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读完的第一本书《切尔诺贝利的午夜》。纪实文学，全景式还原了上世纪苏联那次臭名昭著的核事故。
围观整场灾难，全程都震惊于核电厂对可能发生的事故毫无应急预案和从事核事业的高精尖技术人员似乎对核辐射毫不知晓和防备之心。事故发生后，从管理者到技术人员都懵掉了，技术人员在没有配备任何防护设备的情况下执行抢救措施，甚至徒手去操作、裸眼去看反应堆，最终这些行为导致他们都受到致命的辐射剂量而死亡。
核电厂的一把手，曾经是一个博闻强记、直率坦诚的技术专家，但在被反复敲打、驯化之后，变成了党政大员们听话的工具，学会敷衍了事的他完成了上级下达的所有不切实际的指标，步步成为这个体制下的模范生。在事故发生之后，他不仅拒绝承认现实，还一度拖延和瞒报实际情况，似乎这样就不会追究自己的责任一样。他的这些荒诞行为不仅导致灾难进一步向着不可控制的方法发展，还使得一些人为反应堆仍旧完好无损的幻想付了生命的代价。
在最终向公众和世界公布的调查结果中，苏联最高领导层心知肚明核事故的真实原因，却闭口不提设计缺陷和制造质量问题，把责任都推给因受大量辐射而亡故的操作人员。对于大多数因受辐射而去医院就诊的人，医生们则被要求将其统一诊断为与辐射毫无关系的另一种疾病。
克里姆林宫的宣传高手为这起灾难找到了合适的报道角度。官媒充满敬意地详尽描写了最初投入灭火战斗的消防员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旁边配着矿工和地铁工人在废墟之下奋力挖掘隧道的大幅照片。
还有很多很多挺有感触的点，一言以蔽之：“人祸”总有惊人的相似。
在核事故后，城市居民的疏散和逃离也很值得看。
对于我这种怕死的人来说，看完之后最大的感慨是，在信息不对称下，谨慎一些，有备无患总没错。增强防护意识，从雾霾天乖乖戴口罩开始。锻炼好身体，一切的本钱。
围观整场灾难，全程都震惊于核电厂对可能发生的事故毫无应急预案和从事核事业的高精尖技术人员似乎对核辐射毫不知晓和防备之心。事故发生后，从管理者到技术人员都懵掉了，技术人员在没有配备任何防护设备的情况下执行抢救措施，甚至徒手去操作、裸眼去看反应堆，最终这些行为导致他们都受到致命的辐射剂量而死亡。
核电厂的一把手，曾经是一个博闻强记、直率坦诚的技术专家，但在被反复敲打、驯化之后，变成了党政大员们听话的工具，学会敷衍了事的他完成了上级下达的所有不切实际的指标，步步成为这个体制下的模范生。在事故发生之后，他不仅拒绝承认现实，还一度拖延和瞒报实际情况，似乎这样就不会追究自己的责任一样。他的这些荒诞行为不仅导致灾难进一步向着不可控制的方法发展，还使得一些人为反应堆仍旧完好无损的幻想付了生命的代价。
在最终向公众和世界公布的调查结果中，苏联最高领导层心知肚明核事故的真实原因，却闭口不提设计缺陷和制造质量问题，把责任都推给因受大量辐射而亡故的操作人员。对于大多数因受辐射而去医院就诊的人，医生们则被要求将其统一诊断为与辐射毫无关系的另一种疾病。
克里姆林宫的宣传高手为这起灾难找到了合适的报道角度。官媒充满敬意地详尽描写了最初投入灭火战斗的消防员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旁边配着矿工和地铁工人在废墟之下奋力挖掘隧道的大幅照片。
还有很多很多挺有感触的点，一言以蔽之：“人祸”总有惊人的相似。
在核事故后，城市居民的疏散和逃离也很值得看。
对于我这种怕死的人来说，看完之后最大的感慨是，在信息不对称下，谨慎一些，有备无患总没错。增强防护意识，从雾霾天乖乖戴口罩开始。锻炼好身体，一切的本钱。
【来吸欧气！#逛菜市场也能发现新物种#】“没准儿是个新种！”这句玩笑话，成了真。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明明有价值，为何总是跌？】
在证券投资中，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种现象，就是明明有价值的证券，价格反而变得越来越便宜。而且，随着基本面的增长，这种价格的下降甚至会导致估值下降的速度更快。在这种现象的反面，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明明价值不高的证券，反而变得越来越贵，估值更是一路飙升。
当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经验不够丰富的投资者往往会感到惊慌失措。他们通常的反应是震惊，继而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
由于越来越便宜的价格必然伴随着市场上看空的种种理论，而越来越贵的价格则会得到舆论的赞扬，因此经验不足的投资者，往往会在价格发展到极致时，被流行的市场理论“说服”，从而卖出价格低廉、价值优秀的证券，买入价格高昂、价值不高的证券。而这种投资行为，正是糟糕投资业绩的开始。
投资不能受舆论左右
关于这种“上涨或者下跌的证券一定会有支持它们的理论”的现象，我们可以从当年拿破仑时代的一则轶事，看出社会舆论的规律。
