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刑事合规的前提是企业涉嫌犯罪，既然企业涉嫌犯罪就说明企业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3条之规定，再具体到罪名就是符合刑法分则某个条文。既然符合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触犯了具体的罪名，自然也就具备了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联系电话：182--3110--1111（同微信），欢迎咨询、交流、指导，感谢您无私的分享！ https://t.cn/z8Irasy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联系电话：182--3110--1111（同微信），欢迎咨询、交流、指导，感谢您无私的分享！ https://t.cn/z8Irasy
果然从民申变成民再还是很困难的
拿到民申案号还是不能高兴的太早
现在最高法驳回再审申请让人难受
以房抵债仍然不能改变普通债权的地位
作为普通债权人 不能对抗合法设立的抵押权
对诉争房屋亦不享有期待物权 不能排除执行
ps：不知道这个案件会不会向最高检申请抗诉
诉多久方为执着 诉到最高法、最高检方为执着
pps：我是真怕这个案件是我这个月倒霉的开始
毕竟去年十一月一个月全部收到败诉判决
拿到民申案号还是不能高兴的太早
现在最高法驳回再审申请让人难受
以房抵债仍然不能改变普通债权的地位
作为普通债权人 不能对抗合法设立的抵押权
对诉争房屋亦不享有期待物权 不能排除执行
ps：不知道这个案件会不会向最高检申请抗诉
诉多久方为执着 诉到最高法、最高检方为执着
pps：我是真怕这个案件是我这个月倒霉的开始
毕竟去年十一月一个月全部收到败诉判决
最高涨近20%！涪陵榨菜官宣涨价，这个菜还是你的“菜”吗？
“公司目前暂无提价安排”。
言犹在耳，距离接受调研时不足3个月，继挂面涨价后，作为“伴侣”的涪陵榨菜正式官宣要涨价了。
11月14日晚间，涪陵榨菜披露正式涨价公告，对部分产品出厂价格进行调整，各品类上调幅度为3%-19%不等，价格执行于11月12日17:00开始实施。
虽然涪陵榨菜单价并不贵，但最高接近20%的涨幅也让有些投资者调侃：“没有来得及囤货”。
公司表示产品提价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主要原料、包材、辅材、能源等成本持续上涨，及公司优化升级产品带来的成本上涨。
提价早有端倪
实际上公司提价举措早有端倪。
11月14日，一份网传图片显示，涪陵榨菜在通知中表示：“今年以来，由于原材料、包装物、辅料等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公司生产成本迅速上升，为了更好地向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即日起将对部分产品价格进行调整。”
对此调价函，涪陵榨菜公司并无回应。
但红星资本局从部分经销商处了解到，涪陵榨菜公司已经下发了涨价通知。位于重庆的某经销商表示，昨天（11月13日）就收到了通知，乌江榨菜的价格会做调整，但具体涨价多少暂时未收到通知。
位于成都的某经销商也表示，乌江榨菜部分产品是要涨价，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涨，涨多少还没有明确接到通知。
但也有经销商表示，乌江榨菜的出厂价已经进行了调整。“前两天通知我们的，70g和80g包装的乌江榨菜，一箱涨了30元”。
而另一位成都的经销商表示：“涪陵榨菜公司通知我们，乌江榨菜产品全线涨价，涨幅20%起，最多的一款涨价了（每袋）5毛左右。”
在11月3日举行的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公司高管就原材料上涨和产品提价等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
公司表示，今年初由于部分地区的青菜头原料因自然灾害出现短缺，导致青菜头价格上涨，属于特殊情况下的非常规价格波动。
重庆市涪陵区政府数据显示，2020年青菜头市场平均收购价格为900元/吨，今年价格飙涨至1300元/吨。
为此，公司在今年新成立了原料营运分部，着力强化大宗原料的发展、收购、加工、运营等工作，加强公司原料成本管控能力。根据目前青菜头播种与移栽的情况，预计明年原材料价格将会回落至合理区间。
不过，当时公司并未明确表示实行提价。
