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安全治理“觉醒年代”，打好“技术+管理+监管”协同之战】数据安全，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其字面意思似乎很容易理解，但深究起来，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偏技术化的概念。在数据安全的后面加上“治理”两个字，其内涵更加丰富而深邃。在安华金和创始人兼CEO刘晓韬看来，所谓“治理”，其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一个动态的、持续演进的过程；而由监管所驱动的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是由监管方、承载方、使用方、技术提供方等协同创新的生态推动着不断向前迈进的。
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数据安全治理也许还需要更全面和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消化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数据安全治理并非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而是企业实实在在的需求，是政府和行业持续关注和推动的“大事情”。尤其是在《数据安全法》正式施行之后，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便成了大到整个国家、小到每个企业最基础和核心的工作。
数据安全治理源自客户的真实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不是和一些IT理念和技术一样，也是“舶来品”？
2015年，Gartner最早开始对数据安全治理的专业研究。而在国内，与国外的认知和实践几乎是同时起步的。这个吃螃蟹的就是安华金和。刘晓韬回忆说，2016年左右，在与一些高端客户打交道时发现，这些客户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安全防护产品和措施，思考其实更超前，希望从数据资产和价值的维度出发，在规范、策略等更高的层面，寻求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当时，某海关信息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关于数据是资产、资本的超前思想，让刘晓韬开始认真反思，数据安全不仅仅是提供相关产品和工具这么简单，而应从管理上入手，与业务场景充分结合，将数据安全与客户的组织架构、管理规范、策略、技术平台等统筹起来，从多个维度做好部署和防控，才能更好地解决客户遇到的安全难题。通过一系列全面而深入的调研，刘晓韬发现，当时国外个别厂商推出了类似个人隐私数据的管理框架等，而Gartner也开始谈论数据安全治理的话题。
刘晓韬清楚地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国客户客观而真实的需求。只要无限地贴近用户的前端应用需求，通过体系化的思考和研究，就能激发或者说产生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我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外输入的理念，而是在理念上不谋而合。
在Gartner提出数据安全治理的概念后，从全球范围来看，数据安全治理的研究和实践一直处于爬坡期。在国内，已经建立了有关数据安全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框架，但现在的关键仍是如何让行业客户更好地接受数据安全治理，并付诸实践。
时至今日，由安华金和支持和承办的“中国数据安全治理高峰论坛”已经连续成功地举办了四届，由安华金和等多家单位和专家共同撰写的《数据安全治理白皮书》也已经升级到3.0，数据安全治理在业界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共识。从国家监管、法律法规、行业参与、用户落地等各个层面，数据安全治理正加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尤其是在企业侧，越来越多作为数据资产拥有者的企业，开始更加细致地思索，如何联动业务部门、风控部门以及其他关联方，找准适合的切入点，建立统一的企业数据安全策略，共同推动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与发展。对于安华金和来说，最核心和紧迫的任务则是，如何充分发挥自己在专业、技术和服务上的优势，支撑并推动数据安全治理又快又好地落地。
实现数据安全治理的规范化、体系化
近几年，国内的行业用户在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成功的实践，只是尚未形成体系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数据安全法》的颁布和实施，可以看作是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领域的一道分水岭。从此，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将有法可依，在确保安全、合规、保护隐私等的基础上，使得数据的共享、利用和服务更加灵活、可靠、高效。
