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言论的虚伪西方自己意识不到#【这一套越来越不灵了，西方“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孤立”……】（文/姜涛）拉大旗作虎皮，是许多西方国家政客的惯用套路。
他们言必称“国际社会”，口口声声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句句不离“站在一起”，但细究起来，不过都是些道德绑架别国、生拉硬拽盟友的手段而已。
不过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已经有越来越多国家不吃西方这一套了。
最新的案例，发生在南太平洋。
3月30日，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和所外交与外贸部常秘草签了中所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中国驻所使馆网站在发布相关消息时指出，作为两个主权独立国家，中所双方致力于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基础上开展执法和安全合作。签署协议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利于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太平洋岛国地区国家共同利益。
请注意，这里特别强调了“主权独立国家”概念，中国正是以这样的立场同别国开展合作。但在某些自视甚高的国家看来，“主权独立”似乎是不存在的，自己有界定其他国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特权。一个这么干的典型国家，就是澳大利亚。
上周，一份据称是中所安全合作协议草案的文件开始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流传，并引发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关切，尽管此前中方已多次就中所警务和安全领域合作阐明立场，澳官员却固执认为“中国没必要输出其警务力量”，并声称这可能动摇太平洋地区现行安全合作机制，对岛国没好处。
他们如此危言耸听是刻意忽视了所罗门群岛政府在专门发表的声明中强调，所方有扩大多元化合作的实际需要。这种多元化合作对岛国有没有好处，只有岛国自己最清楚，澳方却总妄图为岛国“代言”，澳个别政客甚至散布所谓中国“胁迫”谬论，蓄意制造紧张氛围。
事实上，所罗门群岛在2017年就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安全协议，总理索加瓦雷只不过是想通过与中国加强合作进一步协助所罗门发展，就令澳方如临大敌，澳国内还出现了认为总理莫里森在“阻止中国”方面失败的论调。
莫里森政府当然对此坚决否认，据《澳大利亚人报》网站消息，莫里森本周仍在做最后努力，尝试争取“太平洋大家庭”成员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斐济等国的支持，“封杀”拟议中的中所两国间安全协议。报道称，澳方最近几天不停提醒所罗门群岛，澳政府为该国提供了大量发展援助，并且还在去年向该国部署军警帮助平息骚乱等。
终于，不胜其扰的索加瓦雷在3月29日发表了一场激烈的演讲，驳斥澳方所谓的“担忧”。他表示，所罗门无意卷入任何地缘政治权力斗争，也不会“选边站”，所谓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构成安全威胁是“一派胡言”，而所罗门当局被西方国家贴上了不适合管理主权事务的标签，这是“极大的侮辱”。
在侮辱与尊重之间，所罗门政府当然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
依自身判断独立做出选择的，还有中东国家。
3月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马不停蹄出访中东多国，并在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了会晤。布林肯对阿巴斯表示，美方希望恢复被前总统特朗普破坏的美国与巴勒斯坦关系。不过有外媒注意到，这次会谈气氛很不融洽。因为最近几周，巴勒斯坦方面与西方国家就俄乌冲突问题产生了分歧。
有多个西方外交界消息人士对法新社透露，巴勒斯坦因为没有谴责俄罗斯而激怒了西方国家外交官，这些外交官要求，接受欧盟援助的巴勒斯坦当局应当跟他们一道谴责俄罗斯。而心里憋着一股火的阿巴斯，在同布林肯会谈时毫不客气地说：“欧洲最近发生的事情表明，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正大行其道，因为以色列的占领罪行已达到种族歧视甚至种族清洗的地步，却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对其行为负责。”
西方国家自身劣迹斑斑，却总想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别国指指点点，巴勒斯坦总统的回应还算克制，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的表达则更为直接。
3月初，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二十多个驻巴外国外交使团的负责人曾联名致信，要求巴基斯坦表态支持谴责俄罗斯，这一无礼举动引发巴总理猛烈回击。伊姆兰·汗在一次政治活动上对西方喊话：“你们把我们看成什么了？是你们的奴隶吗？你们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他还说：“我想问问欧盟国家的大使们，你们给印度也写过这样的信吗？”
