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观一位神秘老道士谈，《易经》和《道德经》的区别】
《易经》和《道德经》的区别，说起来洋洋洒洒，好像一匹布这样，就太长了。
我简单说就是啊，这两个都是浓缩药丸，但药效都很大。都是可以治疗大病的。但是治疗的方法不一样。
我问：这个说法倒是清奇，这两个是治疗什么病呢？
他说：治疗无明之愚痴啊。治疗生死大病啊。
《易经》浓缩了宇宙和生命最高智慧，《道德经》同样也是这样，大家都是宇宙生命最高智慧，可是还是有点不一样。
《易经》出现的年代比较早，按照现在的记载，是几千年前，可是如果按照我的理解和了解，这东西至少是一万年以前就有的。也有可能啊，不是咱们这一劫的世界写出来的。
这个里面的智慧太精妙太精准太高超，应该说是地球上最科学的一本著作了。
我问：这不就是个算卦的书吗？
他笑着说：你不懂可不要乱说啊，这本书，是个终极科学浓缩教程。搞懂了，大千世界无一不晓。
它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八卦这个基本体系出发，把所有万物之间的关系和变化，都纳入这个浓缩的科学体系，这个体系好像是一个齿轮，可以带动一个巨大的系统运作，又好像是一个种子仓库，各式各样的种子都能发芽。
它也像是一个超级巨大的计算机，比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都厉害，可以说整个易经，就是一台和宇宙大道同级别的同步同频模拟计算机，它可以模拟算出任何你想要的答案。
并且演示所有的一切。
当然，真正懂得这台计算机的人，极其的少。大家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研究，也只是得一个皮毛。
而《道德经》这个浓缩药丸，则是一本大道说明书、和修道总指南。
这样对比，《易经》更像是致用的工具书，《道德经》则更像原理说明书。
道德经是在用极其精简妙要的语言阐释：道，这个东西。
他写了五千字，都是在谈同一件事。
他等于写了一本书在精要回答，道、悟道，行道是什么境界？
我问：我一直以为道德经是在教人以道之德去教化天下的书。
他说：里面是有这样的内容，但是这其实是说在行道。很多时候写的是治国之道，实际上和个人的修为很有关系。
老子说：治大国如同烹小鲜。在他的体系里，你不能把大小分得太清楚，他说大，其实也在说小。他在说治国，其实你可以当成个人修行看。这个需要去悟，没有老师可以教你，即使一句一句给你解释出来，你也要自己去悟。
我们道观里原来有个祖师爷，一辈子就是拿着一本《道德经》修行得道的。
他抓住那些要领来做，比如致虚极守静笃。这是极其实在的修行方法指南。
比如“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是非常明确的道境诠释。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看道德经，也都够他修行了。几乎所有的道理都在里头。
老子是个很贴心的大师，他写东西虽然字数少，但是却不厌其烦嘱咐大家，你看他提出：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
这是教你有心修道的人，要勤而行之，也是给你自己去检验自己的程度，你是个什么程度，如果你觉得若存若亡，你就是个中士，你还有进步空间。
这些东西都是一片苦心啊。
你比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种话说的多么精妙啊。有感悟的人，能用四个字去成就无为自然的心性。
我问：那，《易经》和《道德经》是怎么写出来的呢？为啥作者这么有才华呢？
他说：这不是靠才华的，才华和这个没有半点关系，这是得道之人的智慧流露，从清静自性中流露出来的。
《易经》大家都认为不应该是我们这个文明所能有的东西，很可能是上一个文明留下的智慧宝典。用这样的浓缩方式延续下来。
《道德经》则是老子自性智慧的流露，不是他大脑里的东西，而是他清静本性中的东西。
这两本辉煌伟大的著作，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根，是命根子。每一个中华子孙，都应该知道和尊重。
《易经》的易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子。可以溯源的核心。《易经》发展出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几乎都是从它那里衍生出来的。
易的法则、变易的规律，不易的主旨，构成了中国文化数千年运作的基本体系。
数理象的科学结构，也奠定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的基本逻辑。
各朝各代实际上对易经的运用都非常地核心。掌握这个东西，即使是三分之一的智慧，也能治国平天下了。
再加上《道德经》的辅助，其实一个合格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或士大夫，都应该是对万事万物的运作运行道理逻辑都一清二楚的。这就叫做心中有天地，这才叫格局。宰相肚子里能撑船，这还只是勉强的肚量。
有格局的中国人，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生命的来路、行路、去路，都明明白白地。这才是我们开创了怏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的核心。
（老段世界观）
（配图/编辑：第四纪冰川时代）
《易经》和《道德经》的区别，说起来洋洋洒洒，好像一匹布这样，就太长了。
我简单说就是啊，这两个都是浓缩药丸，但药效都很大。都是可以治疗大病的。但是治疗的方法不一样。
我问：这个说法倒是清奇，这两个是治疗什么病呢？
他说：治疗无明之愚痴啊。治疗生死大病啊。
《易经》浓缩了宇宙和生命最高智慧，《道德经》同样也是这样，大家都是宇宙生命最高智慧，可是还是有点不一样。
《易经》出现的年代比较早，按照现在的记载，是几千年前，可是如果按照我的理解和了解，这东西至少是一万年以前就有的。也有可能啊，不是咱们这一劫的世界写出来的。
这个里面的智慧太精妙太精准太高超，应该说是地球上最科学的一本著作了。
我问：这不就是个算卦的书吗？
他笑着说：你不懂可不要乱说啊，这本书，是个终极科学浓缩教程。搞懂了，大千世界无一不晓。
它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八卦这个基本体系出发，把所有万物之间的关系和变化，都纳入这个浓缩的科学体系，这个体系好像是一个齿轮，可以带动一个巨大的系统运作，又好像是一个种子仓库，各式各样的种子都能发芽。
