与“趣味”有时不免可笑，有时用力过猛，有时甚至自欺欺人。
20200426草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某个时刻看到的某些花和树，或是读到某本书、听到某首歌，总会让我想起一些人。
昨天傍晚，在八达岭长城上爬了几个小时，膝关节像发锈的零件，几乎就要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腿肚子上的肌肉都变成了一根又一根的坚硬钢筋，每走一步这些钢筋都戳着我。一路上还要鼓励、安慰、搀扶丫丫坚持下去，在她坚持不了的时候抱她走几步。
筋疲力尽中，我们就要到北四楼了。从高高的上方，我看见下方有几株海棠，粉红的花瓣一点也不苍白，开得极其明亮，简直照亮了傍晚的低地，让人一看就心生欢喜和鼓舞，感觉自己身上还有再走三小时的力气。它立刻就让我想起我的soul mate，她为我不见天日的密林里投进一缕又一缕的阳光。
许是因为太远，我的手机完全照不出海棠的一点风采来，它看不到我的眼睛和心看到的东西。在一位大学生眼里，我的好友也许是给他B的某课老师；在小学老师和邻居嘴里，她是某某妈妈；在家里，她是三足鼎不可或缺的一足。
于我，她却是在我人生第二段晦暗时光里照亮我生命的光。她的存在告诉我，我不是一个人走在路上。一如她送我的那首歌《我找你找了好久》（作词：姚若龙，作曲：品冠，演唱：无印良品）唱的那样——
“可以彼此分享得意骄傲
不担忧谁的心里不是味道
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
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
可以直来直往提醒劝告
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
可以和你商量秘密苦恼
不害怕全世界都会知道
……”
我们找彼此找了几十年，最终还是找到了对方。
而在北四楼和北五楼之间一株小小的桃树x，它站在一堆稚气未脱的柳树边上，仿佛鹤立鸡群。它每天眺望着不远处的小水塘，干净而自信地开着自个儿的花。它那股无忧又无惧的劲儿，让它小小的身体并不给人单薄之感。树上的叶子似乎被它的生气勃勃压倒了气势，才开始怯怯地生长。
一看到这株桃树，我就想起了微博上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她如君子坦荡荡，如朋友殷切切。她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自得其乐，她不是象征天地之神宙斯的橡树，她在我心中是长城边上悠然开着的桃花。
这棵小树让我想起这位朋友，它又和这位朋友一道，让我想起的不是《诗经》里的“灼灼其华”的桃树，而是宫泽贤治的《不畏风雨》（翻译：程璧）
“不畏雨
不畏风
也不畏冬雪
和酷暑
有一个结实的身体
无欲无求
绝不发怒
总是平静微笑
一日食玄米半升
以及味噌和少许蔬菜
对所有事情
不过分思虑
多听多看
洞察铭记
居住在原野松林荫下
小小的茅草屋
……”
其实，从昨天爬的最高楼北八楼一路下来，我第一次注意到的树是一棵高大的梨树。它一树洁白，“挺拔中有静美”。我一下子就知道它于我有特殊的意义，它太像我在京都遇到的Z姐姐了。
Z姐姐到京都访学时，我还有几个月就要回国了。我对她一见如故。她就是我想成为的女人的模样。她的灵魂在高处，而双脚却牢牢踏在大地上。在她之前，我从未遇见过这样的女子。我同她在竹林中散步，在山中穿行，和她一起看了梅花、兰花、樱花和其他数不清的花，我们去美术馆和博物馆，也去吃抹茶点心。
那时的我还志于做一名学者。归国前一个月，我疯狂地收集最后的资料，数次错过了来自Z姐姐和隔壁宿舍好友的邀请。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到那一年的三月，我只想每分每秒都和她俩一起度过。
回国后，我无意在一本文集中看到Z姐姐多年前的一篇散文，记念她因病英年早逝的丈夫。姐夫在最后的时光里竭尽全力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那是一篇研究德国某位哲学家时间概念的论文。姐夫和Z姐姐那么相爱，为什么不把那些珍贵的时刻用来为两个人留下更多的回忆？直到昨天晚上，我都不明白。
昨晚，我照旧狼吞虎咽地先完吃晚饭，从门口小书架上摸出一本新书，拆开塑封在餐桌旁顺便看起来，等家人吃完饭好收拾桌子。那是杨照的《史记的读法》。
我读到第5页，杨照讲司马迁把太史令的工作当成一份“近乎宗教式的”人生事业，把写史视为他的命运，为此甚至选择受辱也要活下来继续写。我知道有几位知识分子为了尊严选择了死，那早已令我动容动魄。读到太史公的选择，我瞬间懂得了姐夫为什么每时每刻忍着身体的剧痛仍要把宝贵的最后时光全用来完成博士论文，也懂得了Z姐姐对姐夫的懂得。当我忍不住告诉Z姐姐我那一瞬间的感受时，她回复我说：“大千世界能有发自内心相互理解的朋友是一种幸福。”
当我看见长城边上的那棵梨树，我冥冥中觉得那就是Z姐姐，感觉到姐夫正在某处凝视着她，“我竟然相信 刹那即永恒”（《觉（遥寄林觉民）》，作词：许常德+齐豫）。
孔子讲“四十而立”，而我在快四十的时候，前半生苦心修筑的大堤开始坍塌。它们是大堤，奈何材料只有干草与泥土的混合物，坍塌也是必然。它们一路坍塌，速度远超过了抢修速度。
就在这绝望的坍塌中，我渐渐看到了以前视为风马牛的人、事、物之间的联系。
面对这坍塌，一开始哭丧着脸的我，现在试着把它看作是老天给我的人生礼物之一，欢欢喜喜地接受它，尽力在其中找点趣味出来。
就算这“欢喜”与“趣味”有时不免可笑，有时用力过猛，有时甚至自欺欺人。
20200426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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