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近期涉华错误言论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一并反驳】据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官网，近期，加拿大一些媒体和人士借助涉疆、涉港、新冠溯源、冬奥会、亚投行等问题掀起一股新的抹黑诋毁中国浪潮，并对中国社会制度进行恶意丑化攻击，严重误导民众、毒化中加关系氛围。在此，我愿意阐明事实和真相，以正视听。
一、中国社会制度究竟怎样？
有人大放阙词，胡说什么中国“共产主义制度”充满“邪恶”。我要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每个主权国家的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从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年超过30%。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015986亿元。国际权威机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民众中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在各国政府中排名第一。中国的制度好不好，中国人民最清楚，实践也已经作出了回答。与此同时，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中国从来没有对外输出发展模式，从来不搞意识形态的对抗。
二、新疆是否存在“种族灭绝”？
有人诬称新疆存在“强迫劳动”，指责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我要指出，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新疆籍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作为中国广大劳动者的一部分，各项权益都受到法律保护，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去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新疆各级政府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就业意愿，并为自愿报名的劳动者提高就业所需技能提供必要的培训。截至2019年年底，全疆累计脱贫人口近300万人。所谓新疆“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说法是彻头彻尾的世纪谎言，是加、美、澳等国个别政客、媒体、学者沆瀣一气、串连炮制的丑恶闹剧。“种族灭绝”在国际法中有明确的定义，根本扣不到中方头上。过去60多年来，新疆地区人均预期寿命由30岁提升到72岁，维吾尔族人口持续增长。特别是2010年至2018年，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万人上升至1272万人，增加255万人，增幅为25%，高于全疆人口14%的增幅，更明显高于汉族人口2%的增幅，哪来的“种族灭绝”？加拿大应深刻反思自己在“种族灭绝”问题上可耻的纪录。
三、应该抵制北京冬奥会吗？
加拿大一些人要求抵制北京冬奥会。中方认为将体育运动政治化，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精神，对此坚决反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中国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参加北京冬奥会也是各国冬奥运动爱好者的热切期盼。当前北京冬奥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得到了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中国将和各方一道，把北京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出于政治动机，试图干扰、阻碍、破坏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行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作法，也将最终伤害运动员。相信这样的举动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注定不会得逞。近期加拿大奥委会也表示，不会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
四、香港民主受到“侵蚀”了吗？
加拿大有人对香港国安法说三道四，妄称香港民主受到践踏和侵蚀，在港30万加拿大人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我要指出，中国是法治国家，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根本不是什么民主、人权问题。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实，香港居民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广泛自由。香港国安法弥补了香港的法律漏洞，有利于使“一国两制”方针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有利于香港长治久安，保障的是香港绝大多数居民的安全和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香港国安法为保持香港良好营商环境，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带来了重大利好。香港居民和外国在港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中得到了更好保障。香港美国商会发表调查报告显示，绝大部分受访商会会员表示，香港在未来三年内仍会是他们的地区总部。这说明香港国安法是维护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
