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底扔掉了什么?
上海最近频上热搜,两件事都与“扔”相关。
一件是乌鲁木齐中路一家菜市场与Prada联名,购满20元蔬菜便可得一只Prada手提袋。这场跨界营销的策划者,大概没有想到,为了得到那只手提袋,有人居然会一出菜市场就把菜扔进垃圾桶。
另一件是10月15日艺术家杨烨炘“用500克黄金制1000粒米扔进黄浦江”,所进行的名为《我们不浪费粮食,我们只浪费黄金》的行为艺术,引发广泛关注,迅速冲上微博热搜。
两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却集合了同样的表象——扔。只不过,前者的扔,是毋庸置疑的浪费,而后者的扔,是用心良苦的劝诫浪费。相同表象下的不同对冲所产生的的强大张力,掀起一阵讨论热潮,让我们不得不对“扔”这件日常生活里司空见惯的事重新审视一番。
扔,在现代人的生活里,实在是稀松平常。
搬一次家,扔一次东西。用旧了的、用不着的、不堪再用的统统扔掉,以至于“搬三次家约等于一次失火”成为当代年轻人的“通识”。扔,是前一段落生活的告别,也是下一段落生活的开启。
遭遇某些情绪低谷,扔一次东西。离婚、分手、离职……时,那些曾被赋予美好意义的物品,此时都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不由分说扔进垃圾桶,似乎曾赋予它的意义和如今所承受的情绪,也被扔掉了。
日常生活里,扔掉的东西就更多了。穿不了、不想穿的衣服,扔掉;吃不了、不好吃的饭菜,扔掉;脏旧的、掉页的书籍,扔掉;过期的、不合用的化妆品,扔掉;那盆已经养死的花,连花盆一同扔掉;那只蟑螂出没的橱柜,连碗碟一同扔掉……
扔掉!扔掉!扔掉!
扔掉这些“用不上”、“不想用”、“再无用”的东西,实在是太爽了。物质丰裕,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厂商们每天生产数以亿计的产品,无非是多逛几家店,无非是多花两个钱,无非是多费一点事,只要我开心,每天用新的也未尝不可。
爷爷奶奶那一套抠抠搜搜的节俭,已经过时了。他们曾穷怕了、饿怕了,忧虑惯了,也节约惯了,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扔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等等,好像有什么不对。
我们扔掉的,到底是什么?
看过这样一个视频:家里不再用的老柜子,扔到了楼下,捡破烂的人打开一看,里面是20万现金。
听过这样一件真事:父亲生前喜藏书,临终遗子四堵书墙,怎奈子无父志,书皆论斤卖出,买书者在某一本书里,翻出一张存折,是父亲毕生积蓄。
当老柜子扔到楼下,当旧书都卖给别人,那份父辈对子辈未说出口的爱与期待,也被一同“扔”了出去。扔就是这样,偶然中总有必然。偶然扔掉的,是那些藏在旧物里未曾被发觉的“惊喜”,而必然被扔掉的,是对旧物的爱惜之心,对旧情的眷顾之意。
路遥逝世已三十年,但其著作《人生》依然畅销不衰。这本书的扉页,印着著名作家柳青的一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小时候,以为这句话说得是选择,后来再读,才明白其中真意——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最紧要的时候,扔掉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那才是他的根。
扔其实很简单,知道什么该扔,什么不该扔才最难。有多少高加林一样的人,为了眼前短暂的梦幻,扔掉了根、扔掉了心肺、扔掉了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及至幡然,为时已晚,只有空自嗟叹。
惜物,惜福。这句老话说得实在是妙极,物与情,并不是相互独立不可分割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水,用刀也分不开,人在惜物的同时,何尝不是在约束自己内心的欲望,何尝不是在陶养自己的性情,何尝不是在提升自己的品质?
