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高新区：万千创客逐梦奋斗的起点
9月15日，一年一度的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以下简称“双创活动周”）正式拉开帷幕，又一场双创浪潮席卷而来。作为双创活动周陕西省暨西安市的主会场，西安高新区的双创环境再次获得广泛关注。
西安高新区是1991年首批批准成立的国家高新区之一，经过三十余年发展，已经形成全要素、全生态的孵化体系，构建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培育—产业壮大”的创新链条，成为陕西省创新创业的主力军、主阵地、主引擎、主平台，更是万千创客和广大年轻人创新创业、逐梦奋斗的起点。
2021年，在成立30周年之际，西安高新区迎来了秦创原建设重大机遇，开辟了科创高新建设新路径，开启了创新创业新征程。
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
与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起步不同，创业之初的西安高新区，没有面向港澳台的区位优势，也没有海外侨胞的资金支持，能够依靠的唯有创新。彼时，一批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放弃“铁饭碗”下海创办企业，成为西安高新区早期的一批创业者。
西北大学教师严建亚夫妇创办的巨子生物，是全球唯一的类人胶原蛋白生产厂家；由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黄卫东出任首任董事长的铂力特已经成长为国内国际知名的“金属3D打印全套解决方案提供商”；曾在国有企业担任总工程师的郭健雄创办的富士达，不仅是我国连接器行业拥有国际标准最多的企业，也是我国射频连接器领域出口量最大的企业……
西安高新区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浓重的创新基因。2021年，西安高新区主要负责人在回顾30年发展历程时说，追溯西安高新区30年的发展史，仿佛就是在读一本关于创新的故事书，从30年前的几个人、一条街，到如今汇聚十几万家企业的创业热土，创新作为一条主线，一直贯穿始终。
创新，在今天的西安高新区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精神力量，这不仅体现在企业的发展上，也体现在西安高新区的体制机制上。
成立以来，西安高新区坚持立足西部、以新求变、敢破敢立，借助西北有色院、西安光机所、西北工业大学等区内高校科研院所，打破横亘在产学研中的“壁垒”，成功探索出“一院一所一校模式”，催生了聚焦高密度光子集成领域的奇芯光电、为国产大飞机C919提供雷电防护的爱邦电磁等一批硬科技企业。
如今，秦创原东风愈加强劲、科创高新建设持续加速，西安高新区的创新基因在传承中不断放大，正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双创活力。
持续壮大的人才队伍
今年5月，由西安眼得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研发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应用高新生物医用材料研发新一代眼人工晶状体产品项目顺利通过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组织的综合绩效评价，全球最新一代人工晶状体的上市及规模化量产指日可待，数以万计的白内障患者迎来新“曙光”。
这一重大科技成果诞生的背后是强大的人才支持，其中包括3位美国工程院院士及20名世界500强企业顶级专家，担任西安眼得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医学官的彭群博士曾在海外工作30多年，目前已是西安高新区双创大军的其中一员。
人才是创新创业的必备条件，也是双创生态的关键一环。背靠科教重镇，西安高新区本就具有先天的人才优势，但这还不够。
今年5月，西安高新区发布《关于深入实施秦创原人才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四个高新”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促进秦创原建设和重点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提出用3年时间支持用人单位，在光电子、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领域，分层次引进12000名硬科技创新人才。对于全球顶尖人才，给予最高1亿元的项目支持。
在此之前，西安高新区曾先后出台《关于加快高层次人才聚集的若干政策》《“新丝路”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措施》《高新区打造“硬科技创新人才”最优发展生态10条支持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良好收效。
据统计，截至8月底，西安高新区累计聚集国家和省、市级高层次人才超400名，本科及以上人才约30万人，硕博人才达7万人，海外人才约7000名，为双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不断强化的金融支持
6月8日，全国首家精准服务硬科技企业、促进硬科技技术发展的银行专业机构——浦发银行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硬科技支行揭牌开业。西安高新区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再获金融助力。
