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60多岁的师傅花了40000块钱，用了4年的时间才修复好这件青铜器，我们河南人自己还没来得及看，就被送到美国去展览了，好不容易回来了，您又想把它留在北京，这让我们怎么受得了。”
1987年，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当听到他们想要征调一件刚刚从美国展览回国的青铜器，时任河南博物院研究员的任常中急了，急忙向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解释道。
国家博物馆听说后：“要是不想把它留在国博，你们就拿物件同等级器物来置换。”“行，一言为定。”虽然有些难受，但总算能把它带回河南，想到这里，任常中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国博的要求。
到底是怎样的一件青铜器，让河南博物院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金钱去修复，甚至宁愿给国博五件同等的青铜器，也不愿将它交给国博呢？
事情得回到1978年的那个夏天。
这一天，在河南淅川县，已经干旱了3年的丹江口突然降雨量猛增，两个渔民兴冲冲地跑到丹江口水库打鱼，谁知收网的时候，怎么都拉不动。
这两人很兴奋，以为自己捞了条大鱼，就卯足了劲猛地一用力，只听“轰”的一声，靠近岸边的地方，竟然露出一个黑黝黝的大洞。两人顿时被吓坏了，呆在原地，手里的网放也不是，拿也不是：“这怎么回事，鱼没捞还把河床给捅了个窟窿，这可怎么办啊。”
与此同时，巨大的声响也引来不少在旁边打鱼的人，眼看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两人非常害怕，赶紧将事情报了上去。担心河床会因为二次坍塌影响下游的居民，政府很快就派出相关人员下来勘测。
勘测的结果，却让所有人都惊呆了，原来那个巨大的窟窿下面竟然是古墓，而且不是一座，是一整片的古墓群，足足有10万平方米，而且是春秋中期楚国的古墓群。
这个发现让专家们沸腾了，他们立刻对这片古墓群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整整两年的时间，考古专家一共在这座楚国古墓群整理出6000多件文物，其中，最让专家们感到震撼的却是一堆碎铜片，有人用了一个词形容自己第一眼的感觉：“动人心魄”。
其实一开始，看着这对支离破碎的铜片，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它本来的样子。”有专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道：“就是个残破不堪的“光板”铜案，长方形的。其中一个边儿上还塌陷了大半拉子。整个案子裂为七八块，旁边还跟着一大堆弯弯曲曲的，从铜案上掉落下来的铜梗，就像是震后裂变的大地。”
尽管如此，通过一些资料和其他文物的对比，他们还是很快就断定，这些碎铜片的原型是一种罕见的青铜器：禁。
禁是先秦时期是一种专门用来盛放酒器的青铜器，关于禁的记录最早出现在西周，它的出现被认为和周人灭商后实行严厉的禁酒令有关，秦代以后，还没有发现用“禁”命名的青铜器，所以传世的数量非常稀少。
为了将这堆铜片恢复原本的面貌，河南博物院特地将已经退休的，有“文物复原圣手”之称的王长青教授请了回来，看到这一堆分不清彼此“邻居”的青铜碎梗，王长青觉得头很大，他曾坦言，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但中国考古人从来都不会轻言放弃，整整4年，王长青和他的4个徒弟，没日没夜地研究、整理，终于将修复好的云纹铜禁呈现在众人面前。
修复好的云纹铜禁有一米多长，乍一看像一张的桌子，但周围一圈却盘龙踞虎，它们昂首吐舌、挺胸凹腰，充满了神秘而浪漫的色彩，桌面和周围都雕刻着云纹，给人一种庄严肃穆、霸气十足的感觉。
云纹铜禁不仅是楚国能够争霸中原的象征，也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见证。因为它将中国失蜡法铸造工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100年。
失蜡法是古代金属铸造的一种方法。用蜡制成模，外敷造型材料，成为整体铸型。加热将蜡化去，形成空腔铸范，浇入液态金属，冷却后得到成型铸件。此法属于“熔模铸造”的范畴，在古代多用于铸造具有复杂形制的铸件。
因为缺乏文字记载，一直以来，学术界都认为中国的失蜡法工艺源自印度，但云纹铜禁的出土却表明，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这一项技术。
云纹铜禁修复好后，还没来得及在河南展出，就被送到了美国展览，不出意料，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一直以来，失蜡法都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制造业乃至西方工业崛起的温床！但看着2500年前，中国人通过雕造出254块“蜡模”，铸造出的云纹铜禁，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没办法用语言形容的他们，只能发出一声声“哇哦！”，表示他们对中国先民们的惊叹。
但河南博物院还没来得及庆祝，云纹铜禁就引来一个“麻烦”。
据任常中回忆说，云纹铜禁结束美国之行回到北京后，因为它独特的造型，也为了展示其失蜡法的铸造工艺，国家博物馆就不想让它重返河南，而是想把它留在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所以才出现文章开头的一幕。
现在，云纹铜禁收藏在河南博物院，作为该院的镇馆之宝，向世人无声诉说着几千年前，发生在荆楚大地上的各种前尘往事。
1987年，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当听到他们想要征调一件刚刚从美国展览回国的青铜器，时任河南博物院研究员的任常中急了，急忙向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解释道。
国家博物馆听说后：“要是不想把它留在国博，你们就拿物件同等级器物来置换。”“行，一言为定。”虽然有些难受，但总算能把它带回河南，想到这里，任常中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国博的要求。
到底是怎样的一件青铜器，让河南博物院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金钱去修复，甚至宁愿给国博五件同等的青铜器，也不愿将它交给国博呢？
