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关肉夹馍协会道歉
1月26日，据河南媒体报道，潼关肉夹馍协会就“潼关肉夹馍商标维权”一事发表致歉信，向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道歉。
潼关肉夹馍协会在致歉信中表示，给广大肉夹馍经营者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和麻烦。“经过全国众多媒体和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和帮助，我们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错误，就是把协会‘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潼关肉夹馍经营者服务’的宗旨丢掉了，我们深感自责，在此，诚恳向大家深深致歉！”
致歉信中还称，立即停止对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宜，将会积极妥善处理。协会将继续为全国各地潼关肉夹馍经营者，从操作流程、工艺技术、质量特色等各个方面提供服务。
不过，11月26日新京报记者查询潼关肉夹馍协会微信公众号、潼关县人民政府官方微博“潼关发布”，均暂未找到该致歉信。
潼关肉夹馍协会滥诉事件调查：
官司有输有赢，有律师反诉
11月25日下午，河南商丘宁陵县，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店主苏传银收到了商丘市中院邮寄来的二审判决书：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诉讼请求。26日，负责他的案子的律师于刚说，潼关肉夹馍协会对商丘市6家潼关肉夹馍店的起诉全部撤诉。
为此忧心几个月的他，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200多名被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的店主建起了一个微信群，群中河南、内蒙古等地多个案件的被诉店主在25日得到胜诉消息。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表态：“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
当天傍晚，潼关肉夹馍协会就该事件发表致歉信，表示将立即停止对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宜，将会积极妥善处理。
一场针对数百家小县城潼关肉夹馍店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狙击”戛然而止。
在此之前，有律师发现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的商户越来越多，因而对其提出反诉，指其滥诉并索赔。
━━━━━
肉夹馍店主遭遇“潼关”劫
38岁的苏传银是宁陵县人，20多年前就开始做小本生意，倒鸡蛋、卖馒头，如今经营两家潼关肉夹馍店。
潼关肉夹馍是一种流传久远的小吃。很多店家在宣传时都愿意讲这样一个故事：唐太宗李世民打天下时，路过潼关，吃了肉夹馍赞不绝口。由于制作快捷、顾客认知度高，潼关肉夹馍成了很多餐饮店的经营项目。
今年7月，苏传银收到法院传票：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他的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侵权，案件将在商丘市睢阳区法院审理。
苏传银介绍，他在洛阳从一个朋友处学到了潼关肉夹馍的制作方法，2015年在当地开店。由于经营效果不理想，2017年年初，他回到宁陵县，开了第一家老苏潼关肉夹馍店。二店是去年刚开的，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好，又被起诉，苏传银的压力很大。
今年9月中旬，案件开庭。
“都是小老百姓，也不懂法律。遇到这样的事情，吓得不得了。”苏传银说，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协会，更想不到自己开个小餐馆竟然“犯法”了。
在商丘地区，也有店主不堪压力或不懂法律程序，已经交钱和解或执行败诉判决。
同在宁陵县经营一家潼关肉夹馍店的李女士，案件与苏传银一样在9月一审开庭。她很快就收到了败诉消息：侵权成立，需赔偿7500元。李女士说，她本来交了上诉状，但因为不懂如何通过法院工作人员发来的链接交费，错过了上诉期。
为了家里孩子上学，李女士正打算贷款买房。潼关肉夹馍协会的代理律师说，如果不交钱，就会强制执行，还会涨利息，影响到征信，买房没法贷款。11月12日，李女士在微信上将7775元（赔偿7500元，诉讼费减半征收275元）打给对方律师，并叮嘱说，自己要去银行办贷款，要尽快处理好。
11月下旬，潼关肉夹馍协会大批起诉商家一事经媒体曝光，引起公众关注。
在河南洛阳，几十家小吃店的店主称被协会成批起诉。这些商户收到了法庭传票，要求就侵权赔偿3万元-5万元不等，如果要继续使用“潼关肉夹馍”商标，要缴纳99800元。
企查查信息显示，潼关肉夹馍协会有212件司法案件，其中210件作为原告起诉其他商家，案由多为侵害商标权纠纷、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在地区方面，河南、内蒙古、山西、广东、辽宁等地多发。其中，河南30家，内蒙古26家。
这一数据或许并不完整。河南洛阳有商家表示，仅当地就有30多家店被起诉。在内蒙古，仅呼和浩特就有23家店同批被起诉，乌兰察布也有商家被诉，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有3家潼关肉夹馍店，两家被起诉，另一家被吓得停业。
此批案件被告均为肉夹馍店店主，多为个体工商户。北京浩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艳芳认为，个体户在应对知识产权纠纷时，一方面不了解相关法律制度，不知道自己侵权或被侵权；另一方面，由于经营规模小、实力弱，一旦卷入知识产权纠纷，缺乏专业法务团队，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应对案件。
━━━━━
相同诉讼，不同判决
在河南商丘宁陵县，苏传银、李女士等同批3个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案件，商家在一审中均被判侵权成立。而在内蒙古呼和浩特，8月30日和9月10日，共两批23家潼关肉夹馍店被起诉，一审判决均认定侵权不成立。
