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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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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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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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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古洞木廠「大遷徙」 新東北釋放萬米地】
作為本港未來房屋供應重鎮的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即將步入起動階段，但位於區內馬草壟的一批木園及鋸木廠商戶，過去數年一直未能覓地搬遷，而構成重建阻礙，廠戶也為此惆悵。不過，距離當局定下的年底收地「死線」僅餘半年，情況終有突破性發展，在政府和港九木行商會出面協調下，六家原分布於不同地點的鋸木廠或木園公司，近月在粉嶺蓮麻坑覓得兩幅面積逾一萬二千平方米的農地，用作重置該批鄉郊工場，料可加快釋出未來古洞市中心的逾萬米用地。不過，由於業界需要親自支付新廠的建造費用，冀能在新址最少營運二至三十年。
六個計畫搬遷的廠戶，在木材行業一直扮演重建角色，他們位於古洞北的工場用地，必須今年底前收回並歸還給政府，這不但影響行業從業員生計，部分大型建築項目也可能因此失去木材供應；港九木行商會在過去一年一直協助尋找合適的搬遷地點，在研究過十一個地點後，最終認為兩幅位於粉嶺的土地是最佳選擇。
「找這些土地，真是要講緣分。」港九木行商會理事長吳錦雲表示，可供搬遷木廠的土地，位於前邊境禁區所釋出的範圍，主要由「太公地」和私人土地所組成，當中二千平方米屬政府土地，需要在商會出面協助，並透過別人介紹之下，始能集齊所需土地，「曾經找過很多土地也不合適，因畢竟木廠並非甚麼大生意，而木材像鐵一樣，又長又大，不能上樓，用作運輸的車輛也較為大型，搬遷時需要考慮很多因素，否則也不會弄得那麼緊逼。」
考慮搬遷的木廠原本共有約十家，但在疫情之下，當中數家已放棄繼續經營，最終決定搬遷的木廠只剩下六家。這批木廠在北區紮根數十年時間，最早一家早於六十年代在上水建立廠房，而到了八十年代，位於古洞區內的木廠數目一度增至逾三十家，但隨著日子過去，不少廠房東主退休，中途結業，到目前只剩十多家，因有下一代接手，才可以繼續營業。吳表示，當中一些木廠已非首次經歷搬遷，很多昔日設於粉嶺馬會道，後來發展天坪邨，才搬到馬草壟。他笑言：「當時這里是不毛之地，想不到三十八年之後，政府搞了一個古洞北出來，我們又要搬，而每次也是愈搬愈遠，愈搬愈入。」
他說，雖然兩幅用地被蓮麻坑路所分隔，但「東西地盤」仍可合組成面積較大的用地，具有一定協同效應，而六家木廠可重置於同一地點，除了地方較為「見駛」，亦可共用渠務等配套設施，降低搬遷成本，並對地區交通的影響減至最低。
翻查資料，六間廠房現時座落於未來古洞北新發展區的九個不同地點，共涉一萬平方米土地，有關用地已分別劃作「住宅（甲類）」、「政府、機構或社區」、公共空間和道路等用途，其中七幅用地更是處於首階段發展的範圍內。隨著業界成功覓得搬遷用地，相關新發展區用地可望加快釋出。吳表示，明白政府現時急需利用木廠現時用地建屋，也希望盡可能不阻礙新發展區的發展，但由於前期的覓地工作消耗不少時間，承認距離年底的搬遷「死線」，時間上較為緊逼，幸得當局理解，搬遷期間最新已延至明年第二季。
