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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岳良：在科学史上留下属于中国学者的理论】太空浩渺深邃，驱动其诞生、演化、膨胀的隐秘“暗”物质与能量长什么样？万物繁复多变，是否有一种统一而“简洁”的理论和模型解释所有现象？宇宙留下“时空涟漪”，如何捕捉这美妙却微弱的信息？
宇宙图景幽深、神秘，却让人如痴如醉。这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吴岳良面前的物理世界。
“宇宙充满未解之谜，吸引着我不断思考，挑战自我、探索未知。”近40年来，吴岳良“仰观宇宙之广大，俯探学问之前沿”，努力做出世界一流的物理学研究。
【大工程，探索“隐秘的美好”】
近百年来，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仍有无数的谜团尚未揭开。
其中，暗物质、暗能量被认为是21世纪现代物理学和天文学天空中的“两朵乌云”。“它们是本世纪物理学中最大的科学问题，揭开这两大谜团，将带来一场新的物理学革命。”吴岳良告诉《中国科学报》。
物质粒子是宇宙的基本构成之一。通俗来说，暗物质就是既不发射光，也不吸收和反射光的物质；暗能量即驱动宇宙运动的一种“神秘”能量，两者都不可被基于电磁波的现有技术直接观测或检测到。但事实上，逐渐累积的大量天文观测数据通过引力效应表明了大量暗物质暗能量的存在，且成为了宇宙的主要组分，约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寻找暗物质、研究暗能量的本质，将对物质、时空和宇宙的起源等基本问题有更深的认识，这也成为国际物理学和天文学界研究的热点。
10年前，吴岳良作为“暗物质、暗能量的理论研究及实验预研”首席科学家，凝聚国内相关优势力量向“两朵乌云”发起挑战。经过10年的艰苦探索，研究团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比如：在我国暗物质实验探测方面，从无到有形成了地下到空间的直接和间接暗物质探测两个大平台，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探测技术；在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解释暗物质的模型和机制，极大推动了实验的开展。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暗物质的研究力量逐渐建立并愈发强大。
“通过项目研究，促进了我国暗物质理论与实验研究的结合。暗物质暗能量是在探索未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与国外同时起步，如今也处在同样有竞争力的水平上。”吴岳良对10年来的进步感到欣慰而满意。
在科学家苦苦追寻暗物质暗能量的踪迹与奥秘之时，“引力波”被捕捉到了，这给了科学家们极大的鼓舞。
2016年，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宣布探测到了双黑洞合并事件的引力波，同年，中科院也对外披露了我国引力波空间探测计划——“太极计划”。该计划可追溯到2008年——在中科院的支持下，胡文瑞院士组织我国科学家对其论证，且在2012年由吴岳良代表中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工作组在欧空局eLISA首次联盟会议上报告该计划。
按计划，我国将在2033年前发射引力波探测卫星组，进行中低频波段引力波的直接探测。吴岳良再次挑起重担，担任“太极计划”的首席科学家。
吴岳良表示，“当前我们观察到的宇宙现象依赖于电磁相互作用，引力波是另外一种探测手段，而空间引力波探测则可以看到更广、更深的宇宙信息和天体现象，包括暗物质暗能量、宇宙早期形成与演化等。”
2019年12月25日，我国首颗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太极一号”在历经4个月严格测试和实验后，各项功能、性能指标满足研制总要求，在轨测试实验取得成功。
“这是科学院有史以来，在空间探测技术难度如此大的情况下，依然在1年之内建成并完成目标的科学卫星。我作为参与者和推动者，感到欣喜和满意。”吴岳良说，目前，太极一号在轨验证的各项技术指标超过任务预期目标，他们正积极筹备太极二号的双星实验。
但吴岳良深知，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是当前人类所掌握的精密测量和控制技术的“极限”，未来挑战巨大。
至今，在吴岳良的办公室，粘贴着一张写满密密麻麻行程的“太极一号”计划的时间表，旁边是一张有着他的签名的“军令状”。“我们希望以国际合作竞争的方式，共同突破关键技术，赶上国际水平。”吴岳良爽朗的笑声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坚定和信心。
【纯理论：追寻“大一统”的简洁美】
“理论物理只有世界第一，没有第二。”在吴岳良心中，导师周光召先生的这句话是自己科学研究路上的指路明灯。他努力创造一套属于中国学者提出的、被国际所认可的物理学新理论新概念。
历经20多年的坚持，吴岳良于2018年在揭秘爱因斯坦统一场论的研究中取得突破——创建了超统一场论。
吴岳良说，自1915年爱因斯坦创立广义相对论以来，构建一套能够统一描述自然界已知基本相互作用的理论，是所有理论物理学家所追求的梦想。爱因斯坦花费了其后半生几乎所有的时间探寻统一场论。
追寻大一统的简洁之美，也是吴岳良的梦想。
1996年，吴岳良回国后与周光召开始共同研究大一统理论。次年，他们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对所有基本力的一种可能的大统一模型》的研究论文，这是他们最初的想法。
20多年来，除却必要的行政事务，吴岳良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这些问题，“做理论物理研究有个好处，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开始工作，早上醒来、走在路上都可以思考。”吴岳良说。
吴岳良提出了超统一场论，引起国际同行广泛关注。其涉及对时空观念、几何观念和宇宙观念以及物质观念和能量观念的重新认识，将为探索终极统一理论打开一扇新窗口。
