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问千寻大运河|武清区田水铺村：萝卜大棚里，长出了一条致富路】https://t.cn/A6xFEDVu 12月下旬，沿着武香路一路向北，刚过廊良公路，就能看到道路两侧一排排的温室大棚，小货车变成临时销售点，稀疏的分散在东侧的路边，一个个立着的招牌上，打着“田水铺”、“萝卜”等关键词，过往的司机，不时会停下脚步，下车购买。
现在，正是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田水铺村青萝卜丰收的季节，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的大棚中，忙着采摘、销售、打包……38年间，这个靠近北运河东岸，只有200多户的小村庄，靠着种植萝卜，迅速崛起，从一个人均年收入只有2千元左右的贫困村，一跃成为了人均年收入6万元的富裕村。
2月19日，在天津武清大良镇田水铺村菠菜大棚内，农民戴着口罩菠菜幼苗间，有序的忙碌着。
从武香路转向田营路，穿过“田水铺村”的铁牌坊，一条敢闯敢拼的致富路，也在一个个萝卜大棚间徐徐铺开。
正在建设的大棚
贫困村找到了致富经
走进田水铺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纵横交错的柏油路，通入了挨家挨户，更一路绵延至田间地头。
田水铺村
冬日午后，村民们陆续骑着农用三轮车，拉着工具，穿过街巷，直奔自己的萝卜大棚，在很多村庄已经进入了农闲的时候，这里却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现在的田水铺村，因种植萝卜而远近闻名，但原来却是个贫困村。
“我们村原来主要是种植大田，收益不高。”回想起过去的日子，60岁的村民屈凤霞说，“刚种萝卜那会，一口人一年差不多有2000块钱的收入，那都觉得不少了，能有现在这样的生活，真是不敢想。”
田水铺村种植萝卜的历史，要从1983年说起。田水铺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张书义说，那一年，田水铺村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村民尝试着种植萝卜，收益确实比大田要好一些，于是陆续有人加入到种植萝卜的队伍中。
2003年，还是村民代表的张书义被选举为村长。那时候的他就在想，一定要为村民干点实事，“那会种萝卜没有大棚，都是露地萝卜，口味一般，收价4毛钱一斤，一亩地能有2000块钱的收入，我们村人均2亩地，村民们就很高兴很知足了。”
2006年，村民们选举张书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同一年，田水铺村的萝卜搞起了创新。
张书义提议建棚种萝卜，然后晚收延后上市，村民们开始心里打鼓，但事实证明，张书义的判断没有错，“萝卜收价一下从4毛变成了8毛，拿出去后，以2块5一斤的价格，全都卖了。”
拔地而起的萝卜大棚
2007年，村民们纷纷加入其中，延后上市的青萝卜，让村民们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也是2007年，国家农业部实施“一村一品”示范村工程，田水铺村被认定为“一村一品”青萝卜生产专业村，得到了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有了这些资金，我们开始大面积的扣大棚，还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帮助村民们选种，帮他们提升技术、寻找销路。”张书义说，那之后，田水铺村的萝卜一路飘红。
2009年，萝卜的收价涨到1.5元每斤，打包成箱后，售价能达到每斤7元钱。一直到2012年，田水铺村大棚的萝卜每斤收价达到了1.8元。
但田水铺村并没有满足，村两委班子积极四处奔走考察，希望将萝卜做出更大的文章来。
2015年，田水铺村与天津蔬菜研究所达成技术合作关系，成功引进了名为“七星”的新品种。
“这个萝卜口感甜脆，品质好，产量也高，一下就打动了我们。”张书义说，当年，在党员们的带头种植下，田水铺村七星萝卜种植面积，达到了780余亩，“村民们看着销量好，单价高，也都开始陆续种植，到现在，我们村有1700亩地种植萝卜。周边的村，也都开始陆陆续续的跟着种起了萝卜。”
2018年，武清召开“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品牌发布会，品牌效应再一次为田水铺村青萝卜的身价加码。
在田水铺村一条武香路之隔的南侧，整齐的排列着一排排，拥有着小型气象站、物联网监控、滴灌等设备的现代化智能大棚，这是“小兔拔拔”的标准化生产基地，占地1530亩。
小兔拔拔示范基地
现在，“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已经成功入驻超市近400家，其中包括盒马鲜生、京东7FRESH、物美超市，永旺超市等，线上线下的大型平台和连锁超市。
站在基地的大棚里，张书义告诉记者，“‘小兔拔拔’品牌发布会之后，田水铺村连同周边其他村庄的萝卜，收价平均涨了1块钱，村民们都高兴极了。”
如今，田水铺的萝卜，不仅在国内很多省市进行销售，还出口到了韩国、日本等国家。
生活富裕的有了底气
目前，田水铺村有246户村民，76%以上的村民家在城区买了楼房。
屈凤霞家不仅买了新房，2019年还在村里的老房子前，新建了一处房。屈凤霞说，现在经济条件好了，精神头也特别足，忙的时候，她也会不管白天黑天的，跟着去大棚帮帮忙，虽然有时候会辛苦一些，但感觉每天都过得特别幸福、快乐。
这个季节，田水铺村的大棚里，经常能够看到村民们忙碌的身影。
12月23日，从早晨9点多，进入大棚坐定，打开3台手机，开始直播，一直到晚上4点多，28岁的丁淑曼跟10几万粉丝说再见后，关闭了直播间，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
丁淑曼在直播销售萝卜