它也像是一个超级巨大的计算机，比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都厉害，可以说整个易经，就是一台和宇宙大道同级别的同步同频模拟计算机，它可以模拟算出任何你想要的答案。
并且演示所有的一切。
当然，真正懂得这台计算机的人，极其的少。大家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研究，也只是得一个皮毛。
而《道德经》这个浓缩药丸，则是一本大道说明书、和修道总指南。
这样对比，《易经》更像是致用的工具书，《道德经》则更像原理说明书。
道德经是在用极其精简妙要的语言阐释：道，这个东西。
他写了五千字，都是在谈同一件事。
他等于写了一本书在精要回答，道、悟道，行道是什么境界？
我问：我一直以为道德经是在教人以道之德去教化天下的书。
他说：里面是有这样的内容，但是这其实是说在行道。很多时候写的是治国之道，实际上和个人的修为很有关系。
老子说：治大国如同烹小鲜。在他的体系里，你不能把大小分得太清楚，他说大，其实也在说小。他在说治国，其实你可以当成个人修行看。这个需要去悟，没有老师可以教你，即使一句一句给你解释出来，你也要自己去悟。
我们道观里原来有个祖师爷，一辈子就是拿着一本《道德经》修行得道的。
他抓住那些要领来做，比如致虚极守静笃。这是极其实在的修行方法指南。
比如“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是非常明确的道境诠释。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看道德经，也都够他修行了。几乎所有的道理都在里头。
老子是个很贴心的大师，他写东西虽然字数少，但是却不厌其烦嘱咐大家，你看他提出：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
这是教你有心修道的人，要勤而行之，也是给你自己去检验自己的程度，你是个什么程度，如果你觉得若存若亡，你就是个中士，你还有进步空间。
这些东西都是一片苦心啊。
你比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种话说的多么精妙啊。有感悟的人，能用四个字去成就无为自然的心性。
我问：那，《易经》和《道德经》是怎么写出来的呢？为啥作者这么有才华呢？
他说：这不是靠才华的，才华和这个没有半点关系，这是得道之人的智慧流露，从清静自性中流露出来的。
《易经》大家都认为不应该是我们这个文明所能有的东西，很可能是上一个文明留下的智慧宝典。用这样的浓缩方式延续下来。
《道德经》则是老子自性智慧的流露，不是他大脑里的东西，而是他清静本性中的东西。
这两本辉煌伟大的著作，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根，是命根子。每一个中华子孙，都应该知道和尊重。
《易经》的易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子。可以溯源的核心。《易经》发展出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几乎都是从它那里衍生出来的。
易的法则、变易的规律，不易的主旨，构成了中国文化数千年运作的基本体系。
数理象的科学结构，也奠定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的基本逻辑。
各朝各代实际上对易经的运用都非常地核心。掌握这个东西，即使是三分之一的智慧，也能治国平天下了。
再加上《道德经》的辅助，其实一个合格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或士大夫，都应该是对万事万物的运作运行道理逻辑都一清二楚的。这就叫做心中有天地，这才叫格局。宰相肚子里能撑船，这还只是勉强的肚量。
有格局的中国人，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生命的来路、行路、去路，都明明白白地。这才是我们开创了怏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的核心。
（老段世界观）
（配图/编辑：第四纪冰川时代）
科学猜想文集
(391) 《相标志指向位移的问题》之空间与时间
有更多的可能的是:后生动物群就生活在黑暗环境，因为所有的印模化石都无法指示出是阳光环境还是黑暗环境，或者是由黑暗环境向阳光环境过渡的地史时期，这个时期为埃迪卡拉时期。埃迪卡拉生物群即使是生活在阳光环境中，太阳辐射所产生的能量有限，低温环境等同于黑暗环境，只是这种有利于低等生物繁荣的低温环境已在地球表层出现了，这种大爆发并非是突然性的，它必须要经历过漫长的演化过程，因而在此过程中很难判断是黑暗环境还是阳光环境。我们只要看到原始生物化石，就认为它们都是阳光生物，如在南非发现距今33亿年前的古细胞化石，就认为那个地史时期地球就有了阳光，这就是典型的缺少相标志指示移位意识。越古老的物种对环境越苛刻，它们喜欢温暖或者温凉的环境，洁净的水环境，但又是不缺少有机物的环境，说明古老物种生活在低温环境，新陈代谢的速率较低，水中食物稀少，所以水质不会被污染，因为食源匮乏，古老生物种群学会了忍饥挨饿的本领。这些事实都能证实:地球表层生存环境拥有一个由黑暗环境向阳光环境演化，低温环境向温暖环境演化的漫长时期，我们没有这个意识将永远都无法解决科学上的一系列难题，科学认识永远止步于此。
从灵虾的生存方式及其环境上看，灵虾疣生活在南极冰盖下的海洋中，那里有多少有机物，几乎没有，靠有机物磁养灵虾，那只能是特殊环境的产物。灵虾以矿物质为食，生物指向低能的黑暗生态环境，这就证实，早期生命都是循环速率与新陈代谢速率很低的生物种群。正是生命起源于黑暗环境，坚守于低能的黑暗环境，在地球能获得阳光时期出现后，随着地球生态环境的改变，真核生物在黑暗环境中已经壮大的生物群逐渐演化成阳光环境的后生动物群，这个过程不是生物种群的更替，而是生态环境的更替。
当阳光出现在地球表层时，阳光不仅使雪球地球融动，阳光也增强了后生动物的循环系统与新陈代谢系统的运动速率的提升，从而使后生动物群逐渐向具壳动物群演化。正是从黑暗生物在向阳光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地球的低能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变，因而强迫后生动物群首先向具壳类动物演化。这个演化过程充分证明:不同的生物对环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不同生物组合有着明显的环境指示性，证明不同生物种群是同一生态环境的产物，生物的适应性不是绝对生态因子的组合，不同生物群对生态因子组合存在则重点上的差异，因而生态因子的组合是绝对的，而生物相所指示的生态环境则是相对性。
