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禁令与现实之间 国产模数转换ADC能否自强
被赞誉为芯片皇冠上的明珠，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模拟数字转换器）的重要性在几十年内从未被动摇。进入AIoT和5G的时代，因为与物理世界交互需求的增加，ADC作为信号链核心的地位还在稳步提升。
对于中国的芯片界来说，ADC以及整个信号链芯片的国产化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华为禁令事件的爆发，更是将ADC的国产替代进程送上快车道。
进步神速
ADC是一大类芯片的统称，经过几十年的演进，已经产生出针对不同应用的多种架构，最为常见的是SAR（逐次逼近）型、∑-Δ型、Pipeline（流水线）型，闪速（Flash）型。按照分辨率和采样速率，可以最直观地分辨这些架构（如下图所示）。
以采样速率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最低的是∑-Δ型，最高的是Flash型（目前已经很少用到）；以分辨率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则正好反之。
精度和速度是一对矛盾的指标，一方追求极致，则另一方就做出牺牲。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和数字电路工作速度的提高，以及对于系统灵敏度等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于高速、高精度的 ADC需求越来越大。
在美国的出口管控中，对各分辨率范围的ADC都设置了一条采样速率“红线”，只要越雷池一步，就要遭受禁运。举例来说，12位～14位ADC，采样速率不能超过400MSPS；14位～16位，采样速率不能超过250MSPS。
这一红线是国产ADC与进口ADC的指标分水岭，但是进步神速的国内企业，已经开始冲击这道封锁线。比如，商用的国产14位ADC的采样速率已经达到500MSPS，还有初创公司开发的14位、1GSPS的ADC也进入样片测试阶段。
在禁令标准之下的较低分辨率或采样速率的ADC，国内产品更是遍地开花。“举例来说，采用CMOS工艺的低速∑-Δ ADC风起云涌，已经呈红海状了。”业内人士这样表示。
∑-Δ ADC的优势在于分辨率，目前最高可达到32位，主要应用于高精度数据采集，特别是传感器、数字音响系统、多媒体、地震勘探仪器、声纳等领域。国产厂商的高精度∑-Δ ADC完全实现了国产化，且性能不输国际同行。
如果是应用更为广泛的SAR ADC，其因为电路规模中等、功耗低，且能兼顾分辨率和采样速率而很受市场欢迎，国产ADC芯片也是风起云涌。据原子半导体联合创始人袁文章介绍，12位1～3Msps SAR ADC已经成为国产MCU的标配，基本以IP或者die的形式存在，更高精度的单片14位甚至是16位SAR ADC也有厂商开始供货。
原子半导体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是基于港科大袁杰教授在长期的芯片项目研发储备和技术积累，从港科大分离出来的一家混合信号/模拟芯片设计初创企业。2020年9月，原子半导体正式流片16bit SAR ADC系列，最高采样率可达10MSPS。
如此多的国产ADC芯片井喷式涌现，让乐观者感觉国产ADC全面替代为时不远。但袁文章不这样认为，“今年国产ADC芯片还不算完全起势，因为国产替代始终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一步一个脚印，从技术和制造工艺上逐步突破。”
盘根错节的市场
左右ADC替代周期长短的重要因素就是复杂的市场状况。ADC的下游应用非常分散，消费、工业、通信、医疗、交通等无所不包，“要建成罗马”绝非一日之功。
消费电子市场的国产替代最为领先，其规模和活力也是其他市场暂不能企及的。ADI、TI、Maxim等国际巨头当前更为关注工业、通信、医疗等领域，那里利润更加丰厚，客户更为分散，是它们的营收重要来源，
ADC在消费电子领域很少以分立芯片的形式出现，都与MCU内核集成在一起。有实力的国内MCU厂商选择自研ADC，不具备研发能力的则通过专业的ADC公司或其他渠道购买相关IP或者die。晶圆厂和EDA公司也能提供性能不错的ADC IP，使这个赛道竞争激烈。
即使利润较低，国内厂商们也依旧看重这个市场。“原因是消费市场的挣钱很快，影响力也很大。”一位业内人士道出了其中关键。国内的ADC厂商大部分经过消费电子市场洗礼，在与国际巨头的短兵相接中，逐步壮大了技术实力并赢得了市场份额。消费市场如今已难觅进口ADC的身影。
滞留在消费电子市场，国内厂商还有一个苦衷，要进入工业、通信等市场，以往“难如登天”，连获得测试的机会都很稀缺。好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以后，情况终于有了改观，行业客户向国产厂商终于打开了大门。
不可否认，这些市场本身对ADC的性能要求也非常严格。核芯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胡康桥告诉记者，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对一款芯片连续改版四次。“有一些指标都是平常不会注意的，比如各通道的隔离程度，闭门做设计的时候根本想不到。”
这款产品最终打入了国家电网，实现了对国际大厂同类产品的替代。但是这个过程也让胡康桥和团队认识了工业市场的残酷一面。“芯片先送去客户那里做一两个月的压力测试，然后送去国网测试中心去测试，再进行挂网测试，最快都要半年时间，这么长的周期，小公司真是很难扛。”他感慨道。
回报与付出也是成正比的。产品一旦被工业或通信客户所接纳，就有很长的生命周期，利润也相当可观。再者，因为这些行业的战略重要性，国产替代的热情很高涨，国内厂商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纵然如此，不少厂商还是会望而却步。胡康桥给记者算了笔账：“即使是华为的5G基站，一年以几十万个来计，里面的ADC等模拟器件最多就几百万的用量，根本无法与动辄出货上千万或过亿的消费市场相比。”要真正进入这些市场，国内厂商就要在长期投入和短期收益之间做个取舍。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特定应用市场对国产ADC来说依然是“门难进”，如医疗电子、测试测量仪器仪表等对芯片性能和质量的要求高于对芯片成本的行业，由于没有给予足够的“试错”机会，加之国际巨头也全力提高技术护城河（像ADI、TI都推出了针对医疗领域的256通道ADC模块），使得国内企业短期内很难形成替代之势。
不能马踏平川，要一个一个市场的去争夺，国内企业的前路依然漫长。
天花板
同很多芯片一样，中国企业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
因为华为禁令，很多人知道了超高速ADC。5G基站使用的超高速ADC，对国内来说就是一片空白。后来，海思虽然用自研的ADC做了替换（指标不明晰），依然不能掩盖行业的尴尬处境。
5G通信要支持需要100MHz甚至400MHz的RF信道带宽，这是需要超高速ADC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最理想的数据转换器采样速率是1～3GSPS的量级，业界一般采用Pipeline型ADC来实现，分辨率为14位，目前尚无国内厂家可以达成。
据业内人士透漏，国内某些研究所可以开发RF微波器件，也包括高速、高精度ADC，只是没有批量成熟的量产工艺，出货还要依靠分筛，仅限于满足小批量不太计成本的应用。
多重因素造成了今日的局面。北京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朱晶认为，禁运是首要原因，再加上技术门槛确实很高，国内的技术积累也不够，最后是系统厂商以前也没有给大量的国产替代机会，使得国内迟迟不能突破高速、高精度ADC的壁垒。
曾任职国外多家模拟芯片公司的技术专家蓝凯（化名）指出，工艺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要说中国，整个亚洲地区都没有适配高速模拟的工艺制程。”
制造ADC会采用到CMOS、GaAs HBT和SiGe BiCMOS工艺。其中，CMOS的优点是便于与数字电路集成，且截止频率高、功耗低；GaAs HBT的击穿电压高、但功耗较大；SiGe BiCMOS的截止频率高，且具有抗辐射性，缺点也是功耗较高。高速ADC多为BiCMOS工艺制造， 只有ADI、TI这些采用IDM模式的公司才掌握着该工艺的“绝活”。