事情得回到1978年的那个夏天。
这一天，在河南淅川县，已经干旱了3年的丹江口突然降雨量猛增，两个渔民兴冲冲地跑到丹江口水库打鱼，谁知收网的时候，怎么都拉不动。
这两人很兴奋，以为自己捞了条大鱼，就卯足了劲猛地一用力，只听“轰”的一声，靠近岸边的地方，竟然露出一个黑黝黝的大洞。两人顿时被吓坏了，呆在原地，手里的网放也不是，拿也不是：“这怎么回事，鱼没捞还把河床给捅了个窟窿，这可怎么办啊。”
与此同时，巨大的声响也引来不少在旁边打鱼的人，眼看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两人非常害怕，赶紧将事情报了上去。担心河床会因为二次坍塌影响下游的居民，政府很快就派出相关人员下来勘测。
勘测的结果，却让所有人都惊呆了，原来那个巨大的窟窿下面竟然是古墓，而且不是一座，是一整片的古墓群，足足有10万平方米，而且是春秋中期楚国的古墓群。
这个发现让专家们沸腾了，他们立刻对这片古墓群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整整两年的时间，考古专家一共在这座楚国古墓群整理出6000多件文物，其中，最让专家们感到震撼的却是一堆碎铜片，有人用了一个词形容自己第一眼的感觉：“动人心魄”。
其实一开始，看着这对支离破碎的铜片，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它本来的样子。”有专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道：“就是个残破不堪的“光板”铜案，长方形的。其中一个边儿上还塌陷了大半拉子。整个案子裂为七八块，旁边还跟着一大堆弯弯曲曲的，从铜案上掉落下来的铜梗，就像是震后裂变的大地。”
尽管如此，通过一些资料和其他文物的对比，他们还是很快就断定，这些碎铜片的原型是一种罕见的青铜器：禁。
禁是先秦时期是一种专门用来盛放酒器的青铜器，关于禁的记录最早出现在西周，它的出现被认为和周人灭商后实行严厉的禁酒令有关，秦代以后，还没有发现用“禁”命名的青铜器，所以传世的数量非常稀少。
为了将这堆铜片恢复原本的面貌，河南博物院特地将已经退休的，有“文物复原圣手”之称的王长青教授请了回来，看到这一堆分不清彼此“邻居”的青铜碎梗，王长青觉得头很大，他曾坦言，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但中国考古人从来都不会轻言放弃，整整4年，王长青和他的4个徒弟，没日没夜地研究、整理，终于将修复好的云纹铜禁呈现在众人面前。
修复好的云纹铜禁有一米多长，乍一看像一张的桌子，但周围一圈却盘龙踞虎，它们昂首吐舌、挺胸凹腰，充满了神秘而浪漫的色彩，桌面和周围都雕刻着云纹，给人一种庄严肃穆、霸气十足的感觉。
云纹铜禁不仅是楚国能够争霸中原的象征，也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见证。因为它将中国失蜡法铸造工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100年。
失蜡法是古代金属铸造的一种方法。用蜡制成模，外敷造型材料，成为整体铸型。加热将蜡化去，形成空腔铸范，浇入液态金属，冷却后得到成型铸件。此法属于“熔模铸造”的范畴，在古代多用于铸造具有复杂形制的铸件。
因为缺乏文字记载，一直以来，学术界都认为中国的失蜡法工艺源自印度，但云纹铜禁的出土却表明，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这一项技术。
云纹铜禁修复好后，还没来得及在河南展出，就被送到了美国展览，不出意料，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一直以来，失蜡法都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制造业乃至西方工业崛起的温床！但看着2500年前，中国人通过雕造出254块“蜡模”，铸造出的云纹铜禁，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没办法用语言形容的他们，只能发出一声声“哇哦！”，表示他们对中国先民们的惊叹。
但河南博物院还没来得及庆祝，云纹铜禁就引来一个“麻烦”。
据任常中回忆说，云纹铜禁结束美国之行回到北京后，因为它独特的造型，也为了展示其失蜡法的铸造工艺，国家博物馆就不想让它重返河南，而是想把它留在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所以才出现文章开头的一幕。
现在，云纹铜禁收藏在河南博物院，作为该院的镇馆之宝，向世人无声诉说着几千年前，发生在荆楚大地上的各种前尘往事。
#跑起来 干起来 走在前# 杨伟东：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执法#云上伊金霍洛#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由互联网衍生的问题成为政府监管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互联网提供的便利也成为政府监管应当充分利用的资源和优势，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执法，不断提高政府监管和执法水平，成为数字政府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任务。
“互联网+”监管执法的发展
现代社会，政府监管与执法是行政机关对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进行相应的管理和调节，通过矫正违法行为，促进和鼓励良好行为方式，达到良好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目的。虽然一些监管和执法方式有其通用性，但由于时代生存、活动环境的不同，会产生带有时代特点的活动方式和组织方式，因而必然形成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监管手段和执法方式。
