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留11人办报！新京报为何全员转型到新媒体？】
“全报社只有11人专职办报纸。”话音刚落，全场哗然。
这是新京报社长、党委书记宋甘澍在12月7日2019第四届中国产经媒体融合发展高峰论坛上透露的消息。
转型是媒体融合的前提。转什么？怎么转？有哪些困惑？宋甘澍在“怎么推动全员转型”主旨演讲中介绍了新京报的哪些经验？
转型转什么？
“媒体转型，是新时代考验媒体人的一道‘坎’：过之则生，否则亡。”
去年10月31日，在新京报客户端上线仪式上，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杜飞进表示，将推进《新京报》、千龙网、《北京晨报》三家媒体深度整合工作。
将近一年过去了，新京报转型之路上转了些什么？
1.转换传播渠道
“没有几个人看报纸，也没有几个人看电视，但是有人看新闻，新闻依旧是刚需。”新京报社长、党委书记宋甘澍认为，用户都上互联网、移动端，报纸不再具有主流渠道作用。“渠道变了，我们必须得转。”
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6.86亿，较2018年底增长1114万，占网民整体的80.3%。
宋甘澍坦言自己除了每天审稿时看稿，报纸印刷出来后基本不看报纸。
为此，新京报在去年10月31日推出了自己的新闻客户端，并对自身结构和工作流程进行了深度调整。撤销新媒体部，整体全员转型到App端，仅有11人专职办报纸。此外，新京报的所有原创内容稿件都会优先发送到App端。
2.转变表达方式
“视频是传统媒体必须要转的一个方向。”宋甘澍表示，目前视频是用户最熟悉、最喜爱的表达方式，因此，传统媒体必须实现图、文、视频，多种方式综合运用。
新京报此前就曾提出视频表达优先，将融合“我们视频”和新京报动新闻在视频领域已有优势，借助新京报App，继续丰富产品形态。
《传媒茶话会》发现，去年年底封面传媒也提出“视频优先”战略，即把视频作为信息表达主要形态，推动封面新闻客户端视频化。
3.转变生产机制
“报纸‘没有’新闻，以报纸为中心的生产机制必然被摒弃，否则，是假转型、假融合。”
宋甘澍认为，传统媒体转型，策、采、编、发、审全流程都要进行改革。如果这些机制没有发生改变，所谓的转型或融合都是假转型、假融合。
转型怎么转？
1.移动优先，全网络、立体化建传播阵地。
“传统媒体的优势在内容，短板在渠道。”这同样适用新京报。
目前，新京报旗下拥有新京报网、千龙网、新京报App、千龙发行App、微信矩阵、微博矩阵、抖音号、快手号以及一批媒体号（新京报一点号、头条号、企鹅号、百家号等）。每天内容的点击量为4亿-5亿。
2.视频优先，推动生产内容的可视化表达
“我们的视频打败了99.99%的中国广电系统新闻的视频。”
新京报正在积极推进视频优先，推动生产内容的可视化表达。旗下“我们视频”和“动新闻”已经是两款非常成熟的视频产品。
宋甘澍直言，新京报的视频不是和纸媒的视频竞争，而是和全国广电系统的视频在竞争，“我们各个方面的专业性在行业的口碑应该是权威的”。
3.全员转型，以报纸为中心向以App为中心转变
对于一份发行量10万份的报纸来说，11个采编人员的配置让在场的很多媒体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宋甘澍解释说，为了向移动端转型，新京报再造采编流程，全面去中心化；撤销新媒体部，全员转型到以App为中心（7*24全时新闻）；同时成立报纸编辑部，仅11个人专职办报纸。
转型有哪些疑惑？
“现在，我们的转型或者融合也只是走了第一步。”
作为传统媒体，尤其是一家去年刚实现三家整合的传统媒体来说，要实现全员转型到新媒体，实现视频优先，仍然道阻且长。新京报也面临一些疑惑。
1.媒体转型能否优化媒体生存？
宋甘澍认为，“转，不可能都大见成效；不转，肯定会在‘煎熬’中死亡。”
融合，是媒体重生的催化剂。在新媒体时代，不拥抱新媒体，不拥抱新技术，传统媒体不可能转型，也不可能重生。
据宋甘澍介绍，新京报的融合是在“一托二”的格局下进行的，恰恰是在融合的前提下，才实现了优势互补、裁撤冗员、公共职能共享等，确保了整个过程的平稳有序。
在“三合一”的融合中，千龙网解决的是新京报的传播资质问题，而新京报本身的竞争力带动了两家媒体的发展。在架构中，新京报对千龙网人员进行“大手术”，经过改革分流182人，仅留下83人。
2.报社何时不出报纸？
“报纸实际上是报社最大的亏损源之一。”
自去年新京报App上线以来，新京报主动减少报纸发行量，使得发行成本减少了4000万元。而这笔钱转到了新媒体和技术研发上。
什么时候报社可以不出报纸了？媒体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时间表。
“不出报纸，报社照样生存，新闻照样传播，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宋甘澍说。
3.媒体的边界在哪里？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报纸视频化、广电图文化，报纸与广电的影像会进一步模糊。”宋甘澍认为，报纸和电视台整合为一，报纸的视频化、广电的图文化是另外意义上的融合。