从上述角看，单个生物相标志所获取信息并不能完全表达古环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需要组合生物相标志，所以，我们必须将生物相标志分离出几大组。在阳光生物中，从生物能量上划分可划分为低等生物与高等生物，从环境上划分可划分为陆生动物与水生动物，从生物分类学的角度划分，分别为原生域，细菌域，植物域，动物域。这些生物埋藏所形成的化石分原地埋藏与异地埋藏，原地原位埋藏或原地异位埋藏都是获取古环境信息的基本相标志。我们通过相标志的指向，探索古环境是深水环境还是浅水环境，是温暖环境还是寒冷环境，是高能环境还是低能环境，海相环境还是陆相环境，干旱环境还是潮湿环境，氧化环境还是还原环境。通过生物相的指示还原古环境，通过生物的演化还原古环境的不断演化。通过生物组合相，解读更为具体的古环境生态因子结构，这是人类认识自然必须达到的高度。
上面谈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生物对生态因子组合没有绝对的适合度，只有相对适合度，这也是生物种群努力的适应过程，演化过程的的基础，生物学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试错过程。因此，生物相标志不能指示出绝对的生态模型，只能通过相组合来研究出更为具体的沉积环境。二、生态环境的渐变性与多样性演化是生物演化与孑遗生物的的基本条件，不同地史时期的生态环境是不一样的，它源于地球绕太阳作向心运动所形成的必然规律，生物演化是生态环境渐变的直接结果。生物在生态环境渐变过程中，存在自然选择适应性演化，这两者的相互变化，决定了相标志在指示沉积环境上不能作绝对资料参考。
生物种群的分异不是繁荣后无条件的演化，或者基因突变，生物种群的分异涉及到自然环境的分异，如猫科动物的横向分异，有各种不同的猫种，纵向分异有虎、豹、狮等豹亚科，猞猁、野猫等猫亚科，它们都无法从化石中得到分异性划分。生物种群的分异性越大，体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的分异性越丰富，如老虎，热带草原气候有虎，热带雨林气侯有美洲虎，亚热带森林气候有华南虎，温带有东北虎，不同虎种所依附生态环境是不同，因而它们的沉积环境也必然不同。单一或者多个相标志无法彻底的解读古环境，目前只能通过组合标志来判断。
通过生物种群的分异性来探索环境的分异性，不仅是指空间上的分异性，还有时序上的分异性（即基于环境的渐变性质），这些分析对象基本上是指阳光生物生存环境的多样性 。我们提出环境对比分异性，同样，不仅仅是指空间上的分异，还有时间上的分异性，同样是基于生态环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生物的演化、进化、分异现象有着密切关系。空间上的分异性，如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中，不同纬度上的气温不一样，动物与植物有可能一样，即使在某些器官与表型上一样，它们的循环速率也可能不一样，通常称它们性状上的不一样。这在古生物化石上不一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因而，在古生态环境复原上仅运用一种生物相标志是不科学的，必须运用多种生物相标致来进行综合判断，甚至是同种生物呈现出来的性状差异也要引起高度关注，才能获得更为准确的地史画卷。
时间上的分异性，是指同一地理沉积环境在不同地史年代的沉积过程中会出现物理的、化学的沉积相上的差异，沉积回旋更能反应出时间上的不同。化学相与物理相的改变指向的是大环境的改变，如气压、空气密度、温度等生态因子上的不同。以水生生物为例，从水的深度环境上看，有深海生物、半深海生物、浅海生物、滨海生物。从海水的盐度上看，有窄盐性生物与广盐性生物，窄盐性生物适合的盐度，单位面积在35‰，即低不过30‰，高不过40‰。如簇生珊瑚、腕足类、头足类、海眠虫、角石类、菊石类都是窄盐性生物，而绝大部分的窄盐性生物都是古老的生物物种，宽盐性物种都属于后来物种，生物适合度的改变说明地球的生态环境在变。
从窄盐性生物大量灭绝上看，大约发生在左生代与中生代交界之际，95%的生物种群都灭绝了，这次灭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低级生物种群灭绝的幅度大，高等动物灭绝的幅度小，而从现代物种的繁荣的尺度上看，低等生物群的繁荣占绝对多数，而我们关注的高级动物占比确小得可怜，这一对比说明一个非常重要问题，生物大灭绝不是灾难性大灭绝，而是生态渐变最终导致质变所构成的大灭绝现象。我们讨论生物大灭绝的问题，实际上是指生态环境的大迁移的问题，生物相标志指示性移位的问题。没有生态环境渐变现象的发生，也就不存相标志指示位移的问题。我们之所以重点关注这个问题，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生态环境的固定说永远占主导地位，这在科学认识上很难有所突破。
中生代及之前的海洋环境是一个相对低温的环境，海洋的溶解力度小于新生代而大于古生代，低温低盐的环境适合窄盐性生物的繁荣。广盐性生物即可以在淡水中生存，也可在含盐量很高的环境中生存，如腹足类、双壳类、蓝细菌等，广盐性生物在新生代后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特别是滕壶，成了海洋生态环境的一个灾害。从温度上看，海洋生物有冷水生物，主要分布于中、高纬度地区，如狗鱼等，有低温生物，主要分布于中纬度地区及低纬度地区，是水生生物的主体，更有暖水生物，主要分布于低纬度地区的浅水环境，而暖水生物在新生代之前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生物的生存环境是生物相重要的相标志，它们指示的范围越小，在恢复古环境上的作用越大。这主要源于古生物化石鉴定无法达到种一级，生物相的指示性永远都处在宽范的状态，正是这种缺憾性，迫使我们运用组合标志来恢复古沉积环境。同时，化石的丰度与分异度也是指示生态环境的重要依据，在一个单位面积里，化石的分异度越大，其对环境指示越复杂，化石的分异度越小，其指向的环境越具体。另外，生物的生长状况也是判断环境的重要依据，以壳类动物为例，壳类动物个体的大小与壳的厚薄都是由环境决的，薄壳或者生物个体较小，说明生态环境较差，水的平均温度较低，食物匮乏，如古生代的壳类动物都比较小。壳类动物的壳厚与个体较大时，说明环境相对较好，水温与盐度适宜，食物充足，如果壳类动物大量的死亡至灭绝，说明海洋的温度与盐度波动较大，如笔石的灭绝、菊石的灭绝都是生态环境变化的结果。有些动物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或灭绝或消失，而是出现了生态环境的迁移，如腕足动物、放射虫等，原本生活在浅水环境，而后迁移到了深海环境。动物为什么会发生迁徙，是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这是生物相指示位移的根本原因。所有的生物都能生存至今，并不是生物可以重复进化，而是生态环境多样性的演化，同时是生物适应性演化的结果。如果单纯用生物相、从将今论古的角度恢复古地理环境，有偏之毫厘差之千里之嫌。