他解释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认为“引力是弯曲时空的表现”，而他要抛开弯曲时空的概念，直接在平坦时空中引入引力场作为量子场，并在这个场中将“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这4种基本相互作用进行统一的描述。
挑战与众不同的理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吴岳良看来，兴趣、热爱、坚持与不断思考，是支撑他研究不断取得突破的重要因素。
“尽管在上个世纪有国外科学家提出相关的统一理论，但我们至少有属于自己提出的既在理论上自洽又与现有实验一致且有新的理论预言的理论，但理论最终都需要经过实验来检验。”吴岳良说。
作为理论物理学家，吴岳良对理论物理有着深刻地理解。他坚信，物理一定是简单的，规律一定是简洁的。“把所有物理现象通过严密的数学逻辑推理，总结抽象成一个最具有普遍意义和规律的理论，例如众所周知的量子理论、相对论、牛顿理论等，从而可应用至各个方面。这也是中科院专门成立理论物理所的初衷和使命。”
【谢恩师：承袭先贤做一流学问】
对吴岳良来说，父亲指引他走上了理论物理之路。“父亲告诉我，要做最前沿的工作，要找最好的导师。我觉得理论物理的魅力在于探索未知，具有前沿性和很大挑战性。”这是吴岳良选择理论物理的初衷。
而在之后近40年的科研人生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是他的“领路人”。
1982年，吴岳良考入周光召门下作硕士生和博士生。他说，导师的言传身教，在自己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上，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周先生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结合，他希望为国奉献的传统在年轻人中传承。”吴岳良回忆说，“这也是从彭先生那里传承下来的，彭先生当时回国的时候就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1986年，吴岳良即将博士毕业并计划到国外开展博士后研究，周光召问他，“你将来‘翅膀硬了’，可能会面临很多选择，但一旦国家需要你做出某种选择时，你是否能服从国家需要、回来服务国家？”
吴岳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美国、德国从事科研的近10年里，他与周光召始终保持着联系。只要周光召出访到吴岳良所从事科学研究的国家，他们定会约上见面，他向吴岳良介绍国内科技的发展，而吴岳良也会向导师汇报近况和研究进展。
1996年，在周光召的召唤下，吴岳良回国从事科学研究，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与导师合作开启了超统一理论的研究工作。
在科研工作中，周光召敢于挑战权威的特点对吴岳良产生了深远影响，帮助他度过“至暗时刻”。
“理论物理研究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需要不断否定自己，最终找到一个比较肯定的答案，但否定自己容易，否定别人，尤其是权威是十分困难的。”吴岳良说。
1993年前后，吴岳良正在进行“正反粒子变换和左右宇称反演联合对称性（CP）破坏和第六个基本粒子顶夸克性质”的研究，他对顶夸克质量的理论估算与欧洲核子中心早期一个有误的实验结果不一致。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简单理论模型（包含粒子物理标准模型CP破坏机制在内的四类CP破坏源）。然而，由于这类模型被研究了二十多年，很多人认为不可能还有这么重要的理论结论没有被发现，由此，他的研究论文也“自然”被美国的顶尖期刊拒稿数次。
那时，吴岳良在作博士后，别人一年都发表几篇甚至十几篇论文，而他在那一年只写一篇文章就为了认识这个问题。“压力的确很大。”他坦承。
吴岳良想到导师在面对权威质疑时不迷信、独立思考的经历和教导，下定决心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调研了过去所有的相关研究，并撰写了近80页的长文来证明模型的自洽性，最后的研究结果连续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快报》上，该模型后来被国际同行专家称为模型Ⅲ2HDM。
此外，周光召善于从事物的第一性考虑复杂问题的思考方式、对科研的执着等也使得吴岳良获益良多。导师的精神与理念，吴岳良将其传承至他的后辈学生之中。
【育人才：做真正原创的研究】
对于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周宇峰来说，导师吴岳良教会他最多的便是独立思考能力。1999年他考入理论物理所，成为吴岳良的博士研究生。
“在做博士期间，吴老师就特别强调独立思考能力，在对某个问题进行大量的调研后，形成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有高度的原创性工作。”周宇峰告诉《中国科学报》，吴老师不轻易盲从他人、甘做“冷板凳”的精神让自己受益匪浅。
如今，周宇峰也不断挑战难题、新题，与导师亦师亦友，协同合作。他已成为暗物质理论、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等方向的专家，提出了数个具有原创性的相互作用机制、计算方法和暗物质理论模型。
而刘金岩走了一条与师兄师姐不同的发展之路。2010年，她成为吴岳良门下粒子物理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她告诉《中国科学报》，周光召先生曾提出，中国理论物理学应有自己史学研究，不能断代，导师吴岳良将此愿望记在了心里。
在刘金岩即将博士毕业时，导师问她是否对物理学史感兴趣，因得知自然科学史所非常希望有理论物理背景，特别是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方面基础的青年人才加入，而喜欢历史的她回答“非常愿意”。在吴岳良的建议下，刘金岩进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投身至中国物理学史的研究。
