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
来源：登封市人民政府 时间：2010-12-09 11:28:00
中国佛教宗派。因创始人智顗常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其教义主要依据《妙法莲华经》，故亦也称法华宗。史略天台宗学统自称是龙树、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玄朗、湛然九祖相承。该宗思想，虽肇于龙树，实则启蒙于北齐慧文。他从《大智度论》卷二十七关于解释《大品》“道种智”、“一切智”和“一切种智”之文，悟解到三智“一心中得”的道理，又结合《中论·观四谛品》的三是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确立了一心中观空、观假、观中的“一心三观”理论。慧思继承此说，并结合《妙法莲华经》要义，又阐发“诸法实相”之说，慧思兼重定慧，实为以后天台宗止观双修的起缘。后慧思传智顗，智顗再发挥，终于形成以“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为中心思想的独立学派。智顗一本师传的宗旨，教观总持，解行并进，一变当时南义北禅的佛教学风。著作主要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世称天台三大部。弟子灌顶得其真传，作《涅槃玄义》和《涅槃经疏》，很有发挥。灌顶以后，四传到湛然，以中兴天台宗为已任，对天台三大部都有翔实注解，发挥三谛圆融的义理。又针对华严宗、法相宗和禅宗，写了《金刚錍》、《法华五百问论》和《止观义例》等著作，提出了无情有性的观点，虽不免门户之见，但对天台宗以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湛然的弟子有道邃、行满等。经过会昌禁佛和五代之乱，典籍湮没殆尽，遂一蹶不振。道邃下五传弟子义寂，通过吴越王钱俶遣使到高丽、日本访求天台宗典籍，高丽派谛观送来教典等，才使该宗学说得以延续和发展。义寂的再传弟子知礼，因受同学之请，撰《释难扶宗记》，驳同门另一僧人晤恩等以《金光明经玄义》广本为伪作而引起了一场历时七年的山家、山外之争。争论的焦点是：真心观还是妄心观，色法具否三千等问题。山家主张妄心观与色心共具三千；山外相反，主张真心观，色法不具三千。山外的主张有些接近华严宗的教观，被山家斥为不纯，不久即衰。这次争论记载在《四明十义书》中。天台宗在元、明两代式微。明末有智旭自“私淑台宗”，著《法华会义》等多种，对天台教观颇有发挥。晚近有谛闲著《大乘止观述记》等十余种。经典与判教以《妙法莲华经》为宗旨，《大智度论》作指南，《大般涅槃经》为扶疏，《大般若经》为观法。智顗的天台三大部，是该宗的根本典籍。智顗判佛一代说法为五时八教。五时即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这是根据《大般涅槃经》中从牛出乳、从乳出酪，次第而出生酥、熟酥、醍醐五味的譬喻而立的。乳譬第一华严时，说《华严经》；酪譬第二鹿苑时，说“阿含经”；生酥喻第三方等时，说《大方等大集经》、《宝积经》、《维摩经》、《楞伽经》、《胜鬘经》等；熟酥喻第四般若时，说《般若经》；醍醐喻第五法华涅槃时，说《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这是佛陀在不同时机、对不同听众分五个阶段说出的五类不同教法，叫“别义五时”。又佛陀宣说教法，并非按五大类绝对分界，而是将华严的义理分散在各个时教，如在鹿苑时里，就间说到无相教法等，表明各时相互融通，谓之“通义五时”。从佛陀教法的方式方面判为化仪四教，从其内容方面判为化法四教，合称八教。化仪四教为顿、秘密、不定。配合五时，佛陀对具有高深教理知识的众生说《华严经》，令其顿悟究竟教理，为顿；佛陀对教理知识较差的众生渐次说《阿含经》（鹿苑时）、《大方等大集经》、《大般若经》，使其由浅入深，转小向大，渐次深悟教理，为渐；在顿、渐中都有秘密和不定二教，秘密与不定只是显与隐的区别，同席听讲，各自悟解的教理浅深不同，或顿或渐，隐而互不相知的为秘密教；显而互知的为不定教；到了讲《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时，听众已经成熟，佛陀演教超出于方式之外，称之为非顿、非渐、非秘密、非不定。化法四教为藏、通、别、圆，与五时所说诸经相配，《华严经》就是圆教，并兼别教。鹿苑时“阿含经”是藏教，小乘奉为圭臬。《大方等大集经》没有一定，四教比较对说，看其所对而异，是别教。《般若经》中诸部般若，是阐明通、别、圆三教的，称为通教。