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观漫读#【跑片】八九十年代的电影市场很火,看电影是县城最高级的娱乐
在胶片时代,电影院离不了跑片。
当年县里有两个地方放电影,一是电影院,只有银幕没有舞台,专放电影;一是影剧院,顾名思义,有舞台也有银幕,有戏接戏,有会开会,多数时间也放电影。它们都在府前街上,一东一西,相距两里地。那时候电影拷贝很金贵,一部电影只一部拷贝,两家演,要有个先后,于是就得有跑片员负责跑片。
跑片很辛苦。早先人们的生活简单,情感世界也没那么复杂,片长都在九十分钟左右,不像现在动辄两三个小时还不拉倒。一部片子大多不超过十盘胶片,跑片员一次取两盘,放一部电影要来回跑五六趟。春秋天还好,冬夏两季,三九三伏、雨雪冰雹,下刀子也得跑!
电影好看,但没米下锅,一切免谈。那时候,电影真是流动的艺术,可从三个层面看,一是呈现在银幕上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曲折离奇的情节,这是最吸引人的,属于叙事层面;一是从电影机里放出来的。电影胶片经过输片器和供片盒,把一格格胶片经过声光处理变成活生生的人物,这是技术层面;再有就是流通环节。除去电影发行流程,跑片员是电影院的标配,他们永远在路上,是幕后英雄。跑片员责任重大,迟到,或者拿错片子,都是放映事故。看电影的小青年很坏,稍有耽搁,就在楼下跺脚,打响指,吹口哨,掀凳子,大声喊“退票!退票!”
我觉得搞电影史的可以研究研究。
八九十年代的电影市场很火,看电影是县城最高级的娱乐。早开演几分钟,就掌握了主动权,上座率和票价就有保证。电影院一般比影剧院先开演半小时,充分考虑跑片的时间损耗。跑片员看似简单,也不是谁都能干得了,就像《少林寺》里李连杰上山学艺,开始只能下山担水,得吃苦。父亲1948年出生,初中毕业先在乡农技站帮忙,1971年,县里筹建电影院,电影队招工,他考上了。他先跟着电影队骑车下乡,做些跑片、架银幕、搬机器的体力活儿,后来刻苦自学电线电路,掌握了8毫米、16毫米、35毫米电影机放映技术,考过助理工程师,成了一名正式的电影放映员。电影院正式成立后,他兢兢业业,一步一步当上经理。这是他引以为傲的事情,也是我引以为傲的事情。从此,近水楼台,我心安理得地看了十几年的免费电影。
老电影的胶片都是一盘一盘的,8毫米、16毫米的片子装在一种带把手的长方形铁皮匣子里,横宽竖窄,像子弹箱,侧面用水笔写着片名和序号。电影院的大型放映机用的都是35毫米的片子,用一种圆筒盒子,一盘一盘装进去,侧面有锁扣,很精致。胶片盛在铝制的薄皮盒子里,每一盘都贴有标签:某某电影制片厂、片名、国别、多少毫米拷贝、本数等等。这样的盒子像极了转盘机枪的弹夹,就是《英雄儿女》里王成用的那种。当年电影院的地下室仓库我去过,阴凉,昏暗,有一股特别的酸味儿。一排排铁架子上码放着整整齐齐的铁匣子,《地道战》《地雷战》《黄河大侠》《南北少林》《英雄儿女》应有尽有,博物馆也莫过于此。我觉得全世界都装在这里了,夫复何求,只是不能现看。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大部分我都看过了。
两家影院相距一千米,虽然不远,但步行也得十多分钟,拷贝太沉,跑片须有代步工具。而且除了县城两家影院,电影院有时候为了创收,也会组织下乡放“野场”,几个村子时间岔开,轮着放,跑片就更重要了。
跑片的交通工具最早是一辆二八“永久”大杠,车座两边焊两个铁架子,装片。骑上就走,嘎吱嘎吱,回来往墙根一撂。“永久”难长久,自行车很快七零八散,光荣退役。父亲咬咬牙,公家出钱,买了一辆“一脚蹬”:二手的五羊125摩托。八成新,一身红,后座横跨两个帆布袋,威风凛凛。这车谁都会骑,谁都想骑。一脚跺下去,拧油门,猛松离合,“突突突”像兔子一样,屁股冒着黑烟就窜出去了。没几天,坐垫就“皮开肉绽”,脚踏板和启动杆的皮套都掉了,只剩光杆,油光发亮。父亲心疼得慌,恨得牙痒:“娘的,都不会好好骑!”
