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政治献金案曝光美国制度腐败真实面目 #起底美式黑金政治#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9月19日报道，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黑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政坛。近日，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揭露，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国亿万富翁、现年90岁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巴里·塞德向共和党人伦纳德·利奥主持的一家保守派政治团体“联邦党人学会”捐赠了美国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黑金”，总金额高达16亿美元。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深圳南山蛇口海上世界风光
“海上世界”原为法国建造的一艘豪华游轮，原名ANCEVELLER，由著名的法国委纳译尔大西洋船厂建造。海上世界项目由“明华轮”及“海上世界广场”两部分组成。主要经营酒店、大型主题酒吧、世界各国主题风味餐厅等，采用欧洲下沉式的广场设计，形成的围合空间可为人们提供宽松的社交场合、休闲娱乐及交流的人性化空间；整个广场由独具异域风情的西餐酒吧区、荟萃各国美食文化的特色餐饮区域构筑而成，以世界各地代表性的音乐、舞蹈、美食、人文风俗和工艺品为经营载体，营造国际风情，传播国际文化，打造国际名牌，强调人与“山·海”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海上世界##蛇口海上世界##深圳海上世界##明华轮##海上世界明华轮##海上世界广场##深圳##深圳[超话]##蛇口# https://t.cn/z8AKF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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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暴跌后，万亿光伏赛道，难道真的会从此崩掉吗？】昨天，光伏、风电、储能板块与个股组团式下跌，这在新能源特别是光伏大跃进的今年，印象中还是头一次。
赶碳号平日潜心于公司与行业，对二级市场虽偶有关注，却不擅长，今天却感觉有必要，从行业的底层逻辑角度说一说。
01中国光伏企业与世界，谁需要谁更多一些？市场人士把昨天的调整归咎于两则来自海外的“鬼故事”。
前晚，一则关于《通胀削减法案》的传闻疯传。根据美国最新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相关条款规定，美国政府将向购买新电动以及二手电动车的消费者，分别提供7500美元以及4000美元的税收抵免，前提是车辆最终组装必须在美国本土，或是与美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进行，且电动车电池的原材料占比40%以上必须来自北美。
其中针对中国，即自2024年起，将全面禁用产自中国的电池组件，自2025年起，全面禁用产自中国的矿物原材料。
另外，欧盟发布一项立法提案，说禁止在欧盟市场上销售和提供用所谓“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虽然这份提案中没有具体提及任何地区或原产国，但基于某些历史性原因，市场还是对光伏产品是否会受到影响有些许担心。
传闻也好，事实也罢，“嫌犯”被锁定了，案子基本上算是破了。
在此，仅就光伏这个话题，赶碳号尝试分析一下，是中国光伏企业更需要欧美市场多一些，还是欧美更需要中国光伏企业多一些。
总结下来，有两个需要和两个矛盾。把这些看明白，也许一切就会迎刃而解。
两个需要，是全球能源格局与碳中和，这是中国光伏产业的基本盘。
第一个需要当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能源结构转型的现实需要。
在地缘政治与冲突背景下，全球能源短缺特别是欧洲的能源危机愈演愈烈。在清洁能源方面，中国几乎是“风光”这边独好，而且，几乎是凭以一己之力，推动了全球光伏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2021年全球（不含中国）光伏新增装机175GW，同比增长20%，累计装机容量达942GW。中国新增54.9GW，同比增40%，累计309GW。
今年上半年， 中国光伏新增装机30.88GW，同比增长120%。
更重要的是，国家能源局公布的另外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光伏组件出口量78.6GW，同比增长74.3%，供应了全球超过70%以上的装机。一家光伏企业负责人向赶碳号介绍，实际情况也许比70%还要高。
当然，从隆基、天合、晶科、晶澳等几大组件企业的半年报数据也能看出，这些企业的海外营收占比大都过半。
第二个需要，是全球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现实需要。今年的极端气候愈发突显启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减少碳排放，延缓地球进入不可逆的“低烧区”，关系到全体人类的共同命运。这一点已是老生长谈，毋庸赘述。
另外，还有外部和内部两个矛盾，即逆全球化浪潮与中国企业出口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高耗能高补贴之间的矛盾。
