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最爱的“小练笔”：
我想变成一滴黄河水，这样就可以体验黄河的雄伟。因为它奔流不息，时不时还会掀起数米高的浪花，处处都是急流，我感觉那一定非常刺激。
我想着想着，就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变成水滴的造型，再变的全身透明，随后又被太阳变成了水蒸气。我的身体痒痒的，然后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一直飘到了天上。天空中乌云密布，开始下雨了！我像下凡的神仙一样，脚踩着仙云蹦了下来，随后落入了黄河母亲的怀抱里。
我的探险之旅开始了！可是就在我兴奋之时，我的头竟然撞向了石头，我被撞的晕都转向。当我醒来来时，已不知又漂了多久，我终于来到了黄河的终点，我正想离开黄河母亲去畅游大海爸爸的时候，不知是一股急流，还是我身后的小水滴使劲推了我一下，我一下就掉到了大海里，喝了一大口又苦又涩的海水把我呛得喉咙痛。过了一会儿我又精神倍增，开始懒洋洋的晒太阳，突然，几条小鱼围着我转来转去，我正看着小鱼的表演时，一只大鲸鱼吞掉了我和小鱼们。我和小鱼在大鲸鱼的身体来回穿梭，然后通过背上的孔被冲得数米之高。
我真喜欢这次旅行，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充满了惊喜和刺激！
-----刘浩天
我想变成一滴黄河水，这样就可以体验黄河的雄伟。因为它奔流不息，时不时还会掀起数米高的浪花，处处都是急流，我感觉那一定非常刺激。
我想着想着，就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变成水滴的造型，再变的全身透明，随后又被太阳变成了水蒸气。我的身体痒痒的，然后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一直飘到了天上。天空中乌云密布，开始下雨了！我像下凡的神仙一样，脚踩着仙云蹦了下来，随后落入了黄河母亲的怀抱里。
我的探险之旅开始了！可是就在我兴奋之时，我的头竟然撞向了石头，我被撞的晕都转向。当我醒来来时，已不知又漂了多久，我终于来到了黄河的终点，我正想离开黄河母亲去畅游大海爸爸的时候，不知是一股急流，还是我身后的小水滴使劲推了我一下，我一下就掉到了大海里，喝了一大口又苦又涩的海水把我呛得喉咙痛。过了一会儿我又精神倍增，开始懒洋洋的晒太阳，突然，几条小鱼围着我转来转去，我正看着小鱼的表演时，一只大鲸鱼吞掉了我和小鱼们。我和小鱼在大鲸鱼的身体来回穿梭，然后通过背上的孔被冲得数米之高。
我真喜欢这次旅行，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充满了惊喜和刺激！
-----刘浩天
#三联美食# 在淮海中路一间洒满阳光的厨房里，赵荣华热起锅子来。案板上的五花肉已经收拾停当。“我爸爸做菜是‘老三篇’，上海传统家常菜，最拿手的就是红烧肉，所以我骨子里面相信上海味道就是红烧肉，两个月必须吃一回解馋。”但赵荣华烧起菜来，已经和父辈大不相同。
他用平底锅爆香青葱和姜片，将五花肉煎到微黄。“猪油煸过以后特别香，而且高温可以封住肉里面的水分，肉质不容易老。但也不能煸太长时间，猪皮会硬。”他往锅里倒红酒——而非上海人家常用的料酒或是黄酒。“我们的红烧肉做得好，就和法国的鹅肝一样，软糯丰腴。
法国人用酸甜果味的东西来搭配鹅肝，找那个味道的平衡点。我做红烧肉也是这样。红酒有果香、有酸度，能够综合红烧肉里的甜味和油腻。”酱油、冰糖下锅，肉在锅里小火焖了三刻钟，眼见汤汁快要收干，赵荣华淋了些日本料理常用的味噌下去：“现在真正好的黄豆酱油很难找了。红烧肉酱香味要浓，味噌正好可以用来提味。”这一份肉，裹着亮晶晶的酱汁，甜得恰到好处，果然如他所说：“配一碗白米饭，一口闷，下饭菜，下得嚇死人。”
一道小时候“外婆常做”的面拖小黄鱼同样被赵荣华弄出了花样。他用全麦面粉和生粉混合做面浆，再向面浆里淋少许油——这是日本天妇罗的做法。锅里油温七成，他提溜着收拾好的小黄鱼，裹上面浆，在油锅里转一圈，用筷子蘸点面浆洒在正在烹炸的鱼上。这也是天妇罗的技巧，使外壳更加蓬松酥脆。
鱼出锅，赵荣华拿出浓稠的黑醋汁，在盘子里勾出线条。“七分意大利黑醋加三分冰糖，小火慢慢熬成，”他解释说，“混搭小黄鱼，味道会更丰富。前几天意大利米其林三星厨师西莫·博图拉（Massimo Bottura）来上海，我吃了他做的菜，其中用到了他珍藏40年的黑醋汁，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灵感。”