电影院的跑片员不固定,国际叔是很有名的一个。他很胖,嗜酒,整日两颊绯红。他酒量惊人,每日半斤白酒,谈吐不异常人。他很早就会开车,有大车驾照,啥车都会开。电影院的广告宣传很重要,除了售票口的高音喇叭,还得开着皮卡拉着展板和音响,走街串巷,宣传新片,离了他不行。
有一年冬天,县里演《中南海保镖》,场场爆满,晚上九点,两个影院商量临时加演一场。国际叔晚饭喝了二两,父亲问他咋样,他满不在乎,没问题,骑上一脚蹬就去了。演到一半,放映员准备上片,打开袋子一看,其中一个盒盖分离,空的!呀!胶片该不是掉路上了吧?国际叔汗如雨下,脸都白了。父亲心急火燎,再有几分钟,片子就接不上了。他一边安排放映员备个垫场片,一边赶紧叫人沿原路去找。这时候,影剧院来人了。骑着车子,满头是汗,胳膊下夹着一个拷贝盒子,老远就吆喝:“片子在这儿哩!片子在这儿哩!”原来,国际叔酒后眼花,取片交接完,拿个空盒回来,片子忘装了。
跑片,一个时代的记忆啊……
(作者 杨波)
在胶片时代,电影院离不了跑片。
当年县里有两个地方放电影,一是电影院,只有银幕没有舞台,专放电影;一是影剧院,顾名思义,有舞台也有银幕,有戏接戏,有会开会,多数时间也放电影。它们都在府前街上,一东一西,相距两里地。那时候电影拷贝很金贵,一部电影只一部拷贝,两家演,要有个先后,于是就得有跑片员负责跑片。
跑片很辛苦。早先人们的生活简单,情感世界也没那么复杂,片长都在九十分钟左右,不像现在动辄两三个小时还不拉倒。一部片子大多不超过十盘胶片,跑片员一次取两盘,放一部电影要来回跑五六趟。春秋天还好,冬夏两季,三九三伏、雨雪冰雹,下刀子也得跑!
电影好看,但没米下锅,一切免谈。那时候,电影真是流动的艺术,可从三个层面看,一是呈现在银幕上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曲折离奇的情节,这是最吸引人的,属于叙事层面;一是从电影机里放出来的。电影胶片经过输片器和供片盒,把一格格胶片经过声光处理变成活生生的人物,这是技术层面;再有就是流通环节。除去电影发行流程,跑片员是电影院的标配,他们永远在路上,是幕后英雄。跑片员责任重大,迟到,或者拿错片子,都是放映事故。看电影的小青年很坏,稍有耽搁,就在楼下跺脚,打响指,吹口哨,掀凳子,大声喊“退票!退票!”