一个是逆全球化浪潮与中国光伏企业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说白了，欧美国家找各种理由，对来自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光伏产品横加阻拦，设置贸易壁垒。这也是近期以来光伏企业股价调整的重要原因。
另外一个矛盾是，中国过去以来对光伏产业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补贴政策逐步减少甚至取消，与近两年来中国光伏全行业高速扩产之间的矛盾。
从本月开始，云南、内蒙将取消对高耗能产业的优惠电价，这意味着光伏制造业上游的多晶硅料、拉棒切片等生产环节成本将大幅抬升，对于硅片企业影响较大。业内人士普遍预期，四川等地取消优惠电价应该是大概率的事。也就是说，中国利用中西部便宜的火电、水电等扶持光伏制造业的模式，或许很快成为历史。这意味着，在全球能源价格极度不均衡的背景下，中国不会再用便宜的能源，特别是消耗大量化石能源，为全世界能源结构的转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来买单。
一方面，虽然欧美在“身体上”很需要，光伏装机量猛增，户用光伏更是猛增，偏偏还要设置种种障碍，一副不乐意买的样子，好像吃了多大的亏。另一方面，中国想的可能是，我还不想让你们再继续占我们的便宜呢。
内压外顶之下，高速扩产后的中国光伏企业，未来处境看上去貌似不容乐观。
一位行业专家告诉赶碳号，中国光伏企业几乎创造了全球90%的产能，但中国光伏装机市场全球占比最多不过40%。也就是说，假设失去海外市场，中国光伏产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是，这种假设成立吗？
这取决于，欧美市场需要中国产品多一些，还是中国光伏企业需要海外市场多一些。
分清主流与支流，才知道中国光伏企业，究竟是刚刚开始，还是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口。
02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
197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改革开放之初，当时还只是《辽宁日报》的一名普通记者的范敬宜，因一篇言论而闻名于世，就是《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赶碳号在此引用，既是表达对新闻前辈以及实事求是时代精神的致敬，同样也是对中国光伏企业、光伏人未来的祝福。
首先看两个“需要”的底层逻辑，是否可以动摇。
缓解全球能源危机，实现碳中和，需要不需要光伏？需要不需要中国的光伏产品？
世界需要光伏发电，这几乎是肯定的。
那么，如果不进口中国的光伏产品，如果欧美自建完整的光伏产业链，需要多长时间呢？
就这个问题，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赶碳号，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五年？居然要这么久？从这一轮光伏周期看，哪怕以中国制造的效率、中国基建狂魔的速度，也差不多花了四五年时间。
在全球能源危机背景下，欧美国家会花五年时间，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吗？而且，这可能还是在没有中国企业参与的前提下，这是在假设现有光伏技术不发展、不迭代的前提下。
再看两个“矛盾”的症结，是否能够化解。
那么，退而求其次，欧美诸国，是否可以把高耗能、高污染的硅料、切片、玻璃等光伏制造业中上游放在中国，把组件、电站放在东南亚或者欧美呢？
首先看东南亚。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光伏企业纷纷在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建厂，试图规避欧美对中国光伏企业出口的限制。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对于来自中国的光伏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比如，对于中国企业在越南生产并出口的光伏组件，需要企业提供包括硅料等在内的全产业链溯源的相关证明材料。
再分析中国企业到欧美当地建设工厂的可能性。
目前，德国基准电价已经达到805欧元，是去年同期的10倍。德国人一度电，要花5.53元，差不多是中国电价的6-10倍。
如果中国企业到欧洲、美国，帮助当地建设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如果这样才能够规避种种不合理的限制的话，其它不说，当地紧张的能源供给现状和高企的电价，就不现实。
再比如，退而求其次，如果中国企业到欧美只设立没什么耗能和污染的光伏组件企业呢？假设，只从中国进口硅片？
赶碳号认为，站在中国目前正在取消优惠电价的政策背景上看，我们未来会做这种傻事么？一方面，别人在用芯片卡我们的脖子，一方面，我们消耗资源、牺牲环境，帮助别人发展可再生能源？
笔者甚至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对于粗加工、高耗能产品的出口，限制措施只会越来越严格，体现为对硅片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也未可知。
03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的力量是无穷的。
当碰到新问题、找不到答案时，我们不妨去问问市场先生，也许会豁然开朗。
中国光伏企业主导甚至引领全球光伏行业的发展，是发生在中国光伏企业把光伏发电的成本降到接近火电成本之时。
取消对光伏产业的扶持和补贴，也同样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这正是高质量发展应有之义。
