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南极科考队员集结 新一代“巨型充电宝”启运
10月24日，中国第39次南极科考东南大学队员出征仪式在南京举行，张侃健、葛健两位老师即将代表东南大学奔赴南极执行本次科考任务。同日，由东南大学研发的新一代无人值守能源供应模块——“东大极能2.0”在调试基地启运，准备发往南极内陆昆仑站。
“我出生于1972年，有朋友问我为啥50岁还要去南极？其实如果身处一个优秀的集体，就很好理解这一点。”张侃健介绍，从2009年以来，东南大学团队一直致力于研发极地无人值守能源系统，项目组成员携手攻克了很多难题。项目组每个人都希望为极地科考贡献“东大力量”，为中国认识南极、保护南极、利用南极提供科技与智力支撑。
“东大极能”是中国首个投入运行的国产极地无人值守能源系统，是可以24小时不间断供电的“极地移动电源”，为各类仪器设备在南极极端环境下提供能源和远程监控支持。本次东南大学赴南极科考的主要任务包括四项：一是投运昆仑站无人值守能源供应模块(“东大极能2.0”)；二是调试安装中山站无人智慧舱；三是维护泰山远程遥控无人值守能源供应模块；四是投运罗斯海新站无人值守能源供应系统。
此前，东南大学已先后派出魏海坤、葛健、方仕雄、刘西陲、吴昌德5人分别赴南极昆仑站、泰山站、中山站完成相关科考任务。其中，昆仑站地处南极内陆深处，为南极冰盖的最高点，海拔超过4000米，站点环境条件相当艰苦，不仅对各类设备的运行可靠性等有极高的要求，对科考队员的体力和耐力也提出了极大的考验。
10月24日，中国第39次南极科考东南大学队员出征仪式在南京举行，张侃健、葛健两位老师即将代表东南大学奔赴南极执行本次科考任务。同日，由东南大学研发的新一代无人值守能源供应模块——“东大极能2.0”在调试基地启运，准备发往南极内陆昆仑站。
“我出生于1972年，有朋友问我为啥50岁还要去南极？其实如果身处一个优秀的集体，就很好理解这一点。”张侃健介绍，从2009年以来，东南大学团队一直致力于研发极地无人值守能源系统，项目组成员携手攻克了很多难题。项目组每个人都希望为极地科考贡献“东大力量”，为中国认识南极、保护南极、利用南极提供科技与智力支撑。
“东大极能”是中国首个投入运行的国产极地无人值守能源系统，是可以24小时不间断供电的“极地移动电源”，为各类仪器设备在南极极端环境下提供能源和远程监控支持。本次东南大学赴南极科考的主要任务包括四项：一是投运昆仑站无人值守能源供应模块(“东大极能2.0”)；二是调试安装中山站无人智慧舱；三是维护泰山远程遥控无人值守能源供应模块；四是投运罗斯海新站无人值守能源供应系统。
此前，东南大学已先后派出魏海坤、葛健、方仕雄、刘西陲、吴昌德5人分别赴南极昆仑站、泰山站、中山站完成相关科考任务。其中，昆仑站地处南极内陆深处，为南极冰盖的最高点，海拔超过4000米，站点环境条件相当艰苦，不仅对各类设备的运行可靠性等有极高的要求，对科考队员的体力和耐力也提出了极大的考验。
#中国学者对话俄哲学家杜金#【中国学者王文对话俄哲学家杜金：俄罗斯为何越过“防线”对抗西方】编者的话：在爱女杜金娜8月不幸在莫斯科郊外遇袭身亡后，承受巨大痛苦的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近况如何？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的杜金，怎么看当下的俄乌冲突与俄罗斯现状？在被一些欧美媒体疯传为“普京大脑”“俄罗斯智囊”“国师”后，杜金如何讲述他与普京的“特殊关系”？对于中国自身发展和应对外部挑战的表现，他又有哪些评价？10月21日，在俄罗斯调研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与杜金进行了一次长谈。
“我与普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王文：首先对您痛失爱女表示慰问，对杜金娜不幸遇难表示哀悼。受俄乌冲突影响，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国内发生多起针对平民目标的袭击事件。俄罗斯当前的状况如何？
杜金：我很感谢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杜金娜被害是针对俄罗斯恐怖战争的开始，俄境内正处于危急状态。这是西方恐怖分子第一次在俄罗斯境内对俄公民进行袭击。我们已知道，行动来自基辅……尽管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拒绝解释并谴责这次恐怖袭击，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针对我，也针对我的女儿，因为我们是一体的。
我想再次强调，我在俄罗斯没有任何官方职务，也没有参加发生在乌克兰东部的特别军事行动。令人不安的恐怖行为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我们所言所想而被谋杀，这是前所未有的。杜金娜和我没有做任何可以被认为是参与军事、政治或行政方面的事情。而这就是战争。
欧盟对我实施制裁，因为我对特别军事行动的神学基础进行了解释。因为你的理念而被谋杀，这悲剧性地展示了思想是多么重要，这是用生命在做赌注。但如果你是战士，你应该准备好在战斗中死去。如果你作出政治决策，你就应该准备好为你的决策“埋单”。
俄罗斯正在发生深刻的思想革命，俄乌冲突升级是彻底改变的开始。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接受西方霸权、西方制度、西方价值观、西方政治民主，以西方为榜样，认为西方可以做自己的“救命稻草”。
这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区别。俄罗斯当时背叛了国家的独立性。普京2000年出任总统，执政后开始为俄罗斯的独立自主而战。但过去22年，俄罗斯却一直在西方制定的规则下无法挣脱。从一开始，这就是西方所希望的——以此来削弱俄罗斯，对俄进行打击。