在1815年，当拿破仑·波拿巴从流放之地厄尔巴岛复出、一路挺进巴黎时，随着他的节节挺进，巴黎报纸的新闻标题也在不断发生改变：“科西嘉的怪物在儒昂港登陆”，“吃人魔王向格腊斯前进”，“篡位者进入格勒诺布尔”，“波拿巴占领里昂”，“拿破仑接近枫丹白露”，“陛下将于今日抵达自己忠实的巴黎”。这恰如随着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跌，对某种证券的评论变得越来越积极，或者越来越悲观一样。
对于有经验的投资者来说，证券价格上涨或者下跌，以及伴随这种价格上涨或者下跌所产生的社会舆论，根本不足以改变他们对某种证券的投资看法。他们对价值评估有自己清醒的判断，并不会受到舆论的左右。而价格上涨或者下跌，恰恰给了他们卖出或者买入的机会。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在资本市场看到“有价值的证券，价格却越来越便宜”，或者“已经严重高估的证券，价格却越来越贵”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当理性的投资者把目光聚焦在证券价值上的时候，市场上的主流节奏，却是盯着证券价格。
对于这种现象，沃伦·巴菲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评论：“人们坐电梯的时候，并不管楼层高低，他们只在乎电梯运行的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对于许多人来说，从1层坐电梯到2层的感觉十分良好，但是只要从100层下降到99层，他们就感觉糟糕透了。”
所以，当我们在资本市场上感觉到有价值的东西反而变得越来越便宜的时候，真正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有价值”这件事情导致“价格越来越便宜”，而是“价格越来越便宜”导致了之后的“价格越来越便宜”：这里面压根就没有价值什么事儿。这件事反过来也一样：价格上涨本身就可以导致价格上涨，其中是否有足够的价值并不重要。
对于那些着眼于价值高低，从而据此判断证券价格是否划算的投资者，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市场里的小众存在。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价值的高低远远不及价格的涨跌来得重要。
就拿虚拟货币为例，这种没有价值的电子符号，就因为价格的上涨，赢得了全球许多投资者的追捧。
正因为这种“只看价格趋势、不管价值高低”投机行为的广泛存在，导致价值的变动与价格的变动之间，有可能有很长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往往会高达一两年，或者更长时间，让坚持价值投资的投资者，忍受一段难熬的时光。当然，只要坚持下去，该来的投资回报迟早会来。
以在香港市场上市的华宝国际（00336.HK）为例，这家主营业务为香精、烟草薄片和调味品的公司，在自己的领域里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但是，它的股价却从2015年6月30日的3.47港元（2022年1月13日前复权价格，下同），下跌到了2020年6月30日的3.33港元，期间估值则从1.6倍PB（市净率，Wind资讯计算，下同）下跌到0.8倍PB。整整5年时间，这家公司股票价格毫无上涨。
但是，从2020年6月30日开始，华宝国际股价一路从3.33港元上涨到2022年1月13日的14.88港元，期间最高触及26.15港元。股价长达5年的糟糕表现，并没有埋没公司的价值。
我的一位好友吴金宫就看出了华宝国际的价值，他管理的基金就重仓买入该股票。吴金宫所管理的仙多山1期基金，在2015年6月30日到2020年6月30日的5年时间里，净值仅仅从1.4021元增长到了1.9238元，5年总回报率37.2%，年复合增长率6.5%，十分差强人意。但是，从2020年6月30日开始，坚守了5年的仙多山1期基金净值就突然从1.9238元增长到了2022年1月7日的6.1666元，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涨幅高达220%，相比六年半之前则上涨了339.8%，年复合增长达25.6%。
什么是有价值的资产？
古往今来，有多少人看不清幻象背后的真正价值，被表面的好坏所迷惑，最终酿成大错。今天的投资者如此，古代的君王也是一样。其中最为倒霉的君王之一，就是春秋时期齐国君主齐桓公。
齐桓公一生最英明的举措，就是听了鲍叔牙的话，任用了管仲为齐相。但是，齐桓公本人并不会看人，并不太会发掘人的价值，他只是正好凑巧，听了鲍叔牙的话而已。从本质上来说，齐桓公是一个好玩儿、好色、好享受、不喜欢干活的君主。这点其实和后代的蜀后主刘禅有一点相像，他俩最大的本事，就是任用了一个能干的人做下属，甚至都把这个人尊称为“父”：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