店主们发现，找精通知识产权的律师有点难。
苏传银告诉记者，县城里懂知识产权的律师不多。对案情稍作了解后，多数律师都判断案子会输。
在呼和浩特经营一家老潼关肉夹馍店的高玉飞介绍，他5月接到呼和浩特市中院传票。开庭前，法官问双方能否和解，协会律师表示可以，高玉飞感到对方目的不单纯，就找律师咨询，当地好几位律师都说可能侵权。
最终，高玉飞找到了一位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得到的答案是：有赢的希望。于是，同批接到传票的23家店铺，分别抱团聘请了4名专业知识产权律师应诉。
在高玉飞和苏传银的诉讼中，潼关肉夹馍协会诉求均为三项：判令被告侵权，赔偿3万元（或5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判决书上呈现的由潼关肉夹馍协会持有的第14369120号注册商标标志为：上部约三分之二位置为红色图案，下部由汉字和拼音的“潼关肉夹馍”构成。
在一审庭审中，苏传银方律师的辩护意见主要是：“潼关肉夹馍”字样因含有县级地域名称且仅有本商品通用名称、直接表示商品主要原料，是不能注册为受法律保护的商标的，且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查询得知，涉及“潼关肉夹馍”纯文字商标注册申请共有4件，均未被核准注册。本案原告所主张拥有的商标权“潼关肉夹馍”是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的集体商标，“潼关肉夹馍”属于该商标的组成部分，对于“潼关肉夹馍”纯文字商标，原告不享有商标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使用“潼关肉夹馍”字样作为店铺名称和招牌，与涉案注册商标的核心部分相同，已构成商标近似，且与原告商标核定使用的第三类肉夹馍为同类商品，足以使消费者混淆。
9月29日，法院一审判决，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停止侵权，更改店面招牌、变更工商登记中的店名，赔偿潼关肉夹馍协会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8500元。
在高玉飞的诉讼中，店方答辩分“不侵权”和“无损失”两个层次。
其中，“不侵权”的理由包括：“潼关肉夹馍”是通用名称；案涉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而王记肉夹馍店提供的服务属于第43类餐饮服务，二者分类和属性不同；潼关肉夹馍协会2018年在第43类上申请“潼关肉夹馍”商标被驳回，说明“潼关肉夹馍”作为一种小吃的通用名称，本身具有群众性和民间性，在餐饮服务类别上不宜注册为商标作过度保护；王记肉夹馍店使用“潼关肉夹馍”仅为描述所提供服务内容，门头招牌、店内介绍和包装袋均未使用案涉商标。
“无损失”一项包括：潼关肉夹馍协会未在呼和浩特开展经营，无损失；王记肉夹馍店小本经营，受疫情影响亏损，无侵权所得；即使有所得也与涉案商标无关；王记肉夹馍店销售肉夹馍不仅不会损害“潼关肉夹馍”商誉，反而加强了消费者的认可。
呼和浩特市中院一审认定：虽然王记肉夹馍店在案涉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相类似服务上，使用了与案涉注册商标相近似的标识，但结合案涉商标的知名度、显著性，案涉商标的构成以及被控侵权标识的使用情况等因素，王记肉夹馍店的行为尚不足以使得一般消费者错误认为其是具有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成团资格及其成员产品特有的产品品质，其行为未侵犯潼关肉夹馍协会对案涉商标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同样的证据，同样的诉求，核心内容基本相同的抗辩意见，为何判决结论皆然相反？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科技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臧红岩介绍，商标注册领域比较专业，进入门槛比较高。同时，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和监管体系持续改革完善。2014年11月，首家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我国现行商标法制定于1982年，2019年4月第四次修正。
知识产权案件总量很小。2020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案件3000余万件，其中新收知识产权案件仅为5390件。案件量少，精研这一领域的律师自然就少，这也是找知识产权律师困难的原因。
记者注意到，商丘市受理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的睢阳区人民法院，系2020年4月经最高法院批复，指定管辖发生在商丘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50万元以下的有关著作权、商标权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滥诉被叫停之前，已遭律师反诉
连日来，潼关肉夹馍协会大批起诉肉夹馍店的行为，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知名法律博主、律师张新年发表言论称，“知识产权保护的是运用知识的创造成果，而不是既有的公共资源。”他认为，潼关是地名，肉夹馍是通用名，两者结合注册商标存在异议。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行为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滥诉行为，严重影响甚至扰乱了司法秩序，建议相关部门介入查处。
就在潼关肉夹馍协会事件爆出前不久，河南焦作、安阳、鹤壁等地多家逍遥镇胡辣汤店的商户反映：他们收到法院传票，原因是门牌上用了“逍遥镇”，而这三个字被“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注册了商标。若要想继续使用这牌子，每年要交1000元会费，不然就得赔偿3万元到5万元。
