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过周杰伦的《晴天》
听过莫文蔚的《阴天》
听过林俊杰的《明天》
听过李玖哲的《夏天》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距离国庆还有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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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岳谈｜孔子与托尔斯泰“尼山对话”：战争与和平，忧思和答案】9月26日至28日，2022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曲阜举办。活动期间，驻华使节出席开幕式并参加相关活动，这其中“孔子与托尔斯泰：跨越时空的对话”——孔子与托尔斯泰思想对话会引人注目。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年以来，俄乌战争已历经6个多月仍无分晓，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孔子和托尔斯泰对“战争与和平”都有深入的思考，在这个时刻，两位文化大师级人物举行跨越时空的对话活动，富有现实意义。
孔子和托尔斯泰是思想上的同路人。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读过英文本《四书》，是一位孔子思想的爱好者，享有“俄罗斯孔子”的美誉，两位大师的忧思和智慧，具有契合点。1882年2月，托尔斯泰曾写信给好友说：“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
托尔斯泰参加过1854～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以四大贵族家庭的经历为主线，写了战争对人们生活的种种影响。曾经负约的娜塔莎，意外地在伤员中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安德烈，她向他谢罪，并精心地看护他。彼此间又旧情重萌，但为时已晚，安德烈伤口恶化，不久即在睡梦中逝去，这是战争留给人们的爱情之痛。
托尔斯泰在作品序言中深刻反思战争中的人性之恶：“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们就知道互相残杀，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坏事，为什么千百万人还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互相残杀是按照那条自然的动物规律行事，就像蜜蜂的秋天互相残杀那样，雄性的动物按照这条规律要互相残杀，对这个可怕的问题没有其他答案。”
《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3—1869年，但托尔斯泰在读了孔子著作后，对战争与和平有了新的认识，他在1884年写出的《论孔子的著作》中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比托尔斯泰早出生2300多年。面对“春秋无义战”的现实，孔子倡导“仁”的思想，呼吁统治者施行仁政，当自己的主张难以实现时，他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但终其一生，孔子人生态度积极向上，其“礼之用，和为贵”等思想，对今天处理国际关系意义重大。
首先，孔子倡导的“礼仁”思想正是人类对动物本性的脱离，为人类社会正常合作交往、避免战争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
儒家学说认为人和动物不同，人更高级，爱人要胜过爱动物。《论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在古代十分贵重，普通仆人可能这辈子都买不起一匹。但孔子认为马再贵也比不上人，儒家等级框架中，人就是比动物高级。
孟子继承发扬孔子思想，将“人禽之辨”这个命题与其人性论思想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守礼不仅无违于人性，同时也是人禽之辨的界标，《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不仅在于人之“心”有着不同于动物的精神追求，而且在于这种精神追求会以恰当的行为方式即礼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人之有道也”。
其次，“和”是以仁爱为基础延伸出来的思想，“和”不但可以用来调节人际关系、国家内部关系，而且可以解决国际争端。
“和”是孔子强调“仁”、推行“礼”的目的之所在。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仁”从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仁”与“和”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理念。“仁”是人际关系的价值核心，“和”是社会政治的价值核心，是国家治理的目的。
“和”可以用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尚书》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协和万邦思想的产生，是“和”的思想运用到人与人、国家治理之后，延伸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协和万邦”被新中国发扬光大，并被运用到外交实践中。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提供东方智慧。全球化不断发展的21世纪要求从根本上破除追求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武力至上的旧安全观。近70年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论语》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中，我们能看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宝贵思想若隐若现。