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呐，时隔三个月又重回那个醉醉的人，一路骑车回家，世界蜿蜒倾斜却并非支离破碎，依旧于前方缓缓延展开来。夏风拂面，温度适宜，在音乐厅前的花坛，和朋友聊往事难翻越，现在进行中，未来不可知。三个月前的历历已不在目，一切本以为顽固的都烟消云散，而解决的终极办法是什么？如常往复。当一切失去意外，那将没有意外。但问题是需不需要解决。什么是正常，物理中等比与突变你将选择谁是真理？或许选择本身就是错的。而判断本身也享有罪恶。
#为什么说成都是科幻之都#【成都，何以科幻之都】
在科幻作家宝树的短篇小说《成都往事》中，主人公利用时光机从西周穿梭到当代，时间分别停留在公元前807年、前319年、199年、962年、1646年、2058年。在“我”投资兴建的“武侯院”时空实验中心，有应征者准备开始一趟时间旅行，任务是“回到四十多年前的成都待几小时，见证2017年的国际科幻大会，料想即便被发现，也只会被当成会上的特效表演”……
2019年3月，借着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引起的轰动，《城市中国》编辑部奔赴刊载原著小说的杂志《科幻世界》所在地成都，走访了许多科幻从业者和科幻迷。听闻大家感慨中国科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同时，也得知成都上下正全力申办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
2017年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上，“科幻之都”的名号正式亮相，并开始了“申办”筹备工作。再往前十年，2007年世界科幻大会（Worldcon）第一次来到亚洲，主会场是日本横滨。同期在成都，还举办了“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家开始期待Worldcon这一最高级别的科幻节事能来到中国，来到成都。目前这一愿望经过艰苦的努力已成现实：2021年12月18日，成都获得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权。申幻的尘埃落定，成都作为“科幻之都”的名号变得更加不可撼动。
首届科幻银河奖得主吴显奎有过一个说法：成都是中国地理上的洼地，但却是中国科幻的高地。浏览新中国以来的科幻界事件和人物，成都是无法绕开的地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迎来第一次科幻高潮，来自川渝地区的科幻作家分量相当重。1980年上映的中国第一部科幻故事片《珊瑚岛上的死光》，改编自童恩正于1963年创作的同名小说。童恩正本人，是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考古学家、作家和编剧。
在改革初期的第二次科幻高潮中，中国许多城市都涌现出了代表性的科幻/科普刊物：哈尔滨《科学时代》《中国科幻小说报》、北京《科幻海洋》、天津《智慧树》、成都《科学文艺》。但在1980年代中期的“清污”运动中，各地的科幻报刊停刊，科幻社群被打散。这其中，只有偏居一隅的《科学文艺》幸存下来。1986年，银河奖成立。此后围绕杂志与银河奖，大批科幻作家被挖掘并为人所知，成都也成为中国内地唯一规模的科幻阵地。
1991年，《科学文艺》更名《科幻世界》。同一年，杨潇、谭楷等杂志创始人把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年会引进到成都，这是中国科幻和世界科幻的首次面对面接触。1997年，《科幻世界》再次主办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并借机创办了“国际科幻大会”品牌。
此后历经2007、2017年两次国际科幻大会，成都决定把此前每十年一次的大会，变为两年一次，固定在成都举行。这期间，从《科幻世界》出名的刘慈欣，其《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流浪地球》改编成电影上映，各种事件和人物相互震荡，科幻之于成都变成一面旗帜。在这些丰富的经验之上，世界科幻大会落户成都显得水到渠成。
从更多元的视角切入，成都之为科幻之都，可能早就埋藏在历史的脉络之中。三星堆为代表的古巴蜀文明，有着相对于中原地区的独特性和神秘性；三线建设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承接了大量的军工和核工业；改革开放初期，《四川日报》最先报道了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由此拉开了中国八十年代科学界对特异功能的研究……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累叠起来的地质层，与多元包容的城市气质结合起来，组成了科幻之城的基因。