普京总统试图调和俄罗斯崛起与融入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但这是不可能的。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达到极点。普京不得不对此作出激烈反应，但是俄罗斯社会并没有为此做好长期准备。我们试图调整社会理念和自我评估，以适应所处的情况，这是非常激烈和戏剧性的过程。
王文：关于俄与西方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记得您2008年就写过一篇文章。但通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会提出避免大国冲突升级的建议。如，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提出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时，中国学者会反驳这种“预言”。
我想与您探讨的是，为什么俄罗斯的精英们没有能尽力避免冲突升级呢？或让决策者采取比特别军事行动更好的办法？
杜金：这同个人与群体的意识平衡有关。俄罗斯社会很特殊，领导者必须向全社会作出安全保证。如何调和这种关系，一直是普京所考虑的。接受西方与保证俄罗斯独立自主是一组矛盾。普京希望调和矛盾，保持某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很脆弱的。
普京一直试图保持与西方的和平发展，不使用军事手段，避免冲突升级。但西方欺骗了俄罗斯，战争越来越不可避免。很可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看，我们应该筹备得更好才是。
王文：您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西方媒体认为，俄近些年的对外战略中能看到“新欧亚主义”理论的影子。这也是近年来一些西方传闻说您是“普京总统的幕僚”，甚至是“普京大脑”的原因。也有人说，您是当年普京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沟通的“中间人”。您对这些说法有什么回应？
杜金：我非常支持普京，我们的精神是相似的。但我与他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自信比任何人都明白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这样说，可能有些不够谦虚，但我深爱着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
提到“新欧亚主义”，我认为真实的欧亚大陆一体化理论，应当同时介绍给中国的精英们，而不是此前被曲解的版本。在俄罗斯，有人把“新欧亚主义”视为是“新殖民主义”，而在中国，也有人将其视为“俄罗斯版的帝国主义”。我们应该寻找各种方式去理解彼此，我所说的欧亚大陆一体化并不是仅仅包括俄罗斯、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还包括印度、东南亚、西亚的深度合作。
“俄罗斯想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
王文：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一种理性与务实的选择。我曾多次去过伊朗，这是个资源与潜力都很好的国家，但经济发展受到西方长期制裁的严重影响。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与西方完全“脱钩”，是否也会像伊朗一样？
杜金：西方不只是经济和科技发达的代名词，西方代表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霸权、种族主义、本体论，可延伸为殖民主义、单极化。这是西方的本质。俄已对西方宣战，被迫切断与西方的合作，试图通过战胜西方霸权，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而不是世界的中心。为达到目标，我们要提升自己，把自己“非西方化”，将西方边缘化。
俄罗斯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目标，希望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共同抵抗西方霸权，我们一起也许能够战胜它们。这是多极化对单极化的战争。
王文：在您的逻辑中，世界渐渐地被分成两极，新的冷战会开始。您前不久撰文说，“我们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西方执着地将我们推向战场”。
现在看来，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危险。对中国而言，我们不想进入一场新的冷战。中国更适合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发展，也更专注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中国正在应对与美国的竞争，但仍全力在激烈的矛盾中寻找新的平衡点。我相信，印度、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也都不希望卷入新的冷战或世界大战。
杜金：现在，形势已不是俄罗斯单方面所能决定的。我们已越过防线，正与西方进行对抗。
很多国家的地缘政治观所面对的是：选择被海权国家控制还是通过斗争争取成为陆权国家。作为陆权国家，俄罗斯正在抵抗海权国家。如果没有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也会成为西方的下一个终极敌人。