五、新冠病毒是否起源于中国？
有人指责中方与世卫组织进行溯源合作不够全面，诬称新冠肺炎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露并非不可能。实际上，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涉及多国多地。所谓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论调毫无科学和事实依据。不少线索、报道和研究表明，疫情早在2019年下半年就已在世界多地多点暴发。前不久世卫专家组来华是全球溯源科学合作的一部分。中外专家克服疫情阻隔，首次面对面坐在一起，本着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友好的交流。世卫专家组成员多次表示，中方人员在工作中给予高度配合，“想去的地方都去了，想见的人都见了”，在工作中感到中国同行们坦率，值得信任，得到了重要的新数据，也了解了更多关于病毒传播途径的信息。随着事实证据的不断积累和科学假设的不断发展，溯源工作也将在地域上发生变化。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同样能秉持积极、科学和合作的态度，开展全球病毒溯源，分享交流研究成果，共同为国际抗疫合作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六、中国对加国家安全和主权是否构成威胁？
有人批评中国威胁加国家安全和主权，以隐秘方式威胁加公民。这些言论毫无事实根据。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更不会干那种根据别国旨意，肆意抓捕第三国公民的事情。我们敦促加方一些政客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抹黑攻击，停止散布危言耸听的言论，多做有利于中加关系的事，多做有利于增进中加互信的事。
七、加拿大应该退出亚投行吗？
有人对加拿大加入亚投行提出质疑，称亚投行是北京支持的，主张加拿大应该退出。我想指出，开业以来，亚投行坚持国际性、规范性、高标准，实现良好开局，从最初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103个成员，批准贷款额超过220亿美元、累计批准项目108个，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合作质量越来越高，展示了专业、高效、廉洁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崭新形象。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对加拿大而言，亚投行提供了进一步参与多边基础设施共建的机会，如果退出亚投行，损害的将是加拿大自己的利益。
八、中国是否对加拿大网络安全构成威胁？
有人声称中国威胁加拿大网络安全。我想指出，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同时也是黑客攻击的最大受害国之一。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网络犯罪。中方坚决反对把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污名化，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黑客攻击问题，而且会削弱各国间互信，影响各国在该领域的正常合作。中方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携手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前中加关系面临严重困难。中加关系重回正轨，需要中加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些媒体和人士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恶意炒作、煽动舆论，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我们敦促他们摘掉有色眼镜，客观看待中国，也希望加拿大民众明辨是非，不被涉华错误舆论欺骗和误导。
一、中国社会制度究竟怎样？
有人大放阙词，胡说什么中国“共产主义制度”充满“邪恶”。我要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每个主权国家的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从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年超过30%。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015986亿元。国际权威机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民众中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在各国政府中排名第一。中国的制度好不好，中国人民最清楚，实践也已经作出了回答。与此同时，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中国从来没有对外输出发展模式，从来不搞意识形态的对抗。
二、新疆是否存在“种族灭绝”？