不惑之年的赵荣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对上海味道的改造与这座城市的变迁同步。从前，赵荣华家就住在现在上海新天地所在的位置，太平桥。
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出门的几条街上遍布小吃摊。一家叫“春园”的铺子有鲜美的小馄饨和黄芽菜肉丝春卷。那时候流行“小笼馒头”，“外面是发酵过的面皮，里面裹肉馅”。他爱吃大汤团，猪油芝麻的馅子，也爱“四大金刚”，呛饼、油墩子、粢饭团和粢饭糕。当然少不了生煎，“下面的底薄而脆，上面的皮薄而有弹性，肉馅结实，大口咬下去都是汤水，一不小心就会溅得一塌糊涂”。
普通人家的孩子并没有太多机会上餐馆，婚宴就是盛事。“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场景，在一家饭店二楼，台子上有条很大很漂亮的松鼠鳜鱼。一桌菜好不好，就看一道松鼠鳜鱼。小孩子等着鱼上来，吃完可以下桌玩了。”
1996年，上海开始改造太平桥地区52公顷的旧城。也就是这一年，已经学了4年厨师，做惯了上海菜、广东菜的赵荣华赶上最时髦的一阵风，成了西餐厨师。那以后，意大利菜、日本菜、东南亚菜、美式餐饮他都上过手。他在外滩三号的一家西餐厅做热房主管。一天，一个美国女记者穿着厨师服到厨房里来采访，他负责向她介绍厨房的运作方式。临走时，她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吃顿饭？
认识赵荣华时，莫云刚刚开始在中国的美食记者生涯。她本就出生在一个跨文化背景的家庭。母亲是上海人，8岁离开上海去西班牙，随后到美国定居。
赵荣华描述岳父母家的厨房：“你能想到的世界各地的任何调味品，都能在那里找到。单单是芥末就有十几种之多。”在莫云记忆里，母亲“从来不会做两道一模一样的菜”。赵荣华赞叹岳母对食材充满想象：“比方做豆腐，她会放奶酪进去，让人意想不到，但是非常好吃。”
爱情在厨房破土，被美食滋养成长。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在上海相遇，一拍即合。
赵荣华在外滩三号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要忙碌12个小时以上，但无论多晚回到家里，他都要给莫云做一道菜。莫云对他的手艺充满了赞叹。这让赵荣华大为惊讶：“从前我没有觉得厨师是个什么高尚的职业。我也给我以前的女朋友做吃的，她并不会赞美，甚至在向其他人介绍我的时候会羞于说我的工作。在莫云这里，我第一次感到这门手艺是值得尊重的。”
同样，赵荣华的经验和人脉为初入美食报道的莫云打开了厨房秘密的大门。相处的前10年，两人一起去上海各种餐馆试菜。“每天都去新的餐厅，认识新的厨师。”从5000元一位的分子料理餐厅到广园路菜场对面的灌汤包和辣肉面：“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两个人每天到处跑。”
莫云也爱上海味道，熏鱼、酒香草头、腌笃鲜，胃口好的时候，丈夫的红烧肉她能吃掉一整盘。但赵荣华家的餐桌，从来不会连续两天出现一种风味，那是一桌世界美食的流水席。1年前，赵荣华开了一家潮汕火锅店，那个时候上海吃四川火锅的风头刚过。没想到，一年来，沪上的各个档次的潮汕火锅“开了不下1000家”。生意之好令赵荣华大为意外，第二家分店已经开张。
今天的上海好像赵家的餐桌，在灯红酒绿的林立餐馆中，本帮菜反主为客，成了边缘角色。这倒并不奇怪。曹聚仁在《上海春秋》里回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本来，天下美食佳味，集中在扬州，到了近百年间，才转到上海来。上海本地，并没有什么特色的菜味，可是，这个吃老虎奶长大的城市，她就吸取全国的精华，加上了海外奇珍，成为吃的总汇。”
听说我要寻找本帮菜，赵荣华带我去拜访了他的两位朋友。身材瘦削的孙伟轩原本是一位足球运动员，90年代初，他从市级队伍退下来，被安排进宾馆学厨4年，在一些本帮菜餐馆陆续烧了8年菜。他2010年创业做本帮菜馆“弄堂筵”。
2012年店面扩大时，他相中了武夷路附近一处小楼。把店面转手给他的上一位餐馆老板说，这里19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有一家小酒馆，叫“悦宴九馆”。这个故事打动了他。小楼位置僻静，做的是回头客生意。他的顾客绝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上海本地人，拖家带口的来吃家宴。