随着市场的培养，科幻爱好者群体的扩大，成都不再是全国唯一的科幻阵地。同样《科幻世界》在成都也不再孤独，更多的个体和组织冒出来，上下齐进助力科幻事业。作为现任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与省科协副主席，吴显奎被认为是官方层面推动成都打造“科幻之都”的第一人。早在2007年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上，“科幻之都”的名号就已经打出，但之后多年无人再提起。直到2017年11月，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开幕式上，吴显奎受大会组委会委托发布了《成都科幻宣言》，提出打造“科幻之都”的概念，包括加速推动“科幻城”项目、常设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申办世界科幻大会、“一百年后的成都”征集等工作。
吴显奎的前任董仁威，则尝试开拓一个能团结业界大多数人的共同体，于是在2010年与《科幻世界》的主编姚海军，时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岩共同发起了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并设立“科幻星云奖”。不同于“银河奖”的官方背景，“星云奖”是由民间发起、自筹资金的奖项。但凭借发起人的号召力和众科幻作者和爱好者的支持，“星云奖”的声势逐渐壮大。最近几届在重庆的举办，可以算是成都的资源溢出，在川渝间产生的联动效应。
紧接着“星云奖”出现的，还有诞生于四川大学科幻协会的“未来科幻大师奖”。2011到12年，时任川大幻协会长的孙悦，筹备发起了“高校幻想类社团联合征文”，旨在发掘和培养新人科幻作家，后来发展为“未来科幻大师奖”，目前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中短篇原创奖。
2015年，《三体》英文版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极大刺激了国内科幻业界，创业公司不断涌现。孙悦与合伙人创立了赛凡科幻空间，并落地了国内第一家科幻主题空间。原《科幻世界》副主编杨枫，也选择了自主创业，成立“八光分文化”，以策划出版为基，挖掘国内科幻作家，和英美科幻界进行深度合作，并与其他机构共同发起以青海荒原为背景的冷湖科幻文学奖。至此，成都已经形成了从上到下，方向各异的奖项矩阵。https://t.cn/A6XoGDyT（作者：城市中国杂志）
在科幻作家宝树的短篇小说《成都往事》中，主人公利用时光机从西周穿梭到当代，时间分别停留在公元前807年、前319年、199年、962年、1646年、2058年。在“我”投资兴建的“武侯院”时空实验中心，有应征者准备开始一趟时间旅行，任务是“回到四十多年前的成都待几小时，见证2017年的国际科幻大会，料想即便被发现，也只会被当成会上的特效表演”……
2019年3月，借着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引起的轰动，《城市中国》编辑部奔赴刊载原著小说的杂志《科幻世界》所在地成都，走访了许多科幻从业者和科幻迷。听闻大家感慨中国科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同时，也得知成都上下正全力申办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
2017年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上，“科幻之都”的名号正式亮相，并开始了“申办”筹备工作。再往前十年，2007年世界科幻大会（Worldcon）第一次来到亚洲，主会场是日本横滨。同期在成都，还举办了“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家开始期待Worldcon这一最高级别的科幻节事能来到中国，来到成都。目前这一愿望经过艰苦的努力已成现实：2021年12月18日，成都获得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权。申幻的尘埃落定，成都作为“科幻之都”的名号变得更加不可撼动。
首届科幻银河奖得主吴显奎有过一个说法：成都是中国地理上的洼地，但却是中国科幻的高地。浏览新中国以来的科幻界事件和人物，成都是无法绕开的地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迎来第一次科幻高潮，来自川渝地区的科幻作家分量相当重。1980年上映的中国第一部科幻故事片《珊瑚岛上的死光》，改编自童恩正于1963年创作的同名小说。童恩正本人，是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考古学家、作家和编剧。