“ADC精度和分辨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器件内部的电阻网络，在ADI公司内部，如果要使用高性能的薄膜电阻，都需要特批。”蓝凯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大厂对工艺细节的把控。
此外，工艺上的不断调校，才能让ADC这类模拟器件发挥出最好的性能。蓝凯说：“单从晶圆制造上讲，MPW（多项目晶圆）过后都要改上几版后才能摸到晶圆上的门道。”相比之下，国内的ADC厂商都是Fabless模式，不具备这种反复调校的条件，很难实现设计和工艺的紧耦合。
从设计层面来讲，国际大厂也已形成了严密的专利布局，对后来者层层设防。比如，对高速ADC非常关键的校准，国内厂商想要突破，就很难绕过大厂的专利壁垒。
最后，就是老生常谈的人才问题。设计和工艺的同步研发是模拟的难点，设计师必须有深刻的工艺理解能力才能搞定模拟芯片。但当前的情况，不要说能掌握全局的设计师，即使普通的模拟芯片工程师也非常匮乏。“1年数字、10年模拟”，培养和留住模拟人才已成当务之急。
工艺、专利、人才，要征服高速ADC，还要翻过三座大山。
亡羊补牢
华为禁令敲醒了中国半导体行业，也让人们注意到模拟芯片的重要性。
在资本市场上，先后有圣邦微、思瑞浦、芯海科技登陆成功，还有昆腾微即将IPO。国内的信号链厂家终于赢来了曙光。
创业的路上，不少怀揣着产业报国理想的人也选择了信号链这个赛道，期望改变行业格局。这其中，不乏海归金领，高校精英，以及传统信号链公司的骨干成员。
很多团队以突破高速ADC禁令为口号，也获得了资本的加持，但是真正做出的产品还是少之又少。业内人士将此归结于实验室理想与行业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资深半导体投资人王磊（化名）就认为：“往往有很多团队，虽然高举高打，号称融资多少，专攻高端芯片，但最后还是要做一些中低端的民用产品来养活自己，这就是比较可怜的现实。”
朱晶则指出，这个问题要归结于这个ADC本身，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积累和不断迭代和磨练的，真正从正向做起，并非易事。
凡是做过ADC的人，都坦言ADC并不好做。一枚小小的芯片，蕴含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精雕细琢的产物。国际大厂为了规划好一颗ADC，往往要进行多次调研，认清市场的真正需求后才进行产品定义。这样做出的产品才能真正得到市场的认可，拥有长久的生命周期。
清华大学王志华教授曾经称，中国模拟芯片想要发展，就必须要在存量市场做到性能更好，价格更低，这样才能赢得市场。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坚定的信心和极致的工匠精神。
千里之行 积于跬步。做ADC如此，做模拟芯片莫不如此。
来源：集微网
被赞誉为芯片皇冠上的明珠，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模拟数字转换器）的重要性在几十年内从未被动摇。进入AIoT和5G的时代，因为与物理世界交互需求的增加，ADC作为信号链核心的地位还在稳步提升。
对于中国的芯片界来说，ADC以及整个信号链芯片的国产化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华为禁令事件的爆发，更是将ADC的国产替代进程送上快车道。
进步神速
ADC是一大类芯片的统称，经过几十年的演进，已经产生出针对不同应用的多种架构，最为常见的是SAR（逐次逼近）型、∑-Δ型、Pipeline（流水线）型，闪速（Flash）型。按照分辨率和采样速率，可以最直观地分辨这些架构（如下图所示）。
以采样速率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最低的是∑-Δ型，最高的是Flash型（目前已经很少用到）；以分辨率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则正好反之。
精度和速度是一对矛盾的指标，一方追求极致，则另一方就做出牺牲。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和数字电路工作速度的提高，以及对于系统灵敏度等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于高速、高精度的 ADC需求越来越大。
在美国的出口管控中，对各分辨率范围的ADC都设置了一条采样速率“红线”，只要越雷池一步，就要遭受禁运。举例来说，12位～14位ADC，采样速率不能超过400MSPS；14位～16位，采样速率不能超过250MSPS。
这一红线是国产ADC与进口ADC的指标分水岭，但是进步神速的国内企业，已经开始冲击这道封锁线。比如，商用的国产14位ADC的采样速率已经达到500MSPS，还有初创公司开发的14位、1GSPS的ADC也进入样片测试阶段。
在禁令标准之下的较低分辨率或采样速率的ADC，国内产品更是遍地开花。“举例来说，采用CMOS工艺的低速∑-Δ ADC风起云涌，已经呈红海状了。”业内人士这样表示。
∑-Δ ADC的优势在于分辨率，目前最高可达到32位，主要应用于高精度数据采集，特别是传感器、数字音响系统、多媒体、地震勘探仪器、声纳等领域。国产厂商的高精度∑-Δ ADC完全实现了国产化，且性能不输国际同行。
如果是应用更为广泛的SAR ADC，其因为电路规模中等、功耗低，且能兼顾分辨率和采样速率而很受市场欢迎，国产ADC芯片也是风起云涌。据原子半导体联合创始人袁文章介绍，12位1～3Msps SAR ADC已经成为国产MCU的标配，基本以IP或者die的形式存在，更高精度的单片14位甚至是16位SAR ADC也有厂商开始供货。
原子半导体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是基于港科大袁杰教授在长期的芯片项目研发储备和技术积累，从港科大分离出来的一家混合信号/模拟芯片设计初创企业。2020年9月，原子半导体正式流片16bit SAR ADC系列，最高采样率可达10MSPS。
如此多的国产ADC芯片井喷式涌现，让乐观者感觉国产ADC全面替代为时不远。但袁文章不这样认为，“今年国产ADC芯片还不算完全起势，因为国产替代始终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一步一个脚印，从技术和制造工艺上逐步突破。”
盘根错节的市场
左右ADC替代周期长短的重要因素就是复杂的市场状况。ADC的下游应用非常分散，消费、工业、通信、医疗、交通等无所不包，“要建成罗马”绝非一日之功。
消费电子市场的国产替代最为领先，其规模和活力也是其他市场暂不能企及的。ADI、TI、Maxim等国际巨头当前更为关注工业、通信、医疗等领域，那里利润更加丰厚，客户更为分散，是它们的营收重要来源，
ADC在消费电子领域很少以分立芯片的形式出现，都与MCU内核集成在一起。有实力的国内MCU厂商选择自研ADC，不具备研发能力的则通过专业的ADC公司或其他渠道购买相关IP或者die。晶圆厂和EDA公司也能提供性能不错的ADC IP，使这个赛道竞争激烈。
即使利润较低，国内厂商们也依旧看重这个市场。“原因是消费市场的挣钱很快，影响力也很大。”一位业内人士道出了其中关键。国内的ADC厂商大部分经过消费电子市场洗礼，在与国际巨头的短兵相接中，逐步壮大了技术实力并赢得了市场份额。消费市场如今已难觅进口ADC的身影。
滞留在消费电子市场，国内厂商还有一个苦衷，要进入工业、通信等市场，以往“难如登天”，连获得测试的机会都很稀缺。好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以后，情况终于有了改观，行业客户向国产厂商终于打开了大门。
不可否认，这些市场本身对ADC的性能要求也非常严格。核芯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胡康桥告诉记者，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对一款芯片连续改版四次。“有一些指标都是平常不会注意的，比如各通道的隔离程度，闭门做设计的时候根本想不到。”