有没有这么一封给印度的信尚未可知，但西方国家的确曾试图拉拢印度加入谴责俄罗斯的阵营。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印度作为美国主要盟友一直拒绝公开批评俄罗斯，反而加大了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的力度，这令西方国家格外不爽，多国领导人轮番出面劝说印度，其中英国格外卖力。3月22日，英国首相约翰逊还在与印度总理莫迪通话时想说服莫迪对俄罗斯“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结果却只加大了英印两国对乌克兰局势的立场分歧，据英国《卫报》报道，原定即将访印的一支英国高级别跨党派代表团因遭到印方反对而在“最后一分钟被召回”。
为什么印度对西方失去了信任？印度经济学家米希尔·夏尔马近日投书美国彭博社探讨了这个问题。文章指出，印度有理由怀疑它是否过于信任西方。就在欧洲和美国为制裁俄罗斯的速度和效力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它们似乎对这些制裁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视而不见。
夏尔马表示，鉴于欧洲国家自己也尚未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批评印度继续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尤其令人恼火。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制裁言论显得多么虚伪。
西方言论的虚伪，西方自己意识不到，但更广大的非西方世界都看在眼里，所以迄今联合国190多个成员国当中，有140多个国家未参与对俄制裁，美国《华尔街日报》都不得不感慨：西方“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孤立”。
这是西方自找的。#太平洋岛国不是哪个国家的后院# #锐参考# https://t.cn/A66WDKz5
他们言必称“国际社会”，口口声声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句句不离“站在一起”，但细究起来，不过都是些道德绑架别国、生拉硬拽盟友的手段而已。
不过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已经有越来越多国家不吃西方这一套了。
最新的案例，发生在南太平洋。
3月30日，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和所外交与外贸部常秘草签了中所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中国驻所使馆网站在发布相关消息时指出，作为两个主权独立国家，中所双方致力于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基础上开展执法和安全合作。签署协议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利于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太平洋岛国地区国家共同利益。
请注意，这里特别强调了“主权独立国家”概念，中国正是以这样的立场同别国开展合作。但在某些自视甚高的国家看来，“主权独立”似乎是不存在的，自己有界定其他国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特权。一个这么干的典型国家，就是澳大利亚。
上周，一份据称是中所安全合作协议草案的文件开始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流传，并引发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关切，尽管此前中方已多次就中所警务和安全领域合作阐明立场，澳官员却固执认为“中国没必要输出其警务力量”，并声称这可能动摇太平洋地区现行安全合作机制，对岛国没好处。
他们如此危言耸听是刻意忽视了所罗门群岛政府在专门发表的声明中强调，所方有扩大多元化合作的实际需要。这种多元化合作对岛国有没有好处，只有岛国自己最清楚，澳方却总妄图为岛国“代言”，澳个别政客甚至散布所谓中国“胁迫”谬论，蓄意制造紧张氛围。
事实上，所罗门群岛在2017年就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安全协议，总理索加瓦雷只不过是想通过与中国加强合作进一步协助所罗门发展，就令澳方如临大敌，澳国内还出现了认为总理莫里森在“阻止中国”方面失败的论调。
莫里森政府当然对此坚决否认，据《澳大利亚人报》网站消息，莫里森本周仍在做最后努力，尝试争取“太平洋大家庭”成员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斐济等国的支持，“封杀”拟议中的中所两国间安全协议。报道称，澳方最近几天不停提醒所罗门群岛，澳政府为该国提供了大量发展援助，并且还在去年向该国部署军警帮助平息骚乱等。
终于，不胜其扰的索加瓦雷在3月29日发表了一场激烈的演讲，驳斥澳方所谓的“担忧”。他表示，所罗门无意卷入任何地缘政治权力斗争，也不会“选边站”，所谓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构成安全威胁是“一派胡言”，而所罗门当局被西方国家贴上了不适合管理主权事务的标签，这是“极大的侮辱”。
在侮辱与尊重之间，所罗门政府当然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
依自身判断独立做出选择的，还有中东国家。
3月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马不停蹄出访中东多国，并在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了会晤。布林肯对阿巴斯表示，美方希望恢复被前总统特朗普破坏的美国与巴勒斯坦关系。不过有外媒注意到，这次会谈气氛很不融洽。因为最近几周，巴勒斯坦方面与西方国家就俄乌冲突问题产生了分歧。
有多个西方外交界消息人士对法新社透露，巴勒斯坦因为没有谴责俄罗斯而激怒了西方国家外交官，这些外交官要求，接受欧盟援助的巴勒斯坦当局应当跟他们一道谴责俄罗斯。而心里憋着一股火的阿巴斯，在同布林肯会谈时毫不客气地说：“欧洲最近发生的事情表明，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正大行其道，因为以色列的占领罪行已达到种族歧视甚至种族清洗的地步，却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对其行为负责。”
