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只有努力成为更好的人，才有资格任性
——老丑
一个人只有努力成为更好的人，才有资格任性，才有理由放肆，才有资本去选择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
众人皆知，我和我老大素来“不和”。这种不和更多不是关系上的，而是思想上的。当初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与他对运营的理解就有偏差，理念也不一致。
我思想更激进，更前卫；他则有些保守，不太敢突破。
因为我接触新媒体比较早，喜欢玩病毒营销，想靠用户主动分享去传播，然后再从大量用户中培养相关受众；他则更倾向于一开始就从目标受众做起，一点一点慢慢积累，一点一点稳步扩大。
当然我能理解他，因为传统的教育行业转型很慢，并没有用互联网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他稳扎稳打一步步走来，做得也很不错；很多时候他可以用经历来压人，我却无话可说。
而在他眼里，我可能也是冒失的，癫狂的，这我也清楚。
于是，我俩在会议室里吵架是常有的事。因为意见相左，或者态度不对，爆粗口也时常发生。
比如我说：“产品就这屎样子，不投那么多钱，要那么多量，还想怎么推？”
他回：“一点一点推。”
我驳：“大哥，咱们是有KPI的。”
他反击：“靠，产品就是屎，好的运营也能卖出去！”
我讥讽：“行，您说得对。可就算是屎，咱怎么也得包装一下吧，玩个概念，换个口味吧？”
他坚持：“再怎么换，产品的本质也不能变！营销的口味不能太浓！”
我无奈：“我就不信了，还真有爱吃屎的人！”
……
我很少用感叹号，但我们对话的语气，除了这个标点我想不出其他的。每次我们基本总是在同一个观点上争执，来来回回就那几句话。
争执时常是好事，说明彼此重视。可时间久了，的确心烦意乱，没有心情做事。时间久了，我自然表现得有些消极。
不久，就被老大发现，于是又被拉出来单练。
“最近怎么不跟我吵了？”他瞄了我一眼，试探性地随口一说。
“吵有什么用？吵了也不被重视。”我顺着话茬，想要借气发气。
“没用就不吵了么，你的价值呢？”他反问。
“如果是你呢？你的意见不被采纳，你怎么做？”他反问，我也反问。
“我会继续坚持。因为我必须在团队里体现价值。”他这么说，其实我早有预见，促进员工积极向上嘛，谁不会？我心里暗自不服。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反感。我又不是没在你这职位上待过。”还没等我的逆反心理酝酿彻底，他则当头一棒，“我跟你一样，上头也有人盯着，我的绩效跟你差不多。我的策略其实常常也是上头的策略，我有时也想尝试一下你的想法，但常常上头决策说不冒这个风险，那我有什么办法？”
他看了看我，突然语气又平和下来：“你以为咱这个钱是这么轻松挣的吗？我们都不是决策者，所以实话告诉你，你挣的这些钱里，公司买的不单单是你的能力，还有你的忍气吞声。”
我憋了一肚子的火想要发泄，心想你要再跟我吵，我直接不干了。没想到老大直截了当的两句话，让我立马熄火，无力反驳。
“嗯，嗯。”我频频点头。我知道有些话是在安抚民心，不能全信；但他的这些，的确是亲身感悟，戳人肺腑。
原来我们都是一枚棋子，不是那下棋的人，更不是观棋的人。
许多道理我们可能平时也懂，但这种“懂”只停留在认知的层面，尚未通透。
这两天我不断思考这句话，越想越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太对。我以往自信满满，觉得公司选我，无非是看重个人能力，想要通过我的能力为他们获利。所以我才敢吵架，敢任性：是啊，我牛逼你能把我怎么样呢？
可单凭我一人，真的有力挽狂澜的本领吗？
没有，除非你是决策者。
那么企业找你来做什么？
做事，而且按照企业想要的方式去做事。
Bingo！企业是靠流水作业生存的，越大的企业越是，每个人更像是一枚小小螺丝钉，所以在他们看来，只要你保证运转正常，不怠工，不生锈，也就够了。
而能力嘛，呵呵，匹配即可。溢出来的部分，更多是为你自身增姿添色，体现你的个人价值，对于公司的整体运转，波动不大。
我曾待过的某家公司，整个营销团队内乱，三十多人的团队基本上只剩三五人做事。
当初商量好一齐跳槽的人，都以为集体的负能量至少可以撼动集团。可到头来呢，不出一个礼拜，公司又引进一个新的团队来，虽然整个月的业绩受到了影响，但整个季度的利润却丝毫没变。
后来才知道，早在这次“内乱”之前，人力就已经准备“换血”了。
当然我不是说能力不行，只是你个人的能力，的确有太多的局限性。最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太容易高估能力，而忽略其他。这种过于自我的优越感一旦形成，便容易偏激，容易傲慢，最终误了自己的前程。
能力是基础，但相比于能力，很多公司更看重的是员工的执行力。这一点，小公司不明显，越大的公司越是看重。
而说到执行，这里面必然夹杂了太多的不情愿。包括工作量爆表，包括任务分配不均，包括生活、情感因素，包括老板的做事方式与态度，也包括上文所提到的，你的意见与上级领导的相左。
