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石海变绿洲——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的时光印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廖志慧
近半个世纪，黄石矿山人接力种树，在硬岩废矿山上栽活刺槐树120多万株，形成万亩槐花林。每年4月的铁山槐花游，列入了中国赏花游路线图。
昔日的矿山露天采石“天坑”，如今已建国家级矿山公园，推出了“天坑飞索”“井下探幽”“激情滑草”等项目，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矿山车、挖矿机、火车头、铁轨……8月24日，走进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浓浓的工业设计风扑面而来。
“壮观！”站在矿山“天坑”旁，中央媒体“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报道团成员不断发出感叹——东西长2.4公里，南北跨度1公里，最大垂直高度达444米，坑顶边缘面积118万平方米，相当于150个标准足球场。
天坑中一圈圈宛如年轮般的痕迹，是几十年间采矿留下的印记。天坑周围，满眼的绿树和鲜花，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寸草不生的硬岩废石堆放场。
废石堆上，一排排刺槐树扎根生长，枝叶迎风轻舞，仿佛正在向络绎不绝的游客诉说着“石海变绿洲”的动人故事。
石头上种出万亩槐树林
“轰隆隆……”面对巨大的“天坑”，70岁的大冶铁矿退休职工巫东明的记忆一下子拉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黄石因矿石而闻名，洋务运动时期，大冶铁矿开办，黄石拉开中国近代重工业发展的序幕。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冶铁矿东露天采场累计剥离岩石3.64亿吨，采出铁矿石1.3亿吨，生产矿山铜32.5万吨、黄金16吨、白银32万公斤。
巫东明在矿上开火车，铁矿经过精选后，他就拉出去转运到干线铁路上。
“我们把山上开采出的铁矿石源源不断地送进武钢高炉，又把采矿产生的岩石运到周围洼地，‘天坑’就是这么形成的。”巫东明掩不住自豪。
创造辉煌业绩的同时，矿山人也承受了环境之痛。
“采矿要放炮，早也放，晚也放，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五级地震’。”巫东明说，噪声大不说，还有漫天的尘土，很少有人穿白衬衫。
“谁破坏，谁修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大冶铁矿的工人们开始在岩石上种树。
石头上没有土，怎么种树？
矿工们到处寻找可以在岩石上存活的树种，尝试多次后，终于发现了刺槐树对路子。“我们用蛇皮袋子装土，一袋一袋地运到岩石上，小心翼翼地将刺槐树根包裹住。每年挖，每年种，就这样，刺槐林越来越大了！”抚摸着身旁的刺槐树，巫东明神采飞扬。
横跨近半个世纪，矿山人一代又一代接力种树，硬岩废矿山已栽活刺槐树120多万株，形成万亩槐花林。铁山槐花游，不仅被纳入全省赏花地图，成为省旅游部门主推的赏花线路之一，还列入了中国赏花游路线图。
再造一个“矿山森林公园”
大冶铁矿石头上种树，央视曾对此进行了3分钟的报道。这条新闻，极大地激励了矿山人植绿的信心。
“我们能在石头上种树，为什么不能把采坑变成公园呢？”自此，大冶铁矿内实行“双深”战略，即深部开采矿产资源、深度开发文化资源，掀起一场现场环境整治的绿色革命。
回填植绿——持续在硬岩上种刺槐树；破墙透绿——推倒厂房围墙等过去藏污纳垢的设施，改成铁栅栏等透光装置；见缝插绿——厂区内有空地的地方，就地植绿……
巫东明回忆，看到厂里花这么大功夫种树种草，退休职工心里还有些反对，“花这些钱，吃又吃不了，还不如发给我们呢！”
2015年，黄石矿山公园成为全国首批、我省首座国家级矿山公园，矿山周边硬件环境全面提档升级。巫东明家门口的道路拓宽了、刷黑了，地板砖都修到了家里，“再也不会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了。”
每年4月，满山弥漫刺槐花香，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退休职工们一看：环境变美了，还有了门票收入，再也没了抱怨。
“我们都愿意在这里养老”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曾经的黄石矿山露天采石场，如今以“天坑”为中心，先后建成“天坑飞索”“井下探幽”“激情滑草”等项目，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黄石矿山公园管理处主任阎红勇对公园如数家珍，和游客讲起“石海变绿洲”的故事，总也讲不腻。
