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泰“传感中国芯”的湖南担当
——解读中国首条压力传感芯片量产线背后的故事
■ 李 治
（刊载于《湖南日报》2021年12月1日10版）
#中国科技##传感器#
不久前，在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智能传感大会上，湖南启泰传感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启泰公司”或“启泰”）被评为“2021感知领航年度杰出创新企业（成长型企业组，全国总共三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国秋被评为“2021感知领航八大标杆人物之一”。作为唯一代表，为湖南捧回行业盛会的最高荣誉。
传感器是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感知基础和数据来源，已经成为推动数字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与重要引擎。
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表明，传感器的需求量将随着经济和科技进步而水涨船高。《第三次工业革命》和《零边际成本社会》作者杰里米·里夫金甚至曾大胆猜想，“2030 年，全球应用的传感器数量将从 2013 年的 35 亿个突飞猛进到超过 100 万亿个，人与自然环境通过传感器紧密相连。”
近些年来，随着国际产业竞争格局的变化，全球万亿级传感器产业格局重新洗牌。这为智能传感器国产化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
制造业正朝着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转型，传感器的大量使用将是传统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为传感器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王国秋介绍，在工业控制、石油石化、采油炼油、航空航天、城市管网监测、工程机械、汽车等领域，压力传感器使用非常广泛。如一辆传统燃油汽车上面，压力传感器超过20颗。在未来发展中，压力传感器会趋向微型化、内置化、数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
产业竞争为传感器打开巨大的市场机会，正是检验企业技术真功夫的关键时刻。
“我不能说启泰的产品超过了欧美国家，但至少不会逊色。”启泰公司所在的长沙是工程机械之都，全球50强中，有4家在此地。
长沙工程机械产业规模全国第一，但液压传感器作为关键零部件还长期依赖进口。两年前，启泰量产线通线，长沙乃至全国工程机械产业的液压传感器配套需求均可实现自主可控。
经过对产品的严格筛查，启泰公司今年已是本土三一集团、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工程机械巨头的合格供应商。
沈阳国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等业内权威机构的抽查检测结果表明，由工程机械类客户单位送检的启泰传感器，各项指标均达到优良水平。大部分指标甚至高于国外一流企业的产品。
王国秋提到一件趣事，一家企业在对启泰公司产品的反复测试中，发现其各项性能指标好得超乎预期。怀疑启泰特意挑好的送检。有一次搞了个突然袭击，派人直接上门，找到库房挑了一些刚出产的产品去测试。结果发现，性能指标和之前的测试完全一致。
【自主可控】 传感器虽小作用大
在我国民用市场完全空白的金属基MEMS压敏芯片领域翩翩起舞，开启自主可控的全新技术时代，启泰公司凭什么这么牛？其技术产业化的价值到底有多大？
早些年，我国对传感器的发展有很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传感器非常重要，需要国家加大力度来支持。但也有一种声音说，传感器单体价值不高，发展起来非常难，中国没有必要去做，用国际上现成的产品就好。美其名曰，产业分工。
王国秋介绍，我国自己能够生产的传感器敏感芯片占据份额不到10%。比如压敏金属基芯片，国产率不到0.5%。国内民品市场国产芯片，在启泰量产之前，颗粒无收。
“没有传感器，什么设备的能力都发挥不出来。所以传感器单个价值不大，但作用巨大。” 王国秋说，我国去年起加大对传感器研发的支持力度。但这种支持多从研究型出发，忽略了产业型。而产业化主要靠各种设备、工艺来保障。如果在特种工艺和设备上没有投入的话，产业化不可能有结果。
王国秋说，传感器敏感芯片生产线不像一般的集成电路产线那样具有通用性，一条传感器敏感芯片线，往往只能做很少种类的产品。比如说做温度传感器的产线不能做压力传感器，反之亦然。
“尽管单条线3到5亿元的投资看起来不大，但是由于传感器的种类太多，要把这两三万种传感器敏感芯片都做全，这个投资也是一个巨大的数额。”王国秋表示，传感器敏感芯片短期内完全自主可控有困难，有些传感器芯片不花10-20年时间是做不好的。
创新不是空喊口号，没有速成法，不经过长期积累是无法创新的。
基于科学预见和科学家情怀，启泰在压力传感器产业化这条道路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
启泰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在国家早期没有一分钱的投入下，在这个“高技术门槛、高资金门槛、高人才门槛”的微机电领域，以不管企业是否实现盈利，也一定要研发出“传感中国芯”，在产品价格与质量上与国外竞争的目标。凭借着满腔热诚和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秉性，王国秋最终坚持了下来。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已将微机电系统作为集成电路的特色工艺纳入到了“十四五”前沿攻关技术领域，“传感中国芯”真正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研发历程】 这把剑磨了十五年
压力传感器的核心技术是敏感芯片，从相关技术的研发到量产，王国秋这把剑磨了15年。
王国秋是从事“中国芯”较早的一批科研人员。早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后任湖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得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主持过4项国家级集成电路项目，湖南省政府曾给其记一等功。
2006年，王国秋研究重心转向应用广泛的压敏芯片和传感器，并决定走产业化道路。但是，压敏芯片的研制难度远超王国秋的预料。实验数不胜数，纽扣般大小的基底材料一箩筐、一箩筐的被烧坏。仅从2019年通线开始，调试工艺和设备用的芯片就消耗了1.9万颗。
但他的投入几近痴迷，这些年心无旁骛，没有做过其他投资。别说不赚快钱做房地产，连自己的住房都一直没有买，股票从没开过户。
研发是有风险的，因为一旦卡在一个环节上过不去，意味着前面的所有投入都白费。
面对各种困境，王国秋也有过几近崩溃、差点放弃的时刻，“要买材料、买设备、做实验，200万元很快就没了，还欠下了一屁股债，过年都有人上门讨债。还好，最终挺过来了。”
2013年，符合国际主流技术的压敏芯片关键技术终于破冰。这不是简单地重复国外的技术，而是一场颠覆性原创，研发了全新的功能材料和电路布局。
2016年开始建量产中试线，2019年，启泰的一条规范的高标准金属基压敏芯片生产线建成，从材料、核心技术、关键工艺和设备，到厂房的设计、芯片检测、封装均由启泰团队自主完成。
这是国内第一条量产线，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条。
自此，启泰攻克了“传感中国芯”生产全流程的难题，填补了我国规模化生产线的空白。
长沙市工程机械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吴京生说，启泰生产的芯片，是中国目前很少几类能与国际先进同类芯片相PK的芯片产品，是真正填补市场空白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产品。
通线的喜悦实在是太短暂。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休息一下，意料之中的“拦路虎”很快又出现了。芯片产线最麻烦的是良率、产能双爬坡，启泰生产线的第一批下线产品合格率不到20%。于是，启泰人开始了艰苦的良率爬坡。