有人诬称新疆存在“强迫劳动”，指责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我要指出，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新疆籍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作为中国广大劳动者的一部分，各项权益都受到法律保护，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去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新疆各级政府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就业意愿，并为自愿报名的劳动者提高就业所需技能提供必要的培训。截至2019年年底，全疆累计脱贫人口近300万人。所谓新疆“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说法是彻头彻尾的世纪谎言，是加、美、澳等国个别政客、媒体、学者沆瀣一气、串连炮制的丑恶闹剧。“种族灭绝”在国际法中有明确的定义，根本扣不到中方头上。过去60多年来，新疆地区人均预期寿命由30岁提升到72岁，维吾尔族人口持续增长。特别是2010年至2018年，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万人上升至1272万人，增加255万人，增幅为25%，高于全疆人口14%的增幅，更明显高于汉族人口2%的增幅，哪来的“种族灭绝”？加拿大应深刻反思自己在“种族灭绝”问题上可耻的纪录。
三、应该抵制北京冬奥会吗？
加拿大一些人要求抵制北京冬奥会。中方认为将体育运动政治化，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精神，对此坚决反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中国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参加北京冬奥会也是各国冬奥运动爱好者的热切期盼。当前北京冬奥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得到了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中国将和各方一道，把北京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出于政治动机，试图干扰、阻碍、破坏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行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作法，也将最终伤害运动员。相信这样的举动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注定不会得逞。近期加拿大奥委会也表示，不会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
四、香港民主受到“侵蚀”了吗？
加拿大有人对香港国安法说三道四，妄称香港民主受到践踏和侵蚀，在港30万加拿大人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我要指出，中国是法治国家，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根本不是什么民主、人权问题。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实，香港居民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广泛自由。香港国安法弥补了香港的法律漏洞，有利于使“一国两制”方针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有利于香港长治久安，保障的是香港绝大多数居民的安全和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香港国安法为保持香港良好营商环境，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带来了重大利好。香港居民和外国在港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中得到了更好保障。香港美国商会发表调查报告显示，绝大部分受访商会会员表示，香港在未来三年内仍会是他们的地区总部。这说明香港国安法是维护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
五、新冠病毒是否起源于中国？
有人指责中方与世卫组织进行溯源合作不够全面，诬称新冠肺炎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露并非不可能。实际上，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涉及多国多地。所谓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论调毫无科学和事实依据。不少线索、报道和研究表明，疫情早在2019年下半年就已在世界多地多点暴发。前不久世卫专家组来华是全球溯源科学合作的一部分。中外专家克服疫情阻隔，首次面对面坐在一起，本着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友好的交流。世卫专家组成员多次表示，中方人员在工作中给予高度配合，“想去的地方都去了，想见的人都见了”，在工作中感到中国同行们坦率，值得信任，得到了重要的新数据，也了解了更多关于病毒传播途径的信息。随着事实证据的不断积累和科学假设的不断发展，溯源工作也将在地域上发生变化。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同样能秉持积极、科学和合作的态度，开展全球病毒溯源，分享交流研究成果，共同为国际抗疫合作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六、中国对加国家安全和主权是否构成威胁？