我觉得搞电影史的可以研究研究。
八九十年代的电影市场很火,看电影是县城最高级的娱乐。早开演几分钟,就掌握了主动权,上座率和票价就有保证。电影院一般比影剧院先开演半小时,充分考虑跑片的时间损耗。跑片员看似简单,也不是谁都能干得了,就像《少林寺》里李连杰上山学艺,开始只能下山担水,得吃苦。父亲1948年出生,初中毕业先在乡农技站帮忙,1971年,县里筹建电影院,电影队招工,他考上了。他先跟着电影队骑车下乡,做些跑片、架银幕、搬机器的体力活儿,后来刻苦自学电线电路,掌握了8毫米、16毫米、35毫米电影机放映技术,考过助理工程师,成了一名正式的电影放映员。电影院正式成立后,他兢兢业业,一步一步当上经理。这是他引以为傲的事情,也是我引以为傲的事情。从此,近水楼台,我心安理得地看了十几年的免费电影。
老电影的胶片都是一盘一盘的,8毫米、16毫米的片子装在一种带把手的长方形铁皮匣子里,横宽竖窄,像子弹箱,侧面用水笔写着片名和序号。电影院的大型放映机用的都是35毫米的片子,用一种圆筒盒子,一盘一盘装进去,侧面有锁扣,很精致。胶片盛在铝制的薄皮盒子里,每一盘都贴有标签:某某电影制片厂、片名、国别、多少毫米拷贝、本数等等。这样的盒子像极了转盘机枪的弹夹,就是《英雄儿女》里王成用的那种。当年电影院的地下室仓库我去过,阴凉,昏暗,有一股特别的酸味儿。一排排铁架子上码放着整整齐齐的铁匣子,《地道战》《地雷战》《黄河大侠》《南北少林》《英雄儿女》应有尽有,博物馆也莫过于此。我觉得全世界都装在这里了,夫复何求,只是不能现看。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大部分我都看过了。
两家影院相距一千米,虽然不远,但步行也得十多分钟,拷贝太沉,跑片须有代步工具。而且除了县城两家影院,电影院有时候为了创收,也会组织下乡放“野场”,几个村子时间岔开,轮着放,跑片就更重要了。
跑片的交通工具最早是一辆二八“永久”大杠,车座两边焊两个铁架子,装片。骑上就走,嘎吱嘎吱,回来往墙根一撂。“永久”难长久,自行车很快七零八散,光荣退役。父亲咬咬牙,公家出钱,买了一辆“一脚蹬”:二手的五羊125摩托。八成新,一身红,后座横跨两个帆布袋,威风凛凛。这车谁都会骑,谁都想骑。一脚跺下去,拧油门,猛松离合,“突突突”像兔子一样,屁股冒着黑烟就窜出去了。没几天,坐垫就“皮开肉绽”,脚踏板和启动杆的皮套都掉了,只剩光杆,油光发亮。父亲心疼得慌,恨得牙痒:“娘的,都不会好好骑!”
电影院的跑片员不固定,国际叔是很有名的一个。他很胖,嗜酒,整日两颊绯红。他酒量惊人,每日半斤白酒,谈吐不异常人。他很早就会开车,有大车驾照,啥车都会开。电影院的广告宣传很重要,除了售票口的高音喇叭,还得开着皮卡拉着展板和音响,走街串巷,宣传新片,离了他不行。
有一年冬天,县里演《中南海保镖》,场场爆满,晚上九点,两个影院商量临时加演一场。国际叔晚饭喝了二两,父亲问他咋样,他满不在乎,没问题,骑上一脚蹬就去了。演到一半,放映员准备上片,打开袋子一看,其中一个盒盖分离,空的!呀!胶片该不是掉路上了吧?国际叔汗如雨下,脸都白了。父亲心急火燎,再有几分钟,片子就接不上了。他一边安排放映员备个垫场片,一边赶紧叫人沿原路去找。这时候,影剧院来人了。骑着车子,满头是汗,胳膊下夹着一个拷贝盒子,老远就吆喝:“片子在这儿哩!片子在这儿哩!”原来,国际叔酒后眼花,取片交接完,拿个空盒回来,片子忘装了。
跑片,一个时代的记忆啊……
(作者 杨波)
清B站关注发现了两个值得说说的事儿
p1是锦多糖老师,发现她雀食是喜欢过博肖并且剪了视频并且没删,所以说她还是很体面的,嗯她是我八百年前搞欧美就关注的太太了,直到今天我依然盼着她回坑欧美(欧美真的要没人了),不过没关系,咱就是在丁程鑫这儿又遇到太太了,就蛮有缘的