為了日後有更好管理和營運，六家受影響的鋸木廠或木園按照營運需求，分布於重置地盤的三個範圍內，所有商戶的營業時間將會劃一，惟暫時僅獲城規會批出三年的短期使用年期。吳錦榮指出，本港房地產仍然發展興旺，與建築業相關的木材行業仍有一定需求，惟亦逐漸式微，各廠戶也是「苦苦地撐落去」，加上需要自行支付新廠的建造費用，故希望能取得政府的支持，讓新址最少營運二至三十年，「我們其實是拿著很大的決心，克服了很多問題才走到這一步，真是一點也不容易，故希望能真的等到一個生存空間。」
隨著本港經濟轉型，木材行業在過去數十年經歷巨大變化，不少廠戶也因缺乏土地而結業。能夠在時代巨輪中生存，並準備搬遷至粉嶺的六家木廠，雖然在行內「專長」不一，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大多已經營數代，並有下一代願意「接棒」，讓家族生意得以承傳。據了解，六家木廠在遷至新址後，營運範圍將會增加百分之五點三至九點五不等，料可吸納未來持續增長的需求。
六家準備遷的木廠中，以具有五十年歷史的萬樂來發展有限公司規模最大，被視為本港建築及包裝木材的龍頭公司，市場佔有率高達七成，也是本港最大歐洲木廠入口商，相關入口量達百分之十五，馬會、蜆殼和嘉利物流等均是該木廠的主要客戶。該木廠近年拓展的其中一個新業務，就是為馬會的馬匹提供木寢室。值得留意的是，其廠房現時分布在古洞北三個不同地點，運作因此受到限制，但在搬遷後，廠房將重新「合體」，營運效率可望得到提升。
主要從事裝修及家具木材的輝記木業，則在本港室內裝修市場地位舉足輕重，為灣仔、旺角和火炭等地區商鋪供應一半零售木材產品。據了解，因應內地的營運成本近年也在急劇上升，加上本港市場發展穩定，該木廠有意將內地的業務重新遷回本港，以減省開支，預期在搬遷後運作可更具成本效益。
至於當中最為「年輕」的寶利豐木業，則被視為行內的發展傳奇，因創立木廠的女東主，早年只是由一個二十呎貨櫃起家，花了十五年時間發展成今天的規模，市場佔有率已達百分之十五。據了解，該木廠預計在搬遷後會有更大儲存空間，可減少木材放在戶外受到風化所造成的浪費，預計每年盈利會有百分之五至十的增長。
吳錦雲指，最終決定搬遷的木廠，最少也經營三十多年，不少也經營數代，彼此從「阿爺年代」已結識，「大家其實也是老街坊，有很多老夥計，若搬到北區以外的其他地方，等於逼他們退休，所以彼此也希望日後可以聚在一起，這是選址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位於古洞北的多家木廠雖然已有搬遷計畫，以騰出空間供當局發展房屋，但仍有個別木廠打算留守。早年與友人合資購買用地，在古洞建立「志記鎅木廠」的負責人王鴻權，就一直爭取原址保育，暫時未有計畫搬遷。人稱「權哥」的王鴻權說，木廠具有歷史價值，也一直開設木工班，不少青年人到木廠認識木材，具有教育元素，倘若沒有木廠，會令他們失去一個「考察」地點。「這可鼓勵年輕人愛惜自然界，他們也很受落，每次開班也爆棚。」
問到會否考慮在其他地方重置木廠，他說一旦搬遷，認識木廠的人會較少，「只能搬走驅殼，不能帶走靈魂。」他表示，早前已去信四個部門，包括規劃署、地政總署、民政總署及特首辦，要求保育，特首辦表示會由規劃署回覆。他坦言，若確切需要搬遷，也希望政府在附近協助重建木廠，「我們是窮鬼，沒有這樣的資金，若遷拆了，沒有可能再買一幅土地再重建。」