有人批评中国威胁加国家安全和主权，以隐秘方式威胁加公民。这些言论毫无事实根据。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更不会干那种根据别国旨意，肆意抓捕第三国公民的事情。我们敦促加方一些政客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抹黑攻击，停止散布危言耸听的言论，多做有利于中加关系的事，多做有利于增进中加互信的事。
七、加拿大应该退出亚投行吗？
有人对加拿大加入亚投行提出质疑，称亚投行是北京支持的，主张加拿大应该退出。我想指出，开业以来，亚投行坚持国际性、规范性、高标准，实现良好开局，从最初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103个成员，批准贷款额超过220亿美元、累计批准项目108个，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合作质量越来越高，展示了专业、高效、廉洁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崭新形象。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对加拿大而言，亚投行提供了进一步参与多边基础设施共建的机会，如果退出亚投行，损害的将是加拿大自己的利益。
八、中国是否对加拿大网络安全构成威胁？
有人声称中国威胁加拿大网络安全。我想指出，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同时也是黑客攻击的最大受害国之一。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网络犯罪。中方坚决反对把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污名化，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黑客攻击问题，而且会削弱各国间互信，影响各国在该领域的正常合作。中方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携手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前中加关系面临严重困难。中加关系重回正轨，需要中加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些媒体和人士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恶意炒作、煽动舆论，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我们敦促他们摘掉有色眼镜，客观看待中国，也希望加拿大民众明辨是非，不被涉华错误舆论欺骗和误导。
#军事新闻# F-35C部署在即，数据推演中美舰载机，重型制空机成中国未来首选。
自美国海军F-35C隐身战斗机于2019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IOC）以来，美军航母舰载机保持了较快的换装速度，其中卡尔·文森号(CVN-70)航母将于2021年携F-35C前往西太平洋进行战斗部署，进入隐身时代的美国海军将会游荡在全球热点地区。
作为美国海军未来空中力量的中坚，F-35C的服役期将长达30年，至少会生产到2030年前后。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数十年里，F-35C将与中国周边海空形势息息相关，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航母舰载机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五角大楼在制定下一代战斗机替代机JSF计划时，肯定没有预测到美国航母在新世纪面临如此重大的军事技术革命和新兴军事力量挑战。对于诸多技术的先行者美国而言，当时迈进新兴军事装备的“无人区”，尽管小心翼翼，却也无法摆脱茫然无措的反复尝试。回望过去这段进程，F-35C体现了美国军工的强大科研实力，却也在不断的试错摸索中留下了不足甚至问题，给后来者创造了难得的赶超机遇。
几年前，在中国第一艘航母服役之际，很多航空界人士曾就辽宁号航母上的战斗机选型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航母究竟是携载战斗/攻击机好，还是搭配制空战斗机和战斗/攻击机？有的专家认为：在对强国的战争中，大型航母如果条件允许，携载专门的制空战斗机和战斗/攻击机，在海空作战效能上要比全部使用战斗/攻击机好的多。当然，在已经夺取制空权的情况下，对地/舰打击时全部携载战斗/攻击机又会好很多，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实际上，美国也正是在对抗激烈的冷战时期，研制了专司空战的F-14“雄猫”战斗机。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已经没有国家可以威胁到美国航母战斗群和战斗机，随即放弃了这种专门用于夺取制空权的战斗机。也是基于这种想法，美国在后来的新一代航母战斗机选型中，又放弃了海军版的NATF战斗机，也就是AFX F-22变后掠翼战斗机，而是选择了缩水版的三军通用JSF计划，也就是后来的F-35“闪电”战斗机。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发展航母面临的形势与美国完全不同。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航母及舰载机将与美国航母及F-35舰载机相映成趣，成为相互对标的“伙伴”。虽然与AFX F-22相比，F-35的空战能力有明显差距，但对于诞生不久的中国航母和歼-15而言，F-35突出的隐身、短距起降、雷达电子性能，依然拥有巨大的压倒性优势。正式由于这种强大对手的空中压力，中国航母首先要解决的是夺取海上的制空权，其次才会考虑对地打击能力。