而在打破边界上，天津海河传媒集团已经做出了尝试。2018年11月13日，由天津日报社、今晚报社、天津广播电视台整合的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正式成立。
4.怎样用新技术赋能媒体？
“不拥抱新的技术，不拥抱新的媒体，传统媒体永远不可能转型，永远找不到新的方向。”
在宋甘澍看来，传统媒体是带着“枷锁”在转型，是传统媒体人整体的自我革命，不可能从零开始。因此，用互联网的共享、开放的思维“拥抱新技术，让新技术助力新闻的生产、传播，优化环境、提高效率、减轻负担，而不是被新技术带偏了节奏。” @新京报
“全报社只有11人专职办报纸。”话音刚落，全场哗然。
这是新京报社长、党委书记宋甘澍在12月7日2019第四届中国产经媒体融合发展高峰论坛上透露的消息。
转型是媒体融合的前提。转什么？怎么转？有哪些困惑？宋甘澍在“怎么推动全员转型”主旨演讲中介绍了新京报的哪些经验？
转型转什么？
“媒体转型，是新时代考验媒体人的一道‘坎’：过之则生，否则亡。”
去年10月31日，在新京报客户端上线仪式上，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杜飞进表示，将推进《新京报》、千龙网、《北京晨报》三家媒体深度整合工作。
将近一年过去了，新京报转型之路上转了些什么？
1.转换传播渠道
“没有几个人看报纸，也没有几个人看电视，但是有人看新闻，新闻依旧是刚需。”新京报社长、党委书记宋甘澍认为，用户都上互联网、移动端，报纸不再具有主流渠道作用。“渠道变了，我们必须得转。”
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6.86亿，较2018年底增长1114万，占网民整体的80.3%。
宋甘澍坦言自己除了每天审稿时看稿，报纸印刷出来后基本不看报纸。
为此，新京报在去年10月31日推出了自己的新闻客户端，并对自身结构和工作流程进行了深度调整。撤销新媒体部，整体全员转型到App端，仅有11人专职办报纸。此外，新京报的所有原创内容稿件都会优先发送到App端。
2.转变表达方式
“视频是传统媒体必须要转的一个方向。”宋甘澍表示，目前视频是用户最熟悉、最喜爱的表达方式，因此，传统媒体必须实现图、文、视频，多种方式综合运用。
新京报此前就曾提出视频表达优先，将融合“我们视频”和新京报动新闻在视频领域已有优势，借助新京报App，继续丰富产品形态。
《传媒茶话会》发现，去年年底封面传媒也提出“视频优先”战略，即把视频作为信息表达主要形态，推动封面新闻客户端视频化。
3.转变生产机制
“报纸‘没有’新闻，以报纸为中心的生产机制必然被摒弃，否则，是假转型、假融合。”
宋甘澍认为，传统媒体转型，策、采、编、发、审全流程都要进行改革。如果这些机制没有发生改变，所谓的转型或融合都是假转型、假融合。
转型怎么转？
1.移动优先，全网络、立体化建传播阵地。
“传统媒体的优势在内容，短板在渠道。”这同样适用新京报。
目前，新京报旗下拥有新京报网、千龙网、新京报App、千龙发行App、微信矩阵、微博矩阵、抖音号、快手号以及一批媒体号（新京报一点号、头条号、企鹅号、百家号等）。每天内容的点击量为4亿-5亿。
2.视频优先，推动生产内容的可视化表达
“我们的视频打败了99.99%的中国广电系统新闻的视频。”
新京报正在积极推进视频优先，推动生产内容的可视化表达。旗下“我们视频”和“动新闻”已经是两款非常成熟的视频产品。
宋甘澍直言，新京报的视频不是和纸媒的视频竞争，而是和全国广电系统的视频在竞争，“我们各个方面的专业性在行业的口碑应该是权威的”。
3.全员转型，以报纸为中心向以App为中心转变
对于一份发行量10万份的报纸来说，11个采编人员的配置让在场的很多媒体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宋甘澍解释说，为了向移动端转型，新京报再造采编流程，全面去中心化；撤销新媒体部，全员转型到以App为中心（7*24全时新闻）；同时成立报纸编辑部，仅11个人专职办报纸。
转型有哪些疑惑？
“现在，我们的转型或者融合也只是走了第一步。”
作为传统媒体，尤其是一家去年刚实现三家整合的传统媒体来说，要实现全员转型到新媒体，实现视频优先，仍然道阻且长。新京报也面临一些疑惑。
1.媒体转型能否优化媒体生存？
宋甘澍认为，“转，不可能都大见成效；不转，肯定会在‘煎熬’中死亡。”
融合，是媒体重生的催化剂。在新媒体时代，不拥抱新媒体，不拥抱新技术，传统媒体不可能转型，也不可能重生。
据宋甘澍介绍，新京报的融合是在“一托二”的格局下进行的，恰恰是在融合的前提下，才实现了优势互补、裁撤冗员、公共职能共享等，确保了整个过程的平稳有序。
在“三合一”的融合中，千龙网解决的是新京报的传播资质问题，而新京报本身的竞争力带动了两家媒体的发展。在架构中，新京报对千龙网人员进行“大手术”，经过改革分流182人，仅留下83人。
2.报社何时不出报纸？
“报纸实际上是报社最大的亏损源之一。”