金融是创新创业的关键要素。近年来，西安高新区聚焦创新创业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先后建成和引进了丝路资本大市场，深交所陕西基地、上交所科创板企业陕西培育中心等金融机构及专业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高新贷、科技金融贷、知识产权质押贷等多种金融产品，搭建起了全生命周期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2021年6月，秦创原西安科创基金园（丝路西安前海园）的建成投用，进一步增强了西安高新区对国际国内知名的金融投资机构的吸引力。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西安高新区内已经集聚各类金融服务机构和要素平台超过1500家，申报争取省、市人才项目资金2000万元，企业贷款总额达到近4000亿元，促进科技型企业当年获得风险投资金额突破40亿元，成为西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科技金融高地。
当企业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市融资则成为他们的星辰大海。
为了推动企业上市，近年来，西安高新区发布“上市十条”等系列政策，不断优化硬科技企业上市“五专”服务机制，完善上市企业储备库遴选机制，实现企业分层次、分梯队管理，推动一批企业上市交易。截至8月底，西安高新区累计境内外上市企业已达64家，其中境内上市企业39家，境外上市企业25家。
专业周到的双创服务
8月16日，第五届中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大湾区专场赛决赛在广州南沙落下帷幕，西安长空医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一举夺得初创组一等奖。该企业由西安联创生物医药孵化器孵化而来，受到了联创孵化器专业的“保姆式”服务。
西安联创生物医药孵化器是西安高新区创业园于2005年投资设立的专门服务于生物医药企业的专业孵化器，被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评定为国家级创业服务中心，连续四年被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授予“国家级 A 类孵化器”，累计孵化服务生物医药企业 140 家，辐射西安高新区及区外企业超过 500 家，培育上市企业 8 家，储备上市企业 3 家。
在西安高新区，像西安联创生物医药孵化器这样的专业双创载体多达180家。其中，成立于2002年的西安光电子专业孵化器，现已成为西安国家光电子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核心基地;成立于2003年的西安集成电路设计专业孵化器，现已建成电子设计自动化与服务、测试分析等专业平台;始建于2005年的西安联创先进制造专业孵化器，联合打造了快速制造技术服务共享平台……
这些数量庞大的双创载体与西安高新区创业园、软件园、草堂基地、集贤园等产业园区，共同构成了西安高新区“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的孵化链条，为企业提供科研、科技服务、市场、人才、金融等全生命周期的“保姆式”服务。
据了解，西安高新区已累计拥有在孵企业超过13000家，截止2022年8月底，累计高新技术企业数达3873，本年度新参评高企1821家；新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3462家，雏鹰企业超过2300家、瞪羚企业310家、独角兽系列企业14家。
持续迸发的双创活力
去年底，西安京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研发的国内首款体外膜肺氧合设备（ECMO），首次应用于临床，成功救治了两名危重心血管病患者，该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垄断，实现了国产医疗器械自主化研制的重大突破，为万千心血管危重症患者带来福音。
在双创之风强劲之时，在西安高新区，像京工医疗这样的企业并非个例。仅在过去一年，西安高新区企业就收获了158项关键核心技术成果。
其中，奕斯伟与西安理工大学成功转化大尺寸硅单晶技术，实现相关领域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紫光国芯研发的SeDRAM™（异质集成嵌入式动态随机存储器）技术和平台，成功实现了DRAM晶圆和SoC晶圆的异质集成，处于全球领先水平；金磁纳米生物成功研发磁性复合微粒制备关键技术并实现产业化，填补国内空白；蓝极医疗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研发成功世界首台功率30W蓝激光手术设备，解决了激光治疗领域“临门一脚”的难题……
在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作为双创热土，西安高新区继续受到广大创业者青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西安高新区依然吸引了13000家市场主体。
盛会进行时，双创风正劲。借着全国双创活动周的热度，西安高新区作为双创沃土的魅力再次得以释放，一场新的创新创业热潮将在这里升腾而起，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创新驱动力。
（高新融媒记者 张静攀）
9月15日，一年一度的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以下简称“双创活动周”）正式拉开帷幕，又一场双创浪潮席卷而来。作为双创活动周陕西省暨西安市的主会场，西安高新区的双创环境再次获得广泛关注。
西安高新区是1991年首批批准成立的国家高新区之一，经过三十余年发展，已经形成全要素、全生态的孵化体系，构建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培育—产业壮大”的创新链条，成为陕西省创新创业的主力军、主阵地、主引擎、主平台，更是万千创客和广大年轻人创新创业、逐梦奋斗的起点。