本帮菜馆大不易，孙伟轩觉得自己是讲情怀的。“上海各类餐饮输入非常多，论本帮菜，好餐馆两只手的指头就数得过来。消费人群年轻化，年轻人讲新鲜口味，喜欢外来的味道。从经营说，火锅是可以标准化的，本帮菜不能。
比如红烧，糖和黄豆酱油的比例怎么放，什么时候放，调料和火候的把控都是需要有功夫的。没有10年厨龄，烧出来的菜完全不能看。有些菜系的馆子可以开得大，可以有中央厨房，完成一道菜的前四个步骤，但本帮菜最多只能完成前两个步骤，只能进行原料粗加工。原料、人员，成本就都上去了。”
弄堂筵打“怀旧”牌，孙伟轩觉得，许多本帮菜馆为了迎合客人，已经将菜品的口味改得离谱了。他的初衷是做“不改良的本帮菜”。但事实上，“改良”似乎不可避免。
传统上，本帮菜用青鱼做熏鱼，但孙伟轩用三两到三两半的小鲳鱼，“肉质好、刺少、鱼身扁，容易入味”。鲳鱼块经过两次油炸：第一次定型，第二次炸酥。出锅的鱼块浸入孙伟轩留了十几年的“老卤”里。他嫌白糖腻，在老卤里放的是麦芽糖和冰糖。做松鼠鳜鱼，他借用了粤菜的糖醋汁，除了茄汁和冰片糖，还加了西餐常用的OK汁和微有辣味的喼汁。
一道油酱毛蟹，蟹下油锅前需要裹淀粉。他试验了许多回，选了一种荷兰土豆粉，“用量小，挂壁裹料作用好，蟹黄蟹膏不会流失”。不过他不会在这道菜里加更多新鲜调味料。毛蟹和年糕炸过之后下锅红烧，只放酱油、糖和水。“高汤都不用。毛蟹本来已经很鲜，放别的东西就抢味了。”孙伟轩最得意的改良，是把梅干菜和上海酱鸭一起烧。梅干菜吸满了浓厚丰润的酱汁，以上海人的标准看，“下饭最好”。
孙伟轩开的是平价餐厅，赵荣华的另一位朋友方元走的是高端路线。“福1088”餐厅在沪上的名头很响。镇宁路上，三栋奶黄色水泥拉毛墙的西班牙风格老宅子并排在一起。门口没有招牌。镇宁路一带是旧上海的富人区。这三栋老宅中的一栋原本是方家的祖宅。
方元的曾祖父方旭东任过张作霖的财政部长，后来专攻铁路地产等实业，攒足钱后来上海定居，买下这宅子。解放后，老洋房里搬进“72家房客”，方家也一直住在这里。20多年前，住户陆续搬离，方家重新收回房子，方元的母亲就着地方开了一家“福园”餐厅。餐厅的招牌菜是一道用硝、盐、酒等腌制的硝蹄。2006年，方家把相邻的两栋宅子也并进来——他们原本属于李鸿章的小儿子和上海阜新面粉厂老板孙多森。
走进今天的“福1088”餐厅和走进“摩登时代”老上海大户人家的宅邸没有多少区别。在一间用于招待VIP客人的房间里，一块“生福轩”的匾额挂在墙上，是书法家谭泽闿民国二十四年（1935）所题。拼花的瓷砖地板在灯光下显出油亮的包浆釉色，一只中西合璧的红木橱柜和一张梳妆台分立在房间的两头。它们都是上世纪20年代的老家具。梳妆台两侧各有一把30年代的单人皮沙发。瓷砖、吊灯、家具都是方元一家从古董商手里收来的。
“专门请人看过，确定是老上海的东西，”方元说，“并不是因为开店才这么做。有这个情结。房间风格的复原依据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对宅子的记忆。这是自己的家，所以一切都做得特别细心。”他让我留意一人高的深棕色木质护墙板，房间里那些可能扎眼的电灯开关都小心地藏在了里面。
悉心打造的旧上海迷梦自然需要称得起的菜式。方元推荐一道金黄浓艳的金必多浓汤——20年代起风靡上海滩的海派西餐富贵菜。一条一尺半长的鲥鱼气势磅礴地端上桌来。鱼身上码了火腿片和醪糟，清蒸出一汪鹅黄清透的汤。火腿的咸香和醪糟的清甜衬着鱼鲜。鲥鱼没有去鳞——上海人的讲究，“鲥鱼吃鳞不吃肉”，“鳞片连接的地方有胶质，最美”。
贵价餐厅会在普通食材的菜肴上格外讲究些功夫。酒香豌豆尖，只取豌豆尖最嫩的那一截，确保口感无渣。九块红烧肉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为取到最漂亮的五花，“一大块肚方，修掉一半”。
赵荣华最爱一道清炒豌豆：“小时候吃豌豆，我爸会先打招呼：‘给你炒个豌豆，时令货！’”方元的豌豆自然不同于家常货色。“豌豆太老的发干，太嫩的里面是一包水，我们只取恰到好处的那些。40斤云南豌豆，只能挑出10斤豆子。”小豌豆油亮亮、绿莹莹，小玉籽一般盛在瓷调羹里，放进嘴里，像鱼子酱一般崩裂开来，满口清甜。
“福1088”虽然走老上海的步调，但菜肴已经不完全局限于上海菜了。方元一方面觉得，传统本帮菜做不出太多花头，没有新鲜味道客人不会买账。另一方面他也曾试图去上海周边郊县发掘一些“老味道”，但又嫌加工方法“太原始”，“农家菜，上不得台面”。
