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铭》释义
多言多虑，转不相应
说话多、分别也多，思考来思考去，只有更加与道不相应。所以，中国禅宗初祖达摩祖师，叫二祖慧可要外绝诸缘、内心无喘。外缘都绝离了，就不必再讲话；内心无喘――平静下来，就不会再思虑，然后才能入道。
绝言绝虑，无处不通
能够完全弃绝了言语和思考，就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都可以通达道，所谓“一念不生全体现”。
归根得旨，随照失宗
只有返本还源，回到生命的根本，才能领悟至道，明白祖师西来意。反之，如果有心去找道，随顺六根向外去用功，想要找到本性，那只有迷失方向了。
须臾返照，胜却前空
但是，只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返照自心，就有可能明白真心，胜过空的境界多多了。
前空转变，皆由妄见
修行修到身心皆空，算是很高的境界了。但为什么会有空？空为什么会变现种种境界？其实都是妄见有空，住在空上面所致。
不用求真，唯须息见
“真”就是真如、真心、真际。“真”不用求，求者本身就是真。真不自言真，若见有真，此真便是妄。真是相对于妄而言，众生迷而有妄，觉者方便立真，令众生知而离妄，离妄真亦无言。
“见”是知见、正见、见解……。“见”是众生六根迷于六尘，所产生的妄见，根尘是妄，依根尘产生的见，岂能离于妄？所以，求真是妄、见解亦是妄。
因此，你不需要去追求真心，只要把妄想息灭了，把知见放下了，把执着丢掉了，内心没有一切分别执着，才能相应于真心。
二见不住，慎勿追寻
“二见”就是相对的东西。例如：是真、是假，是有、是空，常见、断见，好还是坏……。这些对立的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妄见而有的。当我们用功到知道这些相对的知见都不对，同时能够不住于有和空等相对概念时，那个时候，就要注意，不要再去管它了。这对用功者，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
才有是非，纷然失心
因为，只要有一点点的“是和非”、“对和错”的念头，便会引生了很多的是非念头来，那时候，你就落于二元对立的妄境，失去清净本心了。
所以，经说般若无知，六祖要人不思善、不思恶以会取本心。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
当你用功到空有、是非，对错、能所不存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二”了，只有“一”的感觉。知道一切二元相对都是由这“一”来，但“这个”也是不可以执着的，如果住于这个，对待就又会产生了。
一心不生，万法无咎
连这个心的观念都没有的话，就不会生起妄见分别，那么，“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一切诸法，其实没有是非、好坏、对错的。
无咎无法，不生不心
既然万法的存在，对我们不会造成阻碍、困扰，也就不需要方法来对治，那么，内心也就不会再生心起念。
能随境灭，境逐能沉
“能”指心，是主观的存在；“境”指诸法，是客观的存在。主观的心识会随着外境的消失而灭除；同样的，客观存在的外境也会随着主观心的空无而没除。
所以用“沉”字，表示外境是随心所现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如果空了，由心所现的境，便如沈没在心底般。所以，我们的妄心，是随着外境的消灭来消除的，但是，外境又是跟着妄心的消除而消失。心境是互相影响的。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
心生法生、心灭法灭。外境是依着我们的心才有的；同时，我们的妄心，又是依着外境才存在的。
贤劫三佛的毗舍浮佛偈：“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便是在说“能由境能”的道理。
欲知两段，元是一空
要知道，虽然有心和外境，实际上，心和境都是空的。心、境不过是个假相，皆由迷于本真而妄立能所，都不离性空。
一空同两，齐含万像
虽然自性体空，却能显现能所，含藏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
不见精粗，宁有偏党
虽然有万般的事事物物，但因为其本体是空。既然是空的，诸法哪里有好坏？为什么我们会对诸法产生分别，而引生某些偏爱呢？
大道体宽，无易无难
“道”就是真心。真心是很广大的，经中说：“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所以，大道宽广，要证入，虽然不是容易，但也不困难。真心是人人本具、个个不欠，容易、困难是虚妄分别，与道无关。
小见狐疑，转急转迟