公司称，作为行业龙头企业，涪陵榨菜具有行业产品定价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同行业大肆低价抢占市场、恶性竞争且不敢提价时，公司敢于率先提价；另一方面，在同行业都面临CPI传导、成本攀升时，公司能够战略性暂不提价，利用此机会挤压对方市场，加速行业洗牌。
面对本轮大宗商品、化工等上游产业链持续涨价，公司将综合考虑成本端、市场端及行业竞争格局等多方因素，审慎判断选择对公司运营与市场扩张有利的模式，“公司后续也将持续关注市场对价格的反应。”
从今天公告来看，公司“观察”的结果是跟随消费品提价大潮。
从5毛到3块，业绩依然承压
从暂不提价到官宣涨价，业内对涪陵榨菜这波操作的看法更多是，跟业绩下滑有关。
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已经大幅影响公司今年业绩，财报显示，公司业绩下滑较为明显。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55亿元，同比增长8.73%，归母净利润5.04亿元，同比减少17.92%；基本每股收益0.605元，同比减少22.44%。就第三季度而言，业绩下滑更为明显。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08亿元，同比增1.03%，净利润1.27亿元，同比下降39.07%。
对于消费者来说，涪陵榨菜涨价也没有那么惊讶，毕竟这些年涪陵榨菜涨价已经是“常态”。
据中信建投数据，2008-2018年，涪陵榨菜产品直接或间接提价累计已达12次。旗下70克包装的乌江榨菜出厂价由2008年前的0.5元上涨至2018年的2元。如今，该产品在乌江旗舰店零售价已经涨至约3元一袋。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过去涪陵榨菜提价主要受公司业绩、利润以及股价的影响导致，此次提价，除上述因素，还叠加了原料成本和限电限产的因素。
不过，在朱丹蓬看来，提价虽然对于涪陵榨菜提升利润有一定的帮助，但未来成本还会持续上涨，所以此次涨价对涪陵榨菜提升阶段性的利润有一定帮助，特别是四季度的业绩，对2022年的业绩未必会有帮助。
“对于优质品牌来讲，提价显然是应对原材料上涨最直接的方式。但由于榨菜行业整体技术难度不高，提价未必能使消费者买账。零售端价格过高，可能将反过来抑制市场需求。因此，身处榨菜这类增长天花板受限的赛道，涪陵榨菜的提价策略能否帮助公司有效打开市场增量还有待时间考量。”业内人士称。
虽然因为原材料上涨导致业绩承压，但不少机构对公司未来仍然看好。
中泰证券表示，在龙头海天味业提价的背景下，涪陵榨菜作为细分品类中具备强定价权的龙头，有望通过价格调整缓解成本压力。
东吴证券研报称，公司持续推进新品迭代、渠道下沉， 期待蓄力后发展。2021Q4 公司预计继续推出榨菜新品， 满足多样化需求，实现份额提升。同时，公司持续推进下沉， 当前高广告费用及推广费用有利公司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 助力长远。
业绩承压的同时，涪陵榨菜的股价也“跌跌不休”。
今年2月，涪陵榨菜的收盘价一度达到53.06元/股，总市值也因此首度突破410亿元，达到418.83亿元。然而，好景不长，此后，涪陵榨菜的股价便开始回落，截至11月14日，其股价为32.22元/股，总市值为286亿元。
“公司目前暂无提价安排”。
言犹在耳，距离接受调研时不足3个月，继挂面涨价后，作为“伴侣”的涪陵榨菜正式官宣要涨价了。
11月14日晚间，涪陵榨菜披露正式涨价公告，对部分产品出厂价格进行调整，各品类上调幅度为3%-19%不等，价格执行于11月12日17:00开始实施。
虽然涪陵榨菜单价并不贵，但最高接近20%的涨幅也让有些投资者调侃：“没有来得及囤货”。
公司表示产品提价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主要原料、包材、辅材、能源等成本持续上涨，及公司优化升级产品带来的成本上涨。
提价早有端倪
实际上公司提价举措早有端倪。
11月14日，一份网传图片显示，涪陵榨菜在通知中表示：“今年以来，由于原材料、包装物、辅料等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公司生产成本迅速上升，为了更好地向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即日起将对部分产品价格进行调整。”
对此调价函，涪陵榨菜公司并无回应。
但红星资本局从部分经销商处了解到，涪陵榨菜公司已经下发了涨价通知。位于重庆的某经销商表示，昨天（11月13日）就收到了通知，乌江榨菜的价格会做调整，但具体涨价多少暂时未收到通知。
位于成都的某经销商也表示，乌江榨菜部分产品是要涨价，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涨，涨多少还没有明确接到通知。
