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怎么称呼不同的朝代】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
添加前缀“冠名”国号
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
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
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政权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
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政权，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政权。
两周与两汉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 东西汉本称“前后”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
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年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
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
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
东晋、南宋与蜀汉
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
两晋、两宋与两周类似，都是因异族入侵而陷入衰落和分裂。但是相比位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
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南”在正统之争中天然居于劣势。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
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政权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
历朝历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汉居蜀地，故称“蜀汉”，吴处东南，则为“东吴”，三个政权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刘备政权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称为“季汉”，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建殊功于季汉”，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政权自称“汉”，五代十国还有三个“汉”，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欧阳修《新五代史》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政权称为“东汉”，这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季汉”这个称呼就不如“蜀汉”合适了。
前面对历代王朝的称谓变迁做了简单的梳理，实际上古代并无统一标准，很多时候是混杂并用的，甚至有史家在同一本书中对同一个政权使用不同的称呼方式。而如果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很多时候也是可以通过上下文来理解的。
今天我们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专属名称，但是这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称谓仍然是值得去了解的，每一次变化都体现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观念，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30日北京晚报副刊39版，有删改）
参考资料
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文：景行止 转引自： 历史学午餐）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
添加前缀“冠名”国号
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
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
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政权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
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政权，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政权。
两周与两汉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 东西汉本称“前后”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
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年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
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
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
东晋、南宋与蜀汉
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
两晋、两宋与两周类似，都是因异族入侵而陷入衰落和分裂。但是相比位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
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南”在正统之争中天然居于劣势。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
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政权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
历朝历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汉居蜀地，故称“蜀汉”，吴处东南，则为“东吴”，三个政权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刘备政权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称为“季汉”，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建殊功于季汉”，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政权自称“汉”，五代十国还有三个“汉”，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欧阳修《新五代史》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政权称为“东汉”，这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季汉”这个称呼就不如“蜀汉”合适了。
前面对历代王朝的称谓变迁做了简单的梳理，实际上古代并无统一标准，很多时候是混杂并用的，甚至有史家在同一本书中对同一个政权使用不同的称呼方式。而如果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很多时候也是可以通过上下文来理解的。
今天我们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专属名称，但是这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称谓仍然是值得去了解的，每一次变化都体现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观念，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30日北京晚报副刊39版，有删改）
参考资料
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文：景行止 转引自： 历史学午餐）
#利物浦# "如果这支球队少了一些东西，比如压迫和速度，它就会失去50%的潜力。我所执教的球队总是为胜利而战，或者说，当他们有了愤怒和性格时，他们就赢了。"
"我们正在遭受决心的明显下降。我们做了太多粗心大意的事情。我们几乎在每个方面都很软弱：压迫、标记、速度。请不要认为这只是让几个受伤的球员回来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找回我们的比赛和心态"。
"我们软弱无力，只有在落后时才会变得更加果断。我们充满了恐惧。此刻，我们不受控制。只有少数球员在努力与其他人配合。而混乱的局面让他们不知所措。"
如果你猜是谁说的这些话，你可能会想象是克洛普在上周客场败给那不勒斯后说的。
事实上，是萨基，他在《 The Immortals （不朽之师，2021年10月发行）》中引用了他的日记，这本书记录了他的传奇AC米兰队的高潮和偶尔的低谷，该队在1989年和1990年连续赢得了欧洲冠军。
在翻阅萨基的书时，克洛普的利物浦多次出现在脑海中。这位意大利教练自己也说过，他称赞 "这是一支神奇的球队，没有任何真正的超级明星，这是一支真正的球队，（......）一支为11人演奏的球队，而其他球队是11人为自己演奏。如果他们是一个管弦乐队，他们将总是在完美的时间演奏完美的旋律"。
总是如此？在过去四年左右的时间里，有时感觉是这样的。
自2018-19赛季开始以来，利物浦已经进行了158场英超联赛，赢了112场，平了30场，只输了16场。