“小见”就是指不信自心是佛，只知向外求法的人。小见的人，你若对他说：“大道体宽，无易无难”，他会不相信，像狐狸那样，有很多怀疑。狐狸在一切众生中，是疑心最重的，所以好疑的人，便说他狐疑――像狐狸的疑心那么多。小见的人，不信自心是佛，悟了便是，他只知要从事各种修行，才能见道。他精进在修行，希望能够赶快证道，那知是越急越慢。
执之失度，心入邪路
执着要修行、要怎样才是，认为自己有见地、有功夫，如此的话，就会产生不正当的心态，与道不相应，而进入偏差、错误的境界中。
放之自然，体无去住
所以，放下吧！让心自然，该用功时就用功，该吃饭时就吃饭，该睡觉时就睡觉，行住坐卧自然不造作，如行云流水不着痕迹，这样才能体会到心体。心体没有过去、未来、现在，你要修什么呢？
任性合道，逍遥绝恼
只有顺从自己的心性本质，才能与道相应。相应后就自在了，自然而然的就没有了烦恼。
系念乖真，昏沉不好
一般修行，强调系心一处，用来对治妄念，希望把妄念绑起来，不在东想西想。其实，这样用功是不对的，已经违背了真心，真心无为，起用则自然而然，不需刻意。
反过来说，让心境昏沉，糊里糊涂也不对，这跟真心不能相应，真心是觉明空朗的。
不好劳神，何用疏亲
修行要自然，好像在用功，又好像没有用功。道本自然、平常心是道，不必刻意造作；道法无为，没有哪样较好、哪样不好。
欲取一乘，勿恶六尘
“一乘”又叫“佛乘”，表示最高上的法门，也就是禅宗所说明心见性的法门。这法门有别于三乘：声闻、缘觉、菩萨的修行，一入就成佛。要契入这无上的法门，就不要去厌恶六尘――色、声、香、味、触、法。
六尘不恶，还同正觉
六尘没有不好，都是心所现的境界。能够对六尘不分别好坏，不受到六尘的干扰，你的心就和佛的心一样了。
智者无为，愚人自缚
有智慧的人，能够随顺自性无为，他就能够随处自在；愚痴的人便不是，他要修种种法、行种种行，其实是自己拿绳子绑自己。
法无异法，妄自爱着
一切法根本上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差别的地方，所以会有不同，那是我们虚妄心分别、生起贪爱、执着的缘故。
将心用心，岂非大错
以心来找心、骑牛还找牛，怎么对呢？一切法都因我们妄心的分别才有差别，而我们却还再以心去寻求它的差别，岂非大错特错！
多言多虑，转不相应
说话多、分别也多，思考来思考去，只有更加与道不相应。所以，中国禅宗初祖达摩祖师，叫二祖慧可要外绝诸缘、内心无喘。外缘都绝离了，就不必再讲话；内心无喘――平静下来，就不会再思虑，然后才能入道。
绝言绝虑，无处不通
能够完全弃绝了言语和思考，就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都可以通达道，所谓“一念不生全体现”。
归根得旨，随照失宗
只有返本还源，回到生命的根本，才能领悟至道，明白祖师西来意。反之，如果有心去找道，随顺六根向外去用功，想要找到本性，那只有迷失方向了。
须臾返照，胜却前空
但是，只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返照自心，就有可能明白真心，胜过空的境界多多了。
前空转变，皆由妄见
修行修到身心皆空，算是很高的境界了。但为什么会有空？空为什么会变现种种境界？其实都是妄见有空，住在空上面所致。
不用求真，唯须息见
“真”就是真如、真心、真际。“真”不用求，求者本身就是真。真不自言真，若见有真，此真便是妄。真是相对于妄而言，众生迷而有妄，觉者方便立真，令众生知而离妄，离妄真亦无言。
“见”是知见、正见、见解……。“见”是众生六根迷于六尘，所产生的妄见，根尘是妄，依根尘产生的见，岂能离于妄？所以，求真是妄、见解亦是妄。
因此，你不需要去追求真心，只要把妄想息灭了，把知见放下了，把执着丢掉了，内心没有一切分别执着，才能相应于真心。
二见不住，慎勿追寻
“二见”就是相对的东西。例如：是真、是假，是有、是空，常见、断见，好还是坏……。这些对立的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妄见而有的。当我们用功到知道这些相对的知见都不对，同时能够不住于有和空等相对概念时，那个时候，就要注意，不要再去管它了。这对用功者，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
才有是非，纷然失心
因为，只要有一点点的“是和非”、“对和错”的念头，便会引生了很多的是非念头来，那时候，你就落于二元对立的妄境，失去清净本心了。
所以，经说般若无知，六祖要人不思善、不思恶以会取本心。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
当你用功到空有、是非，对错、能所不存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二”了，只有“一”的感觉。知道一切二元相对都是由这“一”来，但“这个”也是不可以执着的，如果住于这个，对待就又会产生了。
一心不生，万法无咎
连这个心的观念都没有的话，就不会生起妄见分别，那么，“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一切诸法，其实没有是非、好坏、对错的。
无咎无法，不生不心
既然万法的存在，对我们不会造成阻碍、困扰，也就不需要方法来对治，那么，内心也就不会再生心起念。
