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有大美。从古至今，人们不断追寻美的真谛、美的生活。在传统文化中滋养生长的中国美学，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古今生活的细微之处，品味中国之美的传承与丰富。
走向文明中国的“生活美学”，亟须返本而开新，就要复兴生活美学的“中国文明”！
“美的生活”是有“品质”的生活
进入21世纪的今天，美学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关联始终不变，仍在于美学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与标杆，审美也是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让世界更美好”，成为当代美学家内在的吁求。然而，当美学家们都承认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的时候，他们的潜台词几乎皆在说：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审美化的生活”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高级标尺。
生活美学就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的存在之学，也是追问“美好生活”的幸福之学。几乎每个人都在追寻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起码应包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好的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的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基础，美的生活则是好的生活的升华。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有“质量”的生活，所谓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满足民众的物化需求；而美的生活则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它是有“品质”的生活，民众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要获得更多的身心愉悦。无论是有质量的还是有品质的生活，终将指向“幸福”的生活。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但只有生得“美”、活得“乐”，才会进入生活美学之境。在汉语当中，生与活原本是分开的：“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泼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白天劳作、夜晚睡眠、呼吸空气、沐浴阳光、承受雨露、享有食物和分享环境，这些都是人们要过的日子。然而，人们不仅要活着，而且要追求“存在感”。如何审美的存在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理想。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
由古至今，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
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日子过成“审美生活”。这个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延续至今。此种原生态的生活美学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诗词歌赋到文学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从人物品藻到鉴人之美，从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从归隐山林到闲游之美，从民俗节庆到民间艺术之美，都属于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拓展疆域。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为世界其他民族所难以企及，以至于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论断。世界上只有蔡元培在中国将美育提升到如此“文明高度”的地位：美育是自由的、进步的与普及的，由此决定了美育可以积极地推动社会文明进程。在蔡元培看来，宗教以其“强制的”“保守的”与“有界的”特质，难以实现社会启蒙的功能。实际上，由于儒家文明的基本结构的影响，使得“人文化成”的审美教育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主导。
回归儒家传统，儒家的“六艺之教”就是源于“生活”而带有“美质”的全面教育。蔡元培曾极有洞见地认为，“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这意味着，以儒家为主导的“六艺之教”里面，的确皆包涵美育成分，哪怕是其中“数”，其实也与审美间接相关。在“六艺”的完整谱系里面，大概只有“乐教”大致相当于西方的艺术教育，而其余各项教育其实都是关乎生活经验本身，都是从生活出发并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
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维度