“受过粒子物理学专业训练，也使我在历史研究中更加得心应手。”刘金岩说。
当前，国际物理学研究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到了不应再跟踪，而是做真正原始创新工作的时候了。”吴岳良说。
但他同时也深感，当前由于涉及高能量和高强度及高精度的大型前沿实验进展放慢，理论物理发展也相对变得缓慢，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给我国理论物理学家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和研究并做出原创性科研成果的机遇。而国内的科研环境并不太利于基础研究，尤其像理论物理这样的纯基础研究，需要改革科研评价体制、营造开放交流的氛围，以及长期稳定的支持，让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有兴趣、热爱，驱动其做原创研究。
“不得不承认，科学史上留下来的经典理论大多由国外科学家发现创立的。我们要成为科技强国，必须要培养年轻人才，做出能在科学史上留得下来的中国科学家创立的理论，为世界科学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吴岳良坚定地说。https://t.cn/A64G2Npm
宇宙图景幽深、神秘，却让人如痴如醉。这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吴岳良面前的物理世界。
“宇宙充满未解之谜，吸引着我不断思考，挑战自我、探索未知。”近40年来，吴岳良“仰观宇宙之广大，俯探学问之前沿”，努力做出世界一流的物理学研究。
【大工程，探索“隐秘的美好”】
近百年来，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仍有无数的谜团尚未揭开。
其中，暗物质、暗能量被认为是21世纪现代物理学和天文学天空中的“两朵乌云”。“它们是本世纪物理学中最大的科学问题，揭开这两大谜团，将带来一场新的物理学革命。”吴岳良告诉《中国科学报》。
物质粒子是宇宙的基本构成之一。通俗来说，暗物质就是既不发射光，也不吸收和反射光的物质；暗能量即驱动宇宙运动的一种“神秘”能量，两者都不可被基于电磁波的现有技术直接观测或检测到。但事实上，逐渐累积的大量天文观测数据通过引力效应表明了大量暗物质暗能量的存在，且成为了宇宙的主要组分，约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寻找暗物质、研究暗能量的本质，将对物质、时空和宇宙的起源等基本问题有更深的认识，这也成为国际物理学和天文学界研究的热点。
10年前，吴岳良作为“暗物质、暗能量的理论研究及实验预研”首席科学家，凝聚国内相关优势力量向“两朵乌云”发起挑战。经过10年的艰苦探索，研究团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比如：在我国暗物质实验探测方面，从无到有形成了地下到空间的直接和间接暗物质探测两个大平台，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探测技术；在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解释暗物质的模型和机制，极大推动了实验的开展。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暗物质的研究力量逐渐建立并愈发强大。
“通过项目研究，促进了我国暗物质理论与实验研究的结合。暗物质暗能量是在探索未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与国外同时起步，如今也处在同样有竞争力的水平上。”吴岳良对10年来的进步感到欣慰而满意。
在科学家苦苦追寻暗物质暗能量的踪迹与奥秘之时，“引力波”被捕捉到了，这给了科学家们极大的鼓舞。
2016年，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宣布探测到了双黑洞合并事件的引力波，同年，中科院也对外披露了我国引力波空间探测计划——“太极计划”。该计划可追溯到2008年——在中科院的支持下，胡文瑞院士组织我国科学家对其论证，且在2012年由吴岳良代表中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工作组在欧空局eLISA首次联盟会议上报告该计划。
按计划，我国将在2033年前发射引力波探测卫星组，进行中低频波段引力波的直接探测。吴岳良再次挑起重担，担任“太极计划”的首席科学家。
吴岳良表示，“当前我们观察到的宇宙现象依赖于电磁相互作用，引力波是另外一种探测手段，而空间引力波探测则可以看到更广、更深的宇宙信息和天体现象，包括暗物质暗能量、宇宙早期形成与演化等。”
2019年12月25日，我国首颗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太极一号”在历经4个月严格测试和实验后，各项功能、性能指标满足研制总要求，在轨测试实验取得成功。
“这是科学院有史以来，在空间探测技术难度如此大的情况下，依然在1年之内建成并完成目标的科学卫星。我作为参与者和推动者，感到欣喜和满意。”吴岳良说，目前，太极一号在轨验证的各项技术指标超过任务预期目标，他们正积极筹备太极二号的双星实验。
但吴岳良深知，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是当前人类所掌握的精密测量和控制技术的“极限”，未来挑战巨大。
至今，在吴岳良的办公室，粘贴着一张写满密密麻麻行程的“太极一号”计划的时间表，旁边是一张有着他的签名的“军令状”。“我们希望以国际合作竞争的方式，共同突破关键技术，赶上国际水平。”吴岳良爽朗的笑声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坚定和信心。
【纯理论：追寻“大一统”的简洁美】
“理论物理只有世界第一，没有第二。”在吴岳良心中，导师周光召先生的这句话是自己科学研究路上的指路明灯。他努力创造一套属于中国学者提出的、被国际所认可的物理学新理论新概念。
历经20多年的坚持，吴岳良于2018年在揭秘爱因斯坦统一场论的研究中取得突破——创建了超统一场论。
吴岳良说，自1915年爱因斯坦创立广义相对论以来，构建一套能够统一描述自然界已知基本相互作用的理论，是所有理论物理学家所追求的梦想。爱因斯坦花费了其后半生几乎所有的时间探寻统一场论。