我认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下生存，要么像俄罗斯一样战斗。这是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分析，我清楚我的观点与中国的观点显然不一样。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中国的战略家们能认清地缘政治形势，避免像俄罗斯这样陷入当前的处境。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在一个平衡的位置之上。从这个方面看，如果俄罗斯不在平衡美国霸权的天平上，那么，中国就会成为容易被海权国家挑起攻击性军事冲突的受害者，但中国是强调拥有主权和希望持续繁荣的国家。现在，同样强调独立自主的印度、巴西、南非、伊斯兰世界都处在选择中，但选择的结果取决于天平另一侧对立面的实力。
我非常认可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希望，对伊朗、印度、阿拉伯国家等来说，也是如此。总之，我们不想和西方对抗，我们是在和宣称要统治世界、但没有起到很好表率作用的“西方”对抗。我们应该为了多极化奋斗，而不是单极化。
“中国应对挑战时深藏智慧”
王文：应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挑战，中国是有心理准备的。无论是贸易战、科技战还是舆论战，中国的主要应对之道基于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智慧，致力于寻找多元化、温和的解决方案，并取得不错的斗争成果。俄罗斯有很大的战略纵深和资源潜力，如何才能用一种更聪明、更多元的方式来应对西方呢？
杜金：既成事实的解决方案是特别军事行动。我们没有使用其他更多元的方式，也无法采取其他方式。特别军事行动是很差的抉择，但我们没有能力用和平方式达成与乌克兰和西方的和解。尽管当下的战局很糟糕，但好过于更差的被（西方）摧毁的情况。
中国的应对方式是深藏智慧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把中国作为观察的对象。中国共产党能谨慎、稳重地决策，将确保国家利益和推动全球化发展结合起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西方没能通过文化渗透、网络攻击等方式摧毁中国共产党，更无法让中国陷入混乱。
俄罗斯恰恰相反，西方正试图摧毁俄联邦政府的绝对控制权，将其推到人民的对立面。回看叶利钦时代，西方冲击的受害者还是俄罗斯百姓。普京政府正试图阻止与扭转这样的局面，选择改革和重塑来自我救赎。
我们现在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上，正在等待西方因能源危机而妥协，这也将促使俄方从其他维度去解决问题。
王文：我们来讨论一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这次我在俄罗斯走访20多座城市，和许多地方官员探讨如何在不同层级加强中俄两国关系，如地方层面、民间层面、精英层面。我发现，每个层面的认知并不一致。从顶层设计看，中俄两国互信合作的战略意识是充分的，也是坚定的，但是民间层面、精英层面对中俄合作的看法却非常多元，甚至有一些想法并不利于两国双边合作。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杜金：俄中两国当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如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应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对方，提升双边合作。我们需要开辟更多“二轨对话”。在我看来，人类未来取决于俄中的深层次合作，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效地了解彼此。我们已是多极世界中的两极，两国民众应为俄中的发展继续奋斗，让两国关系更加和谐。
西方社会和俄罗斯其实都不够了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在对中国进行分析时几乎忽略了文化的特殊意义。中国对做一件事的轻重缓急很有讲究。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去激化矛盾，而是去缓和与化解冲突。我认为，这种文化并不完全是儒学文化，部分也来自道家思想。
西方文化，包括俄罗斯的政治文化都过于激进，总是绝对的黑与白、善与恶。中国观察世界的思维和角度是健康的，但西方国家观察中国的思维和视角并不那么健康，其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甚至是病态的思维和角度。
王文：2018年11月，您曾到访中国，并在中国高校讲课。对中国年轻人和同行，您有什么建议？
杜金：我认为，首先要成为一个“更地道”的中国人，才能比其他人更了解世界。想了解世界，就需要先了解自己。如果你不够自信，对自己国家的身份认同显得很弱，就不可能认知他国与多极化的未来。（莫斯科大学张慧敏、俄罗斯科学院冯士德参与对话，并帮助整理）（《环球时报》10月26日7版文章）
“我与普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王文：首先对您痛失爱女表示慰问，对杜金娜不幸遇难表示哀悼。受俄乌冲突影响，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国内发生多起针对平民目标的袭击事件。俄罗斯当前的状况如何？
