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创作谈｜161.6米的黄河长卷如何绘就】黄河自古以来便是文学艺术创作的绝佳对象。以黄河为主题的美术创作，持续诞生了大量经典之作，展示了大河的壮阔、文化的深厚。近年来，这类创作更是掀起了新的高潮。日前，“黄河——王克举”美术展在山东美术馆举办，一幅161.6米恢弘油画长卷，全景式、多角度地展示了黄河或质朴，或厚重，或瑰丽的多个侧面。这幅作品广受关注，得到业内高度评价的同时，还成为了新的网红打卡地。
“一笔笔从黄河的源头画到黄河入海口，我将心中的黄河镌刻在画布上，每一笔都充满憧憬，就像藏民匍匐在长满草丛的路上……那是一种朝圣的感觉。”长卷作者、中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王克举说。
“游观”引领“沉浸”
160多米长卷如何绘就？王克举告诉记者，他构思10年，用了4年时间，驾车超过4万公里，跨越沿黄九省（区），36个景别共101单幅画面都是现场完成的即兴创作。年过六旬的他，就这样自黄河发源地一路画到入海口。“黄河流域的地理风貌粗犷、苍茫，特别适合用油画来展现。而在西方油画的基础上，融入中国文化的写意特征，更能展示一条中国人心目中的黄河。”王克举说。
在这幅长卷中，王克举借用了移动视线的方式，将中国绘画的意象性和油画写生的焦点透视进行了有机结合——每个场景的视角都在跟随景别需要而上下左右变换，时而仰视，时而俯视，这种“游观”的空间观念，对于观众而言，会不自觉地产生“沉浸式”的绝妙欣赏体验——由《星宿海》开始，画家用苍莽而舒缓的节奏拉开帷幕，呈现了黄河深沉神秘的源头；紧接着，《扎陵湖》《鄂陵湖》《果洛草原》《阿尼玛卿雪山》徐徐展开，王克举以线条驰骋表现水流的轻重缓急，以色彩明暗冷暖丰富画面节奏，从涓涓细流汇为银海微澜，再到水银泻地般地穿越峡谷，构成飞流夹巘之壮景；从《贵德丹霞》《冰凌丹霞》开始，画面色调逐渐由冷变暖，深沉的蓝黑色与朱红色、深红、赭石，构成了自由而跳跃的节奏，与静静的长河相望；继续向前，《壶口》《三门峡—小浪底》陡然出现，黄河以撞击天地之势发出巨龙般的吼声，恍然间如临“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境界；转而入《豫鲁大地》《泰山·黄河玉带》《鹊华春色》《齐鲁大地》，黄河又尽显母亲般的慈爱祥和，稻谷肥硕、草木幽香、晴空浩然，终而入海；在《黄河》的终章，色彩的运用被发挥到了极致，玫瑰色、橘黄色交织而成的绯红色巨流，缓缓涌入湛蓝澄明的大海，满目光华，预示着母亲河更加美好时代的到来……长卷带来的丰富画面与情绪的跌宕，超出了“图像”营造的艺术范畴，俨然是一部交响诗，以丰富的音色和节奏的起落，糅合景色的绝美与人文的感怀，吟唱出激昂的诗篇。
“我从黄河的源头画到入海口，越发觉得黄河的伟大与不朽。虽然我画的是一条自然的黄河，但在我的内心里，它始终是汹涌澎湃的，所以我要把整条黄河画得波涛汹涌、气势磅礴。不过，画到家乡山东段的时候，广袤的大平原上，黄河已经没有了大江大河的波澜壮阔，我便在画那些庄稼的时候，也让它们像黄河水一样，呈现汹涌澎湃的状态。”谈起创作心得，王克举说，“黄河从上游到下游，河道基本上是被镶嵌在峡谷之间，中上游除壶口外，基本上没有河水奔腾的展现，小浪底是我后期有意增加的一段，放大了翻滚汹涌的河水，用以增加汹涌澎湃的气势。壶口是我画黄河的开端，为的是给整条黄河的创作定下一个气势磅礴、波涛汹涌的基调。小浪底是整幅作品的收笔之作，画到这里的时候，我异常地兴奋，画得特别快，也特别爽。笔法来自于我被小浪底放水冲沙的那种气势震撼后的抒发，当然画的时候也需要同样的激越，这种激烈的感觉非常贴切地表达了当时汹涌澎湃的心情。”
为母亲河做整体性造像
其实，在中国美术史上，虽然有很多画家画过黄河，知名的作品有吴作人的油画《三门峡工地》、李仲耘的中国画《向黄河进军》、傅抱石的中国画《黄河清》、艾中信的油画《夜渡黄河》、尚扬的油画《爷爷的河》、周韶华的中国画《黄河魂》、蒋志鑫的中国画《母亲的咆哮》等等，但此前没有艺术家画出黄河五千公里的路线、尽展黄河全貌。而且，受题材、尺幅的局限，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几乎成为黄河在视觉形态上的唯一符号。王克举的创作，无疑是开创性的。