就结果而言，在英格兰足球历史上，只有曼城在同一时期的破纪录表现超过了这一水平的一致性。就这两个俱乐部而言，标准只是短暂的下降。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利物浦的16场失败中，正好有一半是在2021年初的两个月期间，当时的防守伤病危机像滚雪球一样，变成了全面的心理疾病。
这就是像克洛普的利物浦这样的球队的问题。
当它发挥作用时，他们确实是一个完美的旋律和完美的时间的交响乐团；尽管可能看起来很狂热，但他们的比赛总是比克洛普在担任多特蒙德教练时难忘的 "重金属足球 "更有分寸和准确。
而在极少数情况下，当能量和灵感抛弃他们时，事情就会崩溃--就像萨基在1988-89年冬天回忆起的那段困难时期的米兰一样，当时他们惨败给亚特兰大、那不勒斯、国米和切塞纳。"就意识和注意力而言，"萨基当时写道，"我们就是不在那里。"
每支球队都会经历这样的时期。即使是伟大的球队。
相对而言，曼城在2020-21赛季开始的几个月里 "不在那里"，在开始的8场英超比赛中赢了3场，然后瓜迪奥拉和他的球员重新找到了流畅性，现在已经在过去5个赛季中赢得了4个联赛冠军。
过去伟大的利物浦和曼联队肯定比现代的伟大冠军有更多的粘性补丁。2003-04年阿森纳的无敌之师？毫无疑问，这是一支伟大的球队，但一旦他们的不败战绩在接下来的赛季中被终结，这种光环很快就会消失。
在《The Immortals》一书中，萨基解释说，1980年代末，米兰走出低谷的方法是在训练场上比以往更努力地锻炼球员。
他详细介绍了他当时的训练计划，几乎精确到分钟。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在35x35米的球场上进行15分钟的8×4控球比赛，计算每分钟被四人组拦截的球"）现在已经是常态，但在当时是非常特别的。
1988-89赛季以欧洲冠军的荣耀而告终，原因是，萨基说，"通常的原因：想法和努力工作"。但这不可能像他说的那么容易。当疲劳和幻灭占据上风时，它们可能很难摆脱。
现在，利物浦看起来一团糟。
他们似乎在梦游般地进入新赛季，在揭幕战客场挑战升班马富勒姆时，上半场的表现非常无力。除了9-0大胜伯恩茅斯（另一支升班马）这一明显的例外，他们从那以后几乎没有提升档位。
在对水晶宫和埃弗顿的比赛中，他们至少有半个小时处于平局状态。在客场输给曼联和那不勒斯的比赛中，他们至少有45分钟表现糟糕。
克洛普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少。
范戴克，长期以来一直很强势，但现在看起来很混乱，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暴露出来，并送出了几个点球；TAA一直被他的诋毁者诟病不承担防守责任；法比尼奥在中场看起来孤立无援，而根据他的表现，他需要所有他能得到的帮助。萨拉赫在右出奇的的边缘化，而不是像他那样折磨对手的防线；达尔文-努涅斯被禁赛三场，这显然影响了他的融合过程。
我们可以详细讨论利物浦赛季初萎靡不振的症状，但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调整的案例。因为即使这最初只是一系列的微观问题，再加上另一个堆积如山的伤病，它现在看起来是比这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东西。
他们著名的强度不见了。他们的光环也是如此。
简单地说，像克洛普的利物浦这样的球队需要全力以赴地比赛。那个关于 "强度是我们的身份 "的咒语？长期以来都是如此。但这也意味着，当这种标准稍有下降，无论是由于疲劳、信心或人员问题，他们几乎无法辨认。
当然，你可以对任何运动中的任何队伍说同样的话，但这并不总是正确的。那些踢得更保守、防线更深、承受更大压力、依赖僵化结构而不是能量的球队，即使在灵感消失的情况下，也可以依靠某种程度的稳固性。
在克洛普的领导下，利物浦的比赛不存在这种层次的安全保障。从来没有。这是一种风险-回报的计算，多年来，他们的勇气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他们面对的每一支球队都知道两名边后卫身后都有空间。但是当利物浦全力以赴的时候，试着去利用这一点，像过去四个赛季他们所做的那样，让对手蜂拥而至。
但是，这种方法依赖于极高的健康水平和强烈的欲望。
现在，利物浦看起来很疲惫。
精神上? 身体上? 看起来两者都有。
跑动统计数据永远不会说明任何问题，特别是在他们落后后主导控球权的比赛中，但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在本赛季的所有7场比赛中都被对手超越。
FBref 的数据显示，利物浦在本赛季成功施压的比例(即在施压后5秒内夺回控球权)仍高于其他任何一支英超球队(39.1% ，其次是南安普顿(36%)和曼城(35.5%))。但在过去两场对阵埃弗顿和那不勒斯的比赛中，这两个数字分别降至27.6% 和25.9% 。
对于一支以压迫为荣，并且双线作战的球队来说，这是令人担忧的。
克洛普不需要看数据就知道那不勒斯的表现远远达不到要求的标准。
这是一个士气低落、昏昏欲睡的表现，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种昏昏欲睡--也许是上一次艰苦的、令人泄气的比赛的后遗症，上赛季，利物浦最多打了63场比赛，再加上冬季世界杯造成季前备战如此之短，是他们问题的症状还是问题的根源。
换句话说：利物浦表现不佳是因为这些个人问题，还是这些个人问题是一个更广泛的弊病的次要症状？
