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中秋、国庆佳节，200部志书邀你读懂四川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
地方志是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对熟悉地方情况，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编制远景规划、制定法规政策等具有重要意义。阆中具有悠久的修志传统，明代至民国期间有明嘉靖、清道光、清咸丰、民国十五年和三十七年5部府、县志传世。在中秋、国庆佳节期间，阆中市图书馆、地方志办将开展大型地方志书展出，展出明代至今100余部地方志书，既有清代古籍线装版本、又有现代精装志书，让广大市民、游客全方位了解阆中、读懂阆中。同时展出的还有四川部分地方志书近100部。
一、展出时间
2021年9月21日——10月7日
二、展出地点
图书馆文渊阁书吧
三、温馨小提示
根据最新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展出现场限流30人，参展人员须全程佩戴口罩，排队和观展时请保持1米以上距离，避免聚集；入馆时需配合测量体温并出示健康码、行程码，体温正常（低于37.3）等。
附件：阆中市地方志简介
阆中市地方志简介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地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方志等，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赓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方志是以一定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一定区域各个方面或一个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方志”名称最早见于《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指的是方国情况的记述。宋以后，这一名称固定为地方文献的专用名词之一。细分又有记、传、录、乘、考、书、集、簿、典、略、谱、编等别名、异称。
阆中具有悠久的修志传统，明代至民国期间有明嘉靖、清道光、清咸丰、民国十五年和三十七年5部府、县志传世。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编纂有《阆中地方志略》《阆中县志·帝制时期》、1993年版《阆中县志》、新编《阆中市志》和77部部门（行业）志、83部区乡镇志以及大批地情资料书。这些地方志成果，对于传承阆中历史文化和“存史、资治、教化”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清代以前志书编纂
1、宋《阆苑记》 南宋年间，阆中人何求（一作何永）编著具有志书性质的书籍《阆苑记》，书佚不传，是以人物为主的传记。
2、明嘉靖前《保宁府志》 明嘉靖前，编有《保宁府志》，志佚。由于资料不全、归属失当、编纂粗糙，令当政者不满，故明嘉靖又重修《保宁府志》。
3、明嘉靖元年《阆中县志》 明嘉靖元年（壬午1522），编有《阆中县志》，现存北京某图书馆（藏馆不详）。
4、明嘉靖重修《保宁府志》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分巡川北道杨瞻组织重新纂修《保宁府志》。后此志散出，现存台湾，为存世孤本。国家图书馆存微缩胶卷。
5、清雍正《保宁府志》 清·雍正年间，李钟峨编有《保宁府志》一册，其书不传。
6、清嘉庆《保宁府志》 清嘉庆二十年（1815）曾编修过《保宁府志》，志佚。
7、清嘉庆《阆中县志》 清嘉庆三年（1798）至二十一年（1815）间，阆中县训导毛于逵辑《阆中县志》十卷，志伕。
8、清道光《保宁府志》 清道光元年（1821），纂修《保宁府志》，分巡川北兵备道黎学锦为总裁并作序，史观为总纂。该志现保存完好。
9、清咸丰《阆中县志》 清咸丰元年（1851），阆中知县徐继镛总领其事，李惺等21人编纂《阆中县志》。
二、民国时期志书编纂
1、民国十五年《阆中县志》民国十五年（1926），阆中县知事岳永武聘郑钟灵编修《阆中县志》。现以电子文档形式保存。