近年来，网络和信息技术发展迅猛，深度融入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极大地影响、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政府的监管和执法工作。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对政府监管和执法工作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产生了新的监管和执法领域，需要政府跟进和介入；二是网络的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和生活方式，政府的监管和执法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或改变；三是网络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技术创新，为政府提供了更有效的监管和执法手段。正是源于互联网产生的影响，使得“互联网＋”率先成为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要求，努力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各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在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后，“互联网＋”监管执法逐步上升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旨在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带来的正向作用和价值，提高政府监管和执法的能力和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抓手，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把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作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201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把建设“互联网+”监管系统，促进政府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智能化作为重要要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大力推行“互联网＋”监管，提升监管能力作为重点工作。2021年8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以下简称《纲要》）完善和提高了法治政府的标准要求，将已有的“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标准，升级为“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标准。新标准除了突出人民性外，也彰显了智能性的要求，将“智能高效”作为应对、响应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对法治政府的新要求。在此基础上，《纲要》明确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从而将“互联网+”监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集中管辖全市辖区内特定类型涉互联网第一审案件，探索建立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审判模式，推动起诉、调解、立案、庭审、判决、执行等诉讼环节全程网络化。
“互联网+”监管执法的内涵
“互联网+”监管执法是依托互联网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监管执法信息的整合共享和新的监管手段的使用，推动监管过程全记录、监管联动、监管数据可分析，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规范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实现智慧监管执法。因此，“互联网+”监管执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它不仅是一种新的监管和执法方式，更是一种新的平台、新的机制。
新的监管执法方式。“互联网+”监管执法提供了新的监管和执法方式，借助技术手段可以实施违法线索自动发现、远程取证固定证据等远程监管；运用业务信息系统和执法检查移动端等信息化工具可以实施移动监管、预警防控等非现场监管。这些已在实践中开展以及在未来不断探索的新的监管方式，不仅可以为行政执法提供直观、可靠的证据和支撑，而且有助于解决行政执法监管人员“人少事多”等难题。
新的监管执法支持。“互联网+”监管执法为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提供了新的监管执法支持。通过信息化技术、装备配置和应用，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可以通过移动行政执法终端、执法记录仪、全网通对讲机等让行政监管执法更智慧、更便捷，有利于提高监管执法的效率，确保公平公正、廉洁执法。
新的监管执法机制。“互联网+”监管执法旨在推进全国统一的“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监管执法平台数据的联通汇聚，从而实现执法基础数据、执法程序流转、执法信息公开等汇聚一体。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监管执法为打破行政监管和执法地域、领域、部门等阻隔创造了条件，为监管和执法实现违法线索互联、监管标准互通、处理结果互认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减少多头执法、重复检查、推诿扯皮等问题，还有利于推动部门、地域之间的有效合作和深度融合。
新的监管执法平台。“互联网+”监管执法旨在打造覆盖行政监管和执法的系统，涵盖行政监管执法可视化、综合统计分析、监管事件跟踪分析、监管效能评估等内容。这些内容可以最大限度满足各级行政机关对行政监管执法决策的使用需求，提升行政监管执法的决策分析水平。
为“互联网+”监管执法创造条件