这一天，她的直播销量有200多箱，“其实现在还不算忙，最忙的时候，是快过年的那些日子，有时候要直播到半夜，一天能卖600多箱，还得雇人帮着装箱打包。”丁淑曼笑着说，大学毕业后，她跟着爱人一起回到了田水铺村，开始种植萝卜。
这是她做直播销售自家萝卜的第4年，萝卜每年可以从10月下旬，一直卖到春节之后。
记者在丁淑曼的萝卜大棚里停留的1个小时里，丁淑曼的手机不时的响起，不是微信顾客的新订单，就是打电话询问地址，打算亲自来大棚采摘的顾客。
2020年，丁淑曼家20多亩地的萝卜，纯利润达到了50万元左右，“我家还不是卖的最好的，比我们卖的还好的，有的是。”
从大城市回到农村种地，在丁淑曼看来并非难事。丁淑曼说，现在农村发展的都特别好，给年轻人的机会也多，回村发展比在城市打拼赚得更多，虽然有时很辛苦，但却让她的生活更有底气。
越来越好的乡村发展
从2003年村集体收入只有三四万元，到2020年村集体收入30万元，30%以上的村民年收入超过10万元，全村人平均年收入6万元。田水铺村的村民们，走向了富裕。
2014年，在帮扶组的支持下，村内硬化了胡同里巷及主干道路6500平方米，修建排污渠400余米，建设了1500平方米的多功能健身广场，还栽种了不同种类的观赏苗木。2020年，田水铺村又对村内的厕所、地下污水管网，进行了统一改造。
“下一步，我们要对乡村进行更大的提升改造，让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好。”张书义说，未来，田水铺村要筹划做一些与萝卜有关的深加工产品，然后建造民宿，让旅游业与农业、产业相结合，增加村集体和村民们的收入，“我们的目标是，把田水铺村打造成集农业、产业、旅游业于一体的，新农村的典范，努力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梦。”（津云新闻记者 鲍燕）
现在，正是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田水铺村青萝卜丰收的季节，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的大棚中，忙着采摘、销售、打包……38年间，这个靠近北运河东岸，只有200多户的小村庄，靠着种植萝卜，迅速崛起，从一个人均年收入只有2千元左右的贫困村，一跃成为了人均年收入6万元的富裕村。
2月19日，在天津武清大良镇田水铺村菠菜大棚内，农民戴着口罩菠菜幼苗间，有序的忙碌着。
从武香路转向田营路，穿过“田水铺村”的铁牌坊，一条敢闯敢拼的致富路，也在一个个萝卜大棚间徐徐铺开。
正在建设的大棚
贫困村找到了致富经
走进田水铺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纵横交错的柏油路，通入了挨家挨户，更一路绵延至田间地头。
田水铺村
冬日午后，村民们陆续骑着农用三轮车，拉着工具，穿过街巷，直奔自己的萝卜大棚，在很多村庄已经进入了农闲的时候，这里却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现在的田水铺村，因种植萝卜而远近闻名，但原来却是个贫困村。
“我们村原来主要是种植大田，收益不高。”回想起过去的日子，60岁的村民屈凤霞说，“刚种萝卜那会，一口人一年差不多有2000块钱的收入，那都觉得不少了，能有现在这样的生活，真是不敢想。”
田水铺村种植萝卜的历史，要从1983年说起。田水铺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张书义说，那一年，田水铺村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村民尝试着种植萝卜，收益确实比大田要好一些，于是陆续有人加入到种植萝卜的队伍中。
2003年，还是村民代表的张书义被选举为村长。那时候的他就在想，一定要为村民干点实事，“那会种萝卜没有大棚，都是露地萝卜，口味一般，收价4毛钱一斤，一亩地能有2000块钱的收入，我们村人均2亩地，村民们就很高兴很知足了。”
2006年，村民们选举张书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同一年，田水铺村的萝卜搞起了创新。
张书义提议建棚种萝卜，然后晚收延后上市，村民们开始心里打鼓，但事实证明，张书义的判断没有错，“萝卜收价一下从4毛变成了8毛，拿出去后，以2块5一斤的价格，全都卖了。”
拔地而起的萝卜大棚
2007年，村民们纷纷加入其中，延后上市的青萝卜，让村民们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也是2007年，国家农业部实施“一村一品”示范村工程，田水铺村被认定为“一村一品”青萝卜生产专业村，得到了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有了这些资金，我们开始大面积的扣大棚，还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帮助村民们选种，帮他们提升技术、寻找销路。”张书义说，那之后，田水铺村的萝卜一路飘红。
2009年，萝卜的收价涨到1.5元每斤，打包成箱后，售价能达到每斤7元钱。一直到2012年，田水铺村大棚的萝卜每斤收价达到了1.8元。
但田水铺村并没有满足，村两委班子积极四处奔走考察，希望将萝卜做出更大的文章来。
2015年，田水铺村与天津蔬菜研究所达成技术合作关系，成功引进了名为“七星”的新品种。
“这个萝卜口感甜脆，品质好，产量也高，一下就打动了我们。”张书义说，当年，在党员们的带头种植下，田水铺村七星萝卜种植面积，达到了780余亩，“村民们看着销量好，单价高，也都开始陆续种植，到现在，我们村有1700亩地种植萝卜。周边的村，也都开始陆陆续续的跟着种起了萝卜。”
2018年，武清召开“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品牌发布会，品牌效应再一次为田水铺村青萝卜的身价加码。
在田水铺村一条武香路之隔的南侧，整齐的排列着一排排，拥有着小型气象站、物联网监控、滴灌等设备的现代化智能大棚，这是“小兔拔拔”的标准化生产基地，占地1530亩。
小兔拔拔示范基地