2021年，在成立30周年之际，西安高新区迎来了秦创原建设重大机遇，开辟了科创高新建设新路径，开启了创新创业新征程。
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
与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起步不同，创业之初的西安高新区，没有面向港澳台的区位优势，也没有海外侨胞的资金支持，能够依靠的唯有创新。彼时，一批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放弃“铁饭碗”下海创办企业，成为西安高新区早期的一批创业者。
西北大学教师严建亚夫妇创办的巨子生物，是全球唯一的类人胶原蛋白生产厂家；由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黄卫东出任首任董事长的铂力特已经成长为国内国际知名的“金属3D打印全套解决方案提供商”；曾在国有企业担任总工程师的郭健雄创办的富士达，不仅是我国连接器行业拥有国际标准最多的企业，也是我国射频连接器领域出口量最大的企业……
西安高新区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浓重的创新基因。2021年，西安高新区主要负责人在回顾30年发展历程时说，追溯西安高新区30年的发展史，仿佛就是在读一本关于创新的故事书，从30年前的几个人、一条街，到如今汇聚十几万家企业的创业热土，创新作为一条主线，一直贯穿始终。
创新，在今天的西安高新区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精神力量，这不仅体现在企业的发展上，也体现在西安高新区的体制机制上。
成立以来，西安高新区坚持立足西部、以新求变、敢破敢立，借助西北有色院、西安光机所、西北工业大学等区内高校科研院所，打破横亘在产学研中的“壁垒”，成功探索出“一院一所一校模式”，催生了聚焦高密度光子集成领域的奇芯光电、为国产大飞机C919提供雷电防护的爱邦电磁等一批硬科技企业。
如今，秦创原东风愈加强劲、科创高新建设持续加速，西安高新区的创新基因在传承中不断放大，正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双创活力。
持续壮大的人才队伍
今年5月，由西安眼得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研发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应用高新生物医用材料研发新一代眼人工晶状体产品项目顺利通过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组织的综合绩效评价，全球最新一代人工晶状体的上市及规模化量产指日可待，数以万计的白内障患者迎来新“曙光”。
这一重大科技成果诞生的背后是强大的人才支持，其中包括3位美国工程院院士及20名世界500强企业顶级专家，担任西安眼得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医学官的彭群博士曾在海外工作30多年，目前已是西安高新区双创大军的其中一员。
人才是创新创业的必备条件，也是双创生态的关键一环。背靠科教重镇，西安高新区本就具有先天的人才优势，但这还不够。
今年5月，西安高新区发布《关于深入实施秦创原人才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四个高新”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促进秦创原建设和重点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提出用3年时间支持用人单位，在光电子、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领域，分层次引进12000名硬科技创新人才。对于全球顶尖人才，给予最高1亿元的项目支持。
在此之前，西安高新区曾先后出台《关于加快高层次人才聚集的若干政策》《“新丝路”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措施》《高新区打造“硬科技创新人才”最优发展生态10条支持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良好收效。
据统计，截至8月底，西安高新区累计聚集国家和省、市级高层次人才超400名，本科及以上人才约30万人，硕博人才达7万人，海外人才约7000名，为双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不断强化的金融支持
6月8日，全国首家精准服务硬科技企业、促进硬科技技术发展的银行专业机构——浦发银行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硬科技支行揭牌开业。西安高新区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再获金融助力。
金融是创新创业的关键要素。近年来，西安高新区聚焦创新创业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先后建成和引进了丝路资本大市场，深交所陕西基地、上交所科创板企业陕西培育中心等金融机构及专业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高新贷、科技金融贷、知识产权质押贷等多种金融产品，搭建起了全生命周期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2021年6月，秦创原西安科创基金园（丝路西安前海园）的建成投用，进一步增强了西安高新区对国际国内知名的金融投资机构的吸引力。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西安高新区内已经集聚各类金融服务机构和要素平台超过1500家，申报争取省、市人才项目资金2000万元，企业贷款总额达到近4000亿元，促进科技型企业当年获得风险投资金额突破40亿元，成为西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科技金融高地。