本赛季到目前为止，几乎每场比赛，他们都显得很脱节。我们曾经谈论过利物浦的 "前场三叉戟"--马内今年夏天去了拜仁慕尼黑--我们现在看到三个前场球员的活动距离太远了，几乎没有联系。迪亚兹是利物浦本赛季迄今为止表现最好的球员，特别是在其他人挣扎的时候，但他狂热的方法似乎不如马内的风格有凝聚力。
他们是一支转型期的球队。
克洛普的球队在四到五个赛季中基本没有变化，这使得一群二十岁出头到二十五岁的球员一起达到了巅峰。
但是马内已经走了，还有被低估的维纳尔杜姆，而其他人(米尔纳、亨德森、马蒂普、范戴克、菲尔米诺、萨拉赫)现在都已经三十多岁了。埃利奥特和卡瓦略，实际上还有亚历山大-阿诺德和努涅斯，带来了些许的青春和活力，但这远不是一支年轻的球队。尤其是在中场，它看起来很疲惫。
克洛普的方法需要新鲜、充满活力的身体和头脑。
在两个赛季前那段令人震惊的时期，由于范戴克和其他人的受伤而不稳定，并且似乎对那段没有现场球迷的疫情时期的不稳定感到沮丧，人们很想知道，在前两个赛季赢得欧洲冠军联赛和英超联赛之后，他的球队是否已经过了巅峰。
也许已经发生了。
我们中的许多人对他们上赛季的反应感到惊讶，不仅赢得了两个国内杯赛，而且在五年内第三次进入欧洲冠军联赛决赛，还将曼城逼到了最后一天，在所有比赛的63场比赛中，他们赢了46场，平了13场，只输了4场。从一月份开始，他们看起来势不可挡，即使在最后几周，随着法比尼奥、萨拉赫和其他人的奔跑，他们的势头似乎已经归结于纯粹的意志力。
为了取得成功，利物浦需要全速运转。现在，这支球队看起来没有这个能力。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克洛普发现自己上周在意大利谈论是否可能是时候 "重塑我们自己，因为基本的东西不在那里"，尽管他很快澄清说 "这不是说我们必须发明一种新的足球"。
目前还不清楚重塑意味着什么。改为4-2-3-1？在中场使用TAA？本赛季，人们有时会觉得利物浦对一个成功的公式进行了太多的重塑--TAA游走在中央位置，萨拉赫漂移到边路，埃利奥特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但无法给中场带来同样的稳固性--而不是太少。
也许，就像萨基在米兰一样，就像两个赛季前的克洛普一样，与其说是重塑，不如说是回归基本原理--也就是他们自己比赛的基本原则。
他们的中场选择的平衡性、深度和持久性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但随着蒂亚戈的伤愈复出，情况应该会有所改善，他带来了罕见的能量和优雅的组合。若塔回到前场应该也会有所帮助。努涅斯肯定会从他的禁赛期结束后的一系列比赛中受益。萨拉赫肯定会在不久之后回到进球的轨道上。
但更大的问题是关于强度、集体心态，以及克洛普是否--以及如何--能让这支球队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再次全面开火。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必须全力以赴，而不是仅仅依靠萨拉赫、迪亚兹或任何其他个人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过去有一些非常成功的球队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明星球员带着几个乘客，但对于像克洛普的利物浦，像萨基的米兰这样的球队，它需要所有人的全力以赴。
没有这一点，"immortals "不仅仅看起来是凡人，而且看起来脆弱到了极点。
"我们正在遭受决心的明显下降。我们做了太多粗心大意的事情。我们几乎在每个方面都很软弱：压迫、标记、速度。请不要认为这只是让几个受伤的球员回来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找回我们的比赛和心态"。
"我们软弱无力，只有在落后时才会变得更加果断。我们充满了恐惧。此刻，我们不受控制。只有少数球员在努力与其他人配合。而混乱的局面让他们不知所措。"
如果你猜是谁说的这些话，你可能会想象是克洛普在上周客场败给那不勒斯后说的。
事实上，是萨基，他在《 The Immortals （不朽之师，2021年10月发行）》中引用了他的日记，这本书记录了他的传奇AC米兰队的高潮和偶尔的低谷，该队在1989年和1990年连续赢得了欧洲冠军。
在翻阅萨基的书时，克洛普的利物浦多次出现在脑海中。这位意大利教练自己也说过，他称赞 "这是一支神奇的球队，没有任何真正的超级明星，这是一支真正的球队，（......）一支为11人演奏的球队，而其他球队是11人为自己演奏。如果他们是一个管弦乐队，他们将总是在完美的时间演奏完美的旋律"。
总是如此？在过去四年左右的时间里，有时感觉是这样的。
自2018-19赛季开始以来，利物浦已经进行了158场英超联赛，赢了112场，平了30场，只输了16场。
就结果而言，在英格兰足球历史上，只有曼城在同一时期的破纪录表现超过了这一水平的一致性。就这两个俱乐部而言，标准只是短暂的下降。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利物浦的16场失败中，正好有一半是在2021年初的两个月期间，当时的防守伤病危机像滚雪球一样，变成了全面的心理疾病。
这就是像克洛普的利物浦这样的球队的问题。
当它发挥作用时，他们确实是一个完美的旋律和完美的时间的交响乐团；尽管可能看起来很狂热，但他们的比赛总是比克洛普在担任多特蒙德教练时难忘的 "重金属足球 "更有分寸和准确。