“游客接待量从最初的一年2万人增长到现在20万人左右。2019年，光门票收入就有307万元。”阎红勇说，旅游业让矿区的人们看到了新希望。
大冶铁矿所在的黄石市，也迈向了将工业遗址改造为文化公园的深度开发之路。2013年9月，黄石确立了“生态立市、产业强市”战略，先后否决了硅灰石、炼焦等100余个项目，每年投入近百亿元资金，修复治理辖区内327个开山塘口、5万多公顷石漠化荒地。
如今，巫东明有空就会来黄石国家矿山公园走走，打上一段竹板。他的老伙伴们聚在一起时，也都没了过去的抱怨，更多的是分享家人的近况。“以前大家都想离开，现在我们都愿意留在这里养老。”巫东明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廖志慧
近半个世纪，黄石矿山人接力种树，在硬岩废矿山上栽活刺槐树120多万株，形成万亩槐花林。每年4月的铁山槐花游，列入了中国赏花游路线图。
昔日的矿山露天采石“天坑”，如今已建国家级矿山公园，推出了“天坑飞索”“井下探幽”“激情滑草”等项目，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矿山车、挖矿机、火车头、铁轨……8月24日，走进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浓浓的工业设计风扑面而来。
“壮观！”站在矿山“天坑”旁，中央媒体“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报道团成员不断发出感叹——东西长2.4公里，南北跨度1公里，最大垂直高度达444米，坑顶边缘面积118万平方米，相当于150个标准足球场。
天坑中一圈圈宛如年轮般的痕迹，是几十年间采矿留下的印记。天坑周围，满眼的绿树和鲜花，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寸草不生的硬岩废石堆放场。
废石堆上，一排排刺槐树扎根生长，枝叶迎风轻舞，仿佛正在向络绎不绝的游客诉说着“石海变绿洲”的动人故事。
石头上种出万亩槐树林
“轰隆隆……”面对巨大的“天坑”，70岁的大冶铁矿退休职工巫东明的记忆一下子拉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黄石因矿石而闻名，洋务运动时期，大冶铁矿开办，黄石拉开中国近代重工业发展的序幕。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冶铁矿东露天采场累计剥离岩石3.64亿吨，采出铁矿石1.3亿吨，生产矿山铜32.5万吨、黄金16吨、白银32万公斤。
巫东明在矿上开火车，铁矿经过精选后，他就拉出去转运到干线铁路上。
“我们把山上开采出的铁矿石源源不断地送进武钢高炉，又把采矿产生的岩石运到周围洼地，‘天坑’就是这么形成的。”巫东明掩不住自豪。
创造辉煌业绩的同时，矿山人也承受了环境之痛。
“采矿要放炮，早也放，晚也放，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五级地震’。”巫东明说，噪声大不说，还有漫天的尘土，很少有人穿白衬衫。
“谁破坏，谁修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大冶铁矿的工人们开始在岩石上种树。
石头上没有土，怎么种树？
矿工们到处寻找可以在岩石上存活的树种，尝试多次后，终于发现了刺槐树对路子。“我们用蛇皮袋子装土，一袋一袋地运到岩石上，小心翼翼地将刺槐树根包裹住。每年挖，每年种，就这样，刺槐林越来越大了！”抚摸着身旁的刺槐树，巫东明神采飞扬。
横跨近半个世纪，矿山人一代又一代接力种树，硬岩废矿山已栽活刺槐树120多万株，形成万亩槐花林。铁山槐花游，不仅被纳入全省赏花地图，成为省旅游部门主推的赏花线路之一，还列入了中国赏花游路线图。
再造一个“矿山森林公园”
大冶铁矿石头上种树，央视曾对此进行了3分钟的报道。这条新闻，极大地激励了矿山人植绿的信心。
“我们能在石头上种树，为什么不能把采坑变成公园呢？”自此，大冶铁矿内实行“双深”战略，即深部开采矿产资源、深度开发文化资源，掀起一场现场环境整治的绿色革命。
回填植绿——持续在硬岩上种刺槐树；破墙透绿——推倒厂房围墙等过去藏污纳垢的设施，改成铁栅栏等透光装置；见缝插绿——厂区内有空地的地方，就地植绿……
巫东明回忆，看到厂里花这么大功夫种树种草，退休职工心里还有些反对，“花这些钱，吃又吃不了，还不如发给我们呢！”
2015年，黄石矿山公园成为全国首批、我省首座国家级矿山公园，矿山周边硬件环境全面提档升级。巫东明家门口的道路拓宽了、刷黑了，地板砖都修到了家里，“再也不会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了。”
每年4月，满山弥漫刺槐花香，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退休职工们一看：环境变美了，还有了门票收入，再也没了抱怨。