河南周口市西华县21日表态，责令协会暂停商标起诉事宜。11月25日晚，新京报记者从潼关县委获悉，县委县政府暂时叫停了肉夹馍协会的维权行为，成立了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就“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公开表态：从法律上，“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11月25日下午，苏传银收到了河南省商丘市中院邮寄来的二审判决书。法院二审认为：老苏肉夹馍二店是否侵权的问题，关键在于其使用的包装、门头招牌是否与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依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近似是指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本案中，“潼关肉夹馍”纯文字的注册申请未被核准注册，潼关肉夹馍协会注册的商标为图文组合，由占面积大部分的图形、汉字和拼音三部分组成。老苏肉夹馍二店商品包装名称仅为汉字“潼关肉夹馍”，店铺门头招牌为“老苏潼关肉夹馍”，不易混淆。
二审法院撤销了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了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诉讼请求。落款时间为2021年11月19日。
1月26日，据河南媒体报道，潼关肉夹馍协会就“潼关肉夹馍商标维权”一事发表致歉信，向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道歉。
潼关肉夹馍协会在致歉信中表示，给广大肉夹馍经营者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和麻烦。“经过全国众多媒体和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和帮助，我们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错误，就是把协会‘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潼关肉夹馍经营者服务’的宗旨丢掉了，我们深感自责，在此，诚恳向大家深深致歉！”
致歉信中还称，立即停止对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宜，将会积极妥善处理。协会将继续为全国各地潼关肉夹馍经营者，从操作流程、工艺技术、质量特色等各个方面提供服务。
不过，11月26日新京报记者查询潼关肉夹馍协会微信公众号、潼关县人民政府官方微博“潼关发布”，均暂未找到该致歉信。
潼关肉夹馍协会滥诉事件调查：
官司有输有赢，有律师反诉
11月25日下午，河南商丘宁陵县，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店主苏传银收到了商丘市中院邮寄来的二审判决书：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诉讼请求。26日，负责他的案子的律师于刚说，潼关肉夹馍协会对商丘市6家潼关肉夹馍店的起诉全部撤诉。
为此忧心几个月的他，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200多名被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的店主建起了一个微信群，群中河南、内蒙古等地多个案件的被诉店主在25日得到胜诉消息。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表态：“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
当天傍晚，潼关肉夹馍协会就该事件发表致歉信，表示将立即停止对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宜，将会积极妥善处理。
一场针对数百家小县城潼关肉夹馍店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狙击”戛然而止。
在此之前，有律师发现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的商户越来越多，因而对其提出反诉，指其滥诉并索赔。
━━━━━
肉夹馍店主遭遇“潼关”劫
38岁的苏传银是宁陵县人，20多年前就开始做小本生意，倒鸡蛋、卖馒头，如今经营两家潼关肉夹馍店。
潼关肉夹馍是一种流传久远的小吃。很多店家在宣传时都愿意讲这样一个故事：唐太宗李世民打天下时，路过潼关，吃了肉夹馍赞不绝口。由于制作快捷、顾客认知度高，潼关肉夹馍成了很多餐饮店的经营项目。
今年7月，苏传银收到法院传票：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他的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侵权，案件将在商丘市睢阳区法院审理。
苏传银介绍，他在洛阳从一个朋友处学到了潼关肉夹馍的制作方法，2015年在当地开店。由于经营效果不理想，2017年年初，他回到宁陵县，开了第一家老苏潼关肉夹馍店。二店是去年刚开的，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好，又被起诉，苏传银的压力很大。
今年9月中旬，案件开庭。
“都是小老百姓，也不懂法律。遇到这样的事情，吓得不得了。”苏传银说，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协会，更想不到自己开个小餐馆竟然“犯法”了。
在商丘地区，也有店主不堪压力或不懂法律程序，已经交钱和解或执行败诉判决。
同在宁陵县经营一家潼关肉夹馍店的李女士，案件与苏传银一样在9月一审开庭。她很快就收到了败诉消息：侵权成立，需赔偿7500元。李女士说，她本来交了上诉状，但因为不懂如何通过法院工作人员发来的链接交费，错过了上诉期。
为了家里孩子上学，李女士正打算贷款买房。潼关肉夹馍协会的代理律师说，如果不交钱，就会强制执行，还会涨利息，影响到征信，买房没法贷款。11月12日，李女士在微信上将7775元（赔偿7500元，诉讼费减半征收275元）打给对方律师，并叮嘱说，自己要去银行办贷款，要尽快处理好。
11月下旬，潼关肉夹馍协会大批起诉商家一事经媒体曝光，引起公众关注。
在河南洛阳，几十家小吃店的店主称被协会成批起诉。这些商户收到了法庭传票，要求就侵权赔偿3万元-5万元不等，如果要继续使用“潼关肉夹馍”商标，要缴纳99800元。
