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在路上#【这十年·奋斗在路上之#大国工匠#｜李万君：焊枪在手 匠心闪耀】李万君最近很忙。作为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长客”）转向架制造中心焊接车间电焊工、中车首席技能专家，他不但要赶回因年初疫情耽误的生产进度，还得组织最近的员工考试。面对中工网记者的采访，身着工服的李万君热情的面容下显露出藏不住的倦意。他身后工作室的展示架上不但能看到他获得的各种荣誉、人生经历写成的书籍，还有四块“匾”。那是他用焊枪“绣”的，每个字都铿锵有力，笔画上有如龙鳞一般层层叠叠的焊接痕迹，宣告这不同寻常的“艺术”。
从业35年来，李万君始终坚守在焊接岗位一线，从一名普通焊工成长为我国高铁焊接专家，总结并定制了30多种转向架焊接操作方法。近十年来，李万君当选首届“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等荣誉称号。
2016年“感动中国”，他是唯一的产业工人
“我也没寻思能感动中国！”说到2016年“感动中国”，李万君难免有些感慨。
李万君得知自己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的消息不是通过官方，而是弟弟给他发的消息，提醒他快发朋友圈。李万君点开投票页面，看了另外十九个人的事迹。得知其中有两位已经牺牲时，他不禁红了眼眶，连忙给弟弟回消息。他说：“我就是一名技术工人，国家给了很多荣誉，活都是应该干的。人家才是感动中国。”
2007年他在外国对我国高铁技术封锁面前实现“技术突围”，并在之后的十几年间一次又一次实验，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核心试制数据，积极参与填补国内空白的几十种高速车、铁路客车、城铁车转向架焊接规范及操作方法。这些，在他口中都成了轻飘飘的一句“一名技术工人该干的”，即便在厂里、公司中的同事纷纷投票支持，他依旧不认为自己应该“感动中国”。
直到有人说“李万君是感动中国这届唯一的产业工人”时，李万君才意识到，感动中国这项荣誉，不仅是他李万军个人的，也是属于全国千千万万产业工人的荣誉。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李万君和妻子掏出手机，点开了投票页面……
坚持30年不挨“扣”
35年前，李万君志高一毕业就进厂子，当了水箱工段的电焊工。“远看像逃难的，近看要饭的，仔细看是水箱工段干电焊的。”这句顺口溜，说的就是他们这些焊工。
当时用的还是老式焊条、电弧焊，20多个焊工电焊机一开，工作间就乌烟瘴气，10米之外看不见人。
李万军告诉中工网记者：“那时候一个月发仨口罩，绦了布（纱布）的，还不管事儿。”白白净净的小伙子，干一天电焊下来，鼻子里熏得黢黑，工作服上也烧得都是大大小小的窟窿。不到一年的时间，跟李万君同岗位的28个职高同学，调走了25个。
“环境很差，烟熏火燎。说句心里话，打心里不愿意干。”李万君也找到父亲，想让他帮忙给自己调一个好点儿的工作。用他的话说“都想坐办公室”。父亲不但没有同意，还劝他：“你职高毕业没啥文凭，你要放弃技术，这一辈子一混就过去了。”
李万君当时对父亲“把焊接学好，踏踏实实干点儿活儿，将来也会有出息”的劝解不以为意，更没想过要当劳模。他仅有的小目标就是不被扣钱。那时，焊漏一个水箱要扣5毛钱。“五毛钱能买一兜饼干呢！”李万军说，“我当初就是想当一个合格不挨‘扣’的焊工，没想到坚守了30多年，就发生质的转变。”
“外国人能干的活，我们也能。”
“当时我一听，脸腾地就红了。作为客车厂第一高手，你都焊不了，别人怎么焊接呢？”李万君中午饭都吃不下了。
那是2007年，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使得旅客列车最高时速达250公里，并在中车长客试制生产。
