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伴兴冲冲赶到上海看孙子，原打算住上十天八天的，一家人好好团聚，结果被儿子、儿媳气得第二天就打道回府了。我感觉到儿子是个白眼狼，儿媳更没教养，今后再也不想去上海看望他们了。
我今年61岁，老伴66岁，1991年生得一个儿子。原来儿子是我心中的骄傲，从小到大都十分优秀，成绩一路名列前茅，没少给我们争得脸面，让我们在别人面前感受光彩。
儿子2012年以优秀成绩考上复旦大学，2016年大学毕业后，被一家外资公司看中，招揽麾下，并以高层次人才的身份成功落户上海市。工作后，很快找了个上海本地姑娘谈起了恋爱，并在两年后步入婚姻的殿堂，去年生了孙子。可以说从上学到就业再到找对象，儿子基本没让我们操多少心。
唯一一次我们帮儿子出钱的，就是儿子结婚时买房，我们俩口子在小县城上班，送孩子读书花费不少，没多少积蓄，没帮上多少忙。但我们砸锅卖铁也就凑了10多万元给儿子，亲家哪头出60万，出得多些，儿子才顺利买了一套90平方新房，在上海有了一个家。对此我们心中一直有所愧疚，也感谢亲家的付出，没有他们，就没有儿子一家的幸福。
不过令我们老两口有所失望的是，自从儿子在上海安家落户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一打电话不是说忙，走不开，或者就是改天一定回去，至今不知道这个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偶尔心血来潮回去一趟，也不带老婆孩子，而是单身一人快去快回，后来变成连逢年过节都不回去，选择在上海和岳父母一起生活。
我和老伴感觉跟儿子情感疏离了很多。儿子都3年没有回家了，我们体谅儿子工作忙，想念孙子想看看孙子。
于是我与老伴商量，到上海看望儿子儿媳及孙子，去儿子家住几天。既然你们说忙不回来，那咱们就主动去。
于是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说出了想去过几天的想法，儿子也说欢迎我们过去。然后我们精心准备了一番，就坐上了开往上海的高铁。一路上我与老伴还谈论儿子、儿媳会如何盛情接待自己，带我们体验上海大城市的繁华。
然而事实结果却超出我们的设想。尽管儿子在车站接我们的时候，儿子已经说媳妇脾气古怪，让我们多担待迁就，可儿媳的无理程度还是让我们难以接受，怎么就成了吃软饭一样，那么听媳妇的话，没有一点原则和底线呢?
从我们来上海的第一天，儿媳妇没有笑脸，也不热情，反而流露出很不欢迎的态度，对他们精挑细选带来的土特产，不屑一顾，提着就给扔进了储物间，更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让我老两口原本期待的心瞬间变得有些不知所然。
儿媳妇把她父母也叫过来陪我们。以为是亲家，有缘份好相处，可不是这么回事。亲家他们的言行举止，处处洋溢着一种大城市人的优越感，更多的像在向我们宣誓主权一样，完全把我们当乡下农民。
更难受的是，儿媳妇不让我们接触孙子。虽然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看望年幼的孙子。但儿媳不让我们抱抱孙子，借口是孩子太小，抵抗力弱，万一感染点什么，后悔都来不及。我们望向儿子，儿子故意躲避我们目光，竟然作不了主一样。