光伏产业的过去，就像现在各国政府对于氢能的补贴一样。如果有一天绿氢真正实现了产业化，大规模商业应用，应该就是各国扶持与补贴政策取消之时。这是从行业、产业发展角度来分析。
站在全球竞争格局来看，中国光伏产品之于中国的意义，甚至不能只算用中国化学工业品的出口拉动经济、解决就业与税收的小账，还要算中国助力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战略意义上的大账。
如果把光伏看作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的话，它的作用甚至不止于产业创造的直接经济价值本身。
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与金融安全是国家战略。我们要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要掌握这一轮全球能源革命的主动权，谁说中国的光伏企业、光伏人，贡献不大？
面对来自海外的一些市场不公和现实困难，有些武侠情节的赶碳号，以此与诸君共勉：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股中气足。”
END
赶碳号平日潜心于公司与行业，对二级市场虽偶有关注，却不擅长，今天却感觉有必要，从行业的底层逻辑角度说一说。
01中国光伏企业与世界，谁需要谁更多一些？市场人士把昨天的调整归咎于两则来自海外的“鬼故事”。
前晚，一则关于《通胀削减法案》的传闻疯传。根据美国最新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相关条款规定，美国政府将向购买新电动以及二手电动车的消费者，分别提供7500美元以及4000美元的税收抵免，前提是车辆最终组装必须在美国本土，或是与美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进行，且电动车电池的原材料占比40%以上必须来自北美。
其中针对中国，即自2024年起，将全面禁用产自中国的电池组件，自2025年起，全面禁用产自中国的矿物原材料。
另外，欧盟发布一项立法提案，说禁止在欧盟市场上销售和提供用所谓“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虽然这份提案中没有具体提及任何地区或原产国，但基于某些历史性原因，市场还是对光伏产品是否会受到影响有些许担心。
传闻也好，事实也罢，“嫌犯”被锁定了，案子基本上算是破了。
在此，仅就光伏这个话题，赶碳号尝试分析一下，是中国光伏企业更需要欧美市场多一些，还是欧美更需要中国光伏企业多一些。
总结下来，有两个需要和两个矛盾。把这些看明白，也许一切就会迎刃而解。
两个需要，是全球能源格局与碳中和，这是中国光伏产业的基本盘。
第一个需要当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能源结构转型的现实需要。
在地缘政治与冲突背景下，全球能源短缺特别是欧洲的能源危机愈演愈烈。在清洁能源方面，中国几乎是“风光”这边独好，而且，几乎是凭以一己之力，推动了全球光伏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2021年全球（不含中国）光伏新增装机175GW，同比增长20%，累计装机容量达942GW。中国新增54.9GW，同比增40%，累计309GW。
今年上半年， 中国光伏新增装机30.88GW，同比增长120%。
更重要的是，国家能源局公布的另外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光伏组件出口量78.6GW，同比增长74.3%，供应了全球超过70%以上的装机。一家光伏企业负责人向赶碳号介绍，实际情况也许比70%还要高。
当然，从隆基、天合、晶科、晶澳等几大组件企业的半年报数据也能看出，这些企业的海外营收占比大都过半。
第二个需要，是全球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现实需要。今年的极端气候愈发突显启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减少碳排放，延缓地球进入不可逆的“低烧区”，关系到全体人类的共同命运。这一点已是老生长谈，毋庸赘述。
另外，还有外部和内部两个矛盾，即逆全球化浪潮与中国企业出口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高耗能高补贴之间的矛盾。
一个是逆全球化浪潮与中国光伏企业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说白了，欧美国家找各种理由，对来自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光伏产品横加阻拦，设置贸易壁垒。这也是近期以来光伏企业股价调整的重要原因。
另外一个矛盾是，中国过去以来对光伏产业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补贴政策逐步减少甚至取消，与近两年来中国光伏全行业高速扩产之间的矛盾。
从本月开始，云南、内蒙将取消对高耗能产业的优惠电价，这意味着光伏制造业上游的多晶硅料、拉棒切片等生产环节成本将大幅抬升，对于硅片企业影响较大。业内人士普遍预期，四川等地取消优惠电价应该是大概率的事。也就是说，中国利用中西部便宜的火电、水电等扶持光伏制造业的模式，或许很快成为历史。这意味着，在全球能源价格极度不均衡的背景下，中国不会再用便宜的能源，特别是消耗大量化石能源，为全世界能源结构的转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来买单。
一方面，虽然欧美在“身体上”很需要，光伏装机量猛增，户用光伏更是猛增，偏偏还要设置种种障碍，一副不乐意买的样子，好像吃了多大的亏。另一方面，中国想的可能是，我还不想让你们再继续占我们的便宜呢。
内压外顶之下，高速扩产后的中国光伏企业，未来处境看上去貌似不容乐观。