该车型第一个转向架是李万君焊接的。但外国专家来做首件鉴定后连连说“No”，指出里面质量缺陷太多了，有开裂翻车风险。不仅如此，他们一边技术封锁，还一边说“风凉话”：“你们中国对于这样高精尖的技术，就只能依赖于进口，因为你们达不到我们所检验的标准，所以想要发展高速列车，技术必须进口。”。
“我也挺上火的。”李万君说，他心里憋着这股火，同时也在想“外国人也是人，只要外国人能干的活儿，我们中国就一定能干出来”。
半个月来，李万君像个新来的学徒一样，抛开曾经的荣誉、骄傲，心里一遍遍地想着焊接标准，焊接部位、控制熔深、少接头、少瑕疵……极高的技术要求和苛刻的检测过程，让李万君一度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想过要请教当时的外方的检验专家，但对方明显什么也不愿透露。
“一次机会，我发现焊枪嘴挨到大管子根儿没事，慢慢移动步伐转圈，能够边焊边走。”李万君对记者说得轻描淡写，但周长六百毫米环口的周围有横梁和其他零件在旁边成为焊接障碍，别说边焊边转圈，就算拿着毛笔沿着画一圈，都未必能粗细一致。
最终，李万君一焊枪一气呵成、一个接头都没有的“环口焊接七步操作法”突破国外技术封锁，保证动车组转向架的批量生产，并且制定了属于自己的“中国标准”。
攻克250公里旅客列车转向架核心技术后，李万君并没有停下脚步。2015年，他带领的攻关团队就开始紧锣密鼓开展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高铁复兴号，也就是当时被称作“中国标准动车组”的试制工作。
转向架侧梁扭杆座的空间曲线焊缝必须以零缺陷通过100%射线探伤检查。“以前我们借鉴国外的技术，现在没有国外的技术可以借鉴。”李万君回忆，刚开始焊8个扭杆座都不合格。李万君只能带着徒弟无数次地打磨、测试。最终，他们总结出的“一枪三焊”操作法，克服了转向架侧梁扭杆座不规则焊缝等难题，确保按期投产。
转向架焊接岗位上，他先后参与了我国几十种城铁车、动车组转向架的首件试制焊接工作，总结并制定了30多种转向架焊接规范及操作方法，技术攻关150多项，其中31项获得国家专利。
自编教材传授技能，培训焊工2万多人次
除了技术创新，李万君也很看重新人培养。
2007年中车长客刚开始生产高铁列车时，就出现了焊工短缺的问题，需要补充400多名转向架焊工。
“当时要找德国焊接专家培训。人家制定计划是培训两年，严重制约中国高铁发展。”李万君告诉中工网记者，专家从德国一起飞，就要以小时计费，成本太高了。
于是，公司决定采取校企联办自主培养焊工，李万君也被层层推举为总指挥。
“工人也能变老师！”得知消息后，李万君别提多兴奋，连忙去各大书店买专业书籍。但几天过去了，始终没找到合适的教材。
“那时候中国高铁刚开始生产，还没有这些培训的书。”李万君笑着说。后来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焊接经验做成PPT，详实、细致地为学生进行讲解。
“孩子们也是非常着急，学得非常快、非常好。”李万君说。最终，400名校企联办的学员全部提前半年考取了国际焊工资格证书。
“老外还说呢，你们在哪个国家培训的？有这么好的培训机构？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职高毕业的学生培训出来的。”提到这一点，李万君由衷感到骄傲和自豪。
后来，公司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焊工首席操作师工作室”。李万君以此为平台，培训了许许多多优秀焊工。从2010年至今，组织集中培训400多次，累计培训焊工2万多人次。
李万君带徒弟不仅传授技能，还通过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故事和言传身教帮助他们理解“360行，行行出状元”的真正含义，教会他们爱岗敬业的精神。“只要我们用工匠精神把每天的工作干好、干精，都会走出精彩的人生。”（中工网记者尹文卓）#非凡十年#
