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风 | 随州 “四力”驱动市域提能级】城市的持久繁荣，在于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从历史深处走来，随州城市功能、交通枢纽、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持续优化，城市影响力、辐射力持续增强。
新时代，新方位，新目标。
市委、市政府提出，加快市域提能级，建设“汉襄肱骨、神韵随州”，光耀汉东明珠。
那么，市域提能级从哪儿发力？
在历次重要会议和场合，市委书记钱远坤均给我们指明了路径：通过增强“四力”促进市域提能级，以市域发展引领全域兴盛。
彰显文化基因吸引力，托起市域提能级的“软实力”
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决定着城市气质。城市一旦失去了文化的支撑，就如同人失去了意识的支配，无法形成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神韵随州，人文始祖、编钟乐祖、调味食祖“三祖鼎立”。文化是我们这座城市最深沉厚重的力量。
去年，我们创见性挖掘、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利用炎帝文化、曾随文化、詹王文化等，推出了“神韵随州一见钟情”城市IP，“谁是曾侯乙”“随州四宝”等火爆出圈。
独特的文化更能赢得人们的关注，更具吸引力。
随州拥有礼乐文明的精神之源、精典之都、精美之器、精致之治，更要以文润城、以文创城、以文兴城，推动文化制高点向发展制高点迈进。
从文化传承上讲，继续转化利用炎帝文化、曾随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持续高质量办好寻根节，打造谒祖圣地。另一方面，把曾随文化作为随州城市的“千年记忆”，建设“世界音乐之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记忆名录，凝练成城市独特标识，让人们谈及编钟就会想到随州。
从文化保护上讲，要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招牌，在旧城改造中保护历史遗迹、传统风貌，在新城建设中注重融入文化元素，以人文空间塑造城市的精气神韵。
从文化发展上讲，要围绕“产业四宝”“文化四宝”“生态四宝”“美食四宝”“民俗四宝”等特色品牌，生动鲜活地讲好随州故事，打造人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涵养城市气质增魅力，挺起市域提能级的“硬支撑”
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在全省战略布局中，随州作为“襄十随神”城市群北部列阵之一，通过推动品质城市建设，新城提品质，老城补短板，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能级逐步凸显。
交通融入武汉半小时经济圈，生态构筑起鄂北屏障，气候成为中国宜居城市，民生得到不断改善……神韵随州的魅力得到彰显。
新一轮发展中，随州城市更要提升发展格局，彰显城市特质，着力提升城市发展承载力，成为要素流动的“中转站”、要素赋能的“加油站”、要素聚合的“枢纽站”。
城市发展，规划先行。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动态平衡，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今年，我市加快实施“襄十随神”城市群建设三年行动，启动城市改造和更新项目122个，接续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神韵随州”。
城市气质，更需要以精细管理淬炼城市品质。坚持以市民为中心，用好历史智慧、时代智慧、群众智慧，提高城市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当下，我们要深入推动“创文”“创卫”，补短板、强弱项，力争创建达标，让城市居民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我们还要推动一体融合。加快随州高新区和主城区一体化融合、曾都区和随县同城化发展、随县广水市曾都区协作化建设。培育镇域“小老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全域兴盛。