2、民国三十七年《阆中县志》稿民国37年（1948），阆中县文献委员会杨诚恭、李镜芙、孔震生等人编写《阆中县志》，为手抄本六册，未付梓。现在以电子文稿形式保存。
三、新方志编纂
1、《阆中地方志略》 1958年，阆中县政协编写《阆中地方志略》共计16章19节，约3万余字。1959年，又编写《阆中县并地方志略》，计7章22节，为缩写本。
2、重修《阆中县志》 1965年，县政协开始重修《阆中县志》，1966年定稿，未付梓。
3、《阆中县志》“三大块” 1980年12月，县委、县政府提出编修《阆中县志》。采用“断代史”的办法，将志书分为“帝制时期”“民国时期”“社会主义时期”分段编写（时称“三大块”）。1982年5月，《阆中县志·帝制时期》铅印出书（内部资料）。11月，完成“民国时期”初稿编写并送审。1984年4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修志界共识新编地方志不宜采用分时期记述法，应当采用“横分事类、纵叙始末”的记叙体例。《阆中县志》原定“帝制时期”“民国时期”“社会主义时期”三个时期的编修办法停止实施。
4、1993年版《阆中县志》1984年，县志编修委员会对原定《阆中县志》（社会主义时期）篇目进行大幅度调整和修改。1988年，县志办对《阆中县志》篇目和志书总体设计进行了再次调整，年底，大部分县志分志编写完成。1990年，开始县志总纂。1991年4月起，对县志稿进行了第二次总纂。1993年12月，《阆中县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印数2500册。1994年，《阆中县志》获四川省政府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5年，1993年版《阆中县志》获南充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2014年9月，1993年版《阆中县志》再版2000册，对原版本中的错落文字、标点及部分数据进行了订正，对记载有误的重大史实问题在原文后加按进行了注释。
5、《阆中市志》 2009年，《阆中市志》编纂工作正式启动，2014年11月，《阆中市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80余万字。
6、部门、行业志清嘉庆四年(1799)，虔修曾编纂《金城寺志》。现存有手抄复印电子扫描文档。1981年，《阆中县人民武装志》《阆中县税务志》《阆中县广播志》《阆中县人民医院志》打印成稿。1984年，《阆中县盐业志》打印成稿。1985年，《阆中县航运志》《千佛卫生志》《阆中县农机事业志》，阆中县水利电力志》《阆中县中医院志》《河溪区卫生志》《阆中中学校史》完成编纂并打印成稿。1986年，《阆中蚕桑志》成稿，《文成区卫生志》《阆中师范校史》《阆中丝绸厂志》《阆中县建筑公司志》《阆中县文化馆志》《阆中县电力公司志》《阆中县川剧团志》完成编纂。1987年，《阆中县交通志》《阆中地理志》出版，《阆中县审计局志》《阆中县物价志》《中共阆中县委组织部志》《阆中县检察志》打印成稿。1988年《阆中县二轻工业志》《阆中县农业志》和《阆中建设志》出版，《阆中县统计志》《阆中县教育志》《阆中蚕种场志》《阆中工会运动史实综述》《阆中县工会志》《阆中县医药志》《阆中县公安志》铅印成书或打印成稿。1990～1992年，《阆中县蚕桑志》《阆中县商业志》《阆中县邮电志》出版，《阆中县卫生志》《阆中县供销合作志》打印成稿。1983～1992年，阆中共编纂部门、行业志45部。其中，《阆中地理志》获省志编委会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阆中县农业志》《阆中县工商行政管理志》获省志编委会地方志优秀成果三等奖；《阆中县交通志》《阆中建设志》获南充地区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阆中县二轻工业志》获南充地区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3年起，阆中市一些部门、企事业单位又开始部门、行业志的编纂。当年《阆中市金融志》铅印出书。1994年，《四川省阆中保宁醋总厂志》打印成书。1998年，《阆中市国土志》打印成稿。2005年，《阆中财政志》出版（内刋）。当年，《阆中广播电视志》和《石子乡教育志》成稿（电子文稿）。2007～2009年，《阆中国税志》《阆中军事志》《阆中市统计志》《阆中文化志》《阆中古城志》《阆中市工商行政管理志》《阆中市物价志》出版或成稿。