所谓的良率爬坡，就是攻克产线里几十套生产工艺，任何一套工艺没有攻克，生产就会在这个环节停摆。例如，在光刻环节，由于进口的光刻胶不适合金属基底，启泰人硬是“跨界”配置出了自己的光刻胶，定制出了自己的光刻机。没有专用光刻机，生产效率是不可能提升的，产品的品质更无法保证。在产线建设中，由于芯片的基底不是硅材，由此导致传统的设备失效，这样的学费交了许多。如研磨机也是由国内知名厂商定制的，但它达不到对粗糙度的要求，第一台研磨机就交了学费。
又是一年半时间的努力，在产线上喂了1.9万颗基底，启泰产品现在的良率终于稳定在95%上下。
“在这个行业里面，95%良率是目前的天花板了。”王国秋自豪地说。
产能爬坡也在同步进行。启泰第一条线的设计产能是每年600万颗。目前正在根据市场的需求，逐步释放产能。
不久的将来，启泰首条线每年可生产600万颗金属基压敏芯片和数百万支传感器，年产值可达10亿元。
【湖南力量】 “三个高地”生力军
11月28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省人民会堂胜利闭幕。
在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为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而努力奋斗的历史号角声中，启泰正加快启动第二条生产线的建设。产品专门针对新能源汽车，年产值将达到50亿元，可填补我国汽车传感器这类芯片领域产线的空白。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重点抓好十大技术攻关项目。其中列出的“湘潭大学碳基生物等先进传感器件项目”提到，湘潭大学、启泰传感等正在研制的传感器，突破碳基场效应晶体管传感器和我国工程机械、汽车产业液压装备发展的高性能压力传感器关键瓶颈技术，实现液压装备金属基薄膜压力传感器芯片产业化，建设液压装备压力传感器封装生产线，实现进口替代，提升我省工程机械关键核心零部件配套能力。
不久前，建设银行给予启泰传感授信1.39亿元，第一笔款项8000万元已到账。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芯片产能的建设上。
建行浏阳支行行长章卓说，建行以服务全省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增强服务国家建设能力为己任，今年以来，通过“五大行动”已对重点高科技型企业实现了走访的全覆盖。“对湖南十大攻关项目启泰的支持，得益于省行浓厚的创新氛围和创新实力。在省行直接指导下，我们通过产品创新，克服了公司处于初创期在融资上的系列限制，成功实现授信，这在金融支持科技企业发展上有较强的示范意义。基于启泰在传感器领域的核心地位，我们会长期合作而不仅仅是微风拂面式的短期支持。”
11月中旬，中国安全应急产业大会创投交易会发布项目评审结果，启泰公司“智慧消防物联网监测系统”入选为50大优秀项目之一，项目的核心支撑点就是启泰芯片在低压领域的重大突破。在国际上，这类芯片的最低测压只能到1MPa。而启泰芯片的最低测压可以到0.2MPa，将测量能力下探了两个数量级。
此前，长沙银行对启泰的预授信高达20亿元，积极支持启泰传感进军智慧消防领域。
今年5月29日，湖南省传感器产业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长沙召开，王国秋当选第一届会长。
湖南省传感器产业促进会的成立，是传感器产业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在启泰等行业龙头企业带动下，促进会将加快传感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攻克关键技术，发挥传感器产业促进会引领、规范、协调、服务的重大作用，未来将引导全省人工智能与传感器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助力湖南省打造成为传感器产业强省，为建设现代化新湖南贡献力量。
“传感器核心是敏感芯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敏感芯片还是我国的短板。”展望未来，王国秋表示将继续攻坚克难，为我国制造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湖南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作出新的应有贡献！
——解读中国首条压力传感芯片量产线背后的故事
■ 李 治
（刊载于《湖南日报》2021年12月1日10版）
#中国科技##传感器#
不久前，在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智能传感大会上，湖南启泰传感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启泰公司”或“启泰”）被评为“2021感知领航年度杰出创新企业（成长型企业组，全国总共三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国秋被评为“2021感知领航八大标杆人物之一”。作为唯一代表，为湖南捧回行业盛会的最高荣誉。
传感器是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感知基础和数据来源，已经成为推动数字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与重要引擎。
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表明，传感器的需求量将随着经济和科技进步而水涨船高。《第三次工业革命》和《零边际成本社会》作者杰里米·里夫金甚至曾大胆猜想，“2030 年，全球应用的传感器数量将从 2013 年的 35 亿个突飞猛进到超过 100 万亿个，人与自然环境通过传感器紧密相连。”
近些年来，随着国际产业竞争格局的变化，全球万亿级传感器产业格局重新洗牌。这为智能传感器国产化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
制造业正朝着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转型，传感器的大量使用将是传统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为传感器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王国秋介绍，在工业控制、石油石化、采油炼油、航空航天、城市管网监测、工程机械、汽车等领域，压力传感器使用非常广泛。如一辆传统燃油汽车上面，压力传感器超过20颗。在未来发展中，压力传感器会趋向微型化、内置化、数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
产业竞争为传感器打开巨大的市场机会，正是检验企业技术真功夫的关键时刻。
“我不能说启泰的产品超过了欧美国家，但至少不会逊色。”启泰公司所在的长沙是工程机械之都，全球50强中，有4家在此地。
长沙工程机械产业规模全国第一，但液压传感器作为关键零部件还长期依赖进口。两年前，启泰量产线通线，长沙乃至全国工程机械产业的液压传感器配套需求均可实现自主可控。
经过对产品的严格筛查，启泰公司今年已是本土三一集团、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工程机械巨头的合格供应商。
沈阳国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等业内权威机构的抽查检测结果表明，由工程机械类客户单位送检的启泰传感器，各项指标均达到优良水平。大部分指标甚至高于国外一流企业的产品。
王国秋提到一件趣事，一家企业在对启泰公司产品的反复测试中，发现其各项性能指标好得超乎预期。怀疑启泰特意挑好的送检。有一次搞了个突然袭击，派人直接上门，找到库房挑了一些刚出产的产品去测试。结果发现，性能指标和之前的测试完全一致。
【自主可控】 传感器虽小作用大
在我国民用市场完全空白的金属基MEMS压敏芯片领域翩翩起舞，开启自主可控的全新技术时代，启泰公司凭什么这么牛？其技术产业化的价值到底有多大？
早些年，我国对传感器的发展有很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传感器非常重要，需要国家加大力度来支持。但也有一种声音说，传感器单体价值不高，发展起来非常难，中国没有必要去做，用国际上现成的产品就好。美其名曰，产业分工。
王国秋介绍，我国自己能够生产的传感器敏感芯片占据份额不到10%。比如压敏金属基芯片，国产率不到0.5%。国内民品市场国产芯片，在启泰量产之前，颗粒无收。
“没有传感器，什么设备的能力都发挥不出来。所以传感器单个价值不大，但作用巨大。” 王国秋说，我国去年起加大对传感器研发的支持力度。但这种支持多从研究型出发，忽略了产业型。而产业化主要靠各种设备、工艺来保障。如果在特种工艺和设备上没有投入的话，产业化不可能有结果。