自去年新京报App上线以来，新京报主动减少报纸发行量，使得发行成本减少了4000万元。而这笔钱转到了新媒体和技术研发上。
什么时候报社可以不出报纸了？媒体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时间表。
“不出报纸，报社照样生存，新闻照样传播，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宋甘澍说。
3.媒体的边界在哪里？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报纸视频化、广电图文化，报纸与广电的影像会进一步模糊。”宋甘澍认为，报纸和电视台整合为一，报纸的视频化、广电的图文化是另外意义上的融合。
而在打破边界上，天津海河传媒集团已经做出了尝试。2018年11月13日，由天津日报社、今晚报社、天津广播电视台整合的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正式成立。
4.怎样用新技术赋能媒体？
“不拥抱新的技术，不拥抱新的媒体，传统媒体永远不可能转型，永远找不到新的方向。”
在宋甘澍看来，传统媒体是带着“枷锁”在转型，是传统媒体人整体的自我革命，不可能从零开始。因此，用互联网的共享、开放的思维“拥抱新技术，让新技术助力新闻的生产、传播，优化环境、提高效率、减轻负担，而不是被新技术带偏了节奏。” @新京报
【让文物“发声” 让历史“说话”】
近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定结果公布，宁夏大麦地岩画、姚河塬遗址榜上有名！
守护住历史文脉，让更多的文物古建筑得以保存与传承，最基础的工作是摸清家底，让散落民间的不可移动文物进一步受到保护和重视。
截至目前，我区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3818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0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7处，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35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34处。西夏陵、丝绸之路（宁夏段）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西夏陵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西夏陵、水洞沟遗址、开城遗址为全国150处大遗址之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座，历史文化名镇（村）1个。横亘于宁夏大地数百公里的秦长城、明长城遗迹，可见墙体1038千米，烽燧、墩台、城障、关隘、城堡等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单体建筑设施1225座，被誉为中国的“长城博物馆”。
在银川市贺兰山东麓沿线，38千米的明长城纵贯贺兰县、永宁县、西夏区。其中，“三关口长城”依山而建，扼控宁蒙，自古是咽喉之地，但这段颇为雄伟的长城也曾一度倾颓。银川市文物局积极承担起属地管理责任，协同区内外专家开展三关口段长城修缮保护工作。
“针对该段长城墙体裂缝、坍塌、墙基掏蚀、雨水冲垮等主要病害，我们采用顶面保护、裂缝修补、锚杆加固、土坯衬砌加固、夯筑加固等措施对遗址本体进行加固保护。”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副主任、原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主任张艺明作为参与者，见证了三关口长城修复工作。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来宁对明长城三关口段抢险加固工程验收后连声称赞，评价该工程既‘修旧如旧’，保持了遗址历史风貌，又为三关口长城注入了新的活力。”张艺明说。如今，这段长城成为我区科学保护长城的典范。
2020年，我区将计划实施明长城青铜峡北岔口段、盐池青羊井段及4号敌台、中卫胜金关段、银川水洞沟敌台、永宁磨石沟烽火台的长城保护工程。
“2015年以来，文物局结合我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现状，按照轻重缓急，积极申报文物保护工程项目。通过国家文物局和我区文物局批复方案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程项目54个，申请中央文物保护专项资金3亿元。”自治区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石学安说，重点实施了长城重要段落、固原古城、将台堡革命旧址、田州塔、西夏陵等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修缮及安全防护工程。
