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科普#【抗日战争双方军事实力悬殊，日本何以最终战败？连犯四大战略错误】截至1938年底，日军现役师团也才扩充到34个，其中关内战场部署了24个，占比已达70%强，因此在华中方面军和华北方面军纷纷因为兵力不足而请援时，东京大本营却无兵可派。
然而在1945年上半年，其师团总数却扩充到160多个，仅仅猬集在本土的军队就有59个师团240万之众，这些军队几乎没有投入作战就向美军缴械投降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还没有看出问题来么：日本人早干嘛去了？
李宗仁回忆抗日战争时，曾经心有余悸地写道：如果日本及早进行全国动员，首批派遣30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恐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进而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
但是日本人没有这么干，未在第一时间倾举国兵力来犯，只是在华北和华东用部分兵力与中国军队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除第11军外几无其他深入性作战，而这种“逐次增兵”的添油战术正是兵家大忌。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逐次增兵逐渐扩大作战地域呢？这就是陆相杉山元的理论，只要在华北重创中国军队主力，并且占领若干大城市，那么肯定“中国三个月就会投降”。
所以这就是日本人的第一个毛病，即在战略上的预判错误。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日军参谋本部也认为，只要在华北方向占领平津、石家庄一线，则南京政府就会求和，然后日本人就可以攫取华北的利益成立第二个“伪满洲国”。然而国民政府非但没有求和，在华北继续抵抗的同时，还在淞沪地区主动攻击日本海军陆战队，这下子日本人的思路就零乱了。
然后怎么办？只能就是再增兵上海，在华东地区开始大打，而在此之前，东京大本营并没有用兵华东的计划，淞沪会战期间，日本陆军从两个师团逐渐增加到七个师团，再从一个“上海派遣军”扩充到下辖两个军的“华中派遣军”，兵力达到了九个师团另二个旅团、海军第3和第4舰队主力及大部分空军力量。再然后是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还是未降，日本人就有点懵圈了。
华东战事也暴露了日本人第二个毛病，即李宗仁所说的“添油战术”，这是战术层面的错误，其实也蕴含着战略眼光的不足，那就是对于侵华战争，日本方面从一开始就缺乏整体的战略部署，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法。基本上是中国军队在哪里跟日军发生冲突，就增兵哪里进行“惩膺”，至于在这些地区打赢了以后下一步怎么办，除了坐等重庆政府求和或者投降外，日本没有深度的筹谋。
武汉会战是一个分割线，日本人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国民政府撤到了华中的武汉，那么攻取这座大城市后一定会取得希望的结果，于是调动近30万人马又西进武汉，等到武汉沦陷后东京大本营惊讶地发现，国民政府撤入川渝，却仍然没有乞降的打算。于是日本人迷茫了，因为之前没有这种情况下的预案，下面怎么办，东京的军部和内阁吵成一团。
于是日本人犯下了第三个战略错误，他们把战略方针从最初的“速战速决”改成了“以战养战”，冈村宁次等前线将领要求增兵，一举攻入陕西和四川，可是东京不干，内阁说财政快破产了，军部说不好再进行大规模动员，所以要求前线日军仅以巩固占领区为任务，不再发起大规模攻势。所以在1939年前后，侵华日军有一个明显的作战停顿期，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深刻地指出：敌初期对华策略，以为短时间内即可将我主力击溃，使我停止抵抗。敌占武汉后，见我军主力仍在，且转入西北和西南险要地区，遂停止西进不再深入。而于政治上，扶持伪组织，在军事上掠夺物资以战养战，并以海军封锁我出海口和国际路线，以空军轰炸我政治经济中心，企图动摇我士气民气，使我抗战不能持久。
而结论却是：“结果适得其反，我军民愈战愈奋，愈挫愈坚，出敌预料”（白崇禧原文），换句话说，日本人在战略上的摇摆和不定，使其军事上的优势和战术上的优秀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先是速战速决方案的破产，然后是以战养战的希望破灭。因为日本是个缺乏资源的岛国，它根本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跟拥有4亿多人口和广袤国土的中国相持下去，无异自讨苦吃。
至于日本人的第四个毛病，其实是前一个错误衍生出来的，它的军需物资基本是从美国和东南亚进口的，由于其未能“速战速决”搞定中国，也就没可能出现美英所希望的“北犯苏俄”之局面，于是西方越来越不耐烦，态度从绥靖趋于强硬，经济制裁逐步升级。同时，日本人若想切断国民政府获得外援的通道，又必须逼迫西方关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等交通线，双方矛盾升级。
