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医案解谜】（下）
（接）
察色诊脉 明断虚实
史传中记载了不少医案，阐述了华佗医术的精到。首先，华佗自然十分精于传统中医“望、闻、问、切”之法。
盐渎县的严昕与其他数人一起等候华佗到来，华佗一到，抬头望了一下严昕，就问：“您的身体还好吗？”严昕说：“跟平常一样，没什么不舒服。”华佗说：“您的脸色看起来有急病，不要多饮酒。”严昕小坐完就回去了，才走了几里路，严昕就头晕坠车，大家把他扶起来，载他回到家中，不料半夜却死了。
对于同一症状的疾病，华佗都能明辨虚实之因，分别处方。
府吏倪寻、李延两人同住一处，都有头痛发烧的症状。华佗交代说：“倪寻要服泻药，李延要开让他发汗的处方。”人们觉得很奇怪，同一症状为何开的药方不同，华佗说：“倪寻的病因邪气外侵而起，李延的病兆是由体内而生，所以对应的治疗方法也不同。”两人服下华佗开立的药方后，果真隔日早上就能起床了。
一次，华佗为甘陵相夫人看诊视脉。夫人已经怀了六个月的身孕，但一直腹痛不安，华佗为其诊视说：“胎儿巳经死了。”于是让人用手入子宫内，真的摸到婴儿的身体，于是华佗以汤药排出死胎，夫人的病就痊愈了。
督邮徐毅生病了，华佗前往诊治。徐毅告诉华佗：“昨天医官刘租帮我针灸胃部完之后，我就一直咳嗽，连躺卧都很不舒服。”华佗说：“他的针没刺到胃，却误刺中肝了，你的食欲会越来越差，五日后就没救了。”后来事情发展果如华佗所言。
能透视人体 排出体内虫物
然而，再仔细研究，会发现史传中所描写的华佗治病之法，似乎远远超过后世中医的“望闻问切”之学。
一日，华佗正驱车路上，看到路旁一个人因为咽喉阻塞，想吃东西却吞不下去，他的家人正想用马车载他去就医。华佗听到他痛苦呻吟的声音，心中不忍，就停下车过去察看，随即跟他说：“前面路边卖饼的人家有卖大蒜韭菜腌制的醋，你买三升喝下，病就会好了。”他的家人按照华佗所说的照做，病人立刻吐出了一条虫，病也就好了。
华佗光凭目视，就能知道病人肚子里有虫。
另一件奇异的医案也与病人肚子里有虫有关。
广陵太守陈登得了病，胸中常感烦闷，脸色赤红，吃不下东西。华佗把了脉说：“您的胃中有虫数升，已经长成肿瘤，是吃了未煮熟的腥物所致。”于是立刻煮汤药二升，先服一升，一会儿再将剩下的喝完。才刚喝完，口中吐出三升多的红虫，身子还在蠕动，下半身像生鱼肉一样，之后病就好了。
但是，华佗对陈登说：“这病三年后还会再发作，要遇到良医才有办法救治。”三年后，陈登果然发病，当时华佗恰巧不在，陈登就死亡了。
这个医案有两点很令人惊奇，其一，华佗居然光靠把脉就知道陈登胃里有虫，且是吃了生鱼肉所致！其二，华佗还预知了陈登三年后会发病，而且没有良医在侧，就会死亡。
华佗的言谈，简直如具有天目功能，俨然透视陈登的肠胃，甚至已委婉透露预知陈登之死。
预知死亡纪事
三国志所记录的医案，随着行文的深入，越来越匪夷所思。
华佗医治军吏李成的医案，居然预知了李成十八年后的死亡。
李成长期为咳嗽所苦，昼夜无法成眠，经常口吐脓血，因此特别去请教华佗。华佗说：“您的肠内长了肿瘤，咳嗽吐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从肺里来的。我给您药粉两钱，您服用药粉后会吐出二升余的脓血，好好休养，一个月就可以稍微起身，好好保养，一年就重获健康。但是，十八年后会发作一次，不严重，服用这个药散，也会很快好。如果到时没有这药，就会死亡。”于是就给了李成两钱的药散，李成得药离去。
五、六年后，李成的亲人得了病，病况跟李成相似，于是就跟李成说：“您现在身体强健，我就快死了，您怎么能忍心看我无药可治？不如您先把药散借我，我好了之后，会替你再去跟华佗拿药。”李成就把药给他了。后来这位亲戚还特别到谯县，那时正巧遇到华佗被收押，慌乱之间不忍心向前求药。