厚植产业生态的粘附力，撑起市域提能级的“压舱石”
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历来是共生交融、协同演进的两大元素。
从高新区经曾都到随县，30公里的汽车走廊成为城市主轴，各工业园近城发展，形成专用汽车、软体新材料、新能源等多产兴城的格局。
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上，最为紧要的是提升经济能级。
项目是硬支撑。一方面是包装策划项目。聚焦“2236”产业集群，精心谋划包装一批特色鲜明、绿色创新、动态迭代的现代产业项目。
另一方面是推动项目落地建设。加快推进新兴际华国家级专用汽车和应急装备检测研发基地、北新建材节能建筑新材料、犇星新能源材料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巩固向好态势。
产业是主引擎。做好聚核、聚链、聚园、聚才文章，耦合发展专汽产业，整合发展农产品加工，融合发展文旅产业，契合发展风机产业，培育优势产业制高点。提升能源、建材等传统产业，瞄准未来产业新风口，继续强链、延链、补链，催生资源要素加速聚合的“化学反应”。
招商是催化剂。围绕擦亮随州专汽之都、谒祖圣地、现代农港、风机名城产业名片，着力引进增强产业创新内生动力，能够抢占制高点、培育竞争新优势的产业项目。把握“胎招商”“链招商”“脑招商”，用够优势，用足资源，用好环境，引来一批关联企业、形成一个产业、改变一座城。
增强企业家精神的感染力，树起市域提能级的“风向标”
改革开放以来，随州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身上体现的“敢打敢拼、艰苦创业”的企业家精神，是随州宝贵的精神财富。
城市的未来如何，取决于企业的数量与质量，取决于企业家精神的“流行”程度。
弘扬“曾随不随、信义有礼”的区域文化。把重商、重才、重信的理念落到实处，推进政务诚信、社会守信、司法公信建设，做到言有信、信有诺、行必果，把随州打造成真正的投资洼地、兴业福地。
构建“亲上加清、亲而有为”的政商关系。继续推进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真正实现“高效办一件事”。发挥市场的作用，精准用好“有为之手”，支持企业家心无旁骛、安心创业。
打造“审慎监管、谦抑执法”的法治环境。当好服务企业的金牌“店小二”，深化企业合规改革，维护公平正义，护航企业发展。
营造“人人都为家乡好，个个善帮企业忙”的社会环境。人人争当“播种机”，利用各种时机宣介随州，众口“塑金”。打造“企业家故事会”品牌，弘扬企业家创业兴业精神，打造一支“有信念、有实力、有信誉、有情怀”的企业家队伍。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我们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聚焦“四力”不断刷新城市能级，加快建设“汉襄肱骨、神韵随州”。
从历史深处走来，随州城市功能、交通枢纽、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持续优化，城市影响力、辐射力持续增强。
新时代，新方位，新目标。
市委、市政府提出，加快市域提能级，建设“汉襄肱骨、神韵随州”，光耀汉东明珠。
那么，市域提能级从哪儿发力？
在历次重要会议和场合，市委书记钱远坤均给我们指明了路径：通过增强“四力”促进市域提能级，以市域发展引领全域兴盛。
彰显文化基因吸引力，托起市域提能级的“软实力”
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决定着城市气质。城市一旦失去了文化的支撑，就如同人失去了意识的支配，无法形成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神韵随州，人文始祖、编钟乐祖、调味食祖“三祖鼎立”。文化是我们这座城市最深沉厚重的力量。
去年，我们创见性挖掘、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利用炎帝文化、曾随文化、詹王文化等，推出了“神韵随州一见钟情”城市IP，“谁是曾侯乙”“随州四宝”等火爆出圈。