杜金：我很感谢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杜金娜被害是针对俄罗斯恐怖战争的开始，俄境内正处于危急状态。这是西方恐怖分子第一次在俄罗斯境内对俄公民进行袭击。我们已知道，行动来自基辅……尽管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拒绝解释并谴责这次恐怖袭击，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针对我，也针对我的女儿，因为我们是一体的。
我想再次强调，我在俄罗斯没有任何官方职务，也没有参加发生在乌克兰东部的特别军事行动。令人不安的恐怖行为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我们所言所想而被谋杀，这是前所未有的。杜金娜和我没有做任何可以被认为是参与军事、政治或行政方面的事情。而这就是战争。
欧盟对我实施制裁，因为我对特别军事行动的神学基础进行了解释。因为你的理念而被谋杀，这悲剧性地展示了思想是多么重要，这是用生命在做赌注。但如果你是战士，你应该准备好在战斗中死去。如果你作出政治决策，你就应该准备好为你的决策“埋单”。
俄罗斯正在发生深刻的思想革命，俄乌冲突升级是彻底改变的开始。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接受西方霸权、西方制度、西方价值观、西方政治民主，以西方为榜样，认为西方可以做自己的“救命稻草”。
这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区别。俄罗斯当时背叛了国家的独立性。普京2000年出任总统，执政后开始为俄罗斯的独立自主而战。但过去22年，俄罗斯却一直在西方制定的规则下无法挣脱。从一开始，这就是西方所希望的——以此来削弱俄罗斯，对俄进行打击。
普京总统试图调和俄罗斯崛起与融入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但这是不可能的。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达到极点。普京不得不对此作出激烈反应，但是俄罗斯社会并没有为此做好长期准备。我们试图调整社会理念和自我评估，以适应所处的情况，这是非常激烈和戏剧性的过程。
王文：关于俄与西方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记得您2008年就写过一篇文章。但通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会提出避免大国冲突升级的建议。如，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提出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时，中国学者会反驳这种“预言”。
我想与您探讨的是，为什么俄罗斯的精英们没有能尽力避免冲突升级呢？或让决策者采取比特别军事行动更好的办法？
杜金：这同个人与群体的意识平衡有关。俄罗斯社会很特殊，领导者必须向全社会作出安全保证。如何调和这种关系，一直是普京所考虑的。接受西方与保证俄罗斯独立自主是一组矛盾。普京希望调和矛盾，保持某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很脆弱的。
普京一直试图保持与西方的和平发展，不使用军事手段，避免冲突升级。但西方欺骗了俄罗斯，战争越来越不可避免。很可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看，我们应该筹备得更好才是。
王文：您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西方媒体认为，俄近些年的对外战略中能看到“新欧亚主义”理论的影子。这也是近年来一些西方传闻说您是“普京总统的幕僚”，甚至是“普京大脑”的原因。也有人说，您是当年普京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沟通的“中间人”。您对这些说法有什么回应？
杜金：我非常支持普京，我们的精神是相似的。但我与他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自信比任何人都明白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这样说，可能有些不够谦虚，但我深爱着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
提到“新欧亚主义”，我认为真实的欧亚大陆一体化理论，应当同时介绍给中国的精英们，而不是此前被曲解的版本。在俄罗斯，有人把“新欧亚主义”视为是“新殖民主义”，而在中国，也有人将其视为“俄罗斯版的帝国主义”。我们应该寻找各种方式去理解彼此，我所说的欧亚大陆一体化并不是仅仅包括俄罗斯、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还包括印度、东南亚、西亚的深度合作。
“俄罗斯想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
王文：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一种理性与务实的选择。我曾多次去过伊朗，这是个资源与潜力都很好的国家，但经济发展受到西方长期制裁的严重影响。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与西方完全“脱钩”，是否也会像伊朗一样？