毫无疑问，本帮味道在变。就像他小时候记忆里的那些东西：“从前的馄饨皮是碱水皮，发黄的”；现在最红的生煎“吃上去就是和小时候的完全不同。难吃谈不上，就是不对劲”。方元的坚持，是在厨房里无论如何要有土生土长的上海厨师：“真正的上海厨师长已经很少了。本帮菜的厨师算到现在已经有第五代。”
他提到84岁的本帮菜泰斗李伯荣：“李伯荣算第二代，他吃过第一代本帮菜大师的菜。他的徒弟又以他为蓝本，然后是第四代、第五代。”真正的本帮传统味道是什么？那好像已经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遥远想象了。“据说，李伯荣黄金时代的手艺真的是非常好。”方元喝一口茶，幽幽地说。
《在上海，什么才是真正的“本帮滋味”？》作者 / 徐菁菁
他用平底锅爆香青葱和姜片，将五花肉煎到微黄。“猪油煸过以后特别香，而且高温可以封住肉里面的水分，肉质不容易老。但也不能煸太长时间，猪皮会硬。”他往锅里倒红酒——而非上海人家常用的料酒或是黄酒。“我们的红烧肉做得好，就和法国的鹅肝一样，软糯丰腴。
法国人用酸甜果味的东西来搭配鹅肝，找那个味道的平衡点。我做红烧肉也是这样。红酒有果香、有酸度，能够综合红烧肉里的甜味和油腻。”酱油、冰糖下锅，肉在锅里小火焖了三刻钟，眼见汤汁快要收干，赵荣华淋了些日本料理常用的味噌下去：“现在真正好的黄豆酱油很难找了。红烧肉酱香味要浓，味噌正好可以用来提味。”这一份肉，裹着亮晶晶的酱汁，甜得恰到好处，果然如他所说：“配一碗白米饭，一口闷，下饭菜，下得嚇死人。”
一道小时候“外婆常做”的面拖小黄鱼同样被赵荣华弄出了花样。他用全麦面粉和生粉混合做面浆，再向面浆里淋少许油——这是日本天妇罗的做法。锅里油温七成，他提溜着收拾好的小黄鱼，裹上面浆，在油锅里转一圈，用筷子蘸点面浆洒在正在烹炸的鱼上。这也是天妇罗的技巧，使外壳更加蓬松酥脆。
鱼出锅，赵荣华拿出浓稠的黑醋汁，在盘子里勾出线条。“七分意大利黑醋加三分冰糖，小火慢慢熬成，”他解释说，“混搭小黄鱼，味道会更丰富。前几天意大利米其林三星厨师西莫·博图拉（Massimo Bottura）来上海，我吃了他做的菜，其中用到了他珍藏40年的黑醋汁，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灵感。”
不惑之年的赵荣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对上海味道的改造与这座城市的变迁同步。从前，赵荣华家就住在现在上海新天地所在的位置，太平桥。
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出门的几条街上遍布小吃摊。一家叫“春园”的铺子有鲜美的小馄饨和黄芽菜肉丝春卷。那时候流行“小笼馒头”，“外面是发酵过的面皮，里面裹肉馅”。他爱吃大汤团，猪油芝麻的馅子，也爱“四大金刚”，呛饼、油墩子、粢饭团和粢饭糕。当然少不了生煎，“下面的底薄而脆，上面的皮薄而有弹性，肉馅结实，大口咬下去都是汤水，一不小心就会溅得一塌糊涂”。
普通人家的孩子并没有太多机会上餐馆，婚宴就是盛事。“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场景，在一家饭店二楼，台子上有条很大很漂亮的松鼠鳜鱼。一桌菜好不好，就看一道松鼠鳜鱼。小孩子等着鱼上来，吃完可以下桌玩了。”
1996年，上海开始改造太平桥地区52公顷的旧城。也就是这一年，已经学了4年厨师，做惯了上海菜、广东菜的赵荣华赶上最时髦的一阵风，成了西餐厨师。那以后，意大利菜、日本菜、东南亚菜、美式餐饮他都上过手。他在外滩三号的一家西餐厅做热房主管。一天，一个美国女记者穿着厨师服到厨房里来采访，他负责向她介绍厨房的运作方式。临走时，她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吃顿饭？
认识赵荣华时，莫云刚刚开始在中国的美食记者生涯。她本就出生在一个跨文化背景的家庭。母亲是上海人，8岁离开上海去西班牙，随后到美国定居。
赵荣华描述岳父母家的厨房：“你能想到的世界各地的任何调味品，都能在那里找到。单单是芥末就有十几种之多。”在莫云记忆里，母亲“从来不会做两道一模一样的菜”。赵荣华赞叹岳母对食材充满想象：“比方做豆腐，她会放奶酪进去，让人意想不到，但是非常好吃。”
爱情在厨房破土，被美食滋养成长。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在上海相遇，一拍即合。