近年来，在中央和国家层面的重视和推动下，不少地方和部门在“互联网+”监管执法方面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较大进展，对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和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互联网+”监管执法既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持续工程，需要不断更新理念，加强组织保障，提供技术、法律和政策支撑。
理念转变。行政监管执法需要与时俱进。与技术转型升级、经济社会活动变迁等监管和执法领域、对象的发展相比，行政监管和执法有相对的延后性，这符合行政监管和执法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监管和执法是消极的。由于监管和执法领域的扩展、新问题的出现和新技术的运用，行政监管和执法必然要予以回应。因而，行政监管和执法不能固守传统的监管和执法理念、方式方法，而需要根据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采取回应性的举措，及时采用新型的监管和执法方式。
技术支持。“互联网+”监管执法的实现需要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联通各地区各部门监管系统，因此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这不仅意味着要将既有技术创新成果在行政监管和执法中进行运用，而且要实现技术标准的统一和融合。目前，“互联网+”监管执法的障碍是行政监管数据互联互通、数据共享意愿不高、推进力度不足导致程度较低，进而影响了“互联网+”监管执法的推进。因此，“互联网+”监管执法平台和系统的建设需要进行统一且系统的规划，并要进行充分、有机对接和融合。
安全保障。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引入、广泛运用以及其积极作用的发挥，是以确保安全为前提的。由于新技术、新应用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网络安全环境，或带来全新的问题和挑战，因而，“互联网+”监管执法必须关注和防范可能引发的风险，注重在新的环境下各类主体的合法权利的保护，充分保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法律支撑。“互联网+”监管执法的运用和发展，不可避免地涉及许多监管和执法要素、法律关系等的改变，既涉及行政系统关系和运行的调整，也涉及与被监管和执法对象关系的调整，需要最终在立法层面加以确认，方能为监管和执法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
来源：中国网信杂志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由互联网衍生的问题成为政府监管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互联网提供的便利也成为政府监管应当充分利用的资源和优势，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执法，不断提高政府监管和执法水平，成为数字政府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任务。
“互联网+”监管执法的发展
现代社会，政府监管与执法是行政机关对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进行相应的管理和调节，通过矫正违法行为，促进和鼓励良好行为方式，达到良好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目的。虽然一些监管和执法方式有其通用性，但由于时代生存、活动环境的不同，会产生带有时代特点的活动方式和组织方式，因而必然形成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监管手段和执法方式。
近年来，网络和信息技术发展迅猛，深度融入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极大地影响、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政府的监管和执法工作。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对政府监管和执法工作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产生了新的监管和执法领域，需要政府跟进和介入；二是网络的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和生活方式，政府的监管和执法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或改变；三是网络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技术创新，为政府提供了更有效的监管和执法手段。正是源于互联网产生的影响，使得“互联网＋”率先成为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要求，努力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各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在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后，“互联网＋”监管执法逐步上升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旨在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带来的正向作用和价值，提高政府监管和执法的能力和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抓手，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把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作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201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把建设“互联网+”监管系统，促进政府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智能化作为重要要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大力推行“互联网＋”监管，提升监管能力作为重点工作。