实际上，我们生活的价值可以分为三类。所谓“食色性也”，古人早已指明了人类的本化之性。当然，生理终要为情感所升华，否则人与动物无异，从生理到情感是从“性”到“情”的转化。按照梁漱溟的观点，生活就是相续，佛教唯识宗就把“有情”叫做相续。我们的生活首先就具有“生理的价值”，这就形成了生理型的生活美学传统。这是关乎广义之“性”的，如饮食美学、饮茶美学等。饮茶在东方传统中不折不扣成为生活的艺术，所以才有从中国茶艺到东瀛日本的茶道。
在生理根基之上，生活还具有“情感的价值”，由此形成了情感之生活美学传统。所谓“礼做于情”或者“礼生于情”，中国原始儒家便已指明了“情的礼化”，这一方面是“化”情为礼，另一方面是礼的情“化”。从情感到文化，从儒家的视角看就是从情到礼的融化。这是广义之情，交往之审美乐趣就属此类，此外还有闲居美学、交游美学、雅集美学、人物品藻美学，等等，这些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审美化特质。
在情感基础之上，生活更具有“文化的价值”。所谓“人文化成”即是此义。文化作为一种生活，乃是群体性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国文化型的生活美学，就是关乎广义之“文”的美学。
在文化当中，艺术就成为其中精髓，中国传统的诗的美学、书的美学、画的美学、印的美学、琴的美学和曲的美学皆如此。但在古典中国，同样重要的还有园林苗圃美学、博弈等游艺美学、游山玩水美学和民俗节庆美学等，诸如此类皆属其列。
简言之，从性、情到文，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基本维度，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也涵盖了从“自然化”“情感化”再到“文化化”的全整过程。中国化的生活美学，恰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美地活”？我们如何能“美地生”？于是乎，我们从古至今就形成了自身的审美形而上学之独特传统，中国人就生活在现实化的“一个世界”当中，悠游地感受到生活之美，并身心参与生活之中。
重建文明中国的感性内核
岂止中国人，人类可以说是“审美的族类”，是“艺术的种族”，这使人与动物根本拉开了距离，能够审美地“活”与审美地“生”。
人类学早已认定，“人之所以不是非人，那是由于他们已经创造出了艺术想象力，这种艺术想象力与语言和其他模式化形式的使用是紧密相关的而且是随意表现出来，例如音乐与舞蹈”。这意味着，“艺术化的生活”也是人类区分于动物的重要差异。动物不能创造艺术，也不能生成文化，马戏团的大象可以“绘画”，那是训练师进行生理训练的结果。至于动物能否审美，动物学家曾观测到大猩猩凝视日落的场景，当然这是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上的扎实证明。
如今，既然审美已经成为衡量我们日常质量的生活标志，那么，在此意义上审美也就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福利”，将日常生活为民众所共享的文化艺术当做一种社会福利，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实际上，“审美福利”就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全部审美经验水平来构成的，社会上所提供的审美产品理应成为普遍福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抑或降低。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审美产品能否作为一种“审美福利”，就要一方面取决于公众的“审美体验”的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公共艺术品本身的“审美价值”。通过审美产品与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由此才能逐渐累积成为当代社会的“审美财富”，从而能为广大的公众所共享与分享。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建构“生活美学”所要达到的现实目标。
我们要找回“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就是为中国生活立“美之心”，从而重建文明中国与中国文明的感性内核。
走向文明中国的“生活美学”，亟须返本而开新，就要复兴生活美学的“中国文明”！
“美的生活”是有“品质”的生活
进入21世纪的今天，美学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关联始终不变，仍在于美学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与标杆，审美也是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让世界更美好”，成为当代美学家内在的吁求。然而，当美学家们都承认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的时候，他们的潜台词几乎皆在说：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审美化的生活”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高级标尺。
生活美学就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的存在之学，也是追问“美好生活”的幸福之学。几乎每个人都在追寻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起码应包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好的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的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基础，美的生活则是好的生活的升华。