2010年和2011年，在《阆中市志》编纂过程中，市人大、市政协、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人事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城管局、市教委、市农业局、市商贸局、市卫生局、市科技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体育局和金融机构均以部门、行业志的形式提供了资料。2011年，市民政局和市发改局编辑了“5·12特大地震”《赈灾志》和《灾后重建志》资料长编。2015年，《阆中统战志》成稿。1993～2015年，阆中共编纂部门、行业志31部。其中，《阆中市统计志》《阆中市工商行政管理志》获四川省第十四次地方志优秀成果奖。
7、区、乡镇志 1983年阆中县10个乡、镇开始着手乡、镇志编纂工作。1984年保宁镇和大垭、石滩、文成、盘马、博树、七里、峰占、土垭、龙坪等乡镇10部乡镇志完成编纂。老观奉国寺、老君山、白坡、天廻、老龙、关帝庙、干子梁、茅庙子、石马、新庙10个村分别编写了村史资料，未付印。1985年阆中共有47部区、乡志完成编纂。1986年，阆中《文成区志》《井溪乡志》《金城乡志》《石龙乡志》4部区、乡志完成编纂。1996年底，阆中市部分乡镇启动重修乡镇志工作。1997年阆中《飞凤镇志》出版并获省志编委会地方志优秀成果三等奖。1998年《治平乡志》《龙泉镇志》《木兰乡志》先后出版。2000年，阆中《二龙镇志》出版，《木兰乡志》《治平乡志》获省志编委会地方志优秀成果奖。2011年，阆中市《梅溪乡志》（现为福星乡）出版。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
地方志是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对熟悉地方情况，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编制远景规划、制定法规政策等具有重要意义。阆中具有悠久的修志传统，明代至民国期间有明嘉靖、清道光、清咸丰、民国十五年和三十七年5部府、县志传世。在中秋、国庆佳节期间，阆中市图书馆、地方志办将开展大型地方志书展出，展出明代至今100余部地方志书，既有清代古籍线装版本、又有现代精装志书，让广大市民、游客全方位了解阆中、读懂阆中。同时展出的还有四川部分地方志书近100部。
一、展出时间
2021年9月21日——10月7日
二、展出地点
图书馆文渊阁书吧
三、温馨小提示
根据最新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展出现场限流30人，参展人员须全程佩戴口罩，排队和观展时请保持1米以上距离，避免聚集；入馆时需配合测量体温并出示健康码、行程码，体温正常（低于37.3）等。
附件：阆中市地方志简介
阆中市地方志简介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地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方志等，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赓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方志是以一定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一定区域各个方面或一个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方志”名称最早见于《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指的是方国情况的记述。宋以后，这一名称固定为地方文献的专用名词之一。细分又有记、传、录、乘、考、书、集、簿、典、略、谱、编等别名、异称。
阆中具有悠久的修志传统，明代至民国期间有明嘉靖、清道光、清咸丰、民国十五年和三十七年5部府、县志传世。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编纂有《阆中地方志略》《阆中县志·帝制时期》、1993年版《阆中县志》、新编《阆中市志》和77部部门（行业）志、83部区乡镇志以及大批地情资料书。这些地方志成果，对于传承阆中历史文化和“存史、资治、教化”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清代以前志书编纂