“我们都愿意在这里养老”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曾经的黄石矿山露天采石场，如今以“天坑”为中心，先后建成“天坑飞索”“井下探幽”“激情滑草”等项目，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黄石矿山公园管理处主任阎红勇对公园如数家珍，和游客讲起“石海变绿洲”的故事，总也讲不腻。
“游客接待量从最初的一年2万人增长到现在20万人左右。2019年，光门票收入就有307万元。”阎红勇说，旅游业让矿区的人们看到了新希望。
大冶铁矿所在的黄石市，也迈向了将工业遗址改造为文化公园的深度开发之路。2013年9月，黄石确立了“生态立市、产业强市”战略，先后否决了硅灰石、炼焦等100余个项目，每年投入近百亿元资金，修复治理辖区内327个开山塘口、5万多公顷石漠化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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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中药完全可以治愈新冠肺炎轻症普通患者】
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
1月27日，年逾七旬的张伯礼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赶赴武汉，参与新冠肺炎救治。2月12日，他率领209名医护人员组成的中医医疗团队进驻江夏方舱医院。2月19日，由于过度劳累，张伯礼胆囊炎急性发作，在武汉接受微创胆囊摘除手术。术后三天，张伯礼再度投入工作，摘胆不下火线。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以张伯礼为代表的中医群体在此次抗疫中深度介入诊疗全程，成为抗疫“中国方案”的组成亮点。随着全球疫情发展，中医药受到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瞭望》新闻周刊专访张伯礼，请他讲述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扮演的角色。
◆ 这次中医药治疗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就是有效降低转重率，特别是在早期轻症普通型患者的治疗中，显著降低了轻症病人发展为重症病人的几率
◆ “西医治疗转重率在11.4%，中西医结合治疗转重率约4.1%。”
◆ 在这次疫情防控救治中，特别是在重症救治中中西医合作默契，用事实证明中西医可以很好结合
◆ “中国有两套医学为健康保驾护航，这是国人的福气。”
“中西医可以很好结合”
《瞭望》：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是如何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的？
张伯礼：让轻症患者尽可能不变成重症是治疗的关键，也是公认的核心评价指标。在轻症患者基数较大时，转重率高低直接决定了重症病人数量的多少。为避免大量重症病人出现，最好是在早期截断轻症患者的病情发展，特别是要在社区、隔离点及方舱医院筑牢第一道防线。
这次中医药治疗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就是有效降低转重率，特别是在早期轻症普通型患者的治疗中，显著降低了轻症病人发展为重症病人的几率。
此前我们通过对同一医院治疗的108例普通型患者做的临床观察结果显示，西医治疗转重率在11.4%，中西医结合治疗转重率约4.1%。江夏方舱医院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564例患者出舱时没有一例患者转重，另一方舱医院几乎没有使用中药，转重率为9.3%。
《瞭望》：这次疫情防控中中西医开展多方面、深层次合作，你有何感受？
张伯礼：中医、西医面对的都是同一疾病，认识角度、治疗策略各有不同、各有优点，但是目的相同，都是治病救人。
对于轻症患者，中医疗效确切，也更简便易行。让轻症病人快点吃上中药，控制向重症转化，这样也能腾出更多定点医院的床位去收治重症、危重症病人，更好地、科学地调配医疗资源，保证更多病人及时得到救治，这也是我国重病占比及死亡率低的重要经验。
对于危重症患者，以西医为主、中医配合。比如有的患者上了呼吸机，但人机对抗，患者腹部胀满，腹压抬高膈肌，影响氧疗效果，此时采用通腹泄热的宣白承气类方药，让大便泄通，胀满消除，氧疗效果明显提高，整体治疗效果更好；生脉注射液、参麦注射液可提高氧合水平，血必净注射液抑制炎症因子过度释放、控制病情加重，热毒宁注射液、痰热清注射液协助抗生素治疗肺部感染等。