追寻大一统的简洁之美，也是吴岳良的梦想。
1996年，吴岳良回国后与周光召开始共同研究大一统理论。次年，他们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对所有基本力的一种可能的大统一模型》的研究论文，这是他们最初的想法。
20多年来，除却必要的行政事务，吴岳良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这些问题，“做理论物理研究有个好处，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开始工作，早上醒来、走在路上都可以思考。”吴岳良说。
吴岳良提出了超统一场论，引起国际同行广泛关注。其涉及对时空观念、几何观念和宇宙观念以及物质观念和能量观念的重新认识，将为探索终极统一理论打开一扇新窗口。
他解释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认为“引力是弯曲时空的表现”，而他要抛开弯曲时空的概念，直接在平坦时空中引入引力场作为量子场，并在这个场中将“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这4种基本相互作用进行统一的描述。
挑战与众不同的理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吴岳良看来，兴趣、热爱、坚持与不断思考，是支撑他研究不断取得突破的重要因素。
“尽管在上个世纪有国外科学家提出相关的统一理论，但我们至少有属于自己提出的既在理论上自洽又与现有实验一致且有新的理论预言的理论，但理论最终都需要经过实验来检验。”吴岳良说。
作为理论物理学家，吴岳良对理论物理有着深刻地理解。他坚信，物理一定是简单的，规律一定是简洁的。“把所有物理现象通过严密的数学逻辑推理，总结抽象成一个最具有普遍意义和规律的理论，例如众所周知的量子理论、相对论、牛顿理论等，从而可应用至各个方面。这也是中科院专门成立理论物理所的初衷和使命。”
【谢恩师：承袭先贤做一流学问】
对吴岳良来说，父亲指引他走上了理论物理之路。“父亲告诉我，要做最前沿的工作，要找最好的导师。我觉得理论物理的魅力在于探索未知，具有前沿性和很大挑战性。”这是吴岳良选择理论物理的初衷。
而在之后近40年的科研人生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是他的“领路人”。
1982年，吴岳良考入周光召门下作硕士生和博士生。他说，导师的言传身教，在自己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上，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周先生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结合，他希望为国奉献的传统在年轻人中传承。”吴岳良回忆说，“这也是从彭先生那里传承下来的，彭先生当时回国的时候就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1986年，吴岳良即将博士毕业并计划到国外开展博士后研究，周光召问他，“你将来‘翅膀硬了’，可能会面临很多选择，但一旦国家需要你做出某种选择时，你是否能服从国家需要、回来服务国家？”
吴岳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美国、德国从事科研的近10年里，他与周光召始终保持着联系。只要周光召出访到吴岳良所从事科学研究的国家，他们定会约上见面，他向吴岳良介绍国内科技的发展，而吴岳良也会向导师汇报近况和研究进展。
1996年，在周光召的召唤下，吴岳良回国从事科学研究，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与导师合作开启了超统一理论的研究工作。
在科研工作中，周光召敢于挑战权威的特点对吴岳良产生了深远影响，帮助他度过“至暗时刻”。
“理论物理研究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需要不断否定自己，最终找到一个比较肯定的答案，但否定自己容易，否定别人，尤其是权威是十分困难的。”吴岳良说。
1993年前后，吴岳良正在进行“正反粒子变换和左右宇称反演联合对称性（CP）破坏和第六个基本粒子顶夸克性质”的研究，他对顶夸克质量的理论估算与欧洲核子中心早期一个有误的实验结果不一致。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简单理论模型（包含粒子物理标准模型CP破坏机制在内的四类CP破坏源）。然而，由于这类模型被研究了二十多年，很多人认为不可能还有这么重要的理论结论没有被发现，由此，他的研究论文也“自然”被美国的顶尖期刊拒稿数次。
那时，吴岳良在作博士后，别人一年都发表几篇甚至十几篇论文，而他在那一年只写一篇文章就为了认识这个问题。“压力的确很大。”他坦承。
吴岳良想到导师在面对权威质疑时不迷信、独立思考的经历和教导，下定决心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调研了过去所有的相关研究，并撰写了近80页的长文来证明模型的自洽性，最后的研究结果连续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快报》上，该模型后来被国际同行专家称为模型Ⅲ2HDM。
此外，周光召善于从事物的第一性考虑复杂问题的思考方式、对科研的执着等也使得吴岳良获益良多。导师的精神与理念，吴岳良将其传承至他的后辈学生之中。
【育人才：做真正原创的研究】
对于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周宇峰来说，导师吴岳良教会他最多的便是独立思考能力。1999年他考入理论物理所，成为吴岳良的博士研究生。
“在做博士期间，吴老师就特别强调独立思考能力，在对某个问题进行大量的调研后，形成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有高度的原创性工作。”周宇峰告诉《中国科学报》，吴老师不轻易盲从他人、甘做“冷板凳”的精神让自己受益匪浅。
如今，周宇峰也不断挑战难题、新题，与导师亦师亦友，协同合作。他已成为暗物质理论、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等方向的专家，提出了数个具有原创性的相互作用机制、计算方法和暗物质理论模型。