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到处于草案审议阶段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我国在监管以及法律法规层面，已经为数据安全治理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相对立法较早的国外来说，我国正迎头赶上，营造了一个较好的政策和法规保障的大环境。针对企业数据、个人数据、运营商和工业互联网数据的保护，以及密码管理等，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都有明确和严格的权责划分，也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制。诸如此类强有力的举措，带动了各行业头部客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积极开展实践，并循序渐进。从安全厂商的角度来看，与数据安全治理相关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上的创新也在快马加鞭。
“现在，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层出不穷，行业与企业对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再加上强大的执行力，相信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的创新和实践方面会后来居上，赶超国外。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指日可待。”刘晓韬如是说。
谈到当前中国数据安全治理的实践和进展，刘晓韬分析说，那些数据重要性高、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和更超前的数据安全意识，所以在数据安全治理实践方面会走在前面，比如金融、运营商，以及政务数据中心等。而更多传统行业用户，以及中小企业，因为认知、技术、自身发展阶段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可能只是在局部上实现了某些数据安全治理的功能，但还不成体系，仍需要一个逐步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从当前用户的需求来说，他们更迫切需要像安华金和这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专注且专业的综合性安全服务提供商。
不可否认，数据安全是当前的业界热点，以不同的技术实现路径和方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是大势所趋，这也引得云服务商、存储厂商等其他赛道的竞争者跨越赛道而来。
从商业实现的角度来分析，数据安全治理的门槛看似是降低了，因为用户需求激增，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不断涌现；但从数据安全治理的真正落地和实践来看，其实高门槛一直在那里。因为用户对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更加全面而深刻，同时广泛接触过相关的安全产品供应商，所以在评判和选择数据安全治理解决方案时，心中更有数，这也导致安全产品供应商及其解决方案的进入门槛水涨船高。
在这一背景和趋势下，安华金和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聚焦数据中心的安全，以数据安全为主航道，在坚持走专业化道路的同时，不断延展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产品线。刘晓韬举例说：“以前，我们主要是提供标准化的产品。但当看到现在的用户对顾问咨询，以及体系化的安全服务有更强烈的需求时，我们也从单纯提供产品，逐步扩展到提供数据安全运维管控平台，以及统一的运维管理服务等。”
近几年，在聚焦数据库安全、数据治理、云安全等核心业务的基础上，安华金和一直致力于实现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多元化，但同时也会恪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暂不涉足终端安全、通讯安全等领域，而对于像勒索病毒、远程办公安全等“后疫情时代”出现的新商机，也不盲目跟风，始终在业务数据安全这个主赛道上持续发力。
“我们是一家比较传统的to B科技型公司，并不是资本催熟的企业，虽然也完成了多轮融资，但都遵从公司正常的商业成长逻辑。”刘晓韬表示，“我们是一家有耐心和持久创新的公司，不会轻易打破现有的发展节奏。而且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也允许我们以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为根基，稳扎稳打前进。”
据记者了解，国内领先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大型能源企业、全球500强企业，以及国内知名的房地产和制造业头部客户，都是安华金和稳定的客户群体。这些客户拥有相同的特征：数据中心规模大，应用环境较复杂，对于数据安全治理有比较迫切的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旅程
我们不能单纯从技术和产品的角度来理解数据安全治理，因为它涉及从决策管理层到业务层、技术层，从规章管理制度到工具支撑、执行，由上而下贯穿企业整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完整链条。从企业内部，首先要统一认识，制定合理的策略和措施，从安全治理体系、合规、技术能力、解决方案以及服务等多个维度，实现数据安全治理。