等等这些，你所承受的苦与累、劳与怨、仇与恨，都应该算你工资的一部分。这部分薪水，就是要你去克服你的负面情绪，往白了说，就是花钱买你的心情。
这很现实。上周我去见某出版公司的编辑，她也做了一些知名的畅销书，但让她头疼的是，她目前所在的出版公司，只对重量级的作者费心思宣传，却不会给未成名的作者太多资源，包括广告包括营销，有些书即便加印了，也不可能因此获得更大力度的推广。
在她看来，这种对于新人的不器重，便是她一直不能接受的事实。她一直认为，大红大紫的作者的书卖得好，并不能证明她自身的实力，把一个新作者做成红人，才算本事。
可如果你是决策者，那些知名作者或许会给公司带来足够的收益，无论品牌还是利润。
两者矛盾明显，各有苦衷。
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她并不会走，原因很简单，接连跳槽于她发展不利。
那么这份工资里，除了她的能力以外，一定还有许多的隐忍和不情愿。
是啊，我们可以有骨气，但不必故意跟钱过不去。
好了，与你们说道了一番，劝解的同时，也是希望自己可以变得忍耐一些、理解一些。至少我现在的能力，还没有到达说走就走、走后无悔的地步。
我脑后一块反骨，生性不受约束，唯有寄托给岁月和见识，一点点去磨砺、去安抚。
其实教人妥协的我，是一个极其偏执任性的顽童。
因为任性，我吃过太多的亏，我深知倔强害人之深，所以才不想让你们如我一般，不着待见。
老总监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你这种人，生来骄傲，是别人眼中的刺；但你也有你的路，只不过一定要比别人更拼更卖命才行。
如今的隐忍，是为了将来游刃有余的改变。一个人只有努力成为更好的人，才有资格任性，才有理由放肆，才有资本去选择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
一只站在树上的鸟儿，从不会害怕树枝断裂，它相信的不是树枝，而是自己的翅膀。一个敢做敢言的人，也不会轻易被环境左右，他相信的不是运气，而是自己的实力。
鸟儿的安全感，不是它有枝可栖，而是它知道就算树枝断裂它还可以飞翔。
人也一样，或许你有很好的家境，有朋友依赖，有金钱支撑，但这都不是你的安全感，这是你的幸运。
唯有自己内心愈发沉稳，身怀的本事才能够支撑你的整个人生。
——老丑
一个人只有努力成为更好的人，才有资格任性，才有理由放肆，才有资本去选择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
众人皆知，我和我老大素来“不和”。这种不和更多不是关系上的，而是思想上的。当初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与他对运营的理解就有偏差，理念也不一致。
我思想更激进，更前卫；他则有些保守，不太敢突破。
因为我接触新媒体比较早，喜欢玩病毒营销，想靠用户主动分享去传播，然后再从大量用户中培养相关受众；他则更倾向于一开始就从目标受众做起，一点一点慢慢积累，一点一点稳步扩大。
当然我能理解他，因为传统的教育行业转型很慢，并没有用互联网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他稳扎稳打一步步走来，做得也很不错；很多时候他可以用经历来压人，我却无话可说。
而在他眼里，我可能也是冒失的，癫狂的，这我也清楚。
于是，我俩在会议室里吵架是常有的事。因为意见相左，或者态度不对，爆粗口也时常发生。
比如我说：“产品就这屎样子，不投那么多钱，要那么多量，还想怎么推？”
他回：“一点一点推。”
我驳：“大哥，咱们是有KPI的。”
他反击：“靠，产品就是屎，好的运营也能卖出去！”
我讥讽：“行，您说得对。可就算是屎，咱怎么也得包装一下吧，玩个概念，换个口味吧？”
他坚持：“再怎么换，产品的本质也不能变！营销的口味不能太浓！”
我无奈：“我就不信了，还真有爱吃屎的人！”
……
我很少用感叹号，但我们对话的语气，除了这个标点我想不出其他的。每次我们基本总是在同一个观点上争执，来来回回就那几句话。
争执时常是好事，说明彼此重视。可时间久了，的确心烦意乱，没有心情做事。时间久了，我自然表现得有些消极。
不久，就被老大发现，于是又被拉出来单练。
“最近怎么不跟我吵了？”他瞄了我一眼，试探性地随口一说。
“吵有什么用？吵了也不被重视。”我顺着话茬，想要借气发气。
“没用就不吵了么，你的价值呢？”他反问。
“如果是你呢？你的意见不被采纳，你怎么做？”他反问，我也反问。
“我会继续坚持。因为我必须在团队里体现价值。”他这么说，其实我早有预见，促进员工积极向上嘛，谁不会？我心里暗自不服。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反感。我又不是没在你这职位上待过。”还没等我的逆反心理酝酿彻底，他则当头一棒，“我跟你一样，上头也有人盯着，我的绩效跟你差不多。我的策略其实常常也是上头的策略，我有时也想尝试一下你的想法，但常常上头决策说不冒这个风险，那我有什么办法？”
他看了看我，突然语气又平和下来：“你以为咱这个钱是这么轻松挣的吗？我们都不是决策者，所以实话告诉你，你挣的这些钱里，公司买的不单单是你的能力，还有你的忍气吞声。”