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有“质量”的生活，所谓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满足民众的物化需求；而美的生活则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它是有“品质”的生活，民众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要获得更多的身心愉悦。无论是有质量的还是有品质的生活，终将指向“幸福”的生活。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但只有生得“美”、活得“乐”，才会进入生活美学之境。在汉语当中，生与活原本是分开的：“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泼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白天劳作、夜晚睡眠、呼吸空气、沐浴阳光、承受雨露、享有食物和分享环境，这些都是人们要过的日子。然而，人们不仅要活着，而且要追求“存在感”。如何审美的存在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理想。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
由古至今，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
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日子过成“审美生活”。这个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延续至今。此种原生态的生活美学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诗词歌赋到文学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从人物品藻到鉴人之美，从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从归隐山林到闲游之美，从民俗节庆到民间艺术之美，都属于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拓展疆域。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为世界其他民族所难以企及，以至于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论断。世界上只有蔡元培在中国将美育提升到如此“文明高度”的地位：美育是自由的、进步的与普及的，由此决定了美育可以积极地推动社会文明进程。在蔡元培看来，宗教以其“强制的”“保守的”与“有界的”特质，难以实现社会启蒙的功能。实际上，由于儒家文明的基本结构的影响，使得“人文化成”的审美教育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主导。
回归儒家传统，儒家的“六艺之教”就是源于“生活”而带有“美质”的全面教育。蔡元培曾极有洞见地认为，“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这意味着，以儒家为主导的“六艺之教”里面，的确皆包涵美育成分，哪怕是其中“数”，其实也与审美间接相关。在“六艺”的完整谱系里面，大概只有“乐教”大致相当于西方的艺术教育，而其余各项教育其实都是关乎生活经验本身，都是从生活出发并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
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维度
实际上，我们生活的价值可以分为三类。所谓“食色性也”，古人早已指明了人类的本化之性。当然，生理终要为情感所升华，否则人与动物无异，从生理到情感是从“性”到“情”的转化。按照梁漱溟的观点，生活就是相续，佛教唯识宗就把“有情”叫做相续。我们的生活首先就具有“生理的价值”，这就形成了生理型的生活美学传统。这是关乎广义之“性”的，如饮食美学、饮茶美学等。饮茶在东方传统中不折不扣成为生活的艺术，所以才有从中国茶艺到东瀛日本的茶道。
在生理根基之上，生活还具有“情感的价值”，由此形成了情感之生活美学传统。所谓“礼做于情”或者“礼生于情”，中国原始儒家便已指明了“情的礼化”，这一方面是“化”情为礼，另一方面是礼的情“化”。从情感到文化，从儒家的视角看就是从情到礼的融化。这是广义之情，交往之审美乐趣就属此类，此外还有闲居美学、交游美学、雅集美学、人物品藻美学，等等，这些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审美化特质。
在情感基础之上，生活更具有“文化的价值”。所谓“人文化成”即是此义。文化作为一种生活，乃是群体性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国文化型的生活美学，就是关乎广义之“文”的美学。
在文化当中，艺术就成为其中精髓，中国传统的诗的美学、书的美学、画的美学、印的美学、琴的美学和曲的美学皆如此。但在古典中国，同样重要的还有园林苗圃美学、博弈等游艺美学、游山玩水美学和民俗节庆美学等，诸如此类皆属其列。
简言之，从性、情到文，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基本维度，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也涵盖了从“自然化”“情感化”再到“文化化”的全整过程。中国化的生活美学，恰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美地活”？我们如何能“美地生”？于是乎，我们从古至今就形成了自身的审美形而上学之独特传统，中国人就生活在现实化的“一个世界”当中，悠游地感受到生活之美，并身心参与生活之中。
重建文明中国的感性内核
岂止中国人，人类可以说是“审美的族类”，是“艺术的种族”，这使人与动物根本拉开了距离，能够审美地“活”与审美地“生”。