p2是个霉粉,我发现原来那个手机壳品牌殻空间竟然是他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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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是个霉粉,我发现原来那个手机壳品牌殻空间竟然是他的店
#瑰宝#7月20日,第四届国医大师和第二届全国名中医表彰大会在京召开。71岁的丁樱入选第四届国医大师,获得中医药行业最高荣誉,同时成为豫首位女国医大师。
少年时就与中医药结缘的丁樱,名字里就有花香弥漫、本草芬芳。从基层医生到博士生导师,再到中医儿科专家,在中医药这座琳琅满目的“百草园”里,她耗费大半生,悉心呵护着三株“苗”。
救苗
看病是个良心活儿
七八平方米的诊室外,站满了来自全省各地乃至省外的患儿和家长。
“来了!丁老师来了!”眼尖的人喊了起来,大家赶忙让出过道,目光跟随着丁樱一路走进诊室。
助理把厚厚一摞病历放到桌前。丁樱以最快速度戴上眼镜、穿上白大褂,对学生们说赶紧开始。她祖籍江苏,操着一口软糯的普通话。
一个从信阳来的孩子,是丁樱的“老病号”了。询问病情、诊断开方,看完病,丁樱站起身走到小男孩儿面前,双手比画着叮嘱他:“孩子你可以打篮球,但是不能过于拼抢,要记住自己是在‘走钢丝’,如果不注意,掉下去就麻烦了。”
丁樱的病人里,患有过敏性紫癜或紫癜性肾炎的孩子居多。一旦得了这类病,饮食、活动都要格外注意,丁樱的一个比喻,就让孩子和家长记牢了医嘱。在“丁奶奶”这里,中医别有一番柔软的力量。
15岁时从卫校毕业,先后在公社医院、职工医院做了5年基层医生,一路摸爬滚打,丁樱深知,一个医术好、有耐心的好医生,能给予病人多么大的希望,多么大的力量!
很多人为挂她的号,宁愿等上十天半个月,有人甚至从国外专门飞到郑州,就为了让这位国内顶尖的小儿紫癜专家给孩子找出病因、找到对策。
这些年,丁樱的病号越来越多,病却越看越慢。这一类疑难杂症,看病本来就快不了,再加上病程长、花费高,患儿家庭负担都比较重。她常对学生说:“病人千里迢迢来看病,要想得多些、叮嘱得细些。两三分钟、两三句话就打发走,会伤了病人的心。”
熟悉的人都知道,丁樱开方有个原则:能用一味药绝不用两味药;疗效一样,能用便宜药就不用贵的药,尽可能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
“看病是个良心活儿,要有医术,也要有医德。”她总是这样说。
研苗
想让中医药走得更广更远,必须靠数据说话
丁樱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棵雷公藤根。中药雷公藤,就是她钻研多时的一株“苗”。
国内用雷公藤治疗过敏性紫癜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临床治疗主要靠中成药雷公藤多苷,尽管在成人内科已被普遍采用,但雷公藤存在的一些副作用,一度让患儿家长们谈“雷”色变。
丁樱深知,中医药的一个神奇之处在于“大毒有大效”,临床控制得当的话,副作用并不那么可怕。
更现实的原因在于,她不想让紫癜患儿错失便宜有效的救命好药:一盒雷公藤多苷片,50片的价格仅为25元左右。
精进为中医大家,不仅要有一颗济世悬壶的仁心,更要有敢为人先的魄力。
丁樱接连申请两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研究中药联合雷公藤多苷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的疗效与毒副作用,结果甚为理想。她创新性地把雷公藤引入儿科临床,提出雷公藤多苷及雷公藤颗粒在儿科临床的使用方案和使用剂量,证实其疗效及安全性。现在,她和团队正在制订儿童紫癜的中医阶梯治疗方案。