生物进化程度及其分布也能指示出古环境状态，如泰加林属温寒带至寒带地区，生长的植物种类80%以上是维管植物，而维管植物在植物的进化进程中属早期植物、低等植物，这就证明低等生物繁荣的地史时期，其自然条件是相对较差的，或者由较差逐渐向较好状态演化过程中的生物进化现象的产物，也就是地球气候存在由低温环境逐渐向温暖环境演化过程。在地球低纬度地区获得的能量逐渐增长的过程中，高纬度地区依然保持着低温环境，或者向更加低温的环境演化，是一些古老物种能繁荣至今生态环境的许可。维管植物繁荣于泰加林区域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它证明早期的生物生活在较为低温环境，如果单纯的从维管植物广泛分布上来分析古环境是不对的，必须通过生物在极限环境中的次繁荣状态，来定性古生态环境的性质。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除了低等生物基本上都适应低温环境外，低等生物器官及系统的低循环性质，是反应它们能适应“恶劣”环境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生物进并非是理想环境中的一蹴而就，而是常常伴随着漫长停滞期的出现，这就反应出生态环境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渐变过程，一个由不适合宜居环境向宜居环境演化的过程，当一种生物诞生后会持续一个地史时期，在这个地史时期内的生态环境是相对不变的，这才有了生物进化的停滞现象。如果没有停滞期的出现，生物所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宜居环境，是有利于生物快速演化的环境，生物面对的是两种选择，要么进化，要么灭绝，正是地球环境的渐变过程，才有了第三种选择---停滞，才有了生物进化的渐进现象与停滞期的出现。
(391) 《相标志指向位移的问题》之空间与时间
有更多的可能的是:后生动物群就生活在黑暗环境，因为所有的印模化石都无法指示出是阳光环境还是黑暗环境，或者是由黑暗环境向阳光环境过渡的地史时期，这个时期为埃迪卡拉时期。埃迪卡拉生物群即使是生活在阳光环境中，太阳辐射所产生的能量有限，低温环境等同于黑暗环境，只是这种有利于低等生物繁荣的低温环境已在地球表层出现了，这种大爆发并非是突然性的，它必须要经历过漫长的演化过程，因而在此过程中很难判断是黑暗环境还是阳光环境。我们只要看到原始生物化石，就认为它们都是阳光生物，如在南非发现距今33亿年前的古细胞化石，就认为那个地史时期地球就有了阳光，这就是典型的缺少相标志指示移位意识。越古老的物种对环境越苛刻，它们喜欢温暖或者温凉的环境，洁净的水环境，但又是不缺少有机物的环境，说明古老物种生活在低温环境，新陈代谢的速率较低，水中食物稀少，所以水质不会被污染，因为食源匮乏，古老生物种群学会了忍饥挨饿的本领。这些事实都能证实:地球表层生存环境拥有一个由黑暗环境向阳光环境演化，低温环境向温暖环境演化的漫长时期，我们没有这个意识将永远都无法解决科学上的一系列难题，科学认识永远止步于此。
从灵虾的生存方式及其环境上看，灵虾疣生活在南极冰盖下的海洋中，那里有多少有机物，几乎没有，靠有机物磁养灵虾，那只能是特殊环境的产物。灵虾以矿物质为食，生物指向低能的黑暗生态环境，这就证实，早期生命都是循环速率与新陈代谢速率很低的生物种群。正是生命起源于黑暗环境，坚守于低能的黑暗环境，在地球能获得阳光时期出现后，随着地球生态环境的改变，真核生物在黑暗环境中已经壮大的生物群逐渐演化成阳光环境的后生动物群，这个过程不是生物种群的更替，而是生态环境的更替。
当阳光出现在地球表层时，阳光不仅使雪球地球融动，阳光也增强了后生动物的循环系统与新陈代谢系统的运动速率的提升，从而使后生动物群逐渐向具壳动物群演化。正是从黑暗生物在向阳光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地球的低能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变，因而强迫后生动物群首先向具壳类动物演化。这个演化过程充分证明:不同的生物对环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不同生物组合有着明显的环境指示性，证明不同生物种群是同一生态环境的产物，生物的适应性不是绝对生态因子的组合，不同生物群对生态因子组合存在则重点上的差异，因而生态因子的组合是绝对的，而生物相所指示的生态环境则是相对性。
从上述角看，单个生物相标志所获取信息并不能完全表达古环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需要组合生物相标志，所以，我们必须将生物相标志分离出几大组。在阳光生物中，从生物能量上划分可划分为低等生物与高等生物，从环境上划分可划分为陆生动物与水生动物，从生物分类学的角度划分，分别为原生域，细菌域，植物域，动物域。这些生物埋藏所形成的化石分原地埋藏与异地埋藏，原地原位埋藏或原地异位埋藏都是获取古环境信息的基本相标志。我们通过相标志的指向，探索古环境是深水环境还是浅水环境，是温暖环境还是寒冷环境，是高能环境还是低能环境，海相环境还是陆相环境，干旱环境还是潮湿环境，氧化环境还是还原环境。通过生物相的指示还原古环境，通过生物的演化还原古环境的不断演化。通过生物组合相，解读更为具体的古环境生态因子结构，这是人类认识自然必须达到的高度。
上面谈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生物对生态因子组合没有绝对的适合度，只有相对适合度，这也是生物种群努力的适应过程，演化过程的的基础，生物学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试错过程。因此，生物相标志不能指示出绝对的生态模型，只能通过相组合来研究出更为具体的沉积环境。二、生态环境的渐变性与多样性演化是生物演化与孑遗生物的的基本条件，不同地史时期的生态环境是不一样的，它源于地球绕太阳作向心运动所形成的必然规律，生物演化是生态环境渐变的直接结果。生物在生态环境渐变过程中，存在自然选择适应性演化，这两者的相互变化，决定了相标志在指示沉积环境上不能作绝对资料参考。