这款产品最终打入了国家电网，实现了对国际大厂同类产品的替代。但是这个过程也让胡康桥和团队认识了工业市场的残酷一面。“芯片先送去客户那里做一两个月的压力测试，然后送去国网测试中心去测试，再进行挂网测试，最快都要半年时间，这么长的周期，小公司真是很难扛。”他感慨道。
回报与付出也是成正比的。产品一旦被工业或通信客户所接纳，就有很长的生命周期，利润也相当可观。再者，因为这些行业的战略重要性，国产替代的热情很高涨，国内厂商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纵然如此，不少厂商还是会望而却步。胡康桥给记者算了笔账：“即使是华为的5G基站，一年以几十万个来计，里面的ADC等模拟器件最多就几百万的用量，根本无法与动辄出货上千万或过亿的消费市场相比。”要真正进入这些市场，国内厂商就要在长期投入和短期收益之间做个取舍。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特定应用市场对国产ADC来说依然是“门难进”，如医疗电子、测试测量仪器仪表等对芯片性能和质量的要求高于对芯片成本的行业，由于没有给予足够的“试错”机会，加之国际巨头也全力提高技术护城河（像ADI、TI都推出了针对医疗领域的256通道ADC模块），使得国内企业短期内很难形成替代之势。
不能马踏平川，要一个一个市场的去争夺，国内企业的前路依然漫长。
天花板
同很多芯片一样，中国企业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
因为华为禁令，很多人知道了超高速ADC。5G基站使用的超高速ADC，对国内来说就是一片空白。后来，海思虽然用自研的ADC做了替换（指标不明晰），依然不能掩盖行业的尴尬处境。
5G通信要支持需要100MHz甚至400MHz的RF信道带宽，这是需要超高速ADC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最理想的数据转换器采样速率是1～3GSPS的量级，业界一般采用Pipeline型ADC来实现，分辨率为14位，目前尚无国内厂家可以达成。
据业内人士透漏，国内某些研究所可以开发RF微波器件，也包括高速、高精度ADC，只是没有批量成熟的量产工艺，出货还要依靠分筛，仅限于满足小批量不太计成本的应用。
多重因素造成了今日的局面。北京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朱晶认为，禁运是首要原因，再加上技术门槛确实很高，国内的技术积累也不够，最后是系统厂商以前也没有给大量的国产替代机会，使得国内迟迟不能突破高速、高精度ADC的壁垒。
曾任职国外多家模拟芯片公司的技术专家蓝凯（化名）指出，工艺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要说中国，整个亚洲地区都没有适配高速模拟的工艺制程。”
制造ADC会采用到CMOS、GaAs HBT和SiGe BiCMOS工艺。其中，CMOS的优点是便于与数字电路集成，且截止频率高、功耗低；GaAs HBT的击穿电压高、但功耗较大；SiGe BiCMOS的截止频率高，且具有抗辐射性，缺点也是功耗较高。高速ADC多为BiCMOS工艺制造， 只有ADI、TI这些采用IDM模式的公司才掌握着该工艺的“绝活”。
“ADC精度和分辨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器件内部的电阻网络，在ADI公司内部，如果要使用高性能的薄膜电阻，都需要特批。”蓝凯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大厂对工艺细节的把控。
此外，工艺上的不断调校，才能让ADC这类模拟器件发挥出最好的性能。蓝凯说：“单从晶圆制造上讲，MPW（多项目晶圆）过后都要改上几版后才能摸到晶圆上的门道。”相比之下，国内的ADC厂商都是Fabless模式，不具备这种反复调校的条件，很难实现设计和工艺的紧耦合。
从设计层面来讲，国际大厂也已形成了严密的专利布局，对后来者层层设防。比如，对高速ADC非常关键的校准，国内厂商想要突破，就很难绕过大厂的专利壁垒。
最后，就是老生常谈的人才问题。设计和工艺的同步研发是模拟的难点，设计师必须有深刻的工艺理解能力才能搞定模拟芯片。但当前的情况，不要说能掌握全局的设计师，即使普通的模拟芯片工程师也非常匮乏。“1年数字、10年模拟”，培养和留住模拟人才已成当务之急。
工艺、专利、人才，要征服高速ADC，还要翻过三座大山。
亡羊补牢
华为禁令敲醒了中国半导体行业，也让人们注意到模拟芯片的重要性。
在资本市场上，先后有圣邦微、思瑞浦、芯海科技登陆成功，还有昆腾微即将IPO。国内的信号链厂家终于赢来了曙光。
创业的路上，不少怀揣着产业报国理想的人也选择了信号链这个赛道，期望改变行业格局。这其中，不乏海归金领，高校精英，以及传统信号链公司的骨干成员。
很多团队以突破高速ADC禁令为口号，也获得了资本的加持，但是真正做出的产品还是少之又少。业内人士将此归结于实验室理想与行业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资深半导体投资人王磊（化名）就认为：“往往有很多团队，虽然高举高打，号称融资多少，专攻高端芯片，但最后还是要做一些中低端的民用产品来养活自己，这就是比较可怜的现实。”
朱晶则指出，这个问题要归结于这个ADC本身，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积累和不断迭代和磨练的，真正从正向做起，并非易事。
凡是做过ADC的人，都坦言ADC并不好做。一枚小小的芯片，蕴含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精雕细琢的产物。国际大厂为了规划好一颗ADC，往往要进行多次调研，认清市场的真正需求后才进行产品定义。这样做出的产品才能真正得到市场的认可，拥有长久的生命周期。
清华大学王志华教授曾经称，中国模拟芯片想要发展，就必须要在存量市场做到性能更好，价格更低，这样才能赢得市场。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坚定的信心和极致的工匠精神。
千里之行 积于跬步。做ADC如此，做模拟芯片莫不如此。
来源：集微网
中国芯片突然大爆发，美国无可奈何！(一)
2020-09-28 22:11 腾讯标签: 群众网
小小一个芯片，难死多少英雄汉！
中国芯片突然大爆发，美国无可奈何！
面对特朗普在芯片上，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各种制裁，很多国人觉得中国遇到灭顶之灾了。但是，很多老外可不这么看！
相反，他们不少人觉得，美国的制裁，对中国中下游的手机品牌商和芯片制造厂，短期是风险，长期是机会。而对于中国上游的设备厂和材料厂，则是短期是机会，长期是更大的机会。
到那时，国内产业链对设备和材料将形成强烈的饥渴，几乎不用担心销量问题，天花板完全被打开。
正因如此，在9月15日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就直言，不卖给中国芯片，就意味着美国将失去一批高薪工作，并促使中国加速芯片自给自足。
比尔盖茨说了：现在强迫中国自己制造芯片，意味着如果将来发生冲突，你不仅放弃了这些高薪工作，而且会迫使中国完全实现自给自足。这样做真的会有好处吗？
不仅比尔盖茨这样的顶尖企业家这么想，美国精英学者，不少也持这种观点。
美国著名智库学者詹姆斯·刘易斯（如下图），在一次采访中就表示：
在半导体投资方面，中国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将达到我们的1000倍！1000比1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赢得这场竞赛的。
没错，对这些美国人来说，他们最担心的，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封锁，倒逼中国芯片研究生产大爆发，最终形成对美国芯片的国产替代。
老平插一段：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完备的产业，有庞大的市场和完备的产业链！中国政府的产业孵化能力，中国市场的哺育能力，是全球顶尖级的。
你不能用破碎的全球产业链刺激他，最好让他在舒适区安逸着，否则大块头动一下，世界就大变了。
中国芯片突然大爆发，美国无可奈何！
美国人帮着教育中国崇美的企业和愤青，帮着统一中国产业界的共识，做这样的好事，送出这样的神助攻，到底图个啥呢？
嗯——，上帝也不知道为什么，撑的。
或许唯一的答案，在白宫建国同志脑海里：折腾，穷折腾，让全世界都认识他、记得他！