“想让中医药走上国际舞台,必须靠数据说话。”丁樱认为。
她设想把中医治疗的优势学科病种,建一个数据库,通过研究药物间的对比,以及纯中药、西药和中西医结合治疗间的对比,用科学的方法,把中医药的疗效和作用机制说明白、讲清楚。
“上工治未病。如果能把中医药的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将会更加彰显中医药的生命力。”丁樱说。
育苗
跟着她不只学知识,还能学做事、学做人
直到50岁左右,丁樱才感觉自己成为一名“基本合格的中医”,因为直到那个时候,“一下笔开方,君臣佐使、升降浮沉全都在脑子里闪现出来了。”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太年轻的中医人通常很难透彻理解那丰厚的内涵。
都说中医用药如用兵,治病如治国。中医不传之秘在于用量,经方之所以能传承至今,一大魅力就在于它灵活的加减变化。丁樱打了个比方:“开方就像做菜,大家都用油盐酱醋,却不一定能做出来一级厨师做的味道。同样的药方用到不同人身上,也会出现不同的效果。”
当年求医的感悟,如今成为课堂上的“真经”。她常对学生说:“学中医不能死记硬背,临床时要类证鉴别,既要精通原文、掌握每一味药的表里宣散,更要对经方活学活用,学会加减化裁,学中医难就难在这儿。”
一次讲座后,有学生请丁樱传授几个秘方,她当即回答:“我没有秘方,中医的灵魂是辨证论治,我的诀窍是我会辨证。”
她也有“看不惯”的时候,特别是看到刚入行的人不会熬中药,短煎、久煎、先下、后下,啥都不分,一锅炖,这样效果怎么会好呢?
中医药的传承发展离不开人才,中西医结合是临床治疗要走的路。丁樱告诉学生,搞好中医,必须懂西医,“两条腿走路,是比一条腿快”。
一有机会,丁樱就送她的学生去进修。这些年,她栽培的一批批小“苗”成长起来,在全国各地扎根,枝繁叶茂。她带领的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已经闯出一片天地,如今年门诊量50多万人次、开放床位609张。
“中医不能只看常见病、普通病,还得攻克疑难杂症,这样中医才能发展。”丁樱的开山弟子、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任献青认为,这就是丁樱老师多年来执着于研究儿科肾病、紫癜等疑难病症的原因所在。她推动儿科医院建立ICU,治疗重症患儿因此有了底气。“跟着她不只学知识,还能学做事、学做人。”任献青说。 河南日报记者李倩
少年时就与中医药结缘的丁樱,名字里就有花香弥漫、本草芬芳。从基层医生到博士生导师,再到中医儿科专家,在中医药这座琳琅满目的“百草园”里,她耗费大半生,悉心呵护着三株“苗”。
救苗
看病是个良心活儿
七八平方米的诊室外,站满了来自全省各地乃至省外的患儿和家长。
“来了!丁老师来了!”眼尖的人喊了起来,大家赶忙让出过道,目光跟随着丁樱一路走进诊室。
助理把厚厚一摞病历放到桌前。丁樱以最快速度戴上眼镜、穿上白大褂,对学生们说赶紧开始。她祖籍江苏,操着一口软糯的普通话。
一个从信阳来的孩子,是丁樱的“老病号”了。询问病情、诊断开方,看完病,丁樱站起身走到小男孩儿面前,双手比画着叮嘱他:“孩子你可以打篮球,但是不能过于拼抢,要记住自己是在‘走钢丝’,如果不注意,掉下去就麻烦了。”
丁樱的病人里,患有过敏性紫癜或紫癜性肾炎的孩子居多。一旦得了这类病,饮食、活动都要格外注意,丁樱的一个比喻,就让孩子和家长记牢了医嘱。在“丁奶奶”这里,中医别有一番柔软的力量。
15岁时从卫校毕业,先后在公社医院、职工医院做了5年基层医生,一路摸爬滚打,丁樱深知,一个医术好、有耐心的好医生,能给予病人多么大的希望,多么大的力量!
