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前总理：维护世界秩序，中国注定要发挥决定性作用
说世界正在快速变化既是陈词滥调，也是轻描淡写。人们通常更关注世界变化的积极一面——新技术和新思想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工作效率，增进相互理解和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变化的阴暗面——即随着新挑战的出现，全球变得更加混乱——往往被忽视或淡化。
国家内乱和国际冲突屡见不鲜。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重大危机发生得更加频繁。911恐怖袭击，随后发生的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阿拉伯之春，发生在叙利亚、萨赫勒、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战争——显而易见，世界正加速变得无序。
这些危机发生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支撑国际秩序的支柱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不断被削弱。每次新危机出现，国际社会都感到绝望，并越来越无法和/或不愿展开合作来寻求解决办法。结果这导致更多的危机无法解决，进一步削弱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威信。
今天，国际公认的法治和国际政治的非正式“共同准则”似乎前所未有的脆弱。现存秩序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激烈的质疑、批评和不信任。
和大自然一样，地缘政治也厌恶真空。当现存秩序受到质疑时，各种发展模式就会竞相出现。中国历史性地崛起为富强国家，使其化身为某种替代方案的象征，用以取代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模式。中国的崛起展示了一种高效的新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靠基建开发来拉动经济强劲增长。
这种意识形态竞争——自由民主与集权统治、西方与其他国家等等——与当今的许多危机息息相关。乌克兰冲突贴切地展示了这一点。许多地缘政治专家指责，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敢于豪赌乌克兰就是因为全球领导力缺失（主要是美国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这导致两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展开了生死对决。
这种日益加剧的冲突，这种意识形态日益对立的竞争，违背了自由主义全球化理念，也使这种理念无法再创造出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且又团结和谐的世界。
如果自由主义理念失败了（就像现在正发生的那样），那新的世界秩序就必须及时出现，否则世界就会持续陷入混乱。这种混乱表现在失败国家越来越多（如叙利亚、索马里和也门）、国际恐怖组织死灰复燃以及核扩散加剧，这都是因为个别国家不再相信联合国有能力保护它们。
乌克兰战争就突显出核扩散的风险。乌克兰在1994年放弃了本国的核武器，以换取俄罗斯、美国和英国向其提供安全保障。如今，它们都面临战争和毁灭。这促使所有国家都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即拥有核武器可能比没有核武器更安全。
如果旧的国际秩序确实在瓦解，那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剧变之中。类似的时刻也曾在过去几个世纪出现，比如发现美洲和欧洲旧君主制解体。现在，我们正见证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崛起，以及它对美国主导地位构成的挑战。
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衰落大国（美国）面对一个崛起大国（中国）时，爆发战争的风险就会增加。随着双方顽固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对话将变得愈加困难。然而，这绝不是双边竞争，中国、美国和欧洲之间存在一个“战略三角”关系。
当中国开始扮演自己全球超级大国的新角色而美国也在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定位时，欧洲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调节作用。随着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并有可能担负起更多的领导责任，它必须保持开放的沟通态度，特别是在涉及到美中欧战略三角关系时。
如果国际社会要扭转危机增多的趋势并避免冲突激化，那法治权威就必须获得更多的尊重并确保公正执法。当然，法治不是一个中立的实体，各方对其会有不同的解读。这突显出对话、互信和理解的至关重要性。
为了稳定世界秩序，中国必须与全世界的朋友和对手携手合作，在建立国际公共准则规范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这是第一步。从这一步开始，和平会变得更有可能实现并维持下去。在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全球经济才会蓬勃发展。