十八年后，李成的病真的发作，无药可服，最后竟死了。
从医术神妙，到能透视人体，最后能预知患者的寿尽之年日，《三国志》作者陈寿走笔至此，文句中充满了难以思议。
具宿命通知晓过去与未来
如果纯粹从医者的角度去理解，确实很难解释，然而，如果能从修炼的视野去看，也就一目了然。
修炼有素的人是可以具有特异功能的，包括可以透视人体的天目，以及预知生死的宿命通功能。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修炼有成的华佗，已经具有多种功能。
东阳县陈叔山两岁的小儿子生病了，拉肚子前总会先哭泣不止，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就来请教华佗，华佗说：“这孩子的母亲怀孕时，阳气闭塞于内，喂乳时期身体虚弱，寒气入侵，于是这寒气就从母体灌入孩子体内，所以才没法痊愈。”华佗就开了四物女宛丸的药方，十天后孩子的病就好了。
华佗能看到孩子的病是过去在母亲胎内与喂乳时期引起的，是因为他看到了孩子更小时期的具体状况。
另一件医案是军吏梅平之死。
梅平生病了，因而辞职还家，他的家在广陵，离家不到二百里时，他中途就先在亲戚家中住了一段时间。一日，华佗刚好到了主人家，主人就请华佗看一下梅平的病况，华佗跟梅平说：“您如果早一点见到我，也许就不至于到这地步。现在你的病已经很深了，赶快回家去，还来得及跟家人见面，五日后就性命不保了。”梅平赶紧回家，五日之后，梅平气绝，一切就如华佗所说，分毫不差。
死生有命 医者奈何
随着修炼日深，华佗逐渐了解，修炼的人出于慈悲心，可以帮人治病，但并不能完全根治，往往也只能将病往后推移，暂时解决疼痛而已。
有宿命通功能的华佗，深知生死有命，而且很多病是有业力因缘的，此生的病业可以偿还夙世的业债，未尝是坏事，医疗的诊治有时并非必要。因此，他开始不太积极替病人医病，也看淡了行医的名利得失。
由于他的修炼层次已经超越常人的理解，因此说出的话可能也常令人不解，甚至产生误会。所以史传上最后都有“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的批评。意思是认为华佗后悔选择成为医生的行业，而且个性恶劣，很难令人喜爱。其实，那是因为不了解华佗作为修炼人的本质之故。
史传中记载的一个医案，是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事例。
有一个士大夫身体不舒服，华佗云：“您的病已经很深了，必须剖开肚子治疗。然而，您的寿命还有十年，目前这病是不会使您丧命的（从高层次来看，承受病痛可以偿还业力，是一种好事），您如果能忍耐十年，那时寿命也刚好到期，用不着因为这缘故一定要开刀剖腹。”
这位士大夫不想忍受身体又痛又痒，想必也非常不能理解身为医生的华佗，居然要他忍受病痛过十年苦日子，所以坚持一定要开刀去除病兆。华佗只好替他开腹治疗，他的病很快好了，表面的病症去除了，而十年后他真的也死了。
华佗与曹操的宿缘冤孽
华佗再次与同乡曹操同聚一堂，是在曹操取下邺城之后。曹操对于修道养生十分有兴趣，遂开始招纳大批著名的修道者来到邺城，华佗也是其中之一，其中左慈、甘始、冷寿光、鲁女生与郤俭等都高寿达二百岁以上，却有着年少的容貌，以及具有能够分身隐形等神通。
曹操向来有头风的老毛病，每次发作，都是心乱目眩，然而只要华佗施以针灸治疗，一下就解除疼痛了，因此，曹操让华佗常在左右。然而，华佗却跟曹操说：“这种病很难根治，长期治疗，逐步缓解，也许可以延长性命。”
其实，具有宿命通功能的华佗，应该也看到他跟曹操的宿缘。他知道曹操将死于此病，而自己也注定要死于曹操之手。