生物种群的分异不是繁荣后无条件的演化，或者基因突变，生物种群的分异涉及到自然环境的分异，如猫科动物的横向分异，有各种不同的猫种，纵向分异有虎、豹、狮等豹亚科，猞猁、野猫等猫亚科，它们都无法从化石中得到分异性划分。生物种群的分异性越大，体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的分异性越丰富，如老虎，热带草原气候有虎，热带雨林气侯有美洲虎，亚热带森林气候有华南虎，温带有东北虎，不同虎种所依附生态环境是不同，因而它们的沉积环境也必然不同。单一或者多个相标志无法彻底的解读古环境，目前只能通过组合标志来判断。
通过生物种群的分异性来探索环境的分异性，不仅是指空间上的分异性，还有时序上的分异性（即基于环境的渐变性质），这些分析对象基本上是指阳光生物生存环境的多样性 。我们提出环境对比分异性，同样，不仅仅是指空间上的分异，还有时间上的分异性，同样是基于生态环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生物的演化、进化、分异现象有着密切关系。空间上的分异性，如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中，不同纬度上的气温不一样，动物与植物有可能一样，即使在某些器官与表型上一样，它们的循环速率也可能不一样，通常称它们性状上的不一样。这在古生物化石上不一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因而，在古生态环境复原上仅运用一种生物相标志是不科学的，必须运用多种生物相标致来进行综合判断，甚至是同种生物呈现出来的性状差异也要引起高度关注，才能获得更为准确的地史画卷。
时间上的分异性，是指同一地理沉积环境在不同地史年代的沉积过程中会出现物理的、化学的沉积相上的差异，沉积回旋更能反应出时间上的不同。化学相与物理相的改变指向的是大环境的改变，如气压、空气密度、温度等生态因子上的不同。以水生生物为例，从水的深度环境上看，有深海生物、半深海生物、浅海生物、滨海生物。从海水的盐度上看，有窄盐性生物与广盐性生物，窄盐性生物适合的盐度，单位面积在35‰，即低不过30‰，高不过40‰。如簇生珊瑚、腕足类、头足类、海眠虫、角石类、菊石类都是窄盐性生物，而绝大部分的窄盐性生物都是古老的生物物种，宽盐性物种都属于后来物种，生物适合度的改变说明地球的生态环境在变。
从窄盐性生物大量灭绝上看，大约发生在左生代与中生代交界之际，95%的生物种群都灭绝了，这次灭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低级生物种群灭绝的幅度大，高等动物灭绝的幅度小，而从现代物种的繁荣的尺度上看，低等生物群的繁荣占绝对多数，而我们关注的高级动物占比确小得可怜，这一对比说明一个非常重要问题，生物大灭绝不是灾难性大灭绝，而是生态渐变最终导致质变所构成的大灭绝现象。我们讨论生物大灭绝的问题，实际上是指生态环境的大迁移的问题，生物相标志指示性移位的问题。没有生态环境渐变现象的发生，也就不存相标志指示位移的问题。我们之所以重点关注这个问题，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生态环境的固定说永远占主导地位，这在科学认识上很难有所突破。
中生代及之前的海洋环境是一个相对低温的环境，海洋的溶解力度小于新生代而大于古生代，低温低盐的环境适合窄盐性生物的繁荣。广盐性生物即可以在淡水中生存，也可在含盐量很高的环境中生存，如腹足类、双壳类、蓝细菌等，广盐性生物在新生代后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特别是滕壶，成了海洋生态环境的一个灾害。从温度上看，海洋生物有冷水生物，主要分布于中、高纬度地区，如狗鱼等，有低温生物，主要分布于中纬度地区及低纬度地区，是水生生物的主体，更有暖水生物，主要分布于低纬度地区的浅水环境，而暖水生物在新生代之前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生物的生存环境是生物相重要的相标志，它们指示的范围越小，在恢复古环境上的作用越大。这主要源于古生物化石鉴定无法达到种一级，生物相的指示性永远都处在宽范的状态，正是这种缺憾性，迫使我们运用组合标志来恢复古沉积环境。同时，化石的丰度与分异度也是指示生态环境的重要依据，在一个单位面积里，化石的分异度越大，其对环境指示越复杂，化石的分异度越小，其指向的环境越具体。另外，生物的生长状况也是判断环境的重要依据，以壳类动物为例，壳类动物个体的大小与壳的厚薄都是由环境决的，薄壳或者生物个体较小，说明生态环境较差，水的平均温度较低，食物匮乏，如古生代的壳类动物都比较小。壳类动物的壳厚与个体较大时，说明环境相对较好，水温与盐度适宜，食物充足，如果壳类动物大量的死亡至灭绝，说明海洋的温度与盐度波动较大，如笔石的灭绝、菊石的灭绝都是生态环境变化的结果。有些动物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或灭绝或消失，而是出现了生态环境的迁移，如腕足动物、放射虫等，原本生活在浅水环境，而后迁移到了深海环境。动物为什么会发生迁徙，是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这是生物相指示位移的根本原因。所有的生物都能生存至今，并不是生物可以重复进化，而是生态环境多样性的演化，同时是生物适应性演化的结果。如果单纯用生物相、从将今论古的角度恢复古地理环境，有偏之毫厘差之千里之嫌。
生物进化程度及其分布也能指示出古环境状态，如泰加林属温寒带至寒带地区，生长的植物种类80%以上是维管植物，而维管植物在植物的进化进程中属早期植物、低等植物，这就证明低等生物繁荣的地史时期，其自然条件是相对较差的，或者由较差逐渐向较好状态演化过程中的生物进化现象的产物，也就是地球气候存在由低温环境逐渐向温暖环境演化过程。在地球低纬度地区获得的能量逐渐增长的过程中，高纬度地区依然保持着低温环境，或者向更加低温的环境演化，是一些古老物种能繁荣至今生态环境的许可。维管植物繁荣于泰加林区域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它证明早期的生物生活在较为低温环境，如果单纯的从维管植物广泛分布上来分析古环境是不对的，必须通过生物在极限环境中的次繁荣状态，来定性古生态环境的性质。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除了低等生物基本上都适应低温环境外，低等生物器官及系统的低循环性质，是反应它们能适应“恶劣”环境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生物进并非是理想环境中的一蹴而就，而是常常伴随着漫长停滞期的出现，这就反应出生态环境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渐变过程，一个由不适合宜居环境向宜居环境演化的过程，当一种生物诞生后会持续一个地史时期，在这个地史时期内的生态环境是相对不变的，这才有了生物进化的停滞现象。如果没有停滞期的出现，生物所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宜居环境，是有利于生物快速演化的环境，生物面对的是两种选择，要么进化，要么灭绝，正是地球环境的渐变过程，才有了第三种选择---停滞，才有了生物进化的渐进现象与停滞期的出现。