1、宋《阆苑记》 南宋年间，阆中人何求（一作何永）编著具有志书性质的书籍《阆苑记》，书佚不传，是以人物为主的传记。
2、明嘉靖前《保宁府志》 明嘉靖前，编有《保宁府志》，志佚。由于资料不全、归属失当、编纂粗糙，令当政者不满，故明嘉靖又重修《保宁府志》。
3、明嘉靖元年《阆中县志》 明嘉靖元年（壬午1522），编有《阆中县志》，现存北京某图书馆（藏馆不详）。
4、明嘉靖重修《保宁府志》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分巡川北道杨瞻组织重新纂修《保宁府志》。后此志散出，现存台湾，为存世孤本。国家图书馆存微缩胶卷。
5、清雍正《保宁府志》 清·雍正年间，李钟峨编有《保宁府志》一册，其书不传。
6、清嘉庆《保宁府志》 清嘉庆二十年（1815）曾编修过《保宁府志》，志佚。
7、清嘉庆《阆中县志》 清嘉庆三年（1798）至二十一年（1815）间，阆中县训导毛于逵辑《阆中县志》十卷，志伕。
8、清道光《保宁府志》 清道光元年（1821），纂修《保宁府志》，分巡川北兵备道黎学锦为总裁并作序，史观为总纂。该志现保存完好。
9、清咸丰《阆中县志》 清咸丰元年（1851），阆中知县徐继镛总领其事，李惺等21人编纂《阆中县志》。
二、民国时期志书编纂
1、民国十五年《阆中县志》民国十五年（1926），阆中县知事岳永武聘郑钟灵编修《阆中县志》。现以电子文档形式保存。
2、民国三十七年《阆中县志》稿民国37年（1948），阆中县文献委员会杨诚恭、李镜芙、孔震生等人编写《阆中县志》，为手抄本六册，未付梓。现在以电子文稿形式保存。
三、新方志编纂
1、《阆中地方志略》 1958年，阆中县政协编写《阆中地方志略》共计16章19节，约3万余字。1959年，又编写《阆中县并地方志略》，计7章22节，为缩写本。
2、重修《阆中县志》 1965年，县政协开始重修《阆中县志》，1966年定稿，未付梓。
3、《阆中县志》“三大块” 1980年12月，县委、县政府提出编修《阆中县志》。采用“断代史”的办法，将志书分为“帝制时期”“民国时期”“社会主义时期”分段编写（时称“三大块”）。1982年5月，《阆中县志·帝制时期》铅印出书（内部资料）。11月，完成“民国时期”初稿编写并送审。1984年4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修志界共识新编地方志不宜采用分时期记述法，应当采用“横分事类、纵叙始末”的记叙体例。《阆中县志》原定“帝制时期”“民国时期”“社会主义时期”三个时期的编修办法停止实施。
4、1993年版《阆中县志》1984年，县志编修委员会对原定《阆中县志》（社会主义时期）篇目进行大幅度调整和修改。1988年，县志办对《阆中县志》篇目和志书总体设计进行了再次调整，年底，大部分县志分志编写完成。1990年，开始县志总纂。1991年4月起，对县志稿进行了第二次总纂。1993年12月，《阆中县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印数2500册。1994年，《阆中县志》获四川省政府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5年，1993年版《阆中县志》获南充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2014年9月，1993年版《阆中县志》再版2000册，对原版本中的错落文字、标点及部分数据进行了订正，对记载有误的重大史实问题在原文后加按进行了注释。
5、《阆中市志》 2009年，《阆中市志》编纂工作正式启动，2014年11月，《阆中市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80余万字。
6、部门、行业志清嘉庆四年(1799)，虔修曾编纂《金城寺志》。现存有手抄复印电子扫描文档。1981年，《阆中县人民武装志》《阆中县税务志》《阆中县广播志》《阆中县人民医院志》打印成稿。1984年，《阆中县盐业志》打印成稿。1985年，《阆中县航运志》《千佛卫生志》《阆中县农机事业志》，阆中县水利电力志》《阆中县中医院志》《河溪区卫生志》《阆中中学校史》完成编纂并打印成稿。1986年，《阆中蚕桑志》成稿，《文成区卫生志》《阆中师范校史》《阆中丝绸厂志》《阆中县建筑公司志》《阆中县文化馆志》《阆中县电力公司志》《阆中县川剧团志》完成编纂。1987年，《阆中县交通志》《阆中地理志》出版，《阆中县审计局志》《阆中县物价志》《中共阆中县委组织部志》《阆中县检察志》打印成稿。