华佗于是托辞归乡，曹操好几次派人请他回去，他都伪称妻子生病还没好，尽可能拖延与逃避。于是曹操派人到华佗家查探实情，吩咐手下：如果他妻子真的病了，便赏赐小豆四千升，放宽期限；如果是欺骗，就马上逮捕押送回来。后来，曹操发现华佗说谎，心中感到很气忿，因而将其下狱。
当时荀彧还替华佗求情：“华佗的医术实在非常高超，他的生死关系到人命，应该要多包容原谅他。”但曹操认定华佗是故意不治好他，藉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是个缺乏医德的小人，因此对华佗嗤之以鼻，还称他为“鼠辈”。最终，华佗未能逃脱自己的宿命，死于狱中，而曹操也最终死于此症。
三国演义中描写华佗死前将自己编写的医书《青囊书》赠给了好心的狱卒，不料狱卒之妻却将其焚毁，后人“惆怅人亡书亦绝，后人无复见青囊”！
一代神医华佗之所以成为千古传奇，固然因医术精妙，究其实质，还在于他是一个修道有成的人，所以能见人所不能见，医人所不能医。然而，因果循环，业力轮报，人各有命，世缘有时而尽。修炼到高层次的华佗，最终了悟医术只能暂治一时之病，不若修道能尽脱世间苦难，返本归真，永得自在。
在道教的典籍中，华佗在历经人间传奇之后，已归位为“真人”，称为“青囊济世华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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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色诊脉 明断虚实
史传中记载了不少医案，阐述了华佗医术的精到。首先，华佗自然十分精于传统中医“望、闻、问、切”之法。
盐渎县的严昕与其他数人一起等候华佗到来，华佗一到，抬头望了一下严昕，就问：“您的身体还好吗？”严昕说：“跟平常一样，没什么不舒服。”华佗说：“您的脸色看起来有急病，不要多饮酒。”严昕小坐完就回去了，才走了几里路，严昕就头晕坠车，大家把他扶起来，载他回到家中，不料半夜却死了。
对于同一症状的疾病，华佗都能明辨虚实之因，分别处方。
府吏倪寻、李延两人同住一处，都有头痛发烧的症状。华佗交代说：“倪寻要服泻药，李延要开让他发汗的处方。”人们觉得很奇怪，同一症状为何开的药方不同，华佗说：“倪寻的病因邪气外侵而起，李延的病兆是由体内而生，所以对应的治疗方法也不同。”两人服下华佗开立的药方后，果真隔日早上就能起床了。
一次，华佗为甘陵相夫人看诊视脉。夫人已经怀了六个月的身孕，但一直腹痛不安，华佗为其诊视说：“胎儿巳经死了。”于是让人用手入子宫内，真的摸到婴儿的身体，于是华佗以汤药排出死胎，夫人的病就痊愈了。
督邮徐毅生病了，华佗前往诊治。徐毅告诉华佗：“昨天医官刘租帮我针灸胃部完之后，我就一直咳嗽，连躺卧都很不舒服。”华佗说：“他的针没刺到胃，却误刺中肝了，你的食欲会越来越差，五日后就没救了。”后来事情发展果如华佗所言。
能透视人体 排出体内虫物
然而，再仔细研究，会发现史传中所描写的华佗治病之法，似乎远远超过后世中医的“望闻问切”之学。
一日，华佗正驱车路上，看到路旁一个人因为咽喉阻塞，想吃东西却吞不下去，他的家人正想用马车载他去就医。华佗听到他痛苦呻吟的声音，心中不忍，就停下车过去察看，随即跟他说：“前面路边卖饼的人家有卖大蒜韭菜腌制的醋，你买三升喝下，病就会好了。”他的家人按照华佗所说的照做，病人立刻吐出了一条虫，病也就好了。
华佗光凭目视，就能知道病人肚子里有虫。
另一件奇异的医案也与病人肚子里有虫有关。
广陵太守陈登得了病，胸中常感烦闷，脸色赤红，吃不下东西。华佗把了脉说：“您的胃中有虫数升，已经长成肿瘤，是吃了未煮熟的腥物所致。”于是立刻煮汤药二升，先服一升，一会儿再将剩下的喝完。才刚喝完，口中吐出三升多的红虫，身子还在蠕动，下半身像生鱼肉一样，之后病就好了。
