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州汝溪乡高峰山上，有禅院名开禧寺，始建于明代正德二年。清康熙年间，高僧铁壁，三山，别庵先后住锡于此。寺极庄严，受皇朝勅赐，曾有数百间石木结构古建筑，称巴蜀第一寺。 据民国忠县志卷三载：“寺前造三塔，即以上三僧归骨之所，旁置塔院，院内供奉三僧铜像，四时香火不绝。相传其地为四龙拱向，事闻于朝，清圣祖勅赐‘妙光’二字匾额，悬诸殿上，所以矜铁壁之妙相光明，而寂照靡遗也。并御赐礼祖牌四具，现仍陈列塔院中。光绪间，其寺三毁于火。经住持通江重建构建，壮丽逾昔。期间石栋错落，数以百计，工程之巨，为川中寺宇所罕匹。开禧寺，位于忠县汝溪镇高峰山，是清康熙年间聚云派在忠州开辟的寺院，《[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三载三山灯来所撰《开禧寺祇园垂训记》：
天下有事之不可不传者，则传之以纪其事。有模之不可不竖者，则竖之以存其模。是事也，模也。虽以成一日之规，实以定千秋之案，所系不綦重欤？予性懒僻世务，不娴担荷法门，靡所他适。溯予先世，自大慧而下，西禅鼎需、鼓山安水（咏）、静慈悟明，苦口良益，拔渡普慈。一言道显、小庵行密、二仰圆钦、无念智有、荆山怀宝、铁牛道远、月明联池、吹万广真、铁壁慧机。慧机，则予受法本师也。师翁以聚云建剎，本师亦创治平，皆忠南地。予自开法后住梁者久之，而兴龙、而五云，龙象填门，结茅以处，兢兢继志，罔问丛林，乃事有适然者。旧总戎袁宝善居士为予得法弟子，余癸卯卜一枝于石宝近地，而开高峯，田地山场则汪氏之祖基也，其他界段谈氏、杨氏施之。非汪无以成祗园，非谈非杨无以充常住。布施虽有先后，功德则无异同，事之所可传者以此。若夫山庵既就规模，宜遵毋近名、毋附势；毋犯戒而沽酒，毋谋利而养牲；毋图方便而分厨，毋甘鄙吝而疎接待；毋失慈悲而弃老病，毋生妬忌而排贤良。训后以学道叅禅，教人以威仪细行；晨昏钟鼓务要分明，粥饭二时随其丰俭。非岁时节腊莫令妇女临门，遇庆吊化缘乃许芒鞋出户。是则予之所以垂训而立为模者，至如一针一草，一粟一丝为僧而或窃或偷，难逃地狱。为僧而或侵或害，自有鬼神祸福不差。因果可畏，是所望于住持之释子不玷清规，护法之檀那无忘初愿。于以光扬法苑，昭示来兹，其庶几乎？其庶几乎？

开禧寺塔院遗址
据此文可知，开禧寺由聚云派第三世三山灯来禅师在信众护持下于康熙二年（1663）开创，乃汪氏、谈试、传鸣玉等舍地所建。
康熙五年（1666）建成，于时袁宝善、江应爵、谈试、传鸣玉等信善请三山来禅师开法开禧寺。三山来禅师详细制定本寺清规，要求弟子不攀附权势，静心学道参禅，多达十几条，可见该寺戒律严明。
其间三山曾接其师铁壁慧机禅师来开禧寺驻锡。铁壁圆寂后，三山于开禧寺旁建塔院以供奉其师，而后衡山灯炳、三山灯来圆寂后舍利亦入塔陪护其师。
三山弟子别庵短暂住持开禧寺，在别庵的努力下，铁壁获康熙赐“妙光”之号，其匾额悬于开禧寺之殿。

开禧寺塔院遗址
清末光绪年间重修开禧寺，壮丽辉煌，其寺院建筑和木石雕刻在蜀中亦首屈一指。民国《忠县志》卷三载：
寺前建造三塔，即以上三僧归骨之所，旁置塔院，院内供奉三僧铜像，四时香火不绝。相传其地为四龙拱向，事闻于朝，清圣祖敕赐“妙光”二字匾额，悬诸殿上，所以矜铁壁之妙相光明，而寂照靡遗也。并御赐礼祖牌四具，现仍陈列塔院中。光绪间，其寺三毁于火。经住持通江重新构建，壮丽逾昔。期间石栋错落，数以百计，工程之巨，为川中寺宇所罕匹。