杜金：西方不只是经济和科技发达的代名词，西方代表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霸权、种族主义、本体论，可延伸为殖民主义、单极化。这是西方的本质。俄已对西方宣战，被迫切断与西方的合作，试图通过战胜西方霸权，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而不是世界的中心。为达到目标，我们要提升自己，把自己“非西方化”，将西方边缘化。
俄罗斯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目标，希望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共同抵抗西方霸权，我们一起也许能够战胜它们。这是多极化对单极化的战争。
王文：在您的逻辑中，世界渐渐地被分成两极，新的冷战会开始。您前不久撰文说，“我们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西方执着地将我们推向战场”。
现在看来，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危险。对中国而言，我们不想进入一场新的冷战。中国更适合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发展，也更专注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中国正在应对与美国的竞争，但仍全力在激烈的矛盾中寻找新的平衡点。我相信，印度、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也都不希望卷入新的冷战或世界大战。
杜金：现在，形势已不是俄罗斯单方面所能决定的。我们已越过防线，正与西方进行对抗。
很多国家的地缘政治观所面对的是：选择被海权国家控制还是通过斗争争取成为陆权国家。作为陆权国家，俄罗斯正在抵抗海权国家。如果没有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也会成为西方的下一个终极敌人。
我认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下生存，要么像俄罗斯一样战斗。这是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分析，我清楚我的观点与中国的观点显然不一样。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中国的战略家们能认清地缘政治形势，避免像俄罗斯这样陷入当前的处境。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在一个平衡的位置之上。从这个方面看，如果俄罗斯不在平衡美国霸权的天平上，那么，中国就会成为容易被海权国家挑起攻击性军事冲突的受害者，但中国是强调拥有主权和希望持续繁荣的国家。现在，同样强调独立自主的印度、巴西、南非、伊斯兰世界都处在选择中，但选择的结果取决于天平另一侧对立面的实力。
我非常认可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希望，对伊朗、印度、阿拉伯国家等来说，也是如此。总之，我们不想和西方对抗，我们是在和宣称要统治世界、但没有起到很好表率作用的“西方”对抗。我们应该为了多极化奋斗，而不是单极化。
“中国应对挑战时深藏智慧”
王文：应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挑战，中国是有心理准备的。无论是贸易战、科技战还是舆论战，中国的主要应对之道基于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智慧，致力于寻找多元化、温和的解决方案，并取得不错的斗争成果。俄罗斯有很大的战略纵深和资源潜力，如何才能用一种更聪明、更多元的方式来应对西方呢？
杜金：既成事实的解决方案是特别军事行动。我们没有使用其他更多元的方式，也无法采取其他方式。特别军事行动是很差的抉择，但我们没有能力用和平方式达成与乌克兰和西方的和解。尽管当下的战局很糟糕，但好过于更差的被（西方）摧毁的情况。
中国的应对方式是深藏智慧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把中国作为观察的对象。中国共产党能谨慎、稳重地决策，将确保国家利益和推动全球化发展结合起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西方没能通过文化渗透、网络攻击等方式摧毁中国共产党，更无法让中国陷入混乱。
俄罗斯恰恰相反，西方正试图摧毁俄联邦政府的绝对控制权，将其推到人民的对立面。回看叶利钦时代，西方冲击的受害者还是俄罗斯百姓。普京政府正试图阻止与扭转这样的局面，选择改革和重塑来自我救赎。
我们现在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上，正在等待西方因能源危机而妥协，这也将促使俄方从其他维度去解决问题。
王文：我们来讨论一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这次我在俄罗斯走访20多座城市，和许多地方官员探讨如何在不同层级加强中俄两国关系，如地方层面、民间层面、精英层面。我发现，每个层面的认知并不一致。从顶层设计看，中俄两国互信合作的战略意识是充分的，也是坚定的，但是民间层面、精英层面对中俄合作的看法却非常多元，甚至有一些想法并不利于两国双边合作。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杜金：俄中两国当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如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应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对方，提升双边合作。我们需要开辟更多“二轨对话”。在我看来，人类未来取决于俄中的深层次合作，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效地了解彼此。我们已是多极世界中的两极，两国民众应为俄中的发展继续奋斗，让两国关系更加和谐。