从业35年来，李万君始终坚守在焊接岗位一线，从一名普通焊工成长为我国高铁焊接专家，总结并定制了30多种转向架焊接操作方法。近十年来，李万君当选首届“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等荣誉称号。
2016年“感动中国”，他是唯一的产业工人
“我也没寻思能感动中国！”说到2016年“感动中国”，李万君难免有些感慨。
李万君得知自己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的消息不是通过官方，而是弟弟给他发的消息，提醒他快发朋友圈。李万君点开投票页面，看了另外十九个人的事迹。得知其中有两位已经牺牲时，他不禁红了眼眶，连忙给弟弟回消息。他说：“我就是一名技术工人，国家给了很多荣誉，活都是应该干的。人家才是感动中国。”
2007年他在外国对我国高铁技术封锁面前实现“技术突围”，并在之后的十几年间一次又一次实验，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核心试制数据，积极参与填补国内空白的几十种高速车、铁路客车、城铁车转向架焊接规范及操作方法。这些，在他口中都成了轻飘飘的一句“一名技术工人该干的”，即便在厂里、公司中的同事纷纷投票支持，他依旧不认为自己应该“感动中国”。
直到有人说“李万君是感动中国这届唯一的产业工人”时，李万君才意识到，感动中国这项荣誉，不仅是他李万军个人的，也是属于全国千千万万产业工人的荣誉。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李万君和妻子掏出手机，点开了投票页面……
坚持30年不挨“扣”
35年前，李万君志高一毕业就进厂子，当了水箱工段的电焊工。“远看像逃难的，近看要饭的，仔细看是水箱工段干电焊的。”这句顺口溜，说的就是他们这些焊工。
当时用的还是老式焊条、电弧焊，20多个焊工电焊机一开，工作间就乌烟瘴气，10米之外看不见人。
李万军告诉中工网记者：“那时候一个月发仨口罩，绦了布（纱布）的，还不管事儿。”白白净净的小伙子，干一天电焊下来，鼻子里熏得黢黑，工作服上也烧得都是大大小小的窟窿。不到一年的时间，跟李万君同岗位的28个职高同学，调走了25个。
“环境很差，烟熏火燎。说句心里话，打心里不愿意干。”李万君也找到父亲，想让他帮忙给自己调一个好点儿的工作。用他的话说“都想坐办公室”。父亲不但没有同意，还劝他：“你职高毕业没啥文凭，你要放弃技术，这一辈子一混就过去了。”
李万君当时对父亲“把焊接学好，踏踏实实干点儿活儿，将来也会有出息”的劝解不以为意，更没想过要当劳模。他仅有的小目标就是不被扣钱。那时，焊漏一个水箱要扣5毛钱。“五毛钱能买一兜饼干呢！”李万军说，“我当初就是想当一个合格不挨‘扣’的焊工，没想到坚守了30多年，就发生质的转变。”
“外国人能干的活，我们也能。”
“当时我一听，脸腾地就红了。作为客车厂第一高手，你都焊不了，别人怎么焊接呢？”李万君中午饭都吃不下了。
那是2007年，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使得旅客列车最高时速达250公里，并在中车长客试制生产。
该车型第一个转向架是李万君焊接的。但外国专家来做首件鉴定后连连说“No”，指出里面质量缺陷太多了，有开裂翻车风险。不仅如此，他们一边技术封锁，还一边说“风凉话”：“你们中国对于这样高精尖的技术，就只能依赖于进口，因为你们达不到我们所检验的标准，所以想要发展高速列车，技术必须进口。”。
“我也挺上火的。”李万君说，他心里憋着这股火，同时也在想“外国人也是人，只要外国人能干的活儿，我们中国就一定能干出来”。
半个月来，李万君像个新来的学徒一样，抛开曾经的荣誉、骄傲，心里一遍遍地想着焊接标准，焊接部位、控制熔深、少接头、少瑕疵……极高的技术要求和苛刻的检测过程，让李万君一度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想过要请教当时的外方的检验专家，但对方明显什么也不愿透露。