当前，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面临一些重要挑战：首先是思想和意识层面，企业应该牢固树立数据安全意识观，充分认识数据对企业业务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实现数据价值的基本前提；其次，数据安全治理不是企业安全部门自己的事，而是业务、数据处理和应用、安全等部门，甚至公司决策层一起参与和推动才能达成的目标；最后，安全合规是必须守住的红线，企业必须克服认知、技术能力、专业性、成本控制等方面的不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的规章管理制度，对数据进行采集、存储、使用、分析等，尽量避免安全威胁、数据泄露等风险。刘晓韬特别强调，企业实现合规，要有合理的标准、技术去支撑，比如为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删除权”怎样才算是合理、合法，做到怎样的程度才能满足监管方和用户的需求，这些都需要在日后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平衡。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不同行业的客户，因需求不同、起点也不同，通常会经历先购买一些安全设备，与业务进行融合，实现合规，然后再考虑与原有安全策略和措施相结合，最后体系化地思考未来的安全框架、思路，并与管理融会贯通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随着用户认知的不断提升，数据安全治理也在持续丰富和完善。
在数字时代，从以业务和流程为核心到以数据为驱动，数据和科技从以前的辅助业务的工具，变成了驱动业务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撑。谁拥有海量的可供分析的数据，谁能进行安全可靠高效的分析，谁就能掌握数据的主动权，更加充分地挖掘和发挥数据的价值。
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数据安全问题如影随行。从最初只是保证数据的安全存储，系统不被攻击，到实现企业由外到内的全面安全可控，再到“零信任+SASE”安全新基石的建立，不仅要保证静态数据的安全，更要保证数据在流动中的安全。这些都需要更多前瞻性的思考、更新的技术，以及更有力的保障和支撑。https://t.cn/A6flX1IS
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数据安全治理也许还需要更全面和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消化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数据安全治理并非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而是企业实实在在的需求，是政府和行业持续关注和推动的“大事情”。尤其是在《数据安全法》正式施行之后，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便成了大到整个国家、小到每个企业最基础和核心的工作。
数据安全治理源自客户的真实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不是和一些IT理念和技术一样，也是“舶来品”？
2015年，Gartner最早开始对数据安全治理的专业研究。而在国内，与国外的认知和实践几乎是同时起步的。这个吃螃蟹的就是安华金和。刘晓韬回忆说，2016年左右，在与一些高端客户打交道时发现，这些客户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安全防护产品和措施，思考其实更超前，希望从数据资产和价值的维度出发，在规范、策略等更高的层面，寻求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当时，某海关信息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关于数据是资产、资本的超前思想，让刘晓韬开始认真反思，数据安全不仅仅是提供相关产品和工具这么简单，而应从管理上入手，与业务场景充分结合，将数据安全与客户的组织架构、管理规范、策略、技术平台等统筹起来，从多个维度做好部署和防控，才能更好地解决客户遇到的安全难题。通过一系列全面而深入的调研，刘晓韬发现，当时国外个别厂商推出了类似个人隐私数据的管理框架等，而Gartner也开始谈论数据安全治理的话题。
刘晓韬清楚地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国客户客观而真实的需求。只要无限地贴近用户的前端应用需求，通过体系化的思考和研究，就能激发或者说产生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我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外输入的理念，而是在理念上不谋而合。
在Gartner提出数据安全治理的概念后，从全球范围来看，数据安全治理的研究和实践一直处于爬坡期。在国内，已经建立了有关数据安全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框架，但现在的关键仍是如何让行业客户更好地接受数据安全治理，并付诸实践。
时至今日，由安华金和支持和承办的“中国数据安全治理高峰论坛”已经连续成功地举办了四届，由安华金和等多家单位和专家共同撰写的《数据安全治理白皮书》也已经升级到3.0，数据安全治理在业界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共识。从国家监管、法律法规、行业参与、用户落地等各个层面，数据安全治理正加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尤其是在企业侧，越来越多作为数据资产拥有者的企业，开始更加细致地思索，如何联动业务部门、风控部门以及其他关联方，找准适合的切入点，建立统一的企业数据安全策略，共同推动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与发展。对于安华金和来说，最核心和紧迫的任务则是，如何充分发挥自己在专业、技术和服务上的优势，支撑并推动数据安全治理又快又好地落地。
实现数据安全治理的规范化、体系化