要给人类以希望并让人类从自己的工作、生活水平和财产保障等方面感受到进步，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人类要想找到应对手段，经济增长也必不可少。而要世界经济增长，各国就必须互相信任并展开合作。因此说，世界各国越来越需要团结协作以应对世界性难题并找到最可行的解决之道。
这意味着中国要勇挑重担。尽管中国奉行不卷入国际危机的政策，但中国不可能回避参与国际重大事务。从气候巨变到全球经济过热，中国的应对之策至关重要。无论中国做出何种决策，世界其它国家都越来越愿意效仿中国的做法。
中国有能力在合作互利的基础上带头提出重大的、改变世界的经济理念。如果中国真这么做了，这肯定会促使国际社会将关注焦点转向如何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以及如何维持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香港《南华早报》 文/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说世界正在快速变化既是陈词滥调，也是轻描淡写。人们通常更关注世界变化的积极一面——新技术和新思想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工作效率，增进相互理解和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变化的阴暗面——即随着新挑战的出现，全球变得更加混乱——往往被忽视或淡化。
国家内乱和国际冲突屡见不鲜。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重大危机发生得更加频繁。911恐怖袭击，随后发生的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阿拉伯之春，发生在叙利亚、萨赫勒、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战争——显而易见，世界正加速变得无序。
这些危机发生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支撑国际秩序的支柱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不断被削弱。每次新危机出现，国际社会都感到绝望，并越来越无法和/或不愿展开合作来寻求解决办法。结果这导致更多的危机无法解决，进一步削弱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威信。
今天，国际公认的法治和国际政治的非正式“共同准则”似乎前所未有的脆弱。现存秩序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激烈的质疑、批评和不信任。
和大自然一样，地缘政治也厌恶真空。当现存秩序受到质疑时，各种发展模式就会竞相出现。中国历史性地崛起为富强国家，使其化身为某种替代方案的象征，用以取代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模式。中国的崛起展示了一种高效的新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靠基建开发来拉动经济强劲增长。
这种意识形态竞争——自由民主与集权统治、西方与其他国家等等——与当今的许多危机息息相关。乌克兰冲突贴切地展示了这一点。许多地缘政治专家指责，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敢于豪赌乌克兰就是因为全球领导力缺失（主要是美国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这导致两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展开了生死对决。
这种日益加剧的冲突，这种意识形态日益对立的竞争，违背了自由主义全球化理念，也使这种理念无法再创造出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且又团结和谐的世界。
如果自由主义理念失败了（就像现在正发生的那样），那新的世界秩序就必须及时出现，否则世界就会持续陷入混乱。这种混乱表现在失败国家越来越多（如叙利亚、索马里和也门）、国际恐怖组织死灰复燃以及核扩散加剧，这都是因为个别国家不再相信联合国有能力保护它们。
乌克兰战争就突显出核扩散的风险。乌克兰在1994年放弃了本国的核武器，以换取俄罗斯、美国和英国向其提供安全保障。如今，它们都面临战争和毁灭。这促使所有国家都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即拥有核武器可能比没有核武器更安全。
如果旧的国际秩序确实在瓦解，那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剧变之中。类似的时刻也曾在过去几个世纪出现，比如发现美洲和欧洲旧君主制解体。现在，我们正见证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崛起，以及它对美国主导地位构成的挑战。
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衰落大国（美国）面对一个崛起大国（中国）时，爆发战争的风险就会增加。随着双方顽固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对话将变得愈加困难。然而，这绝不是双边竞争，中国、美国和欧洲之间存在一个“战略三角”关系。
