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中医学是可证伪的科学理论》
根据波普尔证伪学说的理论:
【科学就是人们通过对周围世界的不断观察总结就来的大自然规律，然后对这种规律不断地加以验证完善，这也注定了科学是永远没有尽头的，科学具有“可证伪性”！】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如今我们知道的所有科学理论都随时等着“被证伪”，甚至可以说都是“伪”的。因为科学本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发展的动力就是对科学不断证伪的过程！ 所以严格来说，如今的所有物理定律都最终会被“证伪”，“被证伪”并不是说就是错误的，只是适用范围不一样，或者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证伪一个科学理论，不是为了否定他，而是找到他能成立的边界。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波普尔可证伪学说的初衷不是区分一个理论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志！而是完善一个科学理论的助推器。 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科学理论都具有可证伪性！这一点已经成为科学界的共识。
从中医理论的特征来看，中医理论是科学理论。所以中医理论和其它科学理论同样具有可证伪性！ 以往的中医理论和其它科学一样，都有谬误成份包含在里面，如:祝由术。
祝由之术存在已久，几可远溯上古。
如《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所载：“黄帝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说明祝由是上古时期的一种治病方法，它治病的形式是向神灵祝说患病的原因并祈祷神灵加持的巫术，所以和正统的中医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医药在有了人类之后就产生了，而巫的产生却远远落后于中医医药，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产生的。 原始社会的人们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一些植物和动物，由此认识到了哪种植物和动物具有治病的作用，原始的中医药就因此产生。
有人之所以认为“医源于巫”，其实是本末倒置！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巫为了获取公信力，往往会借鉴中药的效力给人消除病灾，因此真相是，巫给医药披上了迷信的外衣。
从殷墟甲骨文所见，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但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中药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 因此并不是医源于巫，而是巫利用了医。
《古今医统大全》卷之一"历代圣贤名医姓氏"五帝"苗父》：“上古神医，以菅为席，以刍为狗。人有疾求医，但北面而咒，十言即愈。古祝由科，此其由也。”

《圣济总录"卷第四"治法"祝由》：“周官疡医，掌众疡祝药劀杀之齐，必先之以祝，盖医之用祝尚矣。”
唐"王焘《外台秘要》收载“祝由科”，说明最迟在唐代，祝由已成为中医体系独立一科，例如明代太医院设医术十三科：“曰大方脉，曰妇人，曰伤寒，曰疮疡，曰针灸，曰眼，曰口齿，曰咽喉，曰接骨，曰金镞，曰按摩，曰祝由”。 但据张介宾所说，“今按摩、祝由二科失其传，惟民间尚有之”；
而上溯直至《黄帝内经》，通篇不言鬼神邪祟，认为“因知百病之胜，先知百病之所从”是祝由取效的原因。唐代的王冰的注文也仅“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而已”几个字，说明祝由一直处于中医体系的边缘。
唐代的王冰编注《黄帝内经》时，有意把不属于原《黄帝内经》里面的内容放了进去，特别是运气七篇，至今流毒无穷。也正是这时候开始，中医又有了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发展，直接导致祝由术之类的死灰复燃，改变面貌混进来。
特别是到明朝，官方设置的医科就有祝由科，更是大涨祝由的势头，这是中医和祝由之间的关联。 历代医家或有信者，或有疑者，或有两存者，以之为临床权变之术。 即便著有四卷《祝由录验》的赵学敏，对待祝由的态度也是“禁法之大莫如水法，次则祝由，兹录其小者，绝扰屏嚣，均无妨于大雅。其有近于巫、觋所为者，概在所摈。”（见《串雅内外编"串雅内编"凡例》）