而在极少数情况下，当能量和灵感抛弃他们时，事情就会崩溃--就像萨基在1988-89年冬天回忆起的那段困难时期的米兰一样，当时他们惨败给亚特兰大、那不勒斯、国米和切塞纳。"就意识和注意力而言，"萨基当时写道，"我们就是不在那里。"
每支球队都会经历这样的时期。即使是伟大的球队。
相对而言，曼城在2020-21赛季开始的几个月里 "不在那里"，在开始的8场英超比赛中赢了3场，然后瓜迪奥拉和他的球员重新找到了流畅性，现在已经在过去5个赛季中赢得了4个联赛冠军。
过去伟大的利物浦和曼联队肯定比现代的伟大冠军有更多的粘性补丁。2003-04年阿森纳的无敌之师？毫无疑问，这是一支伟大的球队，但一旦他们的不败战绩在接下来的赛季中被终结，这种光环很快就会消失。
在《The Immortals》一书中，萨基解释说，1980年代末，米兰走出低谷的方法是在训练场上比以往更努力地锻炼球员。
他详细介绍了他当时的训练计划，几乎精确到分钟。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在35x35米的球场上进行15分钟的8×4控球比赛，计算每分钟被四人组拦截的球"）现在已经是常态，但在当时是非常特别的。
1988-89赛季以欧洲冠军的荣耀而告终，原因是，萨基说，"通常的原因：想法和努力工作"。但这不可能像他说的那么容易。当疲劳和幻灭占据上风时，它们可能很难摆脱。
现在，利物浦看起来一团糟。
他们似乎在梦游般地进入新赛季，在揭幕战客场挑战升班马富勒姆时，上半场的表现非常无力。除了9-0大胜伯恩茅斯（另一支升班马）这一明显的例外，他们从那以后几乎没有提升档位。
在对水晶宫和埃弗顿的比赛中，他们至少有半个小时处于平局状态。在客场输给曼联和那不勒斯的比赛中，他们至少有45分钟表现糟糕。
克洛普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少。
范戴克，长期以来一直很强势，但现在看起来很混乱，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暴露出来，并送出了几个点球；TAA一直被他的诋毁者诟病不承担防守责任；法比尼奥在中场看起来孤立无援，而根据他的表现，他需要所有他能得到的帮助。萨拉赫在右出奇的的边缘化，而不是像他那样折磨对手的防线；达尔文-努涅斯被禁赛三场，这显然影响了他的融合过程。
我们可以详细讨论利物浦赛季初萎靡不振的症状，但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调整的案例。因为即使这最初只是一系列的微观问题，再加上另一个堆积如山的伤病，它现在看起来是比这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东西。
他们著名的强度不见了。他们的光环也是如此。
简单地说，像克洛普的利物浦这样的球队需要全力以赴地比赛。那个关于 "强度是我们的身份 "的咒语？长期以来都是如此。但这也意味着，当这种标准稍有下降，无论是由于疲劳、信心或人员问题，他们几乎无法辨认。
当然，你可以对任何运动中的任何队伍说同样的话，但这并不总是正确的。那些踢得更保守、防线更深、承受更大压力、依赖僵化结构而不是能量的球队，即使在灵感消失的情况下，也可以依靠某种程度的稳固性。
在克洛普的领导下，利物浦的比赛不存在这种层次的安全保障。从来没有。这是一种风险-回报的计算，多年来，他们的勇气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他们面对的每一支球队都知道两名边后卫身后都有空间。但是当利物浦全力以赴的时候，试着去利用这一点，像过去四个赛季他们所做的那样，让对手蜂拥而至。
但是，这种方法依赖于极高的健康水平和强烈的欲望。
现在，利物浦看起来很疲惫。
精神上? 身体上? 看起来两者都有。
跑动统计数据永远不会说明任何问题，特别是在他们落后后主导控球权的比赛中，但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在本赛季的所有7场比赛中都被对手超越。
FBref 的数据显示，利物浦在本赛季成功施压的比例(即在施压后5秒内夺回控球权)仍高于其他任何一支英超球队(39.1% ，其次是南安普顿(36%)和曼城(35.5%))。但在过去两场对阵埃弗顿和那不勒斯的比赛中，这两个数字分别降至27.6% 和25.9% 。
对于一支以压迫为荣，并且双线作战的球队来说，这是令人担忧的。
克洛普不需要看数据就知道那不勒斯的表现远远达不到要求的标准。
这是一个士气低落、昏昏欲睡的表现，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种昏昏欲睡--也许是上一次艰苦的、令人泄气的比赛的后遗症，上赛季，利物浦最多打了63场比赛，再加上冬季世界杯造成季前备战如此之短，是他们问题的症状还是问题的根源。
换句话说：利物浦表现不佳是因为这些个人问题，还是这些个人问题是一个更广泛的弊病的次要症状？
本赛季到目前为止，几乎每场比赛，他们都显得很脱节。我们曾经谈论过利物浦的 "前场三叉戟"--马内今年夏天去了拜仁慕尼黑--我们现在看到三个前场球员的活动距离太远了，几乎没有联系。迪亚兹是利物浦本赛季迄今为止表现最好的球员，特别是在其他人挣扎的时候，但他狂热的方法似乎不如马内的风格有凝聚力。
他们是一支转型期的球队。
克洛普的球队在四到五个赛季中基本没有变化，这使得一群二十岁出头到二十五岁的球员一起达到了巅峰。
但是马内已经走了，还有被低估的维纳尔杜姆，而其他人(米尔纳、亨德森、马蒂普、范戴克、菲尔米诺、萨拉赫)现在都已经三十多岁了。埃利奥特和卡瓦略，实际上还有亚历山大-阿诺德和努涅斯，带来了些许的青春和活力，但这远不是一支年轻的球队。尤其是在中场，它看起来很疲惫。
克洛普的方法需要新鲜、充满活力的身体和头脑。