企查查信息显示，潼关肉夹馍协会有212件司法案件，其中210件作为原告起诉其他商家，案由多为侵害商标权纠纷、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在地区方面，河南、内蒙古、山西、广东、辽宁等地多发。其中，河南30家，内蒙古26家。
这一数据或许并不完整。河南洛阳有商家表示，仅当地就有30多家店被起诉。在内蒙古，仅呼和浩特就有23家店同批被起诉，乌兰察布也有商家被诉，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有3家潼关肉夹馍店，两家被起诉，另一家被吓得停业。
此批案件被告均为肉夹馍店店主，多为个体工商户。北京浩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艳芳认为，个体户在应对知识产权纠纷时，一方面不了解相关法律制度，不知道自己侵权或被侵权；另一方面，由于经营规模小、实力弱，一旦卷入知识产权纠纷，缺乏专业法务团队，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应对案件。
━━━━━
相同诉讼，不同判决
在河南商丘宁陵县，苏传银、李女士等同批3个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案件，商家在一审中均被判侵权成立。而在内蒙古呼和浩特，8月30日和9月10日，共两批23家潼关肉夹馍店被起诉，一审判决均认定侵权不成立。
店主们发现，找精通知识产权的律师有点难。
苏传银告诉记者，县城里懂知识产权的律师不多。对案情稍作了解后，多数律师都判断案子会输。
在呼和浩特经营一家老潼关肉夹馍店的高玉飞介绍，他5月接到呼和浩特市中院传票。开庭前，法官问双方能否和解，协会律师表示可以，高玉飞感到对方目的不单纯，就找律师咨询，当地好几位律师都说可能侵权。
最终，高玉飞找到了一位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得到的答案是：有赢的希望。于是，同批接到传票的23家店铺，分别抱团聘请了4名专业知识产权律师应诉。
在高玉飞和苏传银的诉讼中，潼关肉夹馍协会诉求均为三项：判令被告侵权，赔偿3万元（或5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判决书上呈现的由潼关肉夹馍协会持有的第14369120号注册商标标志为：上部约三分之二位置为红色图案，下部由汉字和拼音的“潼关肉夹馍”构成。
在一审庭审中，苏传银方律师的辩护意见主要是：“潼关肉夹馍”字样因含有县级地域名称且仅有本商品通用名称、直接表示商品主要原料，是不能注册为受法律保护的商标的，且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查询得知，涉及“潼关肉夹馍”纯文字商标注册申请共有4件，均未被核准注册。本案原告所主张拥有的商标权“潼关肉夹馍”是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的集体商标，“潼关肉夹馍”属于该商标的组成部分，对于“潼关肉夹馍”纯文字商标，原告不享有商标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使用“潼关肉夹馍”字样作为店铺名称和招牌，与涉案注册商标的核心部分相同，已构成商标近似，且与原告商标核定使用的第三类肉夹馍为同类商品，足以使消费者混淆。
9月29日，法院一审判决，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停止侵权，更改店面招牌、变更工商登记中的店名，赔偿潼关肉夹馍协会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8500元。
在高玉飞的诉讼中，店方答辩分“不侵权”和“无损失”两个层次。
其中，“不侵权”的理由包括：“潼关肉夹馍”是通用名称；案涉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而王记肉夹馍店提供的服务属于第43类餐饮服务，二者分类和属性不同；潼关肉夹馍协会2018年在第43类上申请“潼关肉夹馍”商标被驳回，说明“潼关肉夹馍”作为一种小吃的通用名称，本身具有群众性和民间性，在餐饮服务类别上不宜注册为商标作过度保护；王记肉夹馍店使用“潼关肉夹馍”仅为描述所提供服务内容，门头招牌、店内介绍和包装袋均未使用案涉商标。
“无损失”一项包括：潼关肉夹馍协会未在呼和浩特开展经营，无损失；王记肉夹馍店小本经营，受疫情影响亏损，无侵权所得；即使有所得也与涉案商标无关；王记肉夹馍店销售肉夹馍不仅不会损害“潼关肉夹馍”商誉，反而加强了消费者的认可。
呼和浩特市中院一审认定：虽然王记肉夹馍店在案涉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相类似服务上，使用了与案涉注册商标相近似的标识，但结合案涉商标的知名度、显著性，案涉商标的构成以及被控侵权标识的使用情况等因素，王记肉夹馍店的行为尚不足以使得一般消费者错误认为其是具有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成团资格及其成员产品特有的产品品质，其行为未侵犯潼关肉夹馍协会对案涉商标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同样的证据，同样的诉求，核心内容基本相同的抗辩意见，为何判决结论皆然相反？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科技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臧红岩介绍，商标注册领域比较专业，进入门槛比较高。同时，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和监管体系持续改革完善。2014年11月，首家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我国现行商标法制定于1982年，2019年4月第四次修正。
知识产权案件总量很小。2020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案件3000余万件，其中新收知识产权案件仅为5390件。案件量少，精研这一领域的律师自然就少，这也是找知识产权律师困难的原因。
记者注意到，商丘市受理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的睢阳区人民法院，系2020年4月经最高法院批复，指定管辖发生在商丘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50万元以下的有关著作权、商标权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滥诉被叫停之前，已遭律师反诉