在这次疫情防控救治中，特别是在重症救治中中西医合作默契，用事实证明中西医可以很好结合。现在的中医医生以高校培养为主，除了学好中医理论，西医课程约占40%，中医学生也都掌握西医知识。中国有两套医学为健康保驾护航，这是国人的福气。把两种医学吃透了，优势互补，可以给患者最好的医学照护。当然这要在实践中培养，融会贯通是个长期过程。
“三药三方”和“一人一策”完全不矛盾
《瞭望》：我国在疫情防控中主推的“三药三方”是如何筛选产生的？
张伯礼：1月21日，一批中医专家来到武汉了解疫情，并跟我们后方沟通探讨，从中医角度对新冠肺炎患者展开救治。他们走访了武汉多家医院的100多例患者。随后，我们也来到前线开展临床证候学调查，通过自主研发的系统以手机端填报和图像上传，分析全国1000余例确诊患者调查及数据，专家讨论确定新冠肺炎为中医的湿毒疫。病名病因证候要素明确后，治疗方向和药物选择也就有所遵循。
第三版诊疗方案新增中医治疗内容，也明确新冠肺炎属中医疫病范畴，基本病机特点为湿、热、毒、瘀等。在此基础上，我们继续丰富第四版诊疗方案，从300余种药物和近10年的文献中，筛选出一批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疾病有效的药物，其中就包括后来推荐的“三药”——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
此后，我们启动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冠肺炎的科技攻关项目，开展临床救治研究和药物评价。由于以往基础和临床试验比较扎实，这次又在新冠肺炎治疗中通过多个队列、随机对照研究，验证了“三药”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循证医学证据比较充分。
国家药监局在紧急需要、符合要求、程序完备、证据充分的基础上，审批“三药”，按照企业申报、答辩、专家组审核及闭门讨论等流程，对药物的基础实验和临床试验等各方面的科学性、安全性等展开评审。最近，“三药”已获得相关批件，被认可用于新冠肺炎治疗。
《瞭望》：中医的“辨证论治、一人一策”与“三药三方”广泛使用是否矛盾？对外国患者是否适用？
张伯礼：这根本不是问题，两者完全不矛盾。因为针对的对象、使用的时机都不一样。
一方面，大范围疫情发生时，挨个去辨证施治不大可能。但感染者病因相同，临床症状基本类似，就可使用同一类药物治疗。在面对重大疫情时，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锅熬药，群体服用”的做法，我们在隔离点、方舱医院也多用通治方。
另一方面，针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我们仍采用一人一策，根据不同个体情况，使用不同治疗汤剂和手段，也就是将集中普治和个别论治相结合的方法。
至于海外患者，我们与海外医学专家交流后发现，其临床症状与我们在武汉看到的基本一致，一般来说使用我国筛选出认为有效的“三药”应该没问题，主要障碍是各国药品注册管理制度存在差异。
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
1月27日，年逾七旬的张伯礼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赶赴武汉，参与新冠肺炎救治。2月12日，他率领209名医护人员组成的中医医疗团队进驻江夏方舱医院。2月19日，由于过度劳累，张伯礼胆囊炎急性发作，在武汉接受微创胆囊摘除手术。术后三天，张伯礼再度投入工作，摘胆不下火线。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以张伯礼为代表的中医群体在此次抗疫中深度介入诊疗全程，成为抗疫“中国方案”的组成亮点。随着全球疫情发展，中医药受到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瞭望》新闻周刊专访张伯礼，请他讲述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扮演的角色。
◆ 这次中医药治疗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就是有效降低转重率，特别是在早期轻症普通型患者的治疗中，显著降低了轻症病人发展为重症病人的几率
◆ “西医治疗转重率在11.4%，中西医结合治疗转重率约4.1%。”
◆ 在这次疫情防控救治中，特别是在重症救治中中西医合作默契，用事实证明中西医可以很好结合
◆ “中国有两套医学为健康保驾护航，这是国人的福气。”
“中西医可以很好结合”
《瞭望》：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是如何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的？