很多人为挂她的号,宁愿等上十天半个月,有人甚至从国外专门飞到郑州,就为了让这位国内顶尖的小儿紫癜专家给孩子找出病因、找到对策。
这些年,丁樱的病号越来越多,病却越看越慢。这一类疑难杂症,看病本来就快不了,再加上病程长、花费高,患儿家庭负担都比较重。她常对学生说:“病人千里迢迢来看病,要想得多些、叮嘱得细些。两三分钟、两三句话就打发走,会伤了病人的心。”
熟悉的人都知道,丁樱开方有个原则:能用一味药绝不用两味药;疗效一样,能用便宜药就不用贵的药,尽可能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
“看病是个良心活儿,要有医术,也要有医德。”她总是这样说。
研苗
想让中医药走得更广更远,必须靠数据说话
丁樱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棵雷公藤根。中药雷公藤,就是她钻研多时的一株“苗”。
国内用雷公藤治疗过敏性紫癜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临床治疗主要靠中成药雷公藤多苷,尽管在成人内科已被普遍采用,但雷公藤存在的一些副作用,一度让患儿家长们谈“雷”色变。
丁樱深知,中医药的一个神奇之处在于“大毒有大效”,临床控制得当的话,副作用并不那么可怕。
更现实的原因在于,她不想让紫癜患儿错失便宜有效的救命好药:一盒雷公藤多苷片,50片的价格仅为25元左右。
精进为中医大家,不仅要有一颗济世悬壶的仁心,更要有敢为人先的魄力。
丁樱接连申请两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研究中药联合雷公藤多苷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的疗效与毒副作用,结果甚为理想。她创新性地把雷公藤引入儿科临床,提出雷公藤多苷及雷公藤颗粒在儿科临床的使用方案和使用剂量,证实其疗效及安全性。现在,她和团队正在制订儿童紫癜的中医阶梯治疗方案。
“想让中医药走上国际舞台,必须靠数据说话。”丁樱认为。
她设想把中医治疗的优势学科病种,建一个数据库,通过研究药物间的对比,以及纯中药、西药和中西医结合治疗间的对比,用科学的方法,把中医药的疗效和作用机制说明白、讲清楚。
“上工治未病。如果能把中医药的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将会更加彰显中医药的生命力。”丁樱说。
育苗
跟着她不只学知识,还能学做事、学做人
直到50岁左右,丁樱才感觉自己成为一名“基本合格的中医”,因为直到那个时候,“一下笔开方,君臣佐使、升降浮沉全都在脑子里闪现出来了。”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太年轻的中医人通常很难透彻理解那丰厚的内涵。
都说中医用药如用兵,治病如治国。中医不传之秘在于用量,经方之所以能传承至今,一大魅力就在于它灵活的加减变化。丁樱打了个比方:“开方就像做菜,大家都用油盐酱醋,却不一定能做出来一级厨师做的味道。同样的药方用到不同人身上,也会出现不同的效果。”
当年求医的感悟,如今成为课堂上的“真经”。她常对学生说:“学中医不能死记硬背,临床时要类证鉴别,既要精通原文、掌握每一味药的表里宣散,更要对经方活学活用,学会加减化裁,学中医难就难在这儿。”
一次讲座后,有学生请丁樱传授几个秘方,她当即回答:“我没有秘方,中医的灵魂是辨证论治,我的诀窍是我会辨证。”
她也有“看不惯”的时候,特别是看到刚入行的人不会熬中药,短煎、久煎、先下、后下,啥都不分,一锅炖,这样效果怎么会好呢?
中医药的传承发展离不开人才,中西医结合是临床治疗要走的路。丁樱告诉学生,搞好中医,必须懂西医,“两条腿走路,是比一条腿快”。
一有机会,丁樱就送她的学生去进修。这些年,她栽培的一批批小“苗”成长起来,在全国各地扎根,枝繁叶茂。她带领的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已经闯出一片天地,如今年门诊量50多万人次、开放床位609张。
“中医不能只看常见病、普通病,还得攻克疑难杂症,这样中医才能发展。”丁樱的开山弟子、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任献青认为,这就是丁樱老师多年来执着于研究儿科肾病、紫癜等疑难病症的原因所在。她推动儿科医院建立ICU,治疗重症患儿因此有了底气。“跟着她不只学知识,还能学做事、学做人。”任献青说。 河南日报记者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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