西方国家自身劣迹斑斑，却总想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别国指指点点，巴勒斯坦总统的回应还算克制，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的表达则更为直接。
3月初，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二十多个驻巴外国外交使团的负责人曾联名致信，要求巴基斯坦表态支持谴责俄罗斯，这一无礼举动引发巴总理猛烈回击。伊姆兰·汗在一次政治活动上对西方喊话：“你们把我们看成什么了？是你们的奴隶吗？你们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他还说：“我想问问欧盟国家的大使们，你们给印度也写过这样的信吗？”
有没有这么一封给印度的信尚未可知，但西方国家的确曾试图拉拢印度加入谴责俄罗斯的阵营。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印度作为美国主要盟友一直拒绝公开批评俄罗斯，反而加大了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的力度，这令西方国家格外不爽，多国领导人轮番出面劝说印度，其中英国格外卖力。3月22日，英国首相约翰逊还在与印度总理莫迪通话时想说服莫迪对俄罗斯“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结果却只加大了英印两国对乌克兰局势的立场分歧，据英国《卫报》报道，原定即将访印的一支英国高级别跨党派代表团因遭到印方反对而在“最后一分钟被召回”。
为什么印度对西方失去了信任？印度经济学家米希尔·夏尔马近日投书美国彭博社探讨了这个问题。文章指出，印度有理由怀疑它是否过于信任西方。就在欧洲和美国为制裁俄罗斯的速度和效力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它们似乎对这些制裁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视而不见。
夏尔马表示，鉴于欧洲国家自己也尚未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批评印度继续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尤其令人恼火。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制裁言论显得多么虚伪。
西方言论的虚伪，西方自己意识不到，但更广大的非西方世界都看在眼里，所以迄今联合国190多个成员国当中，有140多个国家未参与对俄制裁，美国《华尔街日报》都不得不感慨：西方“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孤立”。
这是西方自找的。#太平洋岛国不是哪个国家的后院# #锐参考# https://t.cn/A66WDKz5
#关注2022全国两会#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网暴本身不是立法可解决的问题#， 更应该从道德规范去约束】网络暴力依旧凶猛，“按键伤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到网红“罗小猫猫子”直播中喝农药自杀悲剧，再到近期的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
近期，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联律师事务所重庆办公室执行合伙人韩德云。
北青报：目前，对网络暴力的界定是怎样的？
韩德云：网络暴力是一个通俗的说法，通常指人们在网上使用非正常的、可能涉及人身伤害的侮辱性语言，对他人进行人格攻击的行为。
所有网络暴力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不同价值观、不同人生经历、方方面各不相同的个人，对同一件事发表的不同看法。如果这些不同看法在言语表达上超出了正常探讨、发表意见的平和限度，使用了不礼貌，甚至侮辱性、攻击性的言语，就会上升为“暴力”行为。
“网络暴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从法律上讲，网络暴力不过是一种集中了一堆难听、粗俗、肮脏言辞的群体骂人行为，受害人被侵害的是自己的人格权，涉及民法典的“人格权保护”条款。现实生活中，网络暴力给很多人造成的伤害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我们看到了不少因不堪忍受网暴而自杀的人如刘学州，但是法律上对网暴进行惩罚的力度其实是比较轻的。就像两个人当街骂架，如果一方或多方使用了不好听的、甚至侮辱人格的语言，在民法典规定的范围内，就构成了人身受辱为主要内容的人身权侵害事件，法律会要求侵权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不外乎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有时还涉及经济补偿性的赔偿责任，但基本不触及刑事责任。所以我们也很少见到因为谁骂谁构成了“犯罪”。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比如说，对英雄烈士进行的侮辱性表达，就可能容易构成了犯罪。但对一般人的人身权侵害来讲，很少会产生构成“犯罪”的后果。
北青报：有代表建议，网络暴力事件应该可公诉、或者专门立法，您怎么看待这个建议？
韩德云：这不是法律立法可以解决的问题。现行法律本身是有规定的，比如宪法，尤其是民法典等，都是有规定而且规定得很清楚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网上骂和在线下骂，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不过，线上骂的话，因为互联网传播的开放性，很容易引起暴风骤雨般的激烈效果，造成的人格伤害也就非同小可。