王国秋说，传感器敏感芯片生产线不像一般的集成电路产线那样具有通用性，一条传感器敏感芯片线，往往只能做很少种类的产品。比如说做温度传感器的产线不能做压力传感器，反之亦然。
“尽管单条线3到5亿元的投资看起来不大，但是由于传感器的种类太多，要把这两三万种传感器敏感芯片都做全，这个投资也是一个巨大的数额。”王国秋表示，传感器敏感芯片短期内完全自主可控有困难，有些传感器芯片不花10-20年时间是做不好的。
创新不是空喊口号，没有速成法，不经过长期积累是无法创新的。
基于科学预见和科学家情怀，启泰在压力传感器产业化这条道路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
启泰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在国家早期没有一分钱的投入下，在这个“高技术门槛、高资金门槛、高人才门槛”的微机电领域，以不管企业是否实现盈利，也一定要研发出“传感中国芯”，在产品价格与质量上与国外竞争的目标。凭借着满腔热诚和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秉性，王国秋最终坚持了下来。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已将微机电系统作为集成电路的特色工艺纳入到了“十四五”前沿攻关技术领域，“传感中国芯”真正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研发历程】 这把剑磨了十五年
压力传感器的核心技术是敏感芯片，从相关技术的研发到量产，王国秋这把剑磨了15年。
王国秋是从事“中国芯”较早的一批科研人员。早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后任湖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得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主持过4项国家级集成电路项目，湖南省政府曾给其记一等功。
2006年，王国秋研究重心转向应用广泛的压敏芯片和传感器，并决定走产业化道路。但是，压敏芯片的研制难度远超王国秋的预料。实验数不胜数，纽扣般大小的基底材料一箩筐、一箩筐的被烧坏。仅从2019年通线开始，调试工艺和设备用的芯片就消耗了1.9万颗。
但他的投入几近痴迷，这些年心无旁骛，没有做过其他投资。别说不赚快钱做房地产，连自己的住房都一直没有买，股票从没开过户。
研发是有风险的，因为一旦卡在一个环节上过不去，意味着前面的所有投入都白费。
面对各种困境，王国秋也有过几近崩溃、差点放弃的时刻，“要买材料、买设备、做实验，200万元很快就没了，还欠下了一屁股债，过年都有人上门讨债。还好，最终挺过来了。”
2013年，符合国际主流技术的压敏芯片关键技术终于破冰。这不是简单地重复国外的技术，而是一场颠覆性原创，研发了全新的功能材料和电路布局。
2016年开始建量产中试线，2019年，启泰的一条规范的高标准金属基压敏芯片生产线建成，从材料、核心技术、关键工艺和设备，到厂房的设计、芯片检测、封装均由启泰团队自主完成。
这是国内第一条量产线，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条。
自此，启泰攻克了“传感中国芯”生产全流程的难题，填补了我国规模化生产线的空白。
长沙市工程机械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吴京生说，启泰生产的芯片，是中国目前很少几类能与国际先进同类芯片相PK的芯片产品，是真正填补市场空白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产品。
通线的喜悦实在是太短暂。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休息一下，意料之中的“拦路虎”很快又出现了。芯片产线最麻烦的是良率、产能双爬坡，启泰生产线的第一批下线产品合格率不到20%。于是，启泰人开始了艰苦的良率爬坡。
所谓的良率爬坡，就是攻克产线里几十套生产工艺，任何一套工艺没有攻克，生产就会在这个环节停摆。例如，在光刻环节，由于进口的光刻胶不适合金属基底，启泰人硬是“跨界”配置出了自己的光刻胶，定制出了自己的光刻机。没有专用光刻机，生产效率是不可能提升的，产品的品质更无法保证。在产线建设中，由于芯片的基底不是硅材，由此导致传统的设备失效，这样的学费交了许多。如研磨机也是由国内知名厂商定制的，但它达不到对粗糙度的要求，第一台研磨机就交了学费。
又是一年半时间的努力，在产线上喂了1.9万颗基底，启泰产品现在的良率终于稳定在95%上下。
“在这个行业里面，95%良率是目前的天花板了。”王国秋自豪地说。
产能爬坡也在同步进行。启泰第一条线的设计产能是每年600万颗。目前正在根据市场的需求，逐步释放产能。
不久的将来，启泰首条线每年可生产600万颗金属基压敏芯片和数百万支传感器，年产值可达10亿元。
【湖南力量】 “三个高地”生力军
11月28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省人民会堂胜利闭幕。
在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为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而努力奋斗的历史号角声中，启泰正加快启动第二条生产线的建设。产品专门针对新能源汽车，年产值将达到50亿元，可填补我国汽车传感器这类芯片领域产线的空白。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重点抓好十大技术攻关项目。其中列出的“湘潭大学碳基生物等先进传感器件项目”提到，湘潭大学、启泰传感等正在研制的传感器，突破碳基场效应晶体管传感器和我国工程机械、汽车产业液压装备发展的高性能压力传感器关键瓶颈技术，实现液压装备金属基薄膜压力传感器芯片产业化，建设液压装备压力传感器封装生产线，实现进口替代，提升我省工程机械关键核心零部件配套能力。
不久前，建设银行给予启泰传感授信1.39亿元，第一笔款项8000万元已到账。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芯片产能的建设上。
建行浏阳支行行长章卓说，建行以服务全省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增强服务国家建设能力为己任，今年以来，通过“五大行动”已对重点高科技型企业实现了走访的全覆盖。“对湖南十大攻关项目启泰的支持，得益于省行浓厚的创新氛围和创新实力。在省行直接指导下，我们通过产品创新，克服了公司处于初创期在融资上的系列限制，成功实现授信，这在金融支持科技企业发展上有较强的示范意义。基于启泰在传感器领域的核心地位，我们会长期合作而不仅仅是微风拂面式的短期支持。”
11月中旬，中国安全应急产业大会创投交易会发布项目评审结果，启泰公司“智慧消防物联网监测系统”入选为50大优秀项目之一，项目的核心支撑点就是启泰芯片在低压领域的重大突破。在国际上，这类芯片的最低测压只能到1MPa。而启泰芯片的最低测压可以到0.2MPa，将测量能力下探了两个数量级。
此前，长沙银行对启泰的预授信高达20亿元，积极支持启泰传感进军智慧消防领域。
今年5月29日，湖南省传感器产业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长沙召开，王国秋当选第一届会长。
湖南省传感器产业促进会的成立，是传感器产业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在启泰等行业龙头企业带动下，促进会将加快传感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攻克关键技术，发挥传感器产业促进会引领、规范、协调、服务的重大作用，未来将引导全省人工智能与传感器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助力湖南省打造成为传感器产业强省，为建设现代化新湖南贡献力量。
“传感器核心是敏感芯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敏感芯片还是我国的短板。”展望未来，王国秋表示将继续攻坚克难，为我国制造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湖南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作出新的应有贡献！
【党史上的今天——12月16日】1943年12月16日 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邓小平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
