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光》
——落单的诗人
夜晚，有一种可怕的静。我是一个害怕孤独的人，偏就对孤独情有独钟。白天我活蹦乱跳，到了晚上，就抑郁寡欢，一个房间，就是一座深渊。电视机的声音很大，父母在另一个房间，我们三个人构成三种寂寞，彼此间没有通道。今日偶得一诗：所有渴望的事物，越近，越难抵达。
光阴皎洁，斑驳的是我。我想像从前那般，爱一个人，爱到热泪滚滚，肝肠寸断。我如此渴望澎湃的事物，是想以此来证明我还活着。身在北方，大庆的雪很薄，凛冽也不够，冬天再没有压倒之势。
岁月果真不待人，一转身，一辈子。张爱玲说 : 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就是爱情。我曾经恨过，可我最恨自己，如果时光回转，我宁可被挫骨扬灰，也要坚持到最后。我也爱过别人，分手的时候也泪流满面，吴先生，他每次送我去车站都红了眼，湖南的魏青年，我喜欢他的格子衬衫……
我对人世的厌倦不曾减缓半分，可人间有光，尽管它这样稀缺，却真真实实地存在，发现它的时候你才知，你有多爱，多爱，多爱这人间。
我魂不守舍的掏出十元钱，卖煎饼果子的大娘伸出一双皲裂的手，她说:“姑娘，两张钱粘一块儿了。”出了医院就坐公交，一个妇人领一孩子，她们一路摇晃，前排的男子站起来让了座位，我有些羞愧，但我满面笑容，眼窝温热。众生皆苦，人间之爱，不正是化解此苦的良方吗？我不是一个特别好说话的人，却看不得别人的窘迫。初夏时，从淘宝买了件衣裳，被别人误领了，找回来的时候包装被拆，快递员很惭愧，我什么都没说，这年头打工不易。前几日去烫头，太阳穴被仪器烫出个紫红的大泡，火辣辣，一蹦一蹦的疼。老板年轻，我们认识，但不是很熟，巴掌大的镇子，尽是熟悉的陌生人。我不想给别人难堪，在这自身受损的时刻，我依然面色平稳，甚至是和颜悦色，我觉得，使别人难堪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我交了钱，一分没少，老板接过钱一句歉意的话也没有。我很失望，可为什么要失望，没人逼你非得做个好人，也没有条文规定，不能有一颗黑心肝，就像对着一根没有芯的蜡烛，你偏要拿火来点，亮不起来的，终究是亮不了。
没到四十，已提前进入不惑。我怀疑自己，甚至怀疑活着本身，佛说众生虚幻，那我们到头来也只能是两手空空。即使是这样，我们还得如热锅蚂蚁，在人间奔命。好在，我的血肉之躯在这若大的虚幻中有着实实在的牵连，所以我从不敢正视父母的衰老，更不敢想象那必然的死亡。我们是群居动物，却永远都是孤独的个体。
这些年我并不好，轻度的抑郁让我活成了一座监狱，辜负他人，也辜负光阴。心不在焉地读书，写字，偶尔浇花……我渴望灯盏，渴望柿子和火焰。天有多蓝，麦子就有多饱满，皇天之下，山川湖海，一波一澜，皆有我的深情。#作家[超话]##文学[超话]#
——落单的诗人
夜晚，有一种可怕的静。我是一个害怕孤独的人，偏就对孤独情有独钟。白天我活蹦乱跳，到了晚上，就抑郁寡欢，一个房间，就是一座深渊。电视机的声音很大，父母在另一个房间，我们三个人构成三种寂寞，彼此间没有通道。今日偶得一诗：所有渴望的事物，越近，越难抵达。
光阴皎洁，斑驳的是我。我想像从前那般，爱一个人，爱到热泪滚滚，肝肠寸断。我如此渴望澎湃的事物，是想以此来证明我还活着。身在北方，大庆的雪很薄，凛冽也不够，冬天再没有压倒之势。
岁月果真不待人，一转身，一辈子。张爱玲说 : 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就是爱情。我曾经恨过，可我最恨自己，如果时光回转，我宁可被挫骨扬灰，也要坚持到最后。我也爱过别人，分手的时候也泪流满面，吴先生，他每次送我去车站都红了眼，湖南的魏青年，我喜欢他的格子衬衫……
我对人世的厌倦不曾减缓半分，可人间有光，尽管它这样稀缺，却真真实实地存在，发现它的时候你才知，你有多爱，多爱，多爱这人间。
我魂不守舍的掏出十元钱，卖煎饼果子的大娘伸出一双皲裂的手，她说:“姑娘，两张钱粘一块儿了。”出了医院就坐公交，一个妇人领一孩子，她们一路摇晃，前排的男子站起来让了座位，我有些羞愧，但我满面笑容，眼窝温热。众生皆苦，人间之爱，不正是化解此苦的良方吗？我不是一个特别好说话的人，却看不得别人的窘迫。初夏时，从淘宝买了件衣裳，被别人误领了，找回来的时候包装被拆，快递员很惭愧，我什么都没说，这年头打工不易。前几日去烫头，太阳穴被仪器烫出个紫红的大泡，火辣辣，一蹦一蹦的疼。老板年轻，我们认识，但不是很熟，巴掌大的镇子，尽是熟悉的陌生人。我不想给别人难堪，在这自身受损的时刻，我依然面色平稳，甚至是和颜悦色，我觉得，使别人难堪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我交了钱，一分没少，老板接过钱一句歉意的话也没有。我很失望，可为什么要失望，没人逼你非得做个好人，也没有条文规定，不能有一颗黑心肝，就像对着一根没有芯的蜡烛，你偏要拿火来点，亮不起来的，终究是亮不了。