当中国开始扮演自己全球超级大国的新角色而美国也在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定位时，欧洲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调节作用。随着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并有可能担负起更多的领导责任，它必须保持开放的沟通态度，特别是在涉及到美中欧战略三角关系时。
如果国际社会要扭转危机增多的趋势并避免冲突激化，那法治权威就必须获得更多的尊重并确保公正执法。当然，法治不是一个中立的实体，各方对其会有不同的解读。这突显出对话、互信和理解的至关重要性。
为了稳定世界秩序，中国必须与全世界的朋友和对手携手合作，在建立国际公共准则规范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这是第一步。从这一步开始，和平会变得更有可能实现并维持下去。在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全球经济才会蓬勃发展。
要给人类以希望并让人类从自己的工作、生活水平和财产保障等方面感受到进步，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人类要想找到应对手段，经济增长也必不可少。而要世界经济增长，各国就必须互相信任并展开合作。因此说，世界各国越来越需要团结协作以应对世界性难题并找到最可行的解决之道。
这意味着中国要勇挑重担。尽管中国奉行不卷入国际危机的政策，但中国不可能回避参与国际重大事务。从气候巨变到全球经济过热，中国的应对之策至关重要。无论中国做出何种决策，世界其它国家都越来越愿意效仿中国的做法。
中国有能力在合作互利的基础上带头提出重大的、改变世界的经济理念。如果中国真这么做了，这肯定会促使国际社会将关注焦点转向如何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以及如何维持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香港《南华早报》 文/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 历史的脸谱》余秋雨语录绘本
我喜欢的段落
极端
任何宗教到了中国，往往就不极端了。这证明中国广大民众当中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文化背景，它可以磨掉极端主义的锋棱。这里我可以讲几句我自己非常崇敬的佛教。我乘着尼泊尔和印度各地虔诚的考察过释迦牟尼从出生到创立佛教，传播佛教的大部分行迹，还到过他创立佛教前修行多年的那个洞窟。那种修行的方式带有明显的极端倾向，所谓日进粒米，骨瘦如柴，这个行为令人震惊，令人感动，但毕竟是一个不太可能被广泛接受的大宗教的样子。后来，释迦牟尼终于下山，在尼连河边吃了东西，洗了澡，向那棵菩提树走去。我按照他的路线走了一遍，知道这是对一种极端方式的摆脱，回到了正常方式走向伟大。但是，在释迦牟尼之后，佛教的传播又出现了繁琐的论辩的极端化倾向，大量智慧的头脑加重了佛教的学究性、门派性，结果只能渐渐地衰落。但是一到中国就不一样了，大家看，佛教吸纳进了敦煌式的色彩和舞蹈，吸纳进了名山大川的美景，融入了儒者的潇洒而成为禅宗，又融入了中国式的伦理观念而走进千家万户，甚至，像我祖母这一辈连一句佛经也读不懂的妇女，全都成了虔诚的佛教徒。这在基本教义派看起来，那简直是太不“认真”了，我以前对此也产生过疑虑，但是当我到了事事都极端认真，认真的每天打架的耶路撒冷我才明白，我们中国确实不需要耶路撒冷式的“认真”。
魔或者佛
极端主义的思维模式，初一看确实非常纯净，一尘不染。他们主张“离佛一尺即是魔”，这里边包含三层意思：第一，这个世界上要么是佛，要么是魔，不存在中间地带；第二，佛的要求很高，因此地盘很小，一尺之外都是禁区；第三，既然稍稍离开就是魔，是魔就用极端的方式消灭。这是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尽管他们不一定讲那句话了。
那么，中国式的寻常物理正好相反，中国就主张“离魔一尺即是佛”。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敢于离开邪恶一步，就立即成了光明世界的一员，佛的门槛不高，佛的天地很大。人人都可以进入。这种思维不在乎极端意义上的佛与极端意义上的魔，只取中道，而且由中道来协调整个世界，使之和谐。
智者文明
宗教，既可能是文明的起始状态，又可能是文明的归结状态。一种文明离开了宗教是不完整的。同样，一种宗教脱离了文明的走向也是要不得的。
没有香烟缭绕，没有钟磬交鸣，没有佛像佛殿，没有信众如云，只有最智慧的理性语言在这里匆匆流泻。这里应该安静一点，简陋一点，借以表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智者文明。
小镇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了。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人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是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与显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衰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或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的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帖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融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正在我的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即兴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向。