最后《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专显圆理，是纯圆教。理论此宗的主要思想是实相和止观，以实相阐明理论，用止观指导实修。实相渊源于南岳慧思。他建立“十如”(即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的诸法实相说。智顗用以与十法界（即佛、菩萨、缘觉、声闻四圣与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六凡）、三种世间（即五阴世间、众生世间、依报国土世间）等相配，构成“一念三千”的理论。认为一心具有十法界，十法界一一互具成百法界。而十法界又各具有三种世间，成三十种世间。依此推算，百法界就具有三千种世间。这三千种世间，都不过是具在介尔（微细）一念心中，谓之“一念三千”，亦名“性具”，或名“理具”。依此理具三千，而有事造三千。智顗又用此三千诸法为介尔现前一念心的所观之境，进而联系慧文的“一心三观”来考察，认为一切事物都由因缘所生，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即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是相貌宛然，即假；空、假原是诸法一体的两个对立侧面，从全体看不应偏于任何一面，空即假，假即空，空假不二即是中。空、假、中同时具于一念，叫做“一念三千空假中”。空、假、中都是真实，称为三谛。三即一，一即三，三一融通无障无碍，是为三谛圆融。修此一念三千空、假、中的三谛圆融，见空为一切智，见假为道种智，见中为一切种智。所以三谛圆融也就是三智圆融。通过圆修三谛，达到顿断三惑，圆证三智，此即天台宗的中心理论。用此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两层实相说作为观法修行，即观三千、三谛诸法具于现前介尔阴妄一念之心，心即诸法，诸法即心，心法一体，无待绝待，谓之“观不思议境”，此中能观之智对所观之境为第一重能所，能观智境对所观阴妄一念为第二重能所，这是总观。另有九种助观，即真正发菩提心、善巧安心、破法遍、识通塞、道品调适，对治助开、知位次、能安忍、离法爱等。合称十乘观法。是为天台宗的圆顿止观（禅法）。止观是融为一体的。止是定，观是慧，摄（散）心入止为定，静明观照为慧，止中有观，观中有止。“止观明静”，即含止观并运、定慧力等之意。影响该宗是中国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它集合南北各家义学和禅观之说，加以整理和发展而成一家之言，当时得到朝野的支持和信奉，对隋唐以后成立的各宗派多有影响。元明以后，该宗学者往往兼倡并净土，形成“教在天台，行归净土”之风。该宗在汉族地区虽几经兴衰，但仍廷续至今不绝。9世纪初，日本僧人最澄将此宗传到日本，在平安时代（784～1192），与真言宗并列发展，史称“平安二宗”。13世纪由此宗分出日莲宗。当今，日本天台本宗、日莲宗都很兴旺，而日莲宗在20世纪又分出几个新兴教派。 https://t.cn/ROPJ7v2
来源：登封市人民政府 时间：2010-12-09 11:28:00
中国佛教宗派。因创始人智顗常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其教义主要依据《妙法莲华经》，故亦也称法华宗。史略天台宗学统自称是龙树、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玄朗、湛然九祖相承。该宗思想，虽肇于龙树，实则启蒙于北齐慧文。他从《大智度论》卷二十七关于解释《大品》“道种智”、“一切智”和“一切种智”之文，悟解到三智“一心中得”的道理，又结合《中论·观四谛品》的三是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确立了一心中观空、观假、观中的“一心三观”理论。慧思继承此说，并结合《妙法莲华经》要义，又阐发“诸法实相”之说，慧思兼重定慧，实为以后天台宗止观双修的起缘。后慧思传智顗，智顗再发挥，终于形成以“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为中心思想的独立学派。智顗一本师传的宗旨，教观总持，解行并进，一变当时南义北禅的佛教学风。著作主要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世称天台三大部。弟子灌顶得其真传，作《涅槃玄义》和《涅槃经疏》，很有发挥。灌顶以后，四传到湛然，以中兴天台宗为已任，对天台三大部都有翔实注解，发挥三谛圆融的义理。