现在，“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已经成功入驻超市近400家，其中包括盒马鲜生、京东7FRESH、物美超市，永旺超市等，线上线下的大型平台和连锁超市。
站在基地的大棚里，张书义告诉记者，“‘小兔拔拔’品牌发布会之后，田水铺村连同周边其他村庄的萝卜，收价平均涨了1块钱，村民们都高兴极了。”
如今，田水铺的萝卜，不仅在国内很多省市进行销售，还出口到了韩国、日本等国家。
生活富裕的有了底气
目前，田水铺村有246户村民，76%以上的村民家在城区买了楼房。
屈凤霞家不仅买了新房，2019年还在村里的老房子前，新建了一处房。屈凤霞说，现在经济条件好了，精神头也特别足，忙的时候，她也会不管白天黑天的，跟着去大棚帮帮忙，虽然有时候会辛苦一些，但感觉每天都过得特别幸福、快乐。
这个季节，田水铺村的大棚里，经常能够看到村民们忙碌的身影。
12月23日，从早晨9点多，进入大棚坐定，打开3台手机，开始直播，一直到晚上4点多，28岁的丁淑曼跟10几万粉丝说再见后，关闭了直播间，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
丁淑曼在直播销售萝卜
这一天，她的直播销量有200多箱，“其实现在还不算忙，最忙的时候，是快过年的那些日子，有时候要直播到半夜，一天能卖600多箱，还得雇人帮着装箱打包。”丁淑曼笑着说，大学毕业后，她跟着爱人一起回到了田水铺村，开始种植萝卜。
这是她做直播销售自家萝卜的第4年，萝卜每年可以从10月下旬，一直卖到春节之后。
记者在丁淑曼的萝卜大棚里停留的1个小时里，丁淑曼的手机不时的响起，不是微信顾客的新订单，就是打电话询问地址，打算亲自来大棚采摘的顾客。
2020年，丁淑曼家20多亩地的萝卜，纯利润达到了50万元左右，“我家还不是卖的最好的，比我们卖的还好的，有的是。”
从大城市回到农村种地，在丁淑曼看来并非难事。丁淑曼说，现在农村发展的都特别好，给年轻人的机会也多，回村发展比在城市打拼赚得更多，虽然有时很辛苦，但却让她的生活更有底气。
越来越好的乡村发展
从2003年村集体收入只有三四万元，到2020年村集体收入30万元，30%以上的村民年收入超过10万元，全村人平均年收入6万元。田水铺村的村民们，走向了富裕。
2014年，在帮扶组的支持下，村内硬化了胡同里巷及主干道路6500平方米，修建排污渠400余米，建设了1500平方米的多功能健身广场，还栽种了不同种类的观赏苗木。2020年，田水铺村又对村内的厕所、地下污水管网，进行了统一改造。
“下一步，我们要对乡村进行更大的提升改造，让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好。”张书义说，未来，田水铺村要筹划做一些与萝卜有关的深加工产品，然后建造民宿，让旅游业与农业、产业相结合，增加村集体和村民们的收入，“我们的目标是，把田水铺村打造成集农业、产业、旅游业于一体的，新农村的典范，努力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梦。”（津云新闻记者 鲍燕）
#反贪反腐反贪官!扫黑除恶打诈骗# 【#落马副市长连植发都让商人买单#】2020年7月10日，陕西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西安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强小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位从基层干起、履职从未出过西安市、拥有经济学博士学历的干部，在被免去副市长职务3个月后，以“落马”的消息重回公众视野，引起舆论哗然。
经查，强小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涉嫌受贿犯罪，违纪违法金额共计9116.82万元，其中涉嫌受贿犯罪所得为7465.82万元。
2021年1月8日，经陕西省纪委监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强小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圈子：机关算尽太聪明
从1982年10月参加工作到2017年2月出任西安市副市长，30多年里，强小安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安市长安区度过的。
彼时，长安区还是长安县。强小安先后辗转长安县财政局、审计局、外经贸委、计划委等单位。2001年，37岁的他被评为“陕西省十大杰出青年”。
2002年，长安县撤县设区，强小安出任长安区发展计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2005年1月，强小安被调到西安市。其后10多年，他先后担任西安市发改委（市西部开发办）副主任，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西安国际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2017年2月，强小安出任西安市副市长、市发改委（市西部开发办）主任。
强小安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凭借其经济学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基层任职经历，本应练就过硬本领，赢得群众认可。然而，他却信奉“有德有才不如有后台”的官场扭曲价值观，投机钻营，竭力攀附。
2010年，强小安与时任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国强相识后，通过一起打网球、探讨书法等途径与其拉近关系，并于2013年向陈国强赠送多幅名人书法作品，进而通过陈国强进入了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的小圈子。
2010年至2016年期间，强小安为得到赵正永的关注和重视，投其所好，经常陪同赵正永打网球，并索要和收藏赵正永亲笔签名的网球，借机讨好攀附赵正永，为自己营造声势，谋求职务晋升。