现代人
我尽管喜欢安静，崇尚自然，却绝不会做隐士。作为一个现代人，我更渴望着无数生命散发出来的蓬勃热能。与其长时间的遁迹山林，还不如承受熙熙攘攘的人群，匆匆忙忙的脚步以及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无数面影。我绝不会皱着眉装出厌恶世人拥护的表情自命清雅，而只是一心期待着早晨出门街市间一连几个不相似的人向我道一声“早”，然后让如潮的人流把我溶化。
山水
中国人喜欢用比喻的手法在自然界寻找人性品质的对应物，因此，水的流荡自如被看成智者的象征，山的宁静自守被看成仁者的象征。这还不仅仅是一般的比喻和象征。孔子分明指出。智者和仁者都会由此而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自然环境。这已近乎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心理格式对应关系了。在我的记忆中，先秦诸子都喜欢以山水来比附人间哲理，但最精彩的还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说法，直到今天还给人们许多联想。
做事
中国文化的跑道上，一直在进行着一场致命的追逐：做事的人在追逐事情，不做事的人在追逐着做事的人。
这中间最麻烦的是做事的人。在他们还没有追到事情的时候先被后边的人追到，使他们无法再去继续追逐事情，固然是一个悲剧；当他们追到了事情正在埋头打理的时候被后面的人追到，更是一个悲剧，因为到那时被损害的不仅是自己，而且还包括已做和未做的事情，真可谓“人事皆非”。
鉴于此，这些人终于订立了两条默契。第一条：放过眼前的事，拼命去追更远的事，使后面的人追不到，甚至望不到。这条默契，就叫“冲出射程之外”；然而，后面的人还会追来，只能指望他们也会累。因此，第二条默契是：“锻炼脚力，使我们的速度足以使后面的追逐者累倒。”
喝彩和叫骂
我们原本是寻常从业人员，周围突然响起了喝彩声，抬头一看居然是针对自己的，不免有点儿惊慌，那就定定神，点头表示感谢，然后继续低头做自己的事吧。如果觉得要为喝彩声负责，那么今后的劳作也就成了表演。但是，万万不可为追求喝彩而表演，因为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你就成了取悦于人、受制于人的角色。而哗众取宠从来就没有好结果。按一般规律，喝彩声刚刚过去，往往又会传来起哄声和叫骂声，仍然不要抬头竖耳，神定气闲的把持住自己。好在未曾进入过表演状态，你就没有义务去关注这种声音，不想在喝彩中获益，就不必为叫骂去支付。
我喜欢的段落
极端
任何宗教到了中国，往往就不极端了。这证明中国广大民众当中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文化背景，它可以磨掉极端主义的锋棱。这里我可以讲几句我自己非常崇敬的佛教。我乘着尼泊尔和印度各地虔诚的考察过释迦牟尼从出生到创立佛教，传播佛教的大部分行迹，还到过他创立佛教前修行多年的那个洞窟。那种修行的方式带有明显的极端倾向，所谓日进粒米，骨瘦如柴，这个行为令人震惊，令人感动，但毕竟是一个不太可能被广泛接受的大宗教的样子。后来，释迦牟尼终于下山，在尼连河边吃了东西，洗了澡，向那棵菩提树走去。我按照他的路线走了一遍，知道这是对一种极端方式的摆脱，回到了正常方式走向伟大。但是，在释迦牟尼之后，佛教的传播又出现了繁琐的论辩的极端化倾向，大量智慧的头脑加重了佛教的学究性、门派性，结果只能渐渐地衰落。但是一到中国就不一样了，大家看，佛教吸纳进了敦煌式的色彩和舞蹈，吸纳进了名山大川的美景，融入了儒者的潇洒而成为禅宗，又融入了中国式的伦理观念而走进千家万户，甚至，像我祖母这一辈连一句佛经也读不懂的妇女，全都成了虔诚的佛教徒。这在基本教义派看起来，那简直是太不“认真”了，我以前对此也产生过疑虑，但是当我到了事事都极端认真，认真的每天打架的耶路撒冷我才明白，我们中国确实不需要耶路撒冷式的“认真”。
魔或者佛
极端主义的思维模式，初一看确实非常纯净，一尘不染。他们主张“离佛一尺即是魔”，这里边包含三层意思：第一，这个世界上要么是佛，要么是魔，不存在中间地带；第二，佛的要求很高，因此地盘很小，一尺之外都是禁区；第三，既然稍稍离开就是魔，是魔就用极端的方式消灭。这是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尽管他们不一定讲那句话了。
那么，中国式的寻常物理正好相反，中国就主张“离魔一尺即是佛”。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敢于离开邪恶一步，就立即成了光明世界的一员，佛的门槛不高，佛的天地很大。人人都可以进入。这种思维不在乎极端意义上的佛与极端意义上的魔，只取中道，而且由中道来协调整个世界，使之和谐。
智者文明
宗教，既可能是文明的起始状态，又可能是文明的归结状态。一种文明离开了宗教是不完整的。同样，一种宗教脱离了文明的走向也是要不得的。
没有香烟缭绕，没有钟磬交鸣，没有佛像佛殿，没有信众如云，只有最智慧的理性语言在这里匆匆流泻。这里应该安静一点，简陋一点，借以表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智者文明。