但也有经销商表示，乌江榨菜的出厂价已经进行了调整。“前两天通知我们的，70g和80g包装的乌江榨菜，一箱涨了30元”。
而另一位成都的经销商表示：“涪陵榨菜公司通知我们，乌江榨菜产品全线涨价，涨幅20%起，最多的一款涨价了（每袋）5毛左右。”
在11月3日举行的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公司高管就原材料上涨和产品提价等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
公司表示，今年初由于部分地区的青菜头原料因自然灾害出现短缺，导致青菜头价格上涨，属于特殊情况下的非常规价格波动。
重庆市涪陵区政府数据显示，2020年青菜头市场平均收购价格为900元/吨，今年价格飙涨至1300元/吨。
为此，公司在今年新成立了原料营运分部，着力强化大宗原料的发展、收购、加工、运营等工作，加强公司原料成本管控能力。根据目前青菜头播种与移栽的情况，预计明年原材料价格将会回落至合理区间。
不过，当时公司并未明确表示实行提价。
公司称，作为行业龙头企业，涪陵榨菜具有行业产品定价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同行业大肆低价抢占市场、恶性竞争且不敢提价时，公司敢于率先提价；另一方面，在同行业都面临CPI传导、成本攀升时，公司能够战略性暂不提价，利用此机会挤压对方市场，加速行业洗牌。
面对本轮大宗商品、化工等上游产业链持续涨价，公司将综合考虑成本端、市场端及行业竞争格局等多方因素，审慎判断选择对公司运营与市场扩张有利的模式，“公司后续也将持续关注市场对价格的反应。”
从今天公告来看，公司“观察”的结果是跟随消费品提价大潮。
从5毛到3块，业绩依然承压
从暂不提价到官宣涨价，业内对涪陵榨菜这波操作的看法更多是，跟业绩下滑有关。
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已经大幅影响公司今年业绩，财报显示，公司业绩下滑较为明显。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55亿元，同比增长8.73%，归母净利润5.04亿元，同比减少17.92%；基本每股收益0.605元，同比减少22.44%。就第三季度而言，业绩下滑更为明显。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08亿元，同比增1.03%，净利润1.27亿元，同比下降39.07%。
对于消费者来说，涪陵榨菜涨价也没有那么惊讶，毕竟这些年涪陵榨菜涨价已经是“常态”。
据中信建投数据，2008-2018年，涪陵榨菜产品直接或间接提价累计已达12次。旗下70克包装的乌江榨菜出厂价由2008年前的0.5元上涨至2018年的2元。如今，该产品在乌江旗舰店零售价已经涨至约3元一袋。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过去涪陵榨菜提价主要受公司业绩、利润以及股价的影响导致，此次提价，除上述因素，还叠加了原料成本和限电限产的因素。
不过，在朱丹蓬看来，提价虽然对于涪陵榨菜提升利润有一定的帮助，但未来成本还会持续上涨，所以此次涨价对涪陵榨菜提升阶段性的利润有一定帮助，特别是四季度的业绩，对2022年的业绩未必会有帮助。
“对于优质品牌来讲，提价显然是应对原材料上涨最直接的方式。但由于榨菜行业整体技术难度不高，提价未必能使消费者买账。零售端价格过高，可能将反过来抑制市场需求。因此，身处榨菜这类增长天花板受限的赛道，涪陵榨菜的提价策略能否帮助公司有效打开市场增量还有待时间考量。”业内人士称。
虽然因为原材料上涨导致业绩承压，但不少机构对公司未来仍然看好。
中泰证券表示，在龙头海天味业提价的背景下，涪陵榨菜作为细分品类中具备强定价权的龙头，有望通过价格调整缓解成本压力。
东吴证券研报称，公司持续推进新品迭代、渠道下沉， 期待蓄力后发展。2021Q4 公司预计继续推出榨菜新品， 满足多样化需求，实现份额提升。同时，公司持续推进下沉， 当前高广告费用及推广费用有利公司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 助力长远。
业绩承压的同时，涪陵榨菜的股价也“跌跌不休”。
今年2月，涪陵榨菜的收盘价一度达到53.06元/股，总市值也因此首度突破410亿元，达到418.83亿元。然而，好景不长，此后，涪陵榨菜的股价便开始回落，截至11月14日，其股价为32.22元/股，总市值为28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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