目前，中俄两国已经陆续突破了四代隐身战机的门槛，歼20和苏-57都已列装部队，中国隐身舰载战斗机项目虽然尚未现身，但歼-20的研制服役、FC-31的不断进化，都为我国隐身战斗机登上航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么，什么样的舰载战斗机才符合中国的需求呢？
前面已经说到，我们的航母编队长期面临的老朋友将是美国的超级核航母以及F-35舰载机，因此这里先看看舰载型F-35空战性能到底如何。在JSF项目设计之初，五角大楼提出的任务和性能需求是：70%的对地攻击能力和30%的空战能力。按照这个性能设定，将F-35称为攻击战斗机更适合一点。F-35C除了不具备F-35B的短距起降能力，其他作战性能都比F-35B高很多，因此中国的新型舰载机的目标必然是压倒F-35C。
按照美军构想，F-35A很多时候需要在F-22夺取制空权的条件下遂行对地攻击，F-35A显然不是用于争夺制空权的主力战斗机，最多扮演为F-22辅助空战的角色。那么，在海军层面，谁为F-35C夺取制空权？美国海军除了F-35C也就只剩下F-18E/F了，但F-18E/F在技术上至少比F-35C差了半代，空战性能还比不上F-35C，因此海军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只有F-35C亲自上阵，F-18E/F顶多算是辅助角色。到了2030年前后，随着F-18E/F的陆续退役，美国航母舰载机将以F-35C和X-47B无人攻击机为主，空战方面也只有F-35C自己独挑大梁了。
F-35C于2010年6月首飞，后因海军各种需求更改设计，由最初设计空重的13.6吨增加到15.8吨，这个重量已经超过双发重型制空战斗机F-15C的14.6吨。虽然经过减肥在最终服役时可能要轻一点，但考虑到为提升起降气动性能，在F-35A/B基础上增加了2.4米的翼展和50%的机翼面积，并强化了机翼结构和起落架强度，因此空重不可能减少到15吨以下。
我们假设F-35C空重为15吨，机内油箱满油推重比为0.77，即便以6吨燃油算也不到0.9，为了保持隐身肯定不会外挂副油箱。由于设计时考虑对地任务需携带比较多的弹药，内部弹舱空间不能太小，造成了F-35C外型臃肿肥大，也被戏称“肥电”。在布置机内大弹舱、增加了空重，并造成了外型臃肿肥大后，F-35C不得不舍弃了五代机的一个重要指标：超音速巡航能力。
虽然F-35C存在种种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F-35C仍是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最优秀的舰载战斗机。具备第五代战斗机典型的隐身设计，其正面的雷达截面RCS只有零点几平方米，可以将被发现的距离降低50%甚至更多。而且自身采用了先进的APG-81有源相控阵雷达，对RCS为1.0的目标发现距离可达150KM以上。
为了进一步探讨舰载机性能优劣，我们将战斗机分成两组，分别用J-15、设想的未来舰载机J-xx与F-35C做个粗略的空战对比。
先看J-15和F-35C空战对比。J-15正常起飞重大约24吨，发动机使用涡扇10H，全加力推力为2×125.4千牛，超过俄罗斯AL-31F的2×122.5千牛，起飞推重比大约1.07，最大速度2.4马赫，RCS面积大约10平方米，配装的国产脉冲多普勒雷达对RCS为1.0的目标探测距离约为120KM，但发现F-35C这种隐身目标的距离会缩短到60KM。
J-15和F-35C发生空中遭遇，J-15凭借自身优秀的机动性能，配合头盔瞄准显示器、大离轴角攻击能力的R-73改或者国产PL-10格斗导弹，能在近距离格斗时占据较大的优势。对于F-35C与三代改战斗机近距空战时的窘迫，美国人自己也很清楚，F-35擅长的是隐身超视距空战，对三代机和没有强化隐身能力的三代改战斗机的优势在于抢先发现、率先攻击。
假定J-15进入AIM-120D有效射程时，F-35C首先开火，而自身凭借隐身能力还不会被发现，我们可以粗略计算中距空战效能：超视距空战效能=（本机发现敌机距离÷敌机发现本机距离）×[（本机巡航速度×本机最大速度）÷（敌机巡航速度×敌机最大速度）]。这样算来，F-35C对J-15超视距空战效能=（240÷60）×[（0.9×1.8）÷（0.9×2.4）]=3.0。这里的240是指F-35C发现J-15的距离为240KM，60指J-15发现F-35C的距离为60KM，0.9为两机的巡航速度均为0.9马赫，1.8是F-35C的极限速度1.8马赫，2.4为J-15的极限速度2.4马赫。
看得出来，F-35C对J-15在超视距空战中具有明显优势，原因是J-15属于典型的第三代战斗机，整体没有使用隐身设计，F-35C凭借隐身能力获得了超视距空战的碾压优势。当然，这里面并没有考虑空空导弹的性能差异，而且F-35采用隐身模式时导弹全部内挂，造成导弹基数不足，对空作战模式下弹舱最多可载6枚空空导弹。为了防止漏网目标靠近从而陷入近距格斗，F-35C必须携带2枚AIM-9X，那么中距AIM-120D只能携带4枚，完成一轮攻击后弹药就会告急，但使用机身外挂又破坏了最重要的隐身性能。因此，在隐身性能和空空弹药基数上，美国海军将面临艰难的选择。这就是当初设计F-35时过度强调70%性能用于对地打击，而仅有30%性能用于空战的后果。
由于中国海军未来隐身舰载战斗机J-xx尚无准确消息，有关J-20舰载型或FC31舰载型的猜测也缺乏具体支撑，我们这里选择参照已经服役的J-20隐身战斗机，毕竟从中国远洋海军建设目标和大型航母规划来看，中国未来隐身舰载机大概率仍然是类似J-15的重型机。
J-xx与F-35C空中遭遇时，J-xx各项性能暂以J-20的指标代替，我们再做个计算。J-xx对F-35C超视距空战效能=（120÷80）×[（1.4×2.0）÷（0.9×1.8）]=2.6。也就是说，J-xx对F-35C有明显的优势，这主要是由于J-xx隐身能力和F-35C相当，但探测能力、超音速巡航能力比F-35C有比较大的优势。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F-35C在与三代机的超视距空战中处于明显的优势，但在对抗四代重型隐身战斗机时，将面临非常被动的局面。我们假设J-xx具备与F-22相当的空战能力，以制空为主，对地打击为辅，即便F-35设计目标颠倒过来，以70%的性能用于对空作战，30%用于对地攻击（携带小直径弹药对地打击，大型弹药由战斗/攻击机完成）。由此，在可预见的未来，J-xx挑战美军航母的制空霸权不是不可能。