搞政治攀附与党的性质和宗旨背道而驰，与党员干部的身份格格不入，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不归路。强小安信奉庸俗“关系学”，把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用于结“人缘”、攀“高枝”，把党内关系利益化、庸俗化，企图攀附一个能带自己发达的“老大”或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保护伞”，可到头来终是黄粱一梦。
投案：忽喇喇似大厦倾
高颧骨、大脸盘儿、身材魁梧，1964年出生的强小安有着一副典型的关中人貌相。在落马前，他一直以“强晓安”的名字出现在公开报道中。
2020年2月19日，《西安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西安市驰援湖北213吨慰问物资抵达武汉。
负责带队运送这批慰问物资的，正是时任西安市副市长的强小安。
当时正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一趟武汉之行让强小安的内心受到很大触动。回到西安后，他选择主动投案。然而，强小安交代的都是已经暴露出来的个别问题。除此以外，他还事先与多名涉案人员串通，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转移藏匿赃款赃物，订立攻守同盟，掩盖其违法犯罪事实，甚至还让涉案人员出国躲避，企图瞒天过海、蒙混过关。
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强小安的内心就已经不踏实了。尤其是2018年8月，当备受关注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专项整治工作以雷霆之势开展时，曾多年在长安区任职的他便有所警觉，担心其违纪违法问题败露，特意指使儿子将收受王某的3000余万元赃款虚假退回。
在侥幸和自负心理的驱动下，2019年12月，强小安再次授意儿子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将其收受郑某的80万元赃款统一口径为股票分红。为逃避组织调查，强小安还将其出资购买的别墅过户至他人名下，由他人代持。
对违纪党员干部而言，坦白交代、认真悔改才是唯一正途。试图隐瞒、抱团攻守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欺欺人，终究逃脱不了党纪的严惩。强小安虽主动投案，但避重就轻，以退为进，仅交代组织已经掌握的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而将性质严重、数额较大的违法犯罪事实隐藏起来的做法，只不过是欲盖弥彰。
强小安自认为部署周密，以为只要自己拒不承认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蒙混过关，其实是其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作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种以身试法的行为，最终只能将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野心：你方唱罢我登场
2008年，西安国际港务区正式成立，强小安先后担任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党工委副书记。“西安有的，沿海不一定有，沿海有的，西安也已经有了！”2012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向记者骄傲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昂昂雄心的背后是勃勃野心。
强小安将港务区当成自己的“私人领地”，与商人王某、梁某等人沆瀣一气，建立“走路基金”，吃喝玩一体，搞小圈子，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不仅如此，他还将工程建设领域作为腐败的“主战场”，肆意插手和干预工程建设项目，从中收受巨额贿赂。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强小安帮助私营企业主王某及时拿到了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新城的项目工程款，并协调收购了王某开发的西北出版物物流基地图书大厦A栋办公楼。王某获取巨额利益后，将3000多万元送给强小安。
强小安在梁某的一个项目上予以关照、推进，梁某便以买房、装修、过年、过生日、出国考察、儿子结婚等各种名目，先后送给强小安900余万元。
更为滑稽可笑的是，就连强小安移植头发的费用也是由梁某支付的。
工程建设领域是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的易发、多发领域。强小安在港务区任职期间，正是工程项目最多、最集中的时期，他利用手里掌握的项目审批、工程建设、资金拨付等权力，在工程招标和确定承建方等方面，肆意插手和干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收受巨额财物。H（北京日报）
经查，强小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涉嫌受贿犯罪，违纪违法金额共计9116.82万元，其中涉嫌受贿犯罪所得为7465.82万元。
2021年1月8日，经陕西省纪委监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强小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圈子：机关算尽太聪明