没到四十，已提前进入不惑。我怀疑自己，甚至怀疑活着本身，佛说众生虚幻，那我们到头来也只能是两手空空。即使是这样，我们还得如热锅蚂蚁，在人间奔命。好在，我的血肉之躯在这若大的虚幻中有着实实在的牵连，所以我从不敢正视父母的衰老，更不敢想象那必然的死亡。我们是群居动物，却永远都是孤独的个体。
这些年我并不好，轻度的抑郁让我活成了一座监狱，辜负他人，也辜负光阴。心不在焉地读书，写字，偶尔浇花……我渴望灯盏，渴望柿子和火焰。天有多蓝，麦子就有多饱满，皇天之下，山川湖海，一波一澜，皆有我的深情。#作家[超话]##文学[超话]#
#三联美食#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从高邮到昆明，从沙岭子再到北京，汪曾祺吃了、做了一辈子顺民菜；写食物，他笔下有风土，心里是乡愁。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汪家搬至甘家口，五口人挤在单元楼两间房里，睡觉要支折叠床。不爱逛街，偏爱菜市场的汪曾祺，在西四的菜市场里恢复了元气，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写作高峰，数十篇关于食物的杂文，便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他若发现市面上没有爆肚可买，就干脆买回生牛肚自己做，手撕筋膜，洗去污物，在碱、醋里浸泡良久。不料，下锅后发现，仍然咬不烂，全家人放下筷子，唯有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
渐渐的，汪曾祺也迷上了北方的韭菜花。从前在科班里学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90年代初，市面上散装的韭菜花几乎不见了，玻璃瓶装的韭菜花，要卖到一块多一瓶，即便如此，汪老认定那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
韭菜花进了玻璃瓶，便说明涮肉馆子多了起来，市面上的生肉自然也敞开供应了。在《肉食者不鄙》中，他逐一写到镇江肴蹄、淮安菜的狮子头、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腐乳肉、上海的腌笃鲜、苏杭的东坡肉，等等。
他还给《中国烹饪》投稿，自创油条塞肉：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他形容这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并称“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
汪曾祺尤爱烤肉，将烤肉、烤鸭、烤白薯，聚称为“三烤”。他喜欢松木或果木的香气，又喜爱劈柴时的豪爽，当然，他也无法抵御肉的滋味，或许在烧烤之间，他更沉迷于那袅袅的烟火之气。
不出意外，他也喜欢观瞧烧烤的人。“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若是火旺，男人就脱得只穿一件衬衫露怀，解衣盘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可如今，“斯文”的烧烤店越开越多，汪曾祺笔下的“武吃者”几近灭绝，他的这一记录，可以刊登在“中国的红色美食名录”上。
汪曾祺也把北京人最常吃的面，写到了点儿上。他在101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结识了一位闲人老头儿，这位大爷中午吃抻面，晚上吃“拨鱼儿”，他每天的佐料，就是炸酱——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再后来，随着《闹市闲人》的刊登，汪曾祺搬到了蒲黄榆，彻底远离了胡同生活，不过他仍旧喜欢下厨，做北京菜。由文章可见，他的京菜，也是带有一点儿南方口音的。
19岁离家，直到数十载后才回到家乡，仅凭着记忆和偶尔的探望，汪曾祺写下故乡的食物。高邮的咸鸭蛋是琐碎记忆中的一篇，也是关于故乡记忆中，最活灵活现的一文：孩子兴挂“鸭蛋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也是童年趣味，不似今天的咸鸭蛋，是偶尔想起的一道辅食而已。