当企业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市融资则成为他们的星辰大海。
为了推动企业上市，近年来，西安高新区发布“上市十条”等系列政策，不断优化硬科技企业上市“五专”服务机制，完善上市企业储备库遴选机制，实现企业分层次、分梯队管理，推动一批企业上市交易。截至8月底，西安高新区累计境内外上市企业已达64家，其中境内上市企业39家，境外上市企业25家。
专业周到的双创服务
8月16日，第五届中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大湾区专场赛决赛在广州南沙落下帷幕，西安长空医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一举夺得初创组一等奖。该企业由西安联创生物医药孵化器孵化而来，受到了联创孵化器专业的“保姆式”服务。
西安联创生物医药孵化器是西安高新区创业园于2005年投资设立的专门服务于生物医药企业的专业孵化器，被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评定为国家级创业服务中心，连续四年被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授予“国家级 A 类孵化器”，累计孵化服务生物医药企业 140 家，辐射西安高新区及区外企业超过 500 家，培育上市企业 8 家，储备上市企业 3 家。
在西安高新区，像西安联创生物医药孵化器这样的专业双创载体多达180家。其中，成立于2002年的西安光电子专业孵化器，现已成为西安国家光电子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核心基地;成立于2003年的西安集成电路设计专业孵化器，现已建成电子设计自动化与服务、测试分析等专业平台;始建于2005年的西安联创先进制造专业孵化器，联合打造了快速制造技术服务共享平台……
这些数量庞大的双创载体与西安高新区创业园、软件园、草堂基地、集贤园等产业园区，共同构成了西安高新区“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的孵化链条，为企业提供科研、科技服务、市场、人才、金融等全生命周期的“保姆式”服务。
据了解，西安高新区已累计拥有在孵企业超过13000家，截止2022年8月底，累计高新技术企业数达3873，本年度新参评高企1821家；新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3462家，雏鹰企业超过2300家、瞪羚企业310家、独角兽系列企业14家。
持续迸发的双创活力
去年底，西安京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研发的国内首款体外膜肺氧合设备（ECMO），首次应用于临床，成功救治了两名危重心血管病患者，该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垄断，实现了国产医疗器械自主化研制的重大突破，为万千心血管危重症患者带来福音。
在双创之风强劲之时，在西安高新区，像京工医疗这样的企业并非个例。仅在过去一年，西安高新区企业就收获了158项关键核心技术成果。
其中，奕斯伟与西安理工大学成功转化大尺寸硅单晶技术，实现相关领域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紫光国芯研发的SeDRAM™（异质集成嵌入式动态随机存储器）技术和平台，成功实现了DRAM晶圆和SoC晶圆的异质集成，处于全球领先水平；金磁纳米生物成功研发磁性复合微粒制备关键技术并实现产业化，填补国内空白；蓝极医疗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研发成功世界首台功率30W蓝激光手术设备，解决了激光治疗领域“临门一脚”的难题……
在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作为双创热土，西安高新区继续受到广大创业者青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西安高新区依然吸引了13000家市场主体。
盛会进行时，双创风正劲。借着全国双创活动周的热度，西安高新区作为双创沃土的魅力再次得以释放，一场新的创新创业热潮将在这里升腾而起，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创新驱动力。
（高新融媒记者 张静攀）
今年旅游旺季，山东威海一条串起湖光山色、星辰大海和众多历史文化遗存的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成为海内外自驾游客的争相打卡之地。
一踏上这条公路，就会有呼吸畅快、自在悠游的清新感。目之所及，一边是林木苍苍的里口山、道教全真派发祥地昆嵛山、怪石嶙峋的岠嵎山，另一边是黄海之滨烟波浩渺的威海湾、荣成湾、石岛湾、桑沟湾，以及数不清的美丽海滩；沿线还有姜南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因北洋水师在此覆没而警醒中华民族的刘公岛、传承胶东革命文化的天福山、马石山突围战故地等著名历史遗迹。欣赏无限风光、追寻历史回声的同时，游客还能享受耕海牧渔的渔家之乐，当地人热情好客，奋力振兴的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这条蜿蜒于青山与大海之间的自驾公路，长达1001公里，沿线布局了15个国家级海洋牧场、49家A级旅游景区、66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8个非遗旅游体验基地和22处文化主题驿站，将威海90%以上的核心文旅资源连成一线。
一条公路，给游客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对当地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记者收拾行囊一探究竟。