开禧寺殿堂遗址
民国年间，因庙产兴学，寺宇渐趋凋落，仍有僧众驻锡于此，晨钟暮鼓，侍奉香灯。
1950年后，寺宇为乡民借居，逐年改建，但其主体框架今仍存在。今赖忠县地方政府有保护地方文物、构建地方文化之识略，予以重建，实乃可喜可待之大事。 https://t.cn/R2WioWU
天下有事之不可不传者，则传之以纪其事。有模之不可不竖者，则竖之以存其模。是事也，模也。虽以成一日之规，实以定千秋之案，所系不綦重欤？予性懒僻世务，不娴担荷法门，靡所他适。溯予先世，自大慧而下，西禅鼎需、鼓山安水（咏）、静慈悟明，苦口良益，拔渡普慈。一言道显、小庵行密、二仰圆钦、无念智有、荆山怀宝、铁牛道远、月明联池、吹万广真、铁壁慧机。慧机，则予受法本师也。师翁以聚云建剎，本师亦创治平，皆忠南地。予自开法后住梁者久之，而兴龙、而五云，龙象填门，结茅以处，兢兢继志，罔问丛林，乃事有适然者。旧总戎袁宝善居士为予得法弟子，余癸卯卜一枝于石宝近地，而开高峯，田地山场则汪氏之祖基也，其他界段谈氏、杨氏施之。非汪无以成祗园，非谈非杨无以充常住。布施虽有先后，功德则无异同，事之所可传者以此。若夫山庵既就规模，宜遵毋近名、毋附势；毋犯戒而沽酒，毋谋利而养牲；毋图方便而分厨，毋甘鄙吝而疎接待；毋失慈悲而弃老病，毋生妬忌而排贤良。训后以学道叅禅，教人以威仪细行；晨昏钟鼓务要分明，粥饭二时随其丰俭。非岁时节腊莫令妇女临门，遇庆吊化缘乃许芒鞋出户。是则予之所以垂训而立为模者，至如一针一草，一粟一丝为僧而或窃或偷，难逃地狱。为僧而或侵或害，自有鬼神祸福不差。因果可畏，是所望于住持之释子不玷清规，护法之檀那无忘初愿。于以光扬法苑，昭示来兹，其庶几乎？其庶几乎？

开禧寺塔院遗址
据此文可知，开禧寺由聚云派第三世三山灯来禅师在信众护持下于康熙二年（1663）开创，乃汪氏、谈试、传鸣玉等舍地所建。
康熙五年（1666）建成，于时袁宝善、江应爵、谈试、传鸣玉等信善请三山来禅师开法开禧寺。三山来禅师详细制定本寺清规，要求弟子不攀附权势，静心学道参禅，多达十几条，可见该寺戒律严明。
其间三山曾接其师铁壁慧机禅师来开禧寺驻锡。铁壁圆寂后，三山于开禧寺旁建塔院以供奉其师，而后衡山灯炳、三山灯来圆寂后舍利亦入塔陪护其师。
三山弟子别庵短暂住持开禧寺，在别庵的努力下，铁壁获康熙赐“妙光”之号，其匾额悬于开禧寺之殿。

开禧寺塔院遗址
清末光绪年间重修开禧寺，壮丽辉煌，其寺院建筑和木石雕刻在蜀中亦首屈一指。民国《忠县志》卷三载：
寺前建造三塔，即以上三僧归骨之所，旁置塔院，院内供奉三僧铜像，四时香火不绝。相传其地为四龙拱向，事闻于朝，清圣祖敕赐“妙光”二字匾额，悬诸殿上，所以矜铁壁之妙相光明，而寂照靡遗也。并御赐礼祖牌四具，现仍陈列塔院中。光绪间，其寺三毁于火。经住持通江重新构建，壮丽逾昔。期间石栋错落，数以百计，工程之巨，为川中寺宇所罕匹。

