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名学看村落与宗族的关系】
春秋以前中国是个族群社会,以封地为族姓、又以族姓为地名是常见的现象。但自秦以下,族群社会被官僚制帝国的编户齐民社会或曰“吏民社会”所取代,乡村聚落的命名也就十分彻底地非族姓化了。秦汉时代的闾里、吴简中所见的丘,三国以下的村坞屯聚,其名几乎都与族姓无关。秦汉的里名或取自“吉语”(如长乐、富贵、成汉、汉兴等等),或取自地理方位(如都里、西道、市阳、亭南、中治等等)及其他。由于取材有限,重名率极高(但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似乎不允许重名)。例如汉简中所见,居延、昭武、故道、江陵等县都有“市阳里”,而“万岁里”之类的里名更似乎多数县都有。东汉、三国的里、丘命名渐趋多样化,尤其吴简中所见之丘名多俚俗,大概是取自民间而非官府所起。但是以族姓命名的似乎还没有。
那时偶有“郑里”“刘里丘”“吴丘”“何丘”之名,有人认为这就是以居民姓氏命名之聚落。但细考之,这些地名也不像是取自姓氏。因为这类里、丘的人户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没有——以里丘所名为姓者。如前所引:江陵出土的“郑里廪簿”被认为是全里的完整登记,其中并无姓郑者。走马楼吴简中有66个单名里、丘,其中11个单名可用为姓,但却与当地实际居民姓氏无关。如“何丘”已知姓氏共有19户,分属15姓,其中恰无姓何者。其他如莫丘、吴丘、寇丘、区丘、温丘、贺丘、杨丘、龙丘等,也完全没有莫吴寇区温贺杨龙等姓。只有“刘里丘”有刘姓,但也不是第一大姓。当然,后世以姓名村者也有原居姓氏流散、现居民全无村名所指姓的现象,但那时其他村落的居民姓氏同于村名者至少不罕见。如果完全没有后一种情况,就很难以姓氏流散来解释前一种现象。因此吴简所见的何丘等等,大概与其他绝大多数单字丘名(捞丘、略丘之类)一样另有所本,不是以姓名村。
三国以降,里制渐坏,屯、聚、村、坞以及更晚的庄、寨(砦)、堡等聚落类型兴起。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聚落类型也未发现有以姓氏命名的。
以“村”为例,日本汉学界曾有过关于“村”起源的讨论。宫崎市定说“村(邨)”起源于屯田之“屯”,而堀敏一认为“屯”与屯田无关,它起源于“屯聚”,因而村与“聚”有缘。但屯、聚也好,村、坞也罢,宋以前都极少与姓氏相联系。笔者以电脑检索“二十五史”,得“村”之记载共1738处。其中最早是《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中“村落齐整如一”之说。《三国志》《晋书》都只有这类“村落”“村坞”的一般提法,正式以村为地名,则始于南北朝,主要是南朝。如《宋书》中有康亭村、牛门村、虎槛村等30处;《魏书》有高柳村、商王村等26处。总计南五史出现117处,北四史出现84处,但没有一处是以姓名村的。
隋唐两代仍然如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各出现村名17、46、12处,基本都与姓氏无涉。如隋之宋谷村、白土村、孝敬村,唐之白石村、襄王村、水门村等。但这时已出现了个别例外。如《隋书》卷二十三:“大兴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这是检索出正史中以姓名村的首例。但其起源可能仍然与上层有关,正如大兴(隋都,即后之长安)附近当时已有的韦曲、杜曲、樊川等地名一样,不是以当地居民姓氏而是以与当地有关的某显贵得名。
五代时,以姓名村开始多见。《旧五代史)有任村、杨村、王村、罗村、杨村赛、杨村渡;《新五代史》有赵村、王村等。到了《宋史》中,以姓名村之例就多达37处,占该史记载239处“村”名的15%。《辽史》《金史》各有以姓名村2例与15例,分别占总村名的28.5%与16%。《元史》有34例,占总村名的41%。《明史》77例,占36%。《清史稿》则多至377处,占56%。可见,以姓名村之风,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盛的。
除了“村”以外,其他以族姓得名的聚落称谓也是如此。由电脑检索可知,“x各庄”一类地名明以前未见,始见于《明史》也只有卷八十六“纪各庄”一例,而《清史稿》则有24例。