《幼科折衷"记录十四科》认为祝由就是道教中存有的“符祝禳祷”，而从“上古神医，以菅为席，以刍为狗。人有疾求医，但北面而咒，十言即愈。古祝由科，此其由也”可知，在祝由的时候，并不是对病人解释病情，而是对冥冥之中的第三者说话作法。这种理解更接近于祝由之真面目。
其实，做为真正有作为的中医家不会相信旁门左道，都对祝由术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名医扁鹊提出过六不治，其中有【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
早在黄帝时代，中医家对祝由术就有着清醒的认识: 《灵枢·贼风鬼神》篇里讲到过，黄帝问有些人什么都没有接触，既没有饮食上的不对，也没有外感邪气，突然就得病了，难道是因为鬼神的缘故吗，岐伯回答说，是因为之前得病的时候，病气没有全部的祛除干净，所以天气和情感的一些变化就会导致发病，看起来貌似跟鬼神一样。
张介宾对歧伯所言的解释是“【凡百病五行之道，必有所以胜之者；然必先知其病所从生之由，而后以胜法胜之，则可移精变气，祛其邪矣。病有药石所不及，非此不可者，惟先巫知之，故可祝而已也。然则先巫用祝之妙，正不在祝，其机在胜之而已。”】（见《类经"卷十五"疾病类"三十三、贼风鬼神》） 可见这位中医家的看法是:【医者伪托祝由之名，实为他效。】 《古今医案按"卷三"疟》“禁是外为镇厌，其法甚多，效者亦多，即祝由之一类；然轻者效，重者不效，三疟全不效；比之打仗，掠其残兵耳。设用药中綮，何藉此乎。”《张氏医通"卷三"寒热门"疟》：“历观用劫剂及祝由之法者，十无一验。” 由此可见，中医理论中的祝由术很早就已经被中医家自己所否定而证伪！
然而根据古人的说法【祝由之一类；然轻者效。】是怎么回事呢？ 正统的中医家的观点是:【医者伪托祝由之名，实为他效。】其实祝由术的唯一功能是:【解惑安神，近于心理作用。】而不是鬼神在起作用。
《对山医话"卷三》对此进行揭示: “走方祝由之类，虽多以小术惑人，讹取财物，而于方药所不能疗之痼疾，往往以符咒草药取效，即此可见其非全妄也。”
祝由术小有疗效的原因和患者的心理疾病有关，祝由术将其委之于鬼神，其实是有意故弄玄虚，诱导心理的意图。
所谓鬼神致病，其实是一种心理因素所致的疾病，鬼神是不存在的。古人云：“吾心无鬼，鬼何以侵之，吾心无邪，邪何以扰之，吾心无魔，魔何以袭之。”故鬼神致病皆由心生。祝由治疗疾病的病因大多是心理不健全，故七情、六淫相乘而袭之。有很多种病，是间接由心理因素所致，所以其源在于心。 就是说，祝由术的作用如现代的心理暗示，对患者的作用仅限心理安抚作用，而不是真有什么神通。
所以《古今医统大全"卷之四十九》揭示：【治邪祟病，虽禁咒以释其疑，服药必详虚实痰火轻重，调治则内外合一，其病速愈。若只务巫而不用药，其病不能去，必无可愈之理。若只服药而不用巫以释其疑，虽愈效迟。是故内外兼治，斯速效矣，此祝由之所由设也。】 就是说，祝由术的主要治疗手段仍是用药，辅之以心理安抚。如果不用药，病断不会好。
而心理安抚的主要手段则是诓以鬼神治病，使患者对痊愈抱有很大的希望，所以祝由术能够医治的病症大多数全是心理状态造成的病症。 敏感的人言行举止一旦出错，其生理必然发生异常，即心理障碍必然导致生理和情感障碍，即民间称为癔病的神经官能症。
《素问·汤液醪醴论》云：“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黄帝内经》强调:“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说人们要心态平和,才能健康无病。心态不平和，必然会出现心理障碍，导致心理疾病，行为出现异常。
因为癔病受一些暗示性影响很大，所以祝由术应运而生，它是借符咒禁禳来调整患者心态和同时运用中草药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祝由”的概念很广，包括禁法、咒法、祝法、符法，以及暗示疗法、心理疗法、催眠疗法、音乐疗法等，并非仅仅祝其病由而愈其病。有些病原因已明，可是祝之不愈，这说明祝法不起作用。
现代的“暗示疗法”就是通过积极、主动的暗示，利用心理作用的影响，治疗心理因素引起的心因性疾病。它属于心理疗法的范畴。 暗示疗法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情志暗示、环境暗示、声音暗示、器具和药物暗示、治疗经验暗示、气功暗示、语言暗示等。对于各种心因性病证，巧妙地运用暗示疗法，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刘翔平认为:“暗示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大，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科学数据，不能断论心理暗示能够战胜身体疾病，身体疾病还是要从生理角度靠吃药打针治疗。而且，暗示既然是潜意识的，就不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夸大的说法就很易流行。”
因为祝由术是中医里面的旁门左道，与中医正统的理论格格不入，所以后世医书对祝由术进行了证伪和摈弃:
据《医学正传"卷之一"医学或问》所载：“或问：古老医家有禁咒一科，今何不用？曰：禁咒科者，即《素问》祝由科也，立教于龙树居士，为移精变气之术耳。可治小病，或男女入神庙惊惑成病，或山林溪谷冲斥恶气，其证如醉如痴，如为邪鬼所附，一切心神惶惑之证，可以借咒语以解惑安神而已。古有龙树咒法之书行于世，今流而为师巫，为降童，为师婆，而为扇惑人民、哄吓取财之术。噫！邪术惟邪人用之，知理者勿用也。”
所以正统的中医家勇于证伪他人强加进中医理论中不合理的内容，可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可见证伪做为一种促进科学理论完善和发展的工具还是有其一定存在价值的。
由此，“祝由术”，早在清代就已经被中国传统医学和医家们所摒弃，变成了纯粹的不入流“法术”！而其单纯的心理治疗的作用被现代的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和心理诊疗所取代。
中医正统理论以辨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法则为指引，而祝由术的理论是以唯心主义神学理论为指引，两个理论的观点截然不同南辕北辙，其结果必然是分道扬镳。 因为辨证唯物主义是不信鬼神的！
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承认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世界上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就是说，意识只能依附于活体，所以鬼神不存在。 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是，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意识，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物质，所以鬼神是唯心主义的产物。
因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两个敌对的基本派别之一，是两个相对立的思想体系！所以现代中医正统理论是不会容忍祝由术存在的。
目前，现代中医正统理论对不符合普素辨证唯物主义的糟粕进行了扬弃， 祝由术从此彻底被现代中医逐出中医理论的范筹。由于民间仍然有很大的人群笃信迷信，所以祝由术只能在地下流行，因属旁门左道，所以正规中医对此都是嗤之以鼻的。
根据波普尔证伪学说的理论:
【科学就是人们通过对周围世界的不断观察总结就来的大自然规律，然后对这种规律不断地加以验证完善，这也注定了科学是永远没有尽头的，科学具有“可证伪性”！】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如今我们知道的所有科学理论都随时等着“被证伪”，甚至可以说都是“伪”的。因为科学本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发展的动力就是对科学不断证伪的过程！ 所以严格来说，如今的所有物理定律都最终会被“证伪”，“被证伪”并不是说就是错误的，只是适用范围不一样，或者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证伪一个科学理论，不是为了否定他，而是找到他能成立的边界。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波普尔可证伪学说的初衷不是区分一个理论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志！而是完善一个科学理论的助推器。 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科学理论都具有可证伪性！这一点已经成为科学界的共识。
从中医理论的特征来看，中医理论是科学理论。所以中医理论和其它科学理论同样具有可证伪性！ 以往的中医理论和其它科学一样，都有谬误成份包含在里面，如:祝由术。
祝由之术存在已久，几可远溯上古。
如《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所载：“黄帝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说明祝由是上古时期的一种治病方法，它治病的形式是向神灵祝说患病的原因并祈祷神灵加持的巫术，所以和正统的中医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医药在有了人类之后就产生了，而巫的产生却远远落后于中医医药，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产生的。 原始社会的人们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一些植物和动物，由此认识到了哪种植物和动物具有治病的作用，原始的中医药就因此产生。