又针对华严宗、法相宗和禅宗，写了《金刚錍》、《法华五百问论》和《止观义例》等著作，提出了无情有性的观点，虽不免门户之见，但对天台宗以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湛然的弟子有道邃、行满等。经过会昌禁佛和五代之乱，典籍湮没殆尽，遂一蹶不振。道邃下五传弟子义寂，通过吴越王钱俶遣使到高丽、日本访求天台宗典籍，高丽派谛观送来教典等，才使该宗学说得以延续和发展。义寂的再传弟子知礼，因受同学之请，撰《释难扶宗记》，驳同门另一僧人晤恩等以《金光明经玄义》广本为伪作而引起了一场历时七年的山家、山外之争。争论的焦点是：真心观还是妄心观，色法具否三千等问题。山家主张妄心观与色心共具三千；山外相反，主张真心观，色法不具三千。山外的主张有些接近华严宗的教观，被山家斥为不纯，不久即衰。这次争论记载在《四明十义书》中。天台宗在元、明两代式微。明末有智旭自“私淑台宗”，著《法华会义》等多种，对天台教观颇有发挥。晚近有谛闲著《大乘止观述记》等十余种。经典与判教以《妙法莲华经》为宗旨，《大智度论》作指南，《大般涅槃经》为扶疏，《大般若经》为观法。智顗的天台三大部，是该宗的根本典籍。智顗判佛一代说法为五时八教。五时即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这是根据《大般涅槃经》中从牛出乳、从乳出酪，次第而出生酥、熟酥、醍醐五味的譬喻而立的。乳譬第一华严时，说《华严经》；酪譬第二鹿苑时，说“阿含经”；生酥喻第三方等时，说《大方等大集经》、《宝积经》、《维摩经》、《楞伽经》、《胜鬘经》等；熟酥喻第四般若时，说《般若经》；醍醐喻第五法华涅槃时，说《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这是佛陀在不同时机、对不同听众分五个阶段说出的五类不同教法，叫“别义五时”。又佛陀宣说教法，并非按五大类绝对分界，而是将华严的义理分散在各个时教，如在鹿苑时里，就间说到无相教法等，表明各时相互融通，谓之“通义五时”。从佛陀教法的方式方面判为化仪四教，从其内容方面判为化法四教，合称八教。化仪四教为顿、秘密、不定。配合五时，佛陀对具有高深教理知识的众生说《华严经》，令其顿悟究竟教理，为顿；佛陀对教理知识较差的众生渐次说《阿含经》（鹿苑时）、《大方等大集经》、《大般若经》，使其由浅入深，转小向大，渐次深悟教理，为渐；在顿、渐中都有秘密和不定二教，秘密与不定只是显与隐的区别，同席听讲，各自悟解的教理浅深不同，或顿或渐，隐而互不相知的为秘密教；显而互知的为不定教；到了讲《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时，听众已经成熟，佛陀演教超出于方式之外，称之为非顿、非渐、非秘密、非不定。化法四教为藏、通、别、圆，与五时所说诸经相配，《华严经》就是圆教，并兼别教。鹿苑时“阿含经”是藏教，小乘奉为圭臬。《大方等大集经》没有一定，四教比较对说，看其所对而异，是别教。《般若经》中诸部般若，是阐明通、别、圆三教的，称为通教。最后《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专显圆理，是纯圆教。理论此宗的主要思想是实相和止观，以实相阐明理论，用止观指导实修。实相渊源于南岳慧思。他建立“十如”(即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的诸法实相说。智顗用以与十法界（即佛、菩萨、缘觉、声闻四圣与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六凡）、三种世间（即五阴世间、众生世间、依报国土世间）等相配，构成“一念三千”的理论。认为一心具有十法界，十法界一一互具成百法界。而十法界又各具有三种世间，成三十种世间。依此推算，百法界就具有三千种世间。这三千种世间，都不过是具在介尔（微细）一念心中，谓之“一念三千”，亦名“性具”，或名“理具”。依此理具三千，而有事造三千。智顗又用此三千诸法为介尔现前一念心的所观之境，进而联系慧文的“一心三观”来考察，认为一切事物都由因缘所生，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即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是相貌宛然，即假；空、假原是诸法一体的两个对立侧面，从全体看不应偏于任何一面，空即假，假即空，空假不二即是中。空、假、中同时具于一念，叫做“一念三千空假中”。空、假、中都是真实，称为三谛。三即一，一即三，三一融通无障无碍，是为三谛圆融。修此一念三千空、假、中的三谛圆融，见空为一切智，见假为道种智，见中为一切种智。所以三谛圆融也就是三智圆融。