连日来，潼关肉夹馍协会大批起诉肉夹馍店的行为，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知名法律博主、律师张新年发表言论称，“知识产权保护的是运用知识的创造成果，而不是既有的公共资源。”他认为，潼关是地名，肉夹馍是通用名，两者结合注册商标存在异议。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行为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滥诉行为，严重影响甚至扰乱了司法秩序，建议相关部门介入查处。
就在潼关肉夹馍协会事件爆出前不久，河南焦作、安阳、鹤壁等地多家逍遥镇胡辣汤店的商户反映：他们收到法院传票，原因是门牌上用了“逍遥镇”，而这三个字被“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注册了商标。若要想继续使用这牌子，每年要交1000元会费，不然就得赔偿3万元到5万元。
河南周口市西华县21日表态，责令协会暂停商标起诉事宜。11月25日晚，新京报记者从潼关县委获悉，县委县政府暂时叫停了肉夹馍协会的维权行为，成立了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就“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公开表态：从法律上，“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11月25日下午，苏传银收到了河南省商丘市中院邮寄来的二审判决书。法院二审认为：老苏肉夹馍二店是否侵权的问题，关键在于其使用的包装、门头招牌是否与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依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近似是指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本案中，“潼关肉夹馍”纯文字的注册申请未被核准注册，潼关肉夹馍协会注册的商标为图文组合，由占面积大部分的图形、汉字和拼音三部分组成。老苏肉夹馍二店商品包装名称仅为汉字“潼关肉夹馍”，店铺门头招牌为“老苏潼关肉夹馍”，不易混淆。
二审法院撤销了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了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诉讼请求。落款时间为2021年11月19日。
#你为什么讨厌团建# 团建的发明，是非社交型选手的职场噩梦。
前两周的周一下午，听到同事在打电话定餐厅，时间选在周三晚上7点。根据电话交谈中的信息分析，这是一顿公司聚餐。
工作日晚上7点的聚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6点下班不能走，得多干半个小时；意味着和同事老板的相处时间要比平时多出2-3小时；意味着要吃一顿以无意义聊天为目的的冗长社交晚餐；意味着回家可能要接近12点，睡眠时间也许要推迟到第二天凌晨。
原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不想吃免费的晚餐，没想到同事小姑娘也不想参加。她私下跟我聊天，说她不想参加，但又找不到正当理由拒绝。
我试着在网上搜索“如何拒绝团建聚餐”，发现早有不少征集答案的相关帖子，可见职场人苦团建久矣。
大部分留言都是在线等答案，少部分回复说只能硬着头皮去，不然影响不好。也有一部分以家庭或其他理由拒绝了部门聚餐。
小姑娘还是职场新人，厚不下脸皮做一只不合群的出头鸟，即使不想参加，也只能私下和我吐槽吐槽，面上仍旧维持着开朗合群的姿态，和负责聚餐的同事打探着消息。
我实在不想去，所以直接拒绝了。回头把消息告知了小姑娘，她一脸钦佩，还特别有意思地做了一张“职场勇士”的奖状给我。
很稀罕，拒绝的勇气已经成了当代职场人最需要，也最为稀缺的品格了。
对社交达人来说，任何形式的团建都是他们大放异彩，展现自我的绝佳机会。可世界上还是有像我和同事小姑娘一样，反团建的人存在的。光看那些在线等答案的帖子就知道，不在少数。
在非社交型选手的世界里，团建是场迅速消耗内力的武林大会。一次工作日的聚餐少说占用3-4小时的正常休息时间，一次连带周末的团建活动又剥夺了二分之一的周末。按时间配比换算，团建无异于加班，还是不带产出的那种。每一场非自愿的大型社交都至少要花上我们2天的时间来恢复元气，对工作状态和活跃度都是摧毁性的打击。
同事小姑娘后来乖巧地参加了聚餐。当天晚上9点半，她给我发消息：还没结束。他们还在聊天！每道菜都又甜又咸，吃得我口干！
一连串的感叹号让我感受到了小姑娘逐渐上升的暴躁指数。一直到10点左右，她告诉我，“终于结束了，总算可以回家了。”
第二天除了我之外，办公室的出勤时间都比往常推迟了半个多小时。小姑娘顶着一张被过量的盐和糖侵蚀过的虚浮脸来到了办公室。往常她都是那个元气满满的早安小喇叭，那天早晨显然是电池电量耗尽了，蹦出来的“早”拖了个无限长的尾音。
她没有先打开电脑，而是在座位上木讷地坐了会儿，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刚起床的时候，我的脸一直肿到双眼皮，一觉醒来眼皮消失！吓坏了！”
是谁发明了团建？好好上班不行吗，非要搞团建？为了解答我的疑惑，我做了个小范围的研究。
团建的原型最早起源于对工作场所的行为研究。1927-1932年间，心理学家George Elton Mayo在美国西部电力公司位于芝加哥的一间工厂展开了一项研究，主要分析工作场所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工作场所的变量从两方面设计，外部环境因素包括光照，湿度；心理层面因素包括休息频率和休息时间，工作压力和工作时长，与管理层以及同事之间的交互情况等。
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员工之间的关系会影响生产效率。在团队中得到成员的支持，对同事抱有责任感会促使员工从主观上激发出良好的工作表现。
可见，团建的模糊雏形本质上是为了提升工作效率，从主观上激发员工的良好表现。当合理拒绝工作之外的活动成了职场勇敢的象征，当太多不想参加团建的人需要在线等一个拒绝的理由，那么团建就丧失了它最初的含义，成了职场人的镣铐和枷锁。
过去，工作和生活有明确区分。下班路上不会收到同事聊工作的微信，晚上9点不会有甲方爸爸催着你改第10遍方案，半夜11点也不会收到老板信息。下班等于下线，私人时间完整且可被自由支配。