“我走过不少地方，所食鸭蛋多矣，皆不能和高邮的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他又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在汪曾祺的谈吃中，人们见识到了吃醋的山西人，爱吃甜食的广东人，无尽逐臭的长沙火宫殿，金华的竹叶腿，又读到了四川的叙府糟蛋，宁波的瓦楞明蚶，却远不比家乡的炒米、焦屑、咸鸭蛋、咸菜茨菇汤、河鲜、水鸟有滋味，有关马齿苋、蒌蒿、山野的菜，他试图用家乡话来表达一种有关眷恋的情愫。
从最早的科普式小品文，到最后的杂文，汪曾祺前后写了近50篇关于饮食的文章。有关面茶、豆汁的文字，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几篇关于吃的文章，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所写的食物，也回归简朴。面茶、豆汁，大概是居住在北京有了些年月，才会尝试着与之和解的小吃吧。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汪曾祺锅里的菜，不卑不亢，他笔下的菜，也毫无抱怨。在今天看来，那些有关滋味的文字，也不会过时，或许那些美文都是永恒的。
话到此处，也想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词儿去形容一下汪老的文字，那就是“治愈”，那些句子治愈的不只是他的读者，或许也包括三起三落的他本人。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汪家搬至甘家口，五口人挤在单元楼两间房里，睡觉要支折叠床。不爱逛街，偏爱菜市场的汪曾祺，在西四的菜市场里恢复了元气，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写作高峰，数十篇关于食物的杂文，便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他若发现市面上没有爆肚可买，就干脆买回生牛肚自己做，手撕筋膜，洗去污物，在碱、醋里浸泡良久。不料，下锅后发现，仍然咬不烂，全家人放下筷子，唯有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
渐渐的，汪曾祺也迷上了北方的韭菜花。从前在科班里学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90年代初，市面上散装的韭菜花几乎不见了，玻璃瓶装的韭菜花，要卖到一块多一瓶，即便如此，汪老认定那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
韭菜花进了玻璃瓶，便说明涮肉馆子多了起来，市面上的生肉自然也敞开供应了。在《肉食者不鄙》中，他逐一写到镇江肴蹄、淮安菜的狮子头、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腐乳肉、上海的腌笃鲜、苏杭的东坡肉，等等。
他还给《中国烹饪》投稿，自创油条塞肉：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他形容这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并称“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
汪曾祺尤爱烤肉，将烤肉、烤鸭、烤白薯，聚称为“三烤”。他喜欢松木或果木的香气，又喜爱劈柴时的豪爽，当然，他也无法抵御肉的滋味，或许在烧烤之间，他更沉迷于那袅袅的烟火之气。
不出意外，他也喜欢观瞧烧烤的人。“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若是火旺，男人就脱得只穿一件衬衫露怀，解衣盘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可如今，“斯文”的烧烤店越开越多，汪曾祺笔下的“武吃者”几近灭绝，他的这一记录，可以刊登在“中国的红色美食名录”上。