通过圆修三谛，达到顿断三惑，圆证三智，此即天台宗的中心理论。用此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两层实相说作为观法修行，即观三千、三谛诸法具于现前介尔阴妄一念之心，心即诸法，诸法即心，心法一体，无待绝待，谓之“观不思议境”，此中能观之智对所观之境为第一重能所，能观智境对所观阴妄一念为第二重能所，这是总观。另有九种助观，即真正发菩提心、善巧安心、破法遍、识通塞、道品调适，对治助开、知位次、能安忍、离法爱等。合称十乘观法。是为天台宗的圆顿止观（禅法）。止观是融为一体的。止是定，观是慧，摄（散）心入止为定，静明观照为慧，止中有观，观中有止。“止观明静”，即含止观并运、定慧力等之意。影响该宗是中国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它集合南北各家义学和禅观之说，加以整理和发展而成一家之言，当时得到朝野的支持和信奉，对隋唐以后成立的各宗派多有影响。元明以后，该宗学者往往兼倡并净土，形成“教在天台，行归净土”之风。该宗在汉族地区虽几经兴衰，但仍廷续至今不绝。9世纪初，日本僧人最澄将此宗传到日本，在平安时代（784～1192），与真言宗并列发展，史称“平安二宗”。13世纪由此宗分出日莲宗。当今，日本天台本宗、日莲宗都很兴旺，而日莲宗在20世纪又分出几个新兴教派。 https://t.cn/ROPJ7v2
《法华经》随喜者得佛授记
（第一百二十六段）
【佛告药王：又如来灭度之后，若有人闻妙法华经，乃至一偈一句、一念随喜者，我亦与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若复有人，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妙法华经，乃至一偈，于此经卷，敬视如佛，种种供养，华、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乃至合掌恭敬。药王！当知是诸人等，已曾供养十万亿佛，于诸佛所、成就大愿，愍众生故，生此人间。药王！若有人问，何等众生，于未来世、当得作佛？应示，是诸人等，于未来世、必得作佛。
何以故？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华、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合掌恭敬，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当知此人是大菩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哀愍众生，愿生此间，广演分别妙法华经。何况尽能受持，种种供养者。药王！当知是人，自舍清净业报，于我灭度后，愍众生故，生于恶世，广演此经。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灭度后，能窃为一人说法华经、至一句，当知是人，则如来使、如来所遣、行如来事。
何况于大众中、广为人说。药王！若有恶人，以不善心，于一劫中、现于佛前，常毁骂佛，其罪尚轻，若人以一恶言、毁呰在家出家读诵法华经者，其罪甚重。药王！有读诵法华经者，当知是人、以佛庄严而自庄严，则为如来肩所荷担。其所至方，应随向礼，一心合掌，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华、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肴馔，作诸伎乐，人中上供、而供养之，应持天宝、而以散之，天上宝聚，应以奉献。所以者何？是人欢喜说法，须臾闻之，即得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世尊告诉药王菩萨说：上一篇我已为天龙八部和四众弟子及三乘修学者授成佛记，现在我要说的是如果如来灭度以后，有人听闻《妙法莲华经》中哪怕是一偈一句、能一念随喜者，我就为他们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佛智名：义译为无上正等正觉，是成佛的名称，是真正平等觉知一切真理的无上智慧。
世尊说：如果有人受持、阅读、默读、朗读、背诵、解说、书写《妙法莲华经》，乃至一偈，或于此《妙法莲华经》，能恭敬、尊重，视经如视佛，做种种供养，应当知道，这个人已供养过十万亿佛。这里说的供养过十万亿佛，是用的什么供品在供养呢？供佛的供品最常用的大概有以下十种、即：
1、华：“华”即花：意为各种鲜花。