人类学早已认定，“人之所以不是非人，那是由于他们已经创造出了艺术想象力，这种艺术想象力与语言和其他模式化形式的使用是紧密相关的而且是随意表现出来，例如音乐与舞蹈”。这意味着，“艺术化的生活”也是人类区分于动物的重要差异。动物不能创造艺术，也不能生成文化，马戏团的大象可以“绘画”，那是训练师进行生理训练的结果。至于动物能否审美，动物学家曾观测到大猩猩凝视日落的场景，当然这是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上的扎实证明。
如今，既然审美已经成为衡量我们日常质量的生活标志，那么，在此意义上审美也就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福利”，将日常生活为民众所共享的文化艺术当做一种社会福利，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实际上，“审美福利”就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全部审美经验水平来构成的，社会上所提供的审美产品理应成为普遍福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抑或降低。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审美产品能否作为一种“审美福利”，就要一方面取决于公众的“审美体验”的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公共艺术品本身的“审美价值”。通过审美产品与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由此才能逐渐累积成为当代社会的“审美财富”，从而能为广大的公众所共享与分享。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建构“生活美学”所要达到的现实目标。
我们要找回“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就是为中国生活立“美之心”，从而重建文明中国与中国文明的感性内核。
禅门的十六字心要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达磨大师《悟性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1、教外别传
教外别传，意思是在如来言教、传统教派以外的特别的传授。“别传”不是不传，而是“特别的传授”的意思。
禅宗传法，最注重的就是机锋，是心心相映。禅的“机锋”，就是具有智慧之眼的禅门大师，通过独特的言语、动作来勘验学人的见地功夫。禅的机锋，犹如上阵交锋，短兵相接，当机不让，犀利无比。“掣电之机，不劳伫思。”一有思索，就立即错过、落败了。
禅门经常用“箭锋相拄”来表示禅机的迅捷激烈。禅师们非常注意训练门徒的论辩功夫。有两座禅院比邻而居，各有一名小沙弥负责采购。其中的一个每天早上到市场买菜时，总会与另一个碰面。
其中的一个问：“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脚到哪里，我到哪里。”
这个小沙弥感到难以回答，就向他的师父求教应对之术。师父说：“明天早晨，你遇见他时，如果他再这样答你，你就问：‘如果没有脚，你到哪里去？’这样你必胜无疑。”
次日清晨，两个小沙弥又相见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风到哪里，我到哪里。”这句话又难倒了他，他又向师父求教。师父说：“明天你问他：‘假如没有风，你到哪里？’”
第三天早晨，这两个小沙弥又相遇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我到市场去！”这下子，第一个小沙弥彻底傻眼了。
禅门在接引学人时，注重机锋棒喝，所谓“棒如雨点，喝似雷奔”。来果禅师说：“欲修用心之法，必求棒喝加持。……要知毒棒之疼，打落千生重障；猛喝之痛，吼开万劫痴迷。故古云：七尺棒头开正眼，一声喝下息狂心。”又：“香板头上出祖师，大喝声内出菩萨。”“禅堂棒喝，其为母也；见性成佛，其为子也。”（《来果禅师语录》）
当头棒喝是禅宗祖师接化弟子的特殊方式。禅宗认为佛法不可思议，开口即错，动念即乖。在接引学人时，师家为了粉碎学人的迷情，或考验其悟境，或用棒打，或大喝一声，以暗示与启悟对方。相传棒的施用始于唐代的德山，喝的施用始于马祖道一，故有“德山棒，临济喝”之称。百丈曾说：“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参马祖，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眼暗。”（《景德传灯录》卷六）
有理无理三顿棒，是禅的独特的教学法之一。
古时候，有一位刚出家不久的僧人出外参访求学。一天，他来到一座寺院想挂单。他来到客堂，拜见负责客堂的知客法师。知客师问：“谁叫你来的？” 挂单僧回答：“我自己来的。”知客师说：“不经师父允许就擅自出来。”拿起香板就打了过来，问：“到底是谁叫你来的？”挂单僧马上改口说：“师父叫我来的。”知客师说：“师父叫你来你就来，师父不叫你来你就不来参学吗？大丈夫一点主见都没有，再吃我三香板！”
2、不立文字
与教外别传紧相联系的，是不立文字。宋代契嵩《传法正宗论》卷二说：
经云：“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是岂使人执其教迹耶？又经曰：“始从鹿野苑，终至跋提河。中间五十年，未曾说一字。”斯固其教外之谓也。然此极其奥密，虽载于经，亦但说耳。圣人验此，故命以心相传。而禅者所谓教外别传，乃此也。
这段话中上半部分引的是《圆觉经》中的文字。“修多罗”就是华译契经。契是上契诸佛妙理，下契众生根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佛经如同指示月亮的手指，如果见到了月亮，就要清楚指月的手指的本身，并非月亮。由此告诫学禅的人，不能执着于语言文字。
佛教用“指”比喻语言文字，用“月”喻佛法真谛。《楞严经》卷二：“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运用语言宣说佛法，如同用手指指月亮。手指是语言，月亮是真理。痴迷的人，却把手指当成了月亮的本身，岂非大谬不然。明代瞿汝稷曾搜集了大量禅宗的公案、语录，汇编成巨着《指月录》，至今仍是了解禅风禅法的重要参考书。