汪曾祺也把北京人最常吃的面，写到了点儿上。他在101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结识了一位闲人老头儿，这位大爷中午吃抻面，晚上吃“拨鱼儿”，他每天的佐料，就是炸酱——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再后来，随着《闹市闲人》的刊登，汪曾祺搬到了蒲黄榆，彻底远离了胡同生活，不过他仍旧喜欢下厨，做北京菜。由文章可见，他的京菜，也是带有一点儿南方口音的。
19岁离家，直到数十载后才回到家乡，仅凭着记忆和偶尔的探望，汪曾祺写下故乡的食物。高邮的咸鸭蛋是琐碎记忆中的一篇，也是关于故乡记忆中，最活灵活现的一文：孩子兴挂“鸭蛋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也是童年趣味，不似今天的咸鸭蛋，是偶尔想起的一道辅食而已。
“我走过不少地方，所食鸭蛋多矣，皆不能和高邮的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他又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在汪曾祺的谈吃中，人们见识到了吃醋的山西人，爱吃甜食的广东人，无尽逐臭的长沙火宫殿，金华的竹叶腿，又读到了四川的叙府糟蛋，宁波的瓦楞明蚶，却远不比家乡的炒米、焦屑、咸鸭蛋、咸菜茨菇汤、河鲜、水鸟有滋味，有关马齿苋、蒌蒿、山野的菜，他试图用家乡话来表达一种有关眷恋的情愫。
从最早的科普式小品文，到最后的杂文，汪曾祺前后写了近50篇关于饮食的文章。有关面茶、豆汁的文字，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几篇关于吃的文章，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所写的食物，也回归简朴。面茶、豆汁，大概是居住在北京有了些年月，才会尝试着与之和解的小吃吧。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汪曾祺锅里的菜，不卑不亢，他笔下的菜，也毫无抱怨。在今天看来，那些有关滋味的文字，也不会过时，或许那些美文都是永恒的。
话到此处，也想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词儿去形容一下汪老的文字，那就是“治愈”，那些句子治愈的不只是他的读者，或许也包括三起三落的他本人。
“师父”不是“师傅”，千万别再叫错了
“师傅”的来历
“师傅”这个词，一开始也的确是来指代“老师”的。《谷梁传》有这样的说法: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年已8岁的儿童，如果不进学从师，那是父亲的罪过。
秦汉以后，“师傅”由泛指从事教学工作的老师，演变为了专指帝王(包括帝和王)的老师。“师傅”的这一意义，来源于太师和太傅的合称。这时的“师傅”，总是和“宫廷”“东宫”“储君”“太子”“皇子”等字眼联系在一起。
从南宋开始，“师傅”的所指逐渐下移，平民百姓的教师也可以称作“师傅”。如朱熹既用“师傅”来称呼帝王之师，也用来称呼一般的授业者。不过在这个时期，“师傅”这个词语仍然带有“老师”的含义，仅仅是范围扩大了一些而已。
但是到了清代中后期，“师傅”这个词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范围再次扩大化了。“师傅”一词也慢慢用来称呼工、商、戏剧、书画、医术等行业中传授技艺的人。
“师父”的来历
“师父”一词据史书记载，在元明时期，“师父”往往用作对和尚、道士的尊称。如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集·寄万松老人书》《元史·刑法志》《鹿洲初集》卷等都曾说明了当时称呼僧人为“师父”的普遍性。
“师父”和“师傅”的区别在哪里
从前文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师傅”一词的确是带有非常尊敬的意思，但是在日常口语当中，更倾向于对于手艺人或者长辈的尊称。
在我们佛教内，出家的法师们作为僧宝，是我们皈依受戒的见证人，同样也是帮助和教导我们走向解脱的导师。从这点上来说，同一般的教授技术的“师傅”们还是有所不同的。
因此在与出家师父们相处的时候，虽然大多数师父都不会太在意这些细节，但是作为一个虔诚的居士，对出家僧众们称呼一声“师父”更加妥当。
佛门里的各种称谓
师父
不论男女长幼、德行高低，只要已经落发剃度出家，在家居士都可称其为“师父”。师父 绝不同于 “师傅”。“师父”与“弟子”相对，意思是如师又如父，授我佛法如师，生我慧命如父，“师父”是在家居士对出家人最亲切的尊称。
法师
法师指精通佛法、依法为师，指导他人修行的出家人，现在也是出家僧人的通称。遇到出家人尊称一声“法师”，或者“师父”，都是比较恰当的。