小镇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了。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人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是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与显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衰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或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的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帖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融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正在我的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即兴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向。
现代人
我尽管喜欢安静，崇尚自然，却绝不会做隐士。作为一个现代人，我更渴望着无数生命散发出来的蓬勃热能。与其长时间的遁迹山林，还不如承受熙熙攘攘的人群，匆匆忙忙的脚步以及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无数面影。我绝不会皱着眉装出厌恶世人拥护的表情自命清雅，而只是一心期待着早晨出门街市间一连几个不相似的人向我道一声“早”，然后让如潮的人流把我溶化。
山水
中国人喜欢用比喻的手法在自然界寻找人性品质的对应物，因此，水的流荡自如被看成智者的象征，山的宁静自守被看成仁者的象征。这还不仅仅是一般的比喻和象征。孔子分明指出。智者和仁者都会由此而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自然环境。这已近乎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心理格式对应关系了。在我的记忆中，先秦诸子都喜欢以山水来比附人间哲理，但最精彩的还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说法，直到今天还给人们许多联想。
做事
中国文化的跑道上，一直在进行着一场致命的追逐：做事的人在追逐事情，不做事的人在追逐着做事的人。
这中间最麻烦的是做事的人。在他们还没有追到事情的时候先被后边的人追到，使他们无法再去继续追逐事情，固然是一个悲剧；当他们追到了事情正在埋头打理的时候被后面的人追到，更是一个悲剧，因为到那时被损害的不仅是自己，而且还包括已做和未做的事情，真可谓“人事皆非”。
鉴于此，这些人终于订立了两条默契。第一条：放过眼前的事，拼命去追更远的事，使后面的人追不到，甚至望不到。这条默契，就叫“冲出射程之外”；然而，后面的人还会追来，只能指望他们也会累。因此，第二条默契是：“锻炼脚力，使我们的速度足以使后面的追逐者累倒。”
喝彩和叫骂
我们原本是寻常从业人员，周围突然响起了喝彩声，抬头一看居然是针对自己的，不免有点儿惊慌，那就定定神，点头表示感谢，然后继续低头做自己的事吧。如果觉得要为喝彩声负责，那么今后的劳作也就成了表演。但是，万万不可为追求喝彩而表演，因为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你就成了取悦于人、受制于人的角色。而哗众取宠从来就没有好结果。按一般规律，喝彩声刚刚过去，往往又会传来起哄声和叫骂声，仍然不要抬头竖耳，神定气闲的把持住自己。好在未曾进入过表演状态，你就没有义务去关注这种声音，不想在喝彩中获益，就不必为叫骂去支付。
#喜迎二十大# 【黄河水，如何做到“一滴不浪费”】黄河水，如何做到“一滴不浪费”——来自全国首个“吨半粮”创建市的节水调查
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沿黄产粮大市德州沃野金黄，丰收在望。
“糯玉米亩产预计800多公斤，小麦平均亩产670公斤，今年有望实现‘吨半粮’创建目标。”平原县桃园街道“吨半粮”创建核心区，玉米散发着清香，被晒得黝黑的平原土地鲁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经理何石宝说。
秋粮丰收可期，夏粮增产喜人：德州今年夏粮总产381.19万吨，同比增加1万吨。更难能可贵的是，农业增产却不增用水，德州今年年度常规引黄8.35亿立方米，比上一年度减少1.4亿立方米；近年以仅占全省4.3%的水资源量，灌溉了全省8.2%的耕地，生产了全省17%的粮食。
山东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的1/6，拧紧占用水总量六成的农业“水龙头”，对于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的农业大省意义重大。德州是全国第一个“亩产过吨粮、总产过百亿”的地级市，当前正力争创建全国首个大面积“吨半粮”示范区。粮食安全责任要扛牢，“一滴都不能浪费”的“节水经”也要念好。近日，记者走进德州市宁津县、禹城市、平原县、齐河县田间地头，探寻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中，打好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的新理念、新做法、新变化。
水权到户、按方计量，一年节水相当于全县两年生活用水
每亩年均节水25立方米，农业年均节水总量2000万立方米，节水量占全年引黄指标的30%，相当于全县48万人两年生活用水……
这些变化，都指向宁津县在全省率先试点的一项创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位于冀鲁交界的宁津，是德州引黄末梢，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省的1/6，农业灌溉以井灌为主，然而“以井保丰、以河补源”，其地下水仍依靠黄河水补给。