“一次机会，我发现焊枪嘴挨到大管子根儿没事，慢慢移动步伐转圈，能够边焊边走。”李万君对记者说得轻描淡写，但周长六百毫米环口的周围有横梁和其他零件在旁边成为焊接障碍，别说边焊边转圈，就算拿着毛笔沿着画一圈，都未必能粗细一致。
最终，李万君一焊枪一气呵成、一个接头都没有的“环口焊接七步操作法”突破国外技术封锁，保证动车组转向架的批量生产，并且制定了属于自己的“中国标准”。
攻克250公里旅客列车转向架核心技术后，李万君并没有停下脚步。2015年，他带领的攻关团队就开始紧锣密鼓开展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高铁复兴号，也就是当时被称作“中国标准动车组”的试制工作。
转向架侧梁扭杆座的空间曲线焊缝必须以零缺陷通过100%射线探伤检查。“以前我们借鉴国外的技术，现在没有国外的技术可以借鉴。”李万君回忆，刚开始焊8个扭杆座都不合格。李万君只能带着徒弟无数次地打磨、测试。最终，他们总结出的“一枪三焊”操作法，克服了转向架侧梁扭杆座不规则焊缝等难题，确保按期投产。
转向架焊接岗位上，他先后参与了我国几十种城铁车、动车组转向架的首件试制焊接工作，总结并制定了30多种转向架焊接规范及操作方法，技术攻关150多项，其中31项获得国家专利。
自编教材传授技能，培训焊工2万多人次
除了技术创新，李万君也很看重新人培养。
2007年中车长客刚开始生产高铁列车时，就出现了焊工短缺的问题，需要补充400多名转向架焊工。
“当时要找德国焊接专家培训。人家制定计划是培训两年，严重制约中国高铁发展。”李万君告诉中工网记者，专家从德国一起飞，就要以小时计费，成本太高了。
于是，公司决定采取校企联办自主培养焊工，李万君也被层层推举为总指挥。
“工人也能变老师！”得知消息后，李万君别提多兴奋，连忙去各大书店买专业书籍。但几天过去了，始终没找到合适的教材。
“那时候中国高铁刚开始生产，还没有这些培训的书。”李万君笑着说。后来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焊接经验做成PPT，详实、细致地为学生进行讲解。
“孩子们也是非常着急，学得非常快、非常好。”李万君说。最终，400名校企联办的学员全部提前半年考取了国际焊工资格证书。
“老外还说呢，你们在哪个国家培训的？有这么好的培训机构？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职高毕业的学生培训出来的。”提到这一点，李万君由衷感到骄傲和自豪。
后来，公司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焊工首席操作师工作室”。李万君以此为平台，培训了许许多多优秀焊工。从2010年至今，组织集中培训400多次，累计培训焊工2万多人次。
李万君带徒弟不仅传授技能，还通过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故事和言传身教帮助他们理解“360行，行行出状元”的真正含义，教会他们爱岗敬业的精神。“只要我们用工匠精神把每天的工作干好、干精，都会走出精彩的人生。”（中工网记者尹文卓）#非凡十年#
#旅途
越来越能明白旅途的意义
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
终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你的眼界改变你的格局
越来越喜欢大海喜欢高山喜欢能俯瞰万物的地方
只有站在开阔的地方
才能让自己觉得一切不过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
才能让自己一瞬间卸下所有防备眉眼舒展心胸开阔
窝在这一方小小天地里