在这样的局面下，日本人再次修改了“以苏俄为最终大敌”的国策，开始从北上转而变成“南进”，因为它必须要获得维持战争的物资，必须封闭重庆政府的国际通道。所以在1941年上半年，终于武装进入越南，从而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强烈不满，禁运石油、禁运钢铁、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然而日本付出了几十万死鬼和数百亿军费才吃到嘴里的肉，怎么可能吐出来？
美日谈判破裂，日本人叫嚣“不惜一战”，仅1941年底到1942年初就动员了50万人，新组了九个师团和一堆混成旅团，准备跟美国人死磕，这回军部也不嚷嚷缺兵了，裕仁也同意第二次大规模动员了，早干嘛去了？其实这也是岛国民族的心理和生理弱点，无论是侵华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初期，总是有“小贼入室”的状态，而缺乏整体的战略考量。
既然跟美国也开打了，日本人战败的结果已经无解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1945年上半年，其师团总数却扩充到160多个，仅仅猬集在本土的军队就有59个师团240万之众，这些军队几乎没有投入作战就向美军缴械投降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还没有看出问题来么：日本人早干嘛去了？
李宗仁回忆抗日战争时，曾经心有余悸地写道：如果日本及早进行全国动员，首批派遣30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恐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进而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
但是日本人没有这么干，未在第一时间倾举国兵力来犯，只是在华北和华东用部分兵力与中国军队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除第11军外几无其他深入性作战，而这种“逐次增兵”的添油战术正是兵家大忌。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逐次增兵逐渐扩大作战地域呢？这就是陆相杉山元的理论，只要在华北重创中国军队主力，并且占领若干大城市，那么肯定“中国三个月就会投降”。
所以这就是日本人的第一个毛病，即在战略上的预判错误。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日军参谋本部也认为，只要在华北方向占领平津、石家庄一线，则南京政府就会求和，然后日本人就可以攫取华北的利益成立第二个“伪满洲国”。然而国民政府非但没有求和，在华北继续抵抗的同时，还在淞沪地区主动攻击日本海军陆战队，这下子日本人的思路就零乱了。
然后怎么办？只能就是再增兵上海，在华东地区开始大打，而在此之前，东京大本营并没有用兵华东的计划，淞沪会战期间，日本陆军从两个师团逐渐增加到七个师团，再从一个“上海派遣军”扩充到下辖两个军的“华中派遣军”，兵力达到了九个师团另二个旅团、海军第3和第4舰队主力及大部分空军力量。再然后是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还是未降，日本人就有点懵圈了。
华东战事也暴露了日本人第二个毛病，即李宗仁所说的“添油战术”，这是战术层面的错误，其实也蕴含着战略眼光的不足，那就是对于侵华战争，日本方面从一开始就缺乏整体的战略部署，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法。基本上是中国军队在哪里跟日军发生冲突，就增兵哪里进行“惩膺”，至于在这些地区打赢了以后下一步怎么办，除了坐等重庆政府求和或者投降外，日本没有深度的筹谋。
武汉会战是一个分割线，日本人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国民政府撤到了华中的武汉，那么攻取这座大城市后一定会取得希望的结果，于是调动近30万人马又西进武汉，等到武汉沦陷后东京大本营惊讶地发现，国民政府撤入川渝，却仍然没有乞降的打算。于是日本人迷茫了，因为之前没有这种情况下的预案，下面怎么办，东京的军部和内阁吵成一团。
于是日本人犯下了第三个战略错误，他们把战略方针从最初的“速战速决”改成了“以战养战”，冈村宁次等前线将领要求增兵，一举攻入陕西和四川，可是东京不干，内阁说财政快破产了，军部说不好再进行大规模动员，所以要求前线日军仅以巩固占领区为任务，不再发起大规模攻势。所以在1939年前后，侵华日军有一个明显的作战停顿期，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深刻地指出：敌初期对华策略，以为短时间内即可将我主力击溃，使我停止抵抗。敌占武汉后，见我军主力仍在，且转入西北和西南险要地区，遂停止西进不再深入。而于政治上，扶持伪组织，在军事上掠夺物资以战养战，并以海军封锁我出海口和国际路线，以空军轰炸我政治经济中心，企图动摇我士气民气，使我抗战不能持久。