能随境灭，境逐能沉
“能”指心，是主观的存在；“境”指诸法，是客观的存在。主观的心识会随着外境的消失而灭除；同样的，客观存在的外境也会随着主观心的空无而没除。
所以用“沉”字，表示外境是随心所现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如果空了，由心所现的境，便如沈没在心底般。所以，我们的妄心，是随着外境的消灭来消除的，但是，外境又是跟着妄心的消除而消失。心境是互相影响的。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
心生法生、心灭法灭。外境是依着我们的心才有的；同时，我们的妄心，又是依着外境才存在的。
贤劫三佛的毗舍浮佛偈：“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便是在说“能由境能”的道理。
欲知两段，元是一空
要知道，虽然有心和外境，实际上，心和境都是空的。心、境不过是个假相，皆由迷于本真而妄立能所，都不离性空。
一空同两，齐含万像
虽然自性体空，却能显现能所，含藏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
不见精粗，宁有偏党
虽然有万般的事事物物，但因为其本体是空。既然是空的，诸法哪里有好坏？为什么我们会对诸法产生分别，而引生某些偏爱呢？
大道体宽，无易无难
“道”就是真心。真心是很广大的，经中说：“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所以，大道宽广，要证入，虽然不是容易，但也不困难。真心是人人本具、个个不欠，容易、困难是虚妄分别，与道无关。
小见狐疑，转急转迟
“小见”就是指不信自心是佛，只知向外求法的人。小见的人，你若对他说：“大道体宽，无易无难”，他会不相信，像狐狸那样，有很多怀疑。狐狸在一切众生中，是疑心最重的，所以好疑的人，便说他狐疑――像狐狸的疑心那么多。小见的人，不信自心是佛，悟了便是，他只知要从事各种修行，才能见道。他精进在修行，希望能够赶快证道，那知是越急越慢。
执之失度，心入邪路
执着要修行、要怎样才是，认为自己有见地、有功夫，如此的话，就会产生不正当的心态，与道不相应，而进入偏差、错误的境界中。
放之自然，体无去住
所以，放下吧！让心自然，该用功时就用功，该吃饭时就吃饭，该睡觉时就睡觉，行住坐卧自然不造作，如行云流水不着痕迹，这样才能体会到心体。心体没有过去、未来、现在，你要修什么呢？
任性合道，逍遥绝恼
只有顺从自己的心性本质，才能与道相应。相应后就自在了，自然而然的就没有了烦恼。
系念乖真，昏沉不好
一般修行，强调系心一处，用来对治妄念，希望把妄念绑起来，不在东想西想。其实，这样用功是不对的，已经违背了真心，真心无为，起用则自然而然，不需刻意。
反过来说，让心境昏沉，糊里糊涂也不对，这跟真心不能相应，真心是觉明空朗的。
不好劳神，何用疏亲
修行要自然，好像在用功，又好像没有用功。道本自然、平常心是道，不必刻意造作；道法无为，没有哪样较好、哪样不好。
欲取一乘，勿恶六尘
“一乘”又叫“佛乘”，表示最高上的法门，也就是禅宗所说明心见性的法门。这法门有别于三乘：声闻、缘觉、菩萨的修行，一入就成佛。要契入这无上的法门，就不要去厌恶六尘――色、声、香、味、触、法。
六尘不恶，还同正觉
六尘没有不好，都是心所现的境界。能够对六尘不分别好坏，不受到六尘的干扰，你的心就和佛的心一样了。
智者无为，愚人自缚
有智慧的人，能够随顺自性无为，他就能够随处自在；愚痴的人便不是，他要修种种法、行种种行，其实是自己拿绳子绑自己。
法无异法，妄自爱着
一切法根本上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差别的地方，所以会有不同，那是我们虚妄心分别、生起贪爱、执着的缘故。
将心用心，岂非大错
以心来找心、骑牛还找牛，怎么对呢？一切法都因我们妄心的分别才有差别，而我们却还再以心去寻求它的差别，岂非大错特错！
【在这种忙乱纷扰中，他平日所要反抗的那些妈妈规矩倒变成可爱的了。他自幼就不爱洗脸，可是经过这么长久的训练他不喜欢自己变成土猴。他嫌妈妈禁止他高声说笑，可是在街上呐喊使他更厌恶。他不愿在家里受拘束，在街上的纷乱中叫他爱秩序。家庭的拘束使他寂苦，街市上聚会的叫嚣也使他茫然。他不知怎样好，他只觉得寂寞，还得马马虎虎，只有马马虎虎能对付着过去一天。他不再想刨根问底地追问，该去的就去，提灯就提灯，打旗就打旗，全都无所谓。】
「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导读：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韩焕忠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太虚大师《略说贤...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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