会稽大禹陵庙历史悠久，地位崇高，除受到历代朝廷的祭祀与修缮之外，其位于稽山鉴水的地理环境，旖旎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竞相来此拜谒、雅游、赋诗作词，从而成为禹陵乃至越地历史上一道璀璨而悠远的人文风景线。宋代作为一个文化鼎盛、文人辈出的时代，在禹陵的悠久历史上自然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然而毕竟时隔近千年，宋代留下的遗迹已寥寥可数，因此尽可能从禹陵至今仍存的实物、或者可身临其境的环境出发，去真切体验和感悟宋韵文化，还原一场“千回大宋”的禹陵雅游。
一、千年雅游图
北宋时期，鉴湖面积广阔，水域种植十分普遍，莲藕与菱角的种植量尤其大。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游览鉴湖时题诗，“天风吹到芰荷乡。”①关于芰荷究竟是菱与荷两种植物，还是专指荷的一种类别，当时就有人专门就此物进行辨别，陆游便是其一，“芰，菱也。今人谓卷荷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谓之伎荷。或作芰，非是。”②芰，指的是菱；荷，指的是莲。因有一种卷荷长出水面之后十分笔直，便被称作伎荷。但有时被误作芰荷，以致混淆视听了。秦观称越州（今浙江绍兴）为菱与荷的故乡，足见鉴湖等水域种植了大量的菱角与莲藕。南宋绍熙元年（1190），洪迈出知绍兴府（今浙江绍兴），称“会稽镜湖，在唐日广袤三百里。后来贫民盗占为田，今之视昔，不及十分之一也”。③南宋中期的鉴湖已被侵盗得支离破碎，然而荷花的种植面积仍旧很大，“大率越多陂湖，莲最富”。④以鉴湖为代表的越州湖泊大都种有荷花，莲藕的产量极高。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盗湖除了种植水稻外，也用于种植莲藕等经济作物。禹陵所处的会稽山脚正是鉴湖南端的湖岸线，禹池也属于鉴湖水域，其中特产一种罗文藕，“它皆不逮，其梢纤细者，可和芥为菹，甚美。”⑤挑选比较细长的罗文藕，可以和芥菜一起制成腌菜，味道鲜美、爽口，是别的藕无法相比的。
同年，秦观游历会稽禹庙，留下了经典诗句，“碧云暮合稽山暗，红芰秋开鉴水香。”⑥时值夏秋之交，禹庙下的鉴湖禹池中正是菱花盛开的季节，傍晚时分太阳渐渐下山，会稽山也变得黯淡，湖面上盛开的菱花，阵阵清香向坐在船上的秦观扑面而来。
这已是诗中有画，这幅千年前的宋韵雅游图，试问谁人不向往呢？机缘巧合的是，千年后的大禹陵景区仍然保留了这一画面。夏季，湖面上开满了“莲叶何田田”的荷花，还有那青黄不一的莲蓬，拗一个下来，不免有辛弃疾笔下“溪头卧剥莲蓬”的悠闲自得。秋天，湖面上早已铺满了碧绿的菱叶，间或点缀着红白相间的菱花。两者竞相生长，俨然仅留下容一条乌篷船穿梭其间的水路。如果坐在乌篷船上，在会稽山的掩映之下，此情此景已然回到了千年前。
二、摩崖、石刻
“窆石”和“梅梁”分别是会稽大禹陵、庙的代名词，秦观在《谒禹庙》一诗中以“一代衣冠埋石窆，千年风雨锁梅梁。”之句将二者作为兴象，凸出了会稽大禹陵庙的悠久历史，用典也十分贴切。
窆石上曾有一处北宋晚期的题刻。“宣和中，杨时有题名。”⑦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世称龟山先生，北宋理学家。杨时四十多岁时，仍励志求学，专程跑到洛阳去拜理学家程颐为师。一天，他便与朋友游酢一起去拜见程颐，但恰巧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当时外面开始下雪，但二人求师心切，便恭敬地站在门外，不言不动。等了大半天之后，程颐才醒过来。这时，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而二人并没有一丝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成语“程门立雪”就源于此，表示求学者尊师重教和虔诚求学的品质。只可惜在后代不断地翻拓与摩挲间，这处题刻已无法辨识。
窆石上还保留着一处高四十四公分，宽八公分的隶书阴刻，“会稽令赵与陞来游，男孟握侍。”赵与陞，嘉兴府（今浙江嘉兴）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赵孟握，绍定二年（1229）进士。赵与陞是宋太祖的第十世孙，与宋理宗同一辈；其子赵孟握是宋太祖的第十一世孙，与书法大家赵孟頫同一辈。南宋中后期，当时在会稽县任职的赵与陞带着儿子游览会稽禹庙，在窆石亭驻足良久，最终写下此句刻于窆石上。
位于禹庙宰牲房旁的山脚下，有一处隶书阳刻“菲饮泉”三字的摩崖石刻，高二十六公分，宽六十二公分。“大禹寺在县南一十二里……西偏有泉名菲饮，有亭覆之。绍兴中，王编修钰题名大字刻泉上。”⑧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由负责文史修撰工作的编修官王钰题写，至今保存完好。
“菲饮”二字出自《论语·泰伯篇第八》。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子认为，禹是无可挑剔的：吃得很节俭，祭祀祖先却很丰盛；穿得很朴素，礼服的衣帽却很华美；住得很简陋，农田水利却尽力修好。孔子以夏禹为榜样，为后世帝王树立了标杆。
三、咸若亭
现在“大禹陵”碑一侧的咸若亭，年岁由来已久。置身青松翠柏之间，同时在蓝天绿竹的映衬之下，此处意境之高雅，实在是别处无法媲美的。
古代设立放生池的做法十分普遍，咸若亭则是其配套建筑，宋代也不例外。在越州设立放生池的历史，现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天宝二年（743）贺知章乞求设立。随着岁月的变迁，鉴湖被不断蚕食，以致宋代重大节日期间放生没有固定场所。隆兴二年（1164），朝廷允许在绍兴府东南一十里划出二百七十顷作为放生池，并在池边修建咸若亭一座，并由陆游的老师曾几写文章记录这件事情。⑨绍兴末年，曾几迁居到绍兴府城内的大中禹迹寺，过着十分清雅朴素的生活，平时就在寺内种些竹子，看书赋诗，作诗曰：“手自栽培千箇竹，身常枕藉一床书。”此外，亭楣上还有两处题刻：一处“咸若古亭”，另一处“好生遗化”。大意是万物都能够尽享生命；牢记前人教化，爱惜生命，不杀生，转而放生。