等到管仲快死的时候，齐桓公去问管仲，“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讳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你要是走了，我应该怎么办呀？管仲说，君王你有四个人要远离：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这四个人把你伺候得很舒服，但是都不是好人，都是有目的来接近你的人。他们其实对别人都很残忍，你千万不要被他们的表象迷惑。我在的时候，他们还能给压得住，让他们伺候伺候你无妨。我一旦死了，他们若获重用，必然为乱。
齐桓公答应了管仲，于是在管仲死后，将四个佞臣逐出朝廷。结果，少了这四个人伺候的齐桓公，怎么都不愉快。于是，齐桓公说，“嗟！圣人固有悖乎！”管仲这么聪明的人，也会犯错啊！这四个人明明是贤臣，我离开他们如此不愉快，还是把他们找回来吧！
结果，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这四个佞臣被召回到齐桓公身边，很快就勾结起来发动叛乱。他们将齐桓公围困于宫中，断绝饮食，也不许任何人入内。齐桓公被困绝境，饥渴将死，乃仰天长叹：“圣人之言长乎哉！死者无知则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见仲父于地下！”我有何面目见管仲于地下啊！于是自杀而死。
所以说，真正有价值的人，不是表面看起来对你好、给你小利益的人，而是那些真正有志向、有品行、有操守的人。而真正有价值的资产，也不是那些表面看起来价格飞涨的证券，而是那些蕴含了优秀商业价值的、估值优秀的证券。不过话说回来，“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千秋之下，能明辨这些区别的人，又有多少呢？
（作者系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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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券投资中，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种现象，就是明明有价值的证券，价格反而变得越来越便宜。而且，随着基本面的增长，这种价格的下降甚至会导致估值下降的速度更快。在这种现象的反面，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明明价值不高的证券，反而变得越来越贵，估值更是一路飙升。
当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经验不够丰富的投资者往往会感到惊慌失措。他们通常的反应是震惊，继而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
由于越来越便宜的价格必然伴随着市场上看空的种种理论，而越来越贵的价格则会得到舆论的赞扬，因此经验不足的投资者，往往会在价格发展到极致时，被流行的市场理论“说服”，从而卖出价格低廉、价值优秀的证券，买入价格高昂、价值不高的证券。而这种投资行为，正是糟糕投资业绩的开始。
投资不能受舆论左右
关于这种“上涨或者下跌的证券一定会有支持它们的理论”的现象，我们可以从当年拿破仑时代的一则轶事，看出社会舆论的规律。
在1815年，当拿破仑·波拿巴从流放之地厄尔巴岛复出、一路挺进巴黎时，随着他的节节挺进，巴黎报纸的新闻标题也在不断发生改变：“科西嘉的怪物在儒昂港登陆”，“吃人魔王向格腊斯前进”，“篡位者进入格勒诺布尔”，“波拿巴占领里昂”，“拿破仑接近枫丹白露”，“陛下将于今日抵达自己忠实的巴黎”。这恰如随着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跌，对某种证券的评论变得越来越积极，或者越来越悲观一样。
对于有经验的投资者来说，证券价格上涨或者下跌，以及伴随这种价格上涨或者下跌所产生的社会舆论，根本不足以改变他们对某种证券的投资看法。他们对价值评估有自己清醒的判断，并不会受到舆论的左右。而价格上涨或者下跌，恰恰给了他们卖出或者买入的机会。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在资本市场看到“有价值的证券，价格却越来越便宜”，或者“已经严重高估的证券，价格却越来越贵”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当理性的投资者把目光聚焦在证券价值上的时候，市场上的主流节奏，却是盯着证券价格。
对于这种现象，沃伦·巴菲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评论：“人们坐电梯的时候，并不管楼层高低，他们只在乎电梯运行的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对于许多人来说，从1层坐电梯到2层的感觉十分良好，但是只要从100层下降到99层，他们就感觉糟糕透了。”
所以，当我们在资本市场上感觉到有价值的东西反而变得越来越便宜的时候，真正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有价值”这件事情导致“价格越来越便宜”，而是“价格越来越便宜”导致了之后的“价格越来越便宜”：这里面压根就没有价值什么事儿。这件事反过来也一样：价格上涨本身就可以导致价格上涨，其中是否有足够的价值并不重要。