在改革初期的第二次科幻高潮中，中国许多城市都涌现出了代表性的科幻/科普刊物：哈尔滨《科学时代》《中国科幻小说报》、北京《科幻海洋》、天津《智慧树》、成都《科学文艺》。但在1980年代中期的“清污”运动中，各地的科幻报刊停刊，科幻社群被打散。这其中，只有偏居一隅的《科学文艺》幸存下来。1986年，银河奖成立。此后围绕杂志与银河奖，大批科幻作家被挖掘并为人所知，成都也成为中国内地唯一规模的科幻阵地。
1991年，《科学文艺》更名《科幻世界》。同一年，杨潇、谭楷等杂志创始人把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年会引进到成都，这是中国科幻和世界科幻的首次面对面接触。1997年，《科幻世界》再次主办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并借机创办了“国际科幻大会”品牌。
此后历经2007、2017年两次国际科幻大会，成都决定把此前每十年一次的大会，变为两年一次，固定在成都举行。这期间，从《科幻世界》出名的刘慈欣，其《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流浪地球》改编成电影上映，各种事件和人物相互震荡，科幻之于成都变成一面旗帜。在这些丰富的经验之上，世界科幻大会落户成都显得水到渠成。
从更多元的视角切入，成都之为科幻之都，可能早就埋藏在历史的脉络之中。三星堆为代表的古巴蜀文明，有着相对于中原地区的独特性和神秘性；三线建设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承接了大量的军工和核工业；改革开放初期，《四川日报》最先报道了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由此拉开了中国八十年代科学界对特异功能的研究……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累叠起来的地质层，与多元包容的城市气质结合起来，组成了科幻之城的基因。
随着市场的培养，科幻爱好者群体的扩大，成都不再是全国唯一的科幻阵地。同样《科幻世界》在成都也不再孤独，更多的个体和组织冒出来，上下齐进助力科幻事业。作为现任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与省科协副主席，吴显奎被认为是官方层面推动成都打造“科幻之都”的第一人。早在2007年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上，“科幻之都”的名号就已经打出，但之后多年无人再提起。直到2017年11月，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开幕式上，吴显奎受大会组委会委托发布了《成都科幻宣言》，提出打造“科幻之都”的概念，包括加速推动“科幻城”项目、常设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申办世界科幻大会、“一百年后的成都”征集等工作。
吴显奎的前任董仁威，则尝试开拓一个能团结业界大多数人的共同体，于是在2010年与《科幻世界》的主编姚海军，时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岩共同发起了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并设立“科幻星云奖”。不同于“银河奖”的官方背景，“星云奖”是由民间发起、自筹资金的奖项。但凭借发起人的号召力和众科幻作者和爱好者的支持，“星云奖”的声势逐渐壮大。最近几届在重庆的举办，可以算是成都的资源溢出，在川渝间产生的联动效应。
紧接着“星云奖”出现的，还有诞生于四川大学科幻协会的“未来科幻大师奖”。2011到12年，时任川大幻协会长的孙悦，筹备发起了“高校幻想类社团联合征文”，旨在发掘和培养新人科幻作家，后来发展为“未来科幻大师奖”，目前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中短篇原创奖。
2015年，《三体》英文版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极大刺激了国内科幻业界，创业公司不断涌现。孙悦与合伙人创立了赛凡科幻空间，并落地了国内第一家科幻主题空间。原《科幻世界》副主编杨枫，也选择了自主创业，成立“八光分文化”，以策划出版为基，挖掘国内科幻作家，和英美科幻界进行深度合作，并与其他机构共同发起以青海荒原为背景的冷湖科幻文学奖。至此，成都已经形成了从上到下，方向各异的奖项矩阵。https://t.cn/A6XoGDyT（作者：城市中国杂志）
【我与“全能神”邪教的决裂之路】
我叫袁蓉（化名），女，现年40岁，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人。2018年10月，因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21年10月刑满释放回到家中。