有人之所以认为“医源于巫”，其实是本末倒置！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巫为了获取公信力，往往会借鉴中药的效力给人消除病灾，因此真相是，巫给医药披上了迷信的外衣。
从殷墟甲骨文所见，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但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中药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 因此并不是医源于巫，而是巫利用了医。
《古今医统大全》卷之一"历代圣贤名医姓氏"五帝"苗父》：“上古神医，以菅为席，以刍为狗。人有疾求医，但北面而咒，十言即愈。古祝由科，此其由也。”

《圣济总录"卷第四"治法"祝由》：“周官疡医，掌众疡祝药劀杀之齐，必先之以祝，盖医之用祝尚矣。”
唐"王焘《外台秘要》收载“祝由科”，说明最迟在唐代，祝由已成为中医体系独立一科，例如明代太医院设医术十三科：“曰大方脉，曰妇人，曰伤寒，曰疮疡，曰针灸，曰眼，曰口齿，曰咽喉，曰接骨，曰金镞，曰按摩，曰祝由”。 但据张介宾所说，“今按摩、祝由二科失其传，惟民间尚有之”；
而上溯直至《黄帝内经》，通篇不言鬼神邪祟，认为“因知百病之胜，先知百病之所从”是祝由取效的原因。唐代的王冰的注文也仅“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而已”几个字，说明祝由一直处于中医体系的边缘。
唐代的王冰编注《黄帝内经》时，有意把不属于原《黄帝内经》里面的内容放了进去，特别是运气七篇，至今流毒无穷。也正是这时候开始，中医又有了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发展，直接导致祝由术之类的死灰复燃，改变面貌混进来。
特别是到明朝，官方设置的医科就有祝由科，更是大涨祝由的势头，这是中医和祝由之间的关联。 历代医家或有信者，或有疑者，或有两存者，以之为临床权变之术。 即便著有四卷《祝由录验》的赵学敏，对待祝由的态度也是“禁法之大莫如水法，次则祝由，兹录其小者，绝扰屏嚣，均无妨于大雅。其有近于巫、觋所为者，概在所摈。”（见《串雅内外编"串雅内编"凡例》）
《幼科折衷"记录十四科》认为祝由就是道教中存有的“符祝禳祷”，而从“上古神医，以菅为席，以刍为狗。人有疾求医，但北面而咒，十言即愈。古祝由科，此其由也”可知，在祝由的时候，并不是对病人解释病情，而是对冥冥之中的第三者说话作法。这种理解更接近于祝由之真面目。
其实，做为真正有作为的中医家不会相信旁门左道，都对祝由术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名医扁鹊提出过六不治，其中有【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
早在黄帝时代，中医家对祝由术就有着清醒的认识: 《灵枢·贼风鬼神》篇里讲到过，黄帝问有些人什么都没有接触，既没有饮食上的不对，也没有外感邪气，突然就得病了，难道是因为鬼神的缘故吗，岐伯回答说，是因为之前得病的时候，病气没有全部的祛除干净，所以天气和情感的一些变化就会导致发病，看起来貌似跟鬼神一样。
张介宾对歧伯所言的解释是“【凡百病五行之道，必有所以胜之者；然必先知其病所从生之由，而后以胜法胜之，则可移精变气，祛其邪矣。病有药石所不及，非此不可者，惟先巫知之，故可祝而已也。然则先巫用祝之妙，正不在祝，其机在胜之而已。”】（见《类经"卷十五"疾病类"三十三、贼风鬼神》） 可见这位中医家的看法是:【医者伪托祝由之名，实为他效。】 《古今医案按"卷三"疟》“禁是外为镇厌，其法甚多，效者亦多，即祝由之一类；然轻者效，重者不效，三疟全不效；比之打仗，掠其残兵耳。设用药中綮，何藉此乎。”《张氏医通"卷三"寒热门"疟》：“历观用劫剂及祝由之法者，十无一验。” 由此可见，中医理论中的祝由术很早就已经被中医家自己所否定而证伪！
然而根据古人的说法【祝由之一类；然轻者效。】是怎么回事呢？ 正统的中医家的观点是:【医者伪托祝由之名，实为他效。】其实祝由术的唯一功能是:【解惑安神，近于心理作用。】而不是鬼神在起作用。
《对山医话"卷三》对此进行揭示: “走方祝由之类，虽多以小术惑人，讹取财物，而于方药所不能疗之痼疾，往往以符咒草药取效，即此可见其非全妄也。”
祝由术小有疗效的原因和患者的心理疾病有关，祝由术将其委之于鬼神，其实是有意故弄玄虚，诱导心理的意图。
所谓鬼神致病，其实是一种心理因素所致的疾病，鬼神是不存在的。古人云：“吾心无鬼，鬼何以侵之，吾心无邪，邪何以扰之，吾心无魔，魔何以袭之。”故鬼神致病皆由心生。祝由治疗疾病的病因大多是心理不健全，故七情、六淫相乘而袭之。有很多种病，是间接由心理因素所致，所以其源在于心。 就是说，祝由术的作用如现代的心理暗示，对患者的作用仅限心理安抚作用，而不是真有什么神通。