“原来浇地是成天成宿的漫灌，一亩地浇一次怎么也得70多方水。”9月9日，宁津县刘营伍乡种粮大户王猛说，原来机井下管30米能满足灌溉需要，但由于不节制用水，前些年新打水井还得再下6米。水位下降，水质也变差了——微咸水比以前明显多了。
一方面引黄指标的刚性约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被列为国家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试点，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成为当地一项紧迫课题。
平原土地鲁望公司的指针式喷灌机
2016年始，宁津启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将农业所有能用的1.5亿立方米水作为初始水权，分配到各乡镇，确权到户、发证到村，使水权看得见、摸得着、可转让，配套建立超定额累进加价、节水奖励等机制；在75万亩有效灌溉的田间地头，安装水电双控设备、泵站超声波流量计等，浇地按亩收费变按用水量收费。
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最有效直接。“多用多花钱，少用少花钱，大家都想尽办法节水。”王猛说，去年1000亩土地拿到了5000元节水奖励。
发挥价格机制作用，倒逼提升节水效果。省水利厅农村水利处二级调研员宫永波说，全省加快推动建立“定额内用水优惠水价、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的农业用水新机制，已累计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6440万亩。
新机制落地见效，管理精细化水平至关重要。禹城市辛寨镇成立农民用水协会，明确泵站产权属协会，机井、主管道及以下产权属村级分会，建立起覆盖55个村庄4.2万亩耕地的高效灌溉网络。用水协会会长，温庄村党支部书记温付兴拿出一个手提移动式水表说：“村里浇水，到协会申请开泵站，水到了地头，管理员就用这个‘家伙’精准计量、按方收费。”
据统计，去年年度禹城市引黄8500万立方米，比之前一个引水年度减少1500万立方米。
动动手指、精准“喂水”，一亩庄稼半小时“解渴”
仲秋时节，平原县桃园街道鲁望农场玉米田里，一台大型指针式喷灌机横空矗立。
2019年起，平原土地鲁望公司流转土地2万亩，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并聘用多名大学生“农场主”管理，90后农学硕士何石宝负责技术指导。
“流转前，这片地普遍大水漫灌，有时一个月也浇不完。错过引水时间，农田就面临没水‘喝’的困境。”何石宝说，为解决浇水难题，公司购进了16台指针式喷灌机。“这种喷灌机臂展500-600米，一台最多可覆盖近500亩地。”
效率提升，节水明显。“9个综合气象站均匀分布在田间地头，实时动态监测土壤墒情，哪里缺水浇哪里。”9月13日，何石宝指着手机上的终端控制系统说，只需动动手指，设计好行走时间，设备就能自动浇水。“一亩地漫灌，需水六七十方，现在模拟20毫米降水，一亩地不到20方水就够了。”
鲁望农场南行50公里，在德州120万亩“吨半粮”创建核心区之一的齐河县焦庙镇，省农科院联合山东齐力新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正在周庄村试验“水从地下浇”新节水技术。200亩粮田里，距地表30-40厘米处，埋设了密密麻麻的地下渗灌设备。
每亩浇水17分钟、上渗8厘米，浇水11分钟、上渗5厘米……齐力新农服焦庙区域种植主管李建国，向记者展示前不久记录的试验数据。“水精准到作物根部，亩均用时约半小时，就达到理想效果，而大水漫灌要两个小时。”
今年，齐河县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86.89万亩，占有效灌溉面积的82.82%。与大水漫灌相比，每亩年节水约50立方米，年节水量4300余万立方米，相当于36个大明湖。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山东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用喷灌、滴灌等先进灌溉技术，并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截至今春，德州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近684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约七成。
水到即用、用完即停，一条干渠多浇6万亩
夏汛期结束，9月9日起开闸放水。已在黄河岸边工作30多年的德州黄河河务局潘庄引黄闸管理所所长李照民，每天目送滚滚黄河水蜿蜒向北，流向德州8个县（市、区）。
“闸口流量每秒34立方米，黄河水计量越来越精细。”李照民说，黄河是山东最主要的客水资源，沿黄各市均属粮食主产区，既要尽可能满足有效灌溉，又要保母亲河生态永续发展，引黄供需矛盾突出，一滴都不能浪费。
潘庄引黄干渠
干渠是引水的“主动脉”，也是节水的“关键环”。作为德州引黄渠首，齐河境内有4个引黄闸，形成潘庄、李家岸2个大型灌区，韩刘、豆腐窝2个中型干渠。韩刘干渠流经齐河4个镇。过去，黄河水一来，上游“肥水不流外人田”，自行抬高水位，让水尽量多流到自家支渠。
胡官屯镇水利站站长孙义方说，干渠和支渠间多数没有节制闸，上游把水一截，想浇多久浇多久，下游用水就成了问题，“上游‘喝撑’，下游‘喊渴’”。