我认为，除了针对英雄烈士等特定个体引发的网暴，可能构成犯罪并提起公诉之外，网暴本身不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网暴”这种现象，以及该从哪里去制止、制约网络暴力现象的产生，这才是比较重要的话题。
北青报：您觉得如果法律规定已经有了，还要靠哪些行为才能制约网暴呢？道德吗？道德本身肯定很重要的。
韩德云：是的。网络暴力总体是一个被网络放大了的语言暴力，不是现实中扔石头、打耳光这样直接的人身侵害。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制约？我认为更多还是要从道德上去规范、去引领，只有当我们整个社会更多人变得更文明，网暴才会减少。
现实中一些受到网络暴力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人身伤害，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以去追究相关人的民事责任。如果觉得媒体对他造成了伤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追究媒体的责任。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不少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平台公司、传媒，对有些名人传播谣言构成人身侵害，基本是一告一个准，这种案例各地都有。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很多个案都与网络暴力有关，比如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比如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您怎么看这些事件？
韩德云：第一，我们的社会因为互联网正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只有一种声音。如果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去发表言论，不管是评价别人的行为，还是把自己的行为或观点曝光给整个社会知晓，从而寻求社会的理解、同情或支持，就一定要意识到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从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或观点可以得到一边倒的赞美和肯定。这个社会愈来愈复杂，同一件事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管这些看法是真的假的，但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要通过互联网表达观点，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接受不同情你、不理解你，甚至还要批评你、攻击你的这么一种观点的表述。
第二，在互联网媒介愈来愈发达的公共社会，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把自己的隐私暴露给社会公众。社会公众对个人隐私有天生的探究、评说爱好，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表观点，而是自己把隐私暴露给社会，就要有强大的心理能力去接受一个多元的社会对你隐私的追踪和评价。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奉劝大家不要轻易在互联网上讲自己的故事。珍惜个人隐私，比什么都重要，这个社会有多少流量、有多少荣誉、有多少金钱，是值得你用隐私去换取的。
第三，即使有涉世不深的人，不管因什么原因暴露了自己的隐私，希望得到社会的同情和理解，在面对整个社会有不同看法的情况下，我们的媒体媒介平台一定要用正确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去为舆论引航导向。不应该把某个人的隐私去刻意曝光，更不应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推波助澜。
最后，我们利用互联网来表达对他人的看法，对他人的经历、观点进行评判，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接受他人对我们的经历观点的不理解、不同情，甚至指责与批驳，面对一个网络让人轻易就可表达观点的世界，我们都要有一个更加独立的人格，更为平常的心态。
当然，不同观点的交汇交锋，都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表，这样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而这除了要靠法律，更多的还要靠道德规范。你能让法律去追究每一个不同情刘学州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北青报：很多人觉得，在网络虚拟空间骂别人一句，对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韩德云：现在的网络社会，虚拟已经是一个表象。自从IP地址实名化之后，所有的网上言论都是实名的，都是可溯的。君不见，所有的谣言为何很快就公开了造谣者的身份。今天你要告谁，你都能查得到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不管你在网上取什么名字，今天的后台，所有人的IP地址都是可循的。
北青报：平台没有责任吗？
韩德云：平台不是说没有责任。比如，对于极端侮辱性的言语、字句，平台理论上是应该删掉的。
但平台更多的是提供了平台而已，如果我们要把所有发表言论的责任包括不当言论的责任归咎于平台，我估计任何一个平台经营者都会感到很困难，也许我们就再也没有平台了。
我们必须看到平台本身的中立性，很多时候平台也不能关掉一种声音，只允许另外一种声音存在。