而刘金岩走了一条与师兄师姐不同的发展之路。2010年，她成为吴岳良门下粒子物理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她告诉《中国科学报》，周光召先生曾提出，中国理论物理学应有自己史学研究，不能断代，导师吴岳良将此愿望记在了心里。
在刘金岩即将博士毕业时，导师问她是否对物理学史感兴趣，因得知自然科学史所非常希望有理论物理背景，特别是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方面基础的青年人才加入，而喜欢历史的她回答“非常愿意”。在吴岳良的建议下，刘金岩进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投身至中国物理学史的研究。
“受过粒子物理学专业训练，也使我在历史研究中更加得心应手。”刘金岩说。
当前，国际物理学研究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到了不应再跟踪，而是做真正原始创新工作的时候了。”吴岳良说。
但他同时也深感，当前由于涉及高能量和高强度及高精度的大型前沿实验进展放慢，理论物理发展也相对变得缓慢，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给我国理论物理学家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和研究并做出原创性科研成果的机遇。而国内的科研环境并不太利于基础研究，尤其像理论物理这样的纯基础研究，需要改革科研评价体制、营造开放交流的氛围，以及长期稳定的支持，让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有兴趣、热爱，驱动其做原创研究。
“不得不承认，科学史上留下来的经典理论大多由国外科学家发现创立的。我们要成为科技强国，必须要培养年轻人才，做出能在科学史上留得下来的中国科学家创立的理论，为世界科学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吴岳良坚定地说。https://t.cn/A64G2Npm
#聚焦北京疫情防控# 【三进新发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发现了什么？】6月17日晚上8时许，一辆中巴车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迎新街100号的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南区紧急启动。中国疾控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病毒病所党委书记武桂珍领着一队人行色匆匆赶到车上，奔赴此次疫情的集中暴发地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这已是病毒病所第三次进入新发地开展病毒溯源工作。
6月11日，北京在连续57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后，再次出现本地病例。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究竟来自何方，受到各方关注。三进新发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发现了什么？病毒溯源工作有何最新进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记者采访了病毒病所相关专家。
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检出不少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标本
6月14日和15日、17日，病毒病所专家先后3次进入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据了解，第一次病毒病所专家一共采了200多份样本，其中检出了不少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样本。第二次，他们顺藤摸瓜，在其他区域又采集了200多份样本，其中又有不少是阳性的。第三次，专门对市场上水、鱼养殖保存水、水渠、地下水等水体系统进行了科学采集和检测，同时还采集了空气样本以确定气溶胶传播风险，目前样本正在检测中。
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采集到这么多阳性样本？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少人此前在武汉参加过溯源工作，还是有一定经验的。”作为在武汉的溯源组组长，病毒病所所长助理、国家流感中心副主任刘军研究员解释说：“病毒是怎么来的，目前有这样一些推测：被污染的海产品或肉食品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或者感染者进入市场造成了传播。针对这两种可能的来源，我们推测了病毒可能会污染的一些环境位置，以及物品食品等等。比如我们首先对鱼虾等冻品以及可能大量接触这些冻品的砧板、柜台、案板进行了检测，它们被病毒污染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另外我们也想到，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在市场里边排毒后，可能会污染哪些地方？比如他打一个喷嚏会不会打到墙面或冰箱的表面，会不会污染地面，是否会污染周围的鱼缸和水沟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取样的。”
“另一方面，我们检测到这么多阳性样本也说明整个环境被病毒污染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据武桂珍研究员透露，第一次进入新发地，他们在地下一层的海鲜店检出了一些阳性样本，包括一整条三文鱼的口腔拭子，以及旁边的水沟；第二次，在离水产交易市场两公里以外的地方，同样采集到了阳性样本。