不得不说，他们这些美国人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看吧，前几天，中科院院长就宣布：
我们将把美国“卡脖子”的清单，变成我们的科研任务清单进行布局，比如光刻机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等。
我们要聚焦在国家最关注的重大领域，集中我们全院的力量来做。
是的，中国芯片投入和研发，果然大爆发。
这个世界本来是互相依赖的。非得把中国逼到自产自研、全产业链去美化的地步，绝非美国之福！
老平不禁感叹：美帝流年不利啊！你说本来好好地，全球供应链各得其所，各安天命，你干嘛要叫醒东方睡狮呢？
美帝这叫咎由自取！这叫“NO ZUO，NO DIE”！宿命！
推荐延伸阅读热文《英特尔暴跌：一个帝国的崩塌，一个神话的终结》，了解美国IC产业界的真正苦衷与最后挣扎。
中国芯片突然大爆发，美国无可奈何！
现在中国的集成电路，究竟处于什么水平？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芯片生产，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集成电路技术包括芯片制造技术与设计技术，主要体现在加工设备，加工工艺，封装测试，批量生产及设计创新的能力上。
第一个大类，企业负责画芯片图纸的，行话叫芯片设计公司。
美国的高通，中国台湾的联发科，就属于这类。他们只负责画图纸，不负责生产，图纸画出来后，就得找芯片代工厂生产，否则就成了空中楼阁，废纸一张。
现在，在第一个大类里，华为海思的芯片设计能力，已经很厉害了。
2004年成立的海思，在2013年就成功实现了盈利，同年成为世界上市场份额最大的高端路由器芯片。
2017年，海思的安防芯片，占据世界市场份额的70%。
同年，华为手机出货量1.5亿台，其中7000万台用的是海思的麒麟芯片。
7nm级的最顶级芯片，高通有，华为也有。
注：华为即将推出的Mate40，搭载更加强悍的麒麟9000，用的是台积电最尖端的5纳米工艺！可惜因美国的禁令，暂时会成为绝唱。
第二个大类，是负责将图纸落地的芯片代工厂，他们像建筑施工队，要做的是按照图纸不择不扣地把房子盖出来。
芯片生产的流程，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几乎每一步都对材料、技术、设备、生产工艺提出艰巨挑战。
第一步，从二氧化硅提炼出高纯度的硅，把它弄成尽可能大的象纸一样薄的片；
第二步，用激光在上面刻线；
第三步，把大量微型电器元件放上去，从几千万到8亿不等，比如酷睿i7上就有7.7亿个晶体管；
第四步，封装。
简单来讲，这个加工过程就像盖房子，一层一层的盖。现在盖多少层？
差不多60层，要加工1000个步骤！这高楼的深孔或柱子的尺度，就我们现在说的28纳米啊、14纳米啊、7纳米等等。
大家知道，人的头发丝平均直径是0.07毫米；所以7纳米的概念，是人头发丝1万分之一，我们就等于在人头发丝1万分之一这样的基础上加工，它的加工精度和重复要做到10万分之一。
这一块，说起来是咱们现在的短板。
余承东就说过：很遗憾在半导体制造方面，华为没有参与重资产投入型的领域、重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我们只是做了芯片的设计，没搞芯片的制造。
这块，主要是看芯片上游的设备和材料，哪块是咱们的弱项，而短板又是什么时候能够补齐。
一方面，从设备款看，主要包括：硅片设备-热处理设备-光刻设备-刻蚀设备-离子注入设备-薄膜沉积设备-抛光设备-清洗设备-检测设备等。
1、硅片设备：硅单晶炉是制作硅片的主要装置。
在这方面，晶盛机电是该领域龙头，硅单晶炉技术领先，甚至研发出了第三代碳化硅半导体设备，国内高端市场占有率第一。
2、热处理设备：主要是对硅片进行氧化、扩散、退火等工艺处理。
北方华创是该领域龙头，在热处理设备的各个细分领域均有成熟的产品线，12 寸硅刻蚀机、金属 PVD等多款高端半导体设备相继进入量产阶段。
3、刻蚀设备：刻蚀是硅片进行光刻之后最重要的流程。
目前，我国的刻蚀设备是比较先进的，中微公司的刻蚀设备，已广泛应用于28到7nm后段制程以及10nm前段制程，北方华创的硅刻蚀机也在14nm工艺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具体可延伸阅读《大反转！美国万万想不到，中国刻蚀机技术登顶天下！》，了解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硕果。
4、离子注入设备：硅片刻蚀后，需要将一些特殊的杂质离子注入到硅衬底去，这就是离子注入机。
我国该领域的龙头是凯世通，出货量排名世界第一，电科装备也已研制出了大束流28nm高能离子注入机。
5、薄膜沉积设备：薄膜沉积工艺，分为物理气相沉积（PVD）、化学气相沉积（CVD）和外延三大类。
北方华创的PVD设备已经用于28nm生产线中，14nm工艺设备也已实现重大进展。
沈阳拓荆的PECVD设备已在中芯国际40-28nm产线使用，ALD设备也在14nm工艺产线通过验证。
6、抛光设备：晶圆制造的后期，需要对硅片表面进行平坦化处理，这就用到了抛光机。
该领域的龙头是华海清科，根据中国国际招标网的信息，今年上半年，华海清科在华虹半导体（无锡）项目获得3台CMP，累计获得5台CMP订单，在该产线的CMP 市占率是38%。
这方面，我们技术上完全没问题。
7、清洗设备：几乎所有工艺流程都需要清洗环节，这就用到了清洗设备。
盛美半导体是该领域的龙头，在2009年就研发出了第一款兆声波清洗技术SAPS，并进入到SK海力士的无锡生产线，目前技术节点正向5nm、3nm等先进制程工艺不断突破。
8、检测设备：测试设备包括工艺检测设备、硅片测试设备和晶圆中测设备等，晶圆中测设备又包括探针卡、探针台和测试机等，种类繁多。
该领域的龙头是赛腾股份，公司通过收购日本Optima进入半导体检测设备领域，客户包括了三星、SK 海力士、台积电等顶级大厂。
其实，延伸阅读《“大检阅”之谁来帮助华为：三大赛道的崛起与困境》，鸟瞰我们的IC产业发展状况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些年追赶非常快，也并不太弱，大决战已越来越近。
2020-09-28 22:11 腾讯标签: 群众网
小小一个芯片，难死多少英雄汉！
中国芯片突然大爆发，美国无可奈何！
面对特朗普在芯片上，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各种制裁，很多国人觉得中国遇到灭顶之灾了。但是，很多老外可不这么看！
相反，他们不少人觉得，美国的制裁，对中国中下游的手机品牌商和芯片制造厂，短期是风险，长期是机会。而对于中国上游的设备厂和材料厂，则是短期是机会，长期是更大的机会。
到那时，国内产业链对设备和材料将形成强烈的饥渴，几乎不用担心销量问题，天花板完全被打开。
正因如此，在9月15日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就直言，不卖给中国芯片，就意味着美国将失去一批高薪工作，并促使中国加速芯片自给自足。
比尔盖茨说了：现在强迫中国自己制造芯片，意味着如果将来发生冲突，你不仅放弃了这些高薪工作，而且会迫使中国完全实现自给自足。这样做真的会有好处吗？
不仅比尔盖茨这样的顶尖企业家这么想，美国精英学者，不少也持这种观点。
美国著名智库学者詹姆斯·刘易斯（如下图），在一次采访中就表示：
在半导体投资方面，中国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将达到我们的1000倍！1000比1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赢得这场竞赛的。
没错，对这些美国人来说，他们最担心的，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封锁，倒逼中国芯片研究生产大爆发，最终形成对美国芯片的国产替代。
老平插一段：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完备的产业，有庞大的市场和完备的产业链！中国政府的产业孵化能力，中国市场的哺育能力，是全球顶尖级的。
你不能用破碎的全球产业链刺激他，最好让他在舒适区安逸着，否则大块头动一下，世界就大变了。
中国芯片突然大爆发，美国无可奈何！
美国人帮着教育中国崇美的企业和愤青，帮着统一中国产业界的共识，做这样的好事，送出这样的神助攻，到底图个啥呢？
嗯——，上帝也不知道为什么，撑的。
或许唯一的答案，在白宫建国同志脑海里：折腾，穷折腾，让全世界都认识他、记得他！