美景尽收，这是一条观光之路
“20多年了，我们终于等到了！”在“孙家疃·哈雷驿站”，水手哈雷重机俱乐部负责人贾春林禁不住感叹。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设想过，自然资源禀赋独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威海，能否有一条公路将自然和人文景观串联起来？
如今，他经营的这家驿站就位于千里山海路最北端，背靠1.5万平方米的葡萄滩浴场，毗邻中心渔港和海鲜码头。从驿站放眼望去，几十辆酷炫的摩托车一字排开。记者到这里时，虽然细雨如织，游客依然络绎不绝。
“我们接待过全国各地的车友，现在有不少国外车友也申请、预约，准备到这条路上骑行。”贾春林说，“我们现在旺季基本没有空房，吃饭也是一座难求。”
碧海蓝天、阳光沙滩，自“孙家疃·哈雷驿站”沿路向南，山海之旅飒然启程。沿海行驶5.4公里后，记者路遇成群游客拍照打卡，海中猫头山，状如小猫蹲坐，两座小峰恰似猫耳；48公里后的那香海景区游客更多，眼前的大海、沙滩、温泉、海岛、森林、天鹅湖等融于一处，自然天成。
从那香海一路向东，自驾约四五十分钟，记者抵达了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最东端——成山头。当地人介绍，这是我国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春秋时称“朝舞”，意为景色万千，连朝日也为之起舞。这里群峰苍翠边绵，大海浩潮碧蓝。站在观海长廊上望去，礁石林立，峭壁巍然，巨浪飞雪，气势恢宏万千。
今年旺季，好运角滨海游、海岛游成为热点，鸡鸣岛、海驴岛受到游客追捧。因为游客太多，为登上环岛游艇，记者足足排队3个小时。出海后，海鸥一路追随游船低飞抢食，甲板上观鸥者摩肩擦踵。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工作人员林巍强介绍：今年暑假，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人，同比增长两成以上。
不远处的“小五队·抱海驿站”，一排崭新的房车停在海岸边。房车内两室一厅，透过落地窗，金色海滩尽收眼底。康派斯房车租赁业务部运营总监都黎说，“自今年7月开营后，这里一直处于满房状态。”
威海一面接陆，三面环海，海岸线曲折，岬湾交错，大小海岛有185个。沿千里山海路前行，人们可以到威海湾、半月湾、九龙湾欣赏蜿蜒海岸，也可以去文登金海滩、乳山银滩等地亲水漫步，还可以登船破浪、挥杆垂钓。海滨沙细水清，美不胜收。
自驾公路延伸而至的地方，黄海碧波荡漾，危峰兀立、林海无边的山色也自有其独特风韵。离开海岸线后转而行进山路，记者来到乳山市的下石硼村，沿山路徒步，眼前群山叠嶂，小溪清浅，曲径通幽，移步换景。登上山顶向下俯视，此前久闻的“网红”峡谷映入眼帘，山川犬牙交错，形成秀美的W形曲线，由于形似三峡，网民称之为“小三峡”。
“以前这里没有像样的路，汽车开不进来。直到自驾路修通，与世隔绝的风光才为人所知。”乳山市诸往镇党委书记姜丰波说。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威海的山，峻幽、奇险、秀美，别具文化韵味。文登区的天福山，群山拱卫，林木茂盛，山泉甘洌，环境幽雅，因古称“天赐福地”得名；荣成市的九顶铁槎山，九项连绵，众峰宛如雾海扁舟，《封神演义》《西游记》《杨家将》对这座名山均有描述，自古有“大东胜境”的美誉；还有因石赤山红而成其名的赤山，佛、道、儒文化在此共生共存。
有了这条公路，游客的足迹可以遍布威海各地，从而拉长了游览时间。以往，来威海的游客以“一日游”和“过路游”为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深度游”。威海荣成市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洪臣介绍，过去60%以上是省内游客，50%以上为团队游，今年发生了明显改变，暑期游客画像表明，53%的游客为外省游客，73%的游客为自驾游、高铁游，团队游仅占比不足20%。
“今年8月，威海市每日平均持证住宿人数为3.28万人，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2.5%。星级饭店8月以来日平均营业收入240万元，环比增长20.1%。”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推广科科长于英娜说。
纵览古今，这是一条文化之路
旭日东升，晨光照在威海湾内的刘公岛上，自驾路通向海边，与这个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小岛隔海相望。这里曾是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的驻泊基地。震惊中外的甲午海战终结于刘公岛海域，千余名民族忠魂葬身滚滚波涛，小小的海岛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国运兴衰和沧桑巨变。
彼时甲午海战，烽火连天；而今国泰民安，海不扬波。沐着徐徐的海风，记者乘船登岛，多路观光车载着游客探访历史遗迹，并在博物馆、纪念馆和陈列馆中感受百年一瞬。
精忠报国酬壮志，留取雄风育后人。“刘公岛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游客人次常年超过150万，是人们来威海旅游的必到之地。”刘公岛管委会党委书记，威海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震说：“我们认为，不能‘捧着历史文化的金饭碗，挣几个观光旅游的碎银子’，因此把教育功能放在刘公岛的发展首位，锚定‘中华民族警醒之岛’的发展定位，先后打造了爱国主义教育、党性教育基地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基地，努力让历史题材走出现代价值，为当代发展赋予历史深度，成为这条自驾公路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威海因海得名，因海而兴。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依海而居，开启早期文明，这里成为东夷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春秋时期，威海为莱子国地、齐国东莱地，秦代隶属齐都，后隶属胶东郡。相传，秦皇汉武曾经东巡“天尽头”。隋唐起，威海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繁盛，金元时全真教发起兴祥于此；明清为稳固海防设威海卫，取威震海疆之意，威海由此得名。