如今的职场人还能享受完整不被打扰的私人时间吗？多数上班族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长早就大于等于8小时了，就连仅剩的私人时间还要以团建的名义被剥夺，并冠冕堂皇地标榜为员工福利。这岂不是从资本话语霸权的角度给员工灌的一碗迷魂汤？
霍桑实验的结论给当时的企业家们带来了灵感和启发。但真正的团建模型要来到1940和1950年代的二战时期。军队里强调兄弟情谊和合作关系，逐渐引出了现代企业广为采纳的团建模型基础。
现如今的企业团建真的有利于促进团队内部的合作吗？未必。团建，多数时候还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领导自high活动。小型团建无非部门聚餐，大型团建包括公司旅游或其他集体活动。民主的领导会不着痕迹地透露自己的喜好，安排的同事可听可不听，但大体还是以老板的意见为先。强势一点的就直接提名活动内容，员工只有参与和捧场的份。
同事之间加强凝聚力的方式千千万，真不是只有团建一种途径。再者说，工作就是工作。同事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礼貌和疏离，未必不是好事。
我当然知道很多公司的团建有令人心动的出境游或者豪华度假旅游，如果不强制落地后的集体行动，我想我还是愿意参加的。但是对集体活动过敏的毛病，怕是好不了了。
如果能把团建的选择权给到员工，让想参加的人就去参加，不想参加的人放他们回去休息。公司省了钱，员工也开心，何乐而不为呢。就连平时开会都有人缺席，团建少几个人问题也不大。
强扭的瓜不甜，如果公司非要扭一扭，那无异于在证明一件事：这不是团建，是团灭。
《团建，职场人的噩梦》文｜读者：May与五月（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前两周的周一下午，听到同事在打电话定餐厅，时间选在周三晚上7点。根据电话交谈中的信息分析，这是一顿公司聚餐。
工作日晚上7点的聚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6点下班不能走，得多干半个小时；意味着和同事老板的相处时间要比平时多出2-3小时；意味着要吃一顿以无意义聊天为目的的冗长社交晚餐；意味着回家可能要接近12点，睡眠时间也许要推迟到第二天凌晨。
原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不想吃免费的晚餐，没想到同事小姑娘也不想参加。她私下跟我聊天，说她不想参加，但又找不到正当理由拒绝。
我试着在网上搜索“如何拒绝团建聚餐”，发现早有不少征集答案的相关帖子，可见职场人苦团建久矣。
大部分留言都是在线等答案，少部分回复说只能硬着头皮去，不然影响不好。也有一部分以家庭或其他理由拒绝了部门聚餐。
小姑娘还是职场新人，厚不下脸皮做一只不合群的出头鸟，即使不想参加，也只能私下和我吐槽吐槽，面上仍旧维持着开朗合群的姿态，和负责聚餐的同事打探着消息。
我实在不想去，所以直接拒绝了。回头把消息告知了小姑娘，她一脸钦佩，还特别有意思地做了一张“职场勇士”的奖状给我。
很稀罕，拒绝的勇气已经成了当代职场人最需要，也最为稀缺的品格了。
对社交达人来说，任何形式的团建都是他们大放异彩，展现自我的绝佳机会。可世界上还是有像我和同事小姑娘一样，反团建的人存在的。光看那些在线等答案的帖子就知道，不在少数。
在非社交型选手的世界里，团建是场迅速消耗内力的武林大会。一次工作日的聚餐少说占用3-4小时的正常休息时间，一次连带周末的团建活动又剥夺了二分之一的周末。按时间配比换算，团建无异于加班，还是不带产出的那种。每一场非自愿的大型社交都至少要花上我们2天的时间来恢复元气，对工作状态和活跃度都是摧毁性的打击。
同事小姑娘后来乖巧地参加了聚餐。当天晚上9点半，她给我发消息：还没结束。他们还在聊天！每道菜都又甜又咸，吃得我口干！
一连串的感叹号让我感受到了小姑娘逐渐上升的暴躁指数。一直到10点左右，她告诉我，“终于结束了，总算可以回家了。”
第二天除了我之外，办公室的出勤时间都比往常推迟了半个多小时。小姑娘顶着一张被过量的盐和糖侵蚀过的虚浮脸来到了办公室。往常她都是那个元气满满的早安小喇叭，那天早晨显然是电池电量耗尽了，蹦出来的“早”拖了个无限长的尾音。
她没有先打开电脑，而是在座位上木讷地坐了会儿，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刚起床的时候，我的脸一直肿到双眼皮，一觉醒来眼皮消失！吓坏了！”
是谁发明了团建？好好上班不行吗，非要搞团建？为了解答我的疑惑，我做了个小范围的研究。
团建的原型最早起源于对工作场所的行为研究。1927-1932年间，心理学家George Elton Mayo在美国西部电力公司位于芝加哥的一间工厂展开了一项研究，主要分析工作场所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工作场所的变量从两方面设计，外部环境因素包括光照，湿度；心理层面因素包括休息频率和休息时间，工作压力和工作时长，与管理层以及同事之间的交互情况等。
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员工之间的关系会影响生产效率。在团队中得到成员的支持，对同事抱有责任感会促使员工从主观上激发出良好的工作表现。
可见，团建的模糊雏形本质上是为了提升工作效率，从主观上激发员工的良好表现。当合理拒绝工作之外的活动成了职场勇敢的象征，当太多不想参加团建的人需要在线等一个拒绝的理由，那么团建就丧失了它最初的含义，成了职场人的镣铐和枷锁。
过去，工作和生活有明确区分。下班路上不会收到同事聊工作的微信，晚上9点不会有甲方爸爸催着你改第10遍方案，半夜11点也不会收到老板信息。下班等于下线，私人时间完整且可被自由支配。
如今的职场人还能享受完整不被打扰的私人时间吗？多数上班族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长早就大于等于8小时了，就连仅剩的私人时间还要以团建的名义被剥夺，并冠冕堂皇地标榜为员工福利。这岂不是从资本话语霸权的角度给员工灌的一碗迷魂汤？
霍桑实验的结论给当时的企业家们带来了灵感和启发。但真正的团建模型要来到1940和1950年代的二战时期。军队里强调兄弟情谊和合作关系，逐渐引出了现代企业广为采纳的团建模型基础。
现如今的企业团建真的有利于促进团队内部的合作吗？未必。团建，多数时候还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领导自high活动。小型团建无非部门聚餐，大型团建包括公司旅游或其他集体活动。民主的领导会不着痕迹地透露自己的喜好，安排的同事可听可不听，但大体还是以老板的意见为先。强势一点的就直接提名活动内容，员工只有参与和捧场的份。