德州市水利局局长李守学介绍，借助国家引黄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全省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2020年开始，德州大范围整治农业用水工程设施，实施干支渠护底护坡衬砌改造、桥涵闸等建筑物改建及维修。韩刘干渠与各村支渠间全部安装节水闸、智能测控终端，用水定额一到，节水闸立即关闭，“水到即用、用完即停”倒逼节水。
胡官屯镇孔官村位于干渠上游，村党支部书记满丰迎说，今年春灌期，全村2000多亩地，不到10天就浇完了，以前20多天也浇不完。
韩刘干渠一年输水2000万立方米，经护底护坡衬砌，一年节水200万立方米，加上节制措施，有效灌溉面积从8.9万亩猛增到15万亩。放眼全省，山东近两年投资213亿元，新完成65处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2016年的7742万亩，增加到2021年的8000万亩左右，而农业用水量同期减少7.6亿立方米。
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的硬任务。“山东坚持‘四水四定’，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利用制度，打好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省水利厅厅长刘中会说，山东去年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0.647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8个百分点；以占全国约1%的淡水资源，灌溉了占全国约6%的耕地，生产了占全国约8%的粮食、9%的肉类、11%的水果、12%的蔬菜，粮食产量连年稳定在1000亿斤以上。（大众日报）
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沿黄产粮大市德州沃野金黄，丰收在望。
“糯玉米亩产预计800多公斤，小麦平均亩产670公斤，今年有望实现‘吨半粮’创建目标。”平原县桃园街道“吨半粮”创建核心区，玉米散发着清香，被晒得黝黑的平原土地鲁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经理何石宝说。
秋粮丰收可期，夏粮增产喜人：德州今年夏粮总产381.19万吨，同比增加1万吨。更难能可贵的是，农业增产却不增用水，德州今年年度常规引黄8.35亿立方米，比上一年度减少1.4亿立方米；近年以仅占全省4.3%的水资源量，灌溉了全省8.2%的耕地，生产了全省17%的粮食。
山东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的1/6，拧紧占用水总量六成的农业“水龙头”，对于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的农业大省意义重大。德州是全国第一个“亩产过吨粮、总产过百亿”的地级市，当前正力争创建全国首个大面积“吨半粮”示范区。粮食安全责任要扛牢，“一滴都不能浪费”的“节水经”也要念好。近日，记者走进德州市宁津县、禹城市、平原县、齐河县田间地头，探寻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中，打好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的新理念、新做法、新变化。
水权到户、按方计量，一年节水相当于全县两年生活用水
每亩年均节水25立方米，农业年均节水总量2000万立方米，节水量占全年引黄指标的30%，相当于全县48万人两年生活用水……
这些变化，都指向宁津县在全省率先试点的一项创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位于冀鲁交界的宁津，是德州引黄末梢，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省的1/6，农业灌溉以井灌为主，然而“以井保丰、以河补源”，其地下水仍依靠黄河水补给。
“原来浇地是成天成宿的漫灌，一亩地浇一次怎么也得70多方水。”9月9日，宁津县刘营伍乡种粮大户王猛说，原来机井下管30米能满足灌溉需要，但由于不节制用水，前些年新打水井还得再下6米。水位下降，水质也变差了——微咸水比以前明显多了。
一方面引黄指标的刚性约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被列为国家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试点，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成为当地一项紧迫课题。
平原土地鲁望公司的指针式喷灌机
2016年始，宁津启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将农业所有能用的1.5亿立方米水作为初始水权，分配到各乡镇，确权到户、发证到村，使水权看得见、摸得着、可转让，配套建立超定额累进加价、节水奖励等机制；在75万亩有效灌溉的田间地头，安装水电双控设备、泵站超声波流量计等，浇地按亩收费变按用水量收费。
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最有效直接。“多用多花钱，少用少花钱，大家都想尽办法节水。”王猛说，去年1000亩土地拿到了5000元节水奖励。
发挥价格机制作用，倒逼提升节水效果。省水利厅农村水利处二级调研员宫永波说，全省加快推动建立“定额内用水优惠水价、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的农业用水新机制，已累计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6440万亩。