他表示，政府早年將用地納入第一期發展，但兩年半限期將於今年底屆滿，暫時再未有消息。他說，肯定難以在今年底搬遷，因為廠房仍有很多木材「存貨」，需時清理木材。「木材多是回收得來，一直以來都是協助解決環保問題，大多用來製成紀念品，當年超強颱風『山竹』過後回收得來的木材，至今也有小部分仍未使用。」他表示，木材若被棄置，只能運往堆填區，但部分分解可能會有困難，若能打造成一些藝術品，價值可被提升，也較為環保。他舉例指：「電燈公司所棄置的電燈柱，因為曾被水浸過，加上多屬杉木或松木，若棄置於堆填區，可能一百幾十年才能分解。」
作為本港未來房屋供應重鎮的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即將步入起動階段，但位於區內馬草壟的一批木園及鋸木廠商戶，過去數年一直未能覓地搬遷，而構成重建阻礙，廠戶也為此惆悵。不過，距離當局定下的年底收地「死線」僅餘半年，情況終有突破性發展，在政府和港九木行商會出面協調下，六家原分布於不同地點的鋸木廠或木園公司，近月在粉嶺蓮麻坑覓得兩幅面積逾一萬二千平方米的農地，用作重置該批鄉郊工場，料可加快釋出未來古洞市中心的逾萬米用地。不過，由於業界需要親自支付新廠的建造費用，冀能在新址最少營運二至三十年。
六個計畫搬遷的廠戶，在木材行業一直扮演重建角色，他們位於古洞北的工場用地，必須今年底前收回並歸還給政府，這不但影響行業從業員生計，部分大型建築項目也可能因此失去木材供應；港九木行商會在過去一年一直協助尋找合適的搬遷地點，在研究過十一個地點後，最終認為兩幅位於粉嶺的土地是最佳選擇。
「找這些土地，真是要講緣分。」港九木行商會理事長吳錦雲表示，可供搬遷木廠的土地，位於前邊境禁區所釋出的範圍，主要由「太公地」和私人土地所組成，當中二千平方米屬政府土地，需要在商會出面協助，並透過別人介紹之下，始能集齊所需土地，「曾經找過很多土地也不合適，因畢竟木廠並非甚麼大生意，而木材像鐵一樣，又長又大，不能上樓，用作運輸的車輛也較為大型，搬遷時需要考慮很多因素，否則也不會弄得那麼緊逼。」
考慮搬遷的木廠原本共有約十家，但在疫情之下，當中數家已放棄繼續經營，最終決定搬遷的木廠只剩下六家。這批木廠在北區紮根數十年時間，最早一家早於六十年代在上水建立廠房，而到了八十年代，位於古洞區內的木廠數目一度增至逾三十家，但隨著日子過去，不少廠房東主退休，中途結業，到目前只剩十多家，因有下一代接手，才可以繼續營業。吳表示，當中一些木廠已非首次經歷搬遷，很多昔日設於粉嶺馬會道，後來發展天坪邨，才搬到馬草壟。他笑言：「當時這里是不毛之地，想不到三十八年之後，政府搞了一個古洞北出來，我們又要搬，而每次也是愈搬愈遠，愈搬愈入。」
他說，雖然兩幅用地被蓮麻坑路所分隔，但「東西地盤」仍可合組成面積較大的用地，具有一定協同效應，而六家木廠可重置於同一地點，除了地方較為「見駛」，亦可共用渠務等配套設施，降低搬遷成本，並對地區交通的影響減至最低。
翻查資料，六間廠房現時座落於未來古洞北新發展區的九個不同地點，共涉一萬平方米土地，有關用地已分別劃作「住宅（甲類）」、「政府、機構或社區」、公共空間和道路等用途，其中七幅用地更是處於首階段發展的範圍內。隨著業界成功覓得搬遷用地，相關新發展區用地可望加快釋出。吳表示，明白政府現時急需利用木廠現時用地建屋，也希望盡可能不阻礙新發展區的發展，但由於前期的覓地工作消耗不少時間，承認距離年底的搬遷「死線」，時間上較為緊逼，幸得當局理解，搬遷期間最新已延至明年第二季。
為了日後有更好管理和營運，六家受影響的鋸木廠或木園按照營運需求，分布於重置地盤的三個範圍內，所有商戶的營業時間將會劃一，惟暫時僅獲城規會批出三年的短期使用年期。吳錦榮指出，本港房地產仍然發展興旺，與建築業相關的木材行業仍有一定需求，惟亦逐漸式微，各廠戶也是「苦苦地撐落去」，加上需要自行支付新廠的建造費用，故希望能取得政府的支持，讓新址最少營運二至三十年，「我們其實是拿著很大的決心，克服了很多問題才走到這一步，真是一點也不容易，故希望能真的等到一個生存空間。」