“不立文字”是禅在传承、语言方面的显着特色，以致于很多人认为“禅不可说”。于是，一提起禅，首先浮现于我们意识中的，就是禅不可说。但是，当我们翻开禅的历史，就会发现禅师们留下的语录浩如烟海！这说明，禅既不可说，又必须要说。那么如何来说这不可说的禅？这就意味着，禅师们不是通过一般的、概念性的、逻辑性的东西来描绘他的思想，而是通过一则则象征、譬喻来进行呈现。
禅宗注重的是以心传心，批评拘泥于语言文字而不解实义者，是“守株待兔”。
禅宗认为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仅凭语言文字不能圆满地领悟真理，因为真理存在于用语言文字去表达之前。为了避免“口是祸门”的危险，禅师在回答学人时往往说：“叮咛损君德，无言最有功。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古尊宿语录》卷四十）
禅宗主张参活句而不要参死句。参透活句而开悟，才会有真正的受用。
3、直指人心
《圆悟录》卷十四：“达磨西来，不立文字语句，唯直指人心。若论直指，只人人本有，无明壳子里，全体应现，与从上诸圣，不移易一丝毫许。所谓天真自性，本净妙明，含吐十方，独脱根尘。”禅宗初祖达摩来到中土，用的就是“直指人心”的法门。
禅宗主张心性本净、见性成佛，主要依据就是达摩的“理入”学说。达摩的“理入”学说认为，凭借佛经的启示，深信众生都具有共同的真如本性，只是由于被客尘妄想所覆盖，不能显露，所以要通过禅修，舍妄归真，修行心如墙壁坚定不移的观法，扫除一切差别相，就可与真如本性相符。这种学说，是禅宗的理论基础。
六祖慧能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坛经》）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只要认识了这个自性，“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这就是“即身成佛”的“顿悟”思想。
4、见性成佛
见性，就是见到自己原本具有的佛性。黄檗禅师《传心法要》说：“即心是佛，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同一心体。所以达摩从西天来，唯传一法。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识取自心，见自本性，更莫别求。”达磨大师《血脉论》：“若欲见佛，须是见性，性即是佛。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禅宗认为，见到了人人本具的佛性，当下就与诸佛无异，这就是“见性成佛”。
当我们见到了本心本性，当下就可以获得觉悟。“悟”这个字，从字形上看，就是“吾的心”。“吾”就是“我”，但它不是被妄想遮蔽的那个“我”，而是不受污染的原真的“我”。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认识了这颗心，认识了本心本性，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智慧的生命，觉悟的生命！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达磨大师《悟性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1、教外别传
教外别传，意思是在如来言教、传统教派以外的特别的传授。“别传”不是不传，而是“特别的传授”的意思。
禅宗传法，最注重的就是机锋，是心心相映。禅的“机锋”，就是具有智慧之眼的禅门大师，通过独特的言语、动作来勘验学人的见地功夫。禅的机锋，犹如上阵交锋，短兵相接，当机不让，犀利无比。“掣电之机，不劳伫思。”一有思索，就立即错过、落败了。
禅门经常用“箭锋相拄”来表示禅机的迅捷激烈。禅师们非常注意训练门徒的论辩功夫。有两座禅院比邻而居，各有一名小沙弥负责采购。其中的一个每天早上到市场买菜时，总会与另一个碰面。
其中的一个问：“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脚到哪里，我到哪里。”
这个小沙弥感到难以回答，就向他的师父求教应对之术。师父说：“明天早晨，你遇见他时，如果他再这样答你，你就问：‘如果没有脚，你到哪里去？’这样你必胜无疑。”
次日清晨，两个小沙弥又相见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风到哪里，我到哪里。”这句话又难倒了他，他又向师父求教。师父说：“明天你问他：‘假如没有风，你到哪里？’”
第三天早晨，这两个小沙弥又相遇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我到市场去！”这下子，第一个小沙弥彻底傻眼了。
禅门在接引学人时，注重机锋棒喝，所谓“棒如雨点，喝似雷奔”。来果禅师说：“欲修用心之法，必求棒喝加持。……要知毒棒之疼，打落千生重障；猛喝之痛，吼开万劫痴迷。故古云：七尺棒头开正眼，一声喝下息狂心。”又：“香板头上出祖师，大喝声内出菩萨。”“禅堂棒喝，其为母也；见性成佛，其为子也。”（《来果禅师语录》）
当头棒喝是禅宗祖师接化弟子的特殊方式。禅宗认为佛法不可思议，开口即错，动念即乖。在接引学人时，师家为了粉碎学人的迷情，或考验其悟境，或用棒打，或大喝一声，以暗示与启悟对方。相传棒的施用始于唐代的德山，喝的施用始于马祖道一，故有“德山棒，临济喝”之称。百丈曾说：“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参马祖，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眼暗。”（《景德传灯录》卷六）
有理无理三顿棒，是禅的独特的教学法之一。
古时候，有一位刚出家不久的僧人出外参访求学。一天，他来到一座寺院想挂单。他来到客堂，拜见负责客堂的知客法师。知客师问：“谁叫你来的？” 挂单僧回答：“我自己来的。”知客师说：“不经师父允许就擅自出来。”拿起香板就打了过来，问：“到底是谁叫你来的？”挂单僧马上改口说：“师父叫我来的。”知客师说：“师父叫你来你就来，师父不叫你来你就不来参学吗？大丈夫一点主见都没有，再吃我三香板！”
2、不立文字
与教外别传紧相联系的，是不立文字。宋代契嵩《传法正宗论》卷二说：
经云：“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是岂使人执其教迹耶？又经曰：“始从鹿野苑，终至跋提河。中间五十年，未曾说一字。”斯固其教外之谓也。然此极其奥密，虽载于经，亦但说耳。圣人验此，故命以心相传。而禅者所谓教外别传，乃此也。