我憋了一肚子的火想要发泄，心想你要再跟我吵，我直接不干了。没想到老大直截了当的两句话，让我立马熄火，无力反驳。
“嗯，嗯。”我频频点头。我知道有些话是在安抚民心，不能全信；但他的这些，的确是亲身感悟，戳人肺腑。
原来我们都是一枚棋子，不是那下棋的人，更不是观棋的人。
许多道理我们可能平时也懂，但这种“懂”只停留在认知的层面，尚未通透。
这两天我不断思考这句话，越想越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太对。我以往自信满满，觉得公司选我，无非是看重个人能力，想要通过我的能力为他们获利。所以我才敢吵架，敢任性：是啊，我牛逼你能把我怎么样呢？
可单凭我一人，真的有力挽狂澜的本领吗？
没有，除非你是决策者。
那么企业找你来做什么？
做事，而且按照企业想要的方式去做事。
Bingo！企业是靠流水作业生存的，越大的企业越是，每个人更像是一枚小小螺丝钉，所以在他们看来，只要你保证运转正常，不怠工，不生锈，也就够了。
而能力嘛，呵呵，匹配即可。溢出来的部分，更多是为你自身增姿添色，体现你的个人价值，对于公司的整体运转，波动不大。
我曾待过的某家公司，整个营销团队内乱，三十多人的团队基本上只剩三五人做事。
当初商量好一齐跳槽的人，都以为集体的负能量至少可以撼动集团。可到头来呢，不出一个礼拜，公司又引进一个新的团队来，虽然整个月的业绩受到了影响，但整个季度的利润却丝毫没变。
后来才知道，早在这次“内乱”之前，人力就已经准备“换血”了。
当然我不是说能力不行，只是你个人的能力，的确有太多的局限性。最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太容易高估能力，而忽略其他。这种过于自我的优越感一旦形成，便容易偏激，容易傲慢，最终误了自己的前程。
能力是基础，但相比于能力，很多公司更看重的是员工的执行力。这一点，小公司不明显，越大的公司越是看重。
而说到执行，这里面必然夹杂了太多的不情愿。包括工作量爆表，包括任务分配不均，包括生活、情感因素，包括老板的做事方式与态度，也包括上文所提到的，你的意见与上级领导的相左。
等等这些，你所承受的苦与累、劳与怨、仇与恨，都应该算你工资的一部分。这部分薪水，就是要你去克服你的负面情绪，往白了说，就是花钱买你的心情。
这很现实。上周我去见某出版公司的编辑，她也做了一些知名的畅销书，但让她头疼的是，她目前所在的出版公司，只对重量级的作者费心思宣传，却不会给未成名的作者太多资源，包括广告包括营销，有些书即便加印了，也不可能因此获得更大力度的推广。
在她看来，这种对于新人的不器重，便是她一直不能接受的事实。她一直认为，大红大紫的作者的书卖得好，并不能证明她自身的实力，把一个新作者做成红人，才算本事。
可如果你是决策者，那些知名作者或许会给公司带来足够的收益，无论品牌还是利润。
两者矛盾明显，各有苦衷。
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她并不会走，原因很简单，接连跳槽于她发展不利。
那么这份工资里，除了她的能力以外，一定还有许多的隐忍和不情愿。
是啊，我们可以有骨气，但不必故意跟钱过不去。
好了，与你们说道了一番，劝解的同时，也是希望自己可以变得忍耐一些、理解一些。至少我现在的能力，还没有到达说走就走、走后无悔的地步。
我脑后一块反骨，生性不受约束，唯有寄托给岁月和见识，一点点去磨砺、去安抚。
其实教人妥协的我，是一个极其偏执任性的顽童。
因为任性，我吃过太多的亏，我深知倔强害人之深，所以才不想让你们如我一般，不着待见。
老总监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你这种人，生来骄傲，是别人眼中的刺；但你也有你的路，只不过一定要比别人更拼更卖命才行。
如今的隐忍，是为了将来游刃有余的改变。一个人只有努力成为更好的人，才有资格任性，才有理由放肆，才有资本去选择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
一只站在树上的鸟儿，从不会害怕树枝断裂，它相信的不是树枝，而是自己的翅膀。一个敢做敢言的人，也不会轻易被环境左右，他相信的不是运气，而是自己的实力。
鸟儿的安全感，不是它有枝可栖，而是它知道就算树枝断裂它还可以飞翔。
人也一样，或许你有很好的家境，有朋友依赖，有金钱支撑，但这都不是你的安全感，这是你的幸运。
唯有自己内心愈发沉稳，身怀的本事才能够支撑你的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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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酒吧往事》 作者 | 黑麦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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