在两个赛季前那段令人震惊的时期，由于范戴克和其他人的受伤而不稳定，并且似乎对那段没有现场球迷的疫情时期的不稳定感到沮丧，人们很想知道，在前两个赛季赢得欧洲冠军联赛和英超联赛之后，他的球队是否已经过了巅峰。
也许已经发生了。
我们中的许多人对他们上赛季的反应感到惊讶，不仅赢得了两个国内杯赛，而且在五年内第三次进入欧洲冠军联赛决赛，还将曼城逼到了最后一天，在所有比赛的63场比赛中，他们赢了46场，平了13场，只输了4场。从一月份开始，他们看起来势不可挡，即使在最后几周，随着法比尼奥、萨拉赫和其他人的奔跑，他们的势头似乎已经归结于纯粹的意志力。
为了取得成功，利物浦需要全速运转。现在，这支球队看起来没有这个能力。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克洛普发现自己上周在意大利谈论是否可能是时候 "重塑我们自己，因为基本的东西不在那里"，尽管他很快澄清说 "这不是说我们必须发明一种新的足球"。
目前还不清楚重塑意味着什么。改为4-2-3-1？在中场使用TAA？本赛季，人们有时会觉得利物浦对一个成功的公式进行了太多的重塑--TAA游走在中央位置，萨拉赫漂移到边路，埃利奥特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但无法给中场带来同样的稳固性--而不是太少。
也许，就像萨基在米兰一样，就像两个赛季前的克洛普一样，与其说是重塑，不如说是回归基本原理--也就是他们自己比赛的基本原则。
他们的中场选择的平衡性、深度和持久性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但随着蒂亚戈的伤愈复出，情况应该会有所改善，他带来了罕见的能量和优雅的组合。若塔回到前场应该也会有所帮助。努涅斯肯定会从他的禁赛期结束后的一系列比赛中受益。萨拉赫肯定会在不久之后回到进球的轨道上。
但更大的问题是关于强度、集体心态，以及克洛普是否--以及如何--能让这支球队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再次全面开火。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必须全力以赴，而不是仅仅依靠萨拉赫、迪亚兹或任何其他个人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过去有一些非常成功的球队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明星球员带着几个乘客，但对于像克洛普的利物浦，像萨基的米兰这样的球队，它需要所有人的全力以赴。
没有这一点，"immortals "不仅仅看起来是凡人，而且看起来脆弱到了极点。
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降低了80%，奥希替尼获FDA优先审评#肺癌##奥西替尼#
2020年10月20日，阿斯利康（AstraZeneca）宣布，其奥希替尼（osimertinib, Tagrisso）新适应症的上市申请（sNDA）已获美国FDA优先审评资格，新适应症为用于完全肿瘤切除后的早期（IB、II和IIIA）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EGFRm）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辅助治疗。
III期临床试验ADAURA的惊艳结果显示，奥希替尼的治疗使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降低了80%。
本次sNDA基于3期临床ADAURA的试验结果，该结果显示奥希替尼在主要分析人群II期和IIIA期EGFRm NSCLC患者，以及在总体试验人群IB-IIIA期NSCLC患者中，表现出具有统计学差异和临床意义的无疾生存期（DFS）改善。
临 床 数 据 解 读
研究设计：
ADAURA研究是一项全球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Ⅲ期临床研究，旨在对比奥希替尼和安慰剂用于EGFR基因突变阳性（19号外显子缺失突变[Ex19del]或21外显子L858R[L858R]突变 ，可以同时携带T790M突变）的ⅠB、Ⅱ和ⅢA期非小细胞患者在肿瘤完整切除后的辅助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
患者手术后可根据病情接受或不接受辅助化疗，辅助化疗方案为含铂双药化疗，最多4个疗程，入组之后接受奥希替尼或安慰剂治疗持续3年或直至疾病复发。研究的主要终点是无疾病生存期（DFS）。主要分层因素包括疾病分期（ⅠB vs Ⅱ vs ⅢA）、EGFR基因突变类型（Ex19del vs L858R）和人群（亚洲 vs 非亚洲）。
研究结果：
ADAURA研究的DFS初期结果显示，II-IIIA期患者的DFS上，奥希替尼组尚未达到中位DFS（38.8-NC），但相比对照组的19.6个月（16.6-24.5），无病生存时间明显延长，HR=0.17，降低了83%的进展风险，P＜0.001。2年DFS率为90% vs 44%。
即使扩展到IB-IIIA期整体人群上，这种获益趋势仍然非常明显，奥希替尼组尚未达到中位DFS（NC-NC），相比对照组的27.5个月（22.0-35.0），无病生存时间明显延长，HR=0.20，降低了80%的进展风险，P＜0.001。2年DFS率为89% vs 52%。