2014年8月16日，固原新发掘一座唐墓，初步判断墓主为男性欧洲人，这进一步证实丝绸之路重镇——固原（原州）在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2014年以来，我区正式启动固原古城抢险加固保护工程，让这段历史重回人们的视野。“整个工程分为三期实施，一期已结束，目前正进行二期。工程以现状加固维修为主，结合素土夯筑的原有构造技法进行施工保护，目前已完成了工程总量的75%。三期工程已通过国家文物局2020年度的立项计划，方案正在编制中。”石学安说。
随着文物保护研究的深入及对文物保护成果如何惠及社会大众的思考实践，文物保护的内涵和方式不断扩展丰富，不仅要解决当下问题，更要考虑长远利用传承需要。
石学安告诉记者，我区在做好传统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前移”的文物保护工程：由自治区考古所联合浙江大学开展须弥山石窟测绘数字化工作，采集信息为后期石窟壁画修复提供依据；试点开展明长城河东墙段物联网监测工程，通过监测数据分析，获取长城周边的社会生产活动对长城本体的影响、破坏程度等相关信息，精准实策实施长城本体保护；着手实施贺兰山岩画数字化采集留存工程，为岩画后续展示利用提供精准数据和平台。
如今，经过修缮的文物保护单位，建筑布局更加完整，遗址风貌更加恢宏，周边环境也更显静谧。（宁夏日报记者 马忠）
古长城：新技加上古法 实现修旧如旧
自西周开始，战国、秦、汉、隋、金、明等朝代都曾在宁夏境内修筑过长城，但数千年的风雨侵蚀加上人为破坏，让古长城渐渐失去了往昔风采。
2014年，我区启动长城保护工程。原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主任张艺明全程参与了明长城银川三关口段100米墙体抢险加固保护工程。
在三关口长城抢险加固过程中，全部采用传统做法，其中土坯夯筑方法最常用。而为了恢复长城“原貌”，要先对长城墙体土质进行化学检测分析，然后寻找碱度等各方面最相似的土。
找到最合适的土后还要改性。根据一定比例加入灰土；根据原有土质状况，加入大小合适的石子；为了让土不易变形腐朽，加入红柳、玻璃纤维、胡麻秆等。然后将加了“料”的土拌合均匀，浇上水，用塑料布盖上，根据不同部位需要“醒”不同时间。在不断摸索、多次实验中，张艺明也成为“土”专家。“时间长了，我们都有了经验。抓一把土，捏成团再扔到地上，正好摔开而不散，就是醒好了。”张艺明说。
除了“玩土”是门学问，长城抢险保护还有很多学问：按照原有设计，要在长城表面喷涂硅丙乳液，以加强表面结构防止风化。但张艺明等人多次实验发现，此方法不可行。因为经过长期风蚀雨侵，长城墙体表面已结成一种固化壳，硅丙乳液与墙体无法结合，反而形成两张皮，风一大就会脱落。顶部防水，在长城抢险保护中非常关键。原本设计是顶面集中排水，但在施工中，张艺明等人发现集中雨水会冲刷墙体，反而造成伤害。后经过设计、施工、监理等多方协商，决定改为散排方式，即长城顶部改为中间高四周矮，让水向四面散排。
2015年，三关口明长城抢险保护工程竣工，修补加固1000余处掏蚀洞，开挖导洪沟1100余米，改性黄土夯筑土方量6200立方米，墙体顶部胡麻泥封护3720平方米，使用土坯砌筑砖5.8万块。（宁夏日报记者 杨超）
贺兰山岩画：修补条条裂痕 追回千年时光
修缮后的贺兰山岩画。记者 马忠 摄
岁月失语，唯石能言。贺兰山岩画用简单粗犷的线条勾勒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如今，有的岩画虽已斑驳脱落，但依然展现出夺目的艺术光芒。
“经历了上万年的风雨洗礼，目前贺兰山岩画大部分已进入了衰老期，特别是自然风化、环境污染、坍塌、人为破坏等加速了岩画的消亡进程，我们已对岩画的各种病害进行了有效保护。”银川世界岩画馆副馆长李学军说。
李学军作为岩画修复的参与者，亲历了多次修复过程：“岩画的修复跟人检查病一样，首先确定哪些因素是破坏岩画的病因，其次，为什么某些岩画的剥落风化现象特别严重，搞清楚贺兰山岩画的病害类型。只有在对上述问题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掌握一定的资料信息后，方能科学合理地选择适合贺兰山岩画的微观保护措施和试剂、溶液，对症下药，找到行之有效的保护办法。”
2008年，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邀请南京博物院的许飞研究员等多名石质文物保护专家编制了《贺兰山岩画本体抢救性保护方案》，报请国家文物局审批后，先后分两个阶段对贺兰山20多幅岩画进行实验性保护。
岩画的修复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表面封护试验、岩石试件的加工处理、超声波检测、岩画表面清洗……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每次开始一项新的修复工作，依旧会保持一颗与岩画初次相遇时的学徒之心，以最大的耐心为这些不会说话的“病人”治疗。