西方社会和俄罗斯其实都不够了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在对中国进行分析时几乎忽略了文化的特殊意义。中国对做一件事的轻重缓急很有讲究。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去激化矛盾，而是去缓和与化解冲突。我认为，这种文化并不完全是儒学文化，部分也来自道家思想。
西方文化，包括俄罗斯的政治文化都过于激进，总是绝对的黑与白、善与恶。中国观察世界的思维和角度是健康的，但西方国家观察中国的思维和视角并不那么健康，其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甚至是病态的思维和角度。
王文：2018年11月，您曾到访中国，并在中国高校讲课。对中国年轻人和同行，您有什么建议？
杜金：我认为，首先要成为一个“更地道”的中国人，才能比其他人更了解世界。想了解世界，就需要先了解自己。如果你不够自信，对自己国家的身份认同显得很弱，就不可能认知他国与多极化的未来。（莫斯科大学张慧敏、俄罗斯科学院冯士德参与对话，并帮助整理）（《环球时报》10月26日7版文章）
【华人博士《科学》发文：两变量预测生态相变】如何理解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它们复杂的动力学行为？麻省理工学院独立博士后研究员胡脊梁及其导师Jeff Gore找到了一个用物理学研究思路解决生态学问题的方法。他们通过实验和模型验证，证明了仅需两个参数，就可对生态群落中呈现的动力学相位及相变进行预测。近日，这一研究成果https://t.cn/A6ofwnn4在《科学》杂志发表。
在这篇题为“Emergent phases of ecological diversity and dynamics mapped in microcosms”的论文中，胡脊梁与Jeff Gore一反传统生物学家不断追问现象背后机制细节的科研逻辑，而是致力于“用一个简洁优美的框架来描述混沌随机的生态系统”。他们结合理论和微生物群落实验，证明只需要知道“物种数量”和“平均种间相互作用强度”这两个粗粒化参数，就可以预测生态群落中涌现的动力学相位及相变。
“热力学描述大量气体分子的行为，只需要温度和压强等少数涌现的状态变量，而不需要知道每个分子的坐标和速度。”顺着这个思路，Jeff Gore等人在生态网络中发现了类似的粗粒化描述方法。该方法第一次对复杂的生态系统提出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框架——它不再依赖于任何生物学的细节，像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简洁公式，可以用来描述于大到热带雨林、小到肠道菌群的任何一个生态群落。
仅靠两个变量就预测复杂的生态系统，这是颇具开拓性的创新尝试。胡脊梁介绍说，这篇论文投出后，返回的审稿意见有 50 多页，但三个审稿人都给出了高度评价，“心里就有底了，感觉自己这项工作的意义得到了认可”。
论文发表后也收到了积极评价，物理学家费尔南达·皮涅罗形容这项工作是“一项漂亮的作品”（a beautiful piece of work）。
生态学领域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稳定性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这个争议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生态系统展现的复杂动力学，既可能是环境的随机震荡造成的、也可能是生态网络的本征属性（复杂种间相互作用网络）造成的。
对此，一方面，早期一些理论学家提出，生态网络复杂性的增加必然导致其失去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有科学家证明生态系统随时间的震荡能维持物种多样性。
而胡脊梁等人这项工作提出了一个有效的框架，恰好将理论生态学这两个最著名的理论整合到了一起。
“我们的实验系统有效控制了环境噪音，证明了理论预测的结论：只需要两个粗粒化参数——物种数量和种间相互作用强度，就可以有效描述复杂生态系统的动力学行为。”胡脊梁说，他们在研究中提出的预测和理论框架对于生物学细节是鲁棒的，因此，他们提出的生物多样性和群落动力学的相图“在更多的生态系统中可能广泛适用”。
他还介绍说，未来的工作应该尝试探究提出的动力学相图是否在各种时空尺度下普遍适用于各种生命体组成的复杂生态群落。
“这项工作可能引起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的兴趣。首先微生物群落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对于不同微生物组的功能和健康至关重要，例如肠道菌群和土壤菌群。”胡脊梁介绍说，他们使用的几类生态动力学模型已被广泛应用在众多其他生态系统的研究中，所以这里提出的生态动力学相图可能对于其他生态群落也是普适的。
“我们提出了一种受到统计物理启发的理论框架，可以从高维度的生态网络中提取出少量粗粒化的控制变量，这种方法可能被推广到其他复杂系统的研究当中。”胡脊梁说。
据了解，胡脊梁在清华大学钱学森班取得学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Jeff Gore教授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目前是MIT Physics of Living System独立博士后研究员。在这篇题为“Emergent phases of ecological diversity and dynamics mapped in microcosms”的论文中，胡脊梁与Jeff Gore一反传统生物学家不断追问现象背后机制细节的科研逻辑，而是致力于“用一个简洁优美的框架来描述混沌随机的生态系统”。他们结合理论和微生物群落实验，证明只需要知道“物种数量”和“平均种间相互作用强度”这两个粗粒化参数，就可以预测生态群落中涌现的动力学相位及相变。