赵荣华在外滩三号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要忙碌12个小时以上，但无论多晚回到家里，他都要给莫云做一道菜。莫云对他的手艺充满了赞叹。这让赵荣华大为惊讶：“从前我没有觉得厨师是个什么高尚的职业。我也给我以前的女朋友做吃的，她并不会赞美，甚至在向其他人介绍我的时候会羞于说我的工作。在莫云这里，我第一次感到这门手艺是值得尊重的。”
同样，赵荣华的经验和人脉为初入美食报道的莫云打开了厨房秘密的大门。相处的前10年，两人一起去上海各种餐馆试菜。“每天都去新的餐厅，认识新的厨师。”从5000元一位的分子料理餐厅到广园路菜场对面的灌汤包和辣肉面：“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两个人每天到处跑。”
莫云也爱上海味道，熏鱼、酒香草头、腌笃鲜，胃口好的时候，丈夫的红烧肉她能吃掉一整盘。但赵荣华家的餐桌，从来不会连续两天出现一种风味，那是一桌世界美食的流水席。1年前，赵荣华开了一家潮汕火锅店，那个时候上海吃四川火锅的风头刚过。没想到，一年来，沪上的各个档次的潮汕火锅“开了不下1000家”。生意之好令赵荣华大为意外，第二家分店已经开张。
今天的上海好像赵家的餐桌，在灯红酒绿的林立餐馆中，本帮菜反主为客，成了边缘角色。这倒并不奇怪。曹聚仁在《上海春秋》里回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本来，天下美食佳味，集中在扬州，到了近百年间，才转到上海来。上海本地，并没有什么特色的菜味，可是，这个吃老虎奶长大的城市，她就吸取全国的精华，加上了海外奇珍，成为吃的总汇。”
听说我要寻找本帮菜，赵荣华带我去拜访了他的两位朋友。身材瘦削的孙伟轩原本是一位足球运动员，90年代初，他从市级队伍退下来，被安排进宾馆学厨4年，在一些本帮菜餐馆陆续烧了8年菜。他2010年创业做本帮菜馆“弄堂筵”。
2012年店面扩大时，他相中了武夷路附近一处小楼。把店面转手给他的上一位餐馆老板说，这里19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有一家小酒馆，叫“悦宴九馆”。这个故事打动了他。小楼位置僻静，做的是回头客生意。他的顾客绝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上海本地人，拖家带口的来吃家宴。
本帮菜馆大不易，孙伟轩觉得自己是讲情怀的。“上海各类餐饮输入非常多，论本帮菜，好餐馆两只手的指头就数得过来。消费人群年轻化，年轻人讲新鲜口味，喜欢外来的味道。从经营说，火锅是可以标准化的，本帮菜不能。
比如红烧，糖和黄豆酱油的比例怎么放，什么时候放，调料和火候的把控都是需要有功夫的。没有10年厨龄，烧出来的菜完全不能看。有些菜系的馆子可以开得大，可以有中央厨房，完成一道菜的前四个步骤，但本帮菜最多只能完成前两个步骤，只能进行原料粗加工。原料、人员，成本就都上去了。”
弄堂筵打“怀旧”牌，孙伟轩觉得，许多本帮菜馆为了迎合客人，已经将菜品的口味改得离谱了。他的初衷是做“不改良的本帮菜”。但事实上，“改良”似乎不可避免。
传统上，本帮菜用青鱼做熏鱼，但孙伟轩用三两到三两半的小鲳鱼，“肉质好、刺少、鱼身扁，容易入味”。鲳鱼块经过两次油炸：第一次定型，第二次炸酥。出锅的鱼块浸入孙伟轩留了十几年的“老卤”里。他嫌白糖腻，在老卤里放的是麦芽糖和冰糖。做松鼠鳜鱼，他借用了粤菜的糖醋汁，除了茄汁和冰片糖，还加了西餐常用的OK汁和微有辣味的喼汁。
一道油酱毛蟹，蟹下油锅前需要裹淀粉。他试验了许多回，选了一种荷兰土豆粉，“用量小，挂壁裹料作用好，蟹黄蟹膏不会流失”。不过他不会在这道菜里加更多新鲜调味料。毛蟹和年糕炸过之后下锅红烧，只放酱油、糖和水。“高汤都不用。毛蟹本来已经很鲜，放别的东西就抢味了。”孙伟轩最得意的改良，是把梅干菜和上海酱鸭一起烧。梅干菜吸满了浓厚丰润的酱汁，以上海人的标准看，“下饭最好”。
孙伟轩开的是平价餐厅，赵荣华的另一位朋友方元走的是高端路线。“福1088”餐厅在沪上的名头很响。镇宁路上，三栋奶黄色水泥拉毛墙的西班牙风格老宅子并排在一起。门口没有招牌。镇宁路一带是旧上海的富人区。这三栋老宅中的一栋原本是方家的祖宅。
方元的曾祖父方旭东任过张作霖的财政部长，后来专攻铁路地产等实业，攒足钱后来上海定居，买下这宅子。解放后，老洋房里搬进“72家房客”，方家也一直住在这里。20多年前，住户陆续搬离，方家重新收回房子，方元的母亲就着地方开了一家“福园”餐厅。餐厅的招牌菜是一道用硝、盐、酒等腌制的硝蹄。2006年，方家把相邻的两栋宅子也并进来——他们原本属于李鸿章的小儿子和上海阜新面粉厂老板孙多森。