“我觉得只有大尺幅才能表现出黄河的气魄，要连贯成卷，才能完整展现出黄河万古奔流、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意象。”王克举告诉记者，这个想法的萌发已有十年。2009年，他带领学生前往山西碛口写生时，画了《天下黄河》和《溪镇》，再想到张大千画的《长江万里图》、王希孟画的《千里江山图》后，他就决心要为黄河绘就一幅“全身像”。自此，他开始反复写生、锤炼语言，研究前人的长卷巨制经验，制订环环相扣的创作计划和路线。直至2016年，《黄河》长卷创作正式启程，王克举以自驾的形式，身临其境、深度对话，熟悉黄河历史、了解黄河文化，沿河作画，为母亲河做整体性造像。
翻开王克举创作时用的笔记本，有几页写满了黄河沿线的地名。海拔3000米以上的，就有玛多的星宿海、鄂陵湖、扎陵湖、阿尼玛卿雪山、同德县、龙羊峡水电站等等，在乾坤湾、炳灵寺、果洛草原、泰山黄河玉带、泰山等，也都留下了他和团队的足迹。创作条件的艰苦也显而易见：黄河源头位于青藏高原，高原作画，就要克服当地低温、道路不便、饮食不便与高原反应等一系列困难；大河流经山区，路窄难行，各式画具、实木画框画架等装备，货车载不进去，就人背肩扛……
不过，王克举和他的团队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其中，反而甘之如饴。“从一开始的把握不好到后来的驾轻就熟；从开始的被动描写到主动的绘画语言转换；从对画面的理性把握到情绪的注入，由此逐渐到达自己的内心并从中发现一片更为宽阔的天地。这个天地不管怎样，它是自己走过来的，是承载个人理想的天地，是内心世界最真实的表白。”
这表白中，还传递了艺术家独特的艺术思想与审美意志。特别是在绘图的色彩运用上，画家大量运用互补色释放了画作的空间张力，视觉上增强了作品的视觉感受，给予其画作在视觉上强烈的“在场性”。“在场性有着现实的意境和强烈的象征性。比如说有些水的地方画成黄色、橙黄色，这就是作者强烈的人文精神驱动所使，传达了一种个性化的精神诉求，暗含着非常浪漫的想象力。浪漫的情怀有两个，一是构图的浪漫，二是色彩的浪漫。他在色彩方面突破了以往中国人看山水的意境。”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顾黎明评价。
“追寻黄河魂”
“现在回想起来，如何画黄河对我来说难度并不是最大的，因为毕竟对景写生、画大画创作20年了，好像前20年的探索、积累就是为了画黄河，所以在技术上或者是在艺术处理上都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难度是如何能靠近黄河，黄河在哪里？黄河魂在何处？”王克举坦言。
“追寻黄河魂”，或许也是黄河主题创作中，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都在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当下，如何避免“蹭热点”式的“营销创作”，能将展现母亲河的历史脉络、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展望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相结合，这些问题都考验着艺术家们的创作力和创新力。总体来看，这一题材的经典之作还不够多。
王克举的《黄河》为这一题材的创新作了良好的示范。画家努力通过对黄河沿岸自然风貌的描绘和再现，概括几千年来中国人对黄河的认知、记忆和想象，把自然的黄河、人文的黄河和精神的黄河融合起来，凸显黄河不屈不挠、排除千难万险、奋勇向前的顽强精神，表达对黄河母亲及对民族的崇高敬意。“他表现黄河的节奏呼应生命之流从缘起到百转千回汇入大海的自然节奏，而且铺陈刻画着黄河所饱含的历史气息、生活脉络和民族精神，作品细节带有微妙而又充满力度的韧性。油画长卷表现的不仅是黄河的景观、黄河的文化，更是黄河的精神和境界，那是‘忽听浪声浩长空，唯见黄河天上来’人与自然的碰撞，是小我与天地的交融；那是‘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历史沧桑、人生浮沉的雍容豁达和坚韧顽强；那是先民历经自然洗礼、顽强生活、创造辉煌文明的智慧和生命力，是我们透过长卷感受到的震撼和感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高度评价。