而结论却是：“结果适得其反，我军民愈战愈奋，愈挫愈坚，出敌预料”（白崇禧原文），换句话说，日本人在战略上的摇摆和不定，使其军事上的优势和战术上的优秀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先是速战速决方案的破产，然后是以战养战的希望破灭。因为日本是个缺乏资源的岛国，它根本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跟拥有4亿多人口和广袤国土的中国相持下去，无异自讨苦吃。
至于日本人的第四个毛病，其实是前一个错误衍生出来的，它的军需物资基本是从美国和东南亚进口的，由于其未能“速战速决”搞定中国，也就没可能出现美英所希望的“北犯苏俄”之局面，于是西方越来越不耐烦，态度从绥靖趋于强硬，经济制裁逐步升级。同时，日本人若想切断国民政府获得外援的通道，又必须逼迫西方关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等交通线，双方矛盾升级。
在这样的局面下，日本人再次修改了“以苏俄为最终大敌”的国策，开始从北上转而变成“南进”，因为它必须要获得维持战争的物资，必须封闭重庆政府的国际通道。所以在1941年上半年，终于武装进入越南，从而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强烈不满，禁运石油、禁运钢铁、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然而日本付出了几十万死鬼和数百亿军费才吃到嘴里的肉，怎么可能吐出来？
美日谈判破裂，日本人叫嚣“不惜一战”，仅1941年底到1942年初就动员了50万人，新组了九个师团和一堆混成旅团，准备跟美国人死磕，这回军部也不嚷嚷缺兵了，裕仁也同意第二次大规模动员了，早干嘛去了？其实这也是岛国民族的心理和生理弱点，无论是侵华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初期，总是有“小贼入室”的状态，而缺乏整体的战略考量。
既然跟美国也开打了，日本人战败的结果已经无解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每日科普#【抗日战争双方军事实力悬殊，日本何以最终战败？连犯四大战略错误】截至1938年底，日军现役师团也才扩充到34个，其中关内战场部署了24个，占比已达70%强，因此在华中方面军和华北方面军纷纷因为兵力不足而请援时，东京大本营却无兵可派。
然而在1945年上半年，其师团总数却扩充到160多个，仅仅猬集在本土的军队就有59个师团240万之众，这些军队几乎没有投入作战就向美军缴械投降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还没有看出问题来么：日本人早干嘛去了？
李宗仁回忆抗日战争时，曾经心有余悸地写道：如果日本及早进行全国动员，首批派遣30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恐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进而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
但是日本人没有这么干，未在第一时间倾举国兵力来犯，只是在华北和华东用部分兵力与中国军队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除第11军外几无其他深入性作战，而这种“逐次增兵”的添油战术正是兵家大忌。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逐次增兵逐渐扩大作战地域呢？这就是陆相杉山元的理论，只要在华北重创中国军队主力，并且占领若干大城市，那么肯定“中国三个月就会投降”。
所以这就是日本人的第一个毛病，即在战略上的预判错误。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日军参谋本部也认为，只要在华北方向占领平津、石家庄一线，则南京政府就会求和，然后日本人就可以攫取华北的利益成立第二个“伪满洲国”。然而国民政府非但没有求和，在华北继续抵抗的同时，还在淞沪地区主动攻击日本海军陆战队，这下子日本人的思路就零乱了。
然后怎么办？只能就是再增兵上海，在华东地区开始大打，而在此之前，东京大本营并没有用兵华东的计划，淞沪会战期间，日本陆军从两个师团逐渐增加到七个师团，再从一个“上海派遣军”扩充到下辖两个军的“华中派遣军”，兵力达到了九个师团另二个旅团、海军第3和第4舰队主力及大部分空军力量。再然后是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还是未降，日本人就有点懵圈了。
华东战事也暴露了日本人第二个毛病，即李宗仁所说的“添油战术”，这是战术层面的错误，其实也蕴含着战略眼光的不足，那就是对于侵华战争，日本方面从一开始就缺乏整体的战略部署，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法。基本上是中国军队在哪里跟日军发生冲突，就增兵哪里进行“惩膺”，至于在这些地区打赢了以后下一步怎么办，除了坐等重庆政府求和或者投降外，日本没有深度的筹谋。