这段话中上半部分引的是《圆觉经》中的文字。“修多罗”就是华译契经。契是上契诸佛妙理，下契众生根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佛经如同指示月亮的手指，如果见到了月亮，就要清楚指月的手指的本身，并非月亮。由此告诫学禅的人，不能执着于语言文字。
佛教用“指”比喻语言文字，用“月”喻佛法真谛。《楞严经》卷二：“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运用语言宣说佛法，如同用手指指月亮。手指是语言，月亮是真理。痴迷的人，却把手指当成了月亮的本身，岂非大谬不然。明代瞿汝稷曾搜集了大量禅宗的公案、语录，汇编成巨着《指月录》，至今仍是了解禅风禅法的重要参考书。
“不立文字”是禅在传承、语言方面的显着特色，以致于很多人认为“禅不可说”。于是，一提起禅，首先浮现于我们意识中的，就是禅不可说。但是，当我们翻开禅的历史，就会发现禅师们留下的语录浩如烟海！这说明，禅既不可说，又必须要说。那么如何来说这不可说的禅？这就意味着，禅师们不是通过一般的、概念性的、逻辑性的东西来描绘他的思想，而是通过一则则象征、譬喻来进行呈现。
禅宗注重的是以心传心，批评拘泥于语言文字而不解实义者，是“守株待兔”。
禅宗认为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仅凭语言文字不能圆满地领悟真理，因为真理存在于用语言文字去表达之前。为了避免“口是祸门”的危险，禅师在回答学人时往往说：“叮咛损君德，无言最有功。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古尊宿语录》卷四十）
禅宗主张参活句而不要参死句。参透活句而开悟，才会有真正的受用。
3、直指人心
《圆悟录》卷十四：“达磨西来，不立文字语句，唯直指人心。若论直指，只人人本有，无明壳子里，全体应现，与从上诸圣，不移易一丝毫许。所谓天真自性，本净妙明，含吐十方，独脱根尘。”禅宗初祖达摩来到中土，用的就是“直指人心”的法门。
禅宗主张心性本净、见性成佛，主要依据就是达摩的“理入”学说。达摩的“理入”学说认为，凭借佛经的启示，深信众生都具有共同的真如本性，只是由于被客尘妄想所覆盖，不能显露，所以要通过禅修，舍妄归真，修行心如墙壁坚定不移的观法，扫除一切差别相，就可与真如本性相符。这种学说，是禅宗的理论基础。
六祖慧能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坛经》）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只要认识了这个自性，“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这就是“即身成佛”的“顿悟”思想。
4、见性成佛
见性，就是见到自己原本具有的佛性。黄檗禅师《传心法要》说：“即心是佛，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同一心体。所以达摩从西天来，唯传一法。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识取自心，见自本性，更莫别求。”达磨大师《血脉论》：“若欲见佛，须是见性，性即是佛。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禅宗认为，见到了人人本具的佛性，当下就与诸佛无异，这就是“见性成佛”。
当我们见到了本心本性，当下就可以获得觉悟。“悟”这个字，从字形上看，就是“吾的心”。“吾”就是“我”，但它不是被妄想遮蔽的那个“我”，而是不受污染的原真的“我”。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认识了这颗心，认识了本心本性，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智慧的生命，觉悟的生命！
禅门的十六字心要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达磨大师《悟性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1、教外别传
教外别传，意思是在如来言教、传统教派以外的特别的传授。“别传”不是不传，而是“特别的传授”的意思。
禅宗传法，最注重的就是机锋，是心心相映。禅的“机锋”，就是具有智慧之眼的禅门大师，通过独特的言语、动作来勘验学人的见地功夫。禅的机锋，犹如上阵交锋，短兵相接，当机不让，犀利无比。“掣电之机，不劳伫思。”一有思索，就立即错过、落败了。
禅门经常用“箭锋相拄”来表示禅机的迅捷激烈。禅师们非常注意训练门徒的论辩功夫。有两座禅院比邻而居，各有一名小沙弥负责采购。其中的一个每天早上到市场买菜时，总会与另一个碰面。
其中的一个问：“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脚到哪里，我到哪里。”
这个小沙弥感到难以回答，就向他的师父求教应对之术。师父说：“明天早晨，你遇见他时，如果他再这样答你，你就问：‘如果没有脚，你到哪里去？’这样你必胜无疑。”
次日清晨，两个小沙弥又相见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风到哪里，我到哪里。”这句话又难倒了他，他又向师父求教。师父说：“明天你问他：‘假如没有风，你到哪里？’”
第三天早晨，这两个小沙弥又相遇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我到市场去！”这下子，第一个小沙弥彻底傻眼了。
禅门在接引学人时，注重机锋棒喝，所谓“棒如雨点，喝似雷奔”。来果禅师说：“欲修用心之法，必求棒喝加持。……要知毒棒之疼，打落千生重障；猛喝之痛，吼开万劫痴迷。故古云：七尺棒头开正眼，一声喝下息狂心。”又：“香板头上出祖师，大喝声内出菩萨。”“禅堂棒喝，其为母也；见性成佛，其为子也。”（《来果禅师语录》）
当头棒喝是禅宗祖师接化弟子的特殊方式。禅宗认为佛法不可思议，开口即错，动念即乖。在接引学人时，师家为了粉碎学人的迷情，或考验其悟境，或用棒打，或大喝一声，以暗示与启悟对方。相传棒的施用始于唐代的德山，喝的施用始于马祖道一，故有“德山棒，临济喝”之称。百丈曾说：“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参马祖，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眼暗。”（《景德传灯录》卷六）