所以《古今医统大全"卷之四十九》揭示：【治邪祟病，虽禁咒以释其疑，服药必详虚实痰火轻重，调治则内外合一，其病速愈。若只务巫而不用药，其病不能去，必无可愈之理。若只服药而不用巫以释其疑，虽愈效迟。是故内外兼治，斯速效矣，此祝由之所由设也。】 就是说，祝由术的主要治疗手段仍是用药，辅之以心理安抚。如果不用药，病断不会好。
而心理安抚的主要手段则是诓以鬼神治病，使患者对痊愈抱有很大的希望，所以祝由术能够医治的病症大多数全是心理状态造成的病症。 敏感的人言行举止一旦出错，其生理必然发生异常，即心理障碍必然导致生理和情感障碍，即民间称为癔病的神经官能症。
《素问·汤液醪醴论》云：“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黄帝内经》强调:“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说人们要心态平和,才能健康无病。心态不平和，必然会出现心理障碍，导致心理疾病，行为出现异常。
因为癔病受一些暗示性影响很大，所以祝由术应运而生，它是借符咒禁禳来调整患者心态和同时运用中草药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祝由”的概念很广，包括禁法、咒法、祝法、符法，以及暗示疗法、心理疗法、催眠疗法、音乐疗法等，并非仅仅祝其病由而愈其病。有些病原因已明，可是祝之不愈，这说明祝法不起作用。
现代的“暗示疗法”就是通过积极、主动的暗示，利用心理作用的影响，治疗心理因素引起的心因性疾病。它属于心理疗法的范畴。 暗示疗法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情志暗示、环境暗示、声音暗示、器具和药物暗示、治疗经验暗示、气功暗示、语言暗示等。对于各种心因性病证，巧妙地运用暗示疗法，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刘翔平认为:“暗示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大，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科学数据，不能断论心理暗示能够战胜身体疾病，身体疾病还是要从生理角度靠吃药打针治疗。而且，暗示既然是潜意识的，就不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夸大的说法就很易流行。”
因为祝由术是中医里面的旁门左道，与中医正统的理论格格不入，所以后世医书对祝由术进行了证伪和摈弃:
据《医学正传"卷之一"医学或问》所载：“或问：古老医家有禁咒一科，今何不用？曰：禁咒科者，即《素问》祝由科也，立教于龙树居士，为移精变气之术耳。可治小病，或男女入神庙惊惑成病，或山林溪谷冲斥恶气，其证如醉如痴，如为邪鬼所附，一切心神惶惑之证，可以借咒语以解惑安神而已。古有龙树咒法之书行于世，今流而为师巫，为降童，为师婆，而为扇惑人民、哄吓取财之术。噫！邪术惟邪人用之，知理者勿用也。”
所以正统的中医家勇于证伪他人强加进中医理论中不合理的内容，可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可见证伪做为一种促进科学理论完善和发展的工具还是有其一定存在价值的。
由此，“祝由术”，早在清代就已经被中国传统医学和医家们所摒弃，变成了纯粹的不入流“法术”！而其单纯的心理治疗的作用被现代的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和心理诊疗所取代。
中医正统理论以辨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法则为指引，而祝由术的理论是以唯心主义神学理论为指引，两个理论的观点截然不同南辕北辙，其结果必然是分道扬镳。 因为辨证唯物主义是不信鬼神的！
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承认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世界上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就是说，意识只能依附于活体，所以鬼神不存在。 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是，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意识，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物质，所以鬼神是唯心主义的产物。
因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两个敌对的基本派别之一，是两个相对立的思想体系！所以现代中医正统理论是不会容忍祝由术存在的。
目前，现代中医正统理论对不符合普素辨证唯物主义的糟粕进行了扬弃， 祝由术从此彻底被现代中医逐出中医理论的范筹。由于民间仍然有很大的人群笃信迷信，所以祝由术只能在地下流行，因属旁门左道，所以正规中医对此都是嗤之以鼻的。
#潘俊商品企划# 《户外品牌平台》