从1982年10月参加工作到2017年2月出任西安市副市长，30多年里，强小安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安市长安区度过的。
彼时，长安区还是长安县。强小安先后辗转长安县财政局、审计局、外经贸委、计划委等单位。2001年，37岁的他被评为“陕西省十大杰出青年”。
2002年，长安县撤县设区，强小安出任长安区发展计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2005年1月，强小安被调到西安市。其后10多年，他先后担任西安市发改委（市西部开发办）副主任，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西安国际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2017年2月，强小安出任西安市副市长、市发改委（市西部开发办）主任。
强小安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凭借其经济学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基层任职经历，本应练就过硬本领，赢得群众认可。然而，他却信奉“有德有才不如有后台”的官场扭曲价值观，投机钻营，竭力攀附。
2010年，强小安与时任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国强相识后，通过一起打网球、探讨书法等途径与其拉近关系，并于2013年向陈国强赠送多幅名人书法作品，进而通过陈国强进入了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的小圈子。
2010年至2016年期间，强小安为得到赵正永的关注和重视，投其所好，经常陪同赵正永打网球，并索要和收藏赵正永亲笔签名的网球，借机讨好攀附赵正永，为自己营造声势，谋求职务晋升。
搞政治攀附与党的性质和宗旨背道而驰，与党员干部的身份格格不入，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不归路。强小安信奉庸俗“关系学”，把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用于结“人缘”、攀“高枝”，把党内关系利益化、庸俗化，企图攀附一个能带自己发达的“老大”或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保护伞”，可到头来终是黄粱一梦。
投案：忽喇喇似大厦倾
高颧骨、大脸盘儿、身材魁梧，1964年出生的强小安有着一副典型的关中人貌相。在落马前，他一直以“强晓安”的名字出现在公开报道中。
2020年2月19日，《西安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西安市驰援湖北213吨慰问物资抵达武汉。
负责带队运送这批慰问物资的，正是时任西安市副市长的强小安。
当时正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一趟武汉之行让强小安的内心受到很大触动。回到西安后，他选择主动投案。然而，强小安交代的都是已经暴露出来的个别问题。除此以外，他还事先与多名涉案人员串通，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转移藏匿赃款赃物，订立攻守同盟，掩盖其违法犯罪事实，甚至还让涉案人员出国躲避，企图瞒天过海、蒙混过关。
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强小安的内心就已经不踏实了。尤其是2018年8月，当备受关注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专项整治工作以雷霆之势开展时，曾多年在长安区任职的他便有所警觉，担心其违纪违法问题败露，特意指使儿子将收受王某的3000余万元赃款虚假退回。
在侥幸和自负心理的驱动下，2019年12月，强小安再次授意儿子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将其收受郑某的80万元赃款统一口径为股票分红。为逃避组织调查，强小安还将其出资购买的别墅过户至他人名下，由他人代持。
对违纪党员干部而言，坦白交代、认真悔改才是唯一正途。试图隐瞒、抱团攻守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欺欺人，终究逃脱不了党纪的严惩。强小安虽主动投案，但避重就轻，以退为进，仅交代组织已经掌握的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而将性质严重、数额较大的违法犯罪事实隐藏起来的做法，只不过是欲盖弥彰。
强小安自认为部署周密，以为只要自己拒不承认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蒙混过关，其实是其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作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种以身试法的行为，最终只能将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野心：你方唱罢我登场
2008年，西安国际港务区正式成立，强小安先后担任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党工委副书记。“西安有的，沿海不一定有，沿海有的，西安也已经有了！”2012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向记者骄傲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昂昂雄心的背后是勃勃野心。
