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头条# 【俄罗斯外交部：反对将奥运会政治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5日表示，#俄罗斯反对将奥运会政治化#，反对美国所谓“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扎哈罗娃在当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的原则立场是反对将在任何地方举办的奥运会政治化，这一立场同样也适用于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扎哈罗娃说，美国经常用臆想出来的借口展开各种政治宣传活动，其目的是破坏、扰乱奥运会在那些不服从美国指挥的国家举办。她说，俄罗斯在索契举办冬奥会时也曾遭遇过美国的所谓“抵制”。
扎哈罗娃表示，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一贯地用臆造的或者与体育无关的借口，展开各种政治宣传活动，去破坏、扰乱在那些不服从美国指挥的国家举办的奥运会。
扎哈罗娃指出，俄方衷心希望中方能够克服这些压力和破坏，成功举办好北京冬奥会。她还强调，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祝愿中国能够取得（举办冬奥会的）成功，不要受到类似压力和破坏的影响。以体育之名、以和平之名、以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之名举办好北京冬奥会。可以说是，让正义战胜邪恶。
扎哈罗娃在当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的原则立场是反对将在任何地方举办的奥运会政治化，这一立场同样也适用于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扎哈罗娃说，美国经常用臆想出来的借口展开各种政治宣传活动，其目的是破坏、扰乱奥运会在那些不服从美国指挥的国家举办。她说，俄罗斯在索契举办冬奥会时也曾遭遇过美国的所谓“抵制”。
扎哈罗娃表示，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一贯地用臆造的或者与体育无关的借口，展开各种政治宣传活动，去破坏、扰乱在那些不服从美国指挥的国家举办的奥运会。
扎哈罗娃指出，俄方衷心希望中方能够克服这些压力和破坏，成功举办好北京冬奥会。她还强调，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祝愿中国能够取得（举办冬奥会的）成功，不要受到类似压力和破坏的影响。以体育之名、以和平之名、以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之名举办好北京冬奥会。可以说是，让正义战胜邪恶。
【企业管理】我们为什么要工作？
01电器的幸福指数
京东发布了一份特别有意思的报告《京东电器消费指数报告》，把家用电器作为衡量幸福感的维度，具体方法是这样的：
先让用户为自己所买的电器打分，范围从0到100，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是纯粹为了提高生活工作的效率，没有任何娱乐等提升幸福感的目的，那就是0分。
相反，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提升幸福感，没有任何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的目的，那就是100分，以此类推50分就是幸福感和提升效率的目的各半，25分就是提升效率为主，提升幸福感为辅，75分就是提升幸福感为主，提升效率为辅。
最终的结果，最能提升幸福感的电器数码产品依次是游戏机、电视、音响、无人机、投影仪、相机、耳机和按摩椅，最能提升工作生活效率的电器数码产品是打印机、电脑、洗衣机、集成灶、剃须刀。
29个品类有16个低于50，更侧重于效率，总体上而言，电器数码产品提升的是效率，其次才是幸福感。
跟这个结论相吻合的是报告中各城市的“电器幸福感”，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平均指数41.93，低于36城市的平均数43.04。
这个报告还引用了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引用这句话的原因在于，报告认为，有一些数码电器，为了让人们效率更高，从而产生更多的休闲时间；但休闲时间多了之后，又需要更多的电器去消耗这些闲暇时间，于是就有了游戏机、电视和音响。
这就是这份报告所主张的“从电器为人类提供劳动力，到电器与人类共生”，但我听着怎么像一个典型的“消费主义阴谋论”：一部分商家负责卖给你节约时间的商品，一部分商家卖给你消耗时间的商品？
逻辑是不错，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嘛。
游戏机是幸福感最强的商品，那怎么理解幸福感不怎么高的上海人和北京人，对游戏机的爱好却是全国第一和第二？
我的理解，正是因为上海北京太讲效率，生活节奏太快了，人都被逼疯了，才需要游戏机去放松一下，在这种需求下，游戏机恰恰让自己变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牵强的解读，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康德的这句“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很容易让人误解，分清目的和工具（或“手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让我们来读康德。
02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
“手段”最不容易产生误解。
你每天早上被刺耳的闹钟吵醒，胡乱在脸上折腾几下，叼着山东煎饼挤地铁上班，背着老板励志语录，跟HR争论报销比例，想着再赚1000万就财务自由了，不用受这鸟气了。
明明不喜欢工作，但看在钱的份上，你还是忍受着痛苦而工作，这种工作，很明显只能算是“手段”。
所以说，人的大部分痛苦，都是来自于手段与目的的背离。
但“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就不容易定义了。
有人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愿意加班，我愿意忍受低工资、苛刻的老板和无理的客户，这是不是目的呢？
在康德看来，是不是目的，要看你到底为什么喜欢？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职业光环，光荣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教师、万众瞩目的明星——这就还是“手段”，职业成了让你生产自我荣誉感的“工具”，你还是免不了为了工作而痛苦。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个崇尚的理想，比如要当医生，拯救苍生，当政治家，造福百姓——这仍然是“手段”，职业成了你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