吃饭时，儿媳说的好听，给我们单独准备了一套新的餐具，而儿媳父母与他们俩使用的餐具一样，毫无分别。看似对我们的关心，却区别对待，我们就是外来人口。我们边吃饭边难过，内心有股强烈的屈辱感，儿媳摆明了嫌弃满满。
更可气的是晚上住宿，儿媳把她父母留下，却让我们公婆住宾馆，理由是她父母跟孩子更熟悉，孩子离不开他们。唉，我们不受待见。
我对这趟上海之行感到彻底失望，儿媳亲家都好象不欢迎我们，那咱们老俩口也不用厚着脸皮继续住，于是第二天天亮我与老伴就打点行装，离开了上海，本来计划至少一个星期的行程，第二就回到了我们的小县城。
虽然短暂的一天，却让我们领教了儿媳的无礼和羞辱，亲家的傲慢和儿子的软弱自私。
而儿子的软弱更是助长儿媳的不良品行，不把我们公婆的尊严和情感放在心上，可以随心所欲。但凡儿子有点骨气，儿媳也不会这么嚣张跋扈，任性妄为。说到底，儿子是接受了娘家人的好处，思想和行为都受到了媳妇及岳父岳母影响和改变。
这种改变，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痛失儿子的感觉。但是这样的儿子儿媳，我与老伴商量，以后再也不想去上海看望他们了，除非他们自己懂得回来，心里还有父母存在。
（文/网友）
我今年61岁，老伴66岁，1991年生得一个儿子。原来儿子是我心中的骄傲，从小到大都十分优秀，成绩一路名列前茅，没少给我们争得脸面，让我们在别人面前感受光彩。
儿子2012年以优秀成绩考上复旦大学，2016年大学毕业后，被一家外资公司看中，招揽麾下，并以高层次人才的身份成功落户上海市。工作后，很快找了个上海本地姑娘谈起了恋爱，并在两年后步入婚姻的殿堂，去年生了孙子。可以说从上学到就业再到找对象，儿子基本没让我们操多少心。
唯一一次我们帮儿子出钱的，就是儿子结婚时买房，我们俩口子在小县城上班，送孩子读书花费不少，没多少积蓄，没帮上多少忙。但我们砸锅卖铁也就凑了10多万元给儿子，亲家哪头出60万，出得多些，儿子才顺利买了一套90平方新房，在上海有了一个家。对此我们心中一直有所愧疚，也感谢亲家的付出，没有他们，就没有儿子一家的幸福。
不过令我们老两口有所失望的是，自从儿子在上海安家落户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一打电话不是说忙，走不开，或者就是改天一定回去，至今不知道这个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偶尔心血来潮回去一趟，也不带老婆孩子，而是单身一人快去快回，后来变成连逢年过节都不回去，选择在上海和岳父母一起生活。
我和老伴感觉跟儿子情感疏离了很多。儿子都3年没有回家了，我们体谅儿子工作忙，想念孙子想看看孙子。
于是我与老伴商量，到上海看望儿子儿媳及孙子，去儿子家住几天。既然你们说忙不回来，那咱们就主动去。
于是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说出了想去过几天的想法，儿子也说欢迎我们过去。然后我们精心准备了一番，就坐上了开往上海的高铁。一路上我与老伴还谈论儿子、儿媳会如何盛情接待自己，带我们体验上海大城市的繁华。
然而事实结果却超出我们的设想。尽管儿子在车站接我们的时候，儿子已经说媳妇脾气古怪，让我们多担待迁就，可儿媳的无理程度还是让我们难以接受，怎么就成了吃软饭一样，那么听媳妇的话，没有一点原则和底线呢?