1943年12月16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邓小平。电报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指出：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
1945年12月16日 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代表提交一份书面建议，要求无条件停战，以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行。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国民党政府由于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并由于苏、美、英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不得不表示同意谈判停战问题。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约定双方军队应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但有一些停战的关键问题仍未解决。
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同日，双方下达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
1949年12月16日 毛泽东访问苏联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他对苏联的第一次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百余年来的屈辱外交的历史。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原则，新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12月16号，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并与毛泽东举行了正式会谈。当时，中国政府既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又要面对双方之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理中苏关系，难度很大。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1949年12月16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通过《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
为保证中央政令的统一和有力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国成立东北、华北、中南、西北、西南五个大行政区，任命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任命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是各该区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凡军事工作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大行政区，即应实行普选，召开大行政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大行政区的人民政府委员会。
在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后，军政委员会即宣告结束。
1953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办社的经验，进一步指明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指出发展农业合作化，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根据农民自愿这一个根本的原则。在此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
在决议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到1954年春，合作社发展到九万多个，生产普遍增长，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
1957年12月16日 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发表讲话
1957年12月16日，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指出：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必须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合作社生产的勤俭办社原则，积极地发展对于国计民生有利和有广大的国外市场的手工业；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社，还担负有协助政府团结、教育和改造个体手工业户的任务；手工业是地方工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近两千万的集体手工业劳动者，是我国六亿四千万人所组成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是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时，强调了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他在插话中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他还指出：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
1963年12月16日 罗荣桓元帅逝世
196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罗荣桓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罗荣桓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9年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委，第一军团江西区和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解放后，历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当选为副委员长，同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67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参照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性修改党纲党章运动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组织群众性的讨论，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
1971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
1971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计划会议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空头政治”，解决他们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
会前，周恩来在12月5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在企业的管理上，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七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七项指标。