1988年《阆中县二轻工业志》《阆中县农业志》和《阆中建设志》出版，《阆中县统计志》《阆中县教育志》《阆中蚕种场志》《阆中工会运动史实综述》《阆中县工会志》《阆中县医药志》《阆中县公安志》铅印成书或打印成稿。1990～1992年，《阆中县蚕桑志》《阆中县商业志》《阆中县邮电志》出版，《阆中县卫生志》《阆中县供销合作志》打印成稿。1983～1992年，阆中共编纂部门、行业志45部。其中，《阆中地理志》获省志编委会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阆中县农业志》《阆中县工商行政管理志》获省志编委会地方志优秀成果三等奖；《阆中县交通志》《阆中建设志》获南充地区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阆中县二轻工业志》获南充地区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3年起，阆中市一些部门、企事业单位又开始部门、行业志的编纂。当年《阆中市金融志》铅印出书。1994年，《四川省阆中保宁醋总厂志》打印成书。1998年，《阆中市国土志》打印成稿。2005年，《阆中财政志》出版（内刋）。当年，《阆中广播电视志》和《石子乡教育志》成稿（电子文稿）。2007～2009年，《阆中国税志》《阆中军事志》《阆中市统计志》《阆中文化志》《阆中古城志》《阆中市工商行政管理志》《阆中市物价志》出版或成稿。2010年和2011年，在《阆中市志》编纂过程中，市人大、市政协、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人事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城管局、市教委、市农业局、市商贸局、市卫生局、市科技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体育局和金融机构均以部门、行业志的形式提供了资料。2011年，市民政局和市发改局编辑了“5·12特大地震”《赈灾志》和《灾后重建志》资料长编。2015年，《阆中统战志》成稿。1993～2015年，阆中共编纂部门、行业志31部。其中，《阆中市统计志》《阆中市工商行政管理志》获四川省第十四次地方志优秀成果奖。
7、区、乡镇志 1983年阆中县10个乡、镇开始着手乡、镇志编纂工作。1984年保宁镇和大垭、石滩、文成、盘马、博树、七里、峰占、土垭、龙坪等乡镇10部乡镇志完成编纂。老观奉国寺、老君山、白坡、天廻、老龙、关帝庙、干子梁、茅庙子、石马、新庙10个村分别编写了村史资料，未付印。1985年阆中共有47部区、乡志完成编纂。1986年，阆中《文成区志》《井溪乡志》《金城乡志》《石龙乡志》4部区、乡志完成编纂。1996年底，阆中市部分乡镇启动重修乡镇志工作。1997年阆中《飞凤镇志》出版并获省志编委会地方志优秀成果三等奖。1998年《治平乡志》《龙泉镇志》《木兰乡志》先后出版。2000年，阆中《二龙镇志》出版，《木兰乡志》《治平乡志》获省志编委会地方志优秀成果奖。2011年，阆中市《梅溪乡志》（现为福星乡）出版。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静海新闻# 【15秒435，藏着朱雪莹心里的一束光——专访天津体操、蹦床、艺术体操队总教练赵奇】
15秒，人平均眨眼3次，心跳15次。对于一名普通人而言，在漫长的光阴里，15秒微不足道，可谓稍纵即逝。但若对于一名运动员，15秒里承载着什么？
朱雪莹很清楚。代表中国蹦床队出征东京奥运会，15秒，她起跳24次，在空中变换姿势10次。15秒435的惊心动魄，56.635的绝对优势，朱雪莹拿下中国东京奥运会第17金。
这15秒，天津体操摘得了历史上的首枚奥运会蹦床金牌，而中国蹦床队时隔13年，重回冠军领奖台。
赛场上，当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身披五星红旗的朱雪莹，与队友刘灵玲相拥而泣。
“奥运会是世界最大的体育盛会，也是每个运动员最终的奋斗梦想。当我真的走上这个赛场的时候，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离自己的奥运梦已经近在咫尺了。”回忆起在东京奥运赛场上的决战瞬间，朱雪莹内心感慨万千。
朱雪莹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将自己的脚印印在北京体育大学的冠军之路上。如今，她做到了。首战奥运摘金，这个23岁的女孩走进了大众视野。这短短的一瞬，成了她内心的一束光。
光的速度高达30万公里每秒，这么看来，这条冠军之路上，朱雪莹还会走得更远。