从我们来上海的第一天，儿媳妇没有笑脸，也不热情，反而流露出很不欢迎的态度，对他们精挑细选带来的土特产，不屑一顾，提着就给扔进了储物间，更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让我老两口原本期待的心瞬间变得有些不知所然。
儿媳妇把她父母也叫过来陪我们。以为是亲家，有缘份好相处，可不是这么回事。亲家他们的言行举止，处处洋溢着一种大城市人的优越感，更多的像在向我们宣誓主权一样，完全把我们当乡下农民。
更难受的是，儿媳妇不让我们接触孙子。虽然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看望年幼的孙子。但儿媳不让我们抱抱孙子，借口是孩子太小，抵抗力弱，万一感染点什么，后悔都来不及。我们望向儿子，儿子故意躲避我们目光，竟然作不了主一样。
吃饭时，儿媳说的好听，给我们单独准备了一套新的餐具，而儿媳父母与他们俩使用的餐具一样，毫无分别。看似对我们的关心，却区别对待，我们就是外来人口。我们边吃饭边难过，内心有股强烈的屈辱感，儿媳摆明了嫌弃满满。
更可气的是晚上住宿，儿媳把她父母留下，却让我们公婆住宾馆，理由是她父母跟孩子更熟悉，孩子离不开他们。唉，我们不受待见。
我对这趟上海之行感到彻底失望，儿媳亲家都好象不欢迎我们，那咱们老俩口也不用厚着脸皮继续住，于是第二天天亮我与老伴就打点行装，离开了上海，本来计划至少一个星期的行程，第二就回到了我们的小县城。
虽然短暂的一天，却让我们领教了儿媳的无礼和羞辱，亲家的傲慢和儿子的软弱自私。
而儿子的软弱更是助长儿媳的不良品行，不把我们公婆的尊严和情感放在心上，可以随心所欲。但凡儿子有点骨气，儿媳也不会这么嚣张跋扈，任性妄为。说到底，儿子是接受了娘家人的好处，思想和行为都受到了媳妇及岳父岳母影响和改变。
这种改变，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痛失儿子的感觉。但是这样的儿子儿媳，我与老伴商量，以后再也不想去上海看望他们了，除非他们自己懂得回来，心里还有父母存在。
（文/网友）
之前和朋友聊她女儿的高考志愿，我们都认为本科城市的影响可能大过专业和学校，还是要选京沪的院校。听了这段播客前三分钟，立刻想法变成是，北京还是算了，学生都自我驯化成这样了，尤其那位男同学，才19年本科，浓度过高的学生会干部味道扑面而来，而且对北京以外的城市发生的事情带着的那种傲慢，真的只能用好笑来形容。
https://t.cn/A6czkfQl
礼下庶人
“礼”究竟该不该下庶人？私以为，应该。但应注重“如何下之”，即“下”的方式。
以先秦王公贵族之“礼”为例。先秦王公贵族见面时，往往不能直接问候，而是必须通过三四个人的间接传话。比如，王公甲带了三个随从见到了带了四个仆人贵族乙，说了句“吃了么？”，这时候甲的随从便会依次传话，“吃了么？”、“吃了么？”、“吃了么？”；等甲的三个随从说完之后，贵族乙才回答，“吃了”，然后乙的仆人再依次道，“吃了”、“吃了”、“吃了”、“吃了”。
再比如，在酒局上，越是身份尊贵的主人，越是须要向每一个来敬酒的人跪一次；也就是说，如果有一百个人来敬酒，主人便必须跪一百次。当然，先秦的人都席地而坐，枕在自己的腿上，跪的时候也就抬起屁股，身体匍匐向前而已。
再比如，那时候身份越高，走路的步子就得越小，最后是身份最高的人，就只能半个脚印半个脚印的走。这里面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王公贵族身上一般都配挂玉，身份越高配挂越多越重；而且，如果步子迈得太大，玉之间碰触出来的声音便会越杂越乱，越不悦耳，也就越不“合礼”。
到这里，不难看出，至少在先秦时期，“礼”是非常繁杂甚至有些不合人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礼不下庶人”，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反而是少了许多束缚，相对来说更加自由。可是，话说回来，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礼”开始逐步“下”到了庶人的呢？
答案是从安史之乱开始。因为自从安史之乱后，社会尤其是基层便愈加动荡不安，所以为了稳定基层，当时的士大夫就慢慢地将原本专属于王公贵族的“礼”，一点点下放到基层。比如，唐朝之前，平民百姓是没有也不允许建立和拜祠堂的；到了宋朝，从范仲淹首创开始，又才有了族田；而基本到了明朝，几乎每一个平民百姓族里才修起了自己的族谱。明太祖更是把许多平民百姓之“礼”，写进了法律，比如拜社坛，即现在许多地方的“社坛公”、“社公”或者“社头”和“社头伯公”。所以可以说，到了明清两代，“礼”才算真正大范围地下到了“庶人”，即所谓“礼仪下乡”。
