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边缘问题的无尽思考
哲学是什么？“哲学”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是“爱智慧”。通常都是说，哲学是“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等等。张祥龙老师给哲学一个非常独到的定义，哲学是“对边缘问题的各种合理探讨”。
所谓的“边缘问题”，指的是那些会对我们产生困扰，但是，常规手段又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著名的“门卫三问”，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
强调“合理的探讨”，就是说哲学工作的特点是讲道理，从而与同样探索“边缘问题”的宗教区分开来，因为宗教更多强调的是“信仰”而不是“道理”。
张老师借用了“酷”这个词来形容哲学的魅力。“酷”这个词的本意是酒味醇厚、香气浓郁，衍生出来的意思有严酷、惨烈、达到极致、绝妙甚至帅气，把这几个意思加在一起，正好可以描绘哲学带给人的那种丰富的感受。
“终极实在”指的就是最真实的东西，在各种变化过程中保持不变的东西。不同的哲学传统都要寻找这个终极实在，因为在面对人生和世界时，人们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虚幻感。
在面对虚幻感的时候，西方哲学的应对方式是“正面硬刚”。在西方哲人看来，虚幻感之所以产生就在于这个世界是流动变化的，那好，我就去找到一些不流动、不变化的东西来对抗虚幻。
毕达哥拉斯认为这个流动变化的世界上，真正的基础是“数字”，因为他发现其他东西都变化莫测，只有数字关系是最确定的。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蕴含着数字和比例关系，而且这些关系非常和谐。
西方哲学一定要找到变化中的不变，而中国哲学认可变化不可避免，变化本身就是那个终极的实在，所以中国哲学从来没有尝试去寻找一个绝对确定的始点。
在中国哲人看来，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虚幻感，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各种变化里面精微的结构。如果我们可以洞悉这些变化背后的规律，顺势而为就可以消除虚幻感。
《周易》最能代表中国传统哲学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气质。张祥龙老师利用汉代儒家的解读，区分了“易”这个字的三重含义，一个是“变易”，一个是“不易”，一个是“简易”。
在印度传统思想中，宗教与哲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几乎无法分开。印度哲人采取了一种反求诸己的方式来应对虚幻感。
婆罗门教里面最高的境界，就是“梵我一如”，也就是突破了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界线，放弃了各种名相，让自我、大我和梵达到合一的状态。
佛教追求“涅槃”的最高境界，就是彻底消除一切对行为目标和规则的执着，获得最终的解脱。
了解了西方、中国、印度在存在论上的差别之后，理解它们在认识论和美学上的差别就容易多了，因为这两个方面都跟它们的存在论有着直接的联系。
人是一种天生就充满好奇心，渴望认识世界的动物，这个特点也给人制造了重要的边缘问题，比如，我们如何获得认识？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
西方的存在论强调不变的本原，那么，认识论自然也就是要努力去认识那个不变的本原。人作为认识主体要去努力把握客观对象之中的真理，也就是坚持主客二分的基本思维模式去认识世界，主客观一致就是正确，主客观不一致就是错误。
中国哲学的认识论，也和突出阴阳变化的存在论密切相关，会淡化或者模糊主客二分。主体与客体共同参与一个生成和认识的过程，可以相互融合。
到了印度哲学这边，就是要彻底否定主客二分了。在印度哲学传统里，终极的存在不是通过感性或者理性“认识”到的，而是我们通过瑜伽修行用一种直观的方式体验到的，是主体与整全的完全同一。
西方主客二分的认识论，虽然带来了现代科学的繁荣，但同时也会经常显得过于强势，想要去消除其他与自己不同的，被判定为“错误”的文化，从而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而中国和印度的认识论则更有利于保持多样性，滋养人类的生存。
美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但是，如果我们再多追问两句：美的含义是什么？美的体验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恐怕就变成难以回答的“边缘问题”了。
西方哲学里有丰富的对美的讨论，但是，美学始终不是西方哲学的主流。在讨论美的来源时，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坚持客观主义美学，也就是认为“美”来自对象的某些客观性质。
印度哲学里有更丰富的美学意味和美感体验。不管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都很强调把哲理的美感，通过佛塔、佛像、绘画、音乐、舞蹈、戏剧和吟诵综合地呈现出来。
中国的美学思想更是极大丰富，中国美学的基本取向是在纯粹的客观认识与纯粹的主观体验之间，在变动中寻求一种“中庸之道”，在天地人的交互作用中直接感受到美。
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从字形、字体就可以直接表现和领会出字义。汉字有很多阴阳成对、讲求平衡的结构，横对竖、撇对捺、点对提，等等，字的结构也是成对出现的，左右、上下、内外。
而中国的书法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艺术。在书法中，笔是阳，纸是阴，毛笔沾满墨汁后趁势而行，“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书法艺术里面这种在实与虚之间、在动与静之间、在有形与无形之间的平衡，就是中国美学精神的直接体现。
虽然如今西方哲学看起来最强盛，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认为西方哲学就是哲学的全部，不必在压倒性的西方哲学面前自惭形秽。
不管是中国的、印度的，还是任何其他的哲学传统，都能给“哲学”这种对于边缘问题的无尽思考提供不同的视角，作出独特的贡献。#哲学#
哲学是什么？“哲学”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是“爱智慧”。通常都是说，哲学是“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等等。张祥龙老师给哲学一个非常独到的定义，哲学是“对边缘问题的各种合理探讨”。