留下Prada,扔掉蔬菜的“名媛们”,引起的是群嘲。而扔掉1000粒黄金米的杨烨炘,引起的却是讨论。扔与扔是不同的,关键在这个动作背后的初心,重新审视、重新思辨、重新寻找,大概才是“扔”与“扔掉的东西”带给我们的最大收益。
扔之前,不妨问自己一句:扔掉,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也许,扔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旧物再利用,大概是许多人做的最多的事情。小时候,母亲会把不穿的衣物攒起来,等到冬天的时候,剪出不同样式的布片,然后把它们拼接成一条厚实的门帘,既御寒又美观。
当我把这件事讲给老家在保定的同事,她满脸欣喜,虽然相隔几千里,但小时候她家里人也会这么做,用旧衣物拼出缝纫机的罩,拼出椅子的坐垫,总觉得那样的罩子、那样的坐垫,有着无限的趣味。她说,去寺院的时候,看到庙里的僧侣们把破掉的坛坛罐罐拿来养花种草,里边扔几粒石头,青苔一漫,居然也别有一种禅意。
互联网的兴起,也使得“如何处理旧物”这件事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多元。暂时不用或以后不会再用的东西,可以挂在网上卖掉。在一线城市里,年轻人更热衷于线下交易,为留下自己使用痕迹的物品,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在妥善处理旧物的同时,也认识了新的朋友,一举两得。
而那些多多少少有些“社恐”的年轻人,则默默关注了一些可以接受捐赠的平台,等到旧物攒到一定程度,全部交由平台捐赠给更加需要这些物品的人。既免去了要“面对人”的麻烦,又帮助到了更多的人,何乐不为?
大到国家提出的“垃圾分类”、“光盘行动”,小到公司的“无纸化”办公,各个层面、各行各业,越来越重视“扔”这件事。
前几天看到一位做图书编辑的朋友,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篇文章,才知道原来有些特定尺寸的书籍印刷之后,那些被切下来的纸都会扔掉。后来他与一位设计师合作,将裁切下来的纸张,做成了可爱的手写便签本,设计师还特制了印章,标明了便签本的“来历”,默默保护了那些为出版业奉献生命的树木。
也许,物质越是充裕,我们越是要克制自己,不要陷于物欲,不要心为物役。“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于虚荣、攀比、毫无惜物之心的“可以不扔却非要扔”。“算了,扔掉吧。”这句话说来轻松,但扔掉的东西,也会以它的方式,带走你的某些品性。
也许,相较于“扔掉的东西”,在生活里时刻保持清醒,确切的知道,我要什么,不要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上海最近频上热搜,两件事都与“扔”相关。
一件是乌鲁木齐中路一家菜市场与Prada联名,购满20元蔬菜便可得一只Prada手提袋。这场跨界营销的策划者,大概没有想到,为了得到那只手提袋,有人居然会一出菜市场就把菜扔进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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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在现代人的生活里,实在是稀松平常。
搬一次家,扔一次东西。用旧了的、用不着的、不堪再用的统统扔掉,以至于“搬三次家约等于一次失火”成为当代年轻人的“通识”。扔,是前一段落生活的告别,也是下一段落生活的开启。
遭遇某些情绪低谷,扔一次东西。离婚、分手、离职……时,那些曾被赋予美好意义的物品,此时都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不由分说扔进垃圾桶,似乎曾赋予它的意义和如今所承受的情绪,也被扔掉了。
日常生活里,扔掉的东西就更多了。穿不了、不想穿的衣服,扔掉;吃不了、不好吃的饭菜,扔掉;脏旧的、掉页的书籍,扔掉;过期的、不合用的化妆品,扔掉;那盆已经养死的花,连花盆一同扔掉;那只蟑螂出没的橱柜,连碗碟一同扔掉……
扔掉!扔掉!扔掉!
扔掉这些“用不上”、“不想用”、“再无用”的东西,实在是太爽了。物质丰裕,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厂商们每天生产数以亿计的产品,无非是多逛几家店,无非是多花两个钱,无非是多费一点事,只要我开心,每天用新的也未尝不可。
爷爷奶奶那一套抠抠搜搜的节俭,已经过时了。他们曾穷怕了、饿怕了,忧虑惯了,也节约惯了,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扔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等等,好像有什么不对。
我们扔掉的,到底是什么?