不得不说，他们这些美国人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看吧，前几天，中科院院长就宣布：
我们将把美国“卡脖子”的清单，变成我们的科研任务清单进行布局，比如光刻机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等。
我们要聚焦在国家最关注的重大领域，集中我们全院的力量来做。
是的，中国芯片投入和研发，果然大爆发。
这个世界本来是互相依赖的。非得把中国逼到自产自研、全产业链去美化的地步，绝非美国之福！
老平不禁感叹：美帝流年不利啊！你说本来好好地，全球供应链各得其所，各安天命，你干嘛要叫醒东方睡狮呢？
美帝这叫咎由自取！这叫“NO ZUO，NO DIE”！宿命！
推荐延伸阅读热文《英特尔暴跌：一个帝国的崩塌，一个神话的终结》，了解美国IC产业界的真正苦衷与最后挣扎。
中国芯片突然大爆发，美国无可奈何！
现在中国的集成电路，究竟处于什么水平？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芯片生产，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集成电路技术包括芯片制造技术与设计技术，主要体现在加工设备，加工工艺，封装测试，批量生产及设计创新的能力上。
第一个大类，企业负责画芯片图纸的，行话叫芯片设计公司。
美国的高通，中国台湾的联发科，就属于这类。他们只负责画图纸，不负责生产，图纸画出来后，就得找芯片代工厂生产，否则就成了空中楼阁，废纸一张。
现在，在第一个大类里，华为海思的芯片设计能力，已经很厉害了。
2004年成立的海思，在2013年就成功实现了盈利，同年成为世界上市场份额最大的高端路由器芯片。
2017年，海思的安防芯片，占据世界市场份额的70%。
同年，华为手机出货量1.5亿台，其中7000万台用的是海思的麒麟芯片。
7nm级的最顶级芯片，高通有，华为也有。
注：华为即将推出的Mate40，搭载更加强悍的麒麟9000，用的是台积电最尖端的5纳米工艺！可惜因美国的禁令，暂时会成为绝唱。
第二个大类，是负责将图纸落地的芯片代工厂，他们像建筑施工队，要做的是按照图纸不择不扣地把房子盖出来。
芯片生产的流程，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几乎每一步都对材料、技术、设备、生产工艺提出艰巨挑战。
第一步，从二氧化硅提炼出高纯度的硅，把它弄成尽可能大的象纸一样薄的片；
第二步，用激光在上面刻线；
第三步，把大量微型电器元件放上去，从几千万到8亿不等，比如酷睿i7上就有7.7亿个晶体管；
第四步，封装。
简单来讲，这个加工过程就像盖房子，一层一层的盖。现在盖多少层？
差不多60层，要加工1000个步骤！这高楼的深孔或柱子的尺度，就我们现在说的28纳米啊、14纳米啊、7纳米等等。
大家知道，人的头发丝平均直径是0.07毫米；所以7纳米的概念，是人头发丝1万分之一，我们就等于在人头发丝1万分之一这样的基础上加工，它的加工精度和重复要做到10万分之一。
这一块，说起来是咱们现在的短板。
余承东就说过：很遗憾在半导体制造方面，华为没有参与重资产投入型的领域、重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我们只是做了芯片的设计，没搞芯片的制造。
这块，主要是看芯片上游的设备和材料，哪块是咱们的弱项，而短板又是什么时候能够补齐。
一方面，从设备款看，主要包括：硅片设备-热处理设备-光刻设备-刻蚀设备-离子注入设备-薄膜沉积设备-抛光设备-清洗设备-检测设备等。
1、硅片设备：硅单晶炉是制作硅片的主要装置。
在这方面，晶盛机电是该领域龙头，硅单晶炉技术领先，甚至研发出了第三代碳化硅半导体设备，国内高端市场占有率第一。
2、热处理设备：主要是对硅片进行氧化、扩散、退火等工艺处理。
北方华创是该领域龙头，在热处理设备的各个细分领域均有成熟的产品线，12 寸硅刻蚀机、金属 PVD等多款高端半导体设备相继进入量产阶段。
3、刻蚀设备：刻蚀是硅片进行光刻之后最重要的流程。
目前，我国的刻蚀设备是比较先进的，中微公司的刻蚀设备，已广泛应用于28到7nm后段制程以及10nm前段制程，北方华创的硅刻蚀机也在14nm工艺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具体可延伸阅读《大反转！美国万万想不到，中国刻蚀机技术登顶天下！》，了解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硕果。
4、离子注入设备：硅片刻蚀后，需要将一些特殊的杂质离子注入到硅衬底去，这就是离子注入机。
我国该领域的龙头是凯世通，出货量排名世界第一，电科装备也已研制出了大束流28nm高能离子注入机。
5、薄膜沉积设备：薄膜沉积工艺，分为物理气相沉积（PVD）、化学气相沉积（CVD）和外延三大类。
北方华创的PVD设备已经用于28nm生产线中，14nm工艺设备也已实现重大进展。
沈阳拓荆的PECVD设备已在中芯国际40-28nm产线使用，ALD设备也在14nm工艺产线通过验证。
6、抛光设备：晶圆制造的后期，需要对硅片表面进行平坦化处理，这就用到了抛光机。
该领域的龙头是华海清科，根据中国国际招标网的信息，今年上半年，华海清科在华虹半导体（无锡）项目获得3台CMP，累计获得5台CMP订单，在该产线的CMP 市占率是38%。
这方面，我们技术上完全没问题。
7、清洗设备：几乎所有工艺流程都需要清洗环节，这就用到了清洗设备。
盛美半导体是该领域的龙头，在2009年就研发出了第一款兆声波清洗技术SAPS，并进入到SK海力士的无锡生产线，目前技术节点正向5nm、3nm等先进制程工艺不断突破。
8、检测设备：测试设备包括工艺检测设备、硅片测试设备和晶圆中测设备等，晶圆中测设备又包括探针卡、探针台和测试机等，种类繁多。
该领域的龙头是赛腾股份，公司通过收购日本Optima进入半导体检测设备领域，客户包括了三星、SK 海力士、台积电等顶级大厂。
其实，延伸阅读《“大检阅”之谁来帮助华为：三大赛道的崛起与困境》，鸟瞰我们的IC产业发展状况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些年追赶非常快，也并不太弱，大决战已越来越近。
张成岗 | 智能物联网与社会治理将走向全面深度融合
人民智库 2020-08-06 18:33:07
伴随着智能物联网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物联网如何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孙海琳研究员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就智能物联技术给“流动性社会”治理、智慧治理提供哪些新机遇，以及后疫情时代如何以物联网技术助推风险治理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简称IoT）以互联网、传统的电信网等信息载体为依托，以实现物物互连互通为核心，是互联网向物理领域的纵向和横向延伸。而智能物联网（AI + IoT，即AIoT）则将物联网与现代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实时优化联网之物的运行，从而提高管理效率。虽然智能物联网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其应用发展却非常迅速。从家居智能化到企业物流管理，再到智慧城市建设等，智能物联网已经开始被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诸多方面。
物联网技术：
“流动性社会”治理的新契机
智能物联网发展的原始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密集的、高变动性的“物的流动”的管理和控制需要。因为要对“物的流动”进行实时优化，所需的管理成本极高，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几乎不可能实现。随着当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物联网技术使得对“物的流动”的实时管理成为可能，极大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同时，智能物联网技术也为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技术路径，其核心是“感知化”“互联化”和“智能化”，例如，城市交通管理、共享单车管理以及未来的无人驾驶出租车管理等，将商业、运输、通信、能源等城市运行的各个系统整合为“系统之系统”。