我与爱人是2005年结婚的，生育了一双儿女，女儿15岁，初二学生，儿子12岁，小学六年级。我们原本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小家庭，只因我遇到困难无力排遣，误入歧途，与“全能神”这个魔鬼“邂逅”，才落得如此悲惨的境地。
往事不堪回首。2016年起，丈夫在外跑运输时有外遇，渐渐远离了这个家，不仅平时不与我们联系，连逢年过节也不回家。他不再往家里拿钱，甚至骗走了家里的积蓄给情人买车，以至于家里两个年幼的孩子上学要交伙食费都没有着落。
由于丈夫的绝情，导致我精神压力特别大。当时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想想自己和丈夫结婚十几年来，生儿育女，为这个家庭吃苦打拼，最终落得“有家却胜似无家”的结局，哪里还有脸面去面对含辛茹苦生我养我的父母？那时，我真是萌生了一死了之的念头，但又不忍心抛下一双年幼的孩子。
一天，我独自一人跑到外面哭泣。这时，一个老大姐见我伤心，就走过来安慰我，问我有什么难处，然后告诉我，她也是因为婚姻上受过打击，曾经痛苦过，如今，她找到了依靠，那就是“全能神”。大姐安慰我说，不管人遇到什么难处，只要相信“神”、依靠“神”，向“神”祷告，“神”就会帮助你。她还说，她现在过得特别好，什么烦心事都没有。
当时精神低落如我，大姐的出现和她宽慰我的话，就如同溺水时抓住的那根稻草，我答应随她一起听听看。那群人和大姐一样，对我嘘寒问暖，还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她们帮忙，让已丧失判断力的我，误以为在这里可以找到家的温暖。
就这样，我于2017年2月间，不知不觉掉进了“朋友”为我设置的“陷阱”中，加入了邪教组织“全能神”。
每每回到家中，看到一双年幼的儿女，内心无限的悲伤就会涌上心头，而与大姐他们在一起，这些痛苦似乎全都消散了。我和大姐他们走得越来越近，对“全能神”也越来越痴迷，基本上占据了我所有时间，不但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似乎真的忘记了人生的痛苦和生活的压力，甚至连家中的一双儿女都不闻不问。那时我虽然因为“表现突出”被当地“全能神”邪教组织升为“带领”，但整天浑浑噩噩，如行尸走肉般，“全能神”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直到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才如梦方醒，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服刑期间，在管教干警耐心细致的帮教下，我慢慢看清了“全能神”邪教组织的真实面目和邪恶本质。
首先是利用人的善良真心，让信徒奉献，说钱财本属于“神”。鼓吹信徒只有真心奉献，才能表现出对“神”的爱心、真心，导致那些信徒千方百计，不顾家人的反对，愚昧地把钱财都奉献出来给“神”。而我在“全能神”邪教组织任“带领”期间，经手的钱款第一次就向上奉献30万元，第二次10多万元，都交给了另外一个人，最后这些钱款到底流向哪里无从知晓。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大家的血汗钱就这样不翼而飞，我却成了邪教组织的敛财工具。
其次是“全能神”邪教组织利用人性弱点，采取歪理邪说对一些无知迷茫的人进行精神控制。借助光碟和视频，播放可怕的地狱，威吓信徒要加入组织，不加入将会有大灾难，承受无尽的痛苦与折磨。而加入者则会上天堂，利用天堂没有忧愁与痛苦、没有生老病死、永远快乐幸福的美好情景来进行对比，使信徒坚定加入邪教组织的信念。
再次是“全能神”邪教组织大搞教主崇拜。说什么“神”已经二次降临，大灾也要来，信徒只有跟随“神”，才能脱离可怕的大灾难。我曾死心塌地跟随“全能神”，怎么最后获得了三年的牢狱之灾？我本应在家孝敬父母，抚养小孩，却因迷信“全能神”而身陷囹圄，让年迈的双亲日夜牵挂，让孩子失去依靠，所谓的“神”，又在哪里？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是无法言表的。
管教干警始终对我耐心细致地开导我、教育我，使我真正认清了“全能神”的丑恶嘴脸。我在狱中面壁思过，回顾了加入“全能神”邪教组织的点点滴滴，发自内心进行了悔过，与“全能神”邪教组织彻底决裂，回归社会好好做人。近期，我将南下广东，到沿海地区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好好挣点钱。一来过好自己的生活，不给社会添加负担，二来为女儿和儿子以后考上大学积攒一些钱，让孩子的未来更加美好！
我叫袁蓉（化名），女，现年40岁，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人。2018年10月，因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21年10月刑满释放回到家中。