不过，美国海军拥有我们缺乏的体系优势和航母战斗群使用经验、实战经验，即便装备相对更优秀的舰载战斗机，也只是压缩了美军航母战斗群的制空优势，而中国航母的性能和实际运作上还有不少短板和技术瓶颈，需要大量资金、时间持续进行升级和磨练，这些对于中国海军而言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总的来看，F-35C的出现似乎给了中国一个契机，使得中国海军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从而打造更加完备、更加强悍、更符合未来战场需求的新锐空中力量。勾画这种未来舰载机的大致轮廓，应该是“四代隐身战斗机为基本标准，以空战为主的重型战斗机”，而不能选择象F-35C那样的通用型隐身战斗机。
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军工领域持续努力、创新突破，毕竟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瓶颈仍然是重重关山，唯有强大的财力支撑和先进的科技引领，才能加快追赶并最终到达世界军事技术的最前沿。
自美国海军F-35C隐身战斗机于2019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IOC）以来，美军航母舰载机保持了较快的换装速度，其中卡尔·文森号(CVN-70)航母将于2021年携F-35C前往西太平洋进行战斗部署，进入隐身时代的美国海军将会游荡在全球热点地区。
作为美国海军未来空中力量的中坚，F-35C的服役期将长达30年，至少会生产到2030年前后。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数十年里，F-35C将与中国周边海空形势息息相关，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航母舰载机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五角大楼在制定下一代战斗机替代机JSF计划时，肯定没有预测到美国航母在新世纪面临如此重大的军事技术革命和新兴军事力量挑战。对于诸多技术的先行者美国而言，当时迈进新兴军事装备的“无人区”，尽管小心翼翼，却也无法摆脱茫然无措的反复尝试。回望过去这段进程，F-35C体现了美国军工的强大科研实力，却也在不断的试错摸索中留下了不足甚至问题，给后来者创造了难得的赶超机遇。
几年前，在中国第一艘航母服役之际，很多航空界人士曾就辽宁号航母上的战斗机选型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航母究竟是携载战斗/攻击机好，还是搭配制空战斗机和战斗/攻击机？有的专家认为：在对强国的战争中，大型航母如果条件允许，携载专门的制空战斗机和战斗/攻击机，在海空作战效能上要比全部使用战斗/攻击机好的多。当然，在已经夺取制空权的情况下，对地/舰打击时全部携载战斗/攻击机又会好很多，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实际上，美国也正是在对抗激烈的冷战时期，研制了专司空战的F-14“雄猫”战斗机。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已经没有国家可以威胁到美国航母战斗群和战斗机，随即放弃了这种专门用于夺取制空权的战斗机。也是基于这种想法，美国在后来的新一代航母战斗机选型中，又放弃了海军版的NATF战斗机，也就是AFX F-22变后掠翼战斗机，而是选择了缩水版的三军通用JSF计划，也就是后来的F-35“闪电”战斗机。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发展航母面临的形势与美国完全不同。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航母及舰载机将与美国航母及F-35舰载机相映成趣，成为相互对标的“伙伴”。虽然与AFX F-22相比，F-35的空战能力有明显差距，但对于诞生不久的中国航母和歼-15而言，F-35突出的隐身、短距起降、雷达电子性能，依然拥有巨大的压倒性优势。正式由于这种强大对手的空中压力，中国航母首先要解决的是夺取海上的制空权，其次才会考虑对地打击能力。
目前，中俄两国已经陆续突破了四代隐身战机的门槛，歼20和苏-57都已列装部队，中国隐身舰载战斗机项目虽然尚未现身，但歼-20的研制服役、FC-31的不断进化，都为我国隐身战斗机登上航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么，什么样的舰载战斗机才符合中国的需求呢？
前面已经说到，我们的航母编队长期面临的老朋友将是美国的超级核航母以及F-35舰载机，因此这里先看看舰载型F-35空战性能到底如何。在JSF项目设计之初，五角大楼提出的任务和性能需求是：70%的对地攻击能力和30%的空战能力。按照这个性能设定，将F-35称为攻击战斗机更适合一点。F-35C除了不具备F-35B的短距起降能力，其他作战性能都比F-35B高很多，因此中国的新型舰载机的目标必然是压倒F-35C。
按照美军构想，F-35A很多时候需要在F-22夺取制空权的条件下遂行对地攻击，F-35A显然不是用于争夺制空权的主力战斗机，最多扮演为F-22辅助空战的角色。那么，在海军层面，谁为F-35C夺取制空权？美国海军除了F-35C也就只剩下F-18E/F了，但F-18E/F在技术上至少比F-35C差了半代，空战性能还比不上F-35C，因此海军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只有F-35C亲自上阵，F-18E/F顶多算是辅助角色。到了2030年前后，随着F-18E/F的陆续退役，美国航母舰载机将以F-35C和X-47B无人攻击机为主，空战方面也只有F-35C自己独挑大梁了。