看过这样一个视频:家里不再用的老柜子,扔到了楼下,捡破烂的人打开一看,里面是20万现金。
听过这样一件真事:父亲生前喜藏书,临终遗子四堵书墙,怎奈子无父志,书皆论斤卖出,买书者在某一本书里,翻出一张存折,是父亲毕生积蓄。
当老柜子扔到楼下,当旧书都卖给别人,那份父辈对子辈未说出口的爱与期待,也被一同“扔”了出去。扔就是这样,偶然中总有必然。偶然扔掉的,是那些藏在旧物里未曾被发觉的“惊喜”,而必然被扔掉的,是对旧物的爱惜之心,对旧情的眷顾之意。
路遥逝世已三十年,但其著作《人生》依然畅销不衰。这本书的扉页,印着著名作家柳青的一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小时候,以为这句话说得是选择,后来再读,才明白其中真意——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最紧要的时候,扔掉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那才是他的根。
扔其实很简单,知道什么该扔,什么不该扔才最难。有多少高加林一样的人,为了眼前短暂的梦幻,扔掉了根、扔掉了心肺、扔掉了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及至幡然,为时已晚,只有空自嗟叹。
惜物,惜福。这句老话说得实在是妙极,物与情,并不是相互独立不可分割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水,用刀也分不开,人在惜物的同时,何尝不是在约束自己内心的欲望,何尝不是在陶养自己的性情,何尝不是在提升自己的品质?
留下Prada,扔掉蔬菜的“名媛们”,引起的是群嘲。而扔掉1000粒黄金米的杨烨炘,引起的却是讨论。扔与扔是不同的,关键在这个动作背后的初心,重新审视、重新思辨、重新寻找,大概才是“扔”与“扔掉的东西”带给我们的最大收益。
扔之前,不妨问自己一句:扔掉,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也许,扔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旧物再利用,大概是许多人做的最多的事情。小时候,母亲会把不穿的衣物攒起来,等到冬天的时候,剪出不同样式的布片,然后把它们拼接成一条厚实的门帘,既御寒又美观。
当我把这件事讲给老家在保定的同事,她满脸欣喜,虽然相隔几千里,但小时候她家里人也会这么做,用旧衣物拼出缝纫机的罩,拼出椅子的坐垫,总觉得那样的罩子、那样的坐垫,有着无限的趣味。她说,去寺院的时候,看到庙里的僧侣们把破掉的坛坛罐罐拿来养花种草,里边扔几粒石头,青苔一漫,居然也别有一种禅意。
互联网的兴起,也使得“如何处理旧物”这件事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多元。暂时不用或以后不会再用的东西,可以挂在网上卖掉。在一线城市里,年轻人更热衷于线下交易,为留下自己使用痕迹的物品,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在妥善处理旧物的同时,也认识了新的朋友,一举两得。
而那些多多少少有些“社恐”的年轻人,则默默关注了一些可以接受捐赠的平台,等到旧物攒到一定程度,全部交由平台捐赠给更加需要这些物品的人。既免去了要“面对人”的麻烦,又帮助到了更多的人,何乐不为?
大到国家提出的“垃圾分类”、“光盘行动”,小到公司的“无纸化”办公,各个层面、各行各业,越来越重视“扔”这件事。
前几天看到一位做图书编辑的朋友,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篇文章,才知道原来有些特定尺寸的书籍印刷之后,那些被切下来的纸都会扔掉。后来他与一位设计师合作,将裁切下来的纸张,做成了可爱的手写便签本,设计师还特制了印章,标明了便签本的“来历”,默默保护了那些为出版业奉献生命的树木。
也许,物质越是充裕,我们越是要克制自己,不要陷于物欲,不要心为物役。“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于虚荣、攀比、毫无惜物之心的“可以不扔却非要扔”。“算了,扔掉吧。”这句话说来轻松,但扔掉的东西,也会以它的方式,带走你的某些品性。
也许,相较于“扔掉的东西”,在生活里时刻保持清醒,确切的知道,我要什么,不要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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