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

欧阳锋身为华山论剑天下五绝中唯一的邪恶宗师，是《射雕英雄传》中背负着心狠手辣特质、引发情节波澜的线索人物。

从西域东来的背景，更为他增添了神秘感和“原罪”。或许，这跟古代中国以正统自居，时常受到西来侵扰有关。

《射雕英雄传》的时代背景，正是南宋末年——一个内积弱、外入侵的时代。欧阳锋的出现，象征着南宋与女真和蒙古人的对抗。

欧阳锋养毒蛇、使毒功，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抢夺《九阴真经》，练成神功，获得天下第一的美名。

他的“杀人不眨眼”可说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更可怕的是，他杀人前后还能冷静思考，布置全局。小说中几次写到他伤人或杀人大多经过设计，像是杀了江南七怪其中六怪，却不杀傻姑，明显就是考虑到要“嫁祸”黄药师的精心布局。

欧阳锋发疯之前，都是彻头彻尾的“坏蛋”；但自从得手“九阴假经”，再经黄蓉一番胡乱指点后，他全身经脉逆行、精神错乱，疯了后便成了另一个人。

总之，欧阳锋并不让人那么讨厌，甚至能够引起读者的理解或同情，原因就在于他的“真”——他是真小人、真恶人、真性情。比起金庸先生后来作品中的朱长龄、岳不群、左冷禅，欧阳锋的“恶”还稍逊一筹。

“不是说好，离柜概不负责的吗？”江西鹰潭，男子到银行取款2.5万元时，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多给了一沓，总共给了男子3.5万元现金。银行索回未果后，将男子告上法庭。

（案例来源：江西鹰潭月湖区法院）

54岁男子罗某是个体户，在菜市场做点小生意。事发当天，罗某骑着电动车载着妻子来到银行办理取款业务。

本来罗某是打算通过ATM取款的，可是工作人员告知其每张卡一天只能取款两万元后，罗某便来到柜台，通过人工办理。

罗某填好2.5万元的取款单据，交给工作人员。拿到钱后，罗某便骑着电动车，离开银行。

当天银行下班清点时，发现数目不对，经查询后，银行确认是多付了1万给罗某。

银行电话联系罗某后，罗某表示自己当时就是收到2.5万，没有多拿。还明确表示说，自己曾经试过取到一张假钞时，被“离柜概不负责“过。因此需要银行也要遵守自己定的规则。

工作人员被呛到无话可说后，遂报警。报警后，银行将罗某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定罗某归还不当得利1万。

《民法典》第122条规定，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一方有权要求对方返还。

所谓不当得利，简单地说，就是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行为。

就本案而言，罗某填写的单据是取2.5万元，即其这次能够合法从银行取走的只能是2.5万，超过了就是不当得利。

本案是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在银行一方，如果银行不能举证自己的主张，则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即败诉。

在法庭上，银行一方现场播放监控视频，举证罗某多拿了1万元。根据视频监控显示，工作人员从左边箱子内，取出3沓人民币（未过点钞机）后，又取出部分零散的百元钞票，过点钞机，点完5千元后，与之前拿出来的3沓人民币交给了罗某。

因此银行一方认为，罗某不当得利1万元，依法应当返还。

罗某则有不同的意见：

1、银行没有证据证明那3沓人民币是1万1沓的；

2、根据监控显示，拿到钱后，其也没有数，直接放在黑色塑料袋。之后放到电车头处，就离开了银行。事后两个多小时，其在另一家银行拿着这个塑料袋装着的钱，存入了2.5万元。由此可见，其只收到2.5万元。

3、银行应当履行“钞票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的条款。

现在的情况是双方各执一词，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法院就会搬出“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来判断谁对谁错了。

所谓高度盖然性，意思是指即便事情没有达到非常清楚的程度，但如果按照社会大众普遍认知来判断哪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那么，法官就可以确认可能性更大的就是事实。

具体到本案来说，根据银行规定和社会普遍认知，银行都是100张人民币，经点钞机清点后，才打成1沓的。而且监控也显示，工作人员确实是给了3沓加已经点钞点过的5000元给罗某。

反观罗某，其在离开银行的两个小时后，才到另一家银行存入2.5万元。中间这两个多小时，罗某未能举证发生了什么。而且其又没有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要在短时间内，从一家银行取现后，又存到另外一家银行。