一条公路看古今。古迹名胜备受瞩目，红色遗迹亦人气高涨，为家庭游、团队研学所欢迎。
在文登区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学生等团队成为这里的常客，追寻胶东武装抗日第一枪的光辉；在乳山市马石山十勇士纪念馆，八路军战士放弃突围机会、四进三出包围圈救出千余名乡亲的故事，让人为之动容。
同样在马石山下，同样在抗战年代，胶东育儿所300多名乳娘抚育了1223名革命后代。走过70余载历史烟尘，“胶东乳娘”深藏功名。而今，千里山海路的“田家·胶东乳娘驿站”隐匿浅山，静待人们在炊烟古树、青砖黑瓦间追忆过往、缅怀历史。
千里山海路不仅传承了红色胶东血脉，也连接着淳朴的胶东渔家文化元素。
“观天鹅，泡温泉，吃海鲜，住渔家。”这是山东不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胜眼中的渔家生活。孙胜的团队在荣成市东楮岛村打造了两处乡村民宿，房屋保留了传统海草屋顶和老石墙，打通封闭院落，形成曲折游回的聚落。
孙胜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威海在饮食文化、民风民俗、方言土语等诸多方面，无不散发着浓浓的海味。游客在这里短暂停留，既可以在海洋牧场采摘扇贝、牡蛎，抓河豚，钓螃蟹，也可以在渔村民宿放松身心，感受地道的胶东文化。”
融合乡土，这是一条振兴之路
石墙灰瓦，黄漆木门，翠竹掩映，温泉如玉。在文登区高村镇慈口观村，民宿小院错落有致地散布于鸺鹠山脚下。来自济南的游客孟洪涛一家刚刚办理完入住手续，已是第二次来此小住的他颇有心得：“半个月前就要网约，不然根本订不到。泡温泉、听蝉鸣、数星星，如此诗意的生活，客房不抢手才怪。”
民宿与驿站作为千里山海自驾路上的亮点，也发挥着带动群众致富之效。郁竹苑田园综合体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就在这几年，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一方面，让村民的闲置房流转出来，村民享受租金、分红；另一方面，我们雇用村民农闲时为民宿做清洁。企业、村集体、农户实现‘三赢’。”
对于慈口观村村民张桂珍来说，收拾一个小院能挣60元，每天拿出中午的时间收拾4个小院就能挣240元，不耽误地里的农活。她还把在城里务工的儿子叫了回来，从事生态农业土建工程，每月工资7000多元。
目前，慈口观村已流转房屋90余栋，温泉民宿试运营两年多，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入住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村集体的收入由之前的2000多元增长至89万元。
在威海乳山市南黄镇，镇党委书记是一位性格泼辣奔放的女子，名字也容易让人记住，姓冯，名玫瑰。
“快过来尝尝我们这里的‘齐鲁红’，这可是我们这的名茶！”冯玫瑰一边介绍，一边把茶杯推给记者。“齐鲁红”是南黄镇威茗茶园近年来打造的新品牌，茶色清亮，入口回甘。一杯红茶，蕴藏着南黄镇发展乡村产业的密码。
“千里山海路开通后，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产业融合发展方向，打造了集生态采摘、旅游休闲、观光度假、生产科研等于一体的茶文化旅游观光园区，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旅游研学。”威茗茶园总经理徐彬说。
“茶庄拉动了周边农户种植茶叶，农户每年能增加100多万元的收入。”冯玫瑰紧接着补充道，以路为媒，以发展旅游消费产业为目标，南黄镇整合乡村特色资源，用茶园、农场、饽饽厂和丑梨园等产业撬动了集体经济发展。
眼下，威海市正抓紧制定“千里山海乡村振兴规划”，让尽可能多的乡村资源借助这条自驾路得以串联、放大。
据统计，2022年7月至8月，威海全市约接待游客177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17.41亿元。
亮眼数据背后，千里山海自驾路发挥了重要作用。途经4个区市、46个街镇、400个乡村、80个乡村振兴样板片区、100个产业基地，这条公路连点成线，串珠成链，旅游产业“一业兴、百业旺”的效应被充分放大。
“走进威海一千里山海的画廊，感受一千里山海的时尚。”下一步，威海将继续以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为引领，全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以精品文旅助推精致城市建设，打造国际滨海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城市。（新华社记者王念、王阳、高天）
一踏上这条公路，就会有呼吸畅快、自在悠游的清新感。目之所及，一边是林木苍苍的里口山、道教全真派发祥地昆嵛山、怪石嶙峋的岠嵎山，另一边是黄海之滨烟波浩渺的威海湾、荣成湾、石岛湾、桑沟湾，以及数不清的美丽海滩；沿线还有姜南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因北洋水师在此覆没而警醒中华民族的刘公岛、传承胶东革命文化的天福山、马石山突围战故地等著名历史遗迹。欣赏无限风光、追寻历史回声的同时，游客还能享受耕海牧渔的渔家之乐，当地人热情好客，奋力振兴的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这条蜿蜒于青山与大海之间的自驾公路，长达1001公里，沿线布局了15个国家级海洋牧场、49家A级旅游景区、66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8个非遗旅游体验基地和22处文化主题驿站，将威海90%以上的核心文旅资源连成一线。