无独有偶，淳祐八年（1248），肇庆府（今广东肇庆）也在放生池处修建了一座亭子，并撰写文章记录了这件事。“其后役起，重阳而落之，腊题曰咸若，谓万物无不蒙被帝泽，非止斯亭岁所放者也。”⑩九月初九日亭子落成，十二月题名“咸若亭”，寓意天地万物都处在皇帝的恩泽之下，不仅限于在咸若亭放生的动物。
禹陵内的这座咸若亭，从石工及保存的程度看，上层屋檐部分为清代中后期风格，宋元时期风格的六根六边形石柱以及基座部分的年代暂时无法确定。虽有一部分为后代修缮，但从历史源流的角度讲仍属于宋代建筑。这与今位于绍兴城内的八字桥、广宁桥如出一辙，虽然经过后代多次修缮，但仍将它们视作宋代桥梁。
四、禹陵宋韵传千年
宋代距今已千年，多少宋代遗迹已堙没在过往的岁月中，因此仍保留在大禹陵庙内为数不多的南宋遗迹，便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既可以坐在乌篷船中，观赏禹池内的荷花与菱花，也可以到咸若亭处抚松听竹，或者观摩窆石宋刻、“菲饮泉”摩崖。禹陵宋韵的故事在古籍经典中更是俯拾皆是。大到朝廷、官府对大禹陵庙的告祭、修缮，小到乡野百姓拜禹王、逛庙会等等，不胜枚举。亲身感受之余，静静聆听那一段史实往事，不经意间使这段穿越之旅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如置身于那高贵典雅，又不失人间烟火气的岁月当中。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俨然是一场集可观、可玩、可品、可悟于一体的穿越千年的“禹陵宋韵游”。
［参考文献］
①（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游鉴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38页。
②（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北京：中华书局，第126页。
③（宋）洪迈：《夷坚志》己卷8《镜湖大镜》，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4页。
④（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4《果》，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139页。
⑤（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7《草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030页。
⑥（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谒禹庙》，第340页。
⑦（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1《石》，第6909页。
⑧（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7《寺院》，第6830页。
⑨（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0《池》，第6899页。
⑩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卷7943《肇庆府放生咸若亭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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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雅游图
北宋时期，鉴湖面积广阔，水域种植十分普遍，莲藕与菱角的种植量尤其大。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游览鉴湖时题诗，“天风吹到芰荷乡。”①关于芰荷究竟是菱与荷两种植物，还是专指荷的一种类别，当时就有人专门就此物进行辨别，陆游便是其一，“芰，菱也。今人谓卷荷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谓之伎荷。或作芰，非是。”②芰，指的是菱；荷，指的是莲。因有一种卷荷长出水面之后十分笔直，便被称作伎荷。但有时被误作芰荷，以致混淆视听了。秦观称越州（今浙江绍兴）为菱与荷的故乡，足见鉴湖等水域种植了大量的菱角与莲藕。南宋绍熙元年（1190），洪迈出知绍兴府（今浙江绍兴），称“会稽镜湖，在唐日广袤三百里。后来贫民盗占为田，今之视昔，不及十分之一也”。③南宋中期的鉴湖已被侵盗得支离破碎，然而荷花的种植面积仍旧很大，“大率越多陂湖，莲最富”。④以鉴湖为代表的越州湖泊大都种有荷花，莲藕的产量极高。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盗湖除了种植水稻外，也用于种植莲藕等经济作物。禹陵所处的会稽山脚正是鉴湖南端的湖岸线，禹池也属于鉴湖水域，其中特产一种罗文藕，“它皆不逮，其梢纤细者，可和芥为菹，甚美。”⑤挑选比较细长的罗文藕，可以和芥菜一起制成腌菜，味道鲜美、爽口，是别的藕无法相比的。
同年，秦观游历会稽禹庙，留下了经典诗句，“碧云暮合稽山暗，红芰秋开鉴水香。”⑥时值夏秋之交，禹庙下的鉴湖禹池中正是菱花盛开的季节，傍晚时分太阳渐渐下山，会稽山也变得黯淡，湖面上盛开的菱花，阵阵清香向坐在船上的秦观扑面而来。
这已是诗中有画，这幅千年前的宋韵雅游图，试问谁人不向往呢？机缘巧合的是，千年后的大禹陵景区仍然保留了这一画面。夏季，湖面上开满了“莲叶何田田”的荷花，还有那青黄不一的莲蓬，拗一个下来，不免有辛弃疾笔下“溪头卧剥莲蓬”的悠闲自得。秋天，湖面上早已铺满了碧绿的菱叶，间或点缀着红白相间的菱花。两者竞相生长，俨然仅留下容一条乌篷船穿梭其间的水路。如果坐在乌篷船上，在会稽山的掩映之下，此情此景已然回到了千年前。
二、摩崖、石刻
“窆石”和“梅梁”分别是会稽大禹陵、庙的代名词，秦观在《谒禹庙》一诗中以“一代衣冠埋石窆，千年风雨锁梅梁。”之句将二者作为兴象，凸出了会稽大禹陵庙的悠久历史，用典也十分贴切。