走进今天的“福1088”餐厅和走进“摩登时代”老上海大户人家的宅邸没有多少区别。在一间用于招待VIP客人的房间里，一块“生福轩”的匾额挂在墙上，是书法家谭泽闿民国二十四年（1935）所题。拼花的瓷砖地板在灯光下显出油亮的包浆釉色，一只中西合璧的红木橱柜和一张梳妆台分立在房间的两头。它们都是上世纪20年代的老家具。梳妆台两侧各有一把30年代的单人皮沙发。瓷砖、吊灯、家具都是方元一家从古董商手里收来的。
“专门请人看过，确定是老上海的东西，”方元说，“并不是因为开店才这么做。有这个情结。房间风格的复原依据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对宅子的记忆。这是自己的家，所以一切都做得特别细心。”他让我留意一人高的深棕色木质护墙板，房间里那些可能扎眼的电灯开关都小心地藏在了里面。
悉心打造的旧上海迷梦自然需要称得起的菜式。方元推荐一道金黄浓艳的金必多浓汤——20年代起风靡上海滩的海派西餐富贵菜。一条一尺半长的鲥鱼气势磅礴地端上桌来。鱼身上码了火腿片和醪糟，清蒸出一汪鹅黄清透的汤。火腿的咸香和醪糟的清甜衬着鱼鲜。鲥鱼没有去鳞——上海人的讲究，“鲥鱼吃鳞不吃肉”，“鳞片连接的地方有胶质，最美”。
贵价餐厅会在普通食材的菜肴上格外讲究些功夫。酒香豌豆尖，只取豌豆尖最嫩的那一截，确保口感无渣。九块红烧肉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为取到最漂亮的五花，“一大块肚方，修掉一半”。
赵荣华最爱一道清炒豌豆：“小时候吃豌豆，我爸会先打招呼：‘给你炒个豌豆，时令货！’”方元的豌豆自然不同于家常货色。“豌豆太老的发干，太嫩的里面是一包水，我们只取恰到好处的那些。40斤云南豌豆，只能挑出10斤豆子。”小豌豆油亮亮、绿莹莹，小玉籽一般盛在瓷调羹里，放进嘴里，像鱼子酱一般崩裂开来，满口清甜。
“福1088”虽然走老上海的步调，但菜肴已经不完全局限于上海菜了。方元一方面觉得，传统本帮菜做不出太多花头，没有新鲜味道客人不会买账。另一方面他也曾试图去上海周边郊县发掘一些“老味道”，但又嫌加工方法“太原始”，“农家菜，上不得台面”。
毫无疑问，本帮味道在变。就像他小时候记忆里的那些东西：“从前的馄饨皮是碱水皮，发黄的”；现在最红的生煎“吃上去就是和小时候的完全不同。难吃谈不上，就是不对劲”。方元的坚持，是在厨房里无论如何要有土生土长的上海厨师：“真正的上海厨师长已经很少了。本帮菜的厨师算到现在已经有第五代。”
他提到84岁的本帮菜泰斗李伯荣：“李伯荣算第二代，他吃过第一代本帮菜大师的菜。他的徒弟又以他为蓝本，然后是第四代、第五代。”真正的本帮传统味道是什么？那好像已经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遥远想象了。“据说，李伯荣黄金时代的手艺真的是非常好。”方元喝一口茶，幽幽地说。
《在上海，什么才是真正的“本帮滋味”？》作者 / 徐菁菁
《春天，不如将自己交给一朵花》文 | 读者：暮易
小区里的春天今年来得格外地早，却又格外地短。晨光熹微，那日头就如一团恶狠狠的火一般燃了起来，不过是阳春三月的天气，每天却逼近三十度。
春装是不用多备的，每年当你还在纠结春装的款式花色时，夏天就火急火燎地赶来了。这时候人人纷纷“丢盔卸甲”，都要感慨重庆是没有春天的。
唯一证明还在春天里的证据便是楼下那些绿树红花了。我家住在三楼，右边卧室的窗子望出去就是一棵白玉兰树，一入春，枝梢上繁繁地缀起许多青褐色的花苞，花苞外沿长着细密的绒毛，不过几天功夫，暖煦的阳光就把它们都撑开了。
有时陷入沉思，一抬眼，窗外那一树雪白的玉兰突然就融化了我。它们开得那样莹白，一丝不苟，仿佛从不知晓黑的颜色，就算在幽暗的夜里，它们也能和湛亮的月光平分秋色。
白玉兰，其花白如玉，花香如兰，故名玉兰。白玉兰的花朵极大，像一只纤腰斗碗，六七瓣颀长的花瓣慵懒地散聚着，枝条又极曼妙，平仄曲婉，用在中式插花上是很可观瞻的。
有白玉兰也有紫玉兰。紫玉兰别名辛夷，可食可药。曾见人挑了色润质艳的花瓣，裹了一层炸面浆，用热油炸出一层薄酥，又香又脆，是一种新奇的春食。
楼下立有一棵健壮的紫玉兰，枝条高耸直指云霄，紫玉兰遍身魅紫泛红，妩媚风情。外边的瓣子透着玫红，里边儿是晕开的粉白，形似红莲，不过没有那么张扬，到底是敛着眉眼，藏着一丝怯意。
玉兰的花期极短，大约一个礼拜就都凋落了，肥厚的花瓣一片片从母亲的怀中坠落，来不及告别。
临近玉兰树的一个木椅上，常常独坐着一位老婆婆。
她颤颤巍巍杵根旧拐杖，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最后又回到座椅上，眼神散淡。身后落了一地的玉兰花瓣，活像小舟，流风有时还卷起几只。她戴了一顶洗得发白的褶皱小布帽，头发枯白，她说她九十岁了，一说话，嘴边就咧开了一朵皱巴巴的笑。