“在病毒溯源工作中，对环境样本的采样检测非常关键。”刘军所说的环境，包括鱼虾贝壳、养鱼的水、冰箱里的冻品等等。“不同的阳性样本，指向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指向环境以及它内部的动物或物品本身是传染源，也可能指向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是传染源。比如，如果我们在没有开封的冻品里发现了阳性样本，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病毒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的可能性；而如果冻品是开封之后的，这就表明这些冻品可能此前已经被人接触过了，那么得出的结论就不太一样了。”刘军说。
目前，病毒病所对几十份阳性标本的全基因测序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之中。
海鲜市场湿冷封闭容易导致病毒急速扩散
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发生以来，目前北京市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百例，达到158例。为什么疫情会在批发市场集中暴发，并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病例？
作为病毒病所赴武汉开展病毒溯源工作的溯源组组长，刘军此前先后20次进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此次又3次进入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两个市场我都进去过，因为是海鲜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环境比较湿冷。而微生物包括病毒它就是怕热不怕冷，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存活很久。而且这里不光是湿冷，它们还封闭，通风状况不好，这也会对病毒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一个新冠病毒感染者打了一个喷嚏，它很难扩散出去，飞沫可能会沉降到地面，经过冲水扫地后污染其他地方。”刘军说。
“所以通风且干燥的环境对于病毒的传播是不利的，而湿冷且封闭的环境则相对容易导致病毒的急速扩散。”刘军总结说。
海鲜市场的湿冷封闭，有利于病毒的存活与扩散，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短时间内会在这里出现大量病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海鲜市场本身就是病毒的源头。
“病毒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以及疫情为什么在海鲜市场集中暴发，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因为病毒在海鲜市场集中暴发，就下结论说病毒一定源自这里。”刘军说。
“过去我们在做病毒溯源时一直在寻找中间宿主，现在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下，病毒到底是不是来自于野生动物。”武桂珍介绍说：“这次疫情在北京反弹，也是在批发市场集中暴发，但不同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北京出现野生动物导致疫情的可能性很小。这就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是不是有可能源头就是一个感染者或者被污染的食品，而海鲜市场的环境给它造就了快速传播的机会。”武桂珍说。
刘军也认为，新发地的病毒，有可能是被污染的海产品或肉食品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也有可能是进入市场的感染者造成了传播。“不同的可能性都有，但这次疫情来源于野生动物的可能性很小。”
新发地检出的新冠病毒比欧洲现在流行的病毒要老
6月16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一次公开发言中推测称：“（新冠病毒）会在一些阴暗潮湿、比较污染、不好的环境潜伏下来，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潜伏下来以后，在一定时间内再突然暴露给好多人。北京这次很可能不是6月初、5月底才出现的病人，很可能要提前推一个月，这里面已经有好多无症状感染或者轻型病人，才使得环境里能有那么多的病毒。”
“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环境中检出大范围的阳性标本，确实给我们一些提示：这个病毒已经进来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说只是很短的时间，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污染范围。当然，这也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证实。”病毒病所所长助理张勇说。
确定病毒流行时间的早晚，目前主要采取的是基因组流行病学的方法。“首先对病毒的全基因组进行测序，测序后运用生物信息学的分析方法，把不同的病毒放在一起，看哪个病毒突变的更多，变化更多的一般是进化更新后的病毒，突变少的更接近原始的病毒，它流行的时间也就更早，年龄也就更老。当然，这都是些通俗的说法。此外还有一些具体的算法是通过数学模型来推算。”刘军介绍说。
“从基因组流行病学的初步研究结果看，这个病毒是从欧洲来的，但是它跟欧洲当下流行的病毒又有一定差别，它比现在欧洲流行的病毒要老。”至于病毒究竟是怎么进来的？张勇分析说：“这其中涉及到好几种可能性。比如病毒潜伏在了进口的冷冻食品当中，在从境外到境内的整个存储、运输的期间，病毒由于被冷冻没有发生进化，所以它不会发生变异；也有可能病毒是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等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潜伏下来，没有被消毒、灭菌，在一定时间内突然暴露感染人，导致进化速度变慢，最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毒株更接近于欧洲老病毒。”