在总生存上，奥西替尼也显示出很好的生存获益，在24个月时，奥西替尼组无脑转移OS率98％（95％CI，95-99），高于安慰剂组的85%（95％CI，80-89），HR=0.18，死亡风险降低82%。总体生存数据不成熟；29例患者死亡（奥西替尼组9例，安慰剂组20例）。没有发现新的安全隐患。
研究是一项双盲研究，就是参与研究的患者和医护都不知道实际使用的是奥希替尼还是安慰剂，只有独立数据监测委员会(IDMC)知道实际的用药情况。ADAURA研究原本拟定在2022年进行数据读取和发布，但是独立数据监测委员会发现奥希替尼组的数据实在太好啦，具有压倒性的疗效，于是建议ADAURA研究提早揭盲，安慰剂组的患者别再吃那淀粉药片了。由于ADAURA研究的主要终点是无疾病生存期（DFS），因此提早揭盲意味着奥希替尼组的无疾病生存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能显著延缓复发。此外独立数据监测委员会也没有报告任何新的安全问题，说明奥希替尼辅助治疗安全性良好。
孟加拉DIL耀品国际，是唯一一家获得FDA认证的仿制药企业，可以为患者减轻用药经济负担，同时保证药效。
扩 展 阅 读
奥希替尼自2015年上市以来，步步为营，开拓出了多个优秀数据。而目前又在向多个维度进发。
1.AURA3研究：奥希替尼解决一代二代TKI耐药问题，成为T790M继发突变患者的首选用药。
2015年，以AZD9291为命名的三代TKI为全球EGFR突变人群带来希望。对于一代二代EGFR-TKI耐药的患者，基因测序发现了T790M突变这样一个主发耐药突变，而9291也就是目前的奥希替尼对于T790M可以获得70%的有效率，以及10.1个月的中位PFS和中位26.8个月的中位OS。为EGFR靶向人群实现了靶向治疗的延续和生存的提升。建立了“一代序贯三代”、“二代序贯三代”的治疗模式。
2.FLAURA研究：奥希替尼一线冲击EGFR初治用药，获得全阳结果，缔造新的OS高度。
但需要注意的是，AURA3的二线奥希替尼用药OS相比化疗有增长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因此依然没有打破OS难突破的魔咒。因此在2017年，奥希替尼再出发，从EGFR初治角度，基于其对EGFR敏感突变(L858R/19DEL)的更优的临床疗效和更好的控脑性，开展了与标准一代TKI（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埃克替尼）头对头治疗初治EGFR突变肺癌患者的临床疗效。开展的FLAURA研究，不负众望，实现了相比一代各指标全阳的疗效。最重要的是，实现了OS的统计学意义的提升，实现了3年OS的生存突破！并基于强大的控脑能力对于脑转患者的有临床显著改善。至此EGFR形成了三代直接使用的治疗模式。
3.奥希替尼强大控脑性，为脑转脑膜转移药物治疗升级助力！
EGFR/ALK这类患者一大痛点就是高发但难治的颅内转移。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血清中药物浓度在颅内只能达到3%，致使一代二代TKI在脑转控制上捉襟见肘。而奥希替尼的出现，为此填补空白。
（1）脑膜转移：在今年的JTHO杂志上，发布了一篇奥希替尼80mg/160mg处理脑膜转移患者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不使用奥希替尼处理的脑膜患者，采用奥希替尼的患者人群OS翻3倍，分别是17.0个月：5.5个月，具有显着的生存获益（HR 0.38；95％CI 0.28–0.47，P <0.001）。这种获益与患者有无T790M无关。
（2）脑转移：脑转移相比脑膜转移临床处理效果好一些，可采用靶向、放疗、化疗等模式。特别是放疗地位较高。那对于EGFR突变的患者，靶向药物能否优于放疗？在2020年的ASCO上，一项OCEAN研究被报道。研究采用奥希替尼80mg治疗未经放疗的具有脑转移的EGFR突变肺癌患者，研究结果显示：经PAREXEL评估的脑转移有效率为66.7%。中位PFS为7.1个月，OS为26.1个月，颅内中位PFS为19.8个月。为靶向的脑转移人群的治疗使用正名！
除此，奥希替尼在联合方向上也在聚力探索，联合化疗、联合贝伐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安罗替尼、联合放疗，都有初步研究报道。联合的探索可以进一步提升疗效，特别对于单药疗效不佳的肺癌类型，也将带来全新的用药格局。
耀品国际有限公司(Drug International Ltd)简称DIL耀品国际是一家位于孟加拉国的老牌制药公司，也是孟加拉最大的药企和民族企业。该公司由MM Amjad Hussain博士于1980年创建，在孟加拉经济不发达的贫困时代，DIL自成立以来，以低调、低成本的风格为无数孟加拉国民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本着这种造福国家和人民的企业精神，DIL在1997年成为孟加拉国第三大原材料制造商。长期列在孟加拉国知名制药公司名单上，是世界三大制药公司诺华制药的合作伙伴之一。集团旗下拥有三家大型制药厂、一家生物制剂工厂、保健品工厂、抗癌药研制中心、Khwaja Yunus Ali医学院、茶园、成衣、陶瓷、印刷厂及软件开发公司。它在全球70余个国家运营，产品线从医疗器械到各种成品药物，目前有500多种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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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ADAURA研究的DFS初期结果显示，II-IIIA期患者的DFS上，奥希替尼组尚未达到中位DFS（38.8-NC），但相比对照组的19.6个月（16.6-24.5），无病生存时间明显延长，HR=0.17，降低了83%的进展风险，P＜0.001。2年DFS率为90% vs 44%。