同事之间加强凝聚力的方式千千万，真不是只有团建一种途径。再者说，工作就是工作。同事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礼貌和疏离，未必不是好事。
我当然知道很多公司的团建有令人心动的出境游或者豪华度假旅游，如果不强制落地后的集体行动，我想我还是愿意参加的。但是对集体活动过敏的毛病，怕是好不了了。
如果能把团建的选择权给到员工，让想参加的人就去参加，不想参加的人放他们回去休息。公司省了钱，员工也开心，何乐而不为呢。就连平时开会都有人缺席，团建少几个人问题也不大。
强扭的瓜不甜，如果公司非要扭一扭，那无异于在证明一件事：这不是团建，是团灭。
《团建，职场人的噩梦》文｜读者：May与五月（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再提醒！北京本土“7+1”例感染者轨迹汇总，有重合请报告】
11月11日0时至13日24时，北京市新增7例本土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详情如下：
确诊病例1
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总部员工
10月28日至11月10日
在北京胜利酒店和塔里木酒店住宿及开会；
11月5日
到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总部，15:00到中煤宾馆东直门店前台取东西，约18:00到潇湘楼（大屯路店）就餐；
11月6日
10:00到秦门西安小馆（国奥店）就餐，下午到弥远咖啡馆，晚上到黄门老灶火锅（亚运村店）就餐；
11月7日
在北沙滩世纪华联超市6688店购物；
11月8日
8：00到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总部，约13:00到来福士商场购物，约14：30到石油大厦，19：40到屯老二农家铁锅炖就餐；
11月9日
到朝阳区来广营华贸城7号院6号楼，约13：00到711（东直门店）购物，约18：50分到门框胡同百年卤煮（大屯路店）就餐。
确诊病例2
大连石化来京出差人员
10月31日
19:25到北京滇大池石锅鱼餐饮（望京旗舰店）就餐；
11月1日
14:00乘地铁到朝阳区来广营华贸城华贸城7号院6号楼；
11月2日至10日
在北京胜利酒店住宿；
11月5日
11:44到北沙滩世纪华联6688店（胜利酒店门口）购物；18：00-22:00到潇湘楼（大屯路店）就餐；
11月6日
10:00到秦门西安小馆（国奥店）就餐，下午到弥远咖啡馆，晚上到黄门老灶火锅（亚运村店）就餐；
11月8日
18:30到屯老二农家铁锅炖（奥运村店）就餐。
确诊病例3：
居住在海淀区富力桃园C区
10月25日、11月5日与吉林省通报确诊病例有工作、就餐接触，11月5日咽部不适，11月7日出现发热症状，11月10日上午接疾控中心通知其为密切接触者，主动要求居家隔离并向社区报告。经疾控中心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11月10日晚诊断为确诊病例，已转入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11月1日
自驾车去太阳宫上班，中午在葫芦娃火锅店就餐，下午回单位，晚上自驾车回家；
11月2日
早上从霍营站乘地铁13号线到东直门站中石油大厦，未外出；17：00下班乘966路公交从香河园到曙光里，到太阳宫中油昆仑大厦17层，后搭乘同事车回家；
11月3日
7：00从霍营站乘地铁13号线到东直门站中石油大厦，未外出；17：00下班乘坐地铁13号线从东直门站到立水桥站，18：40从立水桥坐公交车到建材城东里；
11月4日
7：00从霍营站乘地铁13号线到东直门站中石油大厦，未外出；17：40乘地铁13号线从东直门站到霍营站，乘私家车回家；
11月5日
6：30从霍营站乘地铁13号线到东直门站中石油大厦，未外出；17：00下班与同事2人乘私家车到潇湘楼（大屯路店）就餐，23：00乘私家车回家，当日感觉咽部不适；
11月6、7日
居家未外出；
11月8日
乘地铁到东直门医院就诊，后返回家中未外出；
11月9日
7：00从霍营站乘地铁13号线到东直门站中石油大厦，未外出，16：40从东直门站乘地铁原路返回；
11月10日
7：40从霍营站乘地铁13号线到东直门站，途中接到通知为吉林省通报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迅速返回家中未外出，并主动向社区报告。
确诊病例4：
为确诊病例3的丈夫，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某公司职工。
11月4日以来未前往单位，11月7日出现发热症状，11月10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后诊断为确诊病例，已转入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11月1日
居家办公；
11月2日
7：00开车送确诊病例3去霍营地铁站后回家吃早饭。8:00自驾车去公司上班。12：00和20名同事共同参加会议。18:00自驾车回家，途经宝盛里果蔬美水果店买水果后回家；
11月3日
上午行程同前一天。11：30在食堂吃饭，饭后去双清路北京银行自动取款机取款。下午在单位开会，19：00自驾车回家；
11月4日
自感不适，请假居家。14：00到富力桃园卫生站询问开药事宜，并未进入室内，随后前往龙跃堂药店购买板蓝根；
11月5日
17：00自驾车到清河四小接孩子放学，22：00自驾车到北沙滩胜利酒店接确诊病例3回家；
11月6日
居家，21：00在龙跃堂药店购买感冒药；
11月7日至10日
居家。
确诊病例5、6：
分别为确诊病例3的公公、婆婆，均已退休
10月27日至11月10日，曾有一次到小区附近的物美超市购物，平时多数时间居家或仅在小区内散步。11月10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11月11日诊断为确诊病例，已转入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无症状感染者：
为确诊病例3、4之女，清河四小三年级学生。
11月10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确诊病例7：
居住在海淀区马连洼街道菊园小区25号楼。工作单位北京市圣嘉宸科贸有限公司，地址是海淀区上地东路35号颐泉汇2号楼310。
11月8日
下午17:50与9名同事乘坐公司车前往朝阳区奥运村屯老二铁锅炖餐厅2层柿子园包间聚餐，当日17：00至22：00与朝阳区确诊病例1、2同在该餐厅2层不同包间就餐，该病例就餐期间曾去过2次卫生间，聚餐结束后乘坐网约车回家；
11月9日
骑共享单车上下班，上班期间未外出；