社会治理的对象是“人的流动”，与对“物的流动”的管理不同，人的行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相比物的行为更具不确定性。不过，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个人信息，比如人脸识别、手机定位等，使得社会治理智能化成为可能。当获得物的信息时，智能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这就是智能物联网；同样，当获取人的信息时，利用智能技术可以大幅降低社会治理的人力成本，这就是智能社会治理网。如此看来，构建智能社会治理网的难度和需求甚至比智能物联网还要大。此外，智能社会治理网还肩负着重构公共领域、协商公共利益、弥合社会裂痕的更高维度的任务和要求。
但是，如果我们把人们对服务的需求当成一种“物”，那么“物流”的管理迟早会扩展到“服务流”领域。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智能化管理，以及未来对无人驾驶交通系统的管理等。从社会治理网的角度来看，对社会成员的被动式管理肯定不是一种高效的治理模式，只有基于对人们服务需求的主动式管理才能真正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从技术发展的历史逻辑延伸和人们服务需求的发展趋势来看，智能物联网、社会治理网和公共服务网等走向全面深度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
智慧治理：
构建物联网技术发展的新路标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社会治理将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下一个路标。智慧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应当努力探索多维度、多场景智慧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构建多方参与的智慧治理共同体。
一般而言，已有的社会综合治理网络大多以个体的人口特征、生产和社会关系及特定行为数据等为元数据信息，通过大数据技术和算法进行分析处理，进而为社会治理决策和行动提供依据和基础。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通常隐含着两个弱点：一是当个人行为实际受到社会治理网络的限制时，个人的不满就会逐渐累积，尤其在网络围观效应的放大下，不利于公众思想状态的稳定；二是当个人行为实际没有受到社会治理网络的限制时，个人行为几乎没有约束，这种常态化的真空也不利于社会道德的建设。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下，个体行为的互动模式属于“近距离行为”模式，个人的不当行为往往会受到家庭成员和邻里的“即刻”反馈，这种行为模式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个人行为构成“实时”约束，这种近距离的伦理规范通常构成了传统社会稳定的基础。如今，在科技赋能的流动社会，互联网将身边的人“放逐”，每个人都有成为原子化、散沙化存在的趋势，网络空间的“认识极化”现象日益突出，个体信息接收越来越具有选择性，个人观点越来越倾向于自我强化，表达也越来越情绪化和庸俗化，这无疑加大了共识形成的难度、导致事实与逻辑的式微，网络空间的认知撕裂正在成为亟待关注的常态现象。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重建对个体行为在法律之外的实时约束和常态化制衡新机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推动从以个人为基础的治理向以智慧社区为基础的元治理转变。智慧社区不仅要有智能楼宇、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慧政务和智慧商务等标配模块，还要以治理为“路标”，打造生活服务“软实力”，如社区食堂和送餐、医疗养老相结合等诸多“最后一公里”民生解决方案。社区就是要通过为居民提供多方位的高质量服务，进而建构由政府、居民、社会工作者、企业等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参与治理的良性公共空间。
由于社区生活服务需求的多元性和变动性，政府通常不能承担提供所有服务的“全能”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充分借助智能物联网赋能社会治理，比如通过进行市场化动态定价等，优化配置“物流”和“服务流”，节省社区管理成本。此外，以社区为元经济单位，可以提高对外采购的议价能力，有利于社区利益共同体的建立，增强社区居民在自治体系中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并且减少个体采购造成的重复运输成本浪费，提高整个社会的“物流”和“服务流”效率。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社区服务的另一个重要模块是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提供相应的法律和调解服务，将矛盾冲突化解在社区层面。将这些服务交到社区手中，特别是以社区智能综合治理系统的形式，可以大大降低社会治理网络的压力和成本。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共享治理成果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就会不断加深，有助于形成共同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治理文化，形成对个人行为道德约束的常态化机制和模式。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智能物联网技术在近几年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且正处于发展阶段，新技术的应用与推进绝不可能简单依靠现有的法律机制来进行约束与管制，并且国际上各个国家现有的行业准则也无法完整地应对市场约束问题。上述问题导致物联网在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时，可能存在“钻政策漏洞”现象。此外，物联网技术还推动大量新兴产业的涌现，如何有效约束相关企业和个人的市场行为也是政府面临的一大考验。
物联网时代，政府信息安全问题、用户个人隐私问题也会给政府物联网的应用带来极大考验。物联网使得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紧密，但大量的数据在存储和使用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安全风险，给用户的隐私保护带来一定的困扰。物联网的核心技术是射频识别（RFID），在射频识别（RFID）系统中，电子标签有可能预先被嵌入任何物品中，但由于该物品的拥有者不一定能够觉察该物品预先已嵌入电子标签，以及标签自身可能不受控制地被扫描、定位和追踪，这势必会使个人的隐私受到侵犯。
在大数据分析的背景下，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是固有的。对个人信息的占有是大多数企业争夺的关键资源，正因为如此，诸多企业都在试图获取这些个人数据。现代社会要想利用一个人的收入、支出、纳税和行为数据来掌握一个人的不良行为证据，几乎易如反掌。智能物联网与社会治理网的结合，一旦引发人们的担忧，就有可能导致人们产生刻意提供虚假数据的行为，这可能会大大增加社会治理中识别个人行为的成本。
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
以物联网技术助推风险治理现代化