独特的文化更能赢得人们的关注，更具吸引力。
随州拥有礼乐文明的精神之源、精典之都、精美之器、精致之治，更要以文润城、以文创城、以文兴城，推动文化制高点向发展制高点迈进。
从文化传承上讲，继续转化利用炎帝文化、曾随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持续高质量办好寻根节，打造谒祖圣地。另一方面，把曾随文化作为随州城市的“千年记忆”，建设“世界音乐之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记忆名录，凝练成城市独特标识，让人们谈及编钟就会想到随州。
从文化保护上讲，要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招牌，在旧城改造中保护历史遗迹、传统风貌，在新城建设中注重融入文化元素，以人文空间塑造城市的精气神韵。
从文化发展上讲，要围绕“产业四宝”“文化四宝”“生态四宝”“美食四宝”“民俗四宝”等特色品牌，生动鲜活地讲好随州故事，打造人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涵养城市气质增魅力，挺起市域提能级的“硬支撑”
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在全省战略布局中，随州作为“襄十随神”城市群北部列阵之一，通过推动品质城市建设，新城提品质，老城补短板，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能级逐步凸显。
交通融入武汉半小时经济圈，生态构筑起鄂北屏障，气候成为中国宜居城市，民生得到不断改善……神韵随州的魅力得到彰显。
新一轮发展中，随州城市更要提升发展格局，彰显城市特质，着力提升城市发展承载力，成为要素流动的“中转站”、要素赋能的“加油站”、要素聚合的“枢纽站”。
城市发展，规划先行。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动态平衡，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今年，我市加快实施“襄十随神”城市群建设三年行动，启动城市改造和更新项目122个，接续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神韵随州”。
城市气质，更需要以精细管理淬炼城市品质。坚持以市民为中心，用好历史智慧、时代智慧、群众智慧，提高城市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当下，我们要深入推动“创文”“创卫”，补短板、强弱项，力争创建达标，让城市居民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我们还要推动一体融合。加快随州高新区和主城区一体化融合、曾都区和随县同城化发展、随县广水市曾都区协作化建设。培育镇域“小老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全域兴盛。
厚植产业生态的粘附力，撑起市域提能级的“压舱石”
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历来是共生交融、协同演进的两大元素。
从高新区经曾都到随县，30公里的汽车走廊成为城市主轴，各工业园近城发展，形成专用汽车、软体新材料、新能源等多产兴城的格局。
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上，最为紧要的是提升经济能级。
项目是硬支撑。一方面是包装策划项目。聚焦“2236”产业集群，精心谋划包装一批特色鲜明、绿色创新、动态迭代的现代产业项目。
另一方面是推动项目落地建设。加快推进新兴际华国家级专用汽车和应急装备检测研发基地、北新建材节能建筑新材料、犇星新能源材料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巩固向好态势。
产业是主引擎。做好聚核、聚链、聚园、聚才文章，耦合发展专汽产业，整合发展农产品加工，融合发展文旅产业，契合发展风机产业，培育优势产业制高点。提升能源、建材等传统产业，瞄准未来产业新风口，继续强链、延链、补链，催生资源要素加速聚合的“化学反应”。
招商是催化剂。围绕擦亮随州专汽之都、谒祖圣地、现代农港、风机名城产业名片，着力引进增强产业创新内生动力，能够抢占制高点、培育竞争新优势的产业项目。把握“胎招商”“链招商”“脑招商”，用够优势，用足资源，用好环境，引来一批关联企业、形成一个产业、改变一座城。