“第一阶段先选取两处贺兰山岩画之外的岩石裂缝进行实验，石质空鼓、脱落现象得到了有效治理，但石质外部在阳光照射、雨水侵蚀、风沙肆虐影响下局部发生疏松现象，而且外部封漏勾缝处普遍呈现黄色，与贺兰山本体颜色不相符合，影响了岩画本体的美观。”李学军说。
找到原因后，李学军多次建议南京博物院刘慧云高工采取贺兰山本地岩石，经过粉碎、筛检后采取堵漏、填缝等新方法，意见被采纳并付诸实施后，有效解决了上述难题。
经过2年多的观察和超声波探测，岩画石质内部稳定，没有出现裂隙与空鼓现象，外部采用贺兰山本体的石头粉碎对裂隙进行封堵，第二阶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封堵勾缝颜色与本体颜色差别不大，粘合程度达到90%以上。
岩画表面的岩石本体在自然环境中处于不停地风化之中，砂岩文物本体表面是否需要防风化操作，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争论之中。“我们拟在施工过程中，选择几块10×10厘米的岩画本体，在其周边做一些封护实验，封护效果在自然环境下长期检验，为5年甚至10年后的科学保护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李学军说。（宁夏日报记者 马忠）
海宝古塔久病初愈
海宝塔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是宁夏始建年代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我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它静处一隅，见证城市沧桑变化。
但在风雨侵蚀下，海宝塔“生病”了，2008年后，塔身出现明显裂缝。
通过诊断，海宝塔存在着本体开裂、砌体表面风化缺失、灰缝掏蚀、栏杆缺失、残损等问题，2014年，海宝塔保护修缮立项报告经国家文物局同意。
修缮方案经过多次修改，经国家文物局审核同意，2017年9月，海宝塔保护修缮工程启动，文物专家开始对海宝塔塔体残损、塔座及基座、防水排水设施、塔内栏杆等进行保护修缮。
“工程最大的难题是搭建脚手架。”银川市文物管理处办公室主任乔倩说，一方面，海宝塔周围面积较小，作业面小，施工非常不便；另一方面，脚手架要与塔体同高，却不能把吃力点放在古建筑上。“那段时间，一到刮风下雨我们就睡不着觉，担心脚手架会松动。”银川市文物管理处负责人李国庆说，施工方邀请工程设计院、我区质监部门等做评估、专项设计，最终决定用松木板做垫层，分散塔体压力，最大程度减少对古建筑的影响。
海宝塔每一层都有卷洞，很多卷洞产生裂缝，这些裂缝怎么处理？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专家邀请西安建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多方专家学者进行论证，最终决定采取垫木方式：在卷洞上方楼板竖着垫木，扩大压力支撑面。“采取这种方式效果特别好。一年时间里，我们多次上塔检查，再没有产生新裂缝。”乔倩说。
更换了6000多块人工手制塔基砖、用石灰等最原始材料填补砌体裂缝、对木质台阶进行加固更换、铲除塔里灰浆层，露出原有的青砖颜色……2018年8月，海宝塔保护修缮工程竣工，目前已通过初验，正在申请国家终验。
“大病初愈”的海宝塔还不能重新开门纳客。
“我们邀请了一家专业公司在对海宝塔做为期一年的塔体检测，之后才能决定是否能适度开放。”乔倩表示。（宁夏日报记者 杨超）
西夏陵：20年精雕细琢 换你岁月久长
已经加固完成的西夏陵1号帝陵。记者 智慧 摄
“文物遗址保护必须坚持最小干预原则。”11月8日，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工作人员杨月红介绍道。
1999年，银川市开始对西夏陵实行文物本体保护工程。经过20年努力，西夏陵今年已完成了9座帝陵和40多座陪葬墓遗址的加固保护。今年7月31日通过验收的西夏陵1、2号陵及39号陪葬墓抢险加固工程，5、7号陵及陵区陪葬墓保护工程，8、9号陵保护工程，均获得参与验收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专家认为，西夏陵文物本体保护工程的实施水平已达到了行业标杆水准，土遗址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值得在全国推广。
站在西夏陵1号帝陵前，眼前修复好的帝陵北门几乎看不出修补的痕迹。杨月红告诉记者，修复所需土质都取自周边，和本体土质十分相近。本体里掺杂的石头等，在修补材料里也会掺杂，尽量做到跟原本土体相融。
雨蚀、裂隙、底部悬空、盐害、植被破坏等病害，在西夏陵分布最多。杨月红介绍，在风雨作用下，遗址土体会出现风化裂隙，而且土体里还存在可溶盐，其在水分作用下发生结晶、溶解，盐害让土体出现酥碱。“这种盐害都在遗址底部，如果不进行保护就会出现倒塌。”杨月红说。