开禧寺殿堂遗址
民国年间，因庙产兴学，寺宇渐趋凋落，仍有僧众驻锡于此，晨钟暮鼓，侍奉香灯。
1950年后，寺宇为乡民借居，逐年改建，但其主体框架今仍存在。今赖忠县地方政府有保护地方文物、构建地方文化之识略，予以重建，实乃可喜可待之大事。 https://t.cn/R2WioWU
1。去年底：大衣哥儿子、媳的分居风波闹了个满城风雨，尤其是陈亚男后来晒出了大衣哥的“家庭录音”，让明面上若无其事，实际上心急如焚的大衣哥焦头烂额了好一阵子！谷导似乎体谅这位昔日的兄弟，在那段时间暂停了叫板大衣哥，只是说要请陈亚男演自己的电影，这是略微膈应一下大衣哥——你嫌弃的儿媳妇我还要拉她一把呢！另外 ，在众网友预言大衣哥将要上2022年央视春晚时，谷导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2022年1月19号发长文说“朱子文上不了春晚”！谷导的论断迅速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成为了众矢之的！但是他的发声有理有据，他说出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大衣哥成为了有争议的人物”——达不到上春晚的标准了！随后部分网友死咬着这句话不放，认为这是谷导在恶毒攻击大衣哥。在2021年12月30日，谷导为此作出回应，他肯定了大衣哥歌得好，却再次否认了自己对大衣哥怀有了敌意，还掷地有声：“若朱子文能上央视春晚，演唱歌曲《美丽中国》，那么我就跪着走。”！表明自己判断 的公正与透明性！结果是：大衣哥真的没有央视春晚，人们终于放过了谷导！2。但是，随后网上传出大衣哥参加单县春晚的照片。他在现场演唱了歌曲《祖国情》。为此，谷传民于2022年1月25日发文，声称：我方发现大衣哥朱之文在单县春晚演唱了本人作词的歌曲《祖国情》，还是那句话：如果是公益使用，我无异议！但如果一旦用于商演不告知我的话，我年后与《火火的情怀》、《热泪颂》两首歌曲的维权，一并法律解决，特告。有网友为大衣哥鸣不平说：“希望谷老师不要再蹭朱之文的热度了，没有大衣哥，谁认识你是谁啊！”，认为谷传基于利益纠缠大衣哥！也有网友支持谷导：“坚定支持谷老师维权，不能让装傻充愣炒货蹬鼻子上脸！”。其实关于谷导与朱之文的恩怨，起初就是因为大衣哥把谷导的歌曲如《火火的情怀》、《热泪颂》等用于商演，没有经过谷导的同意。商演是以捞金为主要目的的，大衣哥基于商演捞了个盆满钵满，却没有支付谷导任何费用！谷导最先是希望与大衣哥能够“友好协商版权费用的问题”——这样的声音早在2020年就频繁发出过，大衣哥先是置之不理的态度，后来作出了“自己演唱他的歌曲是为了帮助他推广，何况当时他也是恳求自己演唱的，所以不存在版权费用的问题。”的回答，这叫偶尔露峥嵘，随后又迅速保持了缄默！而谷导则说：虽然我们没有合同，但是我认为你把我的歌用于公益演出，没想到你用于商演捞金！谷导的初衷显然是希望通过舆论压力，让大衣哥坐到“谈判桌”上来，二人商议解决此事，当然有利益诉求。但是，大衣哥把自己设置为“静音”状态了！任凭你雷霆万钧，我自岿然不动！谷导千呼万唤，朱之文就是不搭理你！后来才宣称“要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明眼 人都知道，正是朱之文的沉默态度激怒了谷导！春节期间，即2022年2月2日，谷传民又公开发声：：我前朋友、兄弟、我大哥朱之文，已涉嫌疫情期间聚众，呼吁山东公安机关及时处理。——言语间极尽讽刺，表达了公事公办的愿望，也表明自己不会“含情脉脉”到永久！随后 朱楼村出现了公安干警驱赶聚众人员的场面，这是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做法，谷导的话起了作用！这也表明谷民与大衣哥彻底杠上了，不再停留在喊话阶段了！3。 其实不管是从版权角度，还是人情世故，大衣哥确实应该支付给对方相应的版权费用了。虽然没有合同，但是基于谷导的作品你赚钱了是不争的事实，让曾经的朋友基于自己收获点利益是双赢的局面，你竟然一毛不拔，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大衣哥之所以保持心平气和，是因为如今拥有强大的粉丝群体和良好的口碑 ！但是，你不能凭此佯装不知道伤了和气、甚至忽略人家的诉求啊。——早前，著名媒体人张晓磊披露大衣哥偷税漏税，大衣哥一度是缄默 的态度；更早前大衣哥还在公众场合说蒋大为曾教过自己唱歌，但是人家公开否认说自己从没教过朱子文，大衣歌也没有为此声张过；包括他成名后左邻右舍借钱不还，大衣哥也没有诉诸法律。对照谷导的喊话，我们发现，大衣哥在舆论汹汹时保持沉默亦即“每逢大事的静气”是一种策略：他要用这种一言不发的态度示弱——在中国，老百姓普遍同情弱者，大衣哥抓住的大众这样的心理！他本人的定位是草根歌手 ，这个 身份容易引发人们的同情，再窘境中表现出农民式的隐忍，人们就以为老实人受到欺压了，自然就有人出来为之鸣不平了。在有人向他的院子扔砖头时，在有人踹了他家的大门时，在有人用无人机拍照他家庭内景时他都表现出了无可奈何——实际上这样的态度是应对事件的一种方式，可以让人知道自己是是善良、忠厚、本分的农民——进而，让粉丝为自己发声！粉丝为自己摇旗呐喊后，自己不仅收获了流量，还“不战而屈人之兵”。大衣哥屡试不爽，甜头尝尽！为此，在针对自己不利的舆论面前保持沉默成为了大衣哥炒作自己的一种方式，至今已经形成了他的惯性！4。大衣哥儿、媳分居、离婚风波过后，谷导密集发声，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说自己与大衣哥的著作权案子进入”实质性法律阶段“，且自己为打官司准备了纸质证据148项，视频证据光盘两张，视频文件七个！他还说“为兑现上周向网友的承诺，我现将提交法院。”。谷导还晒出了自己的公证书以及提交的多项纸质证据以此表明自己就要与大衣哥死磕到底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火力侦察“，不难看出，如果朱之文此时能回心转意，给予缓解问题的态度，还是有回旋余地的！但是，时至今日，大衣哥依然没有回应。沉默是金，虽然”大衣哥文化“对此事提出过看法 ，但是大衣哥本人没有出面为些发声！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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