但是，华佗对陈登说：“这病三年后还会再发作，要遇到良医才有办法救治。”三年后，陈登果然发病，当时华佗恰巧不在，陈登就死亡了。
这个医案有两点很令人惊奇，其一，华佗居然光靠把脉就知道陈登胃里有虫，且是吃了生鱼肉所致！其二，华佗还预知了陈登三年后会发病，而且没有良医在侧，就会死亡。
华佗的言谈，简直如具有天目功能，俨然透视陈登的肠胃，甚至已委婉透露预知陈登之死。
预知死亡纪事
三国志所记录的医案，随着行文的深入，越来越匪夷所思。
华佗医治军吏李成的医案，居然预知了李成十八年后的死亡。
李成长期为咳嗽所苦，昼夜无法成眠，经常口吐脓血，因此特别去请教华佗。华佗说：“您的肠内长了肿瘤，咳嗽吐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从肺里来的。我给您药粉两钱，您服用药粉后会吐出二升余的脓血，好好休养，一个月就可以稍微起身，好好保养，一年就重获健康。但是，十八年后会发作一次，不严重，服用这个药散，也会很快好。如果到时没有这药，就会死亡。”于是就给了李成两钱的药散，李成得药离去。
五、六年后，李成的亲人得了病，病况跟李成相似，于是就跟李成说：“您现在身体强健，我就快死了，您怎么能忍心看我无药可治？不如您先把药散借我，我好了之后，会替你再去跟华佗拿药。”李成就把药给他了。后来这位亲戚还特别到谯县，那时正巧遇到华佗被收押，慌乱之间不忍心向前求药。
十八年后，李成的病真的发作，无药可服，最后竟死了。
从医术神妙，到能透视人体，最后能预知患者的寿尽之年日，《三国志》作者陈寿走笔至此，文句中充满了难以思议。
具宿命通知晓过去与未来
如果纯粹从医者的角度去理解，确实很难解释，然而，如果能从修炼的视野去看，也就一目了然。
修炼有素的人是可以具有特异功能的，包括可以透视人体的天目，以及预知生死的宿命通功能。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修炼有成的华佗，已经具有多种功能。
东阳县陈叔山两岁的小儿子生病了，拉肚子前总会先哭泣不止，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就来请教华佗，华佗说：“这孩子的母亲怀孕时，阳气闭塞于内，喂乳时期身体虚弱，寒气入侵，于是这寒气就从母体灌入孩子体内，所以才没法痊愈。”华佗就开了四物女宛丸的药方，十天后孩子的病就好了。
华佗能看到孩子的病是过去在母亲胎内与喂乳时期引起的，是因为他看到了孩子更小时期的具体状况。
另一件医案是军吏梅平之死。
梅平生病了，因而辞职还家，他的家在广陵，离家不到二百里时，他中途就先在亲戚家中住了一段时间。一日，华佗刚好到了主人家，主人就请华佗看一下梅平的病况，华佗跟梅平说：“您如果早一点见到我，也许就不至于到这地步。现在你的病已经很深了，赶快回家去，还来得及跟家人见面，五日后就性命不保了。”梅平赶紧回家，五日之后，梅平气绝，一切就如华佗所说，分毫不差。
死生有命 医者奈何
随着修炼日深，华佗逐渐了解，修炼的人出于慈悲心，可以帮人治病，但并不能完全根治，往往也只能将病往后推移，暂时解决疼痛而已。
有宿命通功能的华佗，深知生死有命，而且很多病是有业力因缘的，此生的病业可以偿还夙世的业债，未尝是坏事，医疗的诊治有时并非必要。因此，他开始不太积极替病人医病，也看淡了行医的名利得失。
由于他的修炼层次已经超越常人的理解，因此说出的话可能也常令人不解，甚至产生误会。所以史传上最后都有“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的批评。意思是认为华佗后悔选择成为医生的行业，而且个性恶劣，很难令人喜爱。其实，那是因为不了解华佗作为修炼人的本质之故。