经师 论师 律师 三藏法师
若以更严格的佛门规矩来说，法师也根据其修学方向有不同称呼。通晓经典或善于读诵经文，讽吟梵呗的僧人称为“经师”；能为经书作解说（造论）者称“论师”；专门研究、解释、修行戒律法门者，可称为“律师”，例如唐代道宣律师；精通经律论三藏的称为“三藏法师”，其中以唐代的玄奘法师最为著名。
讲师
唐宋之时，寺院有讲经科、禅定科、持念科、文章议论科等，以检验出家人的修行水准，能讲经说法的出家人称为“讲师”。
禅师
禅宗兴起之后，禅门的高僧尊称“禅师”，例如宋朝宗杲法师，受赐尊称为“大慧禅师”。
和尚
一般人见到出家僧人统称“和尚”，但在佛门里，这个称呼不能随便使用。称呼年纪小的小僧人为“小和尚”，其实也是善意的误会，正确的称谓应是“小沙弥”。
“和尚”一词，源自于梵语，意为“亲教师”，特指那些奉行“六和敬”，德行高尚的出家人。
住持或方丈
一寺之长即为“住持”或“方丈”，也可以尊称为“大和尚”。住持即是护持佛法长久住世的意思，此称谓源自百丈怀海禅师时期。
古印度僧房多以一丈四方之室为制，故而称为“丈室”，其后逐渐演变为对佛门住持的尊称。
老和尚
这个尊称也不是单以年龄来判断的，而是从戒腊和德行的角度来说的，戒腊是自受具足戒以来的年数。当一家寺院的住持确定继任者，原住持退下，即称为“退居方丈”或“退居老和尚”。
长老
“长老”则有界定的标准，仅限于用来尊称戒德俱尊的出家人。
出家受戒十年以下称“下座”，十年以上的称“中座”，二十年以上的才能称“上座”，“上座”者即可称为“长老”。
大师
与社会上的“大师”泛滥相比，佛门中真正能称得上“大师”二字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佛门中本来没有“大师”的称法，这是在家居士出于崇敬之心，用来尊称一代祖师或某个领域杰出僧人时使用的。
例如民国高僧印光大师，在世时弟子皆尊称印光法师，圆寂后因公推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此后开始普遍被尊称为印光大师。弘一法师因为振兴律宗、持戒严谨，也是被后人尊称为弘一大师，他们在佛弟子心目中都近乎“菩萨”。
比丘尼或尼师
在佛门的正式称谓中，受过比丘戒的出家男众称“比丘”，受过比丘尼戒的出家女性称“比丘尼”。
“尼姑”是普通人用的俗称，但在礼仪上欠缺恭敬。正确的称谓是“比丘尼”或“尼师”，或是直接称“法师”。
上人
也有一些出家人被弟子称为“上人”。
在《维摩诘经》中，文殊菩萨称维摩诘居士“彼上人者”，意即内有德智，外有胜行；在人之上，故名上人。
其实不管出家、在家，或是男、女，对佛教有特殊贡献者，都可以尊称为“上人”或“大德”。
僧人对世俗人的称呼
看过以上这些出家人的称谓，再看看僧人又是如何称呼世俗中人的。
施主
菩萨修行六度，第一个即是“布施”，行布施之道的在家人，自然可以称为“施主”。不过，即使未有布施之举，出家人也可泛称普通人为“施主”。
居士
出家人对在家信众的泛称。那些已经通过皈依仪式正式成为佛弟子的在家人，无论男女老幼都统称为“居士”。在旧时，这名词还是文人雅士的自称，如苏轼自称东坡居士，唐寅自称六如居士。
护法或檀越
护法即是护持佛法的意思。上到梵天、帝释、天龙鬼神，下到世间保护佛法之人，都可以称为“护法”。
檀越也叫檀那，檀就是施。因行善布施，可越贫穷海，故称“檀越”。
“师傅”的来历
“师傅”这个词，一开始也的确是来指代“老师”的。《谷梁传》有这样的说法: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年已8岁的儿童，如果不进学从师，那是父亲的罪过。
秦汉以后，“师傅”由泛指从事教学工作的老师，演变为了专指帝王(包括帝和王)的老师。“师傅”的这一意义，来源于太师和太傅的合称。这时的“师傅”，总是和“宫廷”“东宫”“储君”“太子”“皇子”等字眼联系在一起。
从南宋开始，“师傅”的所指逐渐下移，平民百姓的教师也可以称作“师傅”。如朱熹既用“师傅”来称呼帝王之师，也用来称呼一般的授业者。不过在这个时期，“师傅”这个词语仍然带有“老师”的含义，仅仅是范围扩大了一些而已。
但是到了清代中后期，“师傅”这个词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范围再次扩大化了。“师傅”一词也慢慢用来称呼工、商、戏剧、书画、医术等行业中传授技艺的人。
“师父”的来历
“师父”一词据史书记载，在元明时期，“师父”往往用作对和尚、道士的尊称。如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集·寄万松老人书》《元史·刑法志》《鹿洲初集》卷等都曾说明了当时称呼僧人为“师父”的普遍性。