显然，根据社会大众普遍认知来判断，会认为罗某当时是故意为了留下只收到2.5万元证据，才又去存款的。

以上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进行自由心证的一个过程。

综上，银行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证明工作人员已经给了罗某3.5万元。所以，证明责任转移给了罗某，罗某要免责，那就要证明其从银行离开后，那袋钱没有被其他人动过。

最终，法院经审理后判定罗某需返还没有法律依据获得的1万给银行，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或许有人会和罗某想的一样，不是说好的“离柜概不负责”么？

实际上，储户到银行办业务，与银行之间就形成了合约关系，而银行单方面制订出“离柜概不负责”条款，实际上就是格式条款。

然而合约关系成立的前提，是绝对不能与法律相悖的。需要强调的是，不当得利是违法行为，依法应当返还给对方。

意思就是说，当有一方不当得利时，这个“离柜概不负责”会因与法律相抵触，而变为无效条款。即理论上，不管是银行，还是储户，都应当把不当得当，退还给对。

那么大家认为，这样条款，合理么？欢迎大家讨论！

◎陈更｜杏花疏影二十年#读书会[超话]#

在宋朝，假如一个人的生命跨越了1127年，那么他便注定无法享受平静回忆的幸福。公元112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

1127年，也就是靖康二年，暮春四月，在自然万物正是最生机勃发时，北宋王朝却气数已尽。金军攻破了皇都汴京，在城内搜刮数日，掳徽宗、钦宗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卿等数千人后北撤，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北宋灭亡。

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举兵脱逃，在南京称帝，被金人追逐于江浙沿海一带，亡命于海舟之上，后定都于临安。

在漫长的历史上，有过许多人为的灾难，或称之为“乱”，或者“变”，譬如安史之乱、甘露事变。但人们很少将一场战争称为“耻”。只有最勇敢最刚正的人，才敢直面这场一想起便悚然心惊、冷汗涔涔的劫难。譬如岳飞的叹息与怒吼：“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敢于回忆的勇士不止有岳飞，还有陈与义，且通过一阕他的词，和他一起回忆，分享他在波澜中获得的稍许平静。

《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北宋灭亡之前，他也是有承平岁月的。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还记得太平时，在午桥上喝酒，座上都是响当当的英雄豪杰。这里的午桥可不是一座桥，而是洛阳城中的一座别墅，那是唐朝时宰相裴度的别墅，留传到了宋朝。词人将“午桥”别墅称“桥”，倒不必切实理解，或许是为了格律要求。在当时的宴席之旁，长沟中的流水，伴随着月光无声无息地流淌。他们欢饮达旦，不愿散席。当时正是春天，杏花开得真好啊！他们在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多年前，便是靖康之耻。这件事实在是太大了，太可怕了，可怕得让人不肯相信，仿佛一个噩梦。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是啊，我还活着，在这样一场大难之后，我竟然还活着。但难免风声鹤唳，时时悚然暗惊！

词人回忆了一个美梦，所有一切发生之前的那场聚饮，有月光，有流水，有杏花，有笛声；也面对了一个噩梦，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对于词人陈与义，《宋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天资卓伟，为儿时已能作文，致名誉，流辈敛衽，莫敢与抗。”说陈与义天赋异禀，童年时就能写文章，声名远扬，与他同辈的人见到他，都要整理整理衣服，把上衣下摆抻一抻，恭恭敬敬地与他说话。靖康之耻，他的安稳生活被打破了，再也不能在午桥别墅中与英雄豪杰们宴饮了，因为那些杏花疏影已经归属于金人的铁蹄。陈与义从陈留南迁避难，经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最终投奔了南宋朝廷。

宫阙自天上，家山只梦中。即使终于能在风雨飘摇中重新搭建的朝廷再次做官，陈与义依然时时想起故国。他常常将家国命运的担忧寄寓在写景咏物之作中。譬如借看牡丹，怀念“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的那遍植牡丹的洛阳：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譬如《送人归京师》

门外子规啼未休，山村日落梦悠悠。
故园便是无兵马，犹有归时一段愁。

靖康之耻后的第三年，陈与义为躲避金兵逃难至湖南衡阳，遇到友人席益，次年，陈与义离开衡阳，逃往邵阳，写下了一阕《虞美人·大光祖席醉中赋长短句》，字里行间无限悲戚憾恨。

《虞美人·大光祖席醉中赋长短句》

张帆欲去仍搔首。更醉君家酒。吟诗日日待春风。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

歌声频为行人咽。记著尊前雪。明朝酒醒大江流。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