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困境的德国，真的需要在中美间“二选一”吗？
在中德关系史上，今年有一个重要的纪念日。1972年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建交。在此后的岁月里，双方都受益匪浅。然而，最近两国关系似乎很紧张。外界都希望两国能恢复过去的友好关系。
在半个世纪前的冷战时期，瓦尔特·谢尔外长与中国外长姬鹏飞在北京互换文件，正式建交。在此前几个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了北京，此次访问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已对西方开放的信息。
在过去五十年里，地缘政治和两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总理和中国元首已换了好几茬。中国已经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1990年重新统一后，德国已成为欧洲事实上的领导者和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纵观历史，中德关系中一直存在三个常量：相互尊重、务实主义和坚持互惠互利。
两国享有的经济联系最充分地说明了最后一点。举例来说：1972 年，两国间的贸易总额为50万欧元（486000 美元）。而到了2021年，这一数额为2450亿欧元（2370亿美元）。
毫不奇怪的是，到2021年，中国已连续六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德国对华投资也是欧洲国家中最多的，2018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占欧洲对华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
这种双赢局面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两国展开广泛交流、对话和外交互动的结果。2004年，柏林和北京建立了“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并建立了每年会晤机制，旨在将双边关系扩展到新领域。
从2010年起，双方每年都举行会晤，进一步深化了两国关系。在2014年，中德关系从2004年的“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目前的中德关系却已变得空前复杂。双方在众多地缘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南辕北辙。
因对俄乌战争的不同评判、对人权问题的质疑以及对台湾问题的疑虑，柏林已不断侧目北京。与此同时，德国的对华批评态度和“理想主义”倾向也不受北京的欢迎。
从逻辑上讲，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加强两国最高领导层的对话，两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使两国关系达到今天的高度。多年来，两国元首和外长展开了持续互访。
其中令人难忘的是赫尔穆特·施密特在 1975 年与毛泽东的会晤。直到其去世前，施密特都是最能认识到中国重要性并积极主张与北京建立关系而非破坏关系的德国总理。
在赫尔穆特·科尔、格哈德·施罗德和最近的安格拉·默克尔（与施密特一样，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领导下，中德两国政府一直持续展开对话、交流与合作。
然而，中德两国政治家的交往现已越来越少。上述意见分歧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疫情等其它原因也起到了阻碍效果。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使德国陷入了困境——一面是中国的崛起，一面是华盛顿担心北京改变单极世界秩序。在柏林，德国政府似乎认为自己要二选一：要么与本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北京站在一起，要么与它最强大的盟友华盛顿站在一起。
然而，默克尔用行动证明了德国不一定非要这么做，她在中美间成功做到了左右逢源。可奥拉夫·舒尔茨总理的新政府却采取了另一种风格，新政府显然已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做出了选择，业已放弃了对华实用主义态度，转而采取一种显然是适得其反的“理想主义”态度。
自去年 12 月执政后，德国新联合政府就明确表示，肖尔茨领导下的德国会与过去不一样。中国首次被称为“体制性竞争对手”，而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则宣称德国将对中国采取“更强有力的贸易政策”，不会再“幼稚”。
在中德正式建交半个世纪后，德国正尝试调整两国关系，这本身并没有错。毕竟现在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了。然而，现任德国政府尝试改变中国的做法只是一厢情愿，这只会削弱那个曾经确保双方50年增长和繁荣的关系基础。
柏林和北京之间保持并进一步扩大友好合作关系将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并能够在下半个世纪捍卫这个动荡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文/英国独立记者和时政分析人士 托马斯·福尔克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香港《南华早报》）
在中德关系史上，今年有一个重要的纪念日。1972年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建交。在此后的岁月里，双方都受益匪浅。然而，最近两国关系似乎很紧张。外界都希望两国能恢复过去的友好关系。
在半个世纪前的冷战时期，瓦尔特·谢尔外长与中国外长姬鹏飞在北京互换文件，正式建交。在此前几个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了北京，此次访问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已对西方开放的信息。