北青报：网络暴力产生之后，是不是只能事后救济？这是不是助长了“网络喷子”“网络水军”“键盘侠”的气焰？
韩德云：怎么去事前救济呢？事前救济就很容易导致不准说、不准评价、不准发言。表达自由，评价、发言是每个人的宪法权利。
所以，我认为制约网暴的核心不是法律的问题，法律已经提供了救济渠道，任何人受到伤害，该告的就要告，该要侵权人赔的就让他们赔。但是，构建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更需要伦理规范的约束。法律只是对伦理当中最必需的、最基本的规范进行了强制性要求，大量的社会规则还是需要用伦理规范去解决的，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互联网社会提供了非常开放的、各自表达意见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任何人要介入这个场合的话，不仅应该想到这一点，而且也应该首先学会适应这一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从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到网红“罗小猫猫子”直播中喝农药自杀悲剧，再到近期的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
近期，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联律师事务所重庆办公室执行合伙人韩德云。
北青报：目前，对网络暴力的界定是怎样的？
韩德云：网络暴力是一个通俗的说法，通常指人们在网上使用非正常的、可能涉及人身伤害的侮辱性语言，对他人进行人格攻击的行为。
所有网络暴力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不同价值观、不同人生经历、方方面各不相同的个人，对同一件事发表的不同看法。如果这些不同看法在言语表达上超出了正常探讨、发表意见的平和限度，使用了不礼貌，甚至侮辱性、攻击性的言语，就会上升为“暴力”行为。
“网络暴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从法律上讲，网络暴力不过是一种集中了一堆难听、粗俗、肮脏言辞的群体骂人行为，受害人被侵害的是自己的人格权，涉及民法典的“人格权保护”条款。现实生活中，网络暴力给很多人造成的伤害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我们看到了不少因不堪忍受网暴而自杀的人如刘学州，但是法律上对网暴进行惩罚的力度其实是比较轻的。就像两个人当街骂架，如果一方或多方使用了不好听的、甚至侮辱人格的语言，在民法典规定的范围内，就构成了人身受辱为主要内容的人身权侵害事件，法律会要求侵权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不外乎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有时还涉及经济补偿性的赔偿责任，但基本不触及刑事责任。所以我们也很少见到因为谁骂谁构成了“犯罪”。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比如说，对英雄烈士进行的侮辱性表达，就可能容易构成了犯罪。但对一般人的人身权侵害来讲，很少会产生构成“犯罪”的后果。
北青报：有代表建议，网络暴力事件应该可公诉、或者专门立法，您怎么看待这个建议？
韩德云：这不是法律立法可以解决的问题。现行法律本身是有规定的，比如宪法，尤其是民法典等，都是有规定而且规定得很清楚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网上骂和在线下骂，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不过，线上骂的话，因为互联网传播的开放性，很容易引起暴风骤雨般的激烈效果，造成的人格伤害也就非同小可。
我认为，除了针对英雄烈士等特定个体引发的网暴，可能构成犯罪并提起公诉之外，网暴本身不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网暴”这种现象，以及该从哪里去制止、制约网络暴力现象的产生，这才是比较重要的话题。
北青报：您觉得如果法律规定已经有了，还要靠哪些行为才能制约网暴呢？道德吗？道德本身肯定很重要的。
韩德云：是的。网络暴力总体是一个被网络放大了的语言暴力，不是现实中扔石头、打耳光这样直接的人身侵害。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制约？我认为更多还是要从道德上去规范、去引领，只有当我们整个社会更多人变得更文明，网暴才会减少。
现实中一些受到网络暴力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人身伤害，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以去追究相关人的民事责任。如果觉得媒体对他造成了伤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追究媒体的责任。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不少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平台公司、传媒，对有些名人传播谣言构成人身侵害，基本是一告一个准，这种案例各地都有。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很多个案都与网络暴力有关，比如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比如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您怎么看这些事件？