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以全球化、新兴风险和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等为主要特征的“晚期现代性阶段”。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历着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向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深刻理解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美好生活需要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不断加强对社会治理信息化、智能化、专业化探索，以物联网技术等新兴技术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首先，从“物与物”角度，应将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引入应急管理领域，构建涵盖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备查的服务型智能物联网监测预警平台，转变传统的被动管理模式，实现主动监管与实时监测相结合，提高安全监管水平，降低管理成本，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并为应急管理工作各项业务提供全面而真实的数据。同时，完善物联网技术信息处理层中的图像处理、语音分析、文本提取、情绪分析等方面的架构和应用，在监测预警平台中引入应急预案数据库，实现对社会潜在危机和风险预见的多重保障，提升风险预警的精确性。
其次，从“人与物”的角度，要将人的体征和轨迹、物体状态和位置、网络文本和影像等作为泛在传感器，通过智慧物联网、公共服务网和社会治理网的数据融合，感知城市的运行状态、了解居民的情绪和诉求、发现城市的运行规律，洞察城市存在的问题。
最后，从“人与人”的角度，着眼于治理现代化，更重要的是通过减少社会治理层级和引导公众参与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既有社会治理网络通常难以预测社会危机的爆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目前社会治理网的重点在于对个人（聚众）行为的发现而不是对其观念意识的挖掘；二是社会治理网虽然可以进行舆情监控，但因为大多数人有意或无意地保持沉默，或者持少数意见的人更大声、更频繁地表达，都使得既有社会治理网难以准确地处理矛盾和预测危机。集公共服务和民事纠纷调解于一体的智能服务物联网，对于及早发现潜在的社会矛盾意义重大。一般而言，同质性纠纷越多，社会潜在风险就越高。比如在以社区为基础的纠纷调解体系中，可以引入社区居民议事制度，甚至社区居民投票机制；更进一步说，对社区层面难以解决的矛盾纠纷，提供更高层级的申诉渠道，并引入跨社区居民陪审机制，这个过程亦可为捕捉民意提供数据支撑。
人民智库 2020-08-06 18:33:07
伴随着智能物联网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物联网如何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孙海琳研究员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就智能物联技术给“流动性社会”治理、智慧治理提供哪些新机遇，以及后疫情时代如何以物联网技术助推风险治理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简称IoT）以互联网、传统的电信网等信息载体为依托，以实现物物互连互通为核心，是互联网向物理领域的纵向和横向延伸。而智能物联网（AI + IoT，即AIoT）则将物联网与现代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实时优化联网之物的运行，从而提高管理效率。虽然智能物联网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其应用发展却非常迅速。从家居智能化到企业物流管理，再到智慧城市建设等，智能物联网已经开始被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诸多方面。
物联网技术：
“流动性社会”治理的新契机
智能物联网发展的原始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密集的、高变动性的“物的流动”的管理和控制需要。因为要对“物的流动”进行实时优化，所需的管理成本极高，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几乎不可能实现。随着当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物联网技术使得对“物的流动”的实时管理成为可能，极大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同时，智能物联网技术也为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技术路径，其核心是“感知化”“互联化”和“智能化”，例如，城市交通管理、共享单车管理以及未来的无人驾驶出租车管理等，将商业、运输、通信、能源等城市运行的各个系统整合为“系统之系统”。
社会治理的对象是“人的流动”，与对“物的流动”的管理不同，人的行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相比物的行为更具不确定性。不过，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个人信息，比如人脸识别、手机定位等，使得社会治理智能化成为可能。当获得物的信息时，智能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这就是智能物联网；同样，当获取人的信息时，利用智能技术可以大幅降低社会治理的人力成本，这就是智能社会治理网。如此看来，构建智能社会治理网的难度和需求甚至比智能物联网还要大。此外，智能社会治理网还肩负着重构公共领域、协商公共利益、弥合社会裂痕的更高维度的任务和要求。
但是，如果我们把人们对服务的需求当成一种“物”，那么“物流”的管理迟早会扩展到“服务流”领域。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智能化管理，以及未来对无人驾驶交通系统的管理等。从社会治理网的角度来看，对社会成员的被动式管理肯定不是一种高效的治理模式，只有基于对人们服务需求的主动式管理才能真正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从技术发展的历史逻辑延伸和人们服务需求的发展趋势来看，智能物联网、社会治理网和公共服务网等走向全面深度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
智慧治理：
构建物联网技术发展的新路标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社会治理将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下一个路标。智慧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应当努力探索多维度、多场景智慧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构建多方参与的智慧治理共同体。