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极为不满，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这份文件。
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发现了由于“1970年大膨胀”所造成的“三个突破”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三百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1971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1971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
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1978年12月16日 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重申1972年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再次强调，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建立了外交关系，促进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同时也有力地反对了霸权主义。但是在这次谈判中，有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希望中国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最后双方就此各自发表一个声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表明，尽管中美达成建交协议，美国却没有完全放弃它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1979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就签署了由美国国会众、参两院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这是违反中美两国建交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立法，给中美两国随后在两国关系和台湾问题上留下了隐患。
1978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郑重宣布，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为这一错案平反。
此前的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
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陈云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目前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陈云还强调，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
12月25日，邓小平作《贯彻调整方针，改善党的工作，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强调经济调整是件大事，如果不调整，四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为保证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继续把经济搞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
1987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198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会议决定：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由国务院组织实施。
1991年12月16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一个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实现祖国统一为宗旨的民间组织。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章程》有关条款规定，为实现协会宗旨，协会将致力于加强同赞成本会宗旨的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与合作；协助有关方面促进海峡两岸各项交往和交流；协助有关方面处理海峡两岸同胞交往中的问题，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
协会还可接受有关方面委托，与台湾有关部门和授权团体、人士商谈两岸交往中的有关问题，并可签订协议性文件。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网、人民网
1943年12月16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邓小平。电报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指出：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
1945年12月16日 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代表提交一份书面建议，要求无条件停战，以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行。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国民党政府由于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并由于苏、美、英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不得不表示同意谈判停战问题。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约定双方军队应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但有一些停战的关键问题仍未解决。
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同日，双方下达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
1949年12月16日 毛泽东访问苏联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他对苏联的第一次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百余年来的屈辱外交的历史。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原则，新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12月16号，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并与毛泽东举行了正式会谈。当时，中国政府既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又要面对双方之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理中苏关系，难度很大。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1949年12月16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通过《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