这些本来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和”的思想，被放大之后，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究根结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和而不同”，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这是最理想的国际关系。今天，孔子和托尔斯泰隔空对话，让我们感到和平和发展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争执和战争是人类社会的深重灾难。尼山论坛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是人类社会追求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大众日报）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年以来，俄乌战争已历经6个多月仍无分晓，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孔子和托尔斯泰对“战争与和平”都有深入的思考，在这个时刻，两位文化大师级人物举行跨越时空的对话活动，富有现实意义。
孔子和托尔斯泰是思想上的同路人。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读过英文本《四书》，是一位孔子思想的爱好者，享有“俄罗斯孔子”的美誉，两位大师的忧思和智慧，具有契合点。1882年2月，托尔斯泰曾写信给好友说：“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
托尔斯泰参加过1854～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以四大贵族家庭的经历为主线，写了战争对人们生活的种种影响。曾经负约的娜塔莎，意外地在伤员中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安德烈，她向他谢罪，并精心地看护他。彼此间又旧情重萌，但为时已晚，安德烈伤口恶化，不久即在睡梦中逝去，这是战争留给人们的爱情之痛。
托尔斯泰在作品序言中深刻反思战争中的人性之恶：“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们就知道互相残杀，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坏事，为什么千百万人还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互相残杀是按照那条自然的动物规律行事，就像蜜蜂的秋天互相残杀那样，雄性的动物按照这条规律要互相残杀，对这个可怕的问题没有其他答案。”
《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3—1869年，但托尔斯泰在读了孔子著作后，对战争与和平有了新的认识，他在1884年写出的《论孔子的著作》中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比托尔斯泰早出生2300多年。面对“春秋无义战”的现实，孔子倡导“仁”的思想，呼吁统治者施行仁政，当自己的主张难以实现时，他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但终其一生，孔子人生态度积极向上，其“礼之用，和为贵”等思想，对今天处理国际关系意义重大。
首先，孔子倡导的“礼仁”思想正是人类对动物本性的脱离，为人类社会正常合作交往、避免战争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
儒家学说认为人和动物不同，人更高级，爱人要胜过爱动物。《论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在古代十分贵重，普通仆人可能这辈子都买不起一匹。但孔子认为马再贵也比不上人，儒家等级框架中，人就是比动物高级。
孟子继承发扬孔子思想，将“人禽之辨”这个命题与其人性论思想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守礼不仅无违于人性，同时也是人禽之辨的界标，《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不仅在于人之“心”有着不同于动物的精神追求，而且在于这种精神追求会以恰当的行为方式即礼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人之有道也”。
其次，“和”是以仁爱为基础延伸出来的思想，“和”不但可以用来调节人际关系、国家内部关系，而且可以解决国际争端。
“和”是孔子强调“仁”、推行“礼”的目的之所在。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仁”从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仁”与“和”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理念。“仁”是人际关系的价值核心，“和”是社会政治的价值核心，是国家治理的目的。
“和”可以用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尚书》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协和万邦思想的产生，是“和”的思想运用到人与人、国家治理之后，延伸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协和万邦”被新中国发扬光大，并被运用到外交实践中。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提供东方智慧。全球化不断发展的21世纪要求从根本上破除追求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武力至上的旧安全观。近70年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论语》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中，我们能看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宝贵思想若隐若现。