韩德云：第一，我们的社会因为互联网正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只有一种声音。如果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去发表言论，不管是评价别人的行为，还是把自己的行为或观点曝光给整个社会知晓，从而寻求社会的理解、同情或支持，就一定要意识到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从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或观点可以得到一边倒的赞美和肯定。这个社会愈来愈复杂，同一件事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管这些看法是真的假的，但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要通过互联网表达观点，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接受不同情你、不理解你，甚至还要批评你、攻击你的这么一种观点的表述。
第二，在互联网媒介愈来愈发达的公共社会，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把自己的隐私暴露给社会公众。社会公众对个人隐私有天生的探究、评说爱好，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表观点，而是自己把隐私暴露给社会，就要有强大的心理能力去接受一个多元的社会对你隐私的追踪和评价。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奉劝大家不要轻易在互联网上讲自己的故事。珍惜个人隐私，比什么都重要，这个社会有多少流量、有多少荣誉、有多少金钱，是值得你用隐私去换取的。
第三，即使有涉世不深的人，不管因什么原因暴露了自己的隐私，希望得到社会的同情和理解，在面对整个社会有不同看法的情况下，我们的媒体媒介平台一定要用正确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去为舆论引航导向。不应该把某个人的隐私去刻意曝光，更不应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推波助澜。
最后，我们利用互联网来表达对他人的看法，对他人的经历、观点进行评判，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接受他人对我们的经历观点的不理解、不同情，甚至指责与批驳，面对一个网络让人轻易就可表达观点的世界，我们都要有一个更加独立的人格，更为平常的心态。
当然，不同观点的交汇交锋，都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表，这样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而这除了要靠法律，更多的还要靠道德规范。你能让法律去追究每一个不同情刘学州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北青报：很多人觉得，在网络虚拟空间骂别人一句，对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韩德云：现在的网络社会，虚拟已经是一个表象。自从IP地址实名化之后，所有的网上言论都是实名的，都是可溯的。君不见，所有的谣言为何很快就公开了造谣者的身份。今天你要告谁，你都能查得到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不管你在网上取什么名字，今天的后台，所有人的IP地址都是可循的。
北青报：平台没有责任吗？
韩德云：平台不是说没有责任。比如，对于极端侮辱性的言语、字句，平台理论上是应该删掉的。
但平台更多的是提供了平台而已，如果我们要把所有发表言论的责任包括不当言论的责任归咎于平台，我估计任何一个平台经营者都会感到很困难，也许我们就再也没有平台了。
我们必须看到平台本身的中立性，很多时候平台也不能关掉一种声音，只允许另外一种声音存在。
北青报：网络暴力产生之后，是不是只能事后救济？这是不是助长了“网络喷子”“网络水军”“键盘侠”的气焰？
韩德云：怎么去事前救济呢？事前救济就很容易导致不准说、不准评价、不准发言。表达自由，评价、发言是每个人的宪法权利。
所以，我认为制约网暴的核心不是法律的问题，法律已经提供了救济渠道，任何人受到伤害，该告的就要告，该要侵权人赔的就让他们赔。但是，构建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更需要伦理规范的约束。法律只是对伦理当中最必需的、最基本的规范进行了强制性要求，大量的社会规则还是需要用伦理规范去解决的，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互联网社会提供了非常开放的、各自表达意见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任何人要介入这个场合的话，不仅应该想到这一点，而且也应该首先学会适应这一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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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各马可伦理学》（《伦理学》），13世纪被译成拉丁文后遂传遍西欧。全书共10卷，132章，探讨了道德行为发展的各个环节和道德关系的各种规定等问题。该书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伦理学专著，书中系统阐述了德性在于合乎理性的活动，至善就是幸福等观点，成为西方近现代伦理学思想的主要渊源之一。
《尼各马可伦理学》（《伦理学》），13世纪被译成拉丁文后遂传遍西欧。全书共10卷，132章，探讨了道德行为发展的各个环节和道德关系的各种规定等问题。该书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伦理学专著，书中系统阐述了德性在于合乎理性的活动，至善就是幸福等观点，成为西方近现代伦理学思想的主要渊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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