F-35C于2010年6月首飞，后因海军各种需求更改设计，由最初设计空重的13.6吨增加到15.8吨，这个重量已经超过双发重型制空战斗机F-15C的14.6吨。虽然经过减肥在最终服役时可能要轻一点，但考虑到为提升起降气动性能，在F-35A/B基础上增加了2.4米的翼展和50%的机翼面积，并强化了机翼结构和起落架强度，因此空重不可能减少到15吨以下。
我们假设F-35C空重为15吨，机内油箱满油推重比为0.77，即便以6吨燃油算也不到0.9，为了保持隐身肯定不会外挂副油箱。由于设计时考虑对地任务需携带比较多的弹药，内部弹舱空间不能太小，造成了F-35C外型臃肿肥大，也被戏称“肥电”。在布置机内大弹舱、增加了空重，并造成了外型臃肿肥大后，F-35C不得不舍弃了五代机的一个重要指标：超音速巡航能力。
虽然F-35C存在种种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F-35C仍是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最优秀的舰载战斗机。具备第五代战斗机典型的隐身设计，其正面的雷达截面RCS只有零点几平方米，可以将被发现的距离降低50%甚至更多。而且自身采用了先进的APG-81有源相控阵雷达，对RCS为1.0的目标发现距离可达150KM以上。
为了进一步探讨舰载机性能优劣，我们将战斗机分成两组，分别用J-15、设想的未来舰载机J-xx与F-35C做个粗略的空战对比。
先看J-15和F-35C空战对比。J-15正常起飞重大约24吨，发动机使用涡扇10H，全加力推力为2×125.4千牛，超过俄罗斯AL-31F的2×122.5千牛，起飞推重比大约1.07，最大速度2.4马赫，RCS面积大约10平方米，配装的国产脉冲多普勒雷达对RCS为1.0的目标探测距离约为120KM，但发现F-35C这种隐身目标的距离会缩短到60KM。
J-15和F-35C发生空中遭遇，J-15凭借自身优秀的机动性能，配合头盔瞄准显示器、大离轴角攻击能力的R-73改或者国产PL-10格斗导弹，能在近距离格斗时占据较大的优势。对于F-35C与三代改战斗机近距空战时的窘迫，美国人自己也很清楚，F-35擅长的是隐身超视距空战，对三代机和没有强化隐身能力的三代改战斗机的优势在于抢先发现、率先攻击。
假定J-15进入AIM-120D有效射程时，F-35C首先开火，而自身凭借隐身能力还不会被发现，我们可以粗略计算中距空战效能：超视距空战效能=（本机发现敌机距离÷敌机发现本机距离）×[（本机巡航速度×本机最大速度）÷（敌机巡航速度×敌机最大速度）]。这样算来，F-35C对J-15超视距空战效能=（240÷60）×[（0.9×1.8）÷（0.9×2.4）]=3.0。这里的240是指F-35C发现J-15的距离为240KM，60指J-15发现F-35C的距离为60KM，0.9为两机的巡航速度均为0.9马赫，1.8是F-35C的极限速度1.8马赫，2.4为J-15的极限速度2.4马赫。
看得出来，F-35C对J-15在超视距空战中具有明显优势，原因是J-15属于典型的第三代战斗机，整体没有使用隐身设计，F-35C凭借隐身能力获得了超视距空战的碾压优势。当然，这里面并没有考虑空空导弹的性能差异，而且F-35采用隐身模式时导弹全部内挂，造成导弹基数不足，对空作战模式下弹舱最多可载6枚空空导弹。为了防止漏网目标靠近从而陷入近距格斗，F-35C必须携带2枚AIM-9X，那么中距AIM-120D只能携带4枚，完成一轮攻击后弹药就会告急，但使用机身外挂又破坏了最重要的隐身性能。因此，在隐身性能和空空弹药基数上，美国海军将面临艰难的选择。这就是当初设计F-35时过度强调70%性能用于对地打击，而仅有30%性能用于空战的后果。
由于中国海军未来隐身舰载战斗机J-xx尚无准确消息，有关J-20舰载型或FC31舰载型的猜测也缺乏具体支撑，我们这里选择参照已经服役的J-20隐身战斗机，毕竟从中国远洋海军建设目标和大型航母规划来看，中国未来隐身舰载机大概率仍然是类似J-15的重型机。
J-xx与F-35C空中遭遇时，J-xx各项性能暂以J-20的指标代替，我们再做个计算。J-xx对F-35C超视距空战效能=（120÷80）×[（1.4×2.0）÷（0.9×1.8）]=2.6。也就是说，J-xx对F-35C有明显的优势，这主要是由于J-xx隐身能力和F-35C相当，但探测能力、超音速巡航能力比F-35C有比较大的优势。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F-35C在与三代机的超视距空战中处于明显的优势，但在对抗四代重型隐身战斗机时，将面临非常被动的局面。我们假设J-xx具备与F-22相当的空战能力，以制空为主，对地打击为辅，即便F-35设计目标颠倒过来，以70%的性能用于对空作战，30%用于对地攻击（携带小直径弹药对地打击，大型弹药由战斗/攻击机完成）。由此，在可预见的未来，J-xx挑战美军航母的制空霸权不是不可能。
不过，美国海军拥有我们缺乏的体系优势和航母战斗群使用经验、实战经验，即便装备相对更优秀的舰载战斗机，也只是压缩了美军航母战斗群的制空优势，而中国航母的性能和实际运作上还有不少短板和技术瓶颈，需要大量资金、时间持续进行升级和磨练，这些对于中国海军而言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总的来看，F-35C的出现似乎给了中国一个契机，使得中国海军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从而打造更加完备、更加强悍、更符合未来战场需求的新锐空中力量。勾画这种未来舰载机的大致轮廓，应该是“四代隐身战斗机为基本标准，以空战为主的重型战斗机”，而不能选择象F-35C那样的通用型隐身战斗机。
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军工领域持续努力、创新突破，毕竟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瓶颈仍然是重重关山，唯有强大的财力支撑和先进的科技引领，才能加快追赶并最终到达世界军事技术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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