近几年，国内的行业用户在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成功的实践，只是尚未形成体系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数据安全法》的颁布和实施，可以看作是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领域的一道分水岭。从此，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将有法可依，在确保安全、合规、保护隐私等的基础上，使得数据的共享、利用和服务更加灵活、可靠、高效。
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到处于草案审议阶段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我国在监管以及法律法规层面，已经为数据安全治理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相对立法较早的国外来说，我国正迎头赶上，营造了一个较好的政策和法规保障的大环境。针对企业数据、个人数据、运营商和工业互联网数据的保护，以及密码管理等，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都有明确和严格的权责划分，也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制。诸如此类强有力的举措，带动了各行业头部客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积极开展实践，并循序渐进。从安全厂商的角度来看，与数据安全治理相关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上的创新也在快马加鞭。
“现在，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层出不穷，行业与企业对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再加上强大的执行力，相信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的创新和实践方面会后来居上，赶超国外。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指日可待。”刘晓韬如是说。
谈到当前中国数据安全治理的实践和进展，刘晓韬分析说，那些数据重要性高、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和更超前的数据安全意识，所以在数据安全治理实践方面会走在前面，比如金融、运营商，以及政务数据中心等。而更多传统行业用户，以及中小企业，因为认知、技术、自身发展阶段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可能只是在局部上实现了某些数据安全治理的功能，但还不成体系，仍需要一个逐步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从当前用户的需求来说，他们更迫切需要像安华金和这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专注且专业的综合性安全服务提供商。
不可否认，数据安全是当前的业界热点，以不同的技术实现路径和方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是大势所趋，这也引得云服务商、存储厂商等其他赛道的竞争者跨越赛道而来。
从商业实现的角度来分析，数据安全治理的门槛看似是降低了，因为用户需求激增，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不断涌现；但从数据安全治理的真正落地和实践来看，其实高门槛一直在那里。因为用户对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更加全面而深刻，同时广泛接触过相关的安全产品供应商，所以在评判和选择数据安全治理解决方案时，心中更有数，这也导致安全产品供应商及其解决方案的进入门槛水涨船高。
在这一背景和趋势下，安华金和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聚焦数据中心的安全，以数据安全为主航道，在坚持走专业化道路的同时，不断延展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产品线。刘晓韬举例说：“以前，我们主要是提供标准化的产品。但当看到现在的用户对顾问咨询，以及体系化的安全服务有更强烈的需求时，我们也从单纯提供产品，逐步扩展到提供数据安全运维管控平台，以及统一的运维管理服务等。”
近几年，在聚焦数据库安全、数据治理、云安全等核心业务的基础上，安华金和一直致力于实现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多元化，但同时也会恪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暂不涉足终端安全、通讯安全等领域，而对于像勒索病毒、远程办公安全等“后疫情时代”出现的新商机，也不盲目跟风，始终在业务数据安全这个主赛道上持续发力。
“我们是一家比较传统的to B科技型公司，并不是资本催熟的企业，虽然也完成了多轮融资，但都遵从公司正常的商业成长逻辑。”刘晓韬表示，“我们是一家有耐心和持久创新的公司，不会轻易打破现有的发展节奏。而且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也允许我们以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为根基，稳扎稳打前进。”
据记者了解，国内领先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大型能源企业、全球500强企业，以及国内知名的房地产和制造业头部客户，都是安华金和稳定的客户群体。这些客户拥有相同的特征：数据中心规模大，应用环境较复杂，对于数据安全治理有比较迫切的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旅程