而要做出精品，还可以围绕IP进行立体化打造。在山东美术馆的此次展览中，可见这样的探索。一方面，是展览本身的丰富。现场特别陈设了艺术家写生过程中的装备，画材画具、泥沙石块，一辆SUV直接“开”入场地中，支起的帐篷下可以观看《黄河》创作诞生的纪录片，这无疑延展了创作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与展览内容相呼应，山东美术馆在161.6米的《黄河》巨制前，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与朗诵会，《将进酒》《黄河序曲》《母亲河》，吉他弹唱《龙的传人》《你就是黄河，你就是泰山》……不同的艺术表演形式在同一空间里相见，共同为现场观众奏响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乐章。此外，该馆近日还进一步梳理馆藏精品，挖掘出一批与黄河有关的美术作品，在不同时间节点陆续推出馆藏展，并同步在官网、官微进行推介，其中有毛岱宗的《黄河东去》，有王刚的《黄河三号》《老万》等系列作品，有张永见的雕塑作品《黄河四重奏》等等。山东美术馆特邀艺术家撰写创作思路、分享创作历程，详述作品诞生背后的故事，站在创作者或者评论家的专业视角，对馆藏作品进行解读，看见不同的艺术创作方式之下，隐含着共通的民族血脉和家国情怀。
“黄河主题创作，需要更多这样的整合、策划。”一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艺术创作伸出多个触角，吸纳融合更多的艺术形式进行联动，引领着观众不仅能“看到”黄河，还能“看懂”黄河，也就是在不断唤醒越来越多人骨子里的‘黄河文化基因’。这最终会带动观众体量的扩大、创作质量的双丰，“那时，艺术歌咏生命之河、人文之河、发展之河的这曲大合唱将愈加雄壮。”
“一笔笔从黄河的源头画到黄河入海口，我将心中的黄河镌刻在画布上，每一笔都充满憧憬，就像藏民匍匐在长满草丛的路上……那是一种朝圣的感觉。”长卷作者、中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王克举说。
“游观”引领“沉浸”
160多米长卷如何绘就？王克举告诉记者，他构思10年，用了4年时间，驾车超过4万公里，跨越沿黄九省（区），36个景别共101单幅画面都是现场完成的即兴创作。年过六旬的他，就这样自黄河发源地一路画到入海口。“黄河流域的地理风貌粗犷、苍茫，特别适合用油画来展现。而在西方油画的基础上，融入中国文化的写意特征，更能展示一条中国人心目中的黄河。”王克举说。
在这幅长卷中，王克举借用了移动视线的方式，将中国绘画的意象性和油画写生的焦点透视进行了有机结合——每个场景的视角都在跟随景别需要而上下左右变换，时而仰视，时而俯视，这种“游观”的空间观念，对于观众而言，会不自觉地产生“沉浸式”的绝妙欣赏体验——由《星宿海》开始，画家用苍莽而舒缓的节奏拉开帷幕，呈现了黄河深沉神秘的源头；紧接着，《扎陵湖》《鄂陵湖》《果洛草原》《阿尼玛卿雪山》徐徐展开，王克举以线条驰骋表现水流的轻重缓急，以色彩明暗冷暖丰富画面节奏，从涓涓细流汇为银海微澜，再到水银泻地般地穿越峡谷，构成飞流夹巘之壮景；从《贵德丹霞》《冰凌丹霞》开始，画面色调逐渐由冷变暖，深沉的蓝黑色与朱红色、深红、赭石，构成了自由而跳跃的节奏，与静静的长河相望；继续向前，《壶口》《三门峡—小浪底》陡然出现，黄河以撞击天地之势发出巨龙般的吼声，恍然间如临“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境界；转而入《豫鲁大地》《泰山·黄河玉带》《鹊华春色》《齐鲁大地》，黄河又尽显母亲般的慈爱祥和，稻谷肥硕、草木幽香、晴空浩然，终而入海；在《黄河》的终章，色彩的运用被发挥到了极致，玫瑰色、橘黄色交织而成的绯红色巨流，缓缓涌入湛蓝澄明的大海，满目光华，预示着母亲河更加美好时代的到来……长卷带来的丰富画面与情绪的跌宕，超出了“图像”营造的艺术范畴，俨然是一部交响诗，以丰富的音色和节奏的起落，糅合景色的绝美与人文的感怀，吟唱出激昂的诗篇。