“越挫越勇，她不怕输”
天津体操底蕴深厚，一直是中国体育的坚实力量，也是中国蹦床队梦开始的地方。1997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设立蹦床项目，2002年将其列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潜优势项目，年底成立蹦床国家队，在天津设立国家集训中心。
同是这一年，4岁的朱雪莹迈出了她体操生涯的第一步。凭着不怕苦，不怕疼，不服输的韧劲，朱雪莹拿过全能冠军，在体操领域初绽光芒。
“如果别人做得比我好，我就一定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朱雪莹坦言，自己从小就很有运动员精神。
6年后，朱雪莹被查出胯骨骨窝比较浅，而这种伤恐怕经不起体操项目高强度训练对于胯骨的压迫。出于运动安全的角度考虑，这次意外的伤病隐患，让她遗憾告别了熟悉的体操领域，于2008年加入天津蹦床队，这一年，朱雪莹10岁。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意想不到的转折，不但没有影响朱雪莹的发展，体操训练培养出的优雅体态，反而成为最佳的助力。
“越挫越勇，她不怕输。”朝夕相处5年的天津蹦床女队主教练刘先慧提起朱雪莹这样说。
从零开始，在天津浓郁的体操底蕴浸染下，经过5年的“拔节孕穗”，15岁那年，凭借在天津蹦床队打下的扎实基础，朱雪莹成功入选国家队。
在这里，朱雪莹遇到了夺冠路上的最强助力，国家队教练蔡光亮。在蔡导的因材施教下，朱雪莹不断突破自我。2016年下半年，在蔡导训练两个月后，她拿到了个人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跟自己较劲，与前辈对标，朱雪莹羽翼逐渐丰满。
国家队蹦床馆有一面冠军墙，上面以获得世界冠军的数量配上同样多的星星。朱雪莹在出征奥运会前笑着说：“我的目标是先有个五环logo，小星星嘛再慢慢追。”
如今，她的梦想实现，现在照片上不仅有了五环logo，而且还被放在了与曾经的偶像并排的位置。
“东京奥运赛场上，我们有大国底气”
朱雪莹回到祖国，在北京隔离期间，记者来到了她“十年磨剑”、艰苦训练的地方——位于天津静海的团泊体育中心。在西C座蹦床训练馆，见到天津体操、蹦床、艺术体操队总教练赵奇。
“发力，再快点！”在将近一个小时的交谈中，赵奇的目光始终紧盯着训练中的运动员。在他的严格指导下，培养出“吊环王”董震、陈一冰，双杠世界冠军王冠寅等多个冠军。
目光如炬的背后是一片柔肠，对于年幼的运动员，赵奇温声鼓励，耐心矫正姿势，默契的“击掌”，让这些小运动员心里瞬间温暖、急速“充能”。
在国家队耕耘18载，2014年赵奇回津任天津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2019年任体操、蹦床、艺术体操总教练。对于奥运冠军的养成，赵奇有自己坚守的理念和原则。他说，对运动员来说，成功离不开国家的培养、个人的努力和家庭的支持。
“一个奥运冠军养成的背后，有多少人默默付出。尤其这届东京奥运会正处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下，强大的综合国力和举国体制就是我们的奥运健儿创造佳绩的底气。”赵奇说，当去北京看望正在备战奥运会的朱雪莹时，为了保证运动员的绝对安全，让他们安心训练，途中每一个步骤都严把防控，为奥运健儿筑起保护屏障。
据统计，本届东京奥运会金牌数追平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未来对天津体操蹦床运动的发展有什么期待？”记者问道。
赵奇表示，像陈一冰、董震等都在各自的领域，为国家体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作为天津队体操总教练，他希望更多的像朱雪莹这样的人才，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天津队，成为天津底蕴的强力支撑，继续书写天津体育的未来。
“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蹦床项目”
朱雪莹本次夺冠点燃了天津体操武术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的所有运动员的激情。这段时间里，每个人都牟着劲儿，全力以赴备战第十四届全运会。
“借着雪莹夺冠，我们正计划在团泊地区筹划国家体操运动中心重点推动的‘快乐体操’项目。”赵奇提到这点格外激动。