即使扩展到IB-IIIA期整体人群上，这种获益趋势仍然非常明显，奥希替尼组尚未达到中位DFS（NC-NC），相比对照组的27.5个月（22.0-35.0），无病生存时间明显延长，HR=0.20，降低了80%的进展风险，P＜0.001。2年DFS率为89% vs 52%。
在总生存上，奥西替尼也显示出很好的生存获益，在24个月时，奥西替尼组无脑转移OS率98％（95％CI，95-99），高于安慰剂组的85%（95％CI，80-89），HR=0.18，死亡风险降低82%。总体生存数据不成熟；29例患者死亡（奥西替尼组9例，安慰剂组20例）。没有发现新的安全隐患。
研究是一项双盲研究，就是参与研究的患者和医护都不知道实际使用的是奥希替尼还是安慰剂，只有独立数据监测委员会(IDMC)知道实际的用药情况。ADAURA研究原本拟定在2022年进行数据读取和发布，但是独立数据监测委员会发现奥希替尼组的数据实在太好啦，具有压倒性的疗效，于是建议ADAURA研究提早揭盲，安慰剂组的患者别再吃那淀粉药片了。由于ADAURA研究的主要终点是无疾病生存期（DFS），因此提早揭盲意味着奥希替尼组的无疾病生存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能显著延缓复发。此外独立数据监测委员会也没有报告任何新的安全问题，说明奥希替尼辅助治疗安全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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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希替尼自2015年上市以来，步步为营，开拓出了多个优秀数据。而目前又在向多个维度进发。
1.AURA3研究：奥希替尼解决一代二代TKI耐药问题，成为T790M继发突变患者的首选用药。
2015年，以AZD9291为命名的三代TKI为全球EGFR突变人群带来希望。对于一代二代EGFR-TKI耐药的患者，基因测序发现了T790M突变这样一个主发耐药突变，而9291也就是目前的奥希替尼对于T790M可以获得70%的有效率，以及10.1个月的中位PFS和中位26.8个月的中位OS。为EGFR靶向人群实现了靶向治疗的延续和生存的提升。建立了“一代序贯三代”、“二代序贯三代”的治疗模式。
2.FLAURA研究：奥希替尼一线冲击EGFR初治用药，获得全阳结果，缔造新的OS高度。
但需要注意的是，AURA3的二线奥希替尼用药OS相比化疗有增长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因此依然没有打破OS难突破的魔咒。因此在2017年，奥希替尼再出发，从EGFR初治角度，基于其对EGFR敏感突变(L858R/19DEL)的更优的临床疗效和更好的控脑性，开展了与标准一代TKI（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埃克替尼）头对头治疗初治EGFR突变肺癌患者的临床疗效。开展的FLAURA研究，不负众望，实现了相比一代各指标全阳的疗效。最重要的是，实现了OS的统计学意义的提升，实现了3年OS的生存突破！并基于强大的控脑能力对于脑转患者的有临床显著改善。至此EGFR形成了三代直接使用的治疗模式。
3.奥希替尼强大控脑性，为脑转脑膜转移药物治疗升级助力！
EGFR/ALK这类患者一大痛点就是高发但难治的颅内转移。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血清中药物浓度在颅内只能达到3%，致使一代二代TKI在脑转控制上捉襟见肘。而奥希替尼的出现，为此填补空白。
（1）脑膜转移：在今年的JTHO杂志上，发布了一篇奥希替尼80mg/160mg处理脑膜转移患者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不使用奥希替尼处理的脑膜患者，采用奥希替尼的患者人群OS翻3倍，分别是17.0个月：5.5个月，具有显着的生存获益（HR 0.38；95％CI 0.28–0.47，P <0.001）。这种获益与患者有无T790M无关。
（2）脑转移：脑转移相比脑膜转移临床处理效果好一些，可采用靶向、放疗、化疗等模式。特别是放疗地位较高。那对于EGFR突变的患者，靶向药物能否优于放疗？在2020年的ASCO上，一项OCEAN研究被报道。研究采用奥希替尼80mg治疗未经放疗的具有脑转移的EGFR突变肺癌患者，研究结果显示：经PAREXEL评估的脑转移有效率为66.7%。中位PFS为7.1个月，OS为26.1个月，颅内中位PFS为19.8个月。为靶向的脑转移人群的治疗使用正名！
除此，奥希替尼在联合方向上也在聚力探索，联合化疗、联合贝伐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安罗替尼、联合放疗，都有初步研究报道。联合的探索可以进一步提升疗效，特别对于单药疗效不佳的肺癌类型，也将带来全新的用药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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