这些本来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和”的思想，被放大之后，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究根结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和而不同”，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这是最理想的国际关系。今天，孔子和托尔斯泰隔空对话，让我们感到和平和发展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争执和战争是人类社会的深重灾难。尼山论坛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是人类社会追求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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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看三江】《柳州晚报》关注：《侗族大歌——多声部的合鸣》创作谈 走近怀揣火种的他们
《侗族大歌——多声部的合鸣》创作谈
走近怀揣火种的他们
《侗族大歌——多声部的合鸣》书封
2021年7月，我换岗调到鹿寨县文联工作，写作时间陡然增多，于是雄心勃勃地制订写作规划，写一部于人间有益的书，也不枉费在文联工作过。但在题材选择上，我一筹莫展。此前，我写过一本散文集《鹿城图谱》，感觉自己的人生经验及写作素材似乎已穷尽，有一阵子很是迷茫。
坦率地说，身为中国行政体制最基层的文学组织者，我这种紧迫感是自找的。写与不写，似乎并不怎么重要。但我却认为，自己也算个文学爱好者，组织上让我从事专职文学工作，唯有写出好作品才对得起这份信任。这种想法多少有些“投桃报李”之意。
记得2018年10月，我曾在著名作家刘醒龙的一篇讲稿中读到“文学创作不能急，但也不能不急”的观点。几天后，我参加广西青年作家创作会，自治区文联副主席石才夫在会上也引用了这句话，告诫青年作家坚守文学初心，奋发图强。当时我听得耳热心跳。是的，文学创作不能急，它有它的规律。文学创作也不能不急，时代在召唤，及时书写时代中的变局，是文学写作者的使命。低下头，我掐算自己的年龄，后一个“不急”，比前一个“不能急”，更让我着急。要知道，2017年，人到中年的我才踉踉跄跄地开启文学“攀登”之旅，如果不急，那肯定是对自己不负责。但眼下，一部《鹿城图谱》几乎耗尽了我全部的人生经验，如果不尽快打开视野，急也没有用啊。
换岗之初的两三个月，我什么都写不出来。写不出，只能读，等待所谓的视野开阔，还有传说中的灵感。
2021年11月的某个傍晚，太阳刚刚下山，彩霞满天，我接到杨老师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个“非遗广西”写作项目正在遴选作者，问我要不要报名。我听后，一秒钟都没有迟疑便应承下来。
提交相关材料后不久，终于等来了出版社的正式约稿通知，我的写作任务是《侗族大歌》，任务已明确，即开始准备。查阅资料，观看能搜索到的大歌视频，起草提纲、搭建框架。这时我才发现，在不经意的成长岁月中，很多时候我分辨不出什么是好的东西，对那些民间文化更是熟视无睹，直到我以一名写作者的眼光来打量身边跟文化有关的事物后，才有新的认知。例如：中渡的城隍庙会、伴随着侗族木构技艺的各种仪式、龙舟的起水仪式、侗歌中的哭嫁与哭丧、祭拜萨玛女神仪式等。我不再认为它们是封建迷信的遗存，也明白传统的现实意义。这时，我总算清晰明朗自己的笔意朝什么方向走了。
作为寄托乡愁的载体，这样的民间文化就是活态的家园，既有它独特的文明，又具有现代气息。一个地方只有把文化放在重要位置，这个地域才有希望，因为文化的力量就是精神的力量。写作者，理应有一种传承中华文明薪火的文化自觉与担当。
有了这样的认知，我的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利用周末，我见缝插针独自驱车300多公里，奔赴三江侗族自治县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我把目光投向广袤旷野，搜寻湮没在时光深处的风物与人事，以一种深度介入的行走和亲历现场的体验，来呈现一幅幅具有浓郁乡村文化的风情画卷。它们浸润新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气息。在乡村，我遇到了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大多是“择一事，爱一生”的民间手艺人。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浩渺的文化乡愁。他们随着年岁的增长，也很“着急”，着急怎样才能把手艺传下去。岁月是无情的。岁月将太多没有活够的人封缄成一段历史。在一些关于非遗保护的文论中，我甚至读到“抢救”这样的词。如果不着急，不及时记录他们，只会留下更多的遗憾。唯有加急书写，传承的故事才能绵延不绝。
在采访中，我认识了三江侗族大歌国家级传承人吴光祖、覃奶号，他们都年近八旬。我看到他们倾注全部的生命热情，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大歌世界。手上的技艺，心中的记忆，就像一团火，丰富了乡间孤寂的生活。他们怀揣“火种”穿越时代，风雨飘摇，用毕生心血为它遮风挡雨。他们苦守清贫、陋室孤灯，不弃不悔。那些隐藏在大山大水之中的人文天章，那些专属于原野的清静，在清贫里蕴藏着高贵，让我忍不住慨叹民间文化的神奇魅力。
时代大潮的“车轮”逐渐将诸多民族文化元素带走。侗族大歌也好，其他的非遗项目也罢，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传承危机。地方文化部门对非遗的抢救和保护付出了诸多努力，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措施，想方设法不让非遗之光熄灭。如今，多家出版社联手，不遗余力组织力量对广西非遗进行书写，我们的笔就是一盒火柴，适时地把它掏出来，点火，让它永远闪烁着光芒。
历经3个月的采访创作，《侗族大歌》顺利交稿。之后，我利用未用完的采访素材，一鼓作气又写了《融江放排人》《大悲歌师》等万字长散文，叙述非遗传承人的命运。主人公在苦闷、绝望之时，是侗族大歌散发出的微弱光芒给予了他们力量，支撑着他们将日子过下去……
非常感谢广西人民出版社给予这个机会，让我参与“非遗广西”丛书的撰写。非遗传承人身上的那团“火”，点燃了我作为写作者的“先觉性”。当我感到迷惘时，是他们首先让我清醒过来，感到疼痛，并看到希望。