针对遗址本体的保存特征和病害情况，2000至2002年西夏陵委托敦煌研究院实施3号陵地表清理及加固保护工程，进行安全加固保护、砌筑土坯面积达1500平方米，2009至2011年实施6号陵地面遗迹清理及加固保护工程，2012至2013年实施4号陵加固保护工程，2013至2015年实施1、2号陵加固保护工程，2016至2018年西夏陵5、7、8、9号陵加固保护工程完工。
“文物遗址保护修复工作是个细活，土质都要经过反复试验，以求找到最接近本体的土质，修复要一层一层进行，一点一点推进，不改变文物原状，尽量减少对土遗址及周边自然环境的干预。”杨月红说。（宁夏日报记者 智慧）
近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定结果公布，宁夏大麦地岩画、姚河塬遗址榜上有名！
守护住历史文脉，让更多的文物古建筑得以保存与传承，最基础的工作是摸清家底，让散落民间的不可移动文物进一步受到保护和重视。
截至目前，我区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3818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0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7处，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35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34处。西夏陵、丝绸之路（宁夏段）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西夏陵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西夏陵、水洞沟遗址、开城遗址为全国150处大遗址之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座，历史文化名镇（村）1个。横亘于宁夏大地数百公里的秦长城、明长城遗迹，可见墙体1038千米，烽燧、墩台、城障、关隘、城堡等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单体建筑设施1225座，被誉为中国的“长城博物馆”。
在银川市贺兰山东麓沿线，38千米的明长城纵贯贺兰县、永宁县、西夏区。其中，“三关口长城”依山而建，扼控宁蒙，自古是咽喉之地，但这段颇为雄伟的长城也曾一度倾颓。银川市文物局积极承担起属地管理责任，协同区内外专家开展三关口段长城修缮保护工作。
“针对该段长城墙体裂缝、坍塌、墙基掏蚀、雨水冲垮等主要病害，我们采用顶面保护、裂缝修补、锚杆加固、土坯衬砌加固、夯筑加固等措施对遗址本体进行加固保护。”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副主任、原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主任张艺明作为参与者，见证了三关口长城修复工作。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来宁对明长城三关口段抢险加固工程验收后连声称赞，评价该工程既‘修旧如旧’，保持了遗址历史风貌，又为三关口长城注入了新的活力。”张艺明说。如今，这段长城成为我区科学保护长城的典范。
2020年，我区将计划实施明长城青铜峡北岔口段、盐池青羊井段及4号敌台、中卫胜金关段、银川水洞沟敌台、永宁磨石沟烽火台的长城保护工程。
“2015年以来，文物局结合我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现状，按照轻重缓急，积极申报文物保护工程项目。通过国家文物局和我区文物局批复方案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程项目54个，申请中央文物保护专项资金3亿元。”自治区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石学安说，重点实施了长城重要段落、固原古城、将台堡革命旧址、田州塔、西夏陵等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修缮及安全防护工程。
2014年8月16日，固原新发掘一座唐墓，初步判断墓主为男性欧洲人，这进一步证实丝绸之路重镇——固原（原州）在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2014年以来，我区正式启动固原古城抢险加固保护工程，让这段历史重回人们的视野。“整个工程分为三期实施，一期已结束，目前正进行二期。工程以现状加固维修为主，结合素土夯筑的原有构造技法进行施工保护，目前已完成了工程总量的75%。三期工程已通过国家文物局2020年度的立项计划，方案正在编制中。”石学安说。