2、香：气味好闻，与“臭”相对。比如：香味、香醇、芳香、清香，指一些天然或人造的有香味的东西。具体香品有：麝香、灵猫香、龙涎香、檀香、沉香。“香”也是祭祖、敬神、拜佛所烧的用木屑搀上香料做成的细条，作烧香用。供烧香用的名香炉、供照明用的名香烛。
3、璎珞：“璎珞”为古代用珠玉串成的装饰品，多用为颈饰“项链”。形制比较大、在项饰中最显华贵。《妙法莲华经》记载用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珍珠”、玫瑰“宝石”这七宝合成众华璎珞。可见璎珞应由世间众宝所成，有“无量光明”，是高贵的象征。
4、末香：“末香”是将檀香、沉香等各种香料磨成香末，在有盖的香炉里燃烧用，或作涂香用。
5、涂香：是六种供物之一，以涂香供养诸佛、菩萨，能获致大功德。故密教将涂香与阏伽、华鬘、烧香、饮食、灯明等并称为六种供养。涂香用于涂抹身体和双手以供养佛。《大智度论》九十三说：“天竺国热，又以身臭故，以香涂身，供养诸佛及僧。”涂香有二种：一以栴檀木等摩以涂身、二者种种杂香捣以为末，以涂其身，及熏衣服，并涂地或墙壁。
《行愿品疏钞》说：“涂香者，谓和合诸香用涂身手，供养之时当作是念：我献涂香，愿从此等流五无漏涂香磨莹热恼者，脱彼诸地狱一切极炎热。”涂香可制成香油、香粉、香水类。涂香是涂自己的手，敬佛时用，不是有些人理解的涂佛像。
6、烧香：“烧香”是用檀香、沉香等香料做成的线香、条香、盘香等，用火燃烧以供佛。烧香叩头是对佛礼敬的表现形式，通过它的外在形式，摄受其内在层面而觉悟诸法实相，是它的真实意义。
7、繒盖：“缯”即绢帛。指以绢帛制造的大盖，称天缯盖，是天盖中的一种。“盖”原为印度作为防日遮雨的用具，作用像现在的雨伞或遮阳伞，后世以圆筒形丝帛制品高悬于佛像顶上、或悬于说法者高座之上，而成为佛殿之庄严具。
8、幢幡： 其意有二、即：一、旌旗之类：仪仗或军事指挥所用。二、指佛、道教所用的旌旗。从头安宝珠的高大幢竿下垂，建于佛寺或道场之前。分言之则“幢”指竿柱、“幡”指所垂长帛。
9、衣服：供佛或供僧穿的主要有三衣、即：一、僧伽梨（大衣）；二、郁多罗僧（法会用衣）；安陀会（内衣）。此三衣总称为支伐罗、僧伽梨和郁多罗僧又名袈裟。
10、伎乐：古代伎乐是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比如我国的乐舞，由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入日本后或称伎乐舞。这里说的伎乐是指用各种乐器演奏的佛教法乐以及歌舞，专门供养佛法僧用的。
世尊说：用以上说的供品供养《法华经》，或者对《法华经》合掌恭敬，药王！你应当知道，像这类人能这样做，是他们已曾供养过十万亿佛，在每一位佛所，都成就过菩提大愿，为悲愍众生，才又生此世间。药王！如果有人问，什么样的众生，在未来世，当得作佛？你药王就应为他们开示：凡是能做到以上所说的，于未来世，必得作佛！
世尊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或是经中一偈，能受持、阅读、默读、朗读、背诵、解说、书写，或用花、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繒盖、幢幡、衣服、伎乐等供品，供养《法华经》，或对《法华经》合掌恭敬，这类人，应受到世间一切众生的瞻仰供奉，众生供养这类人应像供养佛一样。大家应当知道，这类人就是大菩萨，他们为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哀愍众生，自愿生此世间，分别众生根性而广泛演讲《妙法莲华经》。何况尽能受持，做种种供养者，更是当得无上正觉。
世尊说：药王！你应当知道，这类人是自舍清净业报，在我灭度后，为哀愍众生、度化众生，自愿生此五浊恶世，为众生广泛演讲《妙法莲华经》。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在我灭度后，哪怕是只为一个人讲《法华经》，或是只讲了经中一句，当知此人，则是如来使者、是如来所派遣、行如来佛事的。何况于大众中，广为人说。
世尊说：药王！如果有恶人，以不善心，在一劫的时间里，现于佛前，常毁骂佛，其罪为轻；如果有人用一恶言，毁谤在家或出家读诵《法华经》者，其罪甚重，比谤佛的罪还要重很多。药王！如果有读诵《法华经》者，当知此人，是以佛之庄严而自庄严，则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肩负和弘扬如来正法之意。