有理无理三顿棒，是禅的独特的教学法之一。
古时候，有一位刚出家不久的僧人出外参访求学。一天，他来到一座寺院想挂单。他来到客堂，拜见负责客堂的知客法师。知客师问：“谁叫你来的？” 挂单僧回答：“我自己来的。”知客师说：“不经师父允许就擅自出来。”拿起香板就打了过来，问：“到底是谁叫你来的？”挂单僧马上改口说：“师父叫我来的。”知客师说：“师父叫你来你就来，师父不叫你来你就不来参学吗？大丈夫一点主见都没有，再吃我三香板！”
2、不立文字
与教外别传紧相联系的，是不立文字。宋代契嵩《传法正宗论》卷二说：
经云：“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是岂使人执其教迹耶？又经曰：“始从鹿野苑，终至跋提河。中间五十年，未曾说一字。”斯固其教外之谓也。然此极其奥密，虽载于经，亦但说耳。圣人验此，故命以心相传。而禅者所谓教外别传，乃此也。
这段话中上半部分引的是《圆觉经》中的文字。“修多罗”就是华译契经。契是上契诸佛妙理，下契众生根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佛经如同指示月亮的手指，如果见到了月亮，就要清楚指月的手指的本身，并非月亮。由此告诫学禅的人，不能执着于语言文字。
佛教用“指”比喻语言文字，用“月”喻佛法真谛。《楞严经》卷二：“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运用语言宣说佛法，如同用手指指月亮。手指是语言，月亮是真理。痴迷的人，却把手指当成了月亮的本身，岂非大谬不然。明代瞿汝稷曾搜集了大量禅宗的公案、语录，汇编成巨着《指月录》，至今仍是了解禅风禅法的重要参考书。
“不立文字”是禅在传承、语言方面的显着特色，以致于很多人认为“禅不可说”。于是，一提起禅，首先浮现于我们意识中的，就是禅不可说。但是，当我们翻开禅的历史，就会发现禅师们留下的语录浩如烟海！这说明，禅既不可说，又必须要说。那么如何来说这不可说的禅？这就意味着，禅师们不是通过一般的、概念性的、逻辑性的东西来描绘他的思想，而是通过一则则象征、譬喻来进行呈现。
禅宗注重的是以心传心，批评拘泥于语言文字而不解实义者，是“守株待兔”。
禅宗认为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仅凭语言文字不能圆满地领悟真理，因为真理存在于用语言文字去表达之前。为了避免“口是祸门”的危险，禅师在回答学人时往往说：“叮咛损君德，无言最有功。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古尊宿语录》卷四十）
禅宗主张参活句而不要参死句。参透活句而开悟，才会有真正的受用。
3、直指人心
《圆悟录》卷十四：“达磨西来，不立文字语句，唯直指人心。若论直指，只人人本有，无明壳子里，全体应现，与从上诸圣，不移易一丝毫许。所谓天真自性，本净妙明，含吐十方，独脱根尘。”禅宗初祖达摩来到中土，用的就是“直指人心”的法门。
禅宗主张心性本净、见性成佛，主要依据就是达摩的“理入”学说。达摩的“理入”学说认为，凭借佛经的启示，深信众生都具有共同的真如本性，只是由于被客尘妄想所覆盖，不能显露，所以要通过禅修，舍妄归真，修行心如墙壁坚定不移的观法，扫除一切差别相，就可与真如本性相符。这种学说，是禅宗的理论基础。
六祖慧能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坛经》）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只要认识了这个自性，“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这就是“即身成佛”的“顿悟”思想。
4、见性成佛
见性，就是见到自己原本具有的佛性。黄檗禅师《传心法要》说：“即心是佛，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同一心体。所以达摩从西天来，唯传一法。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识取自心，见自本性，更莫别求。”达磨大师《血脉论》：“若欲见佛，须是见性，性即是佛。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禅宗认为，见到了人人本具的佛性，当下就与诸佛无异，这就是“见性成佛”。
当我们见到了本心本性，当下就可以获得觉悟。“悟”这个字，从字形上看，就是“吾的心”。“吾”就是“我”，但它不是被妄想遮蔽的那个“我”，而是不受污染的原真的“我”。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认识了这颗心，认识了本心本性，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智慧的生命，觉悟的生命！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达磨大师《悟性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1、教外别传
教外别传，意思是在如来言教、传统教派以外的特别的传授。“别传”不是不传，而是“特别的传授”的意思。
禅宗传法，最注重的就是机锋，是心心相映。禅的“机锋”，就是具有智慧之眼的禅门大师，通过独特的言语、动作来勘验学人的见地功夫。禅的机锋，犹如上阵交锋，短兵相接，当机不让，犀利无比。“掣电之机，不劳伫思。”一有思索，就立即错过、落败了。
禅门经常用“箭锋相拄”来表示禅机的迅捷激烈。禅师们非常注意训练门徒的论辩功夫。有两座禅院比邻而居，各有一名小沙弥负责采购。其中的一个每天早上到市场买菜时，总会与另一个碰面。
其中的一个问：“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脚到哪里，我到哪里。”
这个小沙弥感到难以回答，就向他的师父求教应对之术。师父说：“明天早晨，你遇见他时，如果他再这样答你，你就问：‘如果没有脚，你到哪里去？’这样你必胜无疑。”