照这么说，好像职业问题上，所有人都是“工具人”？也不一定。
有人说，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但我就喜欢搞钱，凡是能搞钱的工作我都喜欢，不搞钱的工作——我根本不会做的好吧？
这就不是工具人，而是“目的人”了。
有人会说，这跟前面说的“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前面，你不是“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你是为了“有钱可以不工作”而“忍受工作”，对于你而言，钱也是工具，是“不工作”的工具。一旦赚到了可以不工作的钱了，你就不爱“搞钱”了。
而真正“爱搞钱”的人，根本没有钱赚够的那一天，一生都将为了钱而工作。
钱=工作=人生目的
为了“不工作”而工作，这听上去拧巴，做了更拧巴，“工具”和“目的”的冲突，这才是你痛苦的根源。
康德哲学中的“做某事的目的”，实际上跟我们平时说的“做某事的目的”不是一回事。真正的目的是这样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以后要干这个，这个信念，越长大越坚定，高中以后就没起过要干别的事情的想法，从来没有想过……”
或者是这样的“毕业后换了几份工作，本来以为这一份也做不长，但从进公司的第一天，我就明白了，这里就是我换了那么多工作的原因，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
为什么康德对人生目的的看法这么古怪呢？
因为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
甲：为什么要工作呢？
乙：因为要赚钱啊。
甲：为什么要赚钱呢？
乙：因为有了钱就可以不工作了，想做自己喜欢的XX事了？
甲：为什么喜欢做XX事呢？
乙：……
认为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找到答案的人，就太天真了。
有一部电影叫《盗梦空间》，筑梦师可以潜入你的梦中，人为植入一个信念。这么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假如你一直有一个信念，你喜欢XXX，没有理由没有原因，那么你能判断这个信念是筑梦师植入的，还是你与生俱来的吗？
不能，因为梦的世界里，你并不真实存在，所以你不可能理解。
康德也有一个经典的比喻，某一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戴着一副拿不下来的有色眼镜，每一个人的眼镜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知道自己戴的是什么颜色的眼镜吗？
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戴眼镜，就没有人知道真实世界的颜色。
有色眼镜就像《盗梦空间》里被植入的信念，被康德称为“先验道德”，这就是每一个发自内心的、与生俱来的道德观——这里的“道德”是中性词。
康德提出“先验道德”的意义在于，既然你永远不知道“有色眼镜”是什么颜色的，那就不要去浪费时间发现世界的真实颜色了，而是把“有色世界”当成真正的世界，一切遵守你内心的“先验道德”。
因为康德这里的道德是先验的，因此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受外界的影响。
康德的“先验道德”类似中国人最熟悉的王阳明的“心学”：确定了内心真实的想法，跟随内心去做事情，达到真正的知行合一。
无论是康德的“先验道德”，还是王阳明的“心学”，最难的都是要找到你真正发自内心相信的东西，好比——“你为什么要工作”？
03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作为一枚70后，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还背过“大庆精神”。什么是“大庆精神”呢？
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份内份外、不分前线后方，一心要甩掉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
很明显，“大庆精神”时代的“工作”，是一种目的而非手段，工作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应尽的义务，所以要求大家“不为名、不为利”，要求大家“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
这话听上说有点不切实际，但这才符合“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观点。
大家都学过，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各尽所能”，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所以，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中，人人爱工作，与金钱无关，人人需要工作，与地位无关，工作是人类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是很像康德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虽然马克思的方法论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源于费尔巴哈，但其认识的内核却更接近康德。
为什么大庆精神要求劳动者“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呢？如果一件事是目的，那么这件事的本身就应该包含了全部意义，工作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工作的意义就是“先验道德”，我还需要知道为什么而工作吗？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但是，以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为转折点，劳动的本质就变了，劳动法的第三条规定：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到了这里，“劳动”不再是义务，而是国家应该保障的权利。什么是“应该保障的权利”呢？就是当我们完成劳动任务时，法律应该保障我们获得合理报酬等等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权利”与“义务”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我们不想工作或不需要工作，完全可以放弃劳动的权利——可放弃的是手段，不可放弃的才是目的。