世尊说：受持读诵《法华经》的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应受到礼遇，众生应对他一心合掌、恭敬、供养、尊重、赞叹；用花、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繒盖、幢幡、衣服、肴馔“美味佳肴”、伎乐，对其做人中最至高无上的供养，天界人应持天宝莲华散在此人身上而做供养，天人还当聚合天上的所有宝物，奉献给此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此人欢喜说法，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究竟法、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如下：
（第一百二十六段）
【佛告药王：又如来灭度之后，若有人闻妙法华经，乃至一偈一句、一念随喜者，我亦与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若复有人，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妙法华经，乃至一偈，于此经卷，敬视如佛，种种供养，华、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乃至合掌恭敬。药王！当知是诸人等，已曾供养十万亿佛，于诸佛所、成就大愿，愍众生故，生此人间。药王！若有人问，何等众生，于未来世、当得作佛？应示，是诸人等，于未来世、必得作佛。
何以故？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华、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合掌恭敬，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当知此人是大菩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哀愍众生，愿生此间，广演分别妙法华经。何况尽能受持，种种供养者。药王！当知是人，自舍清净业报，于我灭度后，愍众生故，生于恶世，广演此经。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灭度后，能窃为一人说法华经、至一句，当知是人，则如来使、如来所遣、行如来事。
何况于大众中、广为人说。药王！若有恶人，以不善心，于一劫中、现于佛前，常毁骂佛，其罪尚轻，若人以一恶言、毁呰在家出家读诵法华经者，其罪甚重。药王！有读诵法华经者，当知是人、以佛庄严而自庄严，则为如来肩所荷担。其所至方，应随向礼，一心合掌，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华、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肴馔，作诸伎乐，人中上供、而供养之，应持天宝、而以散之，天上宝聚，应以奉献。所以者何？是人欢喜说法，须臾闻之，即得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世尊告诉药王菩萨说：上一篇我已为天龙八部和四众弟子及三乘修学者授成佛记，现在我要说的是如果如来灭度以后，有人听闻《妙法莲华经》中哪怕是一偈一句、能一念随喜者，我就为他们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佛智名：义译为无上正等正觉，是成佛的名称，是真正平等觉知一切真理的无上智慧。
世尊说：如果有人受持、阅读、默读、朗读、背诵、解说、书写《妙法莲华经》，乃至一偈，或于此《妙法莲华经》，能恭敬、尊重，视经如视佛，做种种供养，应当知道，这个人已供养过十万亿佛。这里说的供养过十万亿佛，是用的什么供品在供养呢？供佛的供品最常用的大概有以下十种、即：
1、华：“华”即花：意为各种鲜花。
2、香：气味好闻，与“臭”相对。比如：香味、香醇、芳香、清香，指一些天然或人造的有香味的东西。具体香品有：麝香、灵猫香、龙涎香、檀香、沉香。“香”也是祭祖、敬神、拜佛所烧的用木屑搀上香料做成的细条，作烧香用。供烧香用的名香炉、供照明用的名香烛。
3、璎珞：“璎珞”为古代用珠玉串成的装饰品，多用为颈饰“项链”。形制比较大、在项饰中最显华贵。《妙法莲华经》记载用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珍珠”、玫瑰“宝石”这七宝合成众华璎珞。可见璎珞应由世间众宝所成，有“无量光明”，是高贵的象征。
4、末香：“末香”是将檀香、沉香等各种香料磨成香末，在有盖的香炉里燃烧用，或作涂香用。
5、涂香：是六种供物之一，以涂香供养诸佛、菩萨，能获致大功德。故密教将涂香与阏伽、华鬘、烧香、饮食、灯明等并称为六种供养。涂香用于涂抹身体和双手以供养佛。《大智度论》九十三说：“天竺国热，又以身臭故，以香涂身，供养诸佛及僧。”涂香有二种：一以栴檀木等摩以涂身、二者种种杂香捣以为末，以涂其身，及熏衣服，并涂地或墙壁。