一位行业专家告诉赶碳号，中国光伏企业几乎创造了全球90%的产能，但中国光伏装机市场全球占比最多不过40%。也就是说，假设失去海外市场，中国光伏产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是，这种假设成立吗？
这取决于，欧美市场需要中国产品多一些，还是中国光伏企业需要海外市场多一些。
分清主流与支流，才知道中国光伏企业，究竟是刚刚开始，还是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口。
02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
197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改革开放之初，当时还只是《辽宁日报》的一名普通记者的范敬宜，因一篇言论而闻名于世，就是《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赶碳号在此引用，既是表达对新闻前辈以及实事求是时代精神的致敬，同样也是对中国光伏企业、光伏人未来的祝福。
首先看两个“需要”的底层逻辑，是否可以动摇。
缓解全球能源危机，实现碳中和，需要不需要光伏？需要不需要中国的光伏产品？
世界需要光伏发电，这几乎是肯定的。
那么，如果不进口中国的光伏产品，如果欧美自建完整的光伏产业链，需要多长时间呢？
就这个问题，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赶碳号，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五年？居然要这么久？从这一轮光伏周期看，哪怕以中国制造的效率、中国基建狂魔的速度，也差不多花了四五年时间。
在全球能源危机背景下，欧美国家会花五年时间，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吗？而且，这可能还是在没有中国企业参与的前提下，这是在假设现有光伏技术不发展、不迭代的前提下。
再看两个“矛盾”的症结，是否能够化解。
那么，退而求其次，欧美诸国，是否可以把高耗能、高污染的硅料、切片、玻璃等光伏制造业中上游放在中国，把组件、电站放在东南亚或者欧美呢？
首先看东南亚。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光伏企业纷纷在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建厂，试图规避欧美对中国光伏企业出口的限制。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对于来自中国的光伏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比如，对于中国企业在越南生产并出口的光伏组件，需要企业提供包括硅料等在内的全产业链溯源的相关证明材料。
再分析中国企业到欧美当地建设工厂的可能性。
目前，德国基准电价已经达到805欧元，是去年同期的10倍。德国人一度电，要花5.53元，差不多是中国电价的6-10倍。
如果中国企业到欧洲、美国，帮助当地建设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如果这样才能够规避种种不合理的限制的话，其它不说，当地紧张的能源供给现状和高企的电价，就不现实。
再比如，退而求其次，如果中国企业到欧美只设立没什么耗能和污染的光伏组件企业呢？假设，只从中国进口硅片？
赶碳号认为，站在中国目前正在取消优惠电价的政策背景上看，我们未来会做这种傻事么？一方面，别人在用芯片卡我们的脖子，一方面，我们消耗资源、牺牲环境，帮助别人发展可再生能源？
笔者甚至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对于粗加工、高耗能产品的出口，限制措施只会越来越严格，体现为对硅片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也未可知。
03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的力量是无穷的。
当碰到新问题、找不到答案时，我们不妨去问问市场先生，也许会豁然开朗。
中国光伏企业主导甚至引领全球光伏行业的发展，是发生在中国光伏企业把光伏发电的成本降到接近火电成本之时。
取消对光伏产业的扶持和补贴，也同样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这正是高质量发展应有之义。
光伏产业的过去，就像现在各国政府对于氢能的补贴一样。如果有一天绿氢真正实现了产业化，大规模商业应用，应该就是各国扶持与补贴政策取消之时。这是从行业、产业发展角度来分析。
站在全球竞争格局来看，中国光伏产品之于中国的意义，甚至不能只算用中国化学工业品的出口拉动经济、解决就业与税收的小账，还要算中国助力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战略意义上的大账。
如果把光伏看作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的话，它的作用甚至不止于产业创造的直接经济价值本身。
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与金融安全是国家战略。我们要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要掌握这一轮全球能源革命的主动权，谁说中国的光伏企业、光伏人，贡献不大？
面对来自海外的一些市场不公和现实困难，有些武侠情节的赶碳号，以此与诸君共勉：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股中气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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