我们不能单纯从技术和产品的角度来理解数据安全治理，因为它涉及从决策管理层到业务层、技术层，从规章管理制度到工具支撑、执行，由上而下贯穿企业整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完整链条。从企业内部，首先要统一认识，制定合理的策略和措施，从安全治理体系、合规、技术能力、解决方案以及服务等多个维度，实现数据安全治理。
当前，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面临一些重要挑战：首先是思想和意识层面，企业应该牢固树立数据安全意识观，充分认识数据对企业业务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实现数据价值的基本前提；其次，数据安全治理不是企业安全部门自己的事，而是业务、数据处理和应用、安全等部门，甚至公司决策层一起参与和推动才能达成的目标；最后，安全合规是必须守住的红线，企业必须克服认知、技术能力、专业性、成本控制等方面的不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的规章管理制度，对数据进行采集、存储、使用、分析等，尽量避免安全威胁、数据泄露等风险。刘晓韬特别强调，企业实现合规，要有合理的标准、技术去支撑，比如为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删除权”怎样才算是合理、合法，做到怎样的程度才能满足监管方和用户的需求，这些都需要在日后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平衡。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不同行业的客户，因需求不同、起点也不同，通常会经历先购买一些安全设备，与业务进行融合，实现合规，然后再考虑与原有安全策略和措施相结合，最后体系化地思考未来的安全框架、思路，并与管理融会贯通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随着用户认知的不断提升，数据安全治理也在持续丰富和完善。
在数字时代，从以业务和流程为核心到以数据为驱动，数据和科技从以前的辅助业务的工具，变成了驱动业务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撑。谁拥有海量的可供分析的数据，谁能进行安全可靠高效的分析，谁就能掌握数据的主动权，更加充分地挖掘和发挥数据的价值。
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数据安全问题如影随行。从最初只是保证数据的安全存储，系统不被攻击，到实现企业由外到内的全面安全可控，再到“零信任+SASE”安全新基石的建立，不仅要保证静态数据的安全，更要保证数据在流动中的安全。这些都需要更多前瞻性的思考、更新的技术，以及更有力的保障和支撑。https://t.cn/A6flX1IS
专家观点：北京半导体行业协会朱晶：我国集成电路国产化将受六大因素影响
刚刚结束的“十三五”期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实现快速增长，总体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20%，设计、制造、封测三业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23%、23%、13%，在集成电路关键产品、设备与基础材料等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都不断提升。
根据Gartner预测，目前中国在蜂窝基带芯片和CIS、AP、智能卡等消费电子芯片领域已取得了约10%的全球市场份额，未来三年，先进封装也将取得这一成绩，NAND存储需要五年，而DRAM、用于电脑和服务器的MPU、先进工艺、半导体设备/材料/设备零部件以及EDA工具等领域可能需要花上十年时间。
朱晶指出，我国集成电路国产化将受到地缘因素、技术革新换代、超大规模市场、半垄断行业、拔尖人才外溢和产业链协同等六大因素影响。
地缘因素。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今年发布的《新技术与数据的地缘政治影响委员会报告》中指出，地缘技术是指某项技术一旦重要到能够影响社会运转的程度，那么它就会被当成“地缘技术”来考量。未来十年全球将迎来“地缘技术十年（GeoTech Decade）”，涉及数字经济使能技术、智能系统技术、全球卫生与健康技术、扩大人类、企业和政府活动疆界的技术、人类增强技术、未来基础技术等六大领域。
当前集成电路产业即因为其作为未来基础技术的重要性而被美国视为“地缘技术”，中美纷争为地缘因素驱动集成电路国产化进程提供了外部条件，半导体设备、EDA等美企垄断性强、技术壁垒高、人才稀缺的上游领域，国产化进程受此影响更为明显。
朱晶表示，我国在上述领域尤其在光刻机、涂胶显影机、检测设备、先进制程离子注入机，以及光刻胶、硅晶圆等细分领域基础差、任务重、研发难，且投入周期长、人才少，可能需要十年以上的国产化替代周期，需要举国体制以钉钉子精神，长抓不懈。
技术革新换代窗口因素。随着摩尔定律越来越接近物理极限和工艺技术面临光刻工艺、新材料及工艺、工艺波动、新结构、工艺整合及良率提升等方面的巨大挑战，能够延续摩尔定律，解决纳米尺度器件面临的短沟道效应、高泄漏电路和60mV/dec的亚阈值摆幅限制等问题，以FinFET技术为标志的后摩尔时代新器件技术已经到来。朱晶将后摩尔时代总体分为三个阶段：以晶体管结构、工艺和材料创新为主的延续摩尔阶段；以应用驱动异质集成的扩展摩尔阶段；以新器件、新原理、新材料应用创新的超越摩尔时代。
近年来，我国在先进领域的研发水平逐步提升，例如去年国内共有23篇ISSCC论文入选，位列全球第三，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论文由学术界和业界合作完成，比例超过韩国、美国。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在新器件、新原理、新材料等方面有望赶上技术革新换代窗口机遇。