不过，“礼仪下乡”也不仅仅有益，害处还是很多的。比如，自从元朝仁宗将“朱氏理学”奉为官学之后，便不断地将“礼”与“理”（即“天理”）混为一谈，甚至上升到了形而上的绝对高度，最后就变成了迂腐丑恶的“天理杀人”和“礼教吃人”。也就有了后来的“贞节牌坊”，以及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一书中，丈夫掐死私奔妻子的案例。
所以，“礼”到底该不该下庶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首先弄清楚：“礼”究竟是什么？如果“礼”是一种“审美”，那么“礼不下庶人”背后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其实就与法兰西学者布尔迪厄所谓“文化区隔”类似，即主张精英有精英的审美趣味，大众有大众的审美趣味。这样一来，表面上二者似乎都更独立更自由了，好比唐之前的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那般，但实质上却会逐渐逐渐丧失“流动性”，酝酿“不信任”，造成固化与撕裂；至少在“审美”层面。那么，如果“礼”是一种“社会规范”呢？如果“礼”是一种“社会规范”，那么其更应该普及和普遍，即更应该“礼下庶人”。但是，大前提是：普及和普遍这种“社会规范”，应该首先基于“社会共识”，或者至少应该尊重既定的“社会惯例”，而非“强制”。
是的，不管“礼”是一种“审美”也好，是一种“社会规范”也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下”即普及和普遍，而是“如何下之”即“下”的方式，亦即这种普及和普遍是否“强制”。——是的，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很多时候酿造悲剧与惨剧的并非“礼”本身，而是将“礼”强制地普及和普遍到平民百姓。而是平民百姓在面对这种“审美”或者“社会规范”的时候，没有选择的权利，甚至没有提供选择的平台。——是的，不管是旧时代的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之间，还是如今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的确确存在着差距、隔阂甚至是鸿沟，但是“礼”作为一种——至少在理想中——可以普及和普遍的“审美”或“社会规范”，其（追求的）价值基础应该是“平等”而非“控制”，其（追求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信任”而非“欺瞒”，其（追求的）最终实现应该是“大同”而非“相食”。
所以，贾母应该请刘姥姥到大观园，讲讲城里人的“礼”；刘姥姥也应该请贾母到农舍，讲讲乡下人的“礼”。二人既不要仰望，也不要俯视，不要一个含着金汤匙在大花轿里装神弄鬼，另一个抱着破棉被于茅草房中怨天尤人；二人应该放下傲慢与偏见，抛弃自卑与恐惧，互相来往，多多交流。至少，追求“平等”、“信任”与“大同”之人，应该为这样的理想去奋斗。
礼下庶人
“礼”究竟该不该下庶人？私以为，应该。但应注重“如何下之”，即“下”的方式。
以先秦王公贵族之“礼”为例。先秦王公贵族见面时，往往不能直接问候，而是必须通过三四个人的间接传话。比如，王公甲带了三个随从见到了带了四个仆人贵族乙，说了句“吃了么？”，这时候甲的随从便会依次传话，“吃了么？”、“吃了么？”、“吃了么？”；等甲的三个随从说完之后，贵族乙才回答，“吃了”，然后乙的仆人再依次道，“吃了”、“吃了”、“吃了”、“吃了”。
再比如，在酒局上，越是身份尊贵的主人，越是须要向每一个来敬酒的人跪一次；也就是说，如果有一百个人来敬酒，主人便必须跪一百次。当然，先秦的人都席地而坐，枕在自己的腿上，跪的时候也就抬起屁股，身体匍匐向前而已。
再比如，那时候身份越高，走路的步子就得越小，最后是身份最高的人，就只能半个脚印半个脚印的走。这里面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王公贵族身上一般都配挂玉，身份越高配挂越多越重；而且，如果步子迈得太大，玉之间碰触出来的声音便会越杂越乱，越不悦耳，也就越不“合礼”。