强小安将港务区当成自己的“私人领地”，与商人王某、梁某等人沆瀣一气，建立“走路基金”，吃喝玩一体，搞小圈子，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不仅如此，他还将工程建设领域作为腐败的“主战场”，肆意插手和干预工程建设项目，从中收受巨额贿赂。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强小安帮助私营企业主王某及时拿到了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新城的项目工程款，并协调收购了王某开发的西北出版物物流基地图书大厦A栋办公楼。王某获取巨额利益后，将3000多万元送给强小安。
强小安在梁某的一个项目上予以关照、推进，梁某便以买房、装修、过年、过生日、出国考察、儿子结婚等各种名目，先后送给强小安900余万元。
更为滑稽可笑的是，就连强小安移植头发的费用也是由梁某支付的。
工程建设领域是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的易发、多发领域。强小安在港务区任职期间，正是工程项目最多、最集中的时期，他利用手里掌握的项目审批、工程建设、资金拨付等权力，在工程招标和确定承建方等方面，肆意插手和干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收受巨额财物。H（北京日报）
【#西安原副市长强小安案警示#：“攀附”自我毁灭，收受各种贿赂，连植发的费用也让别人出】2020年7月10日，陕西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西安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强小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位从基层干起、履职从未出过西安市、拥有经济学博士学历的干部，在被免去副市长职务3个月后，以“落马”的消息重回公众视野，引起舆论哗然。
经查，强小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涉嫌受贿犯罪，违纪违法金额共计9116.82万元，其中涉嫌受贿犯罪所得为7465.82万元。
2021年1月8日，经陕西省纪委监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强小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圈子：机关算尽太聪明]
从1982年10月参加工作到2017年2月出任西安市副市长，30多年里，强小安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安市长安区度过的。
彼时，长安区还是长安县。强小安先后辗转长安县财政局、审计局、外经贸委、计划委等单位。2001年，37岁的他被评为“陕西省十大杰出青年”。
2002年，长安县撤县设区，强小安出任长安区发展计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2005年1月，强小安被调到西安市。其后10多年，他先后担任西安市发改委（市西部开发办）副主任，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西安国际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2017年2月，强小安出任西安市副市长、市发改委（市西部开发办）主任。
强小安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凭借其经济学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基层任职经历，本应练就过硬本领，赢得群众认可。然而，他却信奉“有德有才不如有后台”的官场扭曲价值观，投机钻营，竭力攀附。
2010年，强小安与时任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国强相识后，通过一起打网球、探讨书法等途径与其拉近关系，并于2013年向陈国强赠送多幅名人书法作品，进而通过陈国强进入了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的小圈子。
2010年至2016年期间，强小安为得到赵正永的关注和重视，投其所好，经常陪同赵正永打网球，并索要和收藏赵正永亲笔签名的网球，借机讨好攀附赵正永，为自己营造声势，谋求职务晋升。
搞政治攀附与党的性质和宗旨背道而驰，与党员干部的身份格格不入，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不归路。强小安信奉庸俗“关系学”，把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用于结“人缘”、攀“高枝”，把党内关系利益化、庸俗化，企图攀附一个能带自己发达的“老大”或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保护伞”，可到头来终是黄粱一梦。
[投案：忽喇喇似大厦倾]
高颧骨、大脸盘儿、身材魁梧，1964年出生的强小安有着一副典型的关中人貌相。在落马前，他一直以“强晓安”的名字出现在公开报道中。
2020年2月19日，《西安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西安市驰援湖北213吨慰问物资抵达武汉。
负责带队运送这批慰问物资的，正是时任西安市副市长的强小安。
当时正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一趟武汉之行让强小安的内心受到很大触动。回到西安后，他选择主动投案。然而，强小安交代的都是已经暴露出来的个别问题。除此以外，他还事先与多名涉案人员串通，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转移藏匿赃款赃物，订立攻守同盟，掩盖其违法犯罪事实，甚至还让涉案人员出国躲避，企图瞒天过海、蒙混过关。