注：《侗族大歌——多声部的合鸣》由广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发行。
作者：廖献红
来源：柳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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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大歌——多声部的合鸣》创作谈
走近怀揣火种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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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我换岗调到鹿寨县文联工作，写作时间陡然增多，于是雄心勃勃地制订写作规划，写一部于人间有益的书，也不枉费在文联工作过。但在题材选择上，我一筹莫展。此前，我写过一本散文集《鹿城图谱》，感觉自己的人生经验及写作素材似乎已穷尽，有一阵子很是迷茫。
坦率地说，身为中国行政体制最基层的文学组织者，我这种紧迫感是自找的。写与不写，似乎并不怎么重要。但我却认为，自己也算个文学爱好者，组织上让我从事专职文学工作，唯有写出好作品才对得起这份信任。这种想法多少有些“投桃报李”之意。
记得2018年10月，我曾在著名作家刘醒龙的一篇讲稿中读到“文学创作不能急，但也不能不急”的观点。几天后，我参加广西青年作家创作会，自治区文联副主席石才夫在会上也引用了这句话，告诫青年作家坚守文学初心，奋发图强。当时我听得耳热心跳。是的，文学创作不能急，它有它的规律。文学创作也不能不急，时代在召唤，及时书写时代中的变局，是文学写作者的使命。低下头，我掐算自己的年龄，后一个“不急”，比前一个“不能急”，更让我着急。要知道，2017年，人到中年的我才踉踉跄跄地开启文学“攀登”之旅，如果不急，那肯定是对自己不负责。但眼下，一部《鹿城图谱》几乎耗尽了我全部的人生经验，如果不尽快打开视野，急也没有用啊。
换岗之初的两三个月，我什么都写不出来。写不出，只能读，等待所谓的视野开阔，还有传说中的灵感。
2021年11月的某个傍晚，太阳刚刚下山，彩霞满天，我接到杨老师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个“非遗广西”写作项目正在遴选作者，问我要不要报名。我听后，一秒钟都没有迟疑便应承下来。
提交相关材料后不久，终于等来了出版社的正式约稿通知，我的写作任务是《侗族大歌》，任务已明确，即开始准备。查阅资料，观看能搜索到的大歌视频，起草提纲、搭建框架。这时我才发现，在不经意的成长岁月中，很多时候我分辨不出什么是好的东西，对那些民间文化更是熟视无睹，直到我以一名写作者的眼光来打量身边跟文化有关的事物后，才有新的认知。例如：中渡的城隍庙会、伴随着侗族木构技艺的各种仪式、龙舟的起水仪式、侗歌中的哭嫁与哭丧、祭拜萨玛女神仪式等。我不再认为它们是封建迷信的遗存，也明白传统的现实意义。这时，我总算清晰明朗自己的笔意朝什么方向走了。
作为寄托乡愁的载体，这样的民间文化就是活态的家园，既有它独特的文明，又具有现代气息。一个地方只有把文化放在重要位置，这个地域才有希望，因为文化的力量就是精神的力量。写作者，理应有一种传承中华文明薪火的文化自觉与担当。
有了这样的认知，我的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利用周末，我见缝插针独自驱车300多公里，奔赴三江侗族自治县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我把目光投向广袤旷野，搜寻湮没在时光深处的风物与人事，以一种深度介入的行走和亲历现场的体验，来呈现一幅幅具有浓郁乡村文化的风情画卷。它们浸润新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气息。在乡村，我遇到了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大多是“择一事，爱一生”的民间手艺人。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浩渺的文化乡愁。他们随着年岁的增长，也很“着急”，着急怎样才能把手艺传下去。岁月是无情的。岁月将太多没有活够的人封缄成一段历史。在一些关于非遗保护的文论中，我甚至读到“抢救”这样的词。如果不着急，不及时记录他们，只会留下更多的遗憾。唯有加急书写，传承的故事才能绵延不绝。
在采访中，我认识了三江侗族大歌国家级传承人吴光祖、覃奶号，他们都年近八旬。我看到他们倾注全部的生命热情，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大歌世界。手上的技艺，心中的记忆，就像一团火，丰富了乡间孤寂的生活。他们怀揣“火种”穿越时代，风雨飘摇，用毕生心血为它遮风挡雨。他们苦守清贫、陋室孤灯，不弃不悔。那些隐藏在大山大水之中的人文天章，那些专属于原野的清静，在清贫里蕴藏着高贵，让我忍不住慨叹民间文化的神奇魅力。
时代大潮的“车轮”逐渐将诸多民族文化元素带走。侗族大歌也好，其他的非遗项目也罢，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传承危机。地方文化部门对非遗的抢救和保护付出了诸多努力，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措施，想方设法不让非遗之光熄灭。如今，多家出版社联手，不遗余力组织力量对广西非遗进行书写，我们的笔就是一盒火柴，适时地把它掏出来，点火，让它永远闪烁着光芒。
历经3个月的采访创作，《侗族大歌》顺利交稿。之后，我利用未用完的采访素材，一鼓作气又写了《融江放排人》《大悲歌师》等万字长散文，叙述非遗传承人的命运。主人公在苦闷、绝望之时，是侗族大歌散发出的微弱光芒给予了他们力量，支撑着他们将日子过下去……
非常感谢广西人民出版社给予这个机会，让我参与“非遗广西”丛书的撰写。非遗传承人身上的那团“火”，点燃了我作为写作者的“先觉性”。当我感到迷惘时，是他们首先让我清醒过来，感到疼痛，并看到希望。
注：《侗族大歌——多声部的合鸣》由广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发行。
作者：廖献红
来源：柳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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