专业特性是户外品牌公司一直以来都在强调的词汇，而专业也意味着市场小众或者应用场景的局限性。
恰好，当运动品牌开始介入户外，将户外与运动、户外与生活观点融合之后，户外本身的专业定义正在被重新改写。
另一方面，握着庞大供应链资源优势的中国和东南亚原有的户外贸易公司开始看到，因为户外定义被重新改写之时的市场间隙的空缺，他们开始在本国进行所谓的“跨境电商”的操作。在本质上，对欧美户外原来的老牌户外品牌与平台构成了相对的竞争威胁。
欧美很多老牌户外品牌平台公司也感受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因为市场的竞争在今天，从来都没有地域的阻碍。消费者最终会认同的是那些具备绝对性价比优势和优质品质、良好设计的公司。
在欧洲，迪卡农平台化品类的零售与设计优势，已经让原有的市场开始了白热化的竞争。而在中国，更多的中小卖家开始意识到，户外作为一个绝对优质和有空间的赛道，他们已经开始筹备进入户外品牌平台化的运作。更何况，在中国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下，不知道后期会不会出现类似于法国迪卡农似的平台品牌。
所以，户外定义被改写，本质上，是户外品类从专业化的场景中走向了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去。这也是户外功能定义更好的服务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体现。
那么，户外品牌的功能定义被改写的方面有哪几点呢？
我们来看看这些改变。
一、功能设计属性与功能设计美学被用于日常生活。
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自然气候问题，而户外的功能设计是具备生活美学的，只要设计符合生活本质的美学，弱化纯功能特性。它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
二、融入流行趋势和文化元素，保证更多的原来不可能被融入户外品类与款式设计的时尚元素正在被功能设计改变，或者说，它们双向发生着改变。
三、与时装，运动、多场景融合。这种融合的结果就是直接改变了设计理念。笨重或者不方便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户外，现在已经可以出现在派对上。
专业特性是户外品牌公司一直以来都在强调的词汇，而专业也意味着市场小众或者应用场景的局限性。
恰好，当运动品牌开始介入户外，将户外与运动、户外与生活观点融合之后，户外本身的专业定义正在被重新改写。
另一方面，握着庞大供应链资源优势的中国和东南亚原有的户外贸易公司开始看到，因为户外定义被重新改写之时的市场间隙的空缺，他们开始在本国进行所谓的“跨境电商”的操作。在本质上，对欧美户外原来的老牌户外品牌与平台构成了相对的竞争威胁。
欧美很多老牌户外品牌平台公司也感受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因为市场的竞争在今天，从来都没有地域的阻碍。消费者最终会认同的是那些具备绝对性价比优势和优质品质、良好设计的公司。
在欧洲，迪卡农平台化品类的零售与设计优势，已经让原有的市场开始了白热化的竞争。而在中国，更多的中小卖家开始意识到，户外作为一个绝对优质和有空间的赛道，他们已经开始筹备进入户外品牌平台化的运作。更何况，在中国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下，不知道后期会不会出现类似于法国迪卡农似的平台品牌。
所以，户外定义被改写，本质上，是户外品类从专业化的场景中走向了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去。这也是户外功能定义更好的服务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体现。
那么，户外品牌的功能定义被改写的方面有哪几点呢？
我们来看看这些改变。
一、功能设计属性与功能设计美学被用于日常生活。
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自然气候问题，而户外的功能设计是具备生活美学的，只要设计符合生活本质的美学，弱化纯功能特性。它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
二、融入流行趋势和文化元素，保证更多的原来不可能被融入户外品类与款式设计的时尚元素正在被功能设计改变，或者说，它们双向发生着改变。
三、与时装，运动、多场景融合。这种融合的结果就是直接改变了设计理念。笨重或者不方便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户外，现在已经可以出现在派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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