在过去五十年里，地缘政治和两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总理和中国元首已换了好几茬。中国已经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1990年重新统一后，德国已成为欧洲事实上的领导者和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纵观历史，中德关系中一直存在三个常量：相互尊重、务实主义和坚持互惠互利。
两国享有的经济联系最充分地说明了最后一点。举例来说：1972 年，两国间的贸易总额为50万欧元（486000 美元）。而到了2021年，这一数额为2450亿欧元（2370亿美元）。
毫不奇怪的是，到2021年，中国已连续六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德国对华投资也是欧洲国家中最多的，2018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占欧洲对华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
这种双赢局面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两国展开广泛交流、对话和外交互动的结果。2004年，柏林和北京建立了“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并建立了每年会晤机制，旨在将双边关系扩展到新领域。
从2010年起，双方每年都举行会晤，进一步深化了两国关系。在2014年，中德关系从2004年的“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目前的中德关系却已变得空前复杂。双方在众多地缘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南辕北辙。
因对俄乌战争的不同评判、对人权问题的质疑以及对台湾问题的疑虑，柏林已不断侧目北京。与此同时，德国的对华批评态度和“理想主义”倾向也不受北京的欢迎。
从逻辑上讲，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加强两国最高领导层的对话，两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使两国关系达到今天的高度。多年来，两国元首和外长展开了持续互访。
其中令人难忘的是赫尔穆特·施密特在 1975 年与毛泽东的会晤。直到其去世前，施密特都是最能认识到中国重要性并积极主张与北京建立关系而非破坏关系的德国总理。
在赫尔穆特·科尔、格哈德·施罗德和最近的安格拉·默克尔（与施密特一样，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领导下，中德两国政府一直持续展开对话、交流与合作。
然而，中德两国政治家的交往现已越来越少。上述意见分歧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疫情等其它原因也起到了阻碍效果。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使德国陷入了困境——一面是中国的崛起，一面是华盛顿担心北京改变单极世界秩序。在柏林，德国政府似乎认为自己要二选一：要么与本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北京站在一起，要么与它最强大的盟友华盛顿站在一起。
然而，默克尔用行动证明了德国不一定非要这么做，她在中美间成功做到了左右逢源。可奥拉夫·舒尔茨总理的新政府却采取了另一种风格，新政府显然已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做出了选择，业已放弃了对华实用主义态度，转而采取一种显然是适得其反的“理想主义”态度。
自去年 12 月执政后，德国新联合政府就明确表示，肖尔茨领导下的德国会与过去不一样。中国首次被称为“体制性竞争对手”，而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则宣称德国将对中国采取“更强有力的贸易政策”，不会再“幼稚”。
在中德正式建交半个世纪后，德国正尝试调整两国关系，这本身并没有错。毕竟现在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了。然而，现任德国政府尝试改变中国的做法只是一厢情愿，这只会削弱那个曾经确保双方50年增长和繁荣的关系基础。
柏林和北京之间保持并进一步扩大友好合作关系将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并能够在下半个世纪捍卫这个动荡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文/英国独立记者和时政分析人士 托马斯·福尔克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香港《南华早报》）
欧洲危机四伏，而领导人却茫然无知
对欧盟高级外务代表约瑟夫•博雷尔来说，过去的一周是重要的一周。在本周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近乎末日预言般的演讲中，博雷尔提出了一个灰暗的愿景，即在一个日益危险和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欧洲的地位正受到威胁。他正在努力应对一个欧洲领导人至今仍未理解（也许是致命的反应迟钝）的现实。
引用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著名开场白，博雷尔在两次演讲中都说：“欧洲是一个花园。我们建造了它。它很完美。政治自由、经济繁荣和社会团结在这个花园里完美结合到了一起，这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够建造的最好花园。但世界其他地方却不是这样。”事实上，“世界其他地方大多是丛林，丛林可能会侵入花园……因为丛林有很强的生长能力，为了保护花园，围墙永远不够高。”
博雷尔呼应了德国政治理论家汉斯•克里布的警告，他指出，“我们过分倾向康德主义，而对霍布斯主义重视不够”，这是因为我们未能“看清世界的真面目”，并试图将欧洲治理规范输出到一个“还没有准备好追随我们”的冷酷世界。
然而，俄罗斯等国家正以牺牲欧洲为代价来逆转历史的前进方向。博雷尔敦促我们读一下普京在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大片领土时发表的演讲（博雷尔坚持认为“每个欧洲公民都必须读读这篇演讲”），他的核心警告是，除非欧洲人认识到并准备好应对我们当前的严重国际局势，否则“世界其他地区将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入侵我们。”