隨著本港經濟轉型，木材行業在過去數十年經歷巨大變化，不少廠戶也因缺乏土地而結業。能夠在時代巨輪中生存，並準備搬遷至粉嶺的六家木廠，雖然在行內「專長」不一，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大多已經營數代，並有下一代願意「接棒」，讓家族生意得以承傳。據了解，六家木廠在遷至新址後，營運範圍將會增加百分之五點三至九點五不等，料可吸納未來持續增長的需求。
六家準備遷的木廠中，以具有五十年歷史的萬樂來發展有限公司規模最大，被視為本港建築及包裝木材的龍頭公司，市場佔有率高達七成，也是本港最大歐洲木廠入口商，相關入口量達百分之十五，馬會、蜆殼和嘉利物流等均是該木廠的主要客戶。該木廠近年拓展的其中一個新業務，就是為馬會的馬匹提供木寢室。值得留意的是，其廠房現時分布在古洞北三個不同地點，運作因此受到限制，但在搬遷後，廠房將重新「合體」，營運效率可望得到提升。
主要從事裝修及家具木材的輝記木業，則在本港室內裝修市場地位舉足輕重，為灣仔、旺角和火炭等地區商鋪供應一半零售木材產品。據了解，因應內地的營運成本近年也在急劇上升，加上本港市場發展穩定，該木廠有意將內地的業務重新遷回本港，以減省開支，預期在搬遷後運作可更具成本效益。
至於當中最為「年輕」的寶利豐木業，則被視為行內的發展傳奇，因創立木廠的女東主，早年只是由一個二十呎貨櫃起家，花了十五年時間發展成今天的規模，市場佔有率已達百分之十五。據了解，該木廠預計在搬遷後會有更大儲存空間，可減少木材放在戶外受到風化所造成的浪費，預計每年盈利會有百分之五至十的增長。
吳錦雲指，最終決定搬遷的木廠，最少也經營三十多年，不少也經營數代，彼此從「阿爺年代」已結識，「大家其實也是老街坊，有很多老夥計，若搬到北區以外的其他地方，等於逼他們退休，所以彼此也希望日後可以聚在一起，這是選址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位於古洞北的多家木廠雖然已有搬遷計畫，以騰出空間供當局發展房屋，但仍有個別木廠打算留守。早年與友人合資購買用地，在古洞建立「志記鎅木廠」的負責人王鴻權，就一直爭取原址保育，暫時未有計畫搬遷。人稱「權哥」的王鴻權說，木廠具有歷史價值，也一直開設木工班，不少青年人到木廠認識木材，具有教育元素，倘若沒有木廠，會令他們失去一個「考察」地點。「這可鼓勵年輕人愛惜自然界，他們也很受落，每次開班也爆棚。」
問到會否考慮在其他地方重置木廠，他說一旦搬遷，認識木廠的人會較少，「只能搬走驅殼，不能帶走靈魂。」他表示，早前已去信四個部門，包括規劃署、地政總署、民政總署及特首辦，要求保育，特首辦表示會由規劃署回覆。他坦言，若確切需要搬遷，也希望政府在附近協助重建木廠，「我們是窮鬼，沒有這樣的資金，若遷拆了，沒有可能再買一幅土地再重建。」
他表示，政府早年將用地納入第一期發展，但兩年半限期將於今年底屆滿，暫時再未有消息。他說，肯定難以在今年底搬遷，因為廠房仍有很多木材「存貨」，需時清理木材。「木材多是回收得來，一直以來都是協助解決環保問題，大多用來製成紀念品，當年超強颱風『山竹』過後回收得來的木材，至今也有小部分仍未使用。」他表示，木材若被棄置，只能運往堆填區，但部分分解可能會有困難，若能打造成一些藝術品，價值可被提升，也較為環保。他舉例指：「電燈公司所棄置的電燈柱，因為曾被水浸過，加上多屬杉木或松木，若棄置於堆填區，可能一百幾十年才能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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