次日清晨，两个小沙弥又相见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风到哪里，我到哪里。”这句话又难倒了他，他又向师父求教。师父说：“明天你问他：‘假如没有风，你到哪里？’”
第三天早晨，这两个小沙弥又相遇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我到市场去！”这下子，第一个小沙弥彻底傻眼了。
禅门在接引学人时，注重机锋棒喝，所谓“棒如雨点，喝似雷奔”。来果禅师说：“欲修用心之法，必求棒喝加持。……要知毒棒之疼，打落千生重障；猛喝之痛，吼开万劫痴迷。故古云：七尺棒头开正眼，一声喝下息狂心。”又：“香板头上出祖师，大喝声内出菩萨。”“禅堂棒喝，其为母也；见性成佛，其为子也。”（《来果禅师语录》）
当头棒喝是禅宗祖师接化弟子的特殊方式。禅宗认为佛法不可思议，开口即错，动念即乖。在接引学人时，师家为了粉碎学人的迷情，或考验其悟境，或用棒打，或大喝一声，以暗示与启悟对方。相传棒的施用始于唐代的德山，喝的施用始于马祖道一，故有“德山棒，临济喝”之称。百丈曾说：“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参马祖，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眼暗。”（《景德传灯录》卷六）
有理无理三顿棒，是禅的独特的教学法之一。
古时候，有一位刚出家不久的僧人出外参访求学。一天，他来到一座寺院想挂单。他来到客堂，拜见负责客堂的知客法师。知客师问：“谁叫你来的？” 挂单僧回答：“我自己来的。”知客师说：“不经师父允许就擅自出来。”拿起香板就打了过来，问：“到底是谁叫你来的？”挂单僧马上改口说：“师父叫我来的。”知客师说：“师父叫你来你就来，师父不叫你来你就不来参学吗？大丈夫一点主见都没有，再吃我三香板！”
2、不立文字
与教外别传紧相联系的，是不立文字。宋代契嵩《传法正宗论》卷二说：
经云：“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是岂使人执其教迹耶？又经曰：“始从鹿野苑，终至跋提河。中间五十年，未曾说一字。”斯固其教外之谓也。然此极其奥密，虽载于经，亦但说耳。圣人验此，故命以心相传。而禅者所谓教外别传，乃此也。
这段话中上半部分引的是《圆觉经》中的文字。“修多罗”就是华译契经。契是上契诸佛妙理，下契众生根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佛经如同指示月亮的手指，如果见到了月亮，就要清楚指月的手指的本身，并非月亮。由此告诫学禅的人，不能执着于语言文字。
佛教用“指”比喻语言文字，用“月”喻佛法真谛。《楞严经》卷二：“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运用语言宣说佛法，如同用手指指月亮。手指是语言，月亮是真理。痴迷的人，却把手指当成了月亮的本身，岂非大谬不然。明代瞿汝稷曾搜集了大量禅宗的公案、语录，汇编成巨着《指月录》，至今仍是了解禅风禅法的重要参考书。
“不立文字”是禅在传承、语言方面的显着特色，以致于很多人认为“禅不可说”。于是，一提起禅，首先浮现于我们意识中的，就是禅不可说。但是，当我们翻开禅的历史，就会发现禅师们留下的语录浩如烟海！这说明，禅既不可说，又必须要说。那么如何来说这不可说的禅？这就意味着，禅师们不是通过一般的、概念性的、逻辑性的东西来描绘他的思想，而是通过一则则象征、譬喻来进行呈现。
禅宗注重的是以心传心，批评拘泥于语言文字而不解实义者，是“守株待兔”。
禅宗认为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仅凭语言文字不能圆满地领悟真理，因为真理存在于用语言文字去表达之前。为了避免“口是祸门”的危险，禅师在回答学人时往往说：“叮咛损君德，无言最有功。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古尊宿语录》卷四十）
禅宗主张参活句而不要参死句。参透活句而开悟，才会有真正的受用。
3、直指人心
《圆悟录》卷十四：“达磨西来，不立文字语句，唯直指人心。若论直指，只人人本有，无明壳子里，全体应现，与从上诸圣，不移易一丝毫许。所谓天真自性，本净妙明，含吐十方，独脱根尘。”禅宗初祖达摩来到中土，用的就是“直指人心”的法门。
禅宗主张心性本净、见性成佛，主要依据就是达摩的“理入”学说。达摩的“理入”学说认为，凭借佛经的启示，深信众生都具有共同的真如本性，只是由于被客尘妄想所覆盖，不能显露，所以要通过禅修，舍妄归真，修行心如墙壁坚定不移的观法，扫除一切差别相，就可与真如本性相符。这种学说，是禅宗的理论基础。
六祖慧能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坛经》）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只要认识了这个自性，“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这就是“即身成佛”的“顿悟”思想。
4、见性成佛
见性，就是见到自己原本具有的佛性。黄檗禅师《传心法要》说：“即心是佛，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同一心体。所以达摩从西天来，唯传一法。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识取自心，见自本性，更莫别求。”达磨大师《血脉论》：“若欲见佛，须是见性，性即是佛。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禅宗认为，见到了人人本具的佛性，当下就与诸佛无异，这就是“见性成佛”。
当我们见到了本心本性，当下就可以获得觉悟。“悟”这个字，从字形上看，就是“吾的心”。“吾”就是“我”，但它不是被妄想遮蔽的那个“我”，而是不受污染的原真的“我”。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认识了这颗心，认识了本心本性，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智慧的生命，觉悟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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