“热力学描述大量气体分子的行为，只需要温度和压强等少数涌现的状态变量，而不需要知道每个分子的坐标和速度。”顺着这个思路，Jeff Gore等人在生态网络中发现了类似的粗粒化描述方法。该方法第一次对复杂的生态系统提出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框架——它不再依赖于任何生物学的细节，像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简洁公式，可以用来描述于大到热带雨林、小到肠道菌群的任何一个生态群落。
仅靠两个变量就预测复杂的生态系统，这是颇具开拓性的创新尝试。胡脊梁介绍说，这篇论文投出后，返回的审稿意见有 50 多页，但三个审稿人都给出了高度评价，“心里就有底了，感觉自己这项工作的意义得到了认可”。
论文发表后也收到了积极评价，物理学家费尔南达·皮涅罗形容这项工作是“一项漂亮的作品”（a beautiful piece of work）。
生态学领域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稳定性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这个争议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生态系统展现的复杂动力学，既可能是环境的随机震荡造成的、也可能是生态网络的本征属性（复杂种间相互作用网络）造成的。
对此，一方面，早期一些理论学家提出，生态网络复杂性的增加必然导致其失去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有科学家证明生态系统随时间的震荡能维持物种多样性。
而胡脊梁等人这项工作提出了一个有效的框架，恰好将理论生态学这两个最著名的理论整合到了一起。
“我们的实验系统有效控制了环境噪音，证明了理论预测的结论：只需要两个粗粒化参数——物种数量和种间相互作用强度，就可以有效描述复杂生态系统的动力学行为。”胡脊梁说，他们在研究中提出的预测和理论框架对于生物学细节是鲁棒的，因此，他们提出的生物多样性和群落动力学的相图“在更多的生态系统中可能广泛适用”。
他还介绍说，未来的工作应该尝试探究提出的动力学相图是否在各种时空尺度下普遍适用于各种生命体组成的复杂生态群落。
“这项工作可能引起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的兴趣。首先微生物群落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对于不同微生物组的功能和健康至关重要，例如肠道菌群和土壤菌群。”胡脊梁介绍说，他们使用的几类生态动力学模型已被广泛应用在众多其他生态系统的研究中，所以这里提出的生态动力学相图可能对于其他生态群落也是普适的。
“我们提出了一种受到统计物理启发的理论框架，可以从高维度的生态网络中提取出少量粗粒化的控制变量，这种方法可能被推广到其他复杂系统的研究当中。”胡脊梁说。
据了解，胡脊梁在清华大学钱学森班取得学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Jeff Gore教授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目前是MIT Physics of Living System独立博士后研究员。
在这篇题为“Emergent phases of ecological diversity and dynamics mapped in microcosms”的论文中，胡脊梁与Jeff Gore一反传统生物学家不断追问现象背后机制细节的科研逻辑，而是致力于“用一个简洁优美的框架来描述混沌随机的生态系统”。他们结合理论和微生物群落实验，证明只需要知道“物种数量”和“平均种间相互作用强度”这两个粗粒化参数，就可以预测生态群落中涌现的动力学相位及相变。
“热力学描述大量气体分子的行为，只需要温度和压强等少数涌现的状态变量，而不需要知道每个分子的坐标和速度。”顺着这个思路，Jeff Gore等人在生态网络中发现了类似的粗粒化描述方法。该方法第一次对复杂的生态系统提出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框架——它不再依赖于任何生物学的细节，像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简洁公式，可以用来描述于大到热带雨林、小到肠道菌群的任何一个生态群落。
仅靠两个变量就预测复杂的生态系统，这是颇具开拓性的创新尝试。胡脊梁介绍说，这篇论文投出后，返回的审稿意见有 50 多页，但三个审稿人都给出了高度评价，“心里就有底了，感觉自己这项工作的意义得到了认可”。
论文发表后也收到了积极评价，物理学家费尔南达·皮涅罗形容这项工作是“一项漂亮的作品”（a beautiful piece of work）。
生态学领域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稳定性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这个争议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生态系统展现的复杂动力学，既可能是环境的随机震荡造成的、也可能是生态网络的本征属性（复杂种间相互作用网络）造成的。