武汉会战是一个分割线，日本人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国民政府撤到了华中的武汉，那么攻取这座大城市后一定会取得希望的结果，于是调动近30万人马又西进武汉，等到武汉沦陷后东京大本营惊讶地发现，国民政府撤入川渝，却仍然没有乞降的打算。于是日本人迷茫了，因为之前没有这种情况下的预案，下面怎么办，东京的军部和内阁吵成一团。
于是日本人犯下了第三个战略错误，他们把战略方针从最初的“速战速决”改成了“以战养战”，冈村宁次等前线将领要求增兵，一举攻入陕西和四川，可是东京不干，内阁说财政快破产了，军部说不好再进行大规模动员，所以要求前线日军仅以巩固占领区为任务，不再发起大规模攻势。所以在1939年前后，侵华日军有一个明显的作战停顿期，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深刻地指出：敌初期对华策略，以为短时间内即可将我主力击溃，使我停止抵抗。敌占武汉后，见我军主力仍在，且转入西北和西南险要地区，遂停止西进不再深入。而于政治上，扶持伪组织，在军事上掠夺物资以战养战，并以海军封锁我出海口和国际路线，以空军轰炸我政治经济中心，企图动摇我士气民气，使我抗战不能持久。
而结论却是：“结果适得其反，我军民愈战愈奋，愈挫愈坚，出敌预料”（白崇禧原文），换句话说，日本人在战略上的摇摆和不定，使其军事上的优势和战术上的优秀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先是速战速决方案的破产，然后是以战养战的希望破灭。因为日本是个缺乏资源的岛国，它根本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跟拥有4亿多人口和广袤国土的中国相持下去，无异自讨苦吃。
至于日本人的第四个毛病，其实是前一个错误衍生出来的，它的军需物资基本是从美国和东南亚进口的，由于其未能“速战速决”搞定中国，也就没可能出现美英所希望的“北犯苏俄”之局面，于是西方越来越不耐烦，态度从绥靖趋于强硬，经济制裁逐步升级。同时，日本人若想切断国民政府获得外援的通道，又必须逼迫西方关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等交通线，双方矛盾升级。
在这样的局面下，日本人再次修改了“以苏俄为最终大敌”的国策，开始从北上转而变成“南进”，因为它必须要获得维持战争的物资，必须封闭重庆政府的国际通道。所以在1941年上半年，终于武装进入越南，从而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强烈不满，禁运石油、禁运钢铁、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然而日本付出了几十万死鬼和数百亿军费才吃到嘴里的肉，怎么可能吐出来？
美日谈判破裂，日本人叫嚣“不惜一战”，仅1941年底到1942年初就动员了50万人，新组了九个师团和一堆混成旅团，准备跟美国人死磕，这回军部也不嚷嚷缺兵了，裕仁也同意第二次大规模动员了，早干嘛去了？其实这也是岛国民族的心理和生理弱点，无论是侵华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初期，总是有“小贼入室”的状态，而缺乏整体的战略考量。
既然跟美国也开打了，日本人战败的结果已经无解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1945年上半年，其师团总数却扩充到160多个，仅仅猬集在本土的军队就有59个师团240万之众，这些军队几乎没有投入作战就向美军缴械投降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还没有看出问题来么：日本人早干嘛去了？
李宗仁回忆抗日战争时，曾经心有余悸地写道：如果日本及早进行全国动员，首批派遣30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恐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进而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
但是日本人没有这么干，未在第一时间倾举国兵力来犯，只是在华北和华东用部分兵力与中国军队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除第11军外几无其他深入性作战，而这种“逐次增兵”的添油战术正是兵家大忌。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逐次增兵逐渐扩大作战地域呢？这就是陆相杉山元的理论，只要在华北重创中国军队主力，并且占领若干大城市，那么肯定“中国三个月就会投降”。
所以这就是日本人的第一个毛病，即在战略上的预判错误。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日军参谋本部也认为，只要在华北方向占领平津、石家庄一线，则南京政府就会求和，然后日本人就可以攫取华北的利益成立第二个“伪满洲国”。然而国民政府非但没有求和，在华北继续抵抗的同时，还在淞沪地区主动攻击日本海军陆战队，这下子日本人的思路就零乱了。