随着文物保护研究的深入及对文物保护成果如何惠及社会大众的思考实践，文物保护的内涵和方式不断扩展丰富，不仅要解决当下问题，更要考虑长远利用传承需要。
石学安告诉记者，我区在做好传统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前移”的文物保护工程：由自治区考古所联合浙江大学开展须弥山石窟测绘数字化工作，采集信息为后期石窟壁画修复提供依据；试点开展明长城河东墙段物联网监测工程，通过监测数据分析，获取长城周边的社会生产活动对长城本体的影响、破坏程度等相关信息，精准实策实施长城本体保护；着手实施贺兰山岩画数字化采集留存工程，为岩画后续展示利用提供精准数据和平台。
如今，经过修缮的文物保护单位，建筑布局更加完整，遗址风貌更加恢宏，周边环境也更显静谧。（宁夏日报记者 马忠）
古长城：新技加上古法 实现修旧如旧
自西周开始，战国、秦、汉、隋、金、明等朝代都曾在宁夏境内修筑过长城，但数千年的风雨侵蚀加上人为破坏，让古长城渐渐失去了往昔风采。
2014年，我区启动长城保护工程。原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主任张艺明全程参与了明长城银川三关口段100米墙体抢险加固保护工程。
在三关口长城抢险加固过程中，全部采用传统做法，其中土坯夯筑方法最常用。而为了恢复长城“原貌”，要先对长城墙体土质进行化学检测分析，然后寻找碱度等各方面最相似的土。
找到最合适的土后还要改性。根据一定比例加入灰土；根据原有土质状况，加入大小合适的石子；为了让土不易变形腐朽，加入红柳、玻璃纤维、胡麻秆等。然后将加了“料”的土拌合均匀，浇上水，用塑料布盖上，根据不同部位需要“醒”不同时间。在不断摸索、多次实验中，张艺明也成为“土”专家。“时间长了，我们都有了经验。抓一把土，捏成团再扔到地上，正好摔开而不散，就是醒好了。”张艺明说。
除了“玩土”是门学问，长城抢险保护还有很多学问：按照原有设计，要在长城表面喷涂硅丙乳液，以加强表面结构防止风化。但张艺明等人多次实验发现，此方法不可行。因为经过长期风蚀雨侵，长城墙体表面已结成一种固化壳，硅丙乳液与墙体无法结合，反而形成两张皮，风一大就会脱落。顶部防水，在长城抢险保护中非常关键。原本设计是顶面集中排水，但在施工中，张艺明等人发现集中雨水会冲刷墙体，反而造成伤害。后经过设计、施工、监理等多方协商，决定改为散排方式，即长城顶部改为中间高四周矮，让水向四面散排。
2015年，三关口明长城抢险保护工程竣工，修补加固1000余处掏蚀洞，开挖导洪沟1100余米，改性黄土夯筑土方量6200立方米，墙体顶部胡麻泥封护3720平方米，使用土坯砌筑砖5.8万块。（宁夏日报记者 杨超）
贺兰山岩画：修补条条裂痕 追回千年时光
修缮后的贺兰山岩画。记者 马忠 摄
岁月失语，唯石能言。贺兰山岩画用简单粗犷的线条勾勒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如今，有的岩画虽已斑驳脱落，但依然展现出夺目的艺术光芒。
“经历了上万年的风雨洗礼，目前贺兰山岩画大部分已进入了衰老期，特别是自然风化、环境污染、坍塌、人为破坏等加速了岩画的消亡进程，我们已对岩画的各种病害进行了有效保护。”银川世界岩画馆副馆长李学军说。
李学军作为岩画修复的参与者，亲历了多次修复过程：“岩画的修复跟人检查病一样，首先确定哪些因素是破坏岩画的病因，其次，为什么某些岩画的剥落风化现象特别严重，搞清楚贺兰山岩画的病害类型。只有在对上述问题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掌握一定的资料信息后，方能科学合理地选择适合贺兰山岩画的微观保护措施和试剂、溶液，对症下药，找到行之有效的保护办法。”
2008年，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邀请南京博物院的许飞研究员等多名石质文物保护专家编制了《贺兰山岩画本体抢救性保护方案》，报请国家文物局审批后，先后分两个阶段对贺兰山20多幅岩画进行实验性保护。
岩画的修复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表面封护试验、岩石试件的加工处理、超声波检测、岩画表面清洗……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每次开始一项新的修复工作，依旧会保持一颗与岩画初次相遇时的学徒之心，以最大的耐心为这些不会说话的“病人”治疗。
“第一阶段先选取两处贺兰山岩画之外的岩石裂缝进行实验，石质空鼓、脱落现象得到了有效治理，但石质外部在阳光照射、雨水侵蚀、风沙肆虐影响下局部发生疏松现象，而且外部封漏勾缝处普遍呈现黄色，与贺兰山本体颜色不相符合，影响了岩画本体的美观。”李学军说。
找到原因后，李学军多次建议南京博物院刘慧云高工采取贺兰山本地岩石，经过粉碎、筛检后采取堵漏、填缝等新方法，意见被采纳并付诸实施后，有效解决了上述难题。
经过2年多的观察和超声波探测，岩画石质内部稳定，没有出现裂隙与空鼓现象，外部采用贺兰山本体的石头粉碎对裂隙进行封堵，第二阶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封堵勾缝颜色与本体颜色差别不大，粘合程度达到90%以上。