“x格庄”,清以前没有,《清史稿》则有7例。“x家村”,《宋史》2例,《金史》1例,《明史》2例,而《清史稿》多至20例。“x家集”,明以前无,《明史》有5例,《清史稿》则多达97例。“x家寨”,始见于《旧五代史》1例,以后《辽史》3例,《元史》5例,《明史》19例,《清史稿》42例。“x家镇”,始见于《金史》1例,《明史》2例,《清史稿》达到60例。“X家堡”,是出现较早的姓氏化地名,但早期它基本上只见于边防要塞式居民点,始见于《宋史》者凡12例,皆在西北抗夏军事前沿。以后一度少见,《金史》《元史》仅各1例,《明史》9例,而《清史稿》有36例,并且扩及了河南、江苏、湖广等内地省份。
同姓相对聚居的存在不是宗族组织、尤其具有实质性功能的宗族得以形成的充分条件,但应当是必要条件。在古代生存状态下,距离对于人际交往的限制要比近代大得多。如果人们不住一处,仅凭所谓共同祖先的“伦理”基础是很难保持稳定交往、发展公共认同并形成功能性组织的。如今人们论述“国权不下县”时往往强调古代技术条件对国家权力延伸的限制。其实制度化权力组织本身就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像金字塔、始皇陵那样靠近代技术也不容易搞起来的惊人之举就是明证。
作者:秦晖来源:《书摘》2020年第10期 转引自: 江西地名研究
春秋以前中国是个族群社会,以封地为族姓、又以族姓为地名是常见的现象。但自秦以下,族群社会被官僚制帝国的编户齐民社会或曰“吏民社会”所取代,乡村聚落的命名也就十分彻底地非族姓化了。秦汉时代的闾里、吴简中所见的丘,三国以下的村坞屯聚,其名几乎都与族姓无关。秦汉的里名或取自“吉语”(如长乐、富贵、成汉、汉兴等等),或取自地理方位(如都里、西道、市阳、亭南、中治等等)及其他。由于取材有限,重名率极高(但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似乎不允许重名)。例如汉简中所见,居延、昭武、故道、江陵等县都有“市阳里”,而“万岁里”之类的里名更似乎多数县都有。东汉、三国的里、丘命名渐趋多样化,尤其吴简中所见之丘名多俚俗,大概是取自民间而非官府所起。但是以族姓命名的似乎还没有。
那时偶有“郑里”“刘里丘”“吴丘”“何丘”之名,有人认为这就是以居民姓氏命名之聚落。但细考之,这些地名也不像是取自姓氏。因为这类里、丘的人户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没有——以里丘所名为姓者。如前所引:江陵出土的“郑里廪簿”被认为是全里的完整登记,其中并无姓郑者。走马楼吴简中有66个单名里、丘,其中11个单名可用为姓,但却与当地实际居民姓氏无关。如“何丘”已知姓氏共有19户,分属15姓,其中恰无姓何者。其他如莫丘、吴丘、寇丘、区丘、温丘、贺丘、杨丘、龙丘等,也完全没有莫吴寇区温贺杨龙等姓。只有“刘里丘”有刘姓,但也不是第一大姓。当然,后世以姓名村者也有原居姓氏流散、现居民全无村名所指姓的现象,但那时其他村落的居民姓氏同于村名者至少不罕见。如果完全没有后一种情况,就很难以姓氏流散来解释前一种现象。因此吴简所见的何丘等等,大概与其他绝大多数单字丘名(捞丘、略丘之类)一样另有所本,不是以姓名村。
三国以降,里制渐坏,屯、聚、村、坞以及更晚的庄、寨(砦)、堡等聚落类型兴起。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聚落类型也未发现有以姓氏命名的。
以“村”为例,日本汉学界曾有过关于“村”起源的讨论。宫崎市定说“村(邨)”起源于屯田之“屯”,而堀敏一认为“屯”与屯田无关,它起源于“屯聚”,因而村与“聚”有缘。但屯、聚也好,村、坞也罢,宋以前都极少与姓氏相联系。笔者以电脑检索“二十五史”,得“村”之记载共1738处。其中最早是《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中“村落齐整如一”之说。《三国志》《晋书》都只有这类“村落”“村坞”的一般提法,正式以村为地名,则始于南北朝,主要是南朝。如《宋书》中有康亭村、牛门村、虎槛村等30处;《魏书》有高柳村、商王村等26处。总计南五史出现117处,北四史出现84处,但没有一处是以姓名村的。