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强小安的内心就已经不踏实了。尤其是2018年8月，当备受关注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专项整治工作以雷霆之势开展时，曾多年在长安区任职的他便有所警觉，担心其违纪违法问题败露，特意指使儿子将收受王某的3000余万元赃款虚假退回。
在侥幸和自负心理的驱动下，2019年12月，强小安再次授意儿子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将其收受郑某的80万元赃款统一口径为股票分红。为逃避组织调查，强小安还将其出资购买的别墅过户至他人名下，由他人代持。
对违纪党员干部而言，坦白交代、认真悔改才是唯一正途。试图隐瞒、抱团攻守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欺欺人，终究逃脱不了党纪的严惩。强小安虽主动投案，但避重就轻，以退为进，仅交代组织已经掌握的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而将性质严重、数额较大的违法犯罪事实隐藏起来的做法，只不过是欲盖弥彰。
强小安自认为部署周密，以为只要自己拒不承认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蒙混过关，其实是其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作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种以身试法的行为，最终只能将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野心：你方唱罢我登场]
2008年，西安国际港务区正式成立，强小安先后担任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党工委副书记。“西安有的，沿海不一定有，沿海有的，西安也已经有了！”2012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向记者骄傲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昂昂雄心的背后是勃勃野心。
强小安将港务区当成自己的“私人领地”，与商人王某、梁某等人沆瀣一气，建立“走路基金”，吃喝玩一体，搞小圈子，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不仅如此，他还将工程建设领域作为腐败的“主战场”，肆意插手和干预工程建设项目，从中收受巨额贿赂。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强小安帮助私营企业主王某及时拿到了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新城的项目工程款，并协调收购了王某开发的西北出版物物流基地图书大厦A栋办公楼。王某获取巨额利益后，将3000多万元送给强小安。
强小安在梁某的一个项目上予以关照、推进，梁某便以买房、装修、过年、过生日、出国考察、儿子结婚等各种名目，先后送给强小安900余万元。
更为滑稽可笑的是，就连强小安移植头发的费用也是由梁某支付的。
工程建设领域是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的易发、多发领域。强小安在港务区任职期间，正是工程项目最多、最集中的时期，他利用手里掌握的项目审批、工程建设、资金拨付等权力，在工程招标和确定承建方等方面，肆意插手和干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收受巨额财物。(陕西纪检监察)
经查，强小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涉嫌受贿犯罪，违纪违法金额共计9116.82万元，其中涉嫌受贿犯罪所得为7465.82万元。
2021年1月8日，经陕西省纪委监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强小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圈子：机关算尽太聪明]
从1982年10月参加工作到2017年2月出任西安市副市长，30多年里，强小安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安市长安区度过的。
彼时，长安区还是长安县。强小安先后辗转长安县财政局、审计局、外经贸委、计划委等单位。2001年，37岁的他被评为“陕西省十大杰出青年”。
2002年，长安县撤县设区，强小安出任长安区发展计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2005年1月，强小安被调到西安市。其后10多年，他先后担任西安市发改委（市西部开发办）副主任，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西安国际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2017年2月，强小安出任西安市副市长、市发改委（市西部开发办）主任。
强小安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凭借其经济学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基层任职经历，本应练就过硬本领，赢得群众认可。然而，他却信奉“有德有才不如有后台”的官场扭曲价值观，投机钻营，竭力攀附。