所谓的“边缘问题”，指的是那些会对我们产生困扰，但是，常规手段又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著名的“门卫三问”，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
强调“合理的探讨”，就是说哲学工作的特点是讲道理，从而与同样探索“边缘问题”的宗教区分开来，因为宗教更多强调的是“信仰”而不是“道理”。
张老师借用了“酷”这个词来形容哲学的魅力。“酷”这个词的本意是酒味醇厚、香气浓郁，衍生出来的意思有严酷、惨烈、达到极致、绝妙甚至帅气，把这几个意思加在一起，正好可以描绘哲学带给人的那种丰富的感受。
“终极实在”指的就是最真实的东西，在各种变化过程中保持不变的东西。不同的哲学传统都要寻找这个终极实在，因为在面对人生和世界时，人们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虚幻感。
在面对虚幻感的时候，西方哲学的应对方式是“正面硬刚”。在西方哲人看来，虚幻感之所以产生就在于这个世界是流动变化的，那好，我就去找到一些不流动、不变化的东西来对抗虚幻。
毕达哥拉斯认为这个流动变化的世界上，真正的基础是“数字”，因为他发现其他东西都变化莫测，只有数字关系是最确定的。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蕴含着数字和比例关系，而且这些关系非常和谐。
西方哲学一定要找到变化中的不变，而中国哲学认可变化不可避免，变化本身就是那个终极的实在，所以中国哲学从来没有尝试去寻找一个绝对确定的始点。
在中国哲人看来，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虚幻感，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各种变化里面精微的结构。如果我们可以洞悉这些变化背后的规律，顺势而为就可以消除虚幻感。
《周易》最能代表中国传统哲学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气质。张祥龙老师利用汉代儒家的解读，区分了“易”这个字的三重含义，一个是“变易”，一个是“不易”，一个是“简易”。
在印度传统思想中，宗教与哲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几乎无法分开。印度哲人采取了一种反求诸己的方式来应对虚幻感。
婆罗门教里面最高的境界，就是“梵我一如”，也就是突破了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界线，放弃了各种名相，让自我、大我和梵达到合一的状态。
佛教追求“涅槃”的最高境界，就是彻底消除一切对行为目标和规则的执着，获得最终的解脱。
了解了西方、中国、印度在存在论上的差别之后，理解它们在认识论和美学上的差别就容易多了，因为这两个方面都跟它们的存在论有着直接的联系。
人是一种天生就充满好奇心，渴望认识世界的动物，这个特点也给人制造了重要的边缘问题，比如，我们如何获得认识？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
西方的存在论强调不变的本原，那么，认识论自然也就是要努力去认识那个不变的本原。人作为认识主体要去努力把握客观对象之中的真理，也就是坚持主客二分的基本思维模式去认识世界，主客观一致就是正确，主客观不一致就是错误。
中国哲学的认识论，也和突出阴阳变化的存在论密切相关，会淡化或者模糊主客二分。主体与客体共同参与一个生成和认识的过程，可以相互融合。
到了印度哲学这边，就是要彻底否定主客二分了。在印度哲学传统里，终极的存在不是通过感性或者理性“认识”到的，而是我们通过瑜伽修行用一种直观的方式体验到的，是主体与整全的完全同一。
西方主客二分的认识论，虽然带来了现代科学的繁荣，但同时也会经常显得过于强势，想要去消除其他与自己不同的，被判定为“错误”的文化，从而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而中国和印度的认识论则更有利于保持多样性，滋养人类的生存。
美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但是，如果我们再多追问两句：美的含义是什么？美的体验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恐怕就变成难以回答的“边缘问题”了。
西方哲学里有丰富的对美的讨论，但是，美学始终不是西方哲学的主流。在讨论美的来源时，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坚持客观主义美学，也就是认为“美”来自对象的某些客观性质。
印度哲学里有更丰富的美学意味和美感体验。不管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都很强调把哲理的美感，通过佛塔、佛像、绘画、音乐、舞蹈、戏剧和吟诵综合地呈现出来。
中国的美学思想更是极大丰富，中国美学的基本取向是在纯粹的客观认识与纯粹的主观体验之间，在变动中寻求一种“中庸之道”，在天地人的交互作用中直接感受到美。
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从字形、字体就可以直接表现和领会出字义。汉字有很多阴阳成对、讲求平衡的结构，横对竖、撇对捺、点对提，等等，字的结构也是成对出现的，左右、上下、内外。
而中国的书法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艺术。在书法中，笔是阳，纸是阴，毛笔沾满墨汁后趁势而行，“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书法艺术里面这种在实与虚之间、在动与静之间、在有形与无形之间的平衡，就是中国美学精神的直接体现。
虽然如今西方哲学看起来最强盛，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认为西方哲学就是哲学的全部，不必在压倒性的西方哲学面前自惭形秽。
不管是中国的、印度的，还是任何其他的哲学传统，都能给“哲学”这种对于边缘问题的无尽思考提供不同的视角，作出独特的贡献。#哲学#
#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但凡需要你努力迎合才能维系的关系，都是错的。”
与人交往，相处不累，是保持关系长久的灵丹妙药。
相聚时，畅所欲言，无拘无束，甚至可以相互调侃，无所顾忌；分开时，各自忙碌，互相牵挂，不必时常联系，有事随叫随到。
不用担心自己说的话被曲解误会，也不用在意他人在背后嘲讽，更不用去费力地讨好迎合。
遵从内心，合得来的就靠近，合不来的就远离。
久处不厌，轻松自在，才是最好的相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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