新机制落地见效，管理精细化水平至关重要。禹城市辛寨镇成立农民用水协会，明确泵站产权属协会，机井、主管道及以下产权属村级分会，建立起覆盖55个村庄4.2万亩耕地的高效灌溉网络。用水协会会长，温庄村党支部书记温付兴拿出一个手提移动式水表说：“村里浇水，到协会申请开泵站，水到了地头，管理员就用这个‘家伙’精准计量、按方收费。”
据统计，去年年度禹城市引黄8500万立方米，比之前一个引水年度减少1500万立方米。
动动手指、精准“喂水”，一亩庄稼半小时“解渴”
仲秋时节，平原县桃园街道鲁望农场玉米田里，一台大型指针式喷灌机横空矗立。
2019年起，平原土地鲁望公司流转土地2万亩，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并聘用多名大学生“农场主”管理，90后农学硕士何石宝负责技术指导。
“流转前，这片地普遍大水漫灌，有时一个月也浇不完。错过引水时间，农田就面临没水‘喝’的困境。”何石宝说，为解决浇水难题，公司购进了16台指针式喷灌机。“这种喷灌机臂展500-600米，一台最多可覆盖近500亩地。”
效率提升，节水明显。“9个综合气象站均匀分布在田间地头，实时动态监测土壤墒情，哪里缺水浇哪里。”9月13日，何石宝指着手机上的终端控制系统说，只需动动手指，设计好行走时间，设备就能自动浇水。“一亩地漫灌，需水六七十方，现在模拟20毫米降水，一亩地不到20方水就够了。”
鲁望农场南行50公里，在德州120万亩“吨半粮”创建核心区之一的齐河县焦庙镇，省农科院联合山东齐力新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正在周庄村试验“水从地下浇”新节水技术。200亩粮田里，距地表30-40厘米处，埋设了密密麻麻的地下渗灌设备。
每亩浇水17分钟、上渗8厘米，浇水11分钟、上渗5厘米……齐力新农服焦庙区域种植主管李建国，向记者展示前不久记录的试验数据。“水精准到作物根部，亩均用时约半小时，就达到理想效果，而大水漫灌要两个小时。”
今年，齐河县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86.89万亩，占有效灌溉面积的82.82%。与大水漫灌相比，每亩年节水约50立方米，年节水量4300余万立方米，相当于36个大明湖。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山东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用喷灌、滴灌等先进灌溉技术，并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截至今春，德州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近684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约七成。
水到即用、用完即停，一条干渠多浇6万亩
夏汛期结束，9月9日起开闸放水。已在黄河岸边工作30多年的德州黄河河务局潘庄引黄闸管理所所长李照民，每天目送滚滚黄河水蜿蜒向北，流向德州8个县（市、区）。
“闸口流量每秒34立方米，黄河水计量越来越精细。”李照民说，黄河是山东最主要的客水资源，沿黄各市均属粮食主产区，既要尽可能满足有效灌溉，又要保母亲河生态永续发展，引黄供需矛盾突出，一滴都不能浪费。
潘庄引黄干渠
干渠是引水的“主动脉”，也是节水的“关键环”。作为德州引黄渠首，齐河境内有4个引黄闸，形成潘庄、李家岸2个大型灌区，韩刘、豆腐窝2个中型干渠。韩刘干渠流经齐河4个镇。过去，黄河水一来，上游“肥水不流外人田”，自行抬高水位，让水尽量多流到自家支渠。
胡官屯镇水利站站长孙义方说，干渠和支渠间多数没有节制闸，上游把水一截，想浇多久浇多久，下游用水就成了问题，“上游‘喝撑’，下游‘喊渴’”。
德州市水利局局长李守学介绍，借助国家引黄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全省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2020年开始，德州大范围整治农业用水工程设施，实施干支渠护底护坡衬砌改造、桥涵闸等建筑物改建及维修。韩刘干渠与各村支渠间全部安装节水闸、智能测控终端，用水定额一到，节水闸立即关闭，“水到即用、用完即停”倒逼节水。
胡官屯镇孔官村位于干渠上游，村党支部书记满丰迎说，今年春灌期，全村2000多亩地，不到10天就浇完了，以前20多天也浇不完。
韩刘干渠一年输水2000万立方米，经护底护坡衬砌，一年节水200万立方米，加上节制措施，有效灌溉面积从8.9万亩猛增到15万亩。放眼全省，山东近两年投资213亿元，新完成65处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2016年的7742万亩，增加到2021年的8000万亩左右，而农业用水量同期减少7.6亿立方米。
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的硬任务。“山东坚持‘四水四定’，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利用制度，打好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省水利厅厅长刘中会说，山东去年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0.647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8个百分点；以占全国约1%的淡水资源，灌溉了占全国约6%的耕地，生产了占全国约8%的粮食、9%的肉类、11%的水果、12%的蔬菜，粮食产量连年稳定在1000亿斤以上。（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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