“体育竞技的根本目的就是人民健康，团泊这个地区发展的正是健康产业，这和我们的推广蹦床项目和体育竞技精神的理念不谋而合。”赵奇表示，希望借助静海的体育资源和本次蹦床夺冠的优势，通过建立“快乐体操”“大众蹦床”“快乐艺术体操”示范基地，推广普及体操知识、技能与文化，为选拔、夯实体育后备人才储备奠定基础。
这几年，“团泊洼”这方土壤滋养着天津体育产业的发展。主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体育产业“起笔”大健康，高质量建设了23个专业化国际标准体育场馆，其中包括国内首个下沉式设计的团泊足球场以及国际网球中心等多个项目。
充沛的体育资源，使这里相继承接了WTA天津公开赛、环中国自行车赛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赛事，成为继奥林匹克中心场馆群以来天津第二个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吸引着众多体育文化旅游项目纷纷落户。
在大力发展体育产业的同时，园区还加速高端医疗产业聚集，加快休闲养老产业发展。
如今的静海区借助健康为魂、项目为本、环境为媒的理念，从体育健身产业“起笔”在健康产业园内“逐梦”，如同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的体育产业和高端医疗产业同步发展，擦亮“大健康”标识。
15秒，人平均眨眼3次，心跳15次。对于一名普通人而言，在漫长的光阴里，15秒微不足道，可谓稍纵即逝。但若对于一名运动员，15秒里承载着什么？
朱雪莹很清楚。代表中国蹦床队出征东京奥运会，15秒，她起跳24次，在空中变换姿势10次。15秒435的惊心动魄，56.635的绝对优势，朱雪莹拿下中国东京奥运会第17金。
这15秒，天津体操摘得了历史上的首枚奥运会蹦床金牌，而中国蹦床队时隔13年，重回冠军领奖台。
赛场上，当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身披五星红旗的朱雪莹，与队友刘灵玲相拥而泣。
“奥运会是世界最大的体育盛会，也是每个运动员最终的奋斗梦想。当我真的走上这个赛场的时候，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离自己的奥运梦已经近在咫尺了。”回忆起在东京奥运赛场上的决战瞬间，朱雪莹内心感慨万千。
朱雪莹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将自己的脚印印在北京体育大学的冠军之路上。如今，她做到了。首战奥运摘金，这个23岁的女孩走进了大众视野。这短短的一瞬，成了她内心的一束光。
光的速度高达30万公里每秒，这么看来，这条冠军之路上，朱雪莹还会走得更远。
“越挫越勇，她不怕输”
天津体操底蕴深厚，一直是中国体育的坚实力量，也是中国蹦床队梦开始的地方。1997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设立蹦床项目，2002年将其列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潜优势项目，年底成立蹦床国家队，在天津设立国家集训中心。
同是这一年，4岁的朱雪莹迈出了她体操生涯的第一步。凭着不怕苦，不怕疼，不服输的韧劲，朱雪莹拿过全能冠军，在体操领域初绽光芒。
“如果别人做得比我好，我就一定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朱雪莹坦言，自己从小就很有运动员精神。
6年后，朱雪莹被查出胯骨骨窝比较浅，而这种伤恐怕经不起体操项目高强度训练对于胯骨的压迫。出于运动安全的角度考虑，这次意外的伤病隐患，让她遗憾告别了熟悉的体操领域，于2008年加入天津蹦床队，这一年，朱雪莹10岁。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意想不到的转折，不但没有影响朱雪莹的发展，体操训练培养出的优雅体态，反而成为最佳的助力。
“越挫越勇，她不怕输。”朝夕相处5年的天津蹦床女队主教练刘先慧提起朱雪莹这样说。
从零开始，在天津浓郁的体操底蕴浸染下，经过5年的“拔节孕穗”，15岁那年，凭借在天津蹦床队打下的扎实基础，朱雪莹成功入选国家队。
在这里，朱雪莹遇到了夺冠路上的最强助力，国家队教练蔡光亮。在蔡导的因材施教下，朱雪莹不断突破自我。2016年下半年，在蔡导训练两个月后，她拿到了个人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跟自己较劲，与前辈对标，朱雪莹羽翼逐渐丰满。