增强企业家精神的感染力，树起市域提能级的“风向标”
改革开放以来，随州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身上体现的“敢打敢拼、艰苦创业”的企业家精神，是随州宝贵的精神财富。
城市的未来如何，取决于企业的数量与质量，取决于企业家精神的“流行”程度。
弘扬“曾随不随、信义有礼”的区域文化。把重商、重才、重信的理念落到实处，推进政务诚信、社会守信、司法公信建设，做到言有信、信有诺、行必果，把随州打造成真正的投资洼地、兴业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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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审慎监管、谦抑执法”的法治环境。当好服务企业的金牌“店小二”，深化企业合规改革，维护公平正义，护航企业发展。
营造“人人都为家乡好，个个善帮企业忙”的社会环境。人人争当“播种机”，利用各种时机宣介随州，众口“塑金”。打造“企业家故事会”品牌，弘扬企业家创业兴业精神，打造一支“有信念、有实力、有信誉、有情怀”的企业家队伍。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我们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聚焦“四力”不断刷新城市能级，加快建设“汉襄肱骨、神韵随州”。
说到蓝天野老爷子扮演的姜子牙，我真觉得是经典中的经典，是我童年观剧记忆里最难忘的记忆，有着与所有其它神话剧不一样的气质。
我小时候很喜欢老版电视剧《封神榜》，还有仙风道骨的老爷子蓝天野，他扮演的姜子牙，端方而不古板，飘逸而不空洞。
这个姜子牙在我心目中，就是真正的神仙模样。只要重播，我就会再追一遍。但这部电视剧，又有一个特别令我愤慨的大结局。凭什么？为什么？
这种愤慨，一直延续到我人到中年。
《封神榜》本身不是一个复杂的故事，主题非常主旋律，荒淫的商纣王帝辛，得罪了女娲娘娘，女娲派出狐狸精祸乱朝政，加速成汤六百年江山的灭亡。纣王无道，宠溺奸妃妲己。
当然了，我们这些观众都知道，真实的苏护之女苏妲己，是个无辜的少女，已经被狐狸精谋害身亡。
有反派，就有正道。周文王周武王是正义的一派，推翻商朝。引发了神魔大战。周文王寻访贤能，找到了垂钓的姜子牙，依靠姜子牙，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中国的主流叙述语境当中，姜子牙是千古标杆。赤胆忠心，大器晚成。一个人苦修大半生，等到了欣赏自己的人，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几乎就是正义与美德的化身。
最后一集，众神归位。一世枭雄，虽败犹荣，残暴无道的纣王也被封神。就连奸诈小人大反派申公豹也有神位。
其它家世显赫，立下战功的也有一席之地。抛头颅洒热血，也能得到一个名分。只要够传奇，万口相传，就能在民间传说里不朽。总之，会混江湖的，有真才实学的，会玩噱头的，都有可能通往神位，条条大道通罗马。
唯有姜子牙这个封神的人，没有神位。一把年纪学道，大器晚成，辅助别人打天下，他是个配角。那天下，也不是他的。是周文王周武王的。
在许仲琳《封神演义》里，姜子牙很简单封了申公豹——“特敕封尔执掌东海，朝观日出，暮转天河，夏散冬凝，周而复始，为分水将军之职。尔其永钦成命，毋替厥职！”申公豹听罢封号，叩首谢恩，出坛去了。
电视剧把结局改编了。改成就连申公豹，都一脸小人得志，哈哈大笑地嘲笑姜子牙：“百年之后，你已经没有神位。”
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大结局？漫天星斗，都是神仙，难道就缺那么一个位置？凭什么？为什么？
日暮黄昏，姜子牙的背影，真可谓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看到那一幕时，我就忍不住潸然泪下。为姜子牙鸣不平。
此时此刻，姜子牙沉思良久，只是叹一口气：“我姜尚，难道是为了自己的荣华，为了自己的神位下山的吗？”
小时候的愤慨与不满，中年重新去翻原著小说，寻找答案。《封神演义》里如是写道：
一日，元始天尊坐八宝云光座上，命白鹤童子：“请你师叔姜尚来。”白鹤童子往桃园中来请子牙，口称：“师叔，老爷有请。”