岩画表面的岩石本体在自然环境中处于不停地风化之中，砂岩文物本体表面是否需要防风化操作，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争论之中。“我们拟在施工过程中，选择几块10×10厘米的岩画本体，在其周边做一些封护实验，封护效果在自然环境下长期检验，为5年甚至10年后的科学保护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李学军说。（宁夏日报记者 马忠）
海宝古塔久病初愈
海宝塔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是宁夏始建年代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我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它静处一隅，见证城市沧桑变化。
但在风雨侵蚀下，海宝塔“生病”了，2008年后，塔身出现明显裂缝。
通过诊断，海宝塔存在着本体开裂、砌体表面风化缺失、灰缝掏蚀、栏杆缺失、残损等问题，2014年，海宝塔保护修缮立项报告经国家文物局同意。
修缮方案经过多次修改，经国家文物局审核同意，2017年9月，海宝塔保护修缮工程启动，文物专家开始对海宝塔塔体残损、塔座及基座、防水排水设施、塔内栏杆等进行保护修缮。
“工程最大的难题是搭建脚手架。”银川市文物管理处办公室主任乔倩说，一方面，海宝塔周围面积较小，作业面小，施工非常不便；另一方面，脚手架要与塔体同高，却不能把吃力点放在古建筑上。“那段时间，一到刮风下雨我们就睡不着觉，担心脚手架会松动。”银川市文物管理处负责人李国庆说，施工方邀请工程设计院、我区质监部门等做评估、专项设计，最终决定用松木板做垫层，分散塔体压力，最大程度减少对古建筑的影响。
海宝塔每一层都有卷洞，很多卷洞产生裂缝，这些裂缝怎么处理？银川市文物管理处专家邀请西安建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多方专家学者进行论证，最终决定采取垫木方式：在卷洞上方楼板竖着垫木，扩大压力支撑面。“采取这种方式效果特别好。一年时间里，我们多次上塔检查，再没有产生新裂缝。”乔倩说。
更换了6000多块人工手制塔基砖、用石灰等最原始材料填补砌体裂缝、对木质台阶进行加固更换、铲除塔里灰浆层，露出原有的青砖颜色……2018年8月，海宝塔保护修缮工程竣工，目前已通过初验，正在申请国家终验。
“大病初愈”的海宝塔还不能重新开门纳客。
“我们邀请了一家专业公司在对海宝塔做为期一年的塔体检测，之后才能决定是否能适度开放。”乔倩表示。（宁夏日报记者 杨超）
西夏陵：20年精雕细琢 换你岁月久长
已经加固完成的西夏陵1号帝陵。记者 智慧 摄
“文物遗址保护必须坚持最小干预原则。”11月8日，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工作人员杨月红介绍道。
1999年，银川市开始对西夏陵实行文物本体保护工程。经过20年努力，西夏陵今年已完成了9座帝陵和40多座陪葬墓遗址的加固保护。今年7月31日通过验收的西夏陵1、2号陵及39号陪葬墓抢险加固工程，5、7号陵及陵区陪葬墓保护工程，8、9号陵保护工程，均获得参与验收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专家认为，西夏陵文物本体保护工程的实施水平已达到了行业标杆水准，土遗址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值得在全国推广。
站在西夏陵1号帝陵前，眼前修复好的帝陵北门几乎看不出修补的痕迹。杨月红告诉记者，修复所需土质都取自周边，和本体土质十分相近。本体里掺杂的石头等，在修补材料里也会掺杂，尽量做到跟原本土体相融。
雨蚀、裂隙、底部悬空、盐害、植被破坏等病害，在西夏陵分布最多。杨月红介绍，在风雨作用下，遗址土体会出现风化裂隙，而且土体里还存在可溶盐，其在水分作用下发生结晶、溶解，盐害让土体出现酥碱。“这种盐害都在遗址底部，如果不进行保护就会出现倒塌。”杨月红说。
针对遗址本体的保存特征和病害情况，2000至2002年西夏陵委托敦煌研究院实施3号陵地表清理及加固保护工程，进行安全加固保护、砌筑土坯面积达1500平方米，2009至2011年实施6号陵地面遗迹清理及加固保护工程，2012至2013年实施4号陵加固保护工程，2013至2015年实施1、2号陵加固保护工程，2016至2018年西夏陵5、7、8、9号陵加固保护工程完工。
“文物遗址保护修复工作是个细活，土质都要经过反复试验，以求找到最接近本体的土质，修复要一层一层进行，一点一点推进，不改变文物原状，尽量减少对土遗址及周边自然环境的干预。”杨月红说。（宁夏日报记者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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