“劳动”从义务变成权利后，工作就变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不过，社会主义的《劳动法》与资本主义的《劳动法》还是有区别的，《劳动法》特意留了两个口子，一个是让公务员不受劳动法的保护，所以公务员的工作不是手段，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崇尚目的，所以不存在996的问题；
另一个口子是第六条“国家提倡劳动者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就是说，国家需要你无偿劳动时，你不能讲价，一讲价就变成“工具人”了。
让工作成为“人的目的”的门，仍然开了一条缝。
01电器的幸福指数
京东发布了一份特别有意思的报告《京东电器消费指数报告》，把家用电器作为衡量幸福感的维度，具体方法是这样的：
先让用户为自己所买的电器打分，范围从0到100，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是纯粹为了提高生活工作的效率，没有任何娱乐等提升幸福感的目的，那就是0分。
相反，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提升幸福感，没有任何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的目的，那就是100分，以此类推50分就是幸福感和提升效率的目的各半，25分就是提升效率为主，提升幸福感为辅，75分就是提升幸福感为主，提升效率为辅。
最终的结果，最能提升幸福感的电器数码产品依次是游戏机、电视、音响、无人机、投影仪、相机、耳机和按摩椅，最能提升工作生活效率的电器数码产品是打印机、电脑、洗衣机、集成灶、剃须刀。
29个品类有16个低于50，更侧重于效率，总体上而言，电器数码产品提升的是效率，其次才是幸福感。
跟这个结论相吻合的是报告中各城市的“电器幸福感”，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平均指数41.93，低于36城市的平均数43.04。
这个报告还引用了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引用这句话的原因在于，报告认为，有一些数码电器，为了让人们效率更高，从而产生更多的休闲时间；但休闲时间多了之后，又需要更多的电器去消耗这些闲暇时间，于是就有了游戏机、电视和音响。
这就是这份报告所主张的“从电器为人类提供劳动力，到电器与人类共生”，但我听着怎么像一个典型的“消费主义阴谋论”：一部分商家负责卖给你节约时间的商品，一部分商家卖给你消耗时间的商品？
逻辑是不错，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嘛。
游戏机是幸福感最强的商品，那怎么理解幸福感不怎么高的上海人和北京人，对游戏机的爱好却是全国第一和第二？
我的理解，正是因为上海北京太讲效率，生活节奏太快了，人都被逼疯了，才需要游戏机去放松一下，在这种需求下，游戏机恰恰让自己变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牵强的解读，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康德的这句“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很容易让人误解，分清目的和工具（或“手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让我们来读康德。
02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
“手段”最不容易产生误解。
你每天早上被刺耳的闹钟吵醒，胡乱在脸上折腾几下，叼着山东煎饼挤地铁上班，背着老板励志语录，跟HR争论报销比例，想着再赚1000万就财务自由了，不用受这鸟气了。
明明不喜欢工作，但看在钱的份上，你还是忍受着痛苦而工作，这种工作，很明显只能算是“手段”。
所以说，人的大部分痛苦，都是来自于手段与目的的背离。
但“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就不容易定义了。
有人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愿意加班，我愿意忍受低工资、苛刻的老板和无理的客户，这是不是目的呢？
在康德看来，是不是目的，要看你到底为什么喜欢？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职业光环，光荣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教师、万众瞩目的明星——这就还是“手段”，职业成了让你生产自我荣誉感的“工具”，你还是免不了为了工作而痛苦。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个崇尚的理想，比如要当医生，拯救苍生，当政治家，造福百姓——这仍然是“手段”，职业成了你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
照这么说，好像职业问题上，所有人都是“工具人”？也不一定。
有人说，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但我就喜欢搞钱，凡是能搞钱的工作我都喜欢，不搞钱的工作——我根本不会做的好吧？
这就不是工具人，而是“目的人”了。
有人会说，这跟前面说的“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前面，你不是“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你是为了“有钱可以不工作”而“忍受工作”，对于你而言，钱也是工具，是“不工作”的工具。一旦赚到了可以不工作的钱了，你就不爱“搞钱”了。
而真正“爱搞钱”的人，根本没有钱赚够的那一天，一生都将为了钱而工作。
钱=工作=人生目的
为了“不工作”而工作，这听上去拧巴，做了更拧巴，“工具”和“目的”的冲突，这才是你痛苦的根源。
康德哲学中的“做某事的目的”，实际上跟我们平时说的“做某事的目的”不是一回事。真正的目的是这样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以后要干这个，这个信念，越长大越坚定，高中以后就没起过要干别的事情的想法，从来没有想过……”
或者是这样的“毕业后换了几份工作，本来以为这一份也做不长，但从进公司的第一天，我就明白了，这里就是我换了那么多工作的原因，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
为什么康德对人生目的的看法这么古怪呢？
因为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
甲：为什么要工作呢？
乙：因为要赚钱啊。
甲：为什么要赚钱呢？
乙：因为有了钱就可以不工作了，想做自己喜欢的XX事了？
甲：为什么喜欢做XX事呢？