子牙忙至宝殿座前行礼曰：“弟子姜尚拜见。”天尊曰：“你上昆仑几载了？”子牙曰：“弟子三十二岁上山，如今虚度七十二岁了。”
天尊曰：“你生来命薄，仙道难成，只可受人间之福。成汤数尽，周室将兴。你与我代劳封神，下山扶助明主，身为将相，也不枉你上山修行四十年之功。此处亦非汝久居之地，可早早收拾下山。”
子牙哀告曰：“弟子乃真心出家，苦熬岁月，今亦有年。修行虽是滚芥投针，望老爷大发慈悲，指迷归觉，弟子情愿在山苦行，必不敢贪恋红尘富贵，望尊师收录。”
天尊曰：“你命缘如此，必听于天，岂得违拗？”子牙恋恋难舍。有南极仙翁上前言曰：“子牙，机会难逢，时不可失，况天数已定，自难逃躲。你虽是下山，待你功成之时，自有上山之日。”
子牙只得下山。子牙收拾琴剑衣囊，起身拜别师尊。
看看小说里的姜子牙，完全没有主动自觉的下山意愿。又是哀求，又是跪下来哭泣，只想着回山修仙。
电视剧里对此细节，也按照原著拍的，七十岁的姜子牙，完全是遵守师命的好徒弟，如同一个工具人。什么都是天道的安排，位极人臣也不过是命中注定的荣华富贵。
《封神演义》末尾，姜子牙回归历史记载的人生，不再辅助周武王，到分封的齐国去养老，老死于齐国。贤德君王，忠心耿耿又有治理才华的将相，谱写了一个标准而完美的帝王将相的故事。这是一个传统而无趣的结局。
而电视剧结局，姜子牙封神结束，归还打神鞭给师尊元始天尊。元始天尊用一种调侃开玩笑的语气说：“人间沧桑，任重而道远，打神鞭还留在你手中，你虽没有神位，却可以管辖诸神，只要有你姜太公在，那就百无禁忌了。”
姜子牙如此回答：“我愿永守天门，使天下百姓自由自在，永享太平。”
然后片尾曲《独占潇洒》响起：愿生命化作那朵莲花/ 功名利禄全抛下/让百世传诵神的逍遥/ 我辈只需独占世间潇洒……
少年的我，懵懂不明白。中年的我，激动无比。试问这是什么？这是社会主义的伟大改造啊！
正是电视剧结局的改编，让姜子牙从一个帝王工具人，变成了大写的人。光耀万丈，顶天立地。姜子牙因此真正成为了封神演义的主角，而不是封建制度下的一个配角。
来人间一趟，征战厮杀，无数血泪，终于匡扶正义，功成名就，完成师尊布置的任务。然后呢？姜尚啊姜尚，你所求为何？
天高地厚，明月清风，大袖一挥的姜子牙，他将手持打神鞭，永远对那些看似高高在上的众神，执行监督权。
元始天尊的话，也特别给力——只要有你姜太公在，那就百无禁忌。翻译为大白话不就是：我就是你的后台，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
而姜子牙的表白，更是饮冰千年，难凉热血——为了天下百姓的福祉，他将永守天门，太公手里的鞭子，管他是哪一路神仙作妖，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三十年后，我这个昔日法律门下的小小学子，看得热泪盈眶。编剧老师，我懂你。
https://t.cn/A6q4BtFv
我小时候很喜欢老版电视剧《封神榜》，还有仙风道骨的老爷子蓝天野，他扮演的姜子牙，端方而不古板，飘逸而不空洞。
这个姜子牙在我心目中，就是真正的神仙模样。只要重播，我就会再追一遍。但这部电视剧，又有一个特别令我愤慨的大结局。凭什么？为什么？
这种愤慨，一直延续到我人到中年。
《封神榜》本身不是一个复杂的故事，主题非常主旋律，荒淫的商纣王帝辛，得罪了女娲娘娘，女娲派出狐狸精祸乱朝政，加速成汤六百年江山的灭亡。纣王无道，宠溺奸妃妲己。
当然了，我们这些观众都知道，真实的苏护之女苏妲己，是个无辜的少女，已经被狐狸精谋害身亡。
有反派，就有正道。周文王周武王是正义的一派，推翻商朝。引发了神魔大战。周文王寻访贤能，找到了垂钓的姜子牙，依靠姜子牙，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中国的主流叙述语境当中，姜子牙是千古标杆。赤胆忠心，大器晚成。一个人苦修大半生，等到了欣赏自己的人，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几乎就是正义与美德的化身。
最后一集，众神归位。一世枭雄，虽败犹荣，残暴无道的纣王也被封神。就连奸诈小人大反派申公豹也有神位。
其它家世显赫，立下战功的也有一席之地。抛头颅洒热血，也能得到一个名分。只要够传奇，万口相传，就能在民间传说里不朽。总之，会混江湖的，有真才实学的，会玩噱头的，都有可能通往神位，条条大道通罗马。
唯有姜子牙这个封神的人，没有神位。一把年纪学道，大器晚成，辅助别人打天下，他是个配角。那天下，也不是他的。是周文王周武王的。