然后怎么办？只能就是再增兵上海，在华东地区开始大打，而在此之前，东京大本营并没有用兵华东的计划，淞沪会战期间，日本陆军从两个师团逐渐增加到七个师团，再从一个“上海派遣军”扩充到下辖两个军的“华中派遣军”，兵力达到了九个师团另二个旅团、海军第3和第4舰队主力及大部分空军力量。再然后是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还是未降，日本人就有点懵圈了。
华东战事也暴露了日本人第二个毛病，即李宗仁所说的“添油战术”，这是战术层面的错误，其实也蕴含着战略眼光的不足，那就是对于侵华战争，日本方面从一开始就缺乏整体的战略部署，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法。基本上是中国军队在哪里跟日军发生冲突，就增兵哪里进行“惩膺”，至于在这些地区打赢了以后下一步怎么办，除了坐等重庆政府求和或者投降外，日本没有深度的筹谋。
武汉会战是一个分割线，日本人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国民政府撤到了华中的武汉，那么攻取这座大城市后一定会取得希望的结果，于是调动近30万人马又西进武汉，等到武汉沦陷后东京大本营惊讶地发现，国民政府撤入川渝，却仍然没有乞降的打算。于是日本人迷茫了，因为之前没有这种情况下的预案，下面怎么办，东京的军部和内阁吵成一团。
于是日本人犯下了第三个战略错误，他们把战略方针从最初的“速战速决”改成了“以战养战”，冈村宁次等前线将领要求增兵，一举攻入陕西和四川，可是东京不干，内阁说财政快破产了，军部说不好再进行大规模动员，所以要求前线日军仅以巩固占领区为任务，不再发起大规模攻势。所以在1939年前后，侵华日军有一个明显的作战停顿期，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深刻地指出：敌初期对华策略，以为短时间内即可将我主力击溃，使我停止抵抗。敌占武汉后，见我军主力仍在，且转入西北和西南险要地区，遂停止西进不再深入。而于政治上，扶持伪组织，在军事上掠夺物资以战养战，并以海军封锁我出海口和国际路线，以空军轰炸我政治经济中心，企图动摇我士气民气，使我抗战不能持久。
而结论却是：“结果适得其反，我军民愈战愈奋，愈挫愈坚，出敌预料”（白崇禧原文），换句话说，日本人在战略上的摇摆和不定，使其军事上的优势和战术上的优秀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先是速战速决方案的破产，然后是以战养战的希望破灭。因为日本是个缺乏资源的岛国，它根本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跟拥有4亿多人口和广袤国土的中国相持下去，无异自讨苦吃。
至于日本人的第四个毛病，其实是前一个错误衍生出来的，它的军需物资基本是从美国和东南亚进口的，由于其未能“速战速决”搞定中国，也就没可能出现美英所希望的“北犯苏俄”之局面，于是西方越来越不耐烦，态度从绥靖趋于强硬，经济制裁逐步升级。同时，日本人若想切断国民政府获得外援的通道，又必须逼迫西方关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等交通线，双方矛盾升级。
在这样的局面下，日本人再次修改了“以苏俄为最终大敌”的国策，开始从北上转而变成“南进”，因为它必须要获得维持战争的物资，必须封闭重庆政府的国际通道。所以在1941年上半年，终于武装进入越南，从而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强烈不满，禁运石油、禁运钢铁、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然而日本付出了几十万死鬼和数百亿军费才吃到嘴里的肉，怎么可能吐出来？
美日谈判破裂，日本人叫嚣“不惜一战”，仅1941年底到1942年初就动员了50万人，新组了九个师团和一堆混成旅团，准备跟美国人死磕，这回军部也不嚷嚷缺兵了，裕仁也同意第二次大规模动员了，早干嘛去了？其实这也是岛国民族的心理和生理弱点，无论是侵华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初期，总是有“小贼入室”的状态，而缺乏整体的战略考量。
既然跟美国也开打了，日本人战败的结果已经无解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兵革之用，德化之衰也。自古圣人亦甚盛德，即不过化存神，亦能久道成孚，使彼此相安于无事。岂有四夷不可讲信修睦作邻国邪？何至高城深池以为卫，坚甲利兵以崇诛，侈万乘之师，靡数百万之财以困民，涂百万生灵之肝脑以角力，圣人之智术而止于是邪？将至愚极拙者谋之，其计岂出此下哉？若曰无可奈何不得不尔，无为贵圣人矣。将干羽曲格、因垒崇降，尽虚语矣乎？夫无德化可恃，无恩信可结，而曰去兵，则外夷交侵，内寇啸聚，何以应敌？不知所以使之不侵不聚者，亦有道否也？古称“四夷来王”，八蛮通道，越裳重译，日月霜露之所照堕者莫不尊亲，断非虚语。苟于此而岁岁求之，日日讲之，必有良法，何至因天下之半而为此无可奈何之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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