11月10日
骑共享单车上下班，上班期间未外出。下午17：37在菊园小区楼下“菊园生活超市”购买生活用品；
11月11日
骑共享单车上下班，中午11：20至12：00在湘show餐厅就餐。下午17：00通过网络知晓与朝阳区确诊病例存在时空交集，该病例与同事均向各自居住的社区居委会主动报备，并自行隔离。
11月11日0时至13日24时，北京市新增7例本土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详情如下：
确诊病例1
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总部员工
10月28日至11月10日
在北京胜利酒店和塔里木酒店住宿及开会；
11月5日
到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总部，15:00到中煤宾馆东直门店前台取东西，约18:00到潇湘楼（大屯路店）就餐；
11月6日
10:00到秦门西安小馆（国奥店）就餐，下午到弥远咖啡馆，晚上到黄门老灶火锅（亚运村店）就餐；
11月7日
在北沙滩世纪华联超市6688店购物；
11月8日
8：00到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总部，约13:00到来福士商场购物，约14：30到石油大厦，19：40到屯老二农家铁锅炖就餐；
11月9日
到朝阳区来广营华贸城7号院6号楼，约13：00到711（东直门店）购物，约18：50分到门框胡同百年卤煮（大屯路店）就餐。
确诊病例2
大连石化来京出差人员
10月31日
19:25到北京滇大池石锅鱼餐饮（望京旗舰店）就餐；
11月1日
14:00乘地铁到朝阳区来广营华贸城华贸城7号院6号楼；
11月2日至10日
在北京胜利酒店住宿；
11月5日
11:44到北沙滩世纪华联6688店（胜利酒店门口）购物；18：00-22:00到潇湘楼（大屯路店）就餐；
11月6日
10:00到秦门西安小馆（国奥店）就餐，下午到弥远咖啡馆，晚上到黄门老灶火锅（亚运村店）就餐；
11月8日
18:30到屯老二农家铁锅炖（奥运村店）就餐。
确诊病例3：
居住在海淀区富力桃园C区
10月25日、11月5日与吉林省通报确诊病例有工作、就餐接触，11月5日咽部不适，11月7日出现发热症状，11月10日上午接疾控中心通知其为密切接触者，主动要求居家隔离并向社区报告。经疾控中心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11月10日晚诊断为确诊病例，已转入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11月1日
自驾车去太阳宫上班，中午在葫芦娃火锅店就餐，下午回单位，晚上自驾车回家；
11月2日
早上从霍营站乘地铁13号线到东直门站中石油大厦，未外出；17：00下班乘966路公交从香河园到曙光里，到太阳宫中油昆仑大厦17层，后搭乘同事车回家；
11月3日
7：00从霍营站乘地铁13号线到东直门站中石油大厦，未外出；17：00下班乘坐地铁13号线从东直门站到立水桥站，18：40从立水桥坐公交车到建材城东里；
11月4日
7：00从霍营站乘地铁13号线到东直门站中石油大厦，未外出；17：40乘地铁13号线从东直门站到霍营站，乘私家车回家；
11月5日
6：30从霍营站乘地铁13号线到东直门站中石油大厦，未外出；17：00下班与同事2人乘私家车到潇湘楼（大屯路店）就餐，23：00乘私家车回家，当日感觉咽部不适；
11月6、7日
居家未外出；
11月8日
乘地铁到东直门医院就诊，后返回家中未外出；
11月9日
7：00从霍营站乘地铁13号线到东直门站中石油大厦，未外出，16：40从东直门站乘地铁原路返回；
11月10日
7：40从霍营站乘地铁13号线到东直门站，途中接到通知为吉林省通报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迅速返回家中未外出，并主动向社区报告。
确诊病例4：
为确诊病例3的丈夫，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某公司职工。
11月4日以来未前往单位，11月7日出现发热症状，11月10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后诊断为确诊病例，已转入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11月1日
居家办公；
11月2日
7：00开车送确诊病例3去霍营地铁站后回家吃早饭。8:00自驾车去公司上班。12：00和20名同事共同参加会议。18:00自驾车回家，途经宝盛里果蔬美水果店买水果后回家；
11月3日
上午行程同前一天。11：30在食堂吃饭，饭后去双清路北京银行自动取款机取款。下午在单位开会，19：00自驾车回家；
11月4日
自感不适，请假居家。14：00到富力桃园卫生站询问开药事宜，并未进入室内，随后前往龙跃堂药店购买板蓝根；
11月5日
17：00自驾车到清河四小接孩子放学，22：00自驾车到北沙滩胜利酒店接确诊病例3回家；
11月6日
居家，21：00在龙跃堂药店购买感冒药；
11月7日至10日
居家。
确诊病例5、6：
分别为确诊病例3的公公、婆婆，均已退休
10月27日至11月10日，曾有一次到小区附近的物美超市购物，平时多数时间居家或仅在小区内散步。11月10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11月11日诊断为确诊病例，已转入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无症状感染者：
为确诊病例3、4之女，清河四小三年级学生。
11月10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确诊病例7：
居住在海淀区马连洼街道菊园小区25号楼。工作单位北京市圣嘉宸科贸有限公司，地址是海淀区上地东路35号颐泉汇2号楼310。
11月8日
下午17:50与9名同事乘坐公司车前往朝阳区奥运村屯老二铁锅炖餐厅2层柿子园包间聚餐，当日17：00至22：00与朝阳区确诊病例1、2同在该餐厅2层不同包间就餐，该病例就餐期间曾去过2次卫生间，聚餐结束后乘坐网约车回家；
11月9日
骑共享单车上下班，上班期间未外出；
11月10日
骑共享单车上下班，上班期间未外出。下午17：37在菊园小区楼下“菊园生活超市”购买生活用品；
11月11日
骑共享单车上下班，中午11：20至12：00在湘show餐厅就餐。下午17：00通过网络知晓与朝阳区确诊病例存在时空交集，该病例与同事均向各自居住的社区居委会主动报备，并自行隔离。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