2021年8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以下简称《纲要》）完善和提高了法治政府的标准要求，将已有的“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标准，升级为“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标准。新标准除了突出人民性外，也彰显了智能性的要求，将“智能高效”作为应对、响应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对法治政府的新要求。在此基础上，《纲要》明确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从而将“互联网+”监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集中管辖全市辖区内特定类型涉互联网第一审案件，探索建立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审判模式，推动起诉、调解、立案、庭审、判决、执行等诉讼环节全程网络化。
“互联网+”监管执法的内涵
“互联网+”监管执法是依托互联网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监管执法信息的整合共享和新的监管手段的使用，推动监管过程全记录、监管联动、监管数据可分析，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规范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实现智慧监管执法。因此，“互联网+”监管执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它不仅是一种新的监管和执法方式，更是一种新的平台、新的机制。
新的监管执法方式。“互联网+”监管执法提供了新的监管和执法方式，借助技术手段可以实施违法线索自动发现、远程取证固定证据等远程监管；运用业务信息系统和执法检查移动端等信息化工具可以实施移动监管、预警防控等非现场监管。这些已在实践中开展以及在未来不断探索的新的监管方式，不仅可以为行政执法提供直观、可靠的证据和支撑，而且有助于解决行政执法监管人员“人少事多”等难题。
新的监管执法支持。“互联网+”监管执法为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提供了新的监管执法支持。通过信息化技术、装备配置和应用，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可以通过移动行政执法终端、执法记录仪、全网通对讲机等让行政监管执法更智慧、更便捷，有利于提高监管执法的效率，确保公平公正、廉洁执法。
新的监管执法机制。“互联网+”监管执法旨在推进全国统一的“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监管执法平台数据的联通汇聚，从而实现执法基础数据、执法程序流转、执法信息公开等汇聚一体。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监管执法为打破行政监管和执法地域、领域、部门等阻隔创造了条件，为监管和执法实现违法线索互联、监管标准互通、处理结果互认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减少多头执法、重复检查、推诿扯皮等问题，还有利于推动部门、地域之间的有效合作和深度融合。
新的监管执法平台。“互联网+”监管执法旨在打造覆盖行政监管和执法的系统，涵盖行政监管执法可视化、综合统计分析、监管事件跟踪分析、监管效能评估等内容。这些内容可以最大限度满足各级行政机关对行政监管执法决策的使用需求，提升行政监管执法的决策分析水平。
为“互联网+”监管执法创造条件
近年来，在中央和国家层面的重视和推动下，不少地方和部门在“互联网+”监管执法方面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较大进展，对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和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互联网+”监管执法既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持续工程，需要不断更新理念，加强组织保障，提供技术、法律和政策支撑。
理念转变。行政监管执法需要与时俱进。与技术转型升级、经济社会活动变迁等监管和执法领域、对象的发展相比，行政监管和执法有相对的延后性，这符合行政监管和执法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监管和执法是消极的。由于监管和执法领域的扩展、新问题的出现和新技术的运用，行政监管和执法必然要予以回应。因而，行政监管和执法不能固守传统的监管和执法理念、方式方法，而需要根据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采取回应性的举措，及时采用新型的监管和执法方式。
技术支持。“互联网+”监管执法的实现需要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联通各地区各部门监管系统，因此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这不仅意味着要将既有技术创新成果在行政监管和执法中进行运用，而且要实现技术标准的统一和融合。目前，“互联网+”监管执法的障碍是行政监管数据互联互通、数据共享意愿不高、推进力度不足导致程度较低，进而影响了“互联网+”监管执法的推进。因此，“互联网+”监管执法平台和系统的建设需要进行统一且系统的规划，并要进行充分、有机对接和融合。