我们每回碰面只是简单聊几句，她耳朵不灵了，想多说也不能。只知道她和三辈人住着，儿女都忙，在屋子里待闷了就想出来逛逛。说逛，其实也就在这楼下几十米的地儿，再远了她只是摆手。
春天虽然来了，玉兰花却来去那么忙迫，使人感到那样孤寂。
和紫玉兰相对的是几棵会结紫色李子的红叶李，小圆而尖的叶片绿中带着枫红，开米白的小花，挨挨挤挤，热闹非凡。那场景，好像是漫铺着一层纷纷乱乱的薄雪，到了黄昏，那“薄雪”竟朦胧起来，如烟如雾。
这李子花虽巧然可爱，结出的果子却不大可口，纵然如此，每年花落果熟，夏天一到，过路的人没有不垂涎它的。没有不谋筹着要吃它的。
那李子从豆大的青色转成深绿，至初夏，成了绛紫，大小如西梅，表皮覆着一层白霜，将熟未熟。满树硕果累累，结得密的将黑瘦的树枝近乎压成了一个半圆形，实在勾人舌胃。
“这李子结得这样好，肯定是很好吃的。”
“从来没见过长得这么喜人的李子。”
“它居然是紫色，我从来也没有吃过紫色的李子！”
过路的人一见到它总是会指点品评一番，手痒的随意摘下几颗来在嘴里嚼起来。嗳哟，酸！手却没有停下。每次等人摘完，李子树还会重重地哆嗦几下，笨重地弹回去。
一次楼下的喧闹引起了小区的轰动，一颗稍矮的李子树正在被人疯狂扫荡。几个中年男人轮番爬上了树，有妇人折断了一大枝，上面挂满了紫阴阴的李子，她脸上闪过得意的狠笑，有人正出主意要借梯子，还有人在树下不停地弯腰。
直到整个李子树瘫了，只剩下半个身子。李子树终于断了，成了断臂的维纳斯。保安赶来，天暗沉下来，人们心满意得地归家了。
幸而现在还是春天，只有春花，没有夏果。那棵断臂的李子树又迎来灿烂的“薄雪”，一半绽着小花一半索性连叶子也没抽出一片。它孱弱了许多，像是忘不了曾经的伤痛。
现在，小区物业一到各种果子成熟的时候都会在树干上贴上“已打药，不可食用”的标语，摘果子的人果然少了，有时候瞧着瞧着一颗也没有了，听说是被物业的人统一下树了。它们究竟到了哪里也不可知了
樱花树零星地分布在小区的各处，一簇簇悠然开着，映在瓦蓝的天空里，使天色顷刻变得娇媚，像是一朵朵粉云从哪个天边游曳过来的。
红山茶隐没在绿植深处，叶子沉酣，只有一朵一朵焰火般的山茶花在孤芳自赏。花蝴蝶飞来，和它聊一会儿，蜜蜂嗡嗡盘旋，与它叙叙旧。雨后，它的锯齿状叶片发出稠稠的光亮来，蛋黄花蕊晕开了颜色，那些“焰火”沉浸在一个典雅孤傲的梦里。
山茶花凋谢的时候，便是一整朵地落地，它们生也生得热烈，去也去得干脆。它们怕什么，下一个春天他们还会扶摇而起。
大部分时间，那些花草树木都静默地伫立在那里，没有一点起伏跌宕的故事。楼与楼之间有了这些斑斓的绿意香花，才变得活泛起来。
各色树木的绿层次分明，有焦焦的绿，黑绿，乃至青绿，墨绿，尤以春天特有的新绿最扑眼。玉兰花短暂的花期结束后长出嫩绿的新叶，开始漫长的四季。银杏叶抖落金黄，从一丝不挂到顶出微细的“小扇子”，仍是明艳的流动的新绿。
也有一半黑绿一半嫩绿的香樟树，灼灼的嫩叶率先接纳了春天的授意。风一摇，它比老叶跳得更加灵动。阳光炽烈的时候，这些崭新的绿色简直亮得刺眼了，不可阻挡了。它们是如此勾人心魂，是新生强劲的力量。
它们那么安宁无束，那么宠辱不惊。舒柔的春风抚过它们的发丝，小的圆的尖的长的叶片一一轻盈地回应，它们会唱歌给鸟雀们听么？它们也会在清夜里看月亮么？
关心花木的四季，也是关切人生的四季。看一棵树如何开花结果，和看一颗草如何抽穗结籽一样重要。怜花及人，远方的苦乐，时代的命运，都与我有关。
疫情的阻隔，无数人待在小区里。我的活动范围也变成了两点一线。好在，走在小区里，我还能呼吸到春天。我喜欢将自己安放在这些翻涌的绿色里，闭上眼，我的心神皆为之一振。
小区里的春天今年来得格外地早，却又格外地短。晨光熹微，那日头就如一团恶狠狠的火一般燃了起来，不过是阳春三月的天气，每天却逼近三十度。
春装是不用多备的，每年当你还在纠结春装的款式花色时，夏天就火急火燎地赶来了。这时候人人纷纷“丢盔卸甲”，都要感慨重庆是没有春天的。
唯一证明还在春天里的证据便是楼下那些绿树红花了。我家住在三楼，右边卧室的窗子望出去就是一棵白玉兰树，一入春，枝梢上繁繁地缀起许多青褐色的花苞，花苞外沿长着细密的绒毛，不过几天功夫，暖煦的阳光就把它们都撑开了。
有时陷入沉思，一抬眼，窗外那一树雪白的玉兰突然就融化了我。它们开得那样莹白，一丝不苟，仿佛从不知晓黑的颜色，就算在幽暗的夜里，它们也能和湛亮的月光平分秋色。
白玉兰，其花白如玉，花香如兰，故名玉兰。白玉兰的花朵极大，像一只纤腰斗碗，六七瓣颀长的花瓣慵懒地散聚着，枝条又极曼妙，平仄曲婉，用在中式插花上是很可观瞻的。