虽然病毒的传播路径还有待更多的证据来证实或证伪，但基因组流行病学初步得出的这一推测，或许能够为综合运用流行病学调查、大数据技术等揭开新发地的病毒源头之谜提供有益的思路。“流调和大数据可能会发现病例之间的关联，有时候却无法判断他们之间到底是谁传染了谁。通过实验室的检测和基因序列分析，我们能够得知它们之间的传播路径。而当我们推测出病毒之间可能存在的传播关系，也能够进一步通过流调等方法去寻找相应的证据。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资助下，病毒病所正在牵头在全国筹建基于病毒全基因组的病毒网络化监测和溯源技术体系，以应对病毒溯源这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病毒病预防控制的重大问题。”张勇说。
一种在欧洲流行的老病毒，究竟是如何被带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科学家们还在日夜兼程地不懈探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荆培轩 孙嘉玮报道）链接: https://t.cn/A6L6jy9t
6月11日，北京在连续57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后，再次出现本地病例。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究竟来自何方，受到各方关注。三进新发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发现了什么？病毒溯源工作有何最新进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记者采访了病毒病所相关专家。
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检出不少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标本
6月14日和15日、17日，病毒病所专家先后3次进入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据了解，第一次病毒病所专家一共采了200多份样本，其中检出了不少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样本。第二次，他们顺藤摸瓜，在其他区域又采集了200多份样本，其中又有不少是阳性的。第三次，专门对市场上水、鱼养殖保存水、水渠、地下水等水体系统进行了科学采集和检测，同时还采集了空气样本以确定气溶胶传播风险，目前样本正在检测中。
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采集到这么多阳性样本？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少人此前在武汉参加过溯源工作，还是有一定经验的。”作为在武汉的溯源组组长，病毒病所所长助理、国家流感中心副主任刘军研究员解释说：“病毒是怎么来的，目前有这样一些推测：被污染的海产品或肉食品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或者感染者进入市场造成了传播。针对这两种可能的来源，我们推测了病毒可能会污染的一些环境位置，以及物品食品等等。比如我们首先对鱼虾等冻品以及可能大量接触这些冻品的砧板、柜台、案板进行了检测，它们被病毒污染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另外我们也想到，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在市场里边排毒后，可能会污染哪些地方？比如他打一个喷嚏会不会打到墙面或冰箱的表面，会不会污染地面，是否会污染周围的鱼缸和水沟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取样的。”
“另一方面，我们检测到这么多阳性样本也说明整个环境被病毒污染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据武桂珍研究员透露，第一次进入新发地，他们在地下一层的海鲜店检出了一些阳性样本，包括一整条三文鱼的口腔拭子，以及旁边的水沟；第二次，在离水产交易市场两公里以外的地方，同样采集到了阳性样本。
“在病毒溯源工作中，对环境样本的采样检测非常关键。”刘军所说的环境，包括鱼虾贝壳、养鱼的水、冰箱里的冻品等等。“不同的阳性样本，指向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指向环境以及它内部的动物或物品本身是传染源，也可能指向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是传染源。比如，如果我们在没有开封的冻品里发现了阳性样本，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病毒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的可能性；而如果冻品是开封之后的，这就表明这些冻品可能此前已经被人接触过了，那么得出的结论就不太一样了。”刘军说。
目前，病毒病所对几十份阳性标本的全基因测序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之中。
海鲜市场湿冷封闭容易导致病毒急速扩散
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发生以来，目前北京市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百例，达到158例。为什么疫情会在批发市场集中暴发，并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病例？