张伯礼：让轻症患者尽可能不变成重症是治疗的关键，也是公认的核心评价指标。在轻症患者基数较大时，转重率高低直接决定了重症病人数量的多少。为避免大量重症病人出现，最好是在早期截断轻症患者的病情发展，特别是要在社区、隔离点及方舱医院筑牢第一道防线。
这次中医药治疗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就是有效降低转重率，特别是在早期轻症普通型患者的治疗中，显著降低了轻症病人发展为重症病人的几率。
此前我们通过对同一医院治疗的108例普通型患者做的临床观察结果显示，西医治疗转重率在11.4%，中西医结合治疗转重率约4.1%。江夏方舱医院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564例患者出舱时没有一例患者转重，另一方舱医院几乎没有使用中药，转重率为9.3%。
《瞭望》：这次疫情防控中中西医开展多方面、深层次合作，你有何感受？
张伯礼：中医、西医面对的都是同一疾病，认识角度、治疗策略各有不同、各有优点，但是目的相同，都是治病救人。
对于轻症患者，中医疗效确切，也更简便易行。让轻症病人快点吃上中药，控制向重症转化，这样也能腾出更多定点医院的床位去收治重症、危重症病人，更好地、科学地调配医疗资源，保证更多病人及时得到救治，这也是我国重病占比及死亡率低的重要经验。
对于危重症患者，以西医为主、中医配合。比如有的患者上了呼吸机，但人机对抗，患者腹部胀满，腹压抬高膈肌，影响氧疗效果，此时采用通腹泄热的宣白承气类方药，让大便泄通，胀满消除，氧疗效果明显提高，整体治疗效果更好；生脉注射液、参麦注射液可提高氧合水平，血必净注射液抑制炎症因子过度释放、控制病情加重，热毒宁注射液、痰热清注射液协助抗生素治疗肺部感染等。
在这次疫情防控救治中，特别是在重症救治中中西医合作默契，用事实证明中西医可以很好结合。现在的中医医生以高校培养为主，除了学好中医理论，西医课程约占40%，中医学生也都掌握西医知识。中国有两套医学为健康保驾护航，这是国人的福气。把两种医学吃透了，优势互补，可以给患者最好的医学照护。当然这要在实践中培养，融会贯通是个长期过程。
“三药三方”和“一人一策”完全不矛盾
《瞭望》：我国在疫情防控中主推的“三药三方”是如何筛选产生的？
张伯礼：1月21日，一批中医专家来到武汉了解疫情，并跟我们后方沟通探讨，从中医角度对新冠肺炎患者展开救治。他们走访了武汉多家医院的100多例患者。随后，我们也来到前线开展临床证候学调查，通过自主研发的系统以手机端填报和图像上传，分析全国1000余例确诊患者调查及数据，专家讨论确定新冠肺炎为中医的湿毒疫。病名病因证候要素明确后，治疗方向和药物选择也就有所遵循。
第三版诊疗方案新增中医治疗内容，也明确新冠肺炎属中医疫病范畴，基本病机特点为湿、热、毒、瘀等。在此基础上，我们继续丰富第四版诊疗方案，从300余种药物和近10年的文献中，筛选出一批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疾病有效的药物，其中就包括后来推荐的“三药”——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
此后，我们启动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冠肺炎的科技攻关项目，开展临床救治研究和药物评价。由于以往基础和临床试验比较扎实，这次又在新冠肺炎治疗中通过多个队列、随机对照研究，验证了“三药”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循证医学证据比较充分。
国家药监局在紧急需要、符合要求、程序完备、证据充分的基础上，审批“三药”，按照企业申报、答辩、专家组审核及闭门讨论等流程，对药物的基础实验和临床试验等各方面的科学性、安全性等展开评审。最近，“三药”已获得相关批件，被认可用于新冠肺炎治疗。
《瞭望》：中医的“辨证论治、一人一策”与“三药三方”广泛使用是否矛盾？对外国患者是否适用？
张伯礼：这根本不是问题，两者完全不矛盾。因为针对的对象、使用的时机都不一样。
一方面，大范围疫情发生时，挨个去辨证施治不大可能。但感染者病因相同，临床症状基本类似，就可使用同一类药物治疗。在面对重大疫情时，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锅熬药，群体服用”的做法，我们在隔离点、方舱医院也多用通治方。
另一方面，针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我们仍采用一人一策，根据不同个体情况，使用不同治疗汤剂和手段，也就是将集中普治和个别论治相结合的方法。
至于海外患者，我们与海外医学专家交流后发现，其临床症状与我们在武汉看到的基本一致，一般来说使用我国筛选出认为有效的“三药”应该没问题，主要障碍是各国药品注册管理制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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