到这里，不难看出，至少在先秦时期，“礼”是非常繁杂甚至有些不合人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礼不下庶人”，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反而是少了许多束缚，相对来说更加自由。可是，话说回来，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礼”开始逐步“下”到了庶人的呢？
答案是从安史之乱开始。因为自从安史之乱后，社会尤其是基层便愈加动荡不安，所以为了稳定基层，当时的士大夫就慢慢地将原本专属于王公贵族的“礼”，一点点下放到基层。比如，唐朝之前，平民百姓是没有也不允许建立和拜祠堂的；到了宋朝，从范仲淹首创开始，又才有了族田；而基本到了明朝，几乎每一个平民百姓族里才修起了自己的族谱。明太祖更是把许多平民百姓之“礼”，写进了法律，比如拜社坛，即现在许多地方的“社坛公”、“社公”或者“社头”和“社头伯公”。所以可以说，到了明清两代，“礼”才算真正大范围地下到了“庶人”，即所谓“礼仪下乡”。
不过，“礼仪下乡”也不仅仅有益，害处还是很多的。比如，自从元朝仁宗将“朱氏理学”奉为官学之后，便不断地将“礼”与“理”（即“天理”）混为一谈，甚至上升到了形而上的绝对高度，最后就变成了迂腐丑恶的“天理杀人”和“礼教吃人”。也就有了后来的“贞节牌坊”，以及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一书中，丈夫掐死私奔妻子的案例。
所以，“礼”到底该不该下庶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首先弄清楚：“礼”究竟是什么？如果“礼”是一种“审美”，那么“礼不下庶人”背后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其实就与法兰西学者布尔迪厄所谓“文化区隔”类似，即主张精英有精英的审美趣味，大众有大众的审美趣味。这样一来，表面上二者似乎都更独立更自由了，好比唐之前的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那般，但实质上却会逐渐逐渐丧失“流动性”，酝酿“不信任”，造成固化与撕裂；至少在“审美”层面。那么，如果“礼”是一种“社会规范”呢？如果“礼”是一种“社会规范”，那么其更应该普及和普遍，即更应该“礼下庶人”。但是，大前提是：普及和普遍这种“社会规范”，应该首先基于“社会共识”，或者至少应该尊重既定的“社会惯例”，而非“强制”。
是的，不管“礼”是一种“审美”也好，是一种“社会规范”也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下”即普及和普遍，而是“如何下之”即“下”的方式，亦即这种普及和普遍是否“强制”。——是的，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很多时候酿造悲剧与惨剧的并非“礼”本身，而是将“礼”强制地普及和普遍到平民百姓。而是平民百姓在面对这种“审美”或者“社会规范”的时候，没有选择的权利，甚至没有提供选择的平台。——是的，不管是旧时代的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之间，还是如今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的确确存在着差距、隔阂甚至是鸿沟，但是“礼”作为一种——至少在理想中——可以普及和普遍的“审美”或“社会规范”，其（追求的）价值基础应该是“平等”而非“控制”，其（追求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信任”而非“欺瞒”，其（追求的）最终实现应该是“大同”而非“相食”。
所以，贾母应该请刘姥姥到大观园，讲讲城里人的“礼”；刘姥姥也应该请贾母到农舍，讲讲乡下人的“礼”。二人既不要仰望，也不要俯视，不要一个含着金汤匙在大花轿里装神弄鬼，另一个抱着破棉被于茅草房中怨天尤人；二人应该放下傲慢与偏见，抛弃自卑与恐惧，互相来往，多多交流。至少，追求“平等”、“信任”与“大同”之人，应该为这样的理想去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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