2010年，强小安与时任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国强相识后，通过一起打网球、探讨书法等途径与其拉近关系，并于2013年向陈国强赠送多幅名人书法作品，进而通过陈国强进入了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的小圈子。
2010年至2016年期间，强小安为得到赵正永的关注和重视，投其所好，经常陪同赵正永打网球，并索要和收藏赵正永亲笔签名的网球，借机讨好攀附赵正永，为自己营造声势，谋求职务晋升。
搞政治攀附与党的性质和宗旨背道而驰，与党员干部的身份格格不入，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不归路。强小安信奉庸俗“关系学”，把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用于结“人缘”、攀“高枝”，把党内关系利益化、庸俗化，企图攀附一个能带自己发达的“老大”或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保护伞”，可到头来终是黄粱一梦。
[投案：忽喇喇似大厦倾]
高颧骨、大脸盘儿、身材魁梧，1964年出生的强小安有着一副典型的关中人貌相。在落马前，他一直以“强晓安”的名字出现在公开报道中。
2020年2月19日，《西安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西安市驰援湖北213吨慰问物资抵达武汉。
负责带队运送这批慰问物资的，正是时任西安市副市长的强小安。
当时正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一趟武汉之行让强小安的内心受到很大触动。回到西安后，他选择主动投案。然而，强小安交代的都是已经暴露出来的个别问题。除此以外，他还事先与多名涉案人员串通，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转移藏匿赃款赃物，订立攻守同盟，掩盖其违法犯罪事实，甚至还让涉案人员出国躲避，企图瞒天过海、蒙混过关。
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强小安的内心就已经不踏实了。尤其是2018年8月，当备受关注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专项整治工作以雷霆之势开展时，曾多年在长安区任职的他便有所警觉，担心其违纪违法问题败露，特意指使儿子将收受王某的3000余万元赃款虚假退回。
在侥幸和自负心理的驱动下，2019年12月，强小安再次授意儿子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将其收受郑某的80万元赃款统一口径为股票分红。为逃避组织调查，强小安还将其出资购买的别墅过户至他人名下，由他人代持。
对违纪党员干部而言，坦白交代、认真悔改才是唯一正途。试图隐瞒、抱团攻守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欺欺人，终究逃脱不了党纪的严惩。强小安虽主动投案，但避重就轻，以退为进，仅交代组织已经掌握的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而将性质严重、数额较大的违法犯罪事实隐藏起来的做法，只不过是欲盖弥彰。
强小安自认为部署周密，以为只要自己拒不承认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蒙混过关，其实是其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作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种以身试法的行为，最终只能将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野心：你方唱罢我登场]
2008年，西安国际港务区正式成立，强小安先后担任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党工委副书记。“西安有的，沿海不一定有，沿海有的，西安也已经有了！”2012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向记者骄傲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昂昂雄心的背后是勃勃野心。
强小安将港务区当成自己的“私人领地”，与商人王某、梁某等人沆瀣一气，建立“走路基金”，吃喝玩一体，搞小圈子，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不仅如此，他还将工程建设领域作为腐败的“主战场”，肆意插手和干预工程建设项目，从中收受巨额贿赂。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强小安帮助私营企业主王某及时拿到了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新城的项目工程款，并协调收购了王某开发的西北出版物物流基地图书大厦A栋办公楼。王某获取巨额利益后，将3000多万元送给强小安。
强小安在梁某的一个项目上予以关照、推进，梁某便以买房、装修、过年、过生日、出国考察、儿子结婚等各种名目，先后送给强小安900余万元。
更为滑稽可笑的是，就连强小安移植头发的费用也是由梁某支付的。
工程建设领域是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的易发、多发领域。强小安在港务区任职期间，正是工程项目最多、最集中的时期，他利用手里掌握的项目审批、工程建设、资金拨付等权力，在工程招标和确定承建方等方面，肆意插手和干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收受巨额财物。(陕西纪检监察)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