在许仲琳《封神演义》里，姜子牙很简单封了申公豹——“特敕封尔执掌东海，朝观日出，暮转天河，夏散冬凝，周而复始，为分水将军之职。尔其永钦成命，毋替厥职！”申公豹听罢封号，叩首谢恩，出坛去了。
电视剧把结局改编了。改成就连申公豹，都一脸小人得志，哈哈大笑地嘲笑姜子牙：“百年之后，你已经没有神位。”
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大结局？漫天星斗，都是神仙，难道就缺那么一个位置？凭什么？为什么？
日暮黄昏，姜子牙的背影，真可谓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看到那一幕时，我就忍不住潸然泪下。为姜子牙鸣不平。
此时此刻，姜子牙沉思良久，只是叹一口气：“我姜尚，难道是为了自己的荣华，为了自己的神位下山的吗？”
小时候的愤慨与不满，中年重新去翻原著小说，寻找答案。《封神演义》里如是写道：
一日，元始天尊坐八宝云光座上，命白鹤童子：“请你师叔姜尚来。”白鹤童子往桃园中来请子牙，口称：“师叔，老爷有请。”
子牙忙至宝殿座前行礼曰：“弟子姜尚拜见。”天尊曰：“你上昆仑几载了？”子牙曰：“弟子三十二岁上山，如今虚度七十二岁了。”
天尊曰：“你生来命薄，仙道难成，只可受人间之福。成汤数尽，周室将兴。你与我代劳封神，下山扶助明主，身为将相，也不枉你上山修行四十年之功。此处亦非汝久居之地，可早早收拾下山。”
子牙哀告曰：“弟子乃真心出家，苦熬岁月，今亦有年。修行虽是滚芥投针，望老爷大发慈悲，指迷归觉，弟子情愿在山苦行，必不敢贪恋红尘富贵，望尊师收录。”
天尊曰：“你命缘如此，必听于天，岂得违拗？”子牙恋恋难舍。有南极仙翁上前言曰：“子牙，机会难逢，时不可失，况天数已定，自难逃躲。你虽是下山，待你功成之时，自有上山之日。”
子牙只得下山。子牙收拾琴剑衣囊，起身拜别师尊。
看看小说里的姜子牙，完全没有主动自觉的下山意愿。又是哀求，又是跪下来哭泣，只想着回山修仙。
电视剧里对此细节，也按照原著拍的，七十岁的姜子牙，完全是遵守师命的好徒弟，如同一个工具人。什么都是天道的安排，位极人臣也不过是命中注定的荣华富贵。
《封神演义》末尾，姜子牙回归历史记载的人生，不再辅助周武王，到分封的齐国去养老，老死于齐国。贤德君王，忠心耿耿又有治理才华的将相，谱写了一个标准而完美的帝王将相的故事。这是一个传统而无趣的结局。
而电视剧结局，姜子牙封神结束，归还打神鞭给师尊元始天尊。元始天尊用一种调侃开玩笑的语气说：“人间沧桑，任重而道远，打神鞭还留在你手中，你虽没有神位，却可以管辖诸神，只要有你姜太公在，那就百无禁忌了。”
姜子牙如此回答：“我愿永守天门，使天下百姓自由自在，永享太平。”
然后片尾曲《独占潇洒》响起：愿生命化作那朵莲花/ 功名利禄全抛下/让百世传诵神的逍遥/ 我辈只需独占世间潇洒……
少年的我，懵懂不明白。中年的我，激动无比。试问这是什么？这是社会主义的伟大改造啊！
正是电视剧结局的改编，让姜子牙从一个帝王工具人，变成了大写的人。光耀万丈，顶天立地。姜子牙因此真正成为了封神演义的主角，而不是封建制度下的一个配角。
来人间一趟，征战厮杀，无数血泪，终于匡扶正义，功成名就，完成师尊布置的任务。然后呢？姜尚啊姜尚，你所求为何？
天高地厚，明月清风，大袖一挥的姜子牙，他将手持打神鞭，永远对那些看似高高在上的众神，执行监督权。
元始天尊的话，也特别给力——只要有你姜太公在，那就百无禁忌。翻译为大白话不就是：我就是你的后台，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
而姜子牙的表白，更是饮冰千年，难凉热血——为了天下百姓的福祉，他将永守天门，太公手里的鞭子，管他是哪一路神仙作妖，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三十年后，我这个昔日法律门下的小小学子，看得热泪盈眶。编剧老师，我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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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抢救敦煌文化 是我国学者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文化觉醒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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