一条公路，给游客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对当地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记者收拾行囊一探究竟。
美景尽收，这是一条观光之路
“20多年了，我们终于等到了！”在“孙家疃·哈雷驿站”，水手哈雷重机俱乐部负责人贾春林禁不住感叹。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设想过，自然资源禀赋独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威海，能否有一条公路将自然和人文景观串联起来？
如今，他经营的这家驿站就位于千里山海路最北端，背靠1.5万平方米的葡萄滩浴场，毗邻中心渔港和海鲜码头。从驿站放眼望去，几十辆酷炫的摩托车一字排开。记者到这里时，虽然细雨如织，游客依然络绎不绝。
“我们接待过全国各地的车友，现在有不少国外车友也申请、预约，准备到这条路上骑行。”贾春林说，“我们现在旺季基本没有空房，吃饭也是一座难求。”
碧海蓝天、阳光沙滩，自“孙家疃·哈雷驿站”沿路向南，山海之旅飒然启程。沿海行驶5.4公里后，记者路遇成群游客拍照打卡，海中猫头山，状如小猫蹲坐，两座小峰恰似猫耳；48公里后的那香海景区游客更多，眼前的大海、沙滩、温泉、海岛、森林、天鹅湖等融于一处，自然天成。
从那香海一路向东，自驾约四五十分钟，记者抵达了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最东端——成山头。当地人介绍，这是我国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春秋时称“朝舞”，意为景色万千，连朝日也为之起舞。这里群峰苍翠边绵，大海浩潮碧蓝。站在观海长廊上望去，礁石林立，峭壁巍然，巨浪飞雪，气势恢宏万千。
今年旺季，好运角滨海游、海岛游成为热点，鸡鸣岛、海驴岛受到游客追捧。因为游客太多，为登上环岛游艇，记者足足排队3个小时。出海后，海鸥一路追随游船低飞抢食，甲板上观鸥者摩肩擦踵。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工作人员林巍强介绍：今年暑假，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人，同比增长两成以上。
不远处的“小五队·抱海驿站”，一排崭新的房车停在海岸边。房车内两室一厅，透过落地窗，金色海滩尽收眼底。康派斯房车租赁业务部运营总监都黎说，“自今年7月开营后，这里一直处于满房状态。”
威海一面接陆，三面环海，海岸线曲折，岬湾交错，大小海岛有185个。沿千里山海路前行，人们可以到威海湾、半月湾、九龙湾欣赏蜿蜒海岸，也可以去文登金海滩、乳山银滩等地亲水漫步，还可以登船破浪、挥杆垂钓。海滨沙细水清，美不胜收。
自驾公路延伸而至的地方，黄海碧波荡漾，危峰兀立、林海无边的山色也自有其独特风韵。离开海岸线后转而行进山路，记者来到乳山市的下石硼村，沿山路徒步，眼前群山叠嶂，小溪清浅，曲径通幽，移步换景。登上山顶向下俯视，此前久闻的“网红”峡谷映入眼帘，山川犬牙交错，形成秀美的W形曲线，由于形似三峡，网民称之为“小三峡”。
“以前这里没有像样的路，汽车开不进来。直到自驾路修通，与世隔绝的风光才为人所知。”乳山市诸往镇党委书记姜丰波说。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威海的山，峻幽、奇险、秀美，别具文化韵味。文登区的天福山，群山拱卫，林木茂盛，山泉甘洌，环境幽雅，因古称“天赐福地”得名；荣成市的九顶铁槎山，九项连绵，众峰宛如雾海扁舟，《封神演义》《西游记》《杨家将》对这座名山均有描述，自古有“大东胜境”的美誉；还有因石赤山红而成其名的赤山，佛、道、儒文化在此共生共存。
有了这条公路，游客的足迹可以遍布威海各地，从而拉长了游览时间。以往，来威海的游客以“一日游”和“过路游”为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深度游”。威海荣成市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洪臣介绍，过去60%以上是省内游客，50%以上为团队游，今年发生了明显改变，暑期游客画像表明，53%的游客为外省游客，73%的游客为自驾游、高铁游，团队游仅占比不足20%。
“今年8月，威海市每日平均持证住宿人数为3.28万人，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2.5%。星级饭店8月以来日平均营业收入240万元，环比增长20.1%。”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推广科科长于英娜说。
纵览古今，这是一条文化之路
旭日东升，晨光照在威海湾内的刘公岛上，自驾路通向海边，与这个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小岛隔海相望。这里曾是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的驻泊基地。震惊中外的甲午海战终结于刘公岛海域，千余名民族忠魂葬身滚滚波涛，小小的海岛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国运兴衰和沧桑巨变。
彼时甲午海战，烽火连天；而今国泰民安，海不扬波。沐着徐徐的海风，记者乘船登岛，多路观光车载着游客探访历史遗迹，并在博物馆、纪念馆和陈列馆中感受百年一瞬。