终究还是让自己活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
终究还是让自己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局限
也终究还是让自己失去了自我浑浑噩噩
何时才能来一场身与心的旅行
何时才能卸下一切忧虑洒洒脱脱的说走就走
何时才能摆脱这一切呢
越来越能明白旅途的意义
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
终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你的眼界改变你的格局
越来越喜欢大海喜欢高山喜欢能俯瞰万物的地方
只有站在开阔的地方
才能让自己觉得一切不过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
才能让自己一瞬间卸下所有防备眉眼舒展心胸开阔
窝在这一方小小天地里
终究还是让自己活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
终究还是让自己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局限
也终究还是让自己失去了自我浑浑噩噩
何时才能来一场身与心的旅行
何时才能卸下一切忧虑洒洒脱脱的说走就走
何时才能摆脱这一切呢
【#历史冷知识# 如何从一个名字判断他来自什么朝代】
名字是一个人的符号，靠名字来算命固然不靠谱，但是一个好名字确实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气场。比如赵云字子龙、岳飞字鹏举，他们的名字连同表字读出来，就能感到一股豪气干云。
之前，广东佛山市公安局公布佛山2020年新生儿取名热门名字，男孩取名为“梓睿”的最多，已连续2年排行榜首；女孩取名最多的是“梓晴”，已连续5年排行榜首。
既然有热门名字，自然也就少不了重名现象。
近年来那些男宝宝最爆款的名字是浩然、一诺、梓轩，女宝宝最爆款的名字是伊诺、沐兮、若溪，颇有“琼瑶风”的名字不断刷屏，不由得让人慨叹起名风潮的变化，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想。
而老一辈人钟爱的字眼是如“建国、建军”等充满了乡土气息或是革命风情的名字。其实，热门名字及重名的现象并非当今的产物，可以说自姓名诞生以来，热门名字或重名的现象就层出不穷。
这种热门名字或重名的现象，不仅反映了当时孩子家长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为人们观察时代文化风潮变化的一个巧妙视角，其背后还存在着一些深厚的政治意味。
01西汉：延年益寿好彩头
汉代建立后，刘邦君臣虽不是泥腿子出身，但要说布衣，那是没问题的。对这些新贵来说，虽然好不容易捞到了权力，但是日益强大的王权，使得大家都不知道能不能把自己的家业传下去。
所以对大家来说，自个活得够长，才能好好地享受下来之不易的特权，于是乎人人都想延年益寿。汉武帝的弟弟直接叫刘彭祖，然后时人名字普遍叫延年、千秋、延寿。比如著名音乐家李延年，但是后来因为冲撞了汉武帝的车驾，而被割了不文之物，日后因为弟弟李广利的原因，李氏一门被抄斩。
到霍光执政时期，除了丞相田千秋外，手底下还有几个叫延年的官员，分别是杜延年、田延年、严延年。
杜延年是霍光的铁杆，后来汉宣帝处理霍氏一族，由于杜延年拥戴汉宣帝有功，加上他人缘较好，所以免于死难，但受处罚是肯定的。田延年和杜延年关系较好，且都是霍光阵营的人，但由于贪污，被霍光彻查，田延年识趣地自杀了。
严延年却是霍光集团的政敌，与其他几个延年不是同一阵营。严延年弹劾田延年，其实指向霍光，田延年可没杜延年那么好的涵养，又反过来弹劾严延年。严延年一看情况不对，没有自杀，直接逃亡了。霍光被清算后，严延年作为早期和霍氏划清界限的人，又回到朝廷做官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得瑟了，得罪了很多人，最后这些人一起告发他，严延年被弃市处死。