史传中记载的一个医案，是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事例。
有一个士大夫身体不舒服，华佗云：“您的病已经很深了，必须剖开肚子治疗。然而，您的寿命还有十年，目前这病是不会使您丧命的（从高层次来看，承受病痛可以偿还业力，是一种好事），您如果能忍耐十年，那时寿命也刚好到期，用不着因为这缘故一定要开刀剖腹。”
这位士大夫不想忍受身体又痛又痒，想必也非常不能理解身为医生的华佗，居然要他忍受病痛过十年苦日子，所以坚持一定要开刀去除病兆。华佗只好替他开腹治疗，他的病很快好了，表面的病症去除了，而十年后他真的也死了。
华佗与曹操的宿缘冤孽
华佗再次与同乡曹操同聚一堂，是在曹操取下邺城之后。曹操对于修道养生十分有兴趣，遂开始招纳大批著名的修道者来到邺城，华佗也是其中之一，其中左慈、甘始、冷寿光、鲁女生与郤俭等都高寿达二百岁以上，却有着年少的容貌，以及具有能够分身隐形等神通。
曹操向来有头风的老毛病，每次发作，都是心乱目眩，然而只要华佗施以针灸治疗，一下就解除疼痛了，因此，曹操让华佗常在左右。然而，华佗却跟曹操说：“这种病很难根治，长期治疗，逐步缓解，也许可以延长性命。”
其实，具有宿命通功能的华佗，应该也看到他跟曹操的宿缘。他知道曹操将死于此病，而自己也注定要死于曹操之手。
华佗于是托辞归乡，曹操好几次派人请他回去，他都伪称妻子生病还没好，尽可能拖延与逃避。于是曹操派人到华佗家查探实情，吩咐手下：如果他妻子真的病了，便赏赐小豆四千升，放宽期限；如果是欺骗，就马上逮捕押送回来。后来，曹操发现华佗说谎，心中感到很气忿，因而将其下狱。
当时荀彧还替华佗求情：“华佗的医术实在非常高超，他的生死关系到人命，应该要多包容原谅他。”但曹操认定华佗是故意不治好他，藉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是个缺乏医德的小人，因此对华佗嗤之以鼻，还称他为“鼠辈”。最终，华佗未能逃脱自己的宿命，死于狱中，而曹操也最终死于此症。
三国演义中描写华佗死前将自己编写的医书《青囊书》赠给了好心的狱卒，不料狱卒之妻却将其焚毁，后人“惆怅人亡书亦绝，后人无复见青囊”！
一代神医华佗之所以成为千古传奇，固然因医术精妙，究其实质，还在于他是一个修道有成的人，所以能见人所不能见，医人所不能医。然而，因果循环，业力轮报，人各有命，世缘有时而尽。修炼到高层次的华佗，最终了悟医术只能暂治一时之病，不若修道能尽脱世间苦难，返本归真，永得自在。
在道教的典籍中，华佗在历经人间传奇之后，已归位为“真人”，称为“青囊济世华真人”。
去年的雨，已记不清它的样子了，昨日的雨，也已忘记了它的风采，只有今天的雨是清晰的，记录着你的一点一滴、一思一念。这雨是温柔的，生怕打扰你的沉思，静静的，滋润着你的所闻所见。这雨是坦荡的，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掩饰，就这样爽快地来到了你的身边。看吧，这来自天际拥入大地的精灵，就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你可看到了，可感受到了，可不要说没有注意那些活泼，那些跳跃啊！它们所为何来？不就是要让疲倦、乏味的你看一看这自然、触一触这真实吗？你的奔波，沉寂了你！它们来了，唤醒了你！ https://t.cn/RBS4O7q
【姜燕：《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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