“我从黄河的源头画到入海口，越发觉得黄河的伟大与不朽。虽然我画的是一条自然的黄河，但在我的内心里，它始终是汹涌澎湃的，所以我要把整条黄河画得波涛汹涌、气势磅礴。不过，画到家乡山东段的时候，广袤的大平原上，黄河已经没有了大江大河的波澜壮阔，我便在画那些庄稼的时候，也让它们像黄河水一样，呈现汹涌澎湃的状态。”谈起创作心得，王克举说，“黄河从上游到下游，河道基本上是被镶嵌在峡谷之间，中上游除壶口外，基本上没有河水奔腾的展现，小浪底是我后期有意增加的一段，放大了翻滚汹涌的河水，用以增加汹涌澎湃的气势。壶口是我画黄河的开端，为的是给整条黄河的创作定下一个气势磅礴、波涛汹涌的基调。小浪底是整幅作品的收笔之作，画到这里的时候，我异常地兴奋，画得特别快，也特别爽。笔法来自于我被小浪底放水冲沙的那种气势震撼后的抒发，当然画的时候也需要同样的激越，这种激烈的感觉非常贴切地表达了当时汹涌澎湃的心情。”
为母亲河做整体性造像
其实，在中国美术史上，虽然有很多画家画过黄河，知名的作品有吴作人的油画《三门峡工地》、李仲耘的中国画《向黄河进军》、傅抱石的中国画《黄河清》、艾中信的油画《夜渡黄河》、尚扬的油画《爷爷的河》、周韶华的中国画《黄河魂》、蒋志鑫的中国画《母亲的咆哮》等等，但此前没有艺术家画出黄河五千公里的路线、尽展黄河全貌。而且，受题材、尺幅的局限，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几乎成为黄河在视觉形态上的唯一符号。王克举的创作，无疑是开创性的。
“我觉得只有大尺幅才能表现出黄河的气魄，要连贯成卷，才能完整展现出黄河万古奔流、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意象。”王克举告诉记者，这个想法的萌发已有十年。2009年，他带领学生前往山西碛口写生时，画了《天下黄河》和《溪镇》，再想到张大千画的《长江万里图》、王希孟画的《千里江山图》后，他就决心要为黄河绘就一幅“全身像”。自此，他开始反复写生、锤炼语言，研究前人的长卷巨制经验，制订环环相扣的创作计划和路线。直至2016年，《黄河》长卷创作正式启程，王克举以自驾的形式，身临其境、深度对话，熟悉黄河历史、了解黄河文化，沿河作画，为母亲河做整体性造像。
翻开王克举创作时用的笔记本，有几页写满了黄河沿线的地名。海拔3000米以上的，就有玛多的星宿海、鄂陵湖、扎陵湖、阿尼玛卿雪山、同德县、龙羊峡水电站等等，在乾坤湾、炳灵寺、果洛草原、泰山黄河玉带、泰山等，也都留下了他和团队的足迹。创作条件的艰苦也显而易见：黄河源头位于青藏高原，高原作画，就要克服当地低温、道路不便、饮食不便与高原反应等一系列困难；大河流经山区，路窄难行，各式画具、实木画框画架等装备，货车载不进去，就人背肩扛……
不过，王克举和他的团队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其中，反而甘之如饴。“从一开始的把握不好到后来的驾轻就熟；从开始的被动描写到主动的绘画语言转换；从对画面的理性把握到情绪的注入，由此逐渐到达自己的内心并从中发现一片更为宽阔的天地。这个天地不管怎样，它是自己走过来的，是承载个人理想的天地，是内心世界最真实的表白。”
这表白中，还传递了艺术家独特的艺术思想与审美意志。特别是在绘图的色彩运用上，画家大量运用互补色释放了画作的空间张力，视觉上增强了作品的视觉感受，给予其画作在视觉上强烈的“在场性”。“在场性有着现实的意境和强烈的象征性。比如说有些水的地方画成黄色、橙黄色，这就是作者强烈的人文精神驱动所使，传达了一种个性化的精神诉求，暗含着非常浪漫的想象力。浪漫的情怀有两个，一是构图的浪漫，二是色彩的浪漫。他在色彩方面突破了以往中国人看山水的意境。”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顾黎明评价。
“追寻黄河魂”
“现在回想起来，如何画黄河对我来说难度并不是最大的，因为毕竟对景写生、画大画创作20年了，好像前20年的探索、积累就是为了画黄河，所以在技术上或者是在艺术处理上都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难度是如何能靠近黄河，黄河在哪里？黄河魂在何处？”王克举坦言。
“追寻黄河魂”，或许也是黄河主题创作中，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都在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当下，如何避免“蹭热点”式的“营销创作”，能将展现母亲河的历史脉络、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展望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相结合，这些问题都考验着艺术家们的创作力和创新力。总体来看，这一题材的经典之作还不够多。
王克举的《黄河》为这一题材的创新作了良好的示范。画家努力通过对黄河沿岸自然风貌的描绘和再现，概括几千年来中国人对黄河的认知、记忆和想象，把自然的黄河、人文的黄河和精神的黄河融合起来，凸显黄河不屈不挠、排除千难万险、奋勇向前的顽强精神，表达对黄河母亲及对民族的崇高敬意。“他表现黄河的节奏呼应生命之流从缘起到百转千回汇入大海的自然节奏，而且铺陈刻画着黄河所饱含的历史气息、生活脉络和民族精神，作品细节带有微妙而又充满力度的韧性。油画长卷表现的不仅是黄河的景观、黄河的文化，更是黄河的精神和境界，那是‘忽听浪声浩长空，唯见黄河天上来’人与自然的碰撞，是小我与天地的交融；那是‘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历史沧桑、人生浮沉的雍容豁达和坚韧顽强；那是先民历经自然洗礼、顽强生活、创造辉煌文明的智慧和生命力，是我们透过长卷感受到的震撼和感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高度评价。
而要做出精品，还可以围绕IP进行立体化打造。在山东美术馆的此次展览中，可见这样的探索。一方面，是展览本身的丰富。现场特别陈设了艺术家写生过程中的装备，画材画具、泥沙石块，一辆SUV直接“开”入场地中，支起的帐篷下可以观看《黄河》创作诞生的纪录片，这无疑延展了创作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与展览内容相呼应，山东美术馆在161.6米的《黄河》巨制前，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与朗诵会，《将进酒》《黄河序曲》《母亲河》，吉他弹唱《龙的传人》《你就是黄河，你就是泰山》……不同的艺术表演形式在同一空间里相见，共同为现场观众奏响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乐章。此外，该馆近日还进一步梳理馆藏精品，挖掘出一批与黄河有关的美术作品，在不同时间节点陆续推出馆藏展，并同步在官网、官微进行推介，其中有毛岱宗的《黄河东去》，有王刚的《黄河三号》《老万》等系列作品，有张永见的雕塑作品《黄河四重奏》等等。山东美术馆特邀艺术家撰写创作思路、分享创作历程，详述作品诞生背后的故事，站在创作者或者评论家的专业视角，对馆藏作品进行解读，看见不同的艺术创作方式之下，隐含着共通的民族血脉和家国情怀。
“黄河主题创作，需要更多这样的整合、策划。”一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艺术创作伸出多个触角，吸纳融合更多的艺术形式进行联动，引领着观众不仅能“看到”黄河，还能“看懂”黄河，也就是在不断唤醒越来越多人骨子里的‘黄河文化基因’。这最终会带动观众体量的扩大、创作质量的双丰，“那时，艺术歌咏生命之河、人文之河、发展之河的这曲大合唱将愈加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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