有白玉兰也有紫玉兰。紫玉兰别名辛夷，可食可药。曾见人挑了色润质艳的花瓣，裹了一层炸面浆，用热油炸出一层薄酥，又香又脆，是一种新奇的春食。
楼下立有一棵健壮的紫玉兰，枝条高耸直指云霄，紫玉兰遍身魅紫泛红，妩媚风情。外边的瓣子透着玫红，里边儿是晕开的粉白，形似红莲，不过没有那么张扬，到底是敛着眉眼，藏着一丝怯意。
玉兰的花期极短，大约一个礼拜就都凋落了，肥厚的花瓣一片片从母亲的怀中坠落，来不及告别。
临近玉兰树的一个木椅上，常常独坐着一位老婆婆。
她颤颤巍巍杵根旧拐杖，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最后又回到座椅上，眼神散淡。身后落了一地的玉兰花瓣，活像小舟，流风有时还卷起几只。她戴了一顶洗得发白的褶皱小布帽，头发枯白，她说她九十岁了，一说话，嘴边就咧开了一朵皱巴巴的笑。
我们每回碰面只是简单聊几句，她耳朵不灵了，想多说也不能。只知道她和三辈人住着，儿女都忙，在屋子里待闷了就想出来逛逛。说逛，其实也就在这楼下几十米的地儿，再远了她只是摆手。
春天虽然来了，玉兰花却来去那么忙迫，使人感到那样孤寂。
和紫玉兰相对的是几棵会结紫色李子的红叶李，小圆而尖的叶片绿中带着枫红，开米白的小花，挨挨挤挤，热闹非凡。那场景，好像是漫铺着一层纷纷乱乱的薄雪，到了黄昏，那“薄雪”竟朦胧起来，如烟如雾。
这李子花虽巧然可爱，结出的果子却不大可口，纵然如此，每年花落果熟，夏天一到，过路的人没有不垂涎它的。没有不谋筹着要吃它的。
那李子从豆大的青色转成深绿，至初夏，成了绛紫，大小如西梅，表皮覆着一层白霜，将熟未熟。满树硕果累累，结得密的将黑瘦的树枝近乎压成了一个半圆形，实在勾人舌胃。
“这李子结得这样好，肯定是很好吃的。”
“从来没见过长得这么喜人的李子。”
“它居然是紫色，我从来也没有吃过紫色的李子！”
过路的人一见到它总是会指点品评一番，手痒的随意摘下几颗来在嘴里嚼起来。嗳哟，酸！手却没有停下。每次等人摘完，李子树还会重重地哆嗦几下，笨重地弹回去。
一次楼下的喧闹引起了小区的轰动，一颗稍矮的李子树正在被人疯狂扫荡。几个中年男人轮番爬上了树，有妇人折断了一大枝，上面挂满了紫阴阴的李子，她脸上闪过得意的狠笑，有人正出主意要借梯子，还有人在树下不停地弯腰。
直到整个李子树瘫了，只剩下半个身子。李子树终于断了，成了断臂的维纳斯。保安赶来，天暗沉下来，人们心满意得地归家了。
幸而现在还是春天，只有春花，没有夏果。那棵断臂的李子树又迎来灿烂的“薄雪”，一半绽着小花一半索性连叶子也没抽出一片。它孱弱了许多，像是忘不了曾经的伤痛。
现在，小区物业一到各种果子成熟的时候都会在树干上贴上“已打药，不可食用”的标语，摘果子的人果然少了，有时候瞧着瞧着一颗也没有了，听说是被物业的人统一下树了。它们究竟到了哪里也不可知了
樱花树零星地分布在小区的各处，一簇簇悠然开着，映在瓦蓝的天空里，使天色顷刻变得娇媚，像是一朵朵粉云从哪个天边游曳过来的。
红山茶隐没在绿植深处，叶子沉酣，只有一朵一朵焰火般的山茶花在孤芳自赏。花蝴蝶飞来，和它聊一会儿，蜜蜂嗡嗡盘旋，与它叙叙旧。雨后，它的锯齿状叶片发出稠稠的光亮来，蛋黄花蕊晕开了颜色，那些“焰火”沉浸在一个典雅孤傲的梦里。
山茶花凋谢的时候，便是一整朵地落地，它们生也生得热烈，去也去得干脆。它们怕什么，下一个春天他们还会扶摇而起。
大部分时间，那些花草树木都静默地伫立在那里，没有一点起伏跌宕的故事。楼与楼之间有了这些斑斓的绿意香花，才变得活泛起来。
各色树木的绿层次分明，有焦焦的绿，黑绿，乃至青绿，墨绿，尤以春天特有的新绿最扑眼。玉兰花短暂的花期结束后长出嫩绿的新叶，开始漫长的四季。银杏叶抖落金黄，从一丝不挂到顶出微细的“小扇子”，仍是明艳的流动的新绿。
也有一半黑绿一半嫩绿的香樟树，灼灼的嫩叶率先接纳了春天的授意。风一摇，它比老叶跳得更加灵动。阳光炽烈的时候，这些崭新的绿色简直亮得刺眼了，不可阻挡了。它们是如此勾人心魂，是新生强劲的力量。
它们那么安宁无束，那么宠辱不惊。舒柔的春风抚过它们的发丝，小的圆的尖的长的叶片一一轻盈地回应，它们会唱歌给鸟雀们听么？它们也会在清夜里看月亮么？
关心花木的四季，也是关切人生的四季。看一棵树如何开花结果，和看一颗草如何抽穗结籽一样重要。怜花及人，远方的苦乐，时代的命运，都与我有关。
疫情的阻隔，无数人待在小区里。我的活动范围也变成了两点一线。好在，走在小区里，我还能呼吸到春天。我喜欢将自己安放在这些翻涌的绿色里，闭上眼，我的心神皆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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