一般而言，已有的社会综合治理网络大多以个体的人口特征、生产和社会关系及特定行为数据等为元数据信息，通过大数据技术和算法进行分析处理，进而为社会治理决策和行动提供依据和基础。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通常隐含着两个弱点：一是当个人行为实际受到社会治理网络的限制时，个人的不满就会逐渐累积，尤其在网络围观效应的放大下，不利于公众思想状态的稳定；二是当个人行为实际没有受到社会治理网络的限制时，个人行为几乎没有约束，这种常态化的真空也不利于社会道德的建设。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下，个体行为的互动模式属于“近距离行为”模式，个人的不当行为往往会受到家庭成员和邻里的“即刻”反馈，这种行为模式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个人行为构成“实时”约束，这种近距离的伦理规范通常构成了传统社会稳定的基础。如今，在科技赋能的流动社会，互联网将身边的人“放逐”，每个人都有成为原子化、散沙化存在的趋势，网络空间的“认识极化”现象日益突出，个体信息接收越来越具有选择性，个人观点越来越倾向于自我强化，表达也越来越情绪化和庸俗化，这无疑加大了共识形成的难度、导致事实与逻辑的式微，网络空间的认知撕裂正在成为亟待关注的常态现象。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重建对个体行为在法律之外的实时约束和常态化制衡新机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推动从以个人为基础的治理向以智慧社区为基础的元治理转变。智慧社区不仅要有智能楼宇、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慧政务和智慧商务等标配模块，还要以治理为“路标”，打造生活服务“软实力”，如社区食堂和送餐、医疗养老相结合等诸多“最后一公里”民生解决方案。社区就是要通过为居民提供多方位的高质量服务，进而建构由政府、居民、社会工作者、企业等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参与治理的良性公共空间。
由于社区生活服务需求的多元性和变动性，政府通常不能承担提供所有服务的“全能”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充分借助智能物联网赋能社会治理，比如通过进行市场化动态定价等，优化配置“物流”和“服务流”，节省社区管理成本。此外，以社区为元经济单位，可以提高对外采购的议价能力，有利于社区利益共同体的建立，增强社区居民在自治体系中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并且减少个体采购造成的重复运输成本浪费，提高整个社会的“物流”和“服务流”效率。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社区服务的另一个重要模块是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提供相应的法律和调解服务，将矛盾冲突化解在社区层面。将这些服务交到社区手中，特别是以社区智能综合治理系统的形式，可以大大降低社会治理网络的压力和成本。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共享治理成果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就会不断加深，有助于形成共同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治理文化，形成对个人行为道德约束的常态化机制和模式。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智能物联网技术在近几年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且正处于发展阶段，新技术的应用与推进绝不可能简单依靠现有的法律机制来进行约束与管制，并且国际上各个国家现有的行业准则也无法完整地应对市场约束问题。上述问题导致物联网在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时，可能存在“钻政策漏洞”现象。此外，物联网技术还推动大量新兴产业的涌现，如何有效约束相关企业和个人的市场行为也是政府面临的一大考验。
物联网时代，政府信息安全问题、用户个人隐私问题也会给政府物联网的应用带来极大考验。物联网使得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紧密，但大量的数据在存储和使用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安全风险，给用户的隐私保护带来一定的困扰。物联网的核心技术是射频识别（RFID），在射频识别（RFID）系统中，电子标签有可能预先被嵌入任何物品中，但由于该物品的拥有者不一定能够觉察该物品预先已嵌入电子标签，以及标签自身可能不受控制地被扫描、定位和追踪，这势必会使个人的隐私受到侵犯。
在大数据分析的背景下，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是固有的。对个人信息的占有是大多数企业争夺的关键资源，正因为如此，诸多企业都在试图获取这些个人数据。现代社会要想利用一个人的收入、支出、纳税和行为数据来掌握一个人的不良行为证据，几乎易如反掌。智能物联网与社会治理网的结合，一旦引发人们的担忧，就有可能导致人们产生刻意提供虚假数据的行为，这可能会大大增加社会治理中识别个人行为的成本。
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
以物联网技术助推风险治理现代化
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以全球化、新兴风险和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等为主要特征的“晚期现代性阶段”。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历着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向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深刻理解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美好生活需要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不断加强对社会治理信息化、智能化、专业化探索，以物联网技术等新兴技术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首先，从“物与物”角度，应将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引入应急管理领域，构建涵盖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备查的服务型智能物联网监测预警平台，转变传统的被动管理模式，实现主动监管与实时监测相结合，提高安全监管水平，降低管理成本，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并为应急管理工作各项业务提供全面而真实的数据。同时，完善物联网技术信息处理层中的图像处理、语音分析、文本提取、情绪分析等方面的架构和应用，在监测预警平台中引入应急预案数据库，实现对社会潜在危机和风险预见的多重保障，提升风险预警的精确性。
其次，从“人与物”的角度，要将人的体征和轨迹、物体状态和位置、网络文本和影像等作为泛在传感器，通过智慧物联网、公共服务网和社会治理网的数据融合，感知城市的运行状态、了解居民的情绪和诉求、发现城市的运行规律，洞察城市存在的问题。
最后，从“人与人”的角度，着眼于治理现代化，更重要的是通过减少社会治理层级和引导公众参与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既有社会治理网络通常难以预测社会危机的爆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目前社会治理网的重点在于对个人（聚众）行为的发现而不是对其观念意识的挖掘；二是社会治理网虽然可以进行舆情监控，但因为大多数人有意或无意地保持沉默，或者持少数意见的人更大声、更频繁地表达，都使得既有社会治理网难以准确地处理矛盾和预测危机。集公共服务和民事纠纷调解于一体的智能服务物联网，对于及早发现潜在的社会矛盾意义重大。一般而言，同质性纠纷越多，社会潜在风险就越高。比如在以社区为基础的纠纷调解体系中，可以引入社区居民议事制度，甚至社区居民投票机制；更进一步说，对社区层面难以解决的矛盾纠纷，提供更高层级的申诉渠道，并引入跨社区居民陪审机制，这个过程亦可为捕捉民意提供数据支撑。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