我与爱人是2005年结婚的，生育了一双儿女，女儿15岁，初二学生，儿子12岁，小学六年级。我们原本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小家庭，只因我遇到困难无力排遣，误入歧途，与“全能神”这个魔鬼“邂逅”，才落得如此悲惨的境地。
往事不堪回首。2016年起，丈夫在外跑运输时有外遇，渐渐远离了这个家，不仅平时不与我们联系，连逢年过节也不回家。他不再往家里拿钱，甚至骗走了家里的积蓄给情人买车，以至于家里两个年幼的孩子上学要交伙食费都没有着落。
由于丈夫的绝情，导致我精神压力特别大。当时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想想自己和丈夫结婚十几年来，生儿育女，为这个家庭吃苦打拼，最终落得“有家却胜似无家”的结局，哪里还有脸面去面对含辛茹苦生我养我的父母？那时，我真是萌生了一死了之的念头，但又不忍心抛下一双年幼的孩子。
一天，我独自一人跑到外面哭泣。这时，一个老大姐见我伤心，就走过来安慰我，问我有什么难处，然后告诉我，她也是因为婚姻上受过打击，曾经痛苦过，如今，她找到了依靠，那就是“全能神”。大姐安慰我说，不管人遇到什么难处，只要相信“神”、依靠“神”，向“神”祷告，“神”就会帮助你。她还说，她现在过得特别好，什么烦心事都没有。
当时精神低落如我，大姐的出现和她宽慰我的话，就如同溺水时抓住的那根稻草，我答应随她一起听听看。那群人和大姐一样，对我嘘寒问暖，还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她们帮忙，让已丧失判断力的我，误以为在这里可以找到家的温暖。
就这样，我于2017年2月间，不知不觉掉进了“朋友”为我设置的“陷阱”中，加入了邪教组织“全能神”。
每每回到家中，看到一双年幼的儿女，内心无限的悲伤就会涌上心头，而与大姐他们在一起，这些痛苦似乎全都消散了。我和大姐他们走得越来越近，对“全能神”也越来越痴迷，基本上占据了我所有时间，不但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似乎真的忘记了人生的痛苦和生活的压力，甚至连家中的一双儿女都不闻不问。那时我虽然因为“表现突出”被当地“全能神”邪教组织升为“带领”，但整天浑浑噩噩，如行尸走肉般，“全能神”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直到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才如梦方醒，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服刑期间，在管教干警耐心细致的帮教下，我慢慢看清了“全能神”邪教组织的真实面目和邪恶本质。
首先是利用人的善良真心，让信徒奉献，说钱财本属于“神”。鼓吹信徒只有真心奉献，才能表现出对“神”的爱心、真心，导致那些信徒千方百计，不顾家人的反对，愚昧地把钱财都奉献出来给“神”。而我在“全能神”邪教组织任“带领”期间，经手的钱款第一次就向上奉献30万元，第二次10多万元，都交给了另外一个人，最后这些钱款到底流向哪里无从知晓。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大家的血汗钱就这样不翼而飞，我却成了邪教组织的敛财工具。
其次是“全能神”邪教组织利用人性弱点，采取歪理邪说对一些无知迷茫的人进行精神控制。借助光碟和视频，播放可怕的地狱，威吓信徒要加入组织，不加入将会有大灾难，承受无尽的痛苦与折磨。而加入者则会上天堂，利用天堂没有忧愁与痛苦、没有生老病死、永远快乐幸福的美好情景来进行对比，使信徒坚定加入邪教组织的信念。
再次是“全能神”邪教组织大搞教主崇拜。说什么“神”已经二次降临，大灾也要来，信徒只有跟随“神”，才能脱离可怕的大灾难。我曾死心塌地跟随“全能神”，怎么最后获得了三年的牢狱之灾？我本应在家孝敬父母，抚养小孩，却因迷信“全能神”而身陷囹圄，让年迈的双亲日夜牵挂，让孩子失去依靠，所谓的“神”，又在哪里？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是无法言表的。
管教干警始终对我耐心细致地开导我、教育我，使我真正认清了“全能神”的丑恶嘴脸。我在狱中面壁思过，回顾了加入“全能神”邪教组织的点点滴滴，发自内心进行了悔过，与“全能神”邪教组织彻底决裂，回归社会好好做人。近期，我将南下广东，到沿海地区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好好挣点钱。一来过好自己的生活，不给社会添加负担，二来为女儿和儿子以后考上大学积攒一些钱，让孩子的未来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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