冷战后国际秩序（一个“美国照顾我们安全，中俄保证我们繁荣”的世界）已经消失，再也没有回来：“这是一个消失了的世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强权政治的世界里。我们捍卫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的相互依存（这本应是一件好事，可以防止战争）现正被武器化。”
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随着欧洲模式崩溃，其他制度，比如威权治理模式——“或许你无法选择你的政府首脑，但你会有食物、暖气和社会服务，你会改善你的生活条件”，将更具吸引力，这不仅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或许还会发生在欧洲本土。毕竟，他指出，“激进的右翼势力进一步控制了欧洲政治”。他不厌其烦地提醒欧盟新外交官们，这一趋势是“人民的选择”，而“不是任何强权强加给我们的”。
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将会前所未有的贫穷，将无可逃避地受到全球风暴的打击。支撑欧洲美好政治世界观和经济繁荣的支柱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迅速坍塌，没人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我们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时刻’。”欧洲史上长达数十年的闲适假期结束了：终于，欧洲领导人意识到了我们正面临着多么巨大的挑战。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包括博雷尔在内的欧洲领导人仍没有为艰辛的前路制定任何万无一失的计划。
（文/英国UnHerd新闻网时政编辑 阿里斯·鲁西诺斯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英国“UnHerd”新闻网）
对欧盟高级外务代表约瑟夫•博雷尔来说，过去的一周是重要的一周。在本周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近乎末日预言般的演讲中，博雷尔提出了一个灰暗的愿景，即在一个日益危险和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欧洲的地位正受到威胁。他正在努力应对一个欧洲领导人至今仍未理解（也许是致命的反应迟钝）的现实。
引用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著名开场白，博雷尔在两次演讲中都说：“欧洲是一个花园。我们建造了它。它很完美。政治自由、经济繁荣和社会团结在这个花园里完美结合到了一起，这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够建造的最好花园。但世界其他地方却不是这样。”事实上，“世界其他地方大多是丛林，丛林可能会侵入花园……因为丛林有很强的生长能力，为了保护花园，围墙永远不够高。”
博雷尔呼应了德国政治理论家汉斯•克里布的警告，他指出，“我们过分倾向康德主义，而对霍布斯主义重视不够”，这是因为我们未能“看清世界的真面目”，并试图将欧洲治理规范输出到一个“还没有准备好追随我们”的冷酷世界。
然而，俄罗斯等国家正以牺牲欧洲为代价来逆转历史的前进方向。博雷尔敦促我们读一下普京在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大片领土时发表的演讲（博雷尔坚持认为“每个欧洲公民都必须读读这篇演讲”），他的核心警告是，除非欧洲人认识到并准备好应对我们当前的严重国际局势，否则“世界其他地区将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入侵我们。”
冷战后国际秩序（一个“美国照顾我们安全，中俄保证我们繁荣”的世界）已经消失，再也没有回来：“这是一个消失了的世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强权政治的世界里。我们捍卫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的相互依存（这本应是一件好事，可以防止战争）现正被武器化。”
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随着欧洲模式崩溃，其他制度，比如威权治理模式——“或许你无法选择你的政府首脑，但你会有食物、暖气和社会服务，你会改善你的生活条件”，将更具吸引力，这不仅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或许还会发生在欧洲本土。毕竟，他指出，“激进的右翼势力进一步控制了欧洲政治”。他不厌其烦地提醒欧盟新外交官们，这一趋势是“人民的选择”，而“不是任何强权强加给我们的”。
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将会前所未有的贫穷，将无可逃避地受到全球风暴的打击。支撑欧洲美好政治世界观和经济繁荣的支柱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迅速坍塌，没人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我们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时刻’。”欧洲史上长达数十年的闲适假期结束了：终于，欧洲领导人意识到了我们正面临着多么巨大的挑战。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包括博雷尔在内的欧洲领导人仍没有为艰辛的前路制定任何万无一失的计划。
（文/英国UnHerd新闻网时政编辑 阿里斯·鲁西诺斯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英国“UnHerd”新闻网）
#张元英 凤凰簪#真的吗，可是我听说张元英最爱的明星只有一个：吴京 最爱的电影却有两部：《战狼1》《战狼2》 最爱用的手机：华为 最爱的歌曲：《我爱你中国》 最爱喝的饮料：蜜雪冰城 最尊重的老师：陈平 最爱看的时政up主：观察者网 最爱看的科技up主：老师好我叫何同学 最爱听的儿歌《听我说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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