安全保障。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引入、广泛运用以及其积极作用的发挥，是以确保安全为前提的。由于新技术、新应用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网络安全环境，或带来全新的问题和挑战，因而，“互联网+”监管执法必须关注和防范可能引发的风险，注重在新的环境下各类主体的合法权利的保护，充分保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法律支撑。“互联网+”监管执法的运用和发展，不可避免地涉及许多监管和执法要素、法律关系等的改变，既涉及行政系统关系和运行的调整，也涉及与被监管和执法对象关系的调整，需要最终在立法层面加以确认，方能为监管和执法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
来源：中国网信杂志
【望岳谈｜山东之变，就是要更多这样的共产党人】你眼中的共产党员有着怎样的面貌？尽管他们年龄各异，来自不同的地区，从事着不同事业，经历也大相径庭，但却有一种气质为他们所共有。
5月，大众日报推出“我从基层来”专栏，讲述来自山东各地各条战线的省党代会代表忠诚于党、奋斗建功的故事。细读他们的故事，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员该有的模样。
“90后”王云龙是新泰市东都镇酒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带领这个曾经的软弱涣散村走上致富路是他的坚定信念。为了销售村里滞销的15万斤山楂，他毫不犹豫拿出了30万元婚房款，以保本价将山楂全部收购。随后只身一人辗转北京、青岛等地，白天跑客户、晚上赶路，饿了吃包方便面、累了坐会儿路沿石。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以每斤6元的价格将山楂全部售出，一下盈利60万。他用这笔钱协助党支部成立合作社，把钱全部分下去，领到分红时果农们有的眼圈都红了，纷纷竖起大拇指：“云龙，你真行！”回村5年间，王云龙从想远走高飞的大学生，变为扎根乡村的带头人。酒台村在他的带领下被评为全国特色村庄，酒台村党支部被评为“全省干事创业好班子”。王云龙说：“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坚定信念，以坚忍执着的理想信念，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中、落实在行动上，这位“90后”党员做到了。
大海阳社区，是一个只有0.6平方公里的老旧社区，人口密度大，基础设施陈旧。但生活在这里的社区居民却感到幸福：老楼虽破，但干净整洁；到了饭点，老人有“老饭桌”，小孩有“小饭桌”；出现疫情，1个小时能发动起340多名群众志愿者……大家伙儿说，这多亏了社区的“当家人”——冷晓燕。烟台市芝罘区毓璜顶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毓璜顶街道大海阳社区党委书记冷晓燕，这位社区居民眼中值得依靠的“70后”，被老人们称作“亲闺女”。29岁的她来到大海阳社区担任党委书记，一干就是18年。她在最美的时光扎根最平凡的社区，待群众如家人，视责任为生命。冷晓燕带头在社区公布手机号码，设立30余个民情意见箱，全面走访辖区居民。几年内，她的“三访”民情记录整整记了15大本，摞起来一米多高。“群众是最淳朴的，只要付出的是真情，换来的就是超越血缘的亲情。”这便是冷晓燕的群众工作经。践行宗旨，对人民饱含深情，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这位“70后”党员做到了。
没有经验，缺乏资金，社员不信任，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青岛曹村草莓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王倩刚上任时，合作社的种植户只剩下七八户。这个“80后”姑娘，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扎进草莓棚搞研究，与高校合作研究开发草莓栽培新技术，一步步将合作社带入正轨，种植面积从50亩扩展到1500多亩，合作社规模增长到200多户。如今，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带动社员每亩地增收至10余万元。凭借先进技术，王倩和她的农业4.0，把草莓种到了国外……这个曾经的山东医专毕业生，放弃留学深造的机会，在村里从事草莓种植和合作社经营，一干就是14年。拼搏奉献，把履职尽责作为人生目标，苦干实干、不屈不挠，这位“80后”党员做到了。
1999年，31岁的王传喜放弃了在县城担任项目经理的工作，回到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挑起带领这个贫困落后村脱贫致富的重任。“手不伸、嘴不馋、心不贪”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村里平均分配土地时，他带头领距离村庄最远最差的地；旧村改造搬新居，和乡亲们一起抓“阄”。面对126张法院传票，他盘活沉睡的集体资产，还拿出自己的家庭收入还集体的账。在他的带领下，负债近400万元的代村腰包鼓了，人心齐了，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先行。”以农为本、多业并举，三产融合、农文旅融合。2021年村集体总产值38亿元，村集体纯收入1.6亿元，村人均纯收入7.2万元，比20年前增长了30多倍。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不会精神懈怠，就会有强大的奋斗动力，这位60后党员做到了。
无论是朝气蓬勃的“90后”，还是担当作为的“70后”“80后”，亦或是作风过硬的“60后”，他们几位身上，拥有着顽强拼搏的不竭力量，显露出不负人民的赤诚本色，闪烁着不忘初心的坚定之光。群众对共产党员的期待，不正是如此？带领村民富起来，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一个个看似微小的愿望，寄托着百姓对共产党人的希望，也是共产党员践行初心使命的实践课堂。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去五年，山东解决了许多长期制约发展的矛盾问题，战胜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办成了许多事关全局长远的大事要事，一系列重大成绩背后，是共产党人团结带领群众踔厉奋发的身影，是共产党人在各自岗位上脚踏实地默默耕耘的成果。正是这一个个来自基层的共产党员，把自己树为一面旗，凝聚为一团火，拼搏出一个又一个的五年之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展望未来，我们需要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在向着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齐鲁大地上，共产党人正以奋进的姿态阔步向前，这支队伍会愈走愈远，越进越强。（大众日报）