超大规模市场因素。国内拥有全球最大的品牌整机需求，在超高清视频、消费可穿戴、便携式储能和泛安防等领域具有场景定义权或者产品定价权，技术迭代快，微创新多，集成和方案能力强。面向中国特色市场的芯片领域国产化将受益于内循环加速，1~3年内快速实现国产化替代，或者从一开始就是国产芯片主导。
行业垄断优势。新基建行业（泛信创）将带动国产化率显著提升，得益于系统+芯片协同开发的趋势，供应链安全保障（主动开始和中小企业合作），生态意识等因素，将带动功率半导体、家电相关芯片、智能电网相关芯片、5G相关芯片等领域国产化率大幅提升。
拔尖人才外溢。在一些长期被海外巨头垄断、技术壁垒较高、国内本土人才奇缺的领域，近年来出现明显的人才外溢，例如GPU、EDA、模拟、射频（滤波器）、设备（前道量测、光刻零部件）等。这是由于国产替代导致海外企业收缩国内布局，疫情影响、科创板带来的财富效应、海外企业并购中国区变动、国内企业整合等等市场变动所导致。
基于拔尖人才外溢带来的国产化推进将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技术力量分散。以GPU领域为例，近几年从硅谷英伟达、高通、海思以及国内的AMD分公司、兆芯（S3）和海思等企业外溢出的人才，催生了登临、天数智芯、沐曦、摩尔线程、海飞科、壁仞等一批GPU创业团队。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中国实现GPU从0到1的突破，但这些领域的替代难度往往不是仅靠人才就能解决的。
产业链协同。部分产业环节的国产化需要产业链下游的国产化率先有所提升，大大提高了国产替代的难度。例如光刻机与光刻胶需要搭配使用，那么这两者在新产品开发、产品销售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协同效应，所以光刻胶能做好的先决条件是国产光刻机也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其他类似的领域还包括关键IP、装备零部件等。
朱晶认为，在上述六大因素驱动下，各领域集成电路国产化替代进程将有不同程度的节奏。在超大规模市场和半垄断行业因素影响下，门槛较低的消费电子芯片以及工业、轨道交通芯片、汽车半导体、5G基站芯片等领域将在未来5年内率先实现国产化替代；在技术革新换代因素影响下，门槛较高的智能计算、新型存储、AI+EDA、先进封装、宽禁带半导体将在未来5~7年实现国产化替代；在技术性地缘、需要产业链协同、人才等因素影响下的GPU、EDA和IP、射频前端模组、光刻胶、半导体零部件以及企业级SSD主控等领域，先进工艺、前道量测/离子注入/光刻机等半导体设备和硅片、化学品、特气等半导体材料则需要7年甚至10年以上的国产化替代过程。#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
刚刚结束的“十三五”期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实现快速增长，总体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20%，设计、制造、封测三业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23%、23%、13%，在集成电路关键产品、设备与基础材料等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都不断提升。
根据Gartner预测，目前中国在蜂窝基带芯片和CIS、AP、智能卡等消费电子芯片领域已取得了约10%的全球市场份额，未来三年，先进封装也将取得这一成绩，NAND存储需要五年，而DRAM、用于电脑和服务器的MPU、先进工艺、半导体设备/材料/设备零部件以及EDA工具等领域可能需要花上十年时间。
朱晶指出，我国集成电路国产化将受到地缘因素、技术革新换代、超大规模市场、半垄断行业、拔尖人才外溢和产业链协同等六大因素影响。
地缘因素。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今年发布的《新技术与数据的地缘政治影响委员会报告》中指出，地缘技术是指某项技术一旦重要到能够影响社会运转的程度，那么它就会被当成“地缘技术”来考量。未来十年全球将迎来“地缘技术十年（GeoTech Decade）”，涉及数字经济使能技术、智能系统技术、全球卫生与健康技术、扩大人类、企业和政府活动疆界的技术、人类增强技术、未来基础技术等六大领域。
当前集成电路产业即因为其作为未来基础技术的重要性而被美国视为“地缘技术”，中美纷争为地缘因素驱动集成电路国产化进程提供了外部条件，半导体设备、EDA等美企垄断性强、技术壁垒高、人才稀缺的上游领域，国产化进程受此影响更为明显。
朱晶表示，我国在上述领域尤其在光刻机、涂胶显影机、检测设备、先进制程离子注入机，以及光刻胶、硅晶圆等细分领域基础差、任务重、研发难，且投入周期长、人才少，可能需要十年以上的国产化替代周期，需要举国体制以钉钉子精神，长抓不懈。
技术革新换代窗口因素。随着摩尔定律越来越接近物理极限和工艺技术面临光刻工艺、新材料及工艺、工艺波动、新结构、工艺整合及良率提升等方面的巨大挑战，能够延续摩尔定律，解决纳米尺度器件面临的短沟道效应、高泄漏电路和60mV/dec的亚阈值摆幅限制等问题，以FinFET技术为标志的后摩尔时代新器件技术已经到来。朱晶将后摩尔时代总体分为三个阶段：以晶体管结构、工艺和材料创新为主的延续摩尔阶段；以应用驱动异质集成的扩展摩尔阶段；以新器件、新原理、新材料应用创新的超越摩尔时代。
近年来，我国在先进领域的研发水平逐步提升，例如去年国内共有23篇ISSCC论文入选，位列全球第三，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论文由学术界和业界合作完成，比例超过韩国、美国。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在新器件、新原理、新材料等方面有望赶上技术革新换代窗口机遇。