为保证中央政令的统一和有力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国成立东北、华北、中南、西北、西南五个大行政区，任命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任命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是各该区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凡军事工作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大行政区，即应实行普选，召开大行政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大行政区的人民政府委员会。
在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后，军政委员会即宣告结束。
1953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办社的经验，进一步指明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指出发展农业合作化，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根据农民自愿这一个根本的原则。在此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
在决议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到1954年春，合作社发展到九万多个，生产普遍增长，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
1957年12月16日 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发表讲话
1957年12月16日，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指出：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必须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合作社生产的勤俭办社原则，积极地发展对于国计民生有利和有广大的国外市场的手工业；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社，还担负有协助政府团结、教育和改造个体手工业户的任务；手工业是地方工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近两千万的集体手工业劳动者，是我国六亿四千万人所组成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是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时，强调了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他在插话中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他还指出：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
1963年12月16日 罗荣桓元帅逝世
196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罗荣桓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罗荣桓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9年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委，第一军团江西区和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解放后，历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当选为副委员长，同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67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参照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性修改党纲党章运动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组织群众性的讨论，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
1971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
1971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计划会议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空头政治”，解决他们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
会前，周恩来在12月5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在企业的管理上，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七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七项指标。
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极为不满，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这份文件。
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发现了由于“1970年大膨胀”所造成的“三个突破”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三百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1971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1971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
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1978年12月16日 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重申1972年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再次强调，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建立了外交关系，促进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同时也有力地反对了霸权主义。但是在这次谈判中，有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希望中国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最后双方就此各自发表一个声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表明，尽管中美达成建交协议，美国却没有完全放弃它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1979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就签署了由美国国会众、参两院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这是违反中美两国建交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立法，给中美两国随后在两国关系和台湾问题上留下了隐患。
1978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郑重宣布，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为这一错案平反。
此前的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