对于那些着眼于价值高低，从而据此判断证券价格是否划算的投资者，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市场里的小众存在。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价值的高低远远不及价格的涨跌来得重要。
就拿虚拟货币为例，这种没有价值的电子符号，就因为价格的上涨，赢得了全球许多投资者的追捧。
正因为这种“只看价格趋势、不管价值高低”投机行为的广泛存在，导致价值的变动与价格的变动之间，有可能有很长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往往会高达一两年，或者更长时间，让坚持价值投资的投资者，忍受一段难熬的时光。当然，只要坚持下去，该来的投资回报迟早会来。
以在香港市场上市的华宝国际（00336.HK）为例，这家主营业务为香精、烟草薄片和调味品的公司，在自己的领域里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但是，它的股价却从2015年6月30日的3.47港元（2022年1月13日前复权价格，下同），下跌到了2020年6月30日的3.33港元，期间估值则从1.6倍PB（市净率，Wind资讯计算，下同）下跌到0.8倍PB。整整5年时间，这家公司股票价格毫无上涨。
但是，从2020年6月30日开始，华宝国际股价一路从3.33港元上涨到2022年1月13日的14.88港元，期间最高触及26.15港元。股价长达5年的糟糕表现，并没有埋没公司的价值。
我的一位好友吴金宫就看出了华宝国际的价值，他管理的基金就重仓买入该股票。吴金宫所管理的仙多山1期基金，在2015年6月30日到2020年6月30日的5年时间里，净值仅仅从1.4021元增长到了1.9238元，5年总回报率37.2%，年复合增长率6.5%，十分差强人意。但是，从2020年6月30日开始，坚守了5年的仙多山1期基金净值就突然从1.9238元增长到了2022年1月7日的6.1666元，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涨幅高达220%，相比六年半之前则上涨了339.8%，年复合增长达25.6%。
什么是有价值的资产？
古往今来，有多少人看不清幻象背后的真正价值，被表面的好坏所迷惑，最终酿成大错。今天的投资者如此，古代的君王也是一样。其中最为倒霉的君王之一，就是春秋时期齐国君主齐桓公。
齐桓公一生最英明的举措，就是听了鲍叔牙的话，任用了管仲为齐相。但是，齐桓公本人并不会看人，并不太会发掘人的价值，他只是正好凑巧，听了鲍叔牙的话而已。从本质上来说，齐桓公是一个好玩儿、好色、好享受、不喜欢干活的君主。这点其实和后代的蜀后主刘禅有一点相像，他俩最大的本事，就是任用了一个能干的人做下属，甚至都把这个人尊称为“父”：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
等到管仲快死的时候，齐桓公去问管仲，“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讳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你要是走了，我应该怎么办呀？管仲说，君王你有四个人要远离：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这四个人把你伺候得很舒服，但是都不是好人，都是有目的来接近你的人。他们其实对别人都很残忍，你千万不要被他们的表象迷惑。我在的时候，他们还能给压得住，让他们伺候伺候你无妨。我一旦死了，他们若获重用，必然为乱。
齐桓公答应了管仲，于是在管仲死后，将四个佞臣逐出朝廷。结果，少了这四个人伺候的齐桓公，怎么都不愉快。于是，齐桓公说，“嗟！圣人固有悖乎！”管仲这么聪明的人，也会犯错啊！这四个人明明是贤臣，我离开他们如此不愉快，还是把他们找回来吧！
结果，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这四个佞臣被召回到齐桓公身边，很快就勾结起来发动叛乱。他们将齐桓公围困于宫中，断绝饮食，也不许任何人入内。齐桓公被困绝境，饥渴将死，乃仰天长叹：“圣人之言长乎哉！死者无知则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见仲父于地下！”我有何面目见管仲于地下啊！于是自杀而死。
所以说，真正有价值的人，不是表面看起来对你好、给你小利益的人，而是那些真正有志向、有品行、有操守的人。而真正有价值的资产，也不是那些表面看起来价格飞涨的证券，而是那些蕴含了优秀商业价值的、估值优秀的证券。不过话说回来，“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千秋之下，能明辨这些区别的人，又有多少呢？
（作者系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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