乙：……
认为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找到答案的人，就太天真了。
有一部电影叫《盗梦空间》，筑梦师可以潜入你的梦中，人为植入一个信念。这么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假如你一直有一个信念，你喜欢XXX，没有理由没有原因，那么你能判断这个信念是筑梦师植入的，还是你与生俱来的吗？
不能，因为梦的世界里，你并不真实存在，所以你不可能理解。
康德也有一个经典的比喻，某一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戴着一副拿不下来的有色眼镜，每一个人的眼镜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知道自己戴的是什么颜色的眼镜吗？
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戴眼镜，就没有人知道真实世界的颜色。
有色眼镜就像《盗梦空间》里被植入的信念，被康德称为“先验道德”，这就是每一个发自内心的、与生俱来的道德观——这里的“道德”是中性词。
康德提出“先验道德”的意义在于，既然你永远不知道“有色眼镜”是什么颜色的，那就不要去浪费时间发现世界的真实颜色了，而是把“有色世界”当成真正的世界，一切遵守你内心的“先验道德”。
因为康德这里的道德是先验的，因此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受外界的影响。
康德的“先验道德”类似中国人最熟悉的王阳明的“心学”：确定了内心真实的想法，跟随内心去做事情，达到真正的知行合一。
无论是康德的“先验道德”，还是王阳明的“心学”，最难的都是要找到你真正发自内心相信的东西，好比——“你为什么要工作”？
03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作为一枚70后，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还背过“大庆精神”。什么是“大庆精神”呢？
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份内份外、不分前线后方，一心要甩掉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
很明显，“大庆精神”时代的“工作”，是一种目的而非手段，工作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应尽的义务，所以要求大家“不为名、不为利”，要求大家“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
这话听上说有点不切实际，但这才符合“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观点。
大家都学过，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各尽所能”，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所以，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中，人人爱工作，与金钱无关，人人需要工作，与地位无关，工作是人类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是很像康德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虽然马克思的方法论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源于费尔巴哈，但其认识的内核却更接近康德。
为什么大庆精神要求劳动者“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呢？如果一件事是目的，那么这件事的本身就应该包含了全部意义，工作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工作的意义就是“先验道德”，我还需要知道为什么而工作吗？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但是，以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为转折点，劳动的本质就变了，劳动法的第三条规定：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到了这里，“劳动”不再是义务，而是国家应该保障的权利。什么是“应该保障的权利”呢？就是当我们完成劳动任务时，法律应该保障我们获得合理报酬等等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权利”与“义务”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我们不想工作或不需要工作，完全可以放弃劳动的权利——可放弃的是手段，不可放弃的才是目的。
“劳动”从义务变成权利后，工作就变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不过，社会主义的《劳动法》与资本主义的《劳动法》还是有区别的，《劳动法》特意留了两个口子，一个是让公务员不受劳动法的保护，所以公务员的工作不是手段，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崇尚目的，所以不存在996的问题；
另一个口子是第六条“国家提倡劳动者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就是说，国家需要你无偿劳动时，你不能讲价，一讲价就变成“工具人”了。
让工作成为“人的目的”的门，仍然开了一条缝。
【罗昌繁： 大历史与小人物： 北宋晚期党争视域下的官私石工考察】北宋中央官署石工多来源于地方石工家族以及荫子授官，属伎术官，被视为杂流，晋升甚难，他们难以直接参与高层党争活动，在北宋党争叙事中显得寂寂无闻。相比取湮后世的官署石工，民间石工安民、李仲宁却因谨守忠义而名盛后世，其实二人拒刻党籍碑并非全为公理，亦有一定的私情所在。从民间石工拒刻行为看党争舆情与党争叙事，可知在“崇宁党禁”高压下士人集体失语时，小人物却做出了正义之举，间接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体现了当时社会舆情对旧党的同情。同时也体现出南渡后入籍党人子孙在党争叙事上是旧非新的总体趋势，他们为了弘扬祖德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舆论反攻。透过石工行为看党争，说明看似与政治无关或处于政治边缘的小人物并不能完全独立于重大政治事件之外，他们亦会不自觉地参与党争或被党争洪流所裹挟，甚至也会在政治斗争中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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