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陈云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目前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陈云还强调，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
12月25日，邓小平作《贯彻调整方针，改善党的工作，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强调经济调整是件大事，如果不调整，四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为保证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继续把经济搞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
1987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198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会议决定：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由国务院组织实施。
1991年12月16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一个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实现祖国统一为宗旨的民间组织。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章程》有关条款规定，为实现协会宗旨，协会将致力于加强同赞成本会宗旨的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与合作；协助有关方面促进海峡两岸各项交往和交流；协助有关方面处理海峡两岸同胞交往中的问题，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
协会还可接受有关方面委托，与台湾有关部门和授权团体、人士商谈两岸交往中的有关问题，并可签订协议性文件。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网、人民网
#好莱坞试图将阿富汗撤退拍成电影#【惊！#美纵容军队在海外滥杀平民#，好莱坞还要拍“美国人感觉良好”电影】当地时间13日，美国国防部宣布， 参与阿富汗喀布尔无人机袭击的美军事人员不会遭到任何形式的惩罚。这次发生在美军仓皇撤离过程中的袭击，导致包括7名儿童在内的10名阿富汗平民丧生。从不承认误炸，到不惩罚责任人，以及承诺的赔偿至今尚未兑现，美国展现出毫不掩饰的冷血和傲慢。而据美媒披露，在被美军宣扬为军事史上“最精准、最人道的”针对“伊斯兰国”的打击中，许多无辜平民惨死于滥用的空袭之下。“这就是美国鼓吹的‘民主’‘人权’带给世界的残酷现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日表示，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美军杀害各国无辜平民的罪行受到清算的一天终将来临。
承认是“错误”的美防长，赞成不惩罚
美军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曾将喀布尔的空袭称作“一次正义的打击”，直到一些美媒曝光质疑五角大楼说法的视频片段，国防部才对此事展开调查。《华盛顿邮报》14日报道称，由美国空军中将萨米·赛义德负责的调查发现，无人机通信和确认轰炸目标的过程都曾出现故障，但他的结论是，空袭是个悲剧性的错误，不是由不当行为或疏忽引起的。
美国防长奥斯汀将是否惩罚空袭执行者的决定权留给两名作战指挥官：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和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克拉克。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13日说，麦肯齐和克拉克同意赛义德的发现，认为没有惩罚任何美军人员的理由。美国CNBC称，此前将平民死亡形容为“可怕错误”的奥斯汀，对两名作战指挥官的建议表示赞同。柯比说：“袭击过程中的问题不是疏忽的结果，不是行为不当的结果，也不是领导不力的结果。”
32岁的埃米尔·艾哈迈迪在那次空袭中失去了3岁的女儿，五角大楼的决定令他感到愤怒。“上帝会惩罚的。”艾哈迈迪14日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质问，如果美国人失去一个孩子会怎样？他们会如何反应？塔利班发言人卡里米当天敦促美国改变决定。他说：“如果有任何正义、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那么惩罚罪犯和赔偿受害者就是他们的责任。”
该决定也遭到一名遇难者生前就职的国际援助组织严厉谴责。“奥斯汀的决定令人震惊。”这家位于加州的组织的创始人史蒂文·权说：“我们的军队怎么能错误地夺走10名阿富汗人的宝贵生命，却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该组织指责五角大楼迄今未能兑现撤离遇难者亲属和支付赔偿的承诺。
美联社报道说，在被问及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兑现承诺时，柯比宣称，美方希望确保这笔钱以“最安全、最负责任的方式”支付到正确的人手中。艾哈迈迪14日告诉法新社记者，他们从未从美国政府或军方直接听到任何消息。
似乎已经预感将遭外界批评，柯比13日辩称，这一决定不应被解读为国防部对杀害平民“视而不见”的迹象。《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柯比坚称五角大楼“认真对待平民伤亡”，但两名作战指挥官提出的主要建议是关于在确定打击目标时，如何收集、共享及分析情报。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特别顾问的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加里·安德森在《防务邮报》撰文称，没有人因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最大的军事耻辱而被解雇，也没有人辞职。整个阿富汗战争唯一的奇迹就是，麦肯齐将军仍有一份工作。
用好莱坞电影美化阿富汗撤离
就在五角大楼作出上述决定的前一天，《纽约时报》独家披露美军在叙利亚的一支绝密作战部队肆意滥杀平民的情况。报道称，美军2014年至2019年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期间，依靠一个代号“铁砧爪”的高度机密小组锁定目标。该小组常常急于求成，绕过保护非战斗人员的规定，炸死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无辜平民。
据一名美军空军前情报官员说，他看到2016年秋天，“铁砧爪”在曼比季市附近一个橄榄园跟踪3名正在工作的男子。他们背着帆布包，没有持武器，但打击小组坚持认为他们是敌方士兵，于是炸死了他们。2017年6月，数十名平民登上临时渡轮，试图逃离拉卡市的战场。打击小组认为，渡轮上载有敌方战斗人员，于是发起空袭，结果导致至少30多名平民死亡，尸体漂在河面上。
《纽约时报》称，“铁砧爪”几乎把每一次攻击都说成是防御性的。他们在布满显示屏的房间工作，不穿制服，不见军阶，很多人留着浓密的胡须，穿着短裤和洞洞鞋。起初所有攻击命令只有高级将领才能下达，但后来决定权被交给“攻击室”内值班的低阶军官。
“联合国应该将无人机袭击界定为谋杀。”有推特网友14日评论称。还有人说，“阿桑奇因为曝光美国这类暴行而被囚禁，西方却在指责其他国家媒体不自由”。非政府组织“阿富汗人促进明天更美好”在推特发文称，如果不追究杀害阿富汗无辜儿童的袭击者责任，那么说明，杀害儿童就是美国默认的政策目标。
而美国还在试图美化这些战争行为。美国Vice新闻网14日称，好莱坞正试图将阿富汗的撤退拍成一部美国人感觉良好的电影。阿富汗裔美国制片人兼导演巴鲁奇说，这就是大导演里奇明年1月开拍新电影的动机，电影将讲述一名美国士兵完成任务后，返回阿富汗营救一名曾救过他命的阿富汗翻译。美国电影学者阿尔哈森称，把白人塑造成英雄，让西方军队更容易摆脱战争罪和其他暴行指控。
中方：国际社会应调查追责