对此，一方面，早期一些理论学家提出，生态网络复杂性的增加必然导致其失去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有科学家证明生态系统随时间的震荡能维持物种多样性。
而胡脊梁等人这项工作提出了一个有效的框架，恰好将理论生态学这两个最著名的理论整合到了一起。
“我们的实验系统有效控制了环境噪音，证明了理论预测的结论：只需要两个粗粒化参数——物种数量和种间相互作用强度，就可以有效描述复杂生态系统的动力学行为。”胡脊梁说，他们在研究中提出的预测和理论框架对于生物学细节是鲁棒的，因此，他们提出的生物多样性和群落动力学的相图“在更多的生态系统中可能广泛适用”。
他还介绍说，未来的工作应该尝试探究提出的动力学相图是否在各种时空尺度下普遍适用于各种生命体组成的复杂生态群落。
“这项工作可能引起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的兴趣。首先微生物群落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对于不同微生物组的功能和健康至关重要，例如肠道菌群和土壤菌群。”胡脊梁介绍说，他们使用的几类生态动力学模型已被广泛应用在众多其他生态系统的研究中，所以这里提出的生态动力学相图可能对于其他生态群落也是普适的。
“我们提出了一种受到统计物理启发的理论框架，可以从高维度的生态网络中提取出少量粗粒化的控制变量，这种方法可能被推广到其他复杂系统的研究当中。”胡脊梁说。
据了解，胡脊梁在清华大学钱学森班取得学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Jeff Gore教授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目前是MIT Physics of Living System独立博士后研究员。在这篇题为“Emergent phases of ecological diversity and dynamics mapped in microcosms”的论文中，胡脊梁与Jeff Gore一反传统生物学家不断追问现象背后机制细节的科研逻辑，而是致力于“用一个简洁优美的框架来描述混沌随机的生态系统”。他们结合理论和微生物群落实验，证明只需要知道“物种数量”和“平均种间相互作用强度”这两个粗粒化参数，就可以预测生态群落中涌现的动力学相位及相变。
“热力学描述大量气体分子的行为，只需要温度和压强等少数涌现的状态变量，而不需要知道每个分子的坐标和速度。”顺着这个思路，Jeff Gore等人在生态网络中发现了类似的粗粒化描述方法。该方法第一次对复杂的生态系统提出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框架——它不再依赖于任何生物学的细节，像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简洁公式，可以用来描述于大到热带雨林、小到肠道菌群的任何一个生态群落。
仅靠两个变量就预测复杂的生态系统，这是颇具开拓性的创新尝试。胡脊梁介绍说，这篇论文投出后，返回的审稿意见有 50 多页，但三个审稿人都给出了高度评价，“心里就有底了，感觉自己这项工作的意义得到了认可”。
论文发表后也收到了积极评价，物理学家费尔南达·皮涅罗形容这项工作是“一项漂亮的作品”（a beautiful piece of work）。
生态学领域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稳定性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这个争议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生态系统展现的复杂动力学，既可能是环境的随机震荡造成的、也可能是生态网络的本征属性（复杂种间相互作用网络）造成的。
对此，一方面，早期一些理论学家提出，生态网络复杂性的增加必然导致其失去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有科学家证明生态系统随时间的震荡能维持物种多样性。
而胡脊梁等人这项工作提出了一个有效的框架，恰好将理论生态学这两个最著名的理论整合到了一起。
“我们的实验系统有效控制了环境噪音，证明了理论预测的结论：只需要两个粗粒化参数——物种数量和种间相互作用强度，就可以有效描述复杂生态系统的动力学行为。”胡脊梁说，他们在研究中提出的预测和理论框架对于生物学细节是鲁棒的，因此，他们提出的生物多样性和群落动力学的相图“在更多的生态系统中可能广泛适用”。
他还介绍说，未来的工作应该尝试探究提出的动力学相图是否在各种时空尺度下普遍适用于各种生命体组成的复杂生态群落。
“这项工作可能引起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的兴趣。首先微生物群落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对于不同微生物组的功能和健康至关重要，例如肠道菌群和土壤菌群。”胡脊梁介绍说，他们使用的几类生态动力学模型已被广泛应用在众多其他生态系统的研究中，所以这里提出的生态动力学相图可能对于其他生态群落也是普适的。
“我们提出了一种受到统计物理启发的理论框架，可以从高维度的生态网络中提取出少量粗粒化的控制变量，这种方法可能被推广到其他复杂系统的研究当中。”胡脊梁说。
据了解，胡脊梁在清华大学钱学森班取得学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Jeff Gore教授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目前是MIT Physics of Living System独立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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