作为病毒病所赴武汉开展病毒溯源工作的溯源组组长，刘军此前先后20次进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此次又3次进入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两个市场我都进去过，因为是海鲜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环境比较湿冷。而微生物包括病毒它就是怕热不怕冷，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存活很久。而且这里不光是湿冷，它们还封闭，通风状况不好，这也会对病毒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一个新冠病毒感染者打了一个喷嚏，它很难扩散出去，飞沫可能会沉降到地面，经过冲水扫地后污染其他地方。”刘军说。
“所以通风且干燥的环境对于病毒的传播是不利的，而湿冷且封闭的环境则相对容易导致病毒的急速扩散。”刘军总结说。
海鲜市场的湿冷封闭，有利于病毒的存活与扩散，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短时间内会在这里出现大量病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海鲜市场本身就是病毒的源头。
“病毒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以及疫情为什么在海鲜市场集中暴发，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因为病毒在海鲜市场集中暴发，就下结论说病毒一定源自这里。”刘军说。
“过去我们在做病毒溯源时一直在寻找中间宿主，现在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下，病毒到底是不是来自于野生动物。”武桂珍介绍说：“这次疫情在北京反弹，也是在批发市场集中暴发，但不同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北京出现野生动物导致疫情的可能性很小。这就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是不是有可能源头就是一个感染者或者被污染的食品，而海鲜市场的环境给它造就了快速传播的机会。”武桂珍说。
刘军也认为，新发地的病毒，有可能是被污染的海产品或肉食品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也有可能是进入市场的感染者造成了传播。“不同的可能性都有，但这次疫情来源于野生动物的可能性很小。”
新发地检出的新冠病毒比欧洲现在流行的病毒要老
6月16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一次公开发言中推测称：“（新冠病毒）会在一些阴暗潮湿、比较污染、不好的环境潜伏下来，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潜伏下来以后，在一定时间内再突然暴露给好多人。北京这次很可能不是6月初、5月底才出现的病人，很可能要提前推一个月，这里面已经有好多无症状感染或者轻型病人，才使得环境里能有那么多的病毒。”
“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环境中检出大范围的阳性标本，确实给我们一些提示：这个病毒已经进来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说只是很短的时间，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污染范围。当然，这也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证实。”病毒病所所长助理张勇说。
确定病毒流行时间的早晚，目前主要采取的是基因组流行病学的方法。“首先对病毒的全基因组进行测序，测序后运用生物信息学的分析方法，把不同的病毒放在一起，看哪个病毒突变的更多，变化更多的一般是进化更新后的病毒，突变少的更接近原始的病毒，它流行的时间也就更早，年龄也就更老。当然，这都是些通俗的说法。此外还有一些具体的算法是通过数学模型来推算。”刘军介绍说。
“从基因组流行病学的初步研究结果看，这个病毒是从欧洲来的，但是它跟欧洲当下流行的病毒又有一定差别，它比现在欧洲流行的病毒要老。”至于病毒究竟是怎么进来的？张勇分析说：“这其中涉及到好几种可能性。比如病毒潜伏在了进口的冷冻食品当中，在从境外到境内的整个存储、运输的期间，病毒由于被冷冻没有发生进化，所以它不会发生变异；也有可能病毒是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等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潜伏下来，没有被消毒、灭菌，在一定时间内突然暴露感染人，导致进化速度变慢，最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毒株更接近于欧洲老病毒。”
虽然病毒的传播路径还有待更多的证据来证实或证伪，但基因组流行病学初步得出的这一推测，或许能够为综合运用流行病学调查、大数据技术等揭开新发地的病毒源头之谜提供有益的思路。“流调和大数据可能会发现病例之间的关联，有时候却无法判断他们之间到底是谁传染了谁。通过实验室的检测和基因序列分析，我们能够得知它们之间的传播路径。而当我们推测出病毒之间可能存在的传播关系，也能够进一步通过流调等方法去寻找相应的证据。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资助下，病毒病所正在牵头在全国筹建基于病毒全基因组的病毒网络化监测和溯源技术体系，以应对病毒溯源这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病毒病预防控制的重大问题。”张勇说。
一种在欧洲流行的老病毒，究竟是如何被带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科学家们还在日夜兼程地不懈探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荆培轩 孙嘉玮报道）链接: https://t.cn/A6L6jy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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