02魏晋南北朝：两字名到三字名等
王莽上位，又玩了一个骚操作，下令禁止使用双名，这下子西汉非常流行的双名几乎绝迹，出现了一大堆的单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南北朝为止。
而单名多了，重名现象自然也是呈几何级增长。
有人调侃，当马忠在俘获关羽及其子关平的时候，马忠对于自己的仕途感到了绝望。前者是吴国的马忠，后者是蜀汉后期大将马忠，算是一个同名梗。
同时，三国还有两个张虎，一只是黄祖部将，一只是张辽的儿子。而说到虎，不得不说三国起名的动物园风格了，阎象、张象、郭象（玄学家），更奇葩的是眭固字白兔。
当然了，三国世家大族很多，有格调的名字还是很多的，比如玉系列的名字。刘璋字季玉、陈琳字孔璋、崔琰字季珪、蒋琬字公琰。当然最出名的还数周瑜字公瑾、诸葛瑾字子瑜，两人肯定不是商议好的，或许是早年诸葛家和周家的祖先在洛阳当官的时候，有过交往。
到了南北朝时代，道教兴起，佛教传来，华夏大地一下子变成了神佛之国，在这个时代，取个有宗教意味的名字，自然就是最拉风的事情。所以信奉天师道的喜欢在名字中加“之”字表明宗教信仰，如王羲之、王献之、祖冲之等。
信奉佛教的喜欢在名字中加“僧”、“惠”、“昙”等字，如王僧达、王僧辩、陆惠晓等，还有直截了当表明信仰的名字——萧摩诃；信奉道教的喜欢在名字中加“道”、“玄”、“灵”等字，如萧道成、王玄谟、谢灵运等。这或许也是中国人名由二字再次往三字发展的开端。而且这个时代的人还有一个新爱好，那就是特别爱取和古代名人一样的名字。
南梁元帝萧绎曾写过一本《古今同姓名录》，他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历史上有4个刘秀，9个张衡，9个张良、3个董仲舒，3个孔子，3个周瑜，3个王羲之......当然，历史记住的名字只有属于名人的那一个，更多人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他们可能是不被史书记载的平民百姓，也可能曾经有些知名度，最终还是被历史遗忘。
03宋代：皇弟赵廷美该入哪个席？
到了唐宋大变革时期，中间经历了五代十国的纷乱，这一时期，华夏大地虽然生灵涂炭，但武德却很充沛！
由于武人没啥文化，起名专找烂大街的字。“继”和“延”都是传承的意思，“美”和“彦”是颜值高素质好，“廷”是在朝，“超”的本义是跳跃，“进”为向前，“昭”为明亮。
可见——宋初的武人就是想前仆后继、绵延不绝地成为美美的给朝廷当差，并且有跳着升官（超迁）这样的光明（昭）前途的国家俊彦。
于是乎就有了李继勋、李继隆、李继和、李继宣（还是跟自己的上级李继隆重名后改的）、冯继业、袁继忠、何继筠、尹继伦、王继英、王继勋、王继忠、王继恩、刘继元，还有党项人李继迁、李继捧等这一大堆的继字辈肌肉男。
此外还有“彦、美、延、廷、超、昭、进、义”等老热门名字。这其中还有李重进、田重进、刘重进等直接重名的。如果宋太宗要开宴席，武将们要以名字安排落座，那可就糗大了。杨业老令公还好，毕竟之前叫刘继业，那去继字桌就好了。最尴尬的是皇弟赵廷美，他原名叫赵匡美，后来叫赵光美，按理说去美字桌就可以，他在同桌子上还能遇到潘美、张美、杨光美。
问题是宋太宗即位后，他又叫赵廷美，又该去廷字桌，最好拉上杨光美，因为杨光美取名也犯规了。相同的还有赵延进，也会为延字桌和进字桌发愁。有发愁的，就有蒙混过关的，谁呢——呼延赞！他肯定会受到延字桌的欢迎，不过老呼心里清楚，他的呼延可是复姓。
04明代：厂公名字受欢迎
经过两宋文教大盛，按理说重名现象应该少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蒙元入主，打断了这个文明进程，到了明朝，重名现象一点都没变。
拿“老实人”厂公王承恩来说，重名的就有在陕西剿灭义军的总兵王承恩，靖远伯王承恩，南明宣忠伯王承恩。