窆石上曾有一处北宋晚期的题刻。“宣和中，杨时有题名。”⑦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世称龟山先生，北宋理学家。杨时四十多岁时，仍励志求学，专程跑到洛阳去拜理学家程颐为师。一天，他便与朋友游酢一起去拜见程颐，但恰巧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当时外面开始下雪，但二人求师心切，便恭敬地站在门外，不言不动。等了大半天之后，程颐才醒过来。这时，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而二人并没有一丝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成语“程门立雪”就源于此，表示求学者尊师重教和虔诚求学的品质。只可惜在后代不断地翻拓与摩挲间，这处题刻已无法辨识。
窆石上还保留着一处高四十四公分，宽八公分的隶书阴刻，“会稽令赵与陞来游，男孟握侍。”赵与陞，嘉兴府（今浙江嘉兴）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赵孟握，绍定二年（1229）进士。赵与陞是宋太祖的第十世孙，与宋理宗同一辈；其子赵孟握是宋太祖的第十一世孙，与书法大家赵孟頫同一辈。南宋中后期，当时在会稽县任职的赵与陞带着儿子游览会稽禹庙，在窆石亭驻足良久，最终写下此句刻于窆石上。
位于禹庙宰牲房旁的山脚下，有一处隶书阳刻“菲饮泉”三字的摩崖石刻，高二十六公分，宽六十二公分。“大禹寺在县南一十二里……西偏有泉名菲饮，有亭覆之。绍兴中，王编修钰题名大字刻泉上。”⑧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由负责文史修撰工作的编修官王钰题写，至今保存完好。
“菲饮”二字出自《论语·泰伯篇第八》。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子认为，禹是无可挑剔的：吃得很节俭，祭祀祖先却很丰盛；穿得很朴素，礼服的衣帽却很华美；住得很简陋，农田水利却尽力修好。孔子以夏禹为榜样，为后世帝王树立了标杆。
三、咸若亭
现在“大禹陵”碑一侧的咸若亭，年岁由来已久。置身青松翠柏之间，同时在蓝天绿竹的映衬之下，此处意境之高雅，实在是别处无法媲美的。
古代设立放生池的做法十分普遍，咸若亭则是其配套建筑，宋代也不例外。在越州设立放生池的历史，现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天宝二年（743）贺知章乞求设立。随着岁月的变迁，鉴湖被不断蚕食，以致宋代重大节日期间放生没有固定场所。隆兴二年（1164），朝廷允许在绍兴府东南一十里划出二百七十顷作为放生池，并在池边修建咸若亭一座，并由陆游的老师曾几写文章记录这件事情。⑨绍兴末年，曾几迁居到绍兴府城内的大中禹迹寺，过着十分清雅朴素的生活，平时就在寺内种些竹子，看书赋诗，作诗曰：“手自栽培千箇竹，身常枕藉一床书。”此外，亭楣上还有两处题刻：一处“咸若古亭”，另一处“好生遗化”。大意是万物都能够尽享生命；牢记前人教化，爱惜生命，不杀生，转而放生。
无独有偶，淳祐八年（1248），肇庆府（今广东肇庆）也在放生池处修建了一座亭子，并撰写文章记录了这件事。“其后役起，重阳而落之，腊题曰咸若，谓万物无不蒙被帝泽，非止斯亭岁所放者也。”⑩九月初九日亭子落成，十二月题名“咸若亭”，寓意天地万物都处在皇帝的恩泽之下，不仅限于在咸若亭放生的动物。
禹陵内的这座咸若亭，从石工及保存的程度看，上层屋檐部分为清代中后期风格，宋元时期风格的六根六边形石柱以及基座部分的年代暂时无法确定。虽有一部分为后代修缮，但从历史源流的角度讲仍属于宋代建筑。这与今位于绍兴城内的八字桥、广宁桥如出一辙，虽然经过后代多次修缮，但仍将它们视作宋代桥梁。
四、禹陵宋韵传千年
宋代距今已千年，多少宋代遗迹已堙没在过往的岁月中，因此仍保留在大禹陵庙内为数不多的南宋遗迹，便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既可以坐在乌篷船中，观赏禹池内的荷花与菱花，也可以到咸若亭处抚松听竹，或者观摩窆石宋刻、“菲饮泉”摩崖。禹陵宋韵的故事在古籍经典中更是俯拾皆是。大到朝廷、官府对大禹陵庙的告祭、修缮，小到乡野百姓拜禹王、逛庙会等等，不胜枚举。亲身感受之余，静静聆听那一段史实往事，不经意间使这段穿越之旅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如置身于那高贵典雅，又不失人间烟火气的岁月当中。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俨然是一场集可观、可玩、可品、可悟于一体的穿越千年的“禹陵宋韵游”。
［参考文献］
①（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游鉴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38页。
②（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北京：中华书局，第126页。
③（宋）洪迈：《夷坚志》己卷8《镜湖大镜》，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4页。
④（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4《果》，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139页。
⑤（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7《草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030页。
⑥（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谒禹庙》，第340页。
⑦（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1《石》，第6909页。
⑧（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7《寺院》，第6830页。
⑨（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0《池》，第6899页。
⑩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卷7943《肇庆府放生咸若亭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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