超大规模市场因素。国内拥有全球最大的品牌整机需求，在超高清视频、消费可穿戴、便携式储能和泛安防等领域具有场景定义权或者产品定价权，技术迭代快，微创新多，集成和方案能力强。面向中国特色市场的芯片领域国产化将受益于内循环加速，1~3年内快速实现国产化替代，或者从一开始就是国产芯片主导。
行业垄断优势。新基建行业（泛信创）将带动国产化率显著提升，得益于系统+芯片协同开发的趋势，供应链安全保障（主动开始和中小企业合作），生态意识等因素，将带动功率半导体、家电相关芯片、智能电网相关芯片、5G相关芯片等领域国产化率大幅提升。
拔尖人才外溢。在一些长期被海外巨头垄断、技术壁垒较高、国内本土人才奇缺的领域，近年来出现明显的人才外溢，例如GPU、EDA、模拟、射频（滤波器）、设备（前道量测、光刻零部件）等。这是由于国产替代导致海外企业收缩国内布局，疫情影响、科创板带来的财富效应、海外企业并购中国区变动、国内企业整合等等市场变动所导致。
基于拔尖人才外溢带来的国产化推进将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技术力量分散。以GPU领域为例，近几年从硅谷英伟达、高通、海思以及国内的AMD分公司、兆芯（S3）和海思等企业外溢出的人才，催生了登临、天数智芯、沐曦、摩尔线程、海飞科、壁仞等一批GPU创业团队。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中国实现GPU从0到1的突破，但这些领域的替代难度往往不是仅靠人才就能解决的。
产业链协同。部分产业环节的国产化需要产业链下游的国产化率先有所提升，大大提高了国产替代的难度。例如光刻机与光刻胶需要搭配使用，那么这两者在新产品开发、产品销售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协同效应，所以光刻胶能做好的先决条件是国产光刻机也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其他类似的领域还包括关键IP、装备零部件等。
朱晶认为，在上述六大因素驱动下，各领域集成电路国产化替代进程将有不同程度的节奏。在超大规模市场和半垄断行业因素影响下，门槛较低的消费电子芯片以及工业、轨道交通芯片、汽车半导体、5G基站芯片等领域将在未来5年内率先实现国产化替代；在技术革新换代因素影响下，门槛较高的智能计算、新型存储、AI+EDA、先进封装、宽禁带半导体将在未来5~7年实现国产化替代；在技术性地缘、需要产业链协同、人才等因素影响下的GPU、EDA和IP、射频前端模组、光刻胶、半导体零部件以及企业级SSD主控等领域，先进工艺、前道量测/离子注入/光刻机等半导体设备和硅片、化学品、特气等半导体材料则需要7年甚至10年以上的国产化替代过程。#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
【面板知识速成（二）产业链结构】 一、上游材料和元件（玻璃基板、彩色滤光、驱动IC、偏光片、液晶材料等）上游领域的技术壁垒和行业集中度较高，部分产品较为依赖国外供应商。目前，全球能够规模化提供玻璃基板的厂商主要有美国企业康宁、日本企业旭硝子、电气硝子以及安瀚视特。我国的国产玻璃基板供给占比非常微小，需要大量进口。彩色滤光片、偏光片、液晶材料、驱动IC和有机发光材料等供应亦主要集中于少数几家外国厂商。1.玻璃基板是一种高性能玻璃，是TFT-LCD面板行业上游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也是运输成本较高的原材料之一。之所以在产业链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液晶显示器的分辨率、透光度、重量、视角等都与玻璃基板的性能密切相关。每一块TFT-LCD面板，都需要两片相同大小的玻璃基板，分别用作薄膜电晶体基板（TFT基板）和彩色滤光片基板（CF基板）。近几年TFT-LCD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出货面积屡创新高，市场对玻璃基板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由于投资门槛高、技术风险大，海外玻璃基板企业长期对核心技术严密封锁，导致国内面板企业主要依靠进口解决玻璃基板的来源问题。全球近200亿美元的利润主要被四家厂商瓜分，康宁（包括三星康宁合资公司）约占了全球市场的50%，日本的旭硝子25.8%、电气硝子19.6%，安翰视特占3.6%。2.液晶材料分为单晶和混晶，任何一种单晶不能直接用于显示，液晶显示材料配方中需混合10种到20种不同的单晶，我们称之为混晶。单晶是混晶的必备材料，混晶生产商自己生产一部分单晶，其余由专业单晶生厂商生产。单晶相比于混晶的附加价值低，生产重心已向我国转移，国内生产单晶的厂商主要有烟台万润、西安瑞联、上海康鹏等。混晶的技术垄断性较强，被德国Merck、日本Chisso和大日本油墨（DIC）三家占据了市场96%的份额。国内从事混晶材料的公司主要有诚志永华和清华亚王，产品主要用于低端市场，约占低端产品70%。液晶材料其成品性质效能具有一定变量，并不能100%保证各批次的产品都在同一水准上。生产过程中对液晶材料中各种杂质的控制只能维持在一定范围内，但一旦混入意外未知杂质，就有可能导致生产出来的一批液晶面板报废，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因此无论产业链最下游的面板制造企业，还是公司的客户混合液晶生产企业，都偏好稳定成熟的上游材料供应，这也就导致尽管液晶材料在液晶面板材料成本的3%-5%，但它却是关键的、不可替代的组件。液晶材料品质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液晶显示器的响应速度、对比度、视角等关键指标。混晶厂商将多种单体液晶材料经过物理混配过程形成混合液晶材料，最终应用于液晶显示面板。目前，液晶材料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分工明确，发行人、万润股份等上游企业在化学合成、纯化等方面具备竞争优势，而Merck、JNC、八亿时空等下游混晶厂商在物理混配及配方专利上形成了壁垒，上下游企业在各自领域发挥竞争优势、互惠合作。3.偏光片市场主要被日韩企业垄断，韩国LG 化学占市场份额27%，日本东电工占26%，住友化学占24%。