美国国防部前顾问、2018年美国国防部平民伤害报告的作者之一拉里·刘易斯告诉《纽约时报》，“铁砧爪”开展行动的那些年份，叙利亚的平民伤亡率大幅提升。他看过的五角大楼机密数据显示，叙利亚平民“附带损失”是在阿富汗行动的10倍。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评论说，这些人已经失去人性。为避免丑闻曝光，五角大楼对所有相关信息保密。
“空中战争跟踪组织”今年9月发布报告显示，20年来，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等国进行的空袭，已经造成至少2.2万名平民死亡，而死亡平民人数最多可能高达4.8万。
奥斯汀上月下令对“铁砧爪”2019年涉及的一次空袭展开调查。当时，美军在叙利亚发起的空袭导致64名妇女和儿童死亡。《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军方很少建议将严厉惩罚作为此类调查的内容。即便是2016年，五角大楼处分了16名军事人员，他们参与对阿富汗“无国界医生”医院的空袭，造成42人死亡，但没有人受到军事法庭审判。一些美国官员质疑这是否构成战争罪。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无论是通过灌输还是选择，一些妇女和儿童决定在战斗中拿起武器，因此“不能严格归类为平民”。
汪文斌14日表示，美军在阿富汗杀害平民的暴行不可接受，美国以各种理由为凶手开脱，使其免受惩罚的行为更令人无法容忍。中方谴责美方打着“民主”“人权”旗号对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发动军事干涉的野蛮行径，呼吁国际社会对美军在世界各地滥杀无辜平民的战争罪行进行调查追责。（环球时报）
承认是“错误”的美防长，赞成不惩罚
美军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曾将喀布尔的空袭称作“一次正义的打击”，直到一些美媒曝光质疑五角大楼说法的视频片段，国防部才对此事展开调查。《华盛顿邮报》14日报道称，由美国空军中将萨米·赛义德负责的调查发现，无人机通信和确认轰炸目标的过程都曾出现故障，但他的结论是，空袭是个悲剧性的错误，不是由不当行为或疏忽引起的。
美国防长奥斯汀将是否惩罚空袭执行者的决定权留给两名作战指挥官：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和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克拉克。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13日说，麦肯齐和克拉克同意赛义德的发现，认为没有惩罚任何美军人员的理由。美国CNBC称，此前将平民死亡形容为“可怕错误”的奥斯汀，对两名作战指挥官的建议表示赞同。柯比说：“袭击过程中的问题不是疏忽的结果，不是行为不当的结果，也不是领导不力的结果。”
32岁的埃米尔·艾哈迈迪在那次空袭中失去了3岁的女儿，五角大楼的决定令他感到愤怒。“上帝会惩罚的。”艾哈迈迪14日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质问，如果美国人失去一个孩子会怎样？他们会如何反应？塔利班发言人卡里米当天敦促美国改变决定。他说：“如果有任何正义、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那么惩罚罪犯和赔偿受害者就是他们的责任。”
该决定也遭到一名遇难者生前就职的国际援助组织严厉谴责。“奥斯汀的决定令人震惊。”这家位于加州的组织的创始人史蒂文·权说：“我们的军队怎么能错误地夺走10名阿富汗人的宝贵生命，却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该组织指责五角大楼迄今未能兑现撤离遇难者亲属和支付赔偿的承诺。
美联社报道说，在被问及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兑现承诺时，柯比宣称，美方希望确保这笔钱以“最安全、最负责任的方式”支付到正确的人手中。艾哈迈迪14日告诉法新社记者，他们从未从美国政府或军方直接听到任何消息。
似乎已经预感将遭外界批评，柯比13日辩称，这一决定不应被解读为国防部对杀害平民“视而不见”的迹象。《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柯比坚称五角大楼“认真对待平民伤亡”，但两名作战指挥官提出的主要建议是关于在确定打击目标时，如何收集、共享及分析情报。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特别顾问的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加里·安德森在《防务邮报》撰文称，没有人因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最大的军事耻辱而被解雇，也没有人辞职。整个阿富汗战争唯一的奇迹就是，麦肯齐将军仍有一份工作。
用好莱坞电影美化阿富汗撤离
就在五角大楼作出上述决定的前一天，《纽约时报》独家披露美军在叙利亚的一支绝密作战部队肆意滥杀平民的情况。报道称，美军2014年至2019年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期间，依靠一个代号“铁砧爪”的高度机密小组锁定目标。该小组常常急于求成，绕过保护非战斗人员的规定，炸死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无辜平民。
据一名美军空军前情报官员说，他看到2016年秋天，“铁砧爪”在曼比季市附近一个橄榄园跟踪3名正在工作的男子。他们背着帆布包，没有持武器，但打击小组坚持认为他们是敌方士兵，于是炸死了他们。2017年6月，数十名平民登上临时渡轮，试图逃离拉卡市的战场。打击小组认为，渡轮上载有敌方战斗人员，于是发起空袭，结果导致至少30多名平民死亡，尸体漂在河面上。
《纽约时报》称，“铁砧爪”几乎把每一次攻击都说成是防御性的。他们在布满显示屏的房间工作，不穿制服，不见军阶，很多人留着浓密的胡须，穿着短裤和洞洞鞋。起初所有攻击命令只有高级将领才能下达，但后来决定权被交给“攻击室”内值班的低阶军官。
“联合国应该将无人机袭击界定为谋杀。”有推特网友14日评论称。还有人说，“阿桑奇因为曝光美国这类暴行而被囚禁，西方却在指责其他国家媒体不自由”。非政府组织“阿富汗人促进明天更美好”在推特发文称，如果不追究杀害阿富汗无辜儿童的袭击者责任，那么说明，杀害儿童就是美国默认的政策目标。
而美国还在试图美化这些战争行为。美国Vice新闻网14日称，好莱坞正试图将阿富汗的撤退拍成一部美国人感觉良好的电影。阿富汗裔美国制片人兼导演巴鲁奇说，这就是大导演里奇明年1月开拍新电影的动机，电影将讲述一名美国士兵完成任务后，返回阿富汗营救一名曾救过他命的阿富汗翻译。美国电影学者阿尔哈森称，把白人塑造成英雄，让西方军队更容易摆脱战争罪和其他暴行指控。
中方：国际社会应调查追责
美国国防部前顾问、2018年美国国防部平民伤害报告的作者之一拉里·刘易斯告诉《纽约时报》，“铁砧爪”开展行动的那些年份，叙利亚的平民伤亡率大幅提升。他看过的五角大楼机密数据显示，叙利亚平民“附带损失”是在阿富汗行动的10倍。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评论说，这些人已经失去人性。为避免丑闻曝光，五角大楼对所有相关信息保密。
“空中战争跟踪组织”今年9月发布报告显示，20年来，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等国进行的空袭，已经造成至少2.2万名平民死亡，而死亡平民人数最多可能高达4.8万。
奥斯汀上月下令对“铁砧爪”2019年涉及的一次空袭展开调查。当时，美军在叙利亚发起的空袭导致64名妇女和儿童死亡。《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军方很少建议将严厉惩罚作为此类调查的内容。即便是2016年，五角大楼处分了16名军事人员，他们参与对阿富汗“无国界医生”医院的空袭，造成42人死亡，但没有人受到军事法庭审判。一些美国官员质疑这是否构成战争罪。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无论是通过灌输还是选择，一些妇女和儿童决定在战斗中拿起武器，因此“不能严格归类为平民”。
汪文斌14日表示，美军在阿富汗杀害平民的暴行不可接受，美国以各种理由为凶手开脱，使其免受惩罚的行为更令人无法容忍。中方谴责美方打着“民主”“人权”旗号对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发动军事干涉的野蛮行径，呼吁国际社会对美军在世界各地滥杀无辜平民的战争罪行进行调查追责。（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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