《行愿品疏钞》说：“涂香者，谓和合诸香用涂身手，供养之时当作是念：我献涂香，愿从此等流五无漏涂香磨莹热恼者，脱彼诸地狱一切极炎热。”涂香可制成香油、香粉、香水类。涂香是涂自己的手，敬佛时用，不是有些人理解的涂佛像。
6、烧香：“烧香”是用檀香、沉香等香料做成的线香、条香、盘香等，用火燃烧以供佛。烧香叩头是对佛礼敬的表现形式，通过它的外在形式，摄受其内在层面而觉悟诸法实相，是它的真实意义。
7、繒盖：“缯”即绢帛。指以绢帛制造的大盖，称天缯盖，是天盖中的一种。“盖”原为印度作为防日遮雨的用具，作用像现在的雨伞或遮阳伞，后世以圆筒形丝帛制品高悬于佛像顶上、或悬于说法者高座之上，而成为佛殿之庄严具。
8、幢幡： 其意有二、即：一、旌旗之类：仪仗或军事指挥所用。二、指佛、道教所用的旌旗。从头安宝珠的高大幢竿下垂，建于佛寺或道场之前。分言之则“幢”指竿柱、“幡”指所垂长帛。
9、衣服：供佛或供僧穿的主要有三衣、即：一、僧伽梨（大衣）；二、郁多罗僧（法会用衣）；安陀会（内衣）。此三衣总称为支伐罗、僧伽梨和郁多罗僧又名袈裟。
10、伎乐：古代伎乐是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比如我国的乐舞，由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入日本后或称伎乐舞。这里说的伎乐是指用各种乐器演奏的佛教法乐以及歌舞，专门供养佛法僧用的。
世尊说：用以上说的供品供养《法华经》，或者对《法华经》合掌恭敬，药王！你应当知道，像这类人能这样做，是他们已曾供养过十万亿佛，在每一位佛所，都成就过菩提大愿，为悲愍众生，才又生此世间。药王！如果有人问，什么样的众生，在未来世，当得作佛？你药王就应为他们开示：凡是能做到以上所说的，于未来世，必得作佛！
世尊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或是经中一偈，能受持、阅读、默读、朗读、背诵、解说、书写，或用花、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繒盖、幢幡、衣服、伎乐等供品，供养《法华经》，或对《法华经》合掌恭敬，这类人，应受到世间一切众生的瞻仰供奉，众生供养这类人应像供养佛一样。大家应当知道，这类人就是大菩萨，他们为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哀愍众生，自愿生此世间，分别众生根性而广泛演讲《妙法莲华经》。何况尽能受持，做种种供养者，更是当得无上正觉。
世尊说：药王！你应当知道，这类人是自舍清净业报，在我灭度后，为哀愍众生、度化众生，自愿生此五浊恶世，为众生广泛演讲《妙法莲华经》。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在我灭度后，哪怕是只为一个人讲《法华经》，或是只讲了经中一句，当知此人，则是如来使者、是如来所派遣、行如来佛事的。何况于大众中，广为人说。
世尊说：药王！如果有恶人，以不善心，在一劫的时间里，现于佛前，常毁骂佛，其罪为轻；如果有人用一恶言，毁谤在家或出家读诵《法华经》者，其罪甚重，比谤佛的罪还要重很多。药王！如果有读诵《法华经》者，当知此人，是以佛之庄严而自庄严，则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肩负和弘扬如来正法之意。
世尊说：受持读诵《法华经》的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应受到礼遇，众生应对他一心合掌、恭敬、供养、尊重、赞叹；用花、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繒盖、幢幡、衣服、肴馔“美味佳肴”、伎乐，对其做人中最至高无上的供养，天界人应持天宝莲华散在此人身上而做供养，天人还当聚合天上的所有宝物，奉献给此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此人欢喜说法，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究竟法、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如下：
【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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