偏光片上游的主要原材料TAC 膜和PVA 膜更是被日本企业牢牢掌控。日本富士占据TAC 薄膜60%以上市场份额，KONICA 占据约20%的市场。日本可乐里（Kuarary）占据PVA 薄膜70%以上的市场。目前国内TFT-LCD用偏光片产品仍处于发展的初期，当前TFT用偏光片产能大约为1200万平米，国内供给率为10%左右，未来国产化替代空间巨大。主要的生产厂商有深纺织子公司盛波光电和三利普。自2012年起，中国偏光片产能占全球总产能的比例逐渐升高，全球最大的三家偏光片厂商占据全球产能占比逐年下降表明国产偏光片正在加速替代，将进一步减少大陆面板厂商的上游原材料成本。4.背光模组是显示面板最贵的部分，占了成本大约20%以上，但是技术难度不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全球绝大部分背光模组都是在我国生产。但是背光模组60%左右的成本来自光学膜，主要包括扩散膜，反射膜，增亮膜等，这方面国产进度还不错，发展速度很快。国内比较专注扩散膜，反射膜，增亮膜生产的宁波激智科技，增长也很快。光学膜国产康得新是龙头主力，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光学膜生产企业之一。然而更上游的材料，国产还需要继续努力 这些光学膜的生产主要原料是光学基膜，要生产光学膜，就要采购光学基膜，目前在光学基膜方面，全球80%以上的产能由三菱树脂、东丽、帝人、杜邦、可隆、SKC、东洋纺等几大巨头所垄断。国产的厂家有乐凯集团，康得新，裕兴股份，南洋科技（东旭成化学）等等。5.面板自动化设备台湾面板设备厂商主要专注LCD面板后段制程设备及检测设备。LCD液晶面板制造主要分为三段，前段Array阵列制程、中端Cell成盒制程以及后段Module模组制程。其中前两段工艺制程技术难度较大，目前日本、韩国、美国仍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我国台湾地区的面板设备厂商目前在后段设备已基本实现自主生产，并有向中前端拓展的趋势。此外，检测设备贯穿整个面板生产线，台湾设备厂商在三段制程中均已实现布局。与台湾设备厂商切入的角度类似，大陆面板设备厂商也是从后段模组制程设备及检测设备起步。目前大陆面板设备厂商发展较快的企业包括：专注面板设备检测国内龙头精测电子，以及在后段模组制程设备的主要供应商鑫三力（智云股份子公司）、联得装备、深科达及集银科技（正业科技子公司）、太原风华（未上市）等几家厂商。二、中游面板制造主要制程包括清洗，涂布，曝光，蚀刻，电镀等等。后续制程包括检查，切割，贴片，模组，成盒等等。通过在玻璃基板上制作TFT阵列和CF基板，将CF作为上板和TFT下板自建灌注液晶并贴合，最后再贴上偏光片，连接驱动IC和控制电路板，与背光模组进行组装，最终形成整块液晶面板模组。目前面板生产厂商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韩国、台湾、日本。当下LCD面板在大尺寸TV应用中仍具更高的成本竞争优势，在大尺寸TFT-LCD产线布局方面，国内的京东方、华星、惠科等处于领先地位。OLED领域，三星在全球范围内一家独大，是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作为全球手机第二大生产商，三星自给自足的面板供应仍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京东方、华星光电、深天马、维信诺等中国大陆厂商积极扩产。由于小尺寸OLED技术的不断发展，良率不断提升，成本逐渐下降，产能的陆续释放，在手机应用端已经出现了OLED代替的趋势。而电视端目前依然是LCD为主，市场上高端电视的代表就是OLED和量子点。量子点技术的推广厂商主要包括三星、索尼、TCL等厂商，OLED则由LG力推，长虹、康佳等跟进。量子点技术目前依然处于发展之中，现有的量子点电视依然依托于LCD液晶面板，利用蓝光LED作为背光源，通过量子点材料介质后与其中的纳米颗粒发生反应后，发出像素三色光源，改善了传统LCD液晶电视色域低的缺点，并大大提升了亮度，甚至可以媲美OLED电视。但量子点的本质依然是优化了的LCD，需要背光，且无法做成柔性显示，属于一种“折中”方案的技术，随着QLED的出现，未来量子点技术也将朝着自发光的方向发展。OLED 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优势：1) OLED 具有息屏显示（Always On Display），即部分屏幕亮光，能够有效减少能耗，规避 LCD 屏幕的漏光现象。2) OLED 具备更高对比度。在显示黑色时由于 LCD 屏是通过调节液晶而不是 关闭背光源，OLED 屏幕直接关闭光源，因此在对比度上 OLED屏具有显 著优势。3) OLED 具有更快响应时间。LCD 液晶层在低温时液晶分子偏转速度明显变 慢，导致出现“残影”现象，OLED 响应时间相比 LCD 层有明显的优势。4) OLED 可应用于超薄屏。在手机等应用端显示屏幕超薄意味着手机内部空间 的释放，对手机设计来说释放的空间就可以用于新功能的实现或更大电池的 容纳。5) OLED 可应用于折叠屏。折叠屏也被认为是下一代手机革新的方向之一，同时，通过屏幕折叠也可以通过 COP 封装在手机上做到全面屏与曲面屏，手 机显示进一步优化。劣势：1) OLED 普遍寿命较短。OLED 屏发光层由于电子迁移频繁并且有机物相对更 容易老化，会出现部分区域由于老化不均而导致的“烧屏”现象，即显示色彩 不均匀。2) OLED 调光方式采用 PWM 模式，存在伤眼风险。Mini LED 对传统液晶面板厂而言是产品规格升级的契机，有效延长了 LCD 技 术的生命周期。由于 Mini LED 背光技术与传统 LED 背光技术的差别仅在于使用更多颗 Mini LED 芯片，因此对于面板厂来说，只需要重新投资部分设备，如打件转移、 检测设备，以及重新设计驱动 IC 和挑选基板即可。在可以沿用既有的面板产线的情 况下，对于面板厂来说切换成本较低。三、下游应用则是面向用户的终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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