精忠报国酬壮志，留取雄风育后人。“刘公岛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游客人次常年超过150万，是人们来威海旅游的必到之地。”刘公岛管委会党委书记，威海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震说：“我们认为，不能‘捧着历史文化的金饭碗，挣几个观光旅游的碎银子’，因此把教育功能放在刘公岛的发展首位，锚定‘中华民族警醒之岛’的发展定位，先后打造了爱国主义教育、党性教育基地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基地，努力让历史题材走出现代价值，为当代发展赋予历史深度，成为这条自驾公路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威海因海得名，因海而兴。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依海而居，开启早期文明，这里成为东夷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春秋时期，威海为莱子国地、齐国东莱地，秦代隶属齐都，后隶属胶东郡。相传，秦皇汉武曾经东巡“天尽头”。隋唐起，威海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繁盛，金元时全真教发起兴祥于此；明清为稳固海防设威海卫，取威震海疆之意，威海由此得名。
一条公路看古今。古迹名胜备受瞩目，红色遗迹亦人气高涨，为家庭游、团队研学所欢迎。
在文登区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学生等团队成为这里的常客，追寻胶东武装抗日第一枪的光辉；在乳山市马石山十勇士纪念馆，八路军战士放弃突围机会、四进三出包围圈救出千余名乡亲的故事，让人为之动容。
同样在马石山下，同样在抗战年代，胶东育儿所300多名乳娘抚育了1223名革命后代。走过70余载历史烟尘，“胶东乳娘”深藏功名。而今，千里山海路的“田家·胶东乳娘驿站”隐匿浅山，静待人们在炊烟古树、青砖黑瓦间追忆过往、缅怀历史。
千里山海路不仅传承了红色胶东血脉，也连接着淳朴的胶东渔家文化元素。
“观天鹅，泡温泉，吃海鲜，住渔家。”这是山东不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胜眼中的渔家生活。孙胜的团队在荣成市东楮岛村打造了两处乡村民宿，房屋保留了传统海草屋顶和老石墙，打通封闭院落，形成曲折游回的聚落。
孙胜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威海在饮食文化、民风民俗、方言土语等诸多方面，无不散发着浓浓的海味。游客在这里短暂停留，既可以在海洋牧场采摘扇贝、牡蛎，抓河豚，钓螃蟹，也可以在渔村民宿放松身心，感受地道的胶东文化。”
融合乡土，这是一条振兴之路
石墙灰瓦，黄漆木门，翠竹掩映，温泉如玉。在文登区高村镇慈口观村，民宿小院错落有致地散布于鸺鹠山脚下。来自济南的游客孟洪涛一家刚刚办理完入住手续，已是第二次来此小住的他颇有心得：“半个月前就要网约，不然根本订不到。泡温泉、听蝉鸣、数星星，如此诗意的生活，客房不抢手才怪。”
民宿与驿站作为千里山海自驾路上的亮点，也发挥着带动群众致富之效。郁竹苑田园综合体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就在这几年，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一方面，让村民的闲置房流转出来，村民享受租金、分红；另一方面，我们雇用村民农闲时为民宿做清洁。企业、村集体、农户实现‘三赢’。”
对于慈口观村村民张桂珍来说，收拾一个小院能挣60元，每天拿出中午的时间收拾4个小院就能挣240元，不耽误地里的农活。她还把在城里务工的儿子叫了回来，从事生态农业土建工程，每月工资7000多元。
目前，慈口观村已流转房屋90余栋，温泉民宿试运营两年多，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入住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村集体的收入由之前的2000多元增长至89万元。
在威海乳山市南黄镇，镇党委书记是一位性格泼辣奔放的女子，名字也容易让人记住，姓冯，名玫瑰。
“快过来尝尝我们这里的‘齐鲁红’，这可是我们这的名茶！”冯玫瑰一边介绍，一边把茶杯推给记者。“齐鲁红”是南黄镇威茗茶园近年来打造的新品牌，茶色清亮，入口回甘。一杯红茶，蕴藏着南黄镇发展乡村产业的密码。
“千里山海路开通后，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产业融合发展方向，打造了集生态采摘、旅游休闲、观光度假、生产科研等于一体的茶文化旅游观光园区，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旅游研学。”威茗茶园总经理徐彬说。
“茶庄拉动了周边农户种植茶叶，农户每年能增加100多万元的收入。”冯玫瑰紧接着补充道，以路为媒，以发展旅游消费产业为目标，南黄镇整合乡村特色资源，用茶园、农场、饽饽厂和丑梨园等产业撬动了集体经济发展。
眼下，威海市正抓紧制定“千里山海乡村振兴规划”，让尽可能多的乡村资源借助这条自驾路得以串联、放大。
据统计，2022年7月至8月，威海全市约接待游客177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17.41亿元。
亮眼数据背后，千里山海自驾路发挥了重要作用。途经4个区市、46个街镇、400个乡村、80个乡村振兴样板片区、100个产业基地，这条公路连点成线，串珠成链，旅游产业“一业兴、百业旺”的效应被充分放大。
“走进威海一千里山海的画廊，感受一千里山海的时尚。”下一步，威海将继续以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为引领，全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以精品文旅助推精致城市建设，打造国际滨海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城市。（新华社记者王念、王阳、高天）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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