国家队蹦床馆有一面冠军墙，上面以获得世界冠军的数量配上同样多的星星。朱雪莹在出征奥运会前笑着说：“我的目标是先有个五环logo，小星星嘛再慢慢追。”
如今，她的梦想实现，现在照片上不仅有了五环logo，而且还被放在了与曾经的偶像并排的位置。
“东京奥运赛场上，我们有大国底气”
朱雪莹回到祖国，在北京隔离期间，记者来到了她“十年磨剑”、艰苦训练的地方——位于天津静海的团泊体育中心。在西C座蹦床训练馆，见到天津体操、蹦床、艺术体操队总教练赵奇。
“发力，再快点！”在将近一个小时的交谈中，赵奇的目光始终紧盯着训练中的运动员。在他的严格指导下，培养出“吊环王”董震、陈一冰，双杠世界冠军王冠寅等多个冠军。
目光如炬的背后是一片柔肠，对于年幼的运动员，赵奇温声鼓励，耐心矫正姿势，默契的“击掌”，让这些小运动员心里瞬间温暖、急速“充能”。
在国家队耕耘18载，2014年赵奇回津任天津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2019年任体操、蹦床、艺术体操总教练。对于奥运冠军的养成，赵奇有自己坚守的理念和原则。他说，对运动员来说，成功离不开国家的培养、个人的努力和家庭的支持。
“一个奥运冠军养成的背后，有多少人默默付出。尤其这届东京奥运会正处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下，强大的综合国力和举国体制就是我们的奥运健儿创造佳绩的底气。”赵奇说，当去北京看望正在备战奥运会的朱雪莹时，为了保证运动员的绝对安全，让他们安心训练，途中每一个步骤都严把防控，为奥运健儿筑起保护屏障。
据统计，本届东京奥运会金牌数追平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未来对天津体操蹦床运动的发展有什么期待？”记者问道。
赵奇表示，像陈一冰、董震等都在各自的领域，为国家体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作为天津队体操总教练，他希望更多的像朱雪莹这样的人才，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天津队，成为天津底蕴的强力支撑，继续书写天津体育的未来。
“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蹦床项目”
朱雪莹本次夺冠点燃了天津体操武术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的所有运动员的激情。这段时间里，每个人都牟着劲儿，全力以赴备战第十四届全运会。
“借着雪莹夺冠，我们正计划在团泊地区筹划国家体操运动中心重点推动的‘快乐体操’项目。”赵奇提到这点格外激动。
“体育竞技的根本目的就是人民健康，团泊这个地区发展的正是健康产业，这和我们的推广蹦床项目和体育竞技精神的理念不谋而合。”赵奇表示，希望借助静海的体育资源和本次蹦床夺冠的优势，通过建立“快乐体操”“大众蹦床”“快乐艺术体操”示范基地，推广普及体操知识、技能与文化，为选拔、夯实体育后备人才储备奠定基础。
这几年，“团泊洼”这方土壤滋养着天津体育产业的发展。主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体育产业“起笔”大健康，高质量建设了23个专业化国际标准体育场馆，其中包括国内首个下沉式设计的团泊足球场以及国际网球中心等多个项目。
充沛的体育资源，使这里相继承接了WTA天津公开赛、环中国自行车赛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赛事，成为继奥林匹克中心场馆群以来天津第二个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吸引着众多体育文化旅游项目纷纷落户。
在大力发展体育产业的同时，园区还加速高端医疗产业聚集，加快休闲养老产业发展。
如今的静海区借助健康为魂、项目为本、环境为媒的理念，从体育健身产业“起笔”在健康产业园内“逐梦”，如同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的体育产业和高端医疗产业同步发展，擦亮“大健康”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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