隋唐两代仍然如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各出现村名17、46、12处,基本都与姓氏无涉。如隋之宋谷村、白土村、孝敬村,唐之白石村、襄王村、水门村等。但这时已出现了个别例外。如《隋书》卷二十三:“大兴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这是检索出正史中以姓名村的首例。但其起源可能仍然与上层有关,正如大兴(隋都,即后之长安)附近当时已有的韦曲、杜曲、樊川等地名一样,不是以当地居民姓氏而是以与当地有关的某显贵得名。
五代时,以姓名村开始多见。《旧五代史)有任村、杨村、王村、罗村、杨村赛、杨村渡;《新五代史》有赵村、王村等。到了《宋史》中,以姓名村之例就多达37处,占该史记载239处“村”名的15%。《辽史》《金史》各有以姓名村2例与15例,分别占总村名的28.5%与16%。《元史》有34例,占总村名的41%。《明史》77例,占36%。《清史稿》则多至377处,占56%。可见,以姓名村之风,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盛的。
除了“村”以外,其他以族姓得名的聚落称谓也是如此。由电脑检索可知,“x各庄”一类地名明以前未见,始见于《明史》也只有卷八十六“纪各庄”一例,而《清史稿》则有24例。
“x格庄”,清以前没有,《清史稿》则有7例。“x家村”,《宋史》2例,《金史》1例,《明史》2例,而《清史稿》多至20例。“x家集”,明以前无,《明史》有5例,《清史稿》则多达97例。“x家寨”,始见于《旧五代史》1例,以后《辽史》3例,《元史》5例,《明史》19例,《清史稿》42例。“x家镇”,始见于《金史》1例,《明史》2例,《清史稿》达到60例。“X家堡”,是出现较早的姓氏化地名,但早期它基本上只见于边防要塞式居民点,始见于《宋史》者凡12例,皆在西北抗夏军事前沿。以后一度少见,《金史》《元史》仅各1例,《明史》9例,而《清史稿》有36例,并且扩及了河南、江苏、湖广等内地省份。
同姓相对聚居的存在不是宗族组织、尤其具有实质性功能的宗族得以形成的充分条件,但应当是必要条件。在古代生存状态下,距离对于人际交往的限制要比近代大得多。如果人们不住一处,仅凭所谓共同祖先的“伦理”基础是很难保持稳定交往、发展公共认同并形成功能性组织的。如今人们论述“国权不下县”时往往强调古代技术条件对国家权力延伸的限制。其实制度化权力组织本身就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像金字塔、始皇陵那样靠近代技术也不容易搞起来的惊人之举就是明证。
作者:秦晖来源:《书摘》2020年第10期 转引自: 江西地名研究
我赚了钱买了新耳机才到两天[泪][泪][泪]一点多要睡觉了发现自己airPods掉了 查了定位然后跟wcx说[泪][泪]他立马摇阿姨出宿舍楼抹黑帮我找[泪][泪]我从东苑跑到那个西苑的桥桥上看到wcx穿着拖鞋骑着车来找我[泪][泪]一瞬间觉得我以前跟wcx闹不高兴全是我自己犯病了[泪][泪]wcx是绝世好男人[泪][泪]尤其是我不识好歹
一眨眼,我饭就三岁了
我的小男孩慢慢长大了
开始慢慢独立了
也没以前那么粘我了
以前放学第一时间都是冲上二楼找妈妈
现在放学回家要么在门口玩沙子
要么自己在一楼看电视
实在无聊才想起还有个妈在二楼
以前上厕所必须要搬个小凳子给妈妈坐一边守着
现在上厕所第一时间反锁门不让妈妈看了[允悲]
吃饭时自己自觉洗手自己拿碗自己剩饭自己吃
白天自己尿尿上大号
晚上自己戒尿不湿,宁愿尿床也不肯穿尿裤了
哎~既欣慰又失落
我的小男孩慢慢长大了
开始慢慢独立了
也没以前那么粘我了
以前放学第一时间都是冲上二楼找妈妈
现在放学回家要么在门口玩沙子
要么自己在一楼看电视
实在无聊才想起还有个妈在二楼
以前上厕所必须要搬个小凳子给妈妈坐一边守着
现在上厕所第一时间反锁门不让妈妈看了[允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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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自己戒尿不湿,宁愿尿床也不肯穿尿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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