似乎“承恩”是个好名字。比如太监曹承恩、周承恩、李承恩、戚臣李承恩、都司侯承恩、刘承恩、阉党袁承恩、土官景承恩、起义军杨承恩、南明雅州伯高承恩、南明将领范承恩等等。这说明到了明代，由于君权高度发展，所以精忠报国就成了取名字的主旋律。
由此可见，重名现象不是现在特有，也不是说古人取名字就比今人讲究。
说到底，对于一般文化水平的人而言，想取个好名字其实不太容易。中文字库看起来很庞大，但如果没有指向性根本无从下手。这时人们脑海中会无意识联想起那些给自己以前留下过印象的好听的名字，而且挥之不去……所以每一代人多少都有起名扎堆现象。
名字是一个人的符号，靠名字来算命固然不靠谱，但是一个好名字确实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气场。比如赵云字子龙、岳飞字鹏举，他们的名字连同表字读出来，就能感到一股豪气干云。
之前，广东佛山市公安局公布佛山2020年新生儿取名热门名字，男孩取名为“梓睿”的最多，已连续2年排行榜首；女孩取名最多的是“梓晴”，已连续5年排行榜首。
既然有热门名字，自然也就少不了重名现象。
近年来那些男宝宝最爆款的名字是浩然、一诺、梓轩，女宝宝最爆款的名字是伊诺、沐兮、若溪，颇有“琼瑶风”的名字不断刷屏，不由得让人慨叹起名风潮的变化，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想。
而老一辈人钟爱的字眼是如“建国、建军”等充满了乡土气息或是革命风情的名字。其实，热门名字及重名的现象并非当今的产物，可以说自姓名诞生以来，热门名字或重名的现象就层出不穷。
这种热门名字或重名的现象，不仅反映了当时孩子家长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为人们观察时代文化风潮变化的一个巧妙视角，其背后还存在着一些深厚的政治意味。
01西汉：延年益寿好彩头
汉代建立后，刘邦君臣虽不是泥腿子出身，但要说布衣，那是没问题的。对这些新贵来说，虽然好不容易捞到了权力，但是日益强大的王权，使得大家都不知道能不能把自己的家业传下去。
所以对大家来说，自个活得够长，才能好好地享受下来之不易的特权，于是乎人人都想延年益寿。汉武帝的弟弟直接叫刘彭祖，然后时人名字普遍叫延年、千秋、延寿。比如著名音乐家李延年，但是后来因为冲撞了汉武帝的车驾，而被割了不文之物，日后因为弟弟李广利的原因，李氏一门被抄斩。
到霍光执政时期，除了丞相田千秋外，手底下还有几个叫延年的官员，分别是杜延年、田延年、严延年。
杜延年是霍光的铁杆，后来汉宣帝处理霍氏一族，由于杜延年拥戴汉宣帝有功，加上他人缘较好，所以免于死难，但受处罚是肯定的。田延年和杜延年关系较好，且都是霍光阵营的人，但由于贪污，被霍光彻查，田延年识趣地自杀了。
严延年却是霍光集团的政敌，与其他几个延年不是同一阵营。严延年弹劾田延年，其实指向霍光，田延年可没杜延年那么好的涵养，又反过来弹劾严延年。严延年一看情况不对，没有自杀，直接逃亡了。霍光被清算后，严延年作为早期和霍氏划清界限的人，又回到朝廷做官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得瑟了，得罪了很多人，最后这些人一起告发他，严延年被弃市处死。
02魏晋南北朝：两字名到三字名等
王莽上位，又玩了一个骚操作，下令禁止使用双名，这下子西汉非常流行的双名几乎绝迹，出现了一大堆的单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南北朝为止。
而单名多了，重名现象自然也是呈几何级增长。
有人调侃，当马忠在俘获关羽及其子关平的时候，马忠对于自己的仕途感到了绝望。前者是吴国的马忠，后者是蜀汉后期大将马忠，算是一个同名梗。
同时，三国还有两个张虎，一只是黄祖部将，一只是张辽的儿子。而说到虎，不得不说三国起名的动物园风格了，阎象、张象、郭象（玄学家），更奇葩的是眭固字白兔。