“师父”和“师傅”的区别在哪里
从前文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师傅”一词的确是带有非常尊敬的意思，但是在日常口语当中，更倾向于对于手艺人或者长辈的尊称。
在我们佛教内，出家的法师们作为僧宝，是我们皈依受戒的见证人，同样也是帮助和教导我们走向解脱的导师。从这点上来说，同一般的教授技术的“师傅”们还是有所不同的。
因此在与出家师父们相处的时候，虽然大多数师父都不会太在意这些细节，但是作为一个虔诚的居士，对出家僧众们称呼一声“师父”更加妥当。
佛门里的各种称谓
师父
不论男女长幼、德行高低，只要已经落发剃度出家，在家居士都可称其为“师父”。师父 绝不同于 “师傅”。“师父”与“弟子”相对，意思是如师又如父，授我佛法如师，生我慧命如父，“师父”是在家居士对出家人最亲切的尊称。
法师
法师指精通佛法、依法为师，指导他人修行的出家人，现在也是出家僧人的通称。遇到出家人尊称一声“法师”，或者“师父”，都是比较恰当的。
经师 论师 律师 三藏法师
若以更严格的佛门规矩来说，法师也根据其修学方向有不同称呼。通晓经典或善于读诵经文，讽吟梵呗的僧人称为“经师”；能为经书作解说（造论）者称“论师”；专门研究、解释、修行戒律法门者，可称为“律师”，例如唐代道宣律师；精通经律论三藏的称为“三藏法师”，其中以唐代的玄奘法师最为著名。
讲师
唐宋之时，寺院有讲经科、禅定科、持念科、文章议论科等，以检验出家人的修行水准，能讲经说法的出家人称为“讲师”。
禅师
禅宗兴起之后，禅门的高僧尊称“禅师”，例如宋朝宗杲法师，受赐尊称为“大慧禅师”。
和尚
一般人见到出家僧人统称“和尚”，但在佛门里，这个称呼不能随便使用。称呼年纪小的小僧人为“小和尚”，其实也是善意的误会，正确的称谓应是“小沙弥”。
“和尚”一词，源自于梵语，意为“亲教师”，特指那些奉行“六和敬”，德行高尚的出家人。
住持或方丈
一寺之长即为“住持”或“方丈”，也可以尊称为“大和尚”。住持即是护持佛法长久住世的意思，此称谓源自百丈怀海禅师时期。
古印度僧房多以一丈四方之室为制，故而称为“丈室”，其后逐渐演变为对佛门住持的尊称。
老和尚
这个尊称也不是单以年龄来判断的，而是从戒腊和德行的角度来说的，戒腊是自受具足戒以来的年数。当一家寺院的住持确定继任者，原住持退下，即称为“退居方丈”或“退居老和尚”。
长老
“长老”则有界定的标准，仅限于用来尊称戒德俱尊的出家人。
出家受戒十年以下称“下座”，十年以上的称“中座”，二十年以上的才能称“上座”，“上座”者即可称为“长老”。
大师
与社会上的“大师”泛滥相比，佛门中真正能称得上“大师”二字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佛门中本来没有“大师”的称法，这是在家居士出于崇敬之心，用来尊称一代祖师或某个领域杰出僧人时使用的。
例如民国高僧印光大师，在世时弟子皆尊称印光法师，圆寂后因公推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此后开始普遍被尊称为印光大师。弘一法师因为振兴律宗、持戒严谨，也是被后人尊称为弘一大师，他们在佛弟子心目中都近乎“菩萨”。
比丘尼或尼师
在佛门的正式称谓中，受过比丘戒的出家男众称“比丘”，受过比丘尼戒的出家女性称“比丘尼”。
“尼姑”是普通人用的俗称，但在礼仪上欠缺恭敬。正确的称谓是“比丘尼”或“尼师”，或是直接称“法师”。
上人
也有一些出家人被弟子称为“上人”。
在《维摩诘经》中，文殊菩萨称维摩诘居士“彼上人者”，意即内有德智，外有胜行；在人之上，故名上人。
其实不管出家、在家，或是男、女，对佛教有特殊贡献者，都可以尊称为“上人”或“大德”。
僧人对世俗人的称呼
看过以上这些出家人的称谓，再看看僧人又是如何称呼世俗中人的。
施主
菩萨修行六度，第一个即是“布施”，行布施之道的在家人，自然可以称为“施主”。不过，即使未有布施之举，出家人也可泛称普通人为“施主”。
居士
出家人对在家信众的泛称。那些已经通过皈依仪式正式成为佛弟子的在家人，无论男女老幼都统称为“居士”。在旧时，这名词还是文人雅士的自称，如苏轼自称东坡居士，唐寅自称六如居士。
护法或檀越
护法即是护持佛法的意思。上到梵天、帝释、天龙鬼神，下到世间保护佛法之人，都可以称为“护法”。
檀越也叫檀那，檀就是施。因行善布施，可越贫穷海，故称“檀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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