5月，大众日报推出“我从基层来”专栏，讲述来自山东各地各条战线的省党代会代表忠诚于党、奋斗建功的故事。细读他们的故事，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员该有的模样。
“90后”王云龙是新泰市东都镇酒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带领这个曾经的软弱涣散村走上致富路是他的坚定信念。为了销售村里滞销的15万斤山楂，他毫不犹豫拿出了30万元婚房款，以保本价将山楂全部收购。随后只身一人辗转北京、青岛等地，白天跑客户、晚上赶路，饿了吃包方便面、累了坐会儿路沿石。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以每斤6元的价格将山楂全部售出，一下盈利60万。他用这笔钱协助党支部成立合作社，把钱全部分下去，领到分红时果农们有的眼圈都红了，纷纷竖起大拇指：“云龙，你真行！”回村5年间，王云龙从想远走高飞的大学生，变为扎根乡村的带头人。酒台村在他的带领下被评为全国特色村庄，酒台村党支部被评为“全省干事创业好班子”。王云龙说：“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坚定信念，以坚忍执着的理想信念，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中、落实在行动上，这位“90后”党员做到了。
大海阳社区，是一个只有0.6平方公里的老旧社区，人口密度大，基础设施陈旧。但生活在这里的社区居民却感到幸福：老楼虽破，但干净整洁；到了饭点，老人有“老饭桌”，小孩有“小饭桌”；出现疫情，1个小时能发动起340多名群众志愿者……大家伙儿说，这多亏了社区的“当家人”——冷晓燕。烟台市芝罘区毓璜顶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毓璜顶街道大海阳社区党委书记冷晓燕，这位社区居民眼中值得依靠的“70后”，被老人们称作“亲闺女”。29岁的她来到大海阳社区担任党委书记，一干就是18年。她在最美的时光扎根最平凡的社区，待群众如家人，视责任为生命。冷晓燕带头在社区公布手机号码，设立30余个民情意见箱，全面走访辖区居民。几年内，她的“三访”民情记录整整记了15大本，摞起来一米多高。“群众是最淳朴的，只要付出的是真情，换来的就是超越血缘的亲情。”这便是冷晓燕的群众工作经。践行宗旨，对人民饱含深情，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这位“70后”党员做到了。
没有经验，缺乏资金，社员不信任，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青岛曹村草莓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王倩刚上任时，合作社的种植户只剩下七八户。这个“80后”姑娘，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扎进草莓棚搞研究，与高校合作研究开发草莓栽培新技术，一步步将合作社带入正轨，种植面积从50亩扩展到1500多亩，合作社规模增长到200多户。如今，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带动社员每亩地增收至10余万元。凭借先进技术，王倩和她的农业4.0，把草莓种到了国外……这个曾经的山东医专毕业生，放弃留学深造的机会，在村里从事草莓种植和合作社经营，一干就是14年。拼搏奉献，把履职尽责作为人生目标，苦干实干、不屈不挠，这位“80后”党员做到了。
1999年，31岁的王传喜放弃了在县城担任项目经理的工作，回到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挑起带领这个贫困落后村脱贫致富的重任。“手不伸、嘴不馋、心不贪”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村里平均分配土地时，他带头领距离村庄最远最差的地；旧村改造搬新居，和乡亲们一起抓“阄”。面对126张法院传票，他盘活沉睡的集体资产，还拿出自己的家庭收入还集体的账。在他的带领下，负债近400万元的代村腰包鼓了，人心齐了，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先行。”以农为本、多业并举，三产融合、农文旅融合。2021年村集体总产值38亿元，村集体纯收入1.6亿元，村人均纯收入7.2万元，比20年前增长了30多倍。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不会精神懈怠，就会有强大的奋斗动力，这位60后党员做到了。
无论是朝气蓬勃的“90后”，还是担当作为的“70后”“80后”，亦或是作风过硬的“60后”，他们几位身上，拥有着顽强拼搏的不竭力量，显露出不负人民的赤诚本色，闪烁着不忘初心的坚定之光。群众对共产党员的期待，不正是如此？带领村民富起来，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一个个看似微小的愿望，寄托着百姓对共产党人的希望，也是共产党员践行初心使命的实践课堂。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去五年，山东解决了许多长期制约发展的矛盾问题，战胜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办成了许多事关全局长远的大事要事，一系列重大成绩背后，是共产党人团结带领群众踔厉奋发的身影，是共产党人在各自岗位上脚踏实地默默耕耘的成果。正是这一个个来自基层的共产党员，把自己树为一面旗，凝聚为一团火，拼搏出一个又一个的五年之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展望未来，我们需要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在向着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齐鲁大地上，共产党人正以奋进的姿态阔步向前，这支队伍会愈走愈远，越进越强。（大众日报）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