当然了，三国世家大族很多，有格调的名字还是很多的，比如玉系列的名字。刘璋字季玉、陈琳字孔璋、崔琰字季珪、蒋琬字公琰。当然最出名的还数周瑜字公瑾、诸葛瑾字子瑜，两人肯定不是商议好的，或许是早年诸葛家和周家的祖先在洛阳当官的时候，有过交往。
到了南北朝时代，道教兴起，佛教传来，华夏大地一下子变成了神佛之国，在这个时代，取个有宗教意味的名字，自然就是最拉风的事情。所以信奉天师道的喜欢在名字中加“之”字表明宗教信仰，如王羲之、王献之、祖冲之等。
信奉佛教的喜欢在名字中加“僧”、“惠”、“昙”等字，如王僧达、王僧辩、陆惠晓等，还有直截了当表明信仰的名字——萧摩诃；信奉道教的喜欢在名字中加“道”、“玄”、“灵”等字，如萧道成、王玄谟、谢灵运等。这或许也是中国人名由二字再次往三字发展的开端。而且这个时代的人还有一个新爱好，那就是特别爱取和古代名人一样的名字。
南梁元帝萧绎曾写过一本《古今同姓名录》，他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历史上有4个刘秀，9个张衡，9个张良、3个董仲舒，3个孔子，3个周瑜，3个王羲之......当然，历史记住的名字只有属于名人的那一个，更多人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他们可能是不被史书记载的平民百姓，也可能曾经有些知名度，最终还是被历史遗忘。
03宋代：皇弟赵廷美该入哪个席？
到了唐宋大变革时期，中间经历了五代十国的纷乱，这一时期，华夏大地虽然生灵涂炭，但武德却很充沛！
由于武人没啥文化，起名专找烂大街的字。“继”和“延”都是传承的意思，“美”和“彦”是颜值高素质好，“廷”是在朝，“超”的本义是跳跃，“进”为向前，“昭”为明亮。
可见——宋初的武人就是想前仆后继、绵延不绝地成为美美的给朝廷当差，并且有跳着升官（超迁）这样的光明（昭）前途的国家俊彦。
于是乎就有了李继勋、李继隆、李继和、李继宣（还是跟自己的上级李继隆重名后改的）、冯继业、袁继忠、何继筠、尹继伦、王继英、王继勋、王继忠、王继恩、刘继元，还有党项人李继迁、李继捧等这一大堆的继字辈肌肉男。
此外还有“彦、美、延、廷、超、昭、进、义”等老热门名字。这其中还有李重进、田重进、刘重进等直接重名的。如果宋太宗要开宴席，武将们要以名字安排落座，那可就糗大了。杨业老令公还好，毕竟之前叫刘继业，那去继字桌就好了。最尴尬的是皇弟赵廷美，他原名叫赵匡美，后来叫赵光美，按理说去美字桌就可以，他在同桌子上还能遇到潘美、张美、杨光美。
问题是宋太宗即位后，他又叫赵廷美，又该去廷字桌，最好拉上杨光美，因为杨光美取名也犯规了。相同的还有赵延进，也会为延字桌和进字桌发愁。有发愁的，就有蒙混过关的，谁呢——呼延赞！他肯定会受到延字桌的欢迎，不过老呼心里清楚，他的呼延可是复姓。
04明代：厂公名字受欢迎
经过两宋文教大盛，按理说重名现象应该少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蒙元入主，打断了这个文明进程，到了明朝，重名现象一点都没变。
拿“老实人”厂公王承恩来说，重名的就有在陕西剿灭义军的总兵王承恩，靖远伯王承恩，南明宣忠伯王承恩。
似乎“承恩”是个好名字。比如太监曹承恩、周承恩、李承恩、戚臣李承恩、都司侯承恩、刘承恩、阉党袁承恩、土官景承恩、起义军杨承恩、南明雅州伯高承恩、南明将领范承恩等等。这说明到了明代，由于君权高度发展，所以精忠报国就成了取名字的主旋律。
由此可见，重名现象不是现在特有，也不是说古人取名字就比今人讲究。
说到底，对于一般文化水平的人而言，想取个好名字其实不太容易。中文字库看起来很庞大，但如果没有指向性根本无从下手。这时人们脑海中会